说唱背古诗
说唱背古诗, 共 146 首。
念楼学短 - 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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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文学
张岱文十篇
越中山水．曹山吼山为人所造．天不得而主也．怪山为地所徙．天不得而圉也．黄琢蛾眉为人所匿．天不得而发也．张子志在补天．为作越山五佚．则造仍天造．徙仍天徙．匿仍天匿也．故张子之功．不在女娲氏下．——张岱《琅嬛文集》卷二。
幸生胜地．鞋靸间饶有山川．喜作闲人．酒席间只谈风月．野航恰受．不逾两三．便榼随行．各携一二．僧上凫下．觞止茗生．谈笑杂以诙谐．陶写赖此丝竹．兴来即出．可趁樵风．日暮辄归．不因剡雪．愿邀同志．用续前游．——张岱《琅嬛文集》卷二。
余叔守孤城．距贼垒三十里．有故人缒城来访．余叔多其高义．就灯下泼墨作山水赠之．此二事皆非今人所有．故此画皴法．如蝟毛倒竖．稜稜砺砺．笔墨间夹有剑戟之气．——张岱《琅嬛文集》卷五。
刻张子遗卷．非怪张子之不遇也．欲以明张子之不遇．张子自有以不遇之也．区区帖括家．为地甚窄．乃欲以太古篆作霹雳文．非李贺通眉长爪．能下榻便拜乎．刻成．张子持以示余．余读毕．张口不能翕．曰．此不是试官考童子文．乃童子考试官文也．闻者大噱．——张岱《琅嬛文集》卷五。
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读注中遒劲苍老．以郦为骨．深远冶淡．以柳为肤．灵巧俊快．以袁为修眉灿目．立起三人．奔走腕下．近来此事．不得不推重主人．——张岱《琅嬛文集》卷五。
画米家山者．止取其烟云灭没．故笔意纵横．几同泼墨．然不知其先定轮廓．后用点染．费几番解衣盘礴之力也．昔之善书者．谓忙促不及作草书．正须解会此意．——张岱《琅嬛文集》卷五。
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没用．——张岱《琅嬛文集》卷五。
东郭先生匿中山狼．绐猎者去．狼磨牙欲食之．悔而有作．吁嗟狼兮．尔乃食予．予不尔救．尔将食谁．狼曰余饥．所见惟食．不问恩仇．不择肥瘠．狼兮．终忍食余兮．终忍食余兮．狼兮．——张岱《琅嬛文集》卷六。
宜兴罐以龚春为上．时大彬次之．陈用卿又次之．锡注以王元吉为上．归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锡注．锡也．器方脱手．而一罐一注价五六金．则是砂与锡与价．其轻重正相等焉．岂非怪事．一砂罐一锡注．直跻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则是其品地也．——张岱《琅嬛文集》卷二。
张凤翼刻文选纂注．一士夫语之曰．既云文选．何故有诗．张曰．昭明太子为之．他定不错．曰．昭明太子安在．张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他．张曰．便不死亦难究．曰．何故．张答曰．他读得书多．——《快园道古》卷四。
郑燮文十篇
余诗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习气．二三知己屡诟病之．好事者又促余付梓．自度后来亦未必能进．姑从谀而背直．惭愧汗下．如何可言．——《板桥全集·诗集》，文末原署“板桥自题”。
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板桥全集·诗集》。
板桥诗文．最不喜求人作序．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致含讥带讪．遭其荼毒而无可如何．总不如不序为得也．几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序为．——《板桥全集·家书》。文末原署“郑燮自题，乾隆己巳”。
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具足也．藐兹后学．何敢妄拟前贤．然有成竹无成竹．其实只是一个道理．——《板桥全集·题画》。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板桥全集·题画》。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均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板桥全集·杂著》。
难得糊涂．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板桥全集·杂著》。文末原署“乾隆辛未秋九月十有九日，板桥”。
雪婆婆同日生．杭州身汝刻．
俗以十月廿五日为雪婆婆生日．燮与之同日生．故有是刻．或以不典为诮．予应之曰．古之谚语今之典．今之谚语后之典．宫中作高髻．四方高一尺．真俗语而今为典矣．——《板桥全集·杂著》。
郑为东道主．朱青雷刻． 舍郑以为东道主．板桥割去舍字以字．便是自作主张．凡作文者．当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也．——《板桥全集·杂著》。
昔人云．入芝兰之室．久而忘其香．夫芝兰在室．美则美矣．芝兰弗乐也．我愿居深山巨壑之间．有芝不采．有兰不掇．各全其天．各乐其命．乃为诗曰．高崖峻壁见芝兰．竹影斜遮几片寒．便以乾坤为巨宅．与君高枕卧其间．——《板桥全集·集外诗文·题画》，为《画兰竹石》最后一则。
王闿运日记
人日．有雪．杨慕李孙翼之来．儿女读书．余昏昏睡去．比醒．已散去矣．校之廿年前．真成两代也．——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壬辰卷
十三日．阴雨．风凉．督课一日．夜大雨．沉酣．湘流复黄．新绿映水．饶有春意．湘兰满花．马缨红缀．杂树皆碧．鸠啼甚急．正清明景物也．——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壬辰三月”。
廿二日．晴．刘心葵来谈．亦云吴大澂欲立洋马头．余独以为不然．节前将至矣．以余度之．必先杀人．而后要钱．乃为文武之材也．外斋日灼．移内．未事．——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壬辰七月”。
廿九日．阴．得张孝达书．笔迹不似早年．盖幕客所为．不然．则红顶必学颜书也．亦不似杨锐之作．——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壬辰八月”。
八日．晴．梦缇生辰也．设奠．小儿能哀．尚有可取．诸女皆垂涕．余亦素食思哀．竟日无营．——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壬辰九月”。
十六日．阴雨．讲课不能毕．改于灯下完之．看易中硕诗．如与对面．易与曾震伯．皆仙童也．余生平所仅见．而不能安顿．有儳焉之势．托契于余．无以规之．颇称负负．大锣大鼓之后．出一对和合．俄成蚌蛤精．戏亦散矣．奈何奈何．珰往彭家．——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壬辰十月”。
廿八日．雪．家人治具餪祝．程郎遣报．道台欲来．甚窘．与书程生阻止之．兼止城中客．向不喜躲生．今乃知生之不如死也．死而客来．吾但偃卧待之．何所畏哉．院生贺礼．亦不可止．冰雪严寒．仓皇吝啬．甚可笑矣．夜烛爆热闹．诸生来者廿一人．——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壬辰十一月”。
廿二日．雨．遣僮入城办年事．因居内未出．家中不知作糕．遂罢之．渐不成家．有官派矣．王迪安来．谈半日．——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壬辰十二月”。
廿三日．阴．朝食毕．临陈丧．客尚无一至．衡俗成服以夕．为写铭旌而还．舁至白鹭桥．呼渡不得．几困于夜．江西客夜葬．炬火甚盛．而未能照我也．乞于路旁一村民．乃仅得还．——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壬辰十二月”。
苏轼的短信
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问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卷五十。
某启．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曰．此牛发痘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勿谓仆谪居之后．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犹解接黑牡丹也．言此．发公千里一笑．——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卷五十五。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复有处世意．复一览其诗．为涕下也．黄州风物可乐．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临断岸．几席之下．风涛掀天．对岸即武昌诸山．时时扁舟独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两程．即可相见也．——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卷五十七。
岁行尽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无由持献．独享为愧．想当一笑也．——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卷五十九。
某启．寄示奇茗．极精而丰．南来未始得也．亦时复有山僧逸民．可与同赏．此外但缄而藏之尔．佩荷厚意．永以为好．——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卷五十三。
某启．漂泊海上．一笑之乐固不易得．况义兼亲友如公之重者乎．但治具过厚．惭悚不已．经宿尊体佳胜．承即解舟．恨不克追饯．涉履慎重．早还为望．不宣．——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卷五十四。
某启．近日辱书．伏承别后起居佳胜．甚慰驰仰．数夕月色清绝．恨不对酌．想亦顾影独饮而已．未即披奉．万万自重．不宣．——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卷五十五。
今日雨霁．尤可喜．食已．当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与共之．然早来市中无肉．当共啖菜饭耳．不嫌．可只今相过．某启上．——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卷五十七。
某启．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年瘴毒耶．今真见之矣．馀无足言者．不一一．——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卷五十八。
邀约的短信
不审复何以永日．多少看未．九日当采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当晴不耳．——《王右军集》卷二。
思君日积．计辰倾迟．知欲还剡自治．甚以怅然．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惟迟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山县闲静．差可养疾．事不异剡．而医药不同．必思此缘．副其积想也．——《高僧传》卷四。
天气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数日间．得且住．为佳耳．——《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七。
仆乍脱尘鞅．来就泉石．左右坟史．时自舒卷．颇觉思虑斗然一清．禺俟挥弦．写我佳况．——《全唐文》卷三百二十五。
某启．晴色可佳．必遂出城之行．泥泞窃惟劳顿．清明之约．幸率唐公见过．吃一碗不托尔．馀无可以为礼也．专此．不宣．——《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四十五。
山中已有一亭．次第作屋．晨起阅藏经数卷．倦即坐亭上．看西山一带．堆蓝设色．天然一幅米家墨气．午后闲走乳窟听泉．精神日以爽健．百病不生．吾弟若有来游意．极好．三月初间．花鸟更新奇．来住数月．烟云供养．受用不尽也．——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
秦淮河故是一长溷堂．夫子庙前更挤杂．包酒更嗅不得．不若往木末亭．吃高座寺饼．饮惠泉二升．一鱼．一肉．何等快活也．——周亮工《尺牍新钞》卷十。
野蔬村酿．不足道也．第微雨飘舟．小杯细语．觉秦淮艳地．自有一种清境留与我辈．牙板金樽．徒增俗气耳．——周亮工《尺牍新钞》卷八。
绿阴深处．舣舟载酒．相待久矣．主人翁须亟来．借芰荷风泠然醒之．否则一片清凉．恐彼终付瞌睡中耳．——周亮工《尺牍新钞》卷十。
园中荷花已大开矣．闹红堆里．不少游鱼之戏．惟叶多于花．浑不能辨其东西南北耳．倘能来．当雪藕丝．剥莲蓬．尽有越中女儿酒．可以供君一醉．——叶楚伧《历代名人短笺》。
居庸关外．淹滞三年．谏不行．言不听．而犹未去．则可愧之甚矣．兹已决意南旋．腊初买车起程．惟与知己远违．未免怏怅．明岁之冬．仍作北游．慷慨悲歌之士．总在燕南赵北之间．后会正可期耳．——龚联辉《雪鸿轩尺牍》。
问候的短信
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十二言耳．——《全后汉文》卷十八。
计与足下别．廿六年于今．虽时书问．不解阔怀．省足下先后二书．但增叹慨．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耳．足下保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全晋文》卷二十二。
某启．雨不止．情意沉郁．泥深不能至书局．体候想佳．某以手指为苦．旦夕来书字甚难．恐遂废其一支．岂天苦其劳于笔研．而欲息之邪．闷中谨白．——《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四十九。
发白齿摇矣．犹把一寸毛锥．走数千里道．营营一冷坑上．此与老牯踉跄以耕．拽犁不动．而泪渍肩疮者何异．噫．可悲也．每至菱笋候．必兀坐神驰．而尤摇摇者．策之之所也．厨书幸为好收藏．归而尚健．当与吾子读之也．——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
雨花台细草．绵软如茵．坐卧其上．不见泥土．他山所无也．摄山往祖堂．磴道幽甚．清凉寺前草坡平旷．极宜心目．弟于数处．皆时游憩．内养不足．正借风景淘汰耳．——周亮工《尺牍新钞》卷一。
别来从句读中暗度春光．不知门外有酒杯华事．每忆祇园昙观．草绿鸟啼．追随杖履之后．笑言款洽．如此佳况．忽落梦境矣．——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
人居城中．友生嬲之不置．如男子张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奈何奈何．相隔既遥．不能如山间麋鹿常相聚．每有西风．何能无叹．——周亮工《尺牍新钞》卷三。
春雨虽佳．恨断吾相知往还耳．不审斋头作何事也．旦夕不晴．须当一面．案上置何书．且愿闻之．——周亮工《尺牍新钞》卷二。
承问穷愁何如往日．大约弟往日之穷．以不举火为奇．近日之穷．以举火为奇．此其别也．——周亮工《尺牍新钞》卷二。
承三枉顾而不得一回候．罪何如也．溽暑炎熇．蒸耳灼目．三游湖而三病．两拜客而两病．老朽残躯．惟裹足杜门为便耳．高明谅之．——影印墨迹。落款云“板桥弟郑燮顿首光缵四哥足下”。
元夜连袂看灯．极一时征逐之乐．流光如驶．忽届新秋．节序怀人．何能已已．承寄家兄一函．为理积牍．裁答久稽．或不罪其疏节耶．弟拟中秋返省．饼圆似月．藕大如船．三五良辰．何堪虚度．不知足下亦作思归之计否．——许思湄《秋水轩尺牍》。
赠答的短信
奉谨以琅玕一．致问春君．幸毋相忘．——罗振玉、王国维编《流沙坠简》。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王右军集》卷二。
足下今日定成行否．不得一至郊郭．深用怅然．珍重珍重．所欲拙书．今勒送十馀纸．望领之．勿怪弱恶也．不具不具．——《颜鲁公文集》卷四。
某启．阴雨累旬．不审体气如何．北州人有致达头鱼者．素未尝闻其名．盖海鱼也．其味差可食．谨送少许．不足助盘飧．聊知异物耳．稍晴．便当书局再相见．——《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四十九。
仆领赐至矣．晨雪．酒与裘．对证药也．酒无破肚赃．罄当归瓮．羔半臂．非褐夫所常服．寒退．拟晒以归．西兴脚子云．风在戴老爷家过夏．在我家过冬．一笑．——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卷一。
奉上粗布棉衣二件．聊以御寒而已．以足下狷洁．不敢以细帛污清节也．诸面谈．不一．——中华书局版《朱舜水集》。
蕙何多英也．谢．——周亮工《尺牍新钞》卷四。
求墨于足下者．众矣．而独以赠予．此不可解也．或曰．伯玑之嗜子．犹子之嗜墨也．此语可为吾两人写照．敢持以献．聊当报琼．——周亮工《尺牍新钞》卷一。
笋茶奉敬．素交淡泊．所能与有道共者．草木之味耳．——周亮工《尺牍新钞》卷五。
故乡酒．奉一壶．同济叔隔墙泛蒲．亦是我两人一端午．亦当我两人一还家也．趁热急饮．——周亮工《尺牍新钞》卷十二。
困人天气．无可为怀．忽报鸿来．饷我玫瑰万片．供养斋头．魂梦都醉．因沽酒一坛浸之．馀则囊之耳枕．非曰处置得宜．所以见寝食不忘也．——周作人《关于尺牍》。
倾诉的短信
近者涉道．昼夜接宾．不得宁息．人自敬丞相长史．男子张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全三国文》卷六十一。
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全晋文》卷九十五。
放逐后．流连声伎．不复拘检．垂二十年．人苦不自知．仆既自知之．而又自忘之．此则深惑尔矣．有丑妇被黜者．借邻女之饰．更往谓夫曰．曩以不修．子故弃妾．今修矣．子何辞焉．其夫拒趋而出．其姊尤之曰．一出已羞．更复何求．其言虽鄙．可以理喻．惟万万念之．——叶楚伧《历代名人短笺》。
仆平生无深好．每见竹树临流．小窗掩映．便欲卜居其下．——周亮工《尺牍新钞》卷二。
誉言匝楮．何宠之深也．弟年纪寖大．尚持数行文字．从少妙辈问妍媸于不必知己之人．此正如老女嫁国㸙．言不辱者．强颜尔．——周亮工《尺牍新钞》卷三。
盈盈一水．相隔不遥．而以所居僻陋．鸿便甚稀．久不获布一语于左右．然弟生平廓落迂疏．当其不言．胸中未尝有不可言之言．及其既同而言．亦无以加于未有言之初．此虽与吾兄交甚浅．而亦有以知其深耳．——周亮工《尺牍新钞》卷四。
弟以老生落第．最是人间苦谛．然堇虫习堇．翻不觉苦．年年被放．只是春阑花堕．秋深叶陨耳．——周亮工《尺牍新钞》卷四。
夜来月色映空庭如积水．令人至不敢蹈．弟通夕为之不寐．俄而鸡鸣钟动．怅然久之．——周亮工《尺牍新钞》卷七。
翁兄去后．时事不可言矣．今日既非前日．恐明年又非复今年．此堂非燕雀可处．急欲图归．奈满堂皆互向人．主上孤立无依．不忍恝然去国．明知伴食无补．然恐一旦有事．求一伴食者亦不可得耳．言之潸然．——叶楚伧《历代名人短笺》。
乃公处．经不可以先往．经在难．故人固当先经耳．——周亮工《尺牍新钞》卷二。
仆归里后．内子已自病危．乃不数日间．遽然化去．以数十年同艰共苦者．而目中忽无此人．觉蒙楚一诗．字字皆为我辈画出泪痕．方知此种伤心．固自同于千古．特仆不幸适然觏之．惨惨何已．——叶楚伧《历代名人短笺》。
文友的短信
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谭．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全后汉文》卷九十二。
某启．某苦心为诗．惟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既无其才．徒有其意．篇成在纸．多自焚之．今谨录一百五十篇．编为一轴．封留献上．握风捕影．铸木镂冰．敢求恩知．但希镌琢．冒黩尊重．下情无任惶惧．谨启．——《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二。
某再拜．去冬以携家之计．驻羸东郊．朋来相欢．积饮伤肺．赖此闲处．可以伛息．书问盈几．修答盖稀．足下亦复懒发．绝无惠问．非求存慰．欲知起居之好尔．近诗一轴．寄于足下与滕正言．达于诸公．必笑我也．——叶楚伧《历代名人短笺》。
某启．经节阴雨．犹幸且晴．不审尊候何似．闲作归田乐四首．只作得二篇．后遂无意思．欲告圣俞续成之．亦一时盛事．来日食后．早访及为望．——《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四十九。
送行文为诸友所强．极不欲作．而出语辄犯时讳．见昨所示舂容大雅之辞．知其褊浅矣．乞高明裁示．如不可出．当别作数语酬之耳．——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三。
鄙集虽完．甚不自满．惧有议之者．孰若爱我而删弃之乎．谨以一部奉览．足下深相知．必能益我也．——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三《前辈墨迹》所引。
仆所作寒鸦赋．幸足下一序．非足下目击．不知仆以泪濡墨．——周亮工《尺牍新钞》卷一。
老病增馋．以口腹累高士．罪岂可忏耶．承选拙诗．幸侍者先录一帙见示．有未安处．及生前改窜也．一气不属．与仁兄异路矣．奈何奈何．——周亮工《尺牍新钞》卷二。
夫诗以自然为至．以深造为功．才智之士．镂心刿肾．钻奇凿诡．矜诩高远．铲削元气．其病在艰涩．若借口浑沦．脱手成篇．因陈袭故．如官庖市贩．咄嗟辐辏．而不能惊魂駴目．深入人肺肠．浸就浅陋．其病反在艰涩下．——周亮工《尺牍新钞》卷十。
日日无暇．不得一把臂．奈何．文选楼刻文选．妙绝佳话．前有萧维摩．后有顾辟疆．弟得左顾右盼其间．良快良快．——周亮工《尺牍新钞》卷一。
年来神散．读过便忘．然必欲贮之腹中．犹含美馔于两颊．而不忍下咽．我之于书．味之而已．——叶楚伧《历代名人短笺》。
说事的短信
真卿自南朝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及至小子．斯道大丧．但曾见张旭长史．颇示少糟粕．自恨无分．遂不能佳耳．——《颜鲁公文集》卷四。
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谪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电射．天怒也．不能终朝．安有圣人在上．毕世而怒人臣耶．——叶楚伧《历代名人短笺》。
某启．暑雨．不审台候何似．有蜀人苏洵者．文学之士也．自云奔走德望．思一见而无所求．然洵远人．以谓某能取信于公者．求为先容．既不可却．亦不忍欺．辄以冒闻．可否进退．则在公命也．——《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四十四。
白鹤峰新居成．当从天侔求数色果木．太大则难活．太小则老人不能待．当酌中者．又须土砧稍大．不伤根者为佳．不罪不罪．——《东坡七集·续集》卷七。
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叶楚伧《历代名人短笺》。
承借剩员．其人不名．自称曰张大伯．是何老物．辄欲为人父之兄．若为大叔．犹之可也．——叶楚伧《历代名人短笺》。
东坡易书二传．在家曾求魏八．不与．此君殊俗恶．乞为书求之．畏公作科道．不敢秘也．有奇书．万望见寄．——《震川先生别集》卷七。
相见甚有奇缘．似恨其晚．然使十年前相见．恐识力各有未坚透处．心目不能如是之相发也．朋友相见．极是难事．鄙意又以为不患不相见．患相见之无益耳．有益矣．岂犹恨其晚哉．——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
欲往芳野行脚．希惠借银五钱．此系勒借．容当奉还．唯老夫之事．亦殊难说耳．——周作人《日记与尺牍》。
舟抵荻港．芦风萧萧．四无行人．渔子拏小舟而出．遥赴夕阳中．欸乃一声山水绿．此时此景．得足下以倪黄小笔写之．便可千古．奉到青藤一枝．伏听驱使．——叶楚伧《历代名人短笺》。
凡两讼者．各据所见．无不凿凿．听讼之耳．何由鉴别．惟从其弥缝极工处．便知其极破绽处．盖天下之人．无故而多一语．此语必有所为．其极工处．乃其极拙处．若夫理直者．其言自简．了无曲折．反有拙漏．故望而知其诚伪也．——叶楚伧《历代名人短笺》，作者及其友人俱不详。
劝勉的短信
吾闻天有四时．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贤人乎．蠡虽不才．明知进退．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夫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可与履危．不可与安．子若不去．将害于子．明矣．——《全上古三代文》卷五。
山东群盗大起．而上方治阿房宫．阿房者．阿亡也．君前以不直谏阿上意．谓爵禄可以永终．然今上数诮让君．君其危哉．——王符曾《古文小品咀华》。
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荷累其名．固已贵矣．然未尽太上之所繇也．愿先生少致意焉．——《全汉文》卷二十六。
君房足下．位至鼎司．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全后汉文》卷二十七。
昔我为丰令．足下不遭母忧乎．亲解缞绖．来入丰寺．及我为侍书御史．足下亲来入台．足下今为二千石．我下为郎．乃反因计吏以谒相与．足下岂丞尉之徒．我岂足下部民．欲以此谒为荣宠乎．咄．刘伯宗．于仁义之道．何其薄哉．——《全后汉文》卷二十八。
此间万顷江湖．挠之不浊．澄之不清．而百姓投一纶下一筌者．皆夺其鱼器．不输十匹．皆不得放．不知漆园吏何得持竿不顾．渔父鼓枻而歌沧浪也．——《全晋文》卷二十。
贤弟弥郎．意识深远．旷达不羁．简于造次．言必诣理．吟咏情性．往往丽绝当世．恐足下方难为兄．不暇虑其不进也．——《全后魏文》卷四十三。
某夙有幸．获与介弟为寅恭．因之有以询居处著作之万一．不戚戚得丧．而言语文章．足以诏今传后．竹溪先生何憾哉．一日之赫赫者多矣．千载而赫赫者几人．为一日计者．无千载也．决矣．——叶楚伧《历代名人短笺》。
灵谷松妙．寺前涧亦可．约唐存忆同往则妙．若吕豫石一脸旧选君气．足未行而肚先走．李玄素两襬襬摇断玉鱼．往来三山街．邀喝人下马．是其本等．山水之间．着不得也．——王思任《文饭小品》。
野梨酸涩类枳．断桃根接之．稍可啖．再接之．三接之．甘脆远过哀梨．可见人不可不相与好人也．——叶楚伧《历代名人短笺》。
足下数年以来．水陆数百战．开府作镇．国家酬奖之典．亦可谓至优极渥．指日荣晋提军．勋位并隆．务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馀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长履大任．福祚无量矣．——《曾文正公全集》。
家人的短信
得伯章书．稿势殊工．知识读之．莫不叹息．实亦艺由己立．名自人成．——《全后汉文》卷二十五。
闻汝充役．室如悬磬．何以自辨．论德则吾薄．说居则吾贫．勿以薄而志不壮．贫而行不高也．——《全后汉文》卷八十六。
长子容当为求妇．其父如此．谁肯嫁之者．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旧族．扬雄之才．非出孔氏．芝草无根．醴泉无源．家圣受禅．父顽母嚚．虞家世法出痴子．——《全三国文》卷六十八。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不患年不长也．且夫神仙愚惑．如系风捕影．非可得也．——《全后汉文》卷九十六。
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叶楚伧《历代名人短笺》。
汝年时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唯学欤．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使墙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全梁文》卷十一。
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徇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绪汝等当须会吾之志．不可不守也．——《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七。
某谪海南．狼狈广州．知时侄及第．流落中尤以为庆．乃知三哥平生孝义．廉静自守．嫂贤明教诲有方．天不虚报也．明日当渡大海．聊致此书．嫂知意而已．——中华书局《苏轼全集》第六十卷。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叶楚伧《历代名人短笺》。
城不如郊．郊不如山．徙之西林诚善也．山静日长．惟君自爱．——周亮工《尺牍新钞》卷之十。
凡作字．总要写得秀．学颜柳．学其秀而能雄．学赵董．恐秀而失之弱耳．尔并非下等姿质．特从前无善讲善诱之师．近来又颇有好高好速之弊．若求长进．须勿忘而兼以勿助．乃不致走入荆棘耳．——《曾文正公全集》。
临终的短信
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汝必敛以时服．且人生有处所耳．死复何在耶．今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全三国文》卷三十六。
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全三国文》卷六十一。
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类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疋．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已．唯当绝气耳．——《全晋文》卷二十七。
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惟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文集》卷六十一。
此去冥路．吾心浩然．刚直之气．必不下沉．儿可无虑．世乱时艰．努力自护．幽明虽异．宁不见尔．——叶楚伧《历代名人短笺》。
吾弟吾儿读书须读经世书．呫哔之学无用也．吕新吾先生呻吟语不可不读．我以死报国．此心慊然．朝闻夕死．原无二也．勿以为念．——叶楚伧《历代名人短笺》。
可法遗书于叔父大人长兄三贤弟及诸弟诸侄．扬城日夕不守．劳苦数月．落此结果．一死以报朝廷．亦复何恨．独先帝之仇未复．是为恨事耳．得副将史德威为我了后事．收入吾支．为诸侄一辈也．切勿负此言．四月十九日．可法书于扬城西门楼．——叶楚伧《历代名人短笺》。
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徐珂《清稗类钞·讥讽类》
念楼学短 - 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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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文十三篇
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九。
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至于灭亡．书云．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全唐文》卷十“太宗七”。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二十九。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苏洵《嘉祐集》。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
吴世英尝语予．治大国若烹小鲜．是有二义．盖自宽厚者言之．则曰宜勿烦扰．自刻薄者言之．则曰当加咸酸．予知其戏．因语之曰．太史公所谓．申韩刑名惨刻．皆原道德之意．无乃是乎．——陈善《扪虱新话》卷之四。
县大夫问政．龙门子曰．民病久矣．其视之如伤乎．曰．是闻命矣．愿言其他．龙门子曰．勿为盗乎．曰．何谓也．曰．私民一钱．盗也．官盗．则民愈病矣．曰．若是其甚乎．曰．殆有甚焉．不称其任．而虚冒既廪者．亦盗也．——宋濂《龙门子凝道记》，见《宋文宪公全集》卷五十一。
郁离子曰．小人其犹膏乎．观其皎而泽．莹而媚．若可亲也．忽然染之．则腻不可濯矣．故小人之未得志也．尾尾焉．一朝而得志也．岸岸焉．尾尾以求之．岸岸以居之．见乎声．形于色．欲人之知也如弗及．是故君子疾夫尾尾者．——刘基《郁离子》，见《诚意伯文集》卷四。
鸲鹆之鸟．出于南方．南人罗而调其舌．久之．能效人言．但能效声而止．终日所唱．惟数声也．蝉鸣于庭．鸟闻而笑之．蝉谓之曰．子能人言．甚善．然子所言者未尝言也．曷若我自鸣其意哉．鸟俯首而惭．终身不复效人言．今文章家窃摹成风．皆鸲鹆之未惭者耳．——庄元臣著《叔苴子》。
荷蓧丈人遭乱世而农隐．而子路以为无义．以为乱伦．然则孔子所谓无道则隐非耶．论语之文．此为难解．——赵南星《闲居择言》。
陶石梁曰．世间极闲适事．如临泛游览．饮酒弈棋．皆须觅伴寻对．惟读书一事．止须一人．可以竟日．可以穷年．环堵之中而观览四海．千载之下而觌面古人．天下之乐．无过于此．而世人不知．殊可惜也．——张岱《快园道古》卷四。
人生最系恋者过去．最冀望者未来．最悠忽者见在．夫过去已成逝水．勿容系也．未来茫如捕风．勿容冀也．独此见在之顷．或穷或通．时行时止．自有当然之道．应尽之心．乃悠悠忽忽．姑俟异日．诿责他人．岁月虚掷．良可浩叹．——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七《苏门孙先生言行》。
明初芥视臣僚．以非罪冤杀者无算．予于魏苏州观之狱．尤痛恨焉．魏公治郡有声．即其浚河道．修府治．亦政中所应有事．一经诬奏．致贤守才士．株连蔓抄．虽极暗之世不至此．明朝之谓何．——龚炜《巢林笔谈》卷五。
说明文十三篇
阙．观也．古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故谓之观．人臣将至此．则思其所阙．故谓之阙．其上皆丹垩．其下皆画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昭示四方焉．——崔豹《古今注·都邑》。
作饼炙法．取好白鱼．净治．除骨取肉．琢得三升．熟猪肉肥者一升．细琢．酢五合．葱瓜菹各二合．姜橘皮各半合．鱼酱汁三合．看咸淡多少盐之．适口取足．作饼如升盏大．厚五分．熟油微火煎之．色赤便熟．可食．——贾思勰《齐民要术》卷第九“炙法”第八十。
剑南彭蜀间．有鸟大如指．五色毕具．有冠似凤．食桐花．每桐结花即来．桐花落即去．不知何之．俗谓之桐花鸟．极驯善．止于妇人钗上．客终席不飞．人爱之．无所害也．——《太平广记》卷四六三“禽鸟四”。
予奉使按边．始为木图．写其山川道路．其初遍履山川．旋以面糊木屑．写其形势于木案上．未几寒冻．木屑不可为．又熔蜡为之．皆欲其轻．易赍故也．至官所．则以木刻上之．上召辅臣同观．乃诏边州皆为木图．藏于内府．——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五。
广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常患小虫．损失其实．惟树多蚁．则虫不能生．故园户之家．买蚁于人．遂有收蚁而贩者．用猪羊脬盛脂其中．张口置蚁穴旁．俟蚁入中．则持之而去．谓之养柑蚁．——庄绰《鸡肋编》卷下，原无题。
盍旦．乃候时之鸟也．五台诸山甚多．其状如小鸡．四足．有肉翅．夏月毛采五色．自鸣若曰．凤凰不如我．至冬毛落如鸡雏．忍寒而号曰．得过且过．其屎恒集一处．气甚臊恶．粒大如豆．采之有如糊者．有粘块如糖者．人亦以砂石杂而货之．凡用．以糖心润泽者为真．——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十八。
凡治地生物．用锄镈之属．熟铁锻成．熔化生铁淋口．入水淬健．即成刚劲．每锹锄重一斤者．淋生铁三钱为率．少则不坚．多则过刚而折．——宋应星《天工开物》第十“锤锻”。
万毕术云．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过．酉阳杂俎云．灶神有六女．常以月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小者夺筭．然则今以廿四五持斋者．不太蚤计耶．——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二，原无题。
元辅巴公籍没时．宝货不可胜纪．有一书案．纯以琥珀琢成．面嵌水晶．方广二尺．下承以替．高可三寸．亦以水晶为之．贮水蓄金鱼数头．朱鳞碧藻．恍若丽空．见者叹为奇器．——钮琇《觚賸》卷四《燕觚》。
额岳斋司农云．旧闻严嵩当国时．凡质库能得严府持一帖往候者．则献程仪三千两．盖得此一帖．即可免外侮之患．金陵三山街松茂典犹藏此帖．以为古玩．帖写嵩拜二字．字体学鲁公．大可五寸．纸四边不留馀地．乾隆四十五年曾亲见之．——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七。
七日前夕．以杯盛鸳鸯水．掬和．露中庭．天明日出．晒之．徐俟水膜生面．各拈小针．投之使浮．因视水底针影之所似．以验智鲁．谓之𥓍巧.——顾禄《清嘉录》卷七。
好事者供小财神．大不逾尺．而台阁．几案．盘匜．衣冠．卤簿．乐器．博弈．戏具．什物．亦缩至径寸．无不称之．俗呼小摆设．士女纵观．门阑如市．——顾禄《清嘉录》卷八。
明崇祯之际．题北京西向之门曰顺治．南向之门曰永昌．不谓遂为改代之谶．流寇入京．永昌乃为自成年号．清兵继至．顺治亦为清代入主之纪元．事殆有先定欤．禁城东华西华二门对峙．然至民国．则中门易为中华．亦若预为之地者．谓之巧合可矣．——夏仁虎《旧京琐记》卷八。
抒情文十一篇
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乱．满人衿袖．疑如濯魄于冰壶也．——《李太白文集》卷三十《杂题》，共四则，此为其二。
李牟秋夜吹笛于瓜洲．舟楫甚隘．初发调．群动皆息．及数奏．微风飒然而至．又俄顷．舟人贾客．皆有怨叹悲泣之声．——李肇《唐国史补》，原无题。
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事．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给有馀．——《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三十《试笔》。
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桓大司马云．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此语余深爱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卷四。
予每北上．常翛然独往来．一与人同．未免屈意以徇之．殊非其性．杜子美诗．眼前无俗物．多病也身轻．子美真可语也．昨自瓜州渡江．四顾无人．独览江山之胜．殊为快适．过浒墅．风雨萧飒如高秋．西山屏列．远近掩映．凭阑眺望．亦是奇游．山不必陟乃佳也．——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别集卷六。
一鸠呼雨．修篁静立．茗碗时供．野芳暗度．又有两鸟．咿嘤林外．均节天成．童子倚炉触屏．忽鼾忽止．念既虚闲．室复幽旷．无事此坐．长如小年．——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二。
夜中偶起．似可三更时分也．洑流薄岸．颓萝压波．白月挂天．蘋风隐树．四顾无声．遥村吠犬．渔棹泼剌．萤火乱飞．极夜景之幽趣矣．——叶绍袁《甲行日注》卷六，此为丁亥七月十七日所记，原无题。
老人家是甚不待动．书两三行．眵如胶矣．倒是那里有唱三倒腔的．和村老汉都坐在板凳上．听甚么飞龙闹勾栏．消遣时光．倒还使的．姚大哥说．十九日请看唱．割肉二斤．烧饼煮茄．尽足受用．不知真个请不请．若到眼前无动静．便过红土沟．吃碗大锅粥也好．——傅山《霜红龛集》卷二十三。
浩然之撼．杜陵之浮．何如太白之刬耶．愚者尝作词曰．竟把青天．埋在秋风浪里．眇眇愁予．斑斑点点而已．——方以智《浮山文集》。
去年燕来较迟．帘外桃花．已零落殆半．夜深巢泥忽倾．堕雏于地．秋芙惧猧儿所攫．急收取之．且为钉竹片于梁．以承其巢．今年燕子复来．故巢犹在．绕屋呢喃．殆犹忆去年护雏人耶．——蒋坦《秋灯琐忆》，原无题。
七月下旬．则枣实垂红．葡萄缀紫．担负者往往同卖．秋声入耳．音韵凄凉．抑郁多愁者不禁有岁时之感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哀祭文十一篇
维某年月日．韩愈谨遣旧吏皇甫悦．以酒肉之馈．展祭于五官蜀客之柩前．呜呼．君乃至于此．吾复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无以妻子为念．呜呼．君其能闻吾此言否．尚飨．——《全唐文》卷五百六十八。
维大中五年岁次辛未五月朔二日．湖州刺史杜牧．谨遣军事十将徐良．敬致祭于故龚秀才之灵．死者生之极．折胫而夭．复死之极．言于前定．莫得而推．出于偶然．魂其冤哉．乡里何在．骨肉何人．卞山之南．可以栖魂．呜呼哀哉．伏惟尚飨．——《全唐文》卷七百五十六。
雨之害物多矣．惟城者神之所职．不敢及他．请言城役．用民之力．六万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石．众力方作．雨则止之．城功既成．雨又坏之．敢问雨者．于神谁尸．吏能知人．不能知雨．惟神有灵．可与雨语．吏竭其力．神佑以灵．各供厥职．无愧斯民．——《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四十九。
潞公不能不疏．温公不能不毁．赵忠简不能不迁．寇莱公不能不死．尔民无禄．岂天厌之．呜呼．后世而无先生者乎．孰能志之．后世而有先生者乎．孰能待之．——叶楚伧编《历代名人短笺》。
窃闻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羁旅之榇．远自舂陵言归故里．谨以家馔只鸡斗酒酹于灵前．呜呼哀哉．——《朱子大全》卷第八十七。
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渭南文集》卷四十一。
公殁浃旬．小君偕逝．高年之母．茕然独存．语之土木．犹当流涕．况平生交友之情哉．呜呼．昔与公饮．常恨酒少．今举此觞．公不能釂．呜呼哀哉．——王符曾辑《古文小品咀华》。
朕在东宫．先生为傅．朕登大宝．先生为辅．朕今渡江．闻先生讣．哀哉尚飨．——叶楚伧编《历代名人短笺》。
古人曰．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太师有焉．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余小子何多让焉．呜呼哀哉．尚飨．——叶楚伧编《历代名人短笺》。
不敢丧心．不求满意．能甘淡泊．能忍闲气．九十年来．于心无愧．可偕众而同游．可含笑而长逝．——叶楚伧编《历代名人短笺》。
炳麟不佞．七年与君子同游．钧石之重．夙所推毂．如何苍天．前我名世．殂殁之夕．犹口念鄙生．非诚心相应．胡而相感于万里哉．即日去官奔丧．躬与执绋．拜持羽扇．君所好也．若犹有知．当见颜色．——《章太炎文集》。
写景文十篇
仆去月谢病．还觅薜萝．梅溪之西．有石门山者．森壁争霞．孤峰限日．幽岫含云．深溪蓄翠．蝉吟鹤唳．水响猿啼．英英相杂．绵绵成韵．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饶竹实．山谷所资．于斯已办．仁智所乐．岂徒语哉．——《吴朝请集》。
甲申．与君玉饮寿宁寺．寺本徐知诰故第．李氏建国．以为孝先寺．太平兴国改今名．寺甚宏壮．画壁尤妙．问老僧．云周世宗入扬州时．以为行宫．尽圬墁之．惟经藏院画玄奘取经一壁独存．尤为绝笔．叹息久之．——《欧阳修全集》卷一二五。
辛未．登西楼．和元裕之诗．遣捕鱼．得鲤鲫．活跃几席前．午泛舟观泉于宫之西．泉皆洹之洑流．而突出石崖下．腾涌有历下所谓趵突者．清澈尤甚．土人疏导作堰．以激碨碾．为利甚大．登龙祠．祠下泉出尤怒．日已暮．道人载酒于岸以俟．遂醉而归．仍宿于宫中．——许有壬《林虑记游》。
二月辛酉．自龙尾关窥天生桥．夜宿海珠寺．候龙关晓月．两山千仞．中虚一峡．如排闼然．落月中悬．其时天在地底．中溪与予各赋一诗．诗成而月犹不移．真奇观也．下山．乘舟至海门阁小饮．——杨慎《点苍山游记》。
二月初一日．木公命大把事．以家集黑香．白镪十两来馈．下午．设宴解脱林东堂．下藉以松毛．以楚雄诸生许姓者陪宴．仍侑以杯缎．银杯两只．绿绉纱一匹．大肴八十品．罗列甚遥．不能辨其孰为异味也．抵暮乃散．复以卓席馈许生．为分犒诸役．——《徐霞客游记》卷九上“西南游日记十五”，原无题。
园以藏山．所贵者反在于水．自泛舟及园．以为水之事尽．迨循廊而西．曲沼澄泓．绕出青林之下．主与客似从琉璃国而来．须眉若浣．衣袖皆湿．因忆杜老残夜水明句．以廊代楼．未识少陵首肯否．——祁彪佳《寓山注》。
昔人言招隐水深山秀．烟霞涧毛皆不凡．予以庚子仲冬月同昆仑子来游．红叶满山．石骨刻露．泉流萧瑟．登玉蕊亭上．远眺江影．惝恍久之．——王士禛《渔洋文略》卷四。
槜李烟雨楼．四时皆宜．予自己巳登此．得领彪湖春色．忽忽五年往矣．重阳在望．桂香犹复袭人．龙楼拥翠．悬以秋日．别具晶莹．再得芙蓉冒绿池．则全美矣．登眺之馀．卖茶者采菱饷客．色味迥殊．因思荷香雪景．又不知何年得备览此胜．——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
洞庭西山之址．消夏湾为荷花最深处．夏末舒华．灿若锦绣．游人放棹纳凉．花香云影．皓月澄波．往往留梦湾中．越宿而归．——顾禄《清嘉录》卷六。
十一月十五日．坐舟至瓦窑岭．偕雪瓯平子二子登岸．行十馀里．溯昌安门．一路看会稽山．恨若有速其步者．过一村庵．坐水槛上看枫．尤有意致．立危桥上四望．陶山在夕阳中．一髻嫣然．紫翠缕起．更远更红．非画工所能仿佛也．入城．闻戒珠寺钟矣．——李慈铭《萝庵游赏小志》，原无题。
题画文七篇
黄筌画飞鸟．颈足皆展．或曰．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东坡题跋》卷五。
凡书画当观韵．往时李伯时为余作李广夺胡儿马．挟儿南驰．夺胡儿弓．引满以拟追骑．观箭锋所直．发之．人马皆应弦也．伯时笑曰．使俗子为之．当作中箭追骑矣．余因此深悟画格．此与文章同一关纽．但难得人入神会耳．——《山谷题跋》卷三。
春寒尔许．飞蝇新蝉辈遽出耶．细观．盖章伯益墨戏也．——叶楚伧编的《历代名人短文笺》。
徽庙试画工．以万绿丛中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为意．众皆妆点花卉．独一工于层楼缥缈绿杨隐映中．画一妇人凭栏立．众工遂服．——俞文豹《吹剑录》，原无题。
当其冠冕在朝．则众怒群咻．不可于时．及山容野服．则争先快睹．彼亦一东坡．此亦一东坡．观者于此．聊代东坡一哂．——施蛰存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
观夏圭此画．苍洁旷迥．令人舍形而悦影．但两接处墨与景俱不交．必有遗矣．惜哉．云护蛟龙．支股必间断．亦在意会而已．——《徐文长文集》。
曾与印持诸兄弟．醉后泛小艇．从西泠而归．时月初上．新堤柳枝．皆倒影湖中．空明摩荡．如镜中．复如画中．久怀此胸臆．壬子在小筑．忽为孟阳写出．真是画中矣．——李流芳《檀园集》。
记事文十三篇
齐懿公之为公子也．与邴歜之父争田．不胜．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为仆．夺庸织之妻．而使织为参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鞭抶织．织怒．歜曰．人夺女妻而不敢怒．一抶女庸何伤．织曰．孰与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谋杀公．纳之竹中．——刘向《说苑》卷六。
天授中．则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讳．有幽州人寻如意上封云．國字中或．或乱天象．请囗中安武以镇之．则天大喜．下制即依．月馀．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囗中．与囚字无异．不祥之甚．则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为八方字．后孝和即位．果幽则天于上阳宫．——张鷟《朝野佥载》卷一。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饼拭手．帝屡目焉．士及佯为不悟．更徐拭而便啖之．——刘餗《隋唐嘉话》上，原无题。
齐吴均为文多慷慨军旅之意．梁武帝被围台城．朝廷问均外御之计．忙惧不知所答．但云．愚意愿速降为上．——《说郛》三八。
则天禁屠杀颇切．吏人弊于蔬菜．师德为御史大夫．因使至于陕．厨人进肉．师德曰．敕禁屠杀．何为有此．厨人曰．豺咬杀羊．师德曰．大解事豺．乃食之．又进鲙．复问何为有此．厨人复曰豺咬杀鱼．师德因大叱之．智短汉．何不道是獭．厨人即云是獭．师德亦为荐之．——《太平广记》卷四九三，原无题。
杨大年为学士时．草答契丹书云．邻壤交欢．进草既入．真宗自注其侧云．朽壤鼠壤粪壤．大年遽改为邻境．明旦引唐故事．学士作文书有所改为不称职．当罢．因亟求解职．真宗语宰相曰．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原无题。
艺祖时新丹凤门．梁周翰献丹凤门赋．帝问左右．何也．对曰．周翰儒臣．在文字职．国家有所兴建．即为歌颂．帝曰．人家盖一个门楼．措大家又献言语．即掷于地．即今宣德门也．——龚鼎臣《东原录》，原无题。
宋曹咏依附秦桧．官至侍郎．显赫一时．依附者甚众．独其妻兄厉德斯不以为然．咏百般威胁．德斯独不屈．及秦桧死．德斯遣人致书于曹咏．启封．乃树倒猢狲散赋一篇．——庞元英《谈薮》，原无题。
祥符中．禁内火．时丁晋公主营复宫室．患取土远．公乃令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堑．乃决汴水入堑中．引诸道竹木排筏及船运杂料．尽自堑中入至宫门．事毕．却以斥弃瓦砾灰壤．实于堑中．复为通衢．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二”，原无题。
曹璨．彬之子也．为节度使．其母一日阅宅库．见积钱数千缗．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历中外．未尝有此积聚．可知汝不及父远矣．——王君玉《国老谈苑》，原无题。
乾德三年春平蜀．蜀宫人有入掖庭者．太祖览其镜背云．乾德四年铸．上大惊．以问陶窦二内相．二人曰．蜀少主尝有此号．镜必蜀中所铸．上曰．作宰相须是读书人．自是大重儒臣．——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一，原无题。
周定州刺史孙彦高．被突厥围城数十里．彦高乃入柜中藏．令奴曰．牢掌钥匙．贼来索．慎勿与．——陶宗仪纂《说郛》卷二引《朝野佥载》，原无题。
高澹人随圣祖登泰山．圣祖欲书匾额．已拟定而小天下四字．提笔一挥．将而字一画写太低．以下难再着笔．帝甚踌躇．高曰．陛下非欲书一览皆小四字耶．帝欣然一挥而就．——易宗夔《新世说·捷悟》，原无题。
记人物十三篇
吴起为魏将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子自吮其脓．其母泣之．旁人曰．将军于而子如是．尚何为泣．对曰．吴子吮此子父之创．而杀之于泾水之战．战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战而死．是以哭之矣．——刘向《说苑》卷六。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常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馀两小簏．以置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正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两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也．——裴启《语林》辑本，原无题。
周秋官侍郎周兴．推劾残忍．法外苦楚．无所不为．时人号牛头阿婆．百姓怨谤．兴乃榜门判曰．被告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悉无言．——张鷟《朝野佥载》卷二，原无题。
英公尝言．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刘餗《隋唐嘉话》上卷，原无题。
裴晋公为门下侍郎．过吏部选人官．谓同过给事中曰．吾徒侥幸至多．此辈优与一资半级．何足问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著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其器抱弘达皆此类．——赵璘《因话录》卷二，原无题。
故老能言五代时事者云．冯相道和相凝同在中书．一日．和问冯曰．公靴新买．其直几何．冯举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顾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诟责久之．冯徐举其右足曰．此亦九百．于是烘堂大笑．时谓宰相如此．何以镇服百僚．——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原无题。
胡澹庵上书乞斩秦桧．金虏闻之．以千金求其书．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盖足以破其阴遣桧归之谋也．乾道初虏使来．犹问胡铨今安在．张魏公曰．秦太师专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六。
梅询为翰林学士．一日书诏颇多．属思甚苦．操觚巡阶而行．忽见一老卒卧于日中．欠伸甚适．梅忽叹曰．畅哉．徐问曰．汝识字乎．曰．不识字．梅曰．更快活也．——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六，原无题。
杨文懿公守陈．以洗马乞假归．行次一驿．其丞不知为何官．与之抗礼．且问公曰．公职洗马．日洗几马．公曰．勤则多洗．懒则少洗．俄而报一御史至．丞乃促公让驿．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让未晚．比御史至．则公门人也．跽而起居．丞乃蒲伏谢罪．公卒不较．——张岱《快园道古》卷之一，原无题。
平原董默庵讷．以御史大夫改江南江西总督．有某御史者造之．甫就坐．大哭不已．董为感动．举座讶之．某出．旋造大冶相余佺庐国柱．入门揖起．即大笑．余惊问之．对曰．董某去矣．拔去眼中钉也．京师传之．皆恶其反覆．未几罢官．——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一。
严感遇．乌程人．少豪宕．举止与俗异．尝畜一白鹊．行止与俱．鹊死．哭之数日．老而贫．居山中穷僻处．忍饥赋诗．一日米尽．友人遗白金一饼．携之市米．遇小汉玉器．辄买以归．玩弄之．饿而僵仆．几绝．——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一。
戴金溪生平简而寡营．凡人事居处．皆适来而适应之．自刑部尚书假归武林．大府宴之．天雨着屐往．终饮．群官拥送．鼓吹启戟门．呼公舆马．公笑．索伞自执之．扬扬出门去．——易宗夔《新世说》卷一，原无题。
陆稼书令嘉定时．苏抚慕天颜生辰庆祝．群吏争献纳珍物．公独于袖中出布一匹．屦二双．曰．此非取诸民者．谨为公寿．天颜笑却之．卒以微罪劾罢其官．——易宗夔《新世说》卷三，原无题。
记社会十三篇
李夷简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赵高好斗．常入狱．满背镂毗沙门天王．吏欲杖背．见之辄止．恃此转为坊市患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就厅前．索新造筋棒．头径三寸．叱杖子打天王．尽则已．数三十馀不绝．经旬日．袒衣而历门叫呼．乞修理功德钱．——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八。
翟院深．营丘伶人．师李成山水．颇得其体．一日．府宴张乐．院深击鼓为节．忽停挝仰望．鼓声不续．左右惊愕．太守召问之．对曰．适乐作次．有孤云横飞．淡伫可爱．意欲图写．凝思久之．不知鼓声之失节也．太守笑而释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原无题。
琴师黄震．后易名振．以琴召入．思陵悦其音．命待诏御前．日给以黄金一两．后黄教子乃以他艺．入．诏以尔子不足进于琴耶．黄喟然叹曰．几年几世．又遇这一个官家．黄死．遂绝弦云．——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
正德中．吏部三尚书．张彩坐瑾党死．陆完坐宸濠党．王晋溪坐奸党乱政．皆论死．减谪戍．石文隐公代晋溪．有匿名书帖吏部门云．莫做莫做．莫贺莫贺．十五年间．一连三个．——郑晓《今言》卷之二，原无题。
龙眼枝甚柔脆．熟时赁惯手登采．恐其恣啖．与约曰．唱勿辍．辍则勿给值．树叶扶疏．人坐绿阴中．高低断续．喁喁弗已．远听之．颇足娱耳．土人谓之唱龙眼．——周亮工《闽小纪》卷一。
有车夫载重登坡．方极力时．一狼来啮其臀．欲释手．则货敝身压．忍痛推之．既上．则狼已龁片肉而去．乘其不能为力之际．窃尝一脔．亦黠而可笑也．——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十二。
甲乙二人同游太行山．甲曰．本大行．何得曰太行．乙曰．本太行．如何称大行．共决于老者．老者可甲而否乙．甲去．乙询云．奈何翁亦颠倒若是．答曰．人有争气者．不可与辩．今其人妄谓己是．不屑证明是非．有争气矣．吾不与辩者．使其终身不知有太行山也．——金埴《不下带编》卷二，原无题。
云间某相国之孙．乞米于人．归途无力自负．觅一市佣负之．嗔其行迟．曰．吾相门之子．不能肩负．固也．汝佣也．胡亦不能行．对曰．吾亦某尚书孙也．此语闻之董苍水．——赵翼《檐曝杂记》卷五，原无题。
月．
秋日．
闻远笛．
不速之客．
花开值佳节．
四围新绿周密．
烟波细雨横舟楫．
灯火迷离笙歌不绝．
故友谈心言语多真率．
结伴离家任我山川浪迹．
——张荩《仿园清语》。
泥．
势利．
市井气．
自夸技艺．
碌碌全无济．
夜深好点杂戏．
难事说得太容易．
粗知风水频迁祖地．
无所不为向人谈道义．
事急非常故作有意无意．
——张荩《仿园清语》。
（二月）二日为土地神诞．俗称土地公公．大小官廨皆有其祠．官府谒祭．吏胥奉香火者．各牲乐以酬．村农亦家户壶浆以祝神厘．俗称田公田婆．——顾禄《清嘉录》卷二。
清明节．江南城隍庙开放．庙在虎坊桥之南．地名南下洼．其地多丛葬处．庙居其北．有戏台为赛神之所．然多年不闻有演戏之举．是日上冢．以妓女为盛．多着素服．亦悼其同类意也．有痛哭欲绝者．但所吊者．或百年外之人．或数十年前者．绝不相识也．——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原无题。
京人买房宅取租以为食者．谓之吃瓦片．贩书画碑帖者．谓之吃软片．向日租房招帖．必附其下曰．贵旗贵教贵天津免问．盖当时津人在京者．犹不若近时之高尚．而旗籍．回教．则人多有畏之者．——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一，原无题。
记言语十一篇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平公曰．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其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公曰．善哉．——刘向《说苑·建本》，原无题。
康法畅造庾公．捉麈尾至佳．公曰．麈尾过丽．何以得在．答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裴启《语林》辑本，原无题。
英公虽贵为仆射．其姊病必亲为粥．釜燃．辄焚其须．姊曰．仆妾多矣．何为自苦如此．勣曰．岂为无人耶．顾今姊年老．勣亦年老．虽欲久为姊粥．复可得乎．——刘餗《隋唐嘉话》上卷，原无题。
裴玄本好谐谑．为户部郎中时．左仆射房玄龄疾甚．省郎将问疾．玄本戏曰．仆射病可．须问之．既甚矣．何须问也．有泄其言者．既而随例候玄龄．玄龄笑曰．裴郎中来．玄龄不死矣．——刘肃《大唐新语》，原无题。
陶穀以翰林学士奉使吴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询其名类．忠懿命自蝤蛑至蟛蜞．凡罗列十馀种以进．穀视之．笑谓忠懿曰．此所谓一蟹不如一蟹也．——王君玉《国老谈苑》，原无题。
绍圣中．有王毅者．文贞之孙．以滑稽得名．除知泽州．不满其意．往别时宰章子厚．子厚曰．泽州油衣甚佳．良久又曰．出饧极妙．毅曰．启相公．待到后当终日坐地．披着油衣吃饧也．子厚亦为之启齿．毅之子．伦也．——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原无题。
景公所爱马暴死．公怒．令刀解养马者．晏子请数之．曰．尔有罪三．公使汝养马．汝杀之．当死罪一．又杀公之所爱马．当死罪二．公以一马之故杀人．百姓怨吾君．诸侯轻吾国．汝当死罪三．景公喟然曰．舍之．——《说郛》卷二引《晏子春秋》，但已改写，原无题。
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亦择夫矣．谓之人尽夫亦可也．——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八，原无题。
车胤囊萤读书．孙康映雪读书．一日．康往拜胤．不遇．问何往．门者曰．出外捉萤火虫去了．已而胤答拜康．见康闲立庭中．问何不读书．康曰．我看今日这天．不像个下雪的．——浮白主人《笑林》。
雪滩钓叟曰．昔苏季子云．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今世异是．富贵则父母不子．贫穷则亲戚畏惧．此言殊有感慨．——钮琇《觚賸》卷二。
姚姬传乞终养归里．濒行时．翁覃溪学士来乞言．公曰．诸君皆欲读人间未见书．某则愿读人间所常见书耳．——易宗夔《新世说》卷一，原无题。
苏轼文十篇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选录，卷六十六。
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选录，卷六十七，原题《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
元符己卯闰九月．琼士姜君来儋耳．日与予相从．至庚辰三月乃归．无以赠行．书柳子厚饮酒读书二诗以见别意．子归．吾无以遣日．独此二事．日相与往还耳．二十一日书．——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选录，卷六十七，原题《书柳子厚诗后》，据别本改。
世人见古有见桃花悟道者．争颂桃花．便将桃花作饭吃．吃此饭五十年．转没交涉．正如张长史见担夫与公主争路．而得草书之法．欲学长史书．日就担夫求之．岂可得哉．——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选录，卷六十九。
将至曲江．船上滩欹侧．撑者百指．篙声石声荦然．四顾皆涛濑．士无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变亦多矣．置笔而起．终不能一事．孰与且作字乎．——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选录，卷六十九。
余蓄墨数百挺．暇日辄出品试之．终无黑者．其间不过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间佳物．自是难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时嫌漆白．方求白时嫌雪黑．自是人不会事也．——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选录，卷七十。
笔若适士大夫意．则工书人不能用．若便于工书者．则虽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龙不如履豨．岂独笔哉．君谟所谓艺益工而人益困．非虚语也．吴政已亡．其子说颇得家法．——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选录，卷七十。
元丰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选录，卷七十一。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两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选录，卷七十一。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选录，卷七十一。
陆游文十篇
予自少时．绝好岑嘉州诗．往在山中．每醉归．倚胡床睡．辄令儿曹诵之．至酒醒或睡熟乃已．尝以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今年自唐安别驾来摄犍为．既画公像斋壁．又杂取世所传公遗诗八十馀篇刻之．以传知诗律者．不独备此邦故事．亦平生素意也．——《渭南文集》选录，卷二十六，文末原署“乾道癸巳八月三日山阴陆某务观题”。
三荣守送来．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而略不校雠．错本书散满天下．更误学者．不如不刻之愈也．可以一叹．——《渭南文集》选录，卷二十六。文末原署“淳熙乙未立冬，可斋书”。
高适字仲武．此集所谓高仲武．乃别一人名仲武．非适也．议论凡鄙．与近世宋百家诗中小序可相甲乙．唐人深于诗者多．而此等议论乃传至今．事固有幸不幸也．然所载多佳句．亦不可以所托非其人而废之．——《渭南文集》选录，卷二十七，二篇录一。
昔人作七夕诗．率不免有珠栊绮疏惜别之意．惟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渭南文集》选录，卷二十八。文末原署“庆元元年元日，笠泽陆某书”。
吾年十三四时．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隐．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数日前事也．庆元二年岁在乙卯．九月二十九日．山阴陆某务观书于三山龟堂．时年七十有一．——《渭南文集》选录，卷二十八。
承平无事之日．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记．自丧乱来七十年．遗老凋落无在者．然后知此书之不可阙．吕公论著．实崇宁大观间．岂前辈达识．固已知有后日邪．然年运而往．士大夫安於江左．求新亭对泣者．正未易得．抚卷累欷．——《渭南文集》选录，卷二十八。文后原署“庆元三年二月乙卯，笠泽陆某书”。
古人读书多．故作文时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为工．亦自不知孰为古孰为今也．近时乃或钞缀史汉中字．入文辞中．自谓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见此书．为之太息．书以为后生戒．——《渭南文集》选录，卷二十八。文末原署“己未三月二十四日，龟堂识”。
乐毅论纵横驰骋．不似小字．瘗鹤铭法度森严．不似大字．此后世作者所以不可仰望也．——《渭南文集》选录，卷二十九。文末原署“庚申重九，陆某书”。庚申，南宋宁宗庆元六年。
予居镜湖北渚．每见村童牧牛于风林烟草之间．便觉身在图画．自奉诏紬史．逾年不复见此．寝饭皆无味．今行且奏书矣．奏后三日．不力求去．求不听辄止者．有如日．——《渭南文集》选录，卷二十九。文末原署“嘉泰癸亥四月一日笠泽陆某务观书”。
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渭南文集》选录，卷三十。文末原署“笠泽翁书”。
念楼学短 - 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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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九篇
作诗用事．以不露痕迹为高．往董御史玉虬（文骥）外迁陇右道．留别予辈诗云．逐臣西北去．河水东南流．初谓常语．后读北史．魏孝武帝西奔宇文泰．循河西上．流涕谓梁御曰．此水东流．而朕西上．乃悟董语本此．深叹其用古之妙．——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二。
祖咏试终南雪诗云云．主者少之．咏对曰．意尽．王士源谓孟浩然每有制作．伫兴而就．宁复罢阁．不为浅易．山谷亦云．吟诗不须务多．但意尽可也．古人或四句或两句便成一首．正此意．——《池北偶谈》卷十三。
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最传者．王摩诘韩退之王介甫三篇．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赤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池北偶谈》卷十四。
世谓王右丞画雪中芭蕉．其诗亦然．如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下连用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诸地名．皆寥远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指矣．——《池北偶谈》卷十八。
许彦周诗话云．东坡诗不可轻议．词源如长江大河．飘沙卷沫．枯槎束薪．兰舟绣鹢．皆随流矣．珍泉幽涧．澄泽灵沼．无一点尘滓．只是体不似江河耳．林艾轩论苏黄云．譬如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出去．若女子便有许多妆裹．此坡谷之别也．——《池北偶谈》卷十八。
余尝谓柳子厚渔翁夜傍西岩宿一首末二句蛇足．删作绝句乃佳．东坡论此诗亦云．末二句可不必．——王士禛《分甘馀话》卷一。
凡为诗文．贵有节制．即词曲亦然．正调至秦少游李易安为极致．若柳耆卿则靡矣．变调至东坡为极致．辛稼轩豪于东坡．而不免稍过．若刘改之则恶道矣．学者不可以不辨．——王士禛《分甘馀话》卷二，原题《诗文词曲贵有节制》。
胡应麟病苏黄古诗不为十九首建安体．是欲绁天马之足作辕下驹也．——《分甘馀话》卷四。
颜之推标举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以为自小雅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得来．此神契语也．学古人勿袭形模．正当寻其文外独绝处．——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六。
世说新语十一篇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世说新语·言语》。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世说新语·雅量》。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馀亦卒．——《世说新语·伤逝》。
赵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世说新语·贤媛》。
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鲊饷母．母封鲊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世说新语·贤媛》。
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见二谢．倾筐倒庋．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世说新语·贤媛》。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世说新语·简傲》。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世说新语·惑溺》。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世说新语·忿狷》。
容斋随笔九篇
世言白乐天侍儿唯小蛮樊素二人．予读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若然．则红紫二绡亦女奴也．——《容斋随笔》卷二。
刚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讷者．必不为巧言．此近仁鲜仁之辨也．——《容斋随笔》卷二。
韩文公送孟东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则鸣．然其文云．在唐虞时．咎陶禹其善鸣者．而假之以鸣．夔假于韶以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又云．无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然则非所谓不得其平也．——《容斋随笔》卷四。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为礼．以處为处．以與为与．凡章奏及程文书册之类不敢用．然其实皆说文本字也．许叔重释礼字云．古文．处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从處．与字云．赐予也．与與同．然则当以省文者为正．——《容斋随笔》卷五。
赵广汉之死由魏相．韩延寿之死由萧望之．魏萧贤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于死地乎．杨恽坐语言怨望．而廷尉当以为大逆不道．以其时考之．乃于定国也．史称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岂其然乎．宣帝治尚严．而三人者又从而辅翼之．为可恨也．——《容斋随笔》卷六。
严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虽以威严为义．然实取严陵滩之意也．殊不考子陵乃庄氏．东汉避显宗讳．以庄为严．故史家追书．以为严光．后世当从实可也．——《容斋随笔》卷六。
汉高祖用韩信为大将．而三以诈临之．信既定赵．高祖自成皋度河．晨自称汉使．驰入信壁．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麾召诸将．易置之．项羽死．则又袭夺其军．卒之伪游云梦而缚信．夫以豁达大度开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终于谋逆．盖有以启之矣．——《容斋随笔》卷十四。
文选编李陵苏武诗凡七篇．人多疑俯观江汉流之语．以为苏武在长安所作．何为乃及江汉．东坡云．皆后人所拟也．予观李诗云．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盈字正惠帝讳．汉法触讳者有罪．不应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为可信也．——《容斋随笔》卷十四。
城狐不灌．社鼠不熏．谓其所栖穴者得所凭依．此古语也．故议论者率指人君左右近习为城狐社鼠．予读说苑所载孟尝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熏也．臣未尝见稷狐见攻．社鼠见熏．何则．所托者然也．稷狐二字．甚奇且新．——《容斋随笔》卷十六。
老学庵笔记十篇
政和中大傩．下桂府进面具．比进到．称一副．初讶其少．乃是以八百枚为一副．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乃大惊．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老学庵笔记》卷一。
晏尚书景初．作一士大夫墓志．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问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处欠．又问欠何字．曰．当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于家三字．实用希真意也．——《老学庵笔记》卷一。
秦会之当国．有殿前司军人施全者．伺其入朝．持斩马刀邀于望仙桥下斫之．断轿子一柱．而不能伤．诛死．其后秦每出．辄以亲兵五十人持梃卫之．初．斩全于市．观者甚众．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汉．不斩何为．闻者皆笑．——《老学庵笔记》卷二。
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阁出使虏廷．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老学庵笔记》卷二。
范寥言．鲁直至宜州．州无亭驿．又无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适为崇宁万寿．法所不许．乃居一城楼上．亦极湫隘．秋暑方炽．几不可过．一日忽小雨．鲁直饮薄醉．坐胡床．自栏楯间伸足出外以受雨．顾谓寥曰．信中．吾生平无此快也．未几而卒．——《老学庵笔记》卷三。
绍圣中贬元祐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老学庵笔记》卷四。
承平时．鄜州田氏作泥孩儿名天下．态度无穷．虽京师工效之．莫能及．一对至直十缣．一床至三十千．一床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馀．无绝大者．予家旧藏一对卧者．有小字云．鄜畤田玘制．绍兴初．避地东阳山中．归则亡之矣．——《老学庵笔记》卷五。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老学庵笔记》卷五。
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老学庵笔记》卷六。
今人谓后三日为外后日．意其俗语耳．偶读唐逸史裴老传．乃有此语．裴．大历中人也．则此语亦久矣．——《老学庵笔记》卷十。
宋人小说类编十篇
太祖将展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画．赵韩王普特从．上指门额询普曰．何不只书朱雀门．何须着之字．普对曰．语助．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转录自《宋人小说类编》卷一之二“地理类”。
嘉泰末年．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内出．会内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正如客人卖伞．不油里面．——张仲文《白獭髓》，转录自《宋人小说类编》卷三之四“隐语类”。
石参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为员外郎帖职时．西域献狮子．畜于御苑．日给羊肉十五斤．尝率同列往观．或叹曰．彼兽也．给肉乃尔．吾辈忝预郎曹．日不过数斤．人翻不及兽乎．石曰．君何不知分耶．彼乃苑中狮子．吾曹员外郎耳．安可比耶．——张师正《倦游杂录》，转录自《宋人小说类编》卷三之五“笑谈类”。
有善谀者．熙宁中曾以先光禄卿荐守番禺．尝启王介甫丞相曰．某所恨．微躯日益安健．惟愿早就木．冀得丞相一埋铭．庶几名附雄文．不磨灭于后世．——张师正《倦游杂录》，转录自《宋人小说类编》卷三之五“笑谈类”。
东坡为钱塘县时．民有诉扇肆负钱二万者．逮至则曰．天久雨且寒．扇莫售．非不肯偿也．公令以扇二十来．就判事笔随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以付之．才出门．人竞以千钱取一扇．所持立尽．遂悉偿所负．——陈宾《桃源手听》，转录自《宋人小说类编》卷四之一“服饰类”。
北山九里松牌．吴说书．高宗诣天竺．遂亲御宸翰．撤去吴书．吴未几出守信州．陛辞．高宗因与语云．九里松乃卿书乎．吴唯唯．复云．朕尝作此三次．观之终不如卿．吴益逊谢．暨朝退．即令再揭原牌．遍索之．乃得之天竺库院．复令植道旁．今所榜是也．——陈晦《行都纪事》，转录自《宋人小说类编》卷四之五“花木类”。
温公一日过独乐园．见创一侧室．问守园者何从得钱．对曰．积游赏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用．对曰．只相公不要钱．——俞文豹《清夜录》，转录自《宋人小说类编》卷四之八“杂记类”。
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遂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皆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东坡捧腹大笑．——费衮《梁溪漫志》，转录自《宋人小说类编》卷四之八“杂记类”。
神考问荆公云．卿曾看欧阳公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谓公真不曾仔细看也．若使曾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五代之事．岂非事事可叹者乎．——孙宗鉴《东皋杂录》，转录自《宋人小说类编》卷四之八“杂记类”。
东坡示参寥曰．桃符仰视艾人而骂曰．汝何等草芥．辄居我上．艾人俯而应曰．汝已半截入土．犹争高下乎．桃符怒．往复纷纷不已．门神解之曰．吾辈不肖．傍人门户．何暇争闲气耶．请妙总大士看此一转语．——苏轼《调谑篇》，转录自《宋人小说类编》卷四之八“杂记类”。
南村辍耕录五篇
大元受天命．肇造区夏．列圣相承．至于世皇至元初．尚未遑兴建宫阙．凡遇称贺．则臣庶皆集帐前．无有尊卑贵贱之辨．执法官厌其喧杂．挥杖击逐之．去而复来者数次．翰林承旨王文忠公磐时兼太常卿．虑将贻笑外国．奏请立朝仪．遂如其言．——《南村辍耕录》卷一。
中书左丞魏国文正公鲁斋许先生衡．中统元年应召赴都日．道谒文靖公静修刘先生因．谓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则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征刘先生至．以为赞善大夫．未几辞去．又召为集贤学士．复以疾辞．或问之．乃曰．不如此．则道不尊．——《南村辍耕录》卷二。
翰林学士元文敏公明善．字复初．清河人．参议中书日．会朝廷遣蒙古大臣一员使交趾．公副之．将还．国之伪主赆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辞．伪主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独何为．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国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国之体．伪主叹服．——《南村辍耕录》卷二。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与夫人不睦．已数年矣．翰林学士承旨阿目茄八剌死．大夫遣司马明里往唁之．及归．问其所以．明里云．承旨带罟罟娘子十有五人．皆务争夺家财．全无哀戚之情．惟正室坐守灵帏．哭泣不已．大夫默然．是夜．遂与夫人同寝．欢爱如初．——《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二。
毗陵倪元镇有洁病．一日．眷歌姬赵买儿．留宿别业中．心疑其不洁．俾之浴．既登榻．以手自顶至踵．且扪且嗅．扪至阴．有秽气．复俾浴．凡再三．东方既白．不复作巫山之梦．徒赠以金．赵或自谈．必至绝倒．——《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
菽园杂记六篇
正统间．工部侍郎王某．出入太监王振之门．某貌美而无须．善伺候振颜色．振甚眷之．一日问某曰．王侍郎．尔何无须．某对曰．公无须．儿子岂敢有须．人传以为笑．——《菽园杂记》卷二。
正统初．南畿提学彭御史勖．尝以永乐间纂修五经四书大全讨论欠精．诸儒之说有与集注背驰者．遂删正自为一书．欲缮写以献．或以大全出自御制而止．以今观之．诚有如彭公之见者．盖订正经籍．所以明道．不当以是自沮也．——《菽园杂记》卷三。
高皇一日遣小内使至翰林．看何人在院．时危素太仆当值．对内使云．老臣危素．内使复命．上默然．翌日传旨．令素余阙庙烧香．盖余危皆元臣．余为元死节．盖厌其自称老臣．故以愧之．——《菽园杂记》卷三。
陆展染白发以媚妾．寇准促白须以求相．皆溺于所欲．而不顺其自然者也．然张华博物志有染白须法．唐宋人有镊白诗．是知此风其来远矣．然今之媚妾者盖鲜．大抵皆听选及恋职者耳．吏部前粘壁有染白须发药修补门牙法．观此可知矣．——《菽园杂记》卷九。
高皇尝集画工传写御容．多不称旨．有笔意逼真者．自以为必见赏．及进览．亦然．一工探知上意．稍于形似之外．加穆穆之容以进．上览之．甚喜．仍命传数本以赐诸王．盖上之意有在．他工不能知也．——《菽园杂记》卷十四。
种桕必须接．否则不结子．结亦不多．冬月取桕子舂于水碓．候桕肉皆脱．然后筛出核．煎而为蜡．其核磨碎．入甑蒸软．压取清油．可燃灯．或和蜡浇烛．或杂桐油制伞．但不可食．食则令人吐泻．其渣名油饼．壅田甚肥．——《菽园杂记》卷十四。
古今谭概五篇
两程夫子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觞．伊川拂衣起．明道尽欢而罢．次日．伊川过明道斋中．愠犹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无妓．今日斋中无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谓不及． ——《古今谈概》“迂腐部第一”。
进士曹奎作大袖袍．杨衍问曰．袖何须此大．奎曰．要盛天下苍生．衍笑曰．盛得一个苍生矣．——《古今谈概》“怪诞部第二”。
世庙时．通州虏急．怒大司马丁汝夔．置之辟．缙绅见而叹息曰．仕途之险如此．有何宦情．中一人笑曰．若使兵部尚书一日杀一个．只索抛却．若使一月杀一个．还要做他．——《古今谈概》“痴绝部第三”。
吴蠢子年三十．倚父为生．父年五十矣．遇星家推父寿当八十．子当六十二．蠢子泣曰．我父寿止八十．我到六十以后．那二年靠谁养活．——《古今谈概》“专愚部第四”。
宋明帝赐王景文死．景文在江州．方与客棋．看敕讫．置局下．神色怡然．争劫竟．敛纳奁毕．徐言．奉敕赐死．方以敕示客．因举鸩谓客曰．此酒不堪相劝．遂一饮而绝．——《古今谈概》“越情部第十”。
广东新语八篇
淘鹅．即鹈鹕也．曰逃河者．淘鹅之讹也．阳江人则谓水流鹅云．其大如鹅．能沉水取鱼．或竭小水取鱼．颐下有皮袋．常盛水二升许以养鱼．随水浮游．每淘河一次．可充数日之食．渔童谣云．水流鹅．莫淘河．我鱼少．尔鱼多．竹弓欲射汝．奈汝会逃何．——《广东新语》卷二十。
蠔镜澳多产番狗．矮而小．毛若狮子．可值十馀金．然无他技能．番人顾贵之．其视诸奴囝也．万不如狗．寝食与俱．甘脆必先饲之．坐与立．番狗惟其所命．故其地有语曰．宁为番狗．莫作鬼奴．——《广东新语》卷二十一。
竹䶉穴地食竹根．毛松．肉肥美．亦松．肉一二脔可盈盘．色紫．味如甜笋．血鲜饮之益人．瑶中以为上馔．谓之竹豚．予诗．海人花蜃蛤．山子竹鸡豚．——《广东新语》卷二十一。
龙虾巨者重七八斤．头大径尺．状如龙．采色鲜耀．有两大须如指．长三四尺．其肉味甜．稍粗于常虾．以壳作灯．光赤如血珀．曰龙虾灯．东莞新安潮阳多有之．昌黎诗．又尝疑龙虾．果谁雄牙须．——《广东新语》卷二十二。
天蚕出阳江．其食必樟枫叶．岁三月熟．醋浸之．抽丝长七八尺．色如金．坚韧异常．以作蒲葵扇缘．名天蚕丝．亦有成茧者．大于家蚕数倍．禹贡．厥篚檿丝．或即此类．然不可缫为丝．入贡者．齐鲁之山茧也．有沙柳虫．腹中丝亦可作缘．——《广东新语》卷二十四。
丁香．广州亦有之．木高丈馀．叶似栎．花圆细而黄．子色紫．有雌有雄．雄颗小．称公丁香．雌颗大．其力亦大．称母丁香．从洋舶来者珍．番奴口常含嚼．以代槟榔．其树多五色鹦鹉所栖．以丁香未熟者为饵．子既收．则啄丁皮．——《广东新语》卷二十五。
乳源多白瑞香．冬月盛开如雪．名雪花．刈以为薪．杂山兰芎䓖之属烧之．比屋皆香．其种以孪枝为上．有紫色者香尤烈．杂众花中．众花往往无香．皆为所夺．一名夺香花．干者可以稀痘．——《广东新语》卷二十五。
步惊．木本．以嫩叶和米数粒微炒．煎汤饮之．可愈呕泻寒疾．花有幽香．步行遇之．往往惊为蕙兰．故曰步惊．永安人每以嫩叶干之．持入京师作人事．——《广东新语》卷二十五。
广阳杂记十一篇
洪经略入都后．其太夫人犹在也．自闽迎入京．太夫人见经略．大怒．骂．以杖击之．数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为天下除害．经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即买舟南归．——《广阳杂记》卷一。
黄仲霖参马士英．召对归署．以白纸大书于门曰．得罪权奸．命在旦夕．诸客赐顾．门官一概禀辞．——《广阳杂记》卷一。
衡山舆夫矫健冠天下．走及奔马．上峻阪．走独木危桥．舆在肩侧．其足逡巡．二分在外．舆平如衡．无少欹仄．吁．亦异矣．——《广阳杂记》卷二。
长沙小西门外．望两岸居人．虽竹篱茅屋．皆清雅淡远．绝无烟火气．远近舟楫．上者．下者．饱张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无不入画．天下绝佳处也．——《广阳杂记》卷二。
长沙府二月初间．已桃李盛开．绿杨如线．较吴下气候．约差三四十日．较燕都约差五六十日．五岭而南．又不知何如矣．——《广阳杂记》卷二。
南岳规模宏阔．过于岱宗．无论嵩华．初陟山麓．即觉气象迥别．群峰罗列．层层浮出．各极奇秀．而雄浑博大．绝无巉岩刻削之状．正如雷尊象鼎．虽丹碧烂然．而太朴浑沦之气．非鬼工匠手所能拟议．又如杜少陵诸绝作．必非清新俊逸超脱幽奇等目所可形容者也．——《广阳杂记》卷二。
余宿衡山云开堂时．夜半梦醒．闻雨声如注．风撼屋宇皆动．晓起．主僧来言．夜来峰顶大雪．亟出屋后仰望．自香炉峰以上．皆为雪覆．如银堆玉砌．香炉而下．依然翠霭千重．时风雨犹未止．想上封正在撒盐飞絮也．雪景之奇．于斯极矣．——《广阳杂记》卷二。
彭岳放住善化县右鸡公陂．门径幽寂．有山林之致．书其门曰．白发消穷达．青山傲古今．读此联．可想见其人矣．——《广阳杂记》卷二。
癸酉四月．望后二日．舟泊昭陵．夜卧至夜半即觉．碧天如洗．皎月自篷隙照入舟中．如白昼也．对之凄然．予尝有诗曰．孤舟寂寂更无邻．惟有长安月照人．亦十七夜舟中也．而苦乐之致．不啻天渊矣．——《广阳杂记》卷三。
旧春上元在衡山县．曾卧听采茶歌．赏其音调．而于辞句懵如也．今又来衡山．于其土音虽不尽解．然十可三四领其意义．因之叹古今相去不甚远．村妇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国之章法．顾左右无与言者．浩叹而止．——《广阳杂记》卷四。
汉阳渡船最小．俗名双飞燕．一人而荡两桨．左右相交．力均势等．最捷而稳．且其值甚寡．一人不过小钱二文．值银不及一厘．即独买一舟．亦不过数文．故谚云．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信哉．——《广阳杂记》卷四。
巢林笔谈十篇
予于声歌无所谙．独喜笛音寥亮．每当抑郁无聊．趣起一弄．往往多悲感之声．泪与俱垂．审音者知其为恨人矣．今夜风和月莹．阑干静倚．意亦甚适．为吹古诗一二首．皆和平之词．而其声仍不免于呜咽．何也．——《巢林笔谈》卷四。
今夕是中秋节矣．病侵强岁．闲过清时．功名之士．所为短气．不佞缘以藏拙．亦自不恶．但檐溜泠泠．月光隐翳．绝无佳景．一生不知几度此节．似此便可扣除．——《巢林笔谈》卷四。
凡物不贵重之．则不至．如求名者把心思智巧都倾入八股中．自然得名．求利者把精神命脉都钻入孔方里．自然得利．樵朽一生．名利两穷．只缘看得时文轻．便是上渎文星．看得守钱鄙．便是获罪财神．太甲曰．自作孽．不可逭．——《巢林笔谈》卷五。
儿子从未远出．初应省试．不能不一往．阻风沙漫洲．舳舻相接．郡中宋氏叔侄．移船头就柳阴．棋于其下．崇友拉予看荷花．夕阳反照．荷净花明．萧疏四五人．科头握蕉扇．委影池塘．若绘江上阻风图．二景绝佳．——《巢林笔谈》卷五。
秋来病与贫俱．夜坐小斋．郁结不解．忽琴声自内出．不觉跃起．妇能忘境．我乃为境滞耶．因取琵琶酌两三弹．作黄连树下唱酬．其声泠泠．终不能啴以缓．发以散也．——《巢林笔谈》卷六。
微山湖上今夕是除夕耶．内亡且二十日矣．含泪濡毫．粗述其生平大略．三十七年夫妇之情．与一切病亡惨境．不忍一二道也．往年度岁．纵极艰难．内必勉措齐整．今夕但闻幕内哭声．孙男女麻衣绕膝．泪霪霪不止．何心更问度岁事．哀哉．壬午除夜泪笔．——《巢林笔谈》卷六。
从夏镇抵南阳．时当落照．云霞曳天．澄波倒影．俯仰上下．无彩不呈．俄而浓云四布．宝净色忽焉惨淡．已又推出新月．清光一钩．疏星万点．大块文章．真是变化不尽也．——《巢林笔谈》续编卷上。
数时报节．已届清明．闲步郊原．枝间柳桃．花铺菜麦．春林渐盛．黄莺紫燕．何树不啼．春水方生．黛甲素鳞．何波不跃．一切卉木禽鱼之胜．多是文章朋友之资．独惜少年一去不回．为欢常如不及．——《巢林笔谈》续编卷上。
夏月赤日行天．炎气逼人．衰年怯暑．大是苦境．旧闻处州括苍山有绿天深处．缘竹径入．百二十里绿阴．五里一亭．十里一室．明刘一介处此六十年．悬想便觉清气可挹．——《巢林笔谈》续编卷上。
常思遍游名山水．而阻于无事之忙．限于不足之力．今老矣．虚愿难酬矣．披览名人图画．恍若置身其中．亦可少补游屐所未至．——《巢林笔谈》续编卷下。
子不语八篇
崇祯甲申．河南飞蝗食民间小儿．每一阵来．如猛雨毒箭．环抱人而蚕食之．顷刻皮肉俱尽．方知北史载灵太后时．蚕蛾食人无算．真有其事也．开封府城门被蝗塞断．人不能出入．祥符令不得已．发火炮击之．冲开一洞．行人得通．未饭顷．又填塞矣．——《子不语》卷十二。
雍正九年冬．西北地震．山西介休县某村．地陷里许．有未成坑者．居民掘视之．一家仇姓者．全家俱在．尸僵不腐．一切什物器皿．完好如初．主人方持天平兑银．右手犹执一元宝．把握甚牢．——《子不语》卷十二。
康熙五十年．肃州合黎山顶．忽有人呼曰．开不开．开不开．如是数日．无人敢答．一日．有牧童过．闻之．戏应声曰．开．顷刻砉然．风雷怒号．山石大开．中现一崖．有天生菩萨像数千．须眉宛然．至今人呼为万佛崖．章淮树观察过其地．亲见之．——《子不语》卷十六。
楚雄府[石+咢]嘉州者卜夷地方．有冬青树．根蟠近十里．远望如开数十座木行．其中桌椅床榻厨柜俱全．可住十馀户．惜树叶稀．不能遮风雨耳．其根拔地而出．枝枝有脚．——《子不语》卷二十三。
有白日入人家偷画者．方卷出门．主人自外归．贼窘．持画而跪曰．此小人家祖宗像也．穷极无奈．愿以易米数斗．主人大笑．嗤其愚妄．挥叱之去．竟不取视．登堂．则所悬赵子昂画失矣．——《子不语》卷二十三。
杭州范某娶再婚妇．年五十馀．齿半落矣．奁具内橐橐有声．启视．则匣装两胡桃．不知其所用．以为偶遗落耳．次早．老妇临镜敷粉．两颊内陷．以齿落故．粉不能匀．呼婢曰．取我粉楦来．婢以胡桃进．妇取含两颊中．扑粉遂匀．杭人从此戏呼胡桃为粉楦．——《子不语》卷二十三。
南雁宕有动静石二座．大如七架屋之梁．一动一静．上下相压．游者卧石上．以脚撑之．虽七八岁童子能使离开尺许．轰然有声．倘用手推．虽舆夫十馀人．不能动其毫末．此皆天地间物理有不可解者．——《子不语》续集卷六。
西人张某．作如皋令．幕友王贡南．杭州人．一日同舟出门．贡南夜间借用其溺壶．张大怒．曰．我西人俗例．以溺壶当妻妾．此口含何物．而可许他人乱用耶．先生无礼极矣．即命役取杖．责溺壶三十板．投之水中．而掷贡南行李于岸上．扬帆而去．——《子不语》续集卷九。
阅微草堂笔记八篇
安中宽言．昔吴三桂之叛．有术士精六壬．将往投之．遇一人．言亦欲投三桂．因共宿．其人眠西墙下．术士曰．君勿眠此．此墙亥刻当圮．其人曰．君术未精．墙向外圮．非向内圮也．至夜果然．余谓此附会之谈也．是人能知墙之内外圮．则知三桂之必败矣．——《阅微草堂笔记》卷一。
宋按察蒙泉言．某公在明为谏官．尝扶乩问寿数．仙判某年某月某日当死．计期不远．恒悒悒．届期乃无恙．后入本朝．至九列．适同僚家扶乩．前仙又降．某公叩以所判无验．又判曰．君不死．我奈何．某公俯仰沉思．忽命驾去．盖所判正甲申三月十九日也．——《阅微草堂笔记》卷二。
边随园征君言．有入冥者．见一老儒立庑下．意甚惶遽．一冥吏似是其故人．揖与寒温毕．拱手对之笑曰．先生平日持无鬼论．不知先生今日果是何物．诸鬼皆粲然．老儒猬缩而已．——《阅微草堂笔记》卷四。
徐公景熹官福建盐道时．署中箧笥每火自内发．而扃钥如故．又一夕．窃剪其侍姬发．为祟殊甚．既而徐公罢归．未及行而卒．山鬼能知一岁事．故乘其将去肆侮也．徐公盛时．销声匿迹．衰气一至．无故侵陵．此邪魅所以为邪魅欤．——《阅微草堂笔记》卷六。
天道乘除．不能尽测．善恶之报．有时应．有时不应．有时即应．有时缓应．亦有时示以巧应．余在乌鲁木齐时．吉木萨报遣犯刘允成．为逋负过多．迫而自缢．余饬吏销除其名籍．见原案注语云．为重利盘剥．逼死人命事．——《阅微草堂笔记》卷八。
嘉祥曾英华言．一夕秋月澄明．与数友散步场圃外．忽旋风滚滚自东南来．中有十馀鬼．互相牵曳．且殴且詈．尚能辨其一二语．似争朱陆异同也．门户之祸．乃下彻黄泉乎．——《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
陈句山前辈移居一宅．搬运家具时先置书十馀箧于庭．似闻树后小语曰．三十馀年．此间不见此物矣．视之阒如．或曰．必狐也．句山掉首曰．解作此语．狐亦大佳．——《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
有州牧以贪横伏诛．既死之后．州民喧传其种种冥报．至不可殚书．余谓此怨毒未平．造作讹言耳．先兄晴湖则曰．天地无心．视听在民．民言如是．是亦可危也已．——《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
扬州画舫录九篇
叶公坟．明刑部侍郎叶公相之墓也．墓后土阜高十馀丈．前临小迎恩河．右有石桥．土人称之为叶公桥．相传为骆驼地．其上石枋．石几．翁仲．马羊．陈列墓道．里人于清明时坟上放纸鸢．掷瓦砾于翁仲帽上．以卜幸获．谓之飞堶．重阳于此登高．浸以成俗．——《扬州画舫录》卷一。
桃花庵僻处长春桥内．过桥．沿小溪河边折入山径．𫶇嵲难行．小澳夹两陵间．屿亦分而为两．左右有螺亭穆如亭．屿竟．琢石为阶．庵门额为朱思堂转运所书．溪水到门．可以欹身汲流漱齿．中多水鸟．白毛初满．时得人稀水深之乐．——《画舫录》卷二。
扑缸春酒肆在街西．游屐入城．山色湖光．带于眉宇．烹鱼煮笋．尽饮纵谈．率在于是．青莲斋在街西．六安山僧茶叶馆也．僧有茶田．春夏入山．秋冬居肆．东城游人．皆于此买茶．供一日之用．郑板桥书联云．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画舫录》卷四。
二面蔡茂根演西厢记．法聪瞪目缩臂．纵膊埋肩．搔首踟蹰．兴会飙举．不觉至僧帽欲坠．斯时举座恐其露发．茂根颜色自若．——《画舫录》卷五。
四川魏三儿．号长生．年四十．来郡城投江鹤亭．演戏一出．赠以千金．尝泛舟湖上．一时闻风．妓舸尽出．画桨相击．溪水乱香．长生举止自若．意态苍凉．——《画舫录》卷五。
知己食在头桥上．宰夫杨氏工宰肉．得炙肉之法．谓之熏烧．肆中额云．丝竹何如．人皆不得其解．或以虽无丝竹管弦之盛语解之．谓其意在觞咏．或以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语解之．谓其意在于肉．然市井屠沽．每藉联匾新异．足以致远．是皆可以不解解之也．——《画舫录》卷七。
明月楼茶肆．在二钓桥南．南岸外为二道沟．中皆淮水．逢潮汐则江水间之．肆中茶取于是．饮者往来不绝．人声喧阗．杂以笼养鸟声．隔席相语．恒以眼为耳．——《画舫录》卷七。
珍珠娘姓朱氏．年十二工歌．继为乐工吴泗英女．染肺疾．每一椫杓．落发如风前秋柳．揽镜意慵．辄低亚自怜．阳湖黄仲则．见余每述此境．声泪齐下．美人色衰．名士穷途．煮字绣文．同声一哭．后以疾殒．年三十有八．数年后仲则客死绛州．年亦三十有八．——《画舫录》卷九。
雕绘土偶．本苏州拔不倒做法．二人为对．三人以下为台．争新斗奇．多春台班新戏．如倒马子．打盏饭．杀皮匠．打花鼓之类．其价之贵．甚于古之鄜畤田所制泥孩儿也．——《画舫录》卷十六。
两般秋雨庵随笔八篇
明吕叔简云．今之用人．每恨无去处．而不知其病根在来处．今之理财．每恨无来处．而不知其病根在去处．二语可为居官居家者座右铭．——《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
陈太仆句山先生．年逾耳顺．须尚全黑．裘文达公戏之曰．若以年而论．公须可谓抱不白之冤矣．——《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二。
宋刘卞功字子明．隐居不仕．赐号高尚先生．答王子常书曰．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财货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此数语甚奇辟．——《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
宋吴伯举守姑苏．蔡京一见大喜．入相首荐其才．三迁中书舍人．后以忤京．落职知扬州．客或有以为言者．京曰．既做官．又要做好人．两者可得兼耶．此真丧心病狂之语．——《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
浙江转运张映玑．山东人．性宽和．善滑稽．一日出署．有妇人拦舆投呈．则告其夫之宠妾灭妻者也．公作杭语从容语之曰．阿奶．我系盐务官职．并非地方有司．但管人家吃盐事．不管人家吃醋事也．笑而善遣之．——《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二。
吴修龄围炉诗话云．今人作诗．称盛唐．曾在苏州见一家举殡．其铭旌云．皇明少师文渊阁大学士申公间壁豆腐店王阿奶之灵柩．可以移赠诸公．此虽虐谑．然依人门户者可以戒矣．——《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三。
明初．一上舍任都掌院．群属忽之．约二三新差巡按者请教．掌院厉声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归来不可使人笑．闻者凛然．——《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五。
北地葡萄最美．有客问．南中何以敌此．汪钝翁曰．橘柚秋黄．杨梅夏紫．此与千里莼丝．末下盐豉．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同一风致．——《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七。
春在堂随笔八篇
华亭尹冰叔鋆德．以其祖母黄纺织图索题．图中题者甚众．有张春水七古一章．署云吴江张澹未定草．璞卿女史陆惠书．钤一小印云．文章知己．患难夫妻．张春水陆璞卿合印．亦词场佳话也．——《春在堂随笔》卷一。
余游净慈寺．寺僧大圆指门外百工池．谓是宋时颠僧道济遗迹．余按西湖志云．宋建炎已前．寺累遭火．鞠为荆墟．熙宁间有善青乌之术者云．须凿池以禳之．寺僧宝文乃募化开池．与力者万人．故名．则此池之开．非道济也．世俗知有道济．不知有宝文．传讹久矣．——《春在堂随笔》卷二。
洞庭山出茶叶．名碧萝春．余寓苏久．数有以馈者．然佳者亦不易得．屠君石巨居山中．以隐梅庵图属题．饷一小瓶．色味香俱清绝．余携至诂经精舍．汲西湖水．瀹碧萝春．叹曰．穷措大口福．被此折尽矣．——《春在堂随笔》卷二。
余同年生谢梦渔．以庚戌进士第三人及第．学问淹雅．官京师二十馀年．郁郁不得志．尝语余曰．学问是一事．科名是一事．禄位是一事．三者分而不合．有学问者不必有科名也．有科名者不必有禄位也．余深韪其言．偶以语何子贞前辈．先生曰．传不传．又是一事．——《春在堂随笔》卷二。
吴牧驺太守仰贤．手录所为诗一册见示．内有纪岁珠一首．序云．歙人某．娶妇甫一月．即行贾．妇刺绣易食．以其所馀．岁置一珠．以彩丝系之．曰纪岁珠．夫归．妇殁已三载．启箧得珠．已积二十馀颗．余谓此妇幽贞自守．而纪岁珠之名亦新艳可传．惜不得其姓氏也．——《春在堂随笔》卷五。
甘露饼出天长县．一饼直钱九．味不过甜．而松脆异常．勒少仲同年偶得百枚．分贻吴平斋应敏斋及余各二十四枚．媵以书云．此饼风味颇佳．请试尝之．不知尚足一说否．余报以书云．此苏家为．甚酥也．偶书于此．识老饕口福．——《春在堂随笔》卷五。
西湖游览志．乃明嘉靖时田汝成所著．内有一条云．除夕官府封印．不复签押．至新正三日始开．然则明代封印．殆止此四日欤．今制未知何时更定．亦宜查考也．——《春在堂随笔》卷六。
自来赋七夕诗词．大率伤其离多欢少．否则羡其有生离无死别耳．丁丑七夕．恩竹樵方伯赋诉衷情词．索同人和．潘玉泉观察和云．仙家岁月异人间．弹指便经年．一年一度相见．小别即团圆．此意颇未经人道也．——《春在堂随笔》卷七。
念楼学短 - 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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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文学
作者：﹝中 ‧ 锺叔河﹞。
汉字很难写，尤其是刀刻甲骨，漆书竹简，不可能像今天用电脑，几分钟就是一大版。故古文最简约，少废话，这是老祖宗的一项特长，不应该轻易丢掉。锺叔河积年抄得短文若干篇，短的标准，是不超过一百个汉字，而且必须是独立成篇的。现从中选出一些，略加疏解，以飨读者。借用郑板桥的一句话：“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
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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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文学
作者：﹝中国 ‧ 费孝通﹞。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著述的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全书由14篇文章组成，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权力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方面。在《乡土中国》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全书主要探讨了差序格局、男女有别、家族、血缘和地缘等。该书语言流畅，浅显易懂。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中小学必背古诗文208篇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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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文学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盛唐的悲愁是浩大的，即使艰难潦倒，也有苍茫博大的境界。
开篇写秋风的动感：风急、天高、猿声哀鸣；渚清、沙白、鸟儿来回飞旋。每句都有三景，景物和音节的密集渲染了秋风的紧迫感。本来难以捉摸的秋气，诗人借风之凄急、猿之哀鸣、鸟之回旋来表现。这股飞旋回荡的秋气仿佛裹挟了江天之间的万物，催促着草木尽脱、江水急流，不由人不惶然无主。“落木萧萧下”“长江滚滚来”本是常景、常句，但加了“无边”“不尽”便气象浩大，由眼前之景而至于无穷无尽的时空之中。万物都在逝去，时光之河永在流淌，个人的愁苦在这肃杀的大背景中，沦于微渺，也更为悲壮了。
诗歌后半部分描述诗人自己。一生漂泊，客中悲秋，贫病交困，人到晚年。种种凄凉之景集于一身，登高四望，满目秋色悲凉。然而“万里”“百年”四字使个人愁苦中仍有一股壮逸之气，即使诗人艰难苦恨、鬓发斑白，因肺病而新近戒酒。
“前四句景，后四句情。一、二碎，三、四整，变化笔法，五、六接递开合，兼叙点，一气喷薄而出”（方东树《昭昧詹言》）。“建瓴走坂之势，如百川东注于尾闾之窟”（胡应麟《诗薮》）。对仗如此精严，而笔势雄劲奔放，气势顺流而下，不愧为“古今七言律第一”。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杜甫可谓“有情人”，对亲人，对朋友，对国家，对大自然中的山水花鸟，都满怀深情。但他也为“情”所累，常常处于忧念之中。
这首《登岳阳楼》，是杜甫晚年漂泊至洞庭湖畔的岳州时所作。安史之乱结束，杜甫携全家沿江东下，出川之后，并没能按预想的那样顺利返回家乡，而是辗转于今天的湖北、湖南一带。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但国家并没有安定下来，在安史之乱中形成的藩镇酝酿着新的危机。而吐蕃势力的扩张使唐王朝的都城长安都面临着严重威胁。
此时的杜甫心情十分沉重。八百里洞庭的壮观景象，早已闻名，如今登上岳阳楼，果然名不虚传。浩荡无边的湖水分割吴楚，放眼眺望，除了眼前的湖水，就是头顶的天空，似乎整个宇宙都浮在湖水之上。
但这雄阔的景色并没有让杜甫心旷神怡，他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壮游”的豪情。暮年羁旅，风雨漂泊，寄居孤舟之上，顾影自怜，怎能不落寞伤感？更让杜甫关切的，是国家局势未稳，强敌入侵。凭栏远眺，百感交集，悲怆之情难以自抑，杜甫竟不由得放声大哭。
梁启超称杜甫为“情圣”，认为杜甫富于情感而又善于表达情感。从这篇《登岳阳楼》看，杜甫的情感至暮年而无丝毫衰减。凭栏痛哭的身影，千百年来不知感动了多少读者。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长恨歌》和《琵琶行》是白居易最著名的两首长诗。在白居易去世后不久，唐宣宗写诗悼念，诗中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这两首诗在当时流传之广。《琵琶行》作于元和十一年（816），其时白居易正在遭受一生中最沉重的政治打击，被贬九江司马。
《琵琶行》首先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对音乐的描写。在一个“枫叶荻花秋瑟瑟”的夜晚，月光照在江面上，这时琵琶曲响起，从初始的“轻拢慢捻”“弦弦掩抑”，到“大弦嘈嘈”“小弦切切”的乐声逐渐纷繁变化，再到“弦凝绝”“声渐歇”的再次幽缓，乃至“此时无声胜有声”，乐声几不可闻，最后突然乐声陡起，越来越高昂、急促，在“四弦一声如裂帛”的高潮处戛然而止。诗人还用了大量精妙的比喻来描写美妙的音乐声，写乐音纷繁高低变化时如“急雨”“私语”，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写乐音幽缓时如“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写乐音高昂急促时则如“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而最后的收尾则如“裂帛”。这些比喻不仅在声音上惟妙惟肖，而且极富画面感，让读者不仅“听”到了音乐，似乎还“看”到了音乐。在描写音乐的同时，诗人也没有忘记琵琶女。随着音乐的展开，我们也听到了她的“平生不得志”，音乐中传达着她的“心中无限事”。当音乐结束时，“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不论演奏者还是听者，都沉浸在音乐和音乐在各自心中所引起的“幽愁暗恨”中。
诗人将一场琵琶弹奏写得声情并茂，如在耳边，如在眼前。但《琵琶行》最动人之处，在于它在音乐之外，还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琵琶女的，她曾经有过年轻得意的时候，见惯了繁华热闹，“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但是后来年纪老大，风光不再，“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但是商人对她并不爱惜，如今她独守空船，在回忆以前的美好时光中度日。另一个故事是诗人自己的，诗人在元和年间意气风发，在朝堂上敢于直言极谏，在文学创作上写了大量新乐府诗，以诗歌补察时政、讽喻执政。然而终于在元和十年因得罪权贵遭到沉重打击，被贬谪到九江。他此时的处境是“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他的心情也颇为消沉：“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尽管两个人的身份地位有天壤之别，但都命途多舛，都经历了自盛而衰的命运转折。因而琵琶女的音乐和身世，引发了诗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不论任何时代，总会有人由于种种原因，跌入命运的低谷，或在仕途上坎坷不遇，或在生活上穷困潦倒，或在情感上悲愁困苦。而这首诗，也就在后世持续地引起无数人的共鸣。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
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
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
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
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古代诗人在用文字表现音乐时，常常需要发挥创作才能，将听觉的感受转化为具体的诗歌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常常能激发出艺术家天才的想象力，构造出无数奇特瑰丽的意象。唐代描写音乐的名作不少，其中又属李贺这首《李凭箜篌引》展示的想象力最为天马行空。诗中的景色几乎一句一变，前句尚在空山，后句已转到湘水；前句尚言玉碎，后句已转到花笑。李凭弹奏之处虽在长安，但乐曲的影响已直达天庭，从女娲补缀的天角，到吴刚伐桂的月宫，无处不萦绕着箜篌的声音。与场景转换相伴的，还有诗中层出不穷的典故：江娥素女、女娲紫皇、神妪仙子，在极短的句段中密集呈现，真给人一种瞬息万变、惊骇耳目的感觉。
传说李贺在创作诗歌时，常常茶饭不思，苦思冥想，先构思大量前人没有写过的句子、没有用过的意象，再将它们一一记录下来，存入锦囊，等到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再拿出来，连缀一处，写入诗中，正是有了这样的心思和努力，李贺的作品才能达到这样出神入化、动人心弦的艺术效果。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睡懒觉或许已成为现代人常见的生活状态，经过了一周的忙碌工作，在难得清闲的周末时光，慵懒地睡到日上三竿，迷离的双眼看见窗外顺着帘幕边缘透进来的阳光，可说是非常惬意安适的享受了。但对于古人来说，睡懒觉便不是那么常见的事情，因为他们要抓紧光线充足的白日尽快干活。而且这么一位终日无所事事的美丽姑娘，哪有要通过懒觉来补眠的需要呢？若要真的睡起来，那还不得睡到天荒地老去。
不过这位姑娘真的就在睡懒觉，还越睡越不想起床，任凭从屏风缝隙射入的阳光忽明忽暗地打在自己的脸上，将自己的秀美容颜照得更加鲜艳。还是起来吧，睡着也没什么意思，慢慢地画眉，慢慢地梳妆，慢慢地插花，还是如床上一般懒散。前后摆放的镜子照出了自己正反两面，花光与人面在镜面中交互重叠，一如全词的时空，幽闭凝滞又不失空灵。
末了才发现自己还是有事要做的，她要去做针线绣花的活儿，凭她的慧心巧手在精美的罗衣上绣出需要的图案，而今日的图案偏偏又是成双成对的鹧鸪。词人在这幅罗衣图案上收束了词笔，并没有告诉读者女子此刻的心情，但就是这幅凝练的双双金鹧鸪，已能产生多少孤独之哀与为谁妆容的感叹。如此前边的赖床、懒画眉、迟梳洗也就都有了落脚点，皆因一段孤独的怨情而生，至于怨从何来，那就需要读者自己去填补了。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琵琶有四弦，古琴五弦、七弦，筝有十三弦，锦瑟为何偏偏比别者多出许多弦来？这多出来的思、多出来的情让人平白地更敏感、更纤细，在生命的历程中多了许多顾虑、许多怅惘。
庄生梦蝶，物我相通。诗人加一“晓”与“迷”字，便翻出一层新意。“迷”字强化梦的浑然忘我、强烈迷离。而“晓”字却说，这让人痴狂的美梦竟是拂晓时快要破灭的残梦。曾经狂乱的心跳、热烈的眼神、无忧的时光转首都将成空，庄生梦蝶的迷幻于是叠加了梦醒时分的哀凉。
迷梦醒来，旧情已逝，但春心仍在，如望帝一般杜鹃啼血，至死方休。“春心”给凄绝的杜鹃带来一分浪漫热烈的色彩。但春心也往往伴随许多痛苦与悲哀，“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明知春心终将成灰，还要“望帝春心托杜鹃”，诗人的执迷不悔，令人感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句首沧海与蓝田对举，暗指沧海桑田，时光流迁；句中以明珠和良玉自比，表明此心明澄，日月可鉴。心中的伤悲是海上月满之时蚌珠的眼泪，一片怅惘是蓝田玉石焕发出的凄迷烟光。这份执迷，事后看来也许只是一段云淡风轻的记忆，但是当时怎么也走不出这若有所失的忧伤。
全诗低回宛转、幽隐哀怨，唤起无数人心中的憾恨与温厚的忧思。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
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登快阁自然是快乐的，何况繁杂的工作都完成了。登楼时，诗人不禁步履带风，越级而上。到达阁顶后，眼前一片开阔清朗。倚栏而望，夕阳映照漫天霞光。远处的树摇落了满身树叶，只留下高阔清癯的树身。视线穿过不再绵密的树冠，到达更远的远方。疏朗带来的通透给秋日带来旷远的气息。千山绵展，天际远大。能领会这澄明开阔之美的人一定有皓月清风般的胸襟。只是诗人的知音不在身边，无人领会他的拨弄珠弦的心声。好在还有美酒相伴，足以令人兴致盎然。万里归家吧，吹奏那澡雪垢滓的长笛，我心只与那毫无机心的白鸥结盟。
诗歌借秋景表现内在澄明高旷的人格境界，在文字上则充分表现“江西诗派”的特点：字字有来历，但又被诗人点化得不着痕迹，在平淡浑然中蕴有一份醇厚的知趣。这就是江西诗派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以故为新”之法。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暂且收拾起杀敌报国的豪情，遮盖了恢复无望的悲愤，在杏花春雨的江南里，陆游也平和了许多。客居京城，尝够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满怀的落寞和愁绪，在“小楼一夜听春雨”中流露无遗。但陆游似乎已经懒得抱怨和指责，他听到了叫卖杏花的声音，即便独处小楼，即便僻居深巷之中，他也感到了春光的明媚，感到了江南春天的美好。白日无事，以写字品茶作为消遣，日子倒也悠闲。但自己来京城是为了什么呢？与其在京城无聊地消磨时光，不如早点回家吧。
这首诗语气平和，遣词平淡，但意旨含蓄，情感深沉。诗人其他诗作中常见的对朝廷偏安政策的失望和对恢复之志不能实现的悲愤，在这里都隐而不见了。但不论彻夜无眠卧听雨声，还是看似悠闲的白日消遣，都能感到诗人的欲说还休。毕竟，在无边春雨淅淅沥沥的夜里，想到有明艳的杏花正在绽放，沉郁的心情总会好一点。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陆游身当南宋，一生都主张对金用兵，收复北方失地。但南宋的大多数时期都是主和派占上风，因而陆游的壮志终身不得实现。每当念及沦陷的国土，想到自己没有机会杀敌报国，他的内心就充满愤懑。
这首《书愤》，是陆游六十二岁时所作，这时他已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退职居家也已长达六年。他回忆起青壮年时期，那时充满理想和豪情，立志收复中原。南宋的两场大胜仗也激励着他。一场发生在大散关，由南宋初期的名将吴玠指挥，以数千宋军击退十万金兵；另一场发生在采石矶，金国皇帝海陵王率领的金兵在此遭受重大失败，战船全部烧毁，移驻瓜洲渡后被臣下杀死，南宋取得了对金作战的最大一次胜利。
然而两次重大胜利并没有坚定南宋政府北伐的信心，在金兵退去后，偏安求和的心态又在执政者中成为主流。作为主战派，陆游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投闲置散中度过。他以“塞上长城”自诩，他相信自己的才华，能为北伐贡献力量，可惜国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在一年年的等待中，他已垂垂老矣。
陆游想到了诸葛亮，想到了诸葛亮的《出师表》，诸葛亮以益州一州之地，为了兴复汉室，尚且多次北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何况现在南宋拥有半壁江山！朝中执政者的软弱无能让他悲愤，年华流逝而壮志未酬让他悲愤，他把他的悲愤写入诗中。他的悲愤，他的忧国之情，足以当得起本诗的最后一句：千载谁堪伯仲间！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往事是什么？往事就是春花秋月，一年一年地在产生与消逝间流转，只要人还在，往事的轮回就会一如既往地持续下去，就会如同春花秋月一年年地交替出现，那么“何时了”的发问也就有对于仍将持续下去的生命的一种心灰意冷。
春花秋月的往事其实不仅包含着美好的回忆，悲伤的故事也在年年重复间大量存在着，但只要它们成为过往，那就变成了自我生命的痕迹，既是最珍贵的留恋，同时也永远不会退场，事过境迁后总会拿起反复咀嚼。
当然，最普泛意义上的春花秋月流转还是时间的流逝，国家在春花秋月间灭亡，往事在春花秋月间消散，斯人在春花秋月间衰老，只剩下曾经的旧物还在旧地默默地停留，守着同一轮明月，借着春风将惆怅从故都金陵吹到了西边的北宋京城开封，此刻自己被囚禁的地方。
亡国之恨也好，莫及追悔也好，伤春憔悴也好，都没有必要将这里的愁绪限定在具体的哪一种，明月下交汇碰撞冲荡着无穷的人生愁恨，像一江春水那样不停向东流去。其实，以水喻愁并不是罕见的表达，李白就有“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诗句。但李白的诗句总是说破水与愁的类比点，愁如东流水一般长，情比桃花潭还要深，这其实也就如限定愁绪一样限制了词情，李煜则不管不顾地只给一个春水东流的画面，词人的愁绪与读者的情感都在这滚滚的动态中生成而激荡，时间、愁绪与流水的所有共同点都能在其间呈现，反而更有动人心魄的力量。这便是王国维所说的“后主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注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又是一阕描写杭州的词，只不过铺叙的画面并不是令自己魂牵梦萦的记忆，而是借当下的太平景象来称颂太守的贤明。
市井的繁华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熙攘的人口，王维就用“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的句子描摹盛唐的长安。到了北宋，情况早已远超于此，并非都城的杭州随便就可以有十万人家的数量，而随处可见的珠玑与罗绮又烘托着市场的繁荣与市民的富庶。
实际的人物图景外，杭州还有自然风光，是天上山水与人间富贵的有机统一。钱江大潮自是不会漏过的元素，但被柳永写来无比雄壮，似乎并不在意两岸观潮者与江头弄潮儿的安全。除此之外，西湖更是重中之重，虽说四时之景不同，但柳永只捻取了三秋桂子与十里荷花这最具代表的两大元素，这样描写西湖，也就够了。于是城中市民风帘翠幕的雅致生活，西湖上泛舟采莲歌咏吹笛的美丽女孩子也就都有了落脚点，成为一道道更加醉人的风景。据说金朝皇帝完颜亮就是因为读到柳永这两句词，心生钦慕，想去南方看一看桂子与荷花，遂不惜撕毁和约，大举南侵。看来不仅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世人爱听，三军一动为西湖的情节也很有市场。
在如此繁密的铺叙后，词的主人公杭州太守出场了，他的现身为杭州城全部风景圆满收束。但他与西湖、孤山乃至于采莲女不同，他终究是要离开的，要去往对他来说更加魂牵梦萦的京城，然后再于那里思念着杭州。至于到那时他到底对杭州有多少依恋，似乎不知道，却又已然知道。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王安石对南京是有感情的，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轻的王安石刚踏上仕途不久，便来南京担任了江宁知府。神宗熙宁九年（1076），罢相后的王安石再临金陵，在钟山脚下修建半山园，在此度过了凄凉无奈的晚年时光。人生起落之后，面对眼前这座城市的山河、历史以及历代诗人的吟咏，不一样的沧桑感慨也就油然而生。
词人将笔墨放在晚秋时空，淡化了金陵的脂粉气，却将繁华覆灭的无常挥洒得更加悲壮苍凉。且看晚霞染红的江船在残照中逐渐随彩云黯淡，但那银河又已瞬间升起在寥落的夜空。变化的，远去的，消逝的，始终是人事，唯有永恒的宇宙，平静地注视着南去北来。
下阕转入沧桑感慨，但金陵承载的六朝往事已经被唐朝诗人吟咏了太多次，如何翻出新意，得看真功夫。好在王安石学问很大，见识独到，又善于写作集句诗词，于是这对他来说并不成问题。他在下阕用了集句的方法，连续化用杜牧诗句，翻出了金陵怀古的新意。
在唐人那里，金陵怀古多局限于感慨六朝往事的本身，就连爱作翻案文字的杜牧，也只是表达了不同的历史认识，并没有跳出六朝的局限。王安石则站在星河的视角看着六朝往事与唐人诗歌，发现王朝的覆灭并没有随着六朝的结束而结束，还在那里永恒地流转着。那些感慨沧桑的诗人，在伤感之余并没有体认其间的亡国教训，于是再怎么忧伤感人的文字，都是毫无意义的。于是责怪秦淮河畔的歌女不懂亡国之恨，还在那里唱着《玉树后庭花》，真是推卸责任的表现。歌女是无辜的，历史的主角始终是帝王将相。他们自己就没有真切借鉴历史遗恨，那就只能看着繁华成空的故事上演一个又一个的轮回。
杜牧在《阿房宫赋》的结尾感慨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王安石这阕大量化用杜牧诗句的词，也将杜牧这篇文章的情绪引入，融汇成北宋士大夫对于历史认识，展示着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与忧患。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十九岁的时候，娶十六岁的王弗为妻，但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仅二十七岁的王弗便不幸逝世于京城开封。又过了一年，苏轼的父亲苏洵逝世，苏轼与弟弟苏辙护送父亲的灵柩回乡安葬，同时也将王弗一并葬于父母墓地之旁，并广种松树以寄哀思。三年守孝期结束后，二苏兄弟便返回京城，这一去，他们便再也没有回过眉山。
熙宁八年（1075），苏轼来到山东密州任知州，此时距离王弗的逝世恰好过去了十载。这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又梦见了王弗，一场人鬼情缘就此开场。
十年来苏轼终日思念亡妻么？当然不是这样。苏轼心中牵绊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何况斯人已往，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着，苏轼续娶了王弗的妹妹王闰之。但这些并不会熄灭他内心深处的思念火种，一遇到特定的际遇，便会熊熊燃烧起来。他还是幸运的，身边有许多人可以倾诉，但亡妻却在千里之外的孤坟中，她去哪里诉说别来的衷肠呢？想到这里，苏轼自然会产生前去相会的冲动，但又总是停步不前。王弗的生命已经定格在青春如花的年纪，她将永远是年轻美丽的样子，但自己却不断变老，如若真的人鬼相逢，她应该认不出憔悴潦倒、满头星霜的自己吧？
一场幽梦回应了这个答案显明的问题。苏轼悠悠地飘至故乡眉山，王弗依然和当年在家乡的时候一样，靠着轩窗，对镜梳妆，一如新婚时的美丽。但自己站在她面前的时候，两人却都无法开口。王弗根本不知道这位奇怪的老头究竟是谁，苏轼则感伤亡妻已经认不出自己的模样，于是泪水潸潸，欲诉无言。亲爱的妻子啊，我知道你年年在明月照松冈的时候伤心肠断，我知道你是在思念远方的我，我也知道你在这里是多么的凄凉无助，我现在来了，就站在你的面前啊，你为何投来如此异样而陌生的目光？你再仔细看一看吧，这张老泪纵横的脸上，依稀还有些许当年的英姿。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阕词因豪放而知名，苏轼的幕客就曾说过，这阕词需要手拿铁板的关西大汉来唱，才能表达好声情，若换以敲着温润象牙歌板的十七八岁女郎，非得拗坏她们的嗓子不可。
但是豪放并不简单等同于大汉的粗犷凌乱，或是徒逞狂气的啸叫，而是横亘于广袤胸襟的慷慨情志，以及不拘时空限制的率意。词中所怀的当然是真实的历史，但苏轼叙述的却是一个变形的故事。黄州赤壁并非赤壁古战场，苏轼也不是不知道，因为“人道是”嘛，别人说的，和他没关系。但他就是要将错就错，眼前这片江水必然要是流淌不尽的英雄热血，不然词还怎么写呢？
乱石惊涛，白浪翻卷，自然担得起江山如画四字，但自从长江流出三峡，便与夹嶂高山、汹涌江涛告别，这本就不是江汉平原的风景，无怪乎原本兴高采烈的陆游在朝圣过黄州赤壁后，会发出“坡公虚夸也”的感叹。但若不是这么一片如画江山，何能衬得住一时荟萃的群英，何能装得下苏轼广袤的胸怀，又何能点亮那颗最闪耀的星辰周瑜？
周瑜的妻子小乔，更不可能在赤壁战时恰好出嫁，他们已经恩爱了十年。但是在这阕词里，小乔必须在周瑜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嫁给他，这样才能将故事里的周瑜说得更加完美。英武的外貌，不世的功业，美丽的新娘，还有身为儒将的潇洒，周瑜实现了男人所有的梦想，他越是完美也就越能将此刻的苏轼衬托得越发潦倒。因此不必周瑜英魂重临赤壁，读者自会笑其华发，词情也就随即从豪情壮志收束到永恒的悲伤。
词以悲为美，这是豪放词也不能绕开的情愫。放得出去，收得回来，才能叫做豪放。放出去的是豪情，是理想，是渴望，收回来的是它们终究难成的伤痛。也正是如此，这阕词不仅是最好的豪放词，也在两万余首宋词间当仁不让地排行第一，它道出了一个男人心中最强烈的功业渴望，以及到头来理想难成的无可奈何的忧伤。或许，关西大汉也不能唱透词中情绪，应该需要一位老者，伴着自己一生的节奏，悠悠地向孙儿辈唱出“大江东去”。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牛郎织女的故事由来已久，在《诗经·小雅·大东》中就注意到牵牛与织女二星隔银河相对的星象。“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更是将牵牛织女拟人化，抒发了男女恋人因隔河相望而产生的痛苦相思。其后代代诗人都在吟咏二星的爱情故事，多以牛郎织女聚少离多，不能相会为恨，并由神话覆盖人间，言说人世的思恋痛苦。
但是痛苦终究无法避免，分别也难以改变，就算长久地陷在怨天尤人的哀伤中，现在的境遇并不能发生好转，也无法挽回原本就会幻灭的虚情假意。那么不如将希望寄托在两人的真情上，只要情感真诚，那么分别的时间再长久，也不会减弱双方的爱意，天各一方的互相牵挂，要比朝暮相随的各怀情志纯洁得太多。这样的久别重逢，便将糅进复杂的欢乐、忧愁、感慨与幸福，可要比人间千遍万遍的寻常相会感人许多，不仅能令双方铭记，更可以进一步加深你我的感情。
纯洁而永恒的爱情是人间最美丽的向往，又是人间最虚幻缥缈的理想。将爱情的恒久寄托在两人的真情上，其实也是人情在面对时光与距离的时候感到的无力，只能将其寄托在看似乐观通达的忧伤之中。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触发乡愁的契机非常微妙，有时是皓月当空，有时是笛声一曲，有时是万家灯火，有时是似曾相识的风物。
北宋京城开封是不是也有湿热的暑气，是不是也能见到荷叶连天的景象，想来水网密布，人工池沼众多的开封应该会有类似江南的风景。但这些问题其实并不重要，只要一场阵雨，几朵芙蕖，就足以勾起一颗属于杭州的乡心。
当然，对于故乡的依恋并不仅仅在于那片风景，若风景中没有人事，想必也就不那么鲜活，也就不会时常入梦。至于何人同入这片风景？打鱼的小哥或许并非全部，那片芙蓉摇曳的湖水深处，应该还有更为美好的往事。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这应该是李清照最负盛名的词作，起句连用十四叠字的雄奇就已吸引了历代评论家的关注，而全篇啮齿叮咛的声调，通俗浅近的文字，凄切迷离的词情，以“黑”字押韵的险崛，无不令读者神迷魂牵。可以看出，这是经过惨淡经营的构思，但技巧的雕琢并不影响作品感人，这就不仅需要过人的才力，还得贯注着浓郁的真情。
显然词人在将自己的种种身世哀愁都全部熔铸在词中，才会涂抹出这样的绝唱。亡国伤痛，背井离乡，丈夫离世，收藏零散，再嫁风波，孤独晚年……只要其中的一项就足以将人弄得憔悴不堪，何况一番接着一番的冲击？于是词人一直在寻觅，寻觅一个能够摆脱愁苦的方法，但她试了一次又一次，似乎很难成功。
但她不甘心，还是在苦苦寻觅，甚至不惜花费一整天的工夫。但她最终得到了什么呢？乍暖还寒，晚来风力，旧雁过眼，满地黄花，独守窗前，梧桐细雨……每一个场景都充满着无尽忧愁，是每一次寻觅失败后的冷清凄惨。或许改嫁张汝舟也是一种尝试吧，但却将她推进了另一道痛苦的深渊。到头来，还是只有自己在这里无助悲戚，感叹越寻越重的哀愁。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人在迷茫的时候，总爱仰望头上的灿烂星空，当那永恒的星月静静地注视着自己，心灵就会为之震撼而敬畏。如果还是在一片苍茫辽阔的空间，这种力量往往更加强大。
张孝祥此刻就在八百里洞庭湖的星夜下泛舟，时节已经将近中秋，月光已经逐渐圆满起来。因为没有风的吹过，所以三万顷洞庭湖水静静地铺在那里，倒映着天上的月亮与银河，水天上下，都是一番皎洁幽谧的光芒。对于他来说，也就受到了双重的震撼。
至于这种震撼的感觉是什么？不同人有不同的体认，张孝祥用“悠然心会”四字点出了星空下的神秘，这是人与星空的心会，是瞬间被击中的感觉，所以其中的佳趣当然难以向他人言说了。
不过张孝祥在下阕还是详细地交代出他的心会。来到洞庭湖之前，他本来在桂林当知府，并兼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但因为朝中谏官的弹劾，他被撤职，被迫回乡，所以才途经此地，在月色星光下泛舟。他真的有罪么？张孝祥当然不这么认为，而且很有自信地说肝肺如同纯洁的冰雪，无疑在说自己从内到外都与这表里俱澄澈的洞庭湖一样无愧。
其实，广西安抚使也已经是被排挤的结果。张孝祥是高宗钦点的状元，是高宗强行压住秦桧，不让他的孙子秦埙状元及第的结果。因此张孝祥深得高宗信任，同时又深受秦桧忌恨，从而很快被秦桧的党羽弹劾离京。他的命运也没有因秦桧的去世而改变，而又经历了一次轮回，从秦桧初死时的迅速升迁，又落到被排挤出京，外任桂林，再到如今落职回乡，心情当然是非常抑郁的了。所以下阕六朝狂客式的纵情饮酒，与天地同游同醉，都是无奈之后的癫狂。所有的悠然兴会，都是如此地夹杂着人生故事。
尽管现代人很难看到满天星辰，大多数普通人也不会有张孝祥的大起大落，但对每一个生命个体来说，都有属于自己的刻骨铭心，那就随时存在着被周遭风景悠然兴会的时刻。但愿我们都能跟张孝祥这样，自信无愧地说出表里俱澄澈的话。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权臣韩侂胄重启了北伐大计，希望通过收复中原，在他的功劳簿上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使他成为南宋最伟大的宰相。于是作为主战派元老的辛弃疾被重新启用，授任浙东安抚使。这一年，辛弃疾已经六十五岁了，应该是最后一次实现理想的机会。所以尽管韩侂胄动机不纯，辛弃疾也深知将要面临的政治斗争异常凶险，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出山，希望人生不留悔恨。
第二年，宋宁宗改元开禧，北伐的准备更加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辛弃疾也被调往边防前线，担任镇江知府，驻守江防重镇京口。辛弃疾对于北伐当然非常迫切，但是他又非常清醒与谨慎。他在镇江任上多次派出间谍刺探金朝，获取了一些重要的机密情报，从中他得出结论，现在确实具备北伐的良好局势，但是不能急躁冒进，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保证我方的胜利。但是辛弃疾的方案并不适合韩侂胄此时的心态，韩氏希望越快越好，趁他还掌握朝中大权的时候就完成这项功业，这样既能获得身后美名，更能保证此生权力的永驻。于是辛弃疾尽管还在镇江知府任上，但已然被韩侂胄疏远，韩氏只是希望借助辛弃疾的声望拉拢人心。这阕词正体现着辛弃疾面对这种情势的苦闷与忧心。
镇江一直以来都是兵家重镇，因此也就是英雄辈出的地方，而此地最光辉灿烂的时候莫过于六朝。东吴大帝孙权曾在这里屯兵，抗拒曹操的大军；东晋谢氏家族于此组建北府兵，击退前秦的入侵；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更生长于镇江街头，罕见地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北伐，逐渐从市井流浪儿跃为一代国君。此刻，登上镇江名胜北固山，俯瞰镇江城的辛弃疾，便把思绪引到了那个风流的年代，在上阕逐一地将孙权、谢氏子弟、刘裕重新铺展在眼前的市井空间里。尽管词中也有江山楼台永恒不变，唯有英雄已成往昔的句子，但这场追忆其实并没有太多人生如梦、功业无用的感慨，更多的是对于这些英雄及其所成事业的艳羡，以及自己无法企及他们的感伤。
追忆英雄之后，辛弃疾在下阕转入了对于国事的感伤寄托，开始讲述着失败的今昔故事。既然上阕提到了刘裕以及他的成功北伐，自然就会想到他那不争气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这是位好大喜功的君王，向往着能和父亲一样立功中原，于是草率地发动了三次北伐，结果在第三次遭遇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疯狂反击，不仅中原没有收复，江淮一带也丢失了，拓跋焘的兵锋一直打到长江对岸的扬州。
这个故事当然有着很深的现实关怀，无疑是对韩侂胄草率进军的批评。不仅如此，辛弃疾还回顾了亲身经历的本朝故事。那是四十三年前，他刚刚渡江南来，同样才即位的宋孝宗也草草地发动了一次北伐，结果同样遭遇了惨败。而惨败之后，不仅战机丧失，北伐的志气随即沉浸了四十三年。这四十三年间，中原沦陷的居民逐渐习惯了异族统治，甚至将当年的侵略者拓跋焘当作神明尊奉，四时祭祀不绝，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期待多少中原百姓的支持北上的王师呢？这当然可以视作对韩侂胄的隔空喊话，这次北伐战机不仅可以成就你的功业，也是我实现理想的最后机会，更是最后一次收复中原的机会，如果不谨慎准备，依然草率进军，那么失败在所难免，而南宋也再不可能恢复中原了。
但是这番苦口婆心的忠义之言真的能起作用吗？辛弃疾也是怀疑的。因为此刻的他已然被排挤在政坛的边缘，并没有人真的觉得他老当益壮，精力未衰，连一句老将军你还行吗的话也不问，其实与因谗被疏远的廉颇相比，都远远不如，徒留满腔的忠愤与无奈。
韩侂胄当然没有听进辛弃疾的话，还是仓促出兵，甚至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的罪名免去了辛弃疾的官职。最终的结局当然不出辛弃疾所料，宋军大败，再次屈辱地求和。宋廷甚至满足了金人无理的要求，将自己的宰相韩侂胄的首级献上，作为开启和谈的条件。韩侂胄的功业渴望颇具讽刺地成为泡影，辛弃疾一生的努力最终完全付诸东流，中原故土彻底与赵宋政权无关了，只留下这阕沉雄豪迈的词篇，诉说着一位英雄晚年的凄凉与不甘。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辛弃疾被授予江西提刑。这回他临危受命，领兵围剿盘踞江西许久的茶商军。终于获得带兵的机会，却并不是他日夜期待的北伐中原，心中的滋味实在复杂难言。在这段时间里，辛弃疾经常往来于造口，心中的愤慨便借清江之水滚滚而出。
造口这个地方对于南宋来说，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高宗登基之时，尊奉哲宗孟皇后为元祐太后，后改称隆祐太后，以示自己的皇权具备合法来源。但很快金兵就打了过来，高宗与隆祐太后分两路逃亡，金兵也随即分兵两路追击。隆祐太后从南昌渡江，以乘舟夜行的方式深入江西腹地，抵达造口后舍船登陆，由农夫扛轿而行。但金兵的追击也很迅猛，前锋已经抵达距造口不远的万安县，好在胡铨于此地募集乡兵抗御金兵，太后才终得逃脱。
此刻，辛弃疾正站在这里，眼前的江水，远处的青山，不能不让他想到这一段不绝如线的存亡之秋，当年应该有许多惊吓的泪水吧。然而除了隆祐太后一行，南渡之初的众多北人，也都是带着故土沦丧的泪水行走在这里，回头望去，中原与京城早已被连绵的江西诸山遮挡得看不见了。行文至此，词情已然愤慨起来。
下阕将山水糅在一起，言及遮挡住北方的青山遮不住眼前的江水，水波还是从山中跃出，滚滚东去，苍茫的时间流逝感也就随之而生。再不振作北伐，大家都要老了，经历当年痛苦的人也越来越少，中原也就没有恢复的可能了。一阵阵鹧鸪的啼声似乎预示了这无奈的结局。在古人眼中，鹧鸪是属于南方的鸟儿，它一直生活在南方，也总是要往南飞，从来不愿掉头北向。这不就正象征着南宋朝野已经没有太多的恢复热情，辛弃疾这一只流落南方的北国之鸟，在成群的鹧鸪间显得那么另类，一心想飞回北方，却无人相陪，怎么也回不去了。
茶商军很快就被辛弃疾平定了，但他当然不太在意这种功名。在他心中，只有那片被群山遮住的中原。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又是一个元宵节的晚上，成群的游女将再次出现于京城的街头，词中人也在蠢蠢欲动，希望能在今夕获得一场梦寐许久的艳遇。
灯火还是那么的灿烂，数量繁多得就好像天上的星辰随风流落。到处都是赏灯的人群，他们驾着豪车，吹着凤箫，摆动着曼妙的身姿，享受着一年一度的狂欢。
期待中的女孩子也结伴出现了，她们真的很美丽，洋溢着青春的笑容，绽放着生命的幽香。但当她们一个个从身边溜过之时，词中人却发现都与脑海中的样子并不相符，于是就去另一处熙攘璀璨的地方寻找。
可是无论他怎么努力，就是找不到最美丽动人的那位。正当落寞无助，想要放弃的时候，猛地一回头，却发现她早已静静地在灯火暗淡的地方等待着自己。
人总是想追求刺激，想去探寻神秘的未知，追求着最美妙的伴侣，期待着最完满的人生。于是人总是在苦苦寻觅，又总是经历寻觅失败的伤痛，一定要到繁华落去、铅华尽洗的时候，才会突然明白，原来最亲爱的人始终就在身边，只是她们落落寡合，并不追求要在自己面前光彩夺目，却始终在身后默默坚守。实际上，人生也未尝不是如此，只要问心无愧，有所拼搏，自己的人生已然最为圆满。
辛弃疾的词还是给了人们希望，因为蓦然回首后，那人依然在笑靥盈盈地看着他。但更多的时候，那人早已不在，可能是因为失望，可能是想要成全，总之留下了一场擦肩而过的叹息。于是幡然醒悟便毫无意义，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只能空自神伤，追悔莫及。
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
国脉微如缕。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试看取当年韩五。岂有谷城公付授，也不干曾遇骊山母。谈笑起，两河路。
少时棋柝曾联句。叹而今登楼揽镜，事机频误。闻说北风吹面急，边上冲梯屡舞。君莫道投鞭虚语，自古一贤能制难，有金汤便可无张许？快投笔，莫题柱。
刘克庄是南宋晚期的词人，这首词是他与朋友王实之唱和组词中的一首，讲的是南宋人始终难忘的与北方南下军事势力的对抗，在早期是对抗金人，这时候对抗的是元人。
在元人的压力下，南宋的生存空间越发逼仄，几乎可以说是“不绝如缕”了。“不绝如缕”这一形容，《春秋公羊传》里谈到北方的狄人和南方的蛮夷交相进攻，中原文化陷入困境时用过，刘克庄用此语典，是很妥帖的。
应对如此危局，出路何在？通观全词，词人将希望聚焦在好汉英雄身上。他希望能有这样的人物出来，以长缨缚住元人的首领，就如南宋之初的韩世忠，出身没什么了不起，也不像早先的张良有黄石公传授兵法，或者如唐代的李筌有骊山老母来讲解《阴符经》，但却击退金兵，建立了功业。词人回想自己当年也曾壮怀激烈，而一再蹉跎，所以如今面对北方元人日甚一日的威迫，他最后大声呼唤好汉英雄快快投笔从戎，即使有固若金汤的城池，最终还是需要如安史之乱中舍命坚守城池的张巡、许远那样的人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制住元人的南下。
刘克庄期待的扭转乾坤的英雄，最终没有出现，没能挽救南宋的江山。但他的呼号，久久回荡在历史的深谷之中。
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扬州是隋唐时代著名的大都市，不仅经济发达，更是江南名流荟萃的地方，这里有层出不穷的才子佳人，流传下许多风流的故事。晚唐的时候，扬州城里最耀眼的风流才子便是大诗人杜牧，他不仅在扬州的青楼巷陌间度过了一番自在逍遥的日子，还留下了许多动人诗篇，将自己与扬州城的浪漫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也让扬州成为每一个以才华自许的男青年格外向往的地方。
姜夔当然也才华横溢，但是他在淳熙三年（1176）来到扬州的时候，见到的却是与杜牧笔下不同的风景。宋室南渡之初，金人的兵锋多次攻陷过扬州，仅仅有明确历史记载的就有建炎三年（1129）、绍兴三十年（1160）、绍兴三十一年、隆兴二年（1164）四次，其间还遭遇过金海陵王完颜亮的大肆破坏，扬州城当然完全不再是那个富贵风流的名都，而变成了只留有断壁残垣的边境小城。
不仅如此，身处扬州的姜夔也与当年的杜牧心态完全两样。杜牧来到扬州的时候，刚刚考中进士，同时也考取制科，正处于“两支仙桂一时芳”的春风得意。而他在扬州，更是担任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掌书记，具备少年才子之外的无量前程。然而二十来岁的姜夔来到扬州的时候，却是一无所有，没有中举，没有官职，没有知音，更没有未来的希望，他来这里，只是为了寻求一些生计。于是，这阕词中的国仇家恨还带着身世浮沉的况味，所以才会如此地凄怆。
全词大量使用对比的修辞，起首三句，铺陈扬州往日壮丽，紧接着，就着力描写现如今的种种萧瑟荒凉，乱离之象与不堪回首均跃然纸上。下阕转入对于杜牧的设想，如若杜牧英魂旧地重游，一定也会为眼前的荒凉感到震惊。尽管姜夔化用了许多杜牧的诗句，但并不一定是因为他要以杜牧自比，而是通过重新展现杜牧文字中的扬州风流，再次与今日的荒寒萧瑟形成对照。如此，才能凸显兵荒马乱之后的山河破碎与人事飘零，才能让萧德藻体认到浓郁的黍离之悲。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黄花即菊花，加上北雁南飞，我们知道这是写的秋景。咏叹秋天在文学史上有很长久的历史，虽然短短的几句，但也不是随手写来，此处“碧云天，黄花地”两句，便是化自范仲淹《苏幕遮》词“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的。
写出了天色，写出了遍地黄色的菊花，写到了西风的呼啸，还有南飞的大雁，这些都是环境，无论动还是静。接着，应该有人的出现，然而并没有直写，而是从红色的枫树来着笔——那些“红于二月花”的霜叶，是分别的人们的眼泪打染而成的。至此，你将之前的景色视为哀景，正烘托了离人的伤怀；如果你将之前的景色视为美景，那最终便是一种情感的转折，美景反衬出了离人的悲哀。
喇叭，锁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这是明代散曲作者王磐的作品。看着字面是说喇叭和唢呐的声响，闹得军民愁怕，鸡飞狗跳；实际所谓喇叭和唢呐，指的是那些声势嚣张的宦官，在运河水道上横行霸道，鱼肉人民。这首散曲的两层所指一旦点破，作者对宦官的讽刺、厌恶和愤恨，便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了。
1．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2．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3．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
4．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
5．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6．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7．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罕》
8．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
9．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
10．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11．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
12．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
《论语》是一部很有趣味的书，不是说它有多少幽默或搞笑的成分，而是它记录了孔子的很多日常言行，我们可以贴近地看到孔子的音容笑貌，知道千百年来的所谓圣人本来是怎样的，他是如何待人接物的，他有什么样的困窘，更主要的是他又能怎样坚持自己的信念。于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在人生的不同境遇和阶段，人们知所依傍，知道如何进退，知道如何尽量成为一个比现在的自己更好的人。
孔子一直鼓励他的弟子和周边的人，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所谓的君子。什么才是“君子”呢？君子要追求真理（“朝闻道，夕死可矣”），要有仁心仁意（“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要依礼而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诚心向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要博学多文（“小子何莫学夫《诗》? ”），要勇于担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要同情宽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果我们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如果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人，周遭的世界是不是一定会很美好？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使之然也。注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荀子特别强调人们后天的训导，因为他相信人性本来是趋恶的，面对恶的人性，能做的自然是设法改变它，使它好起来，完美起来。在这类训导里面，学习知识、学习礼仪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因而有《劝学》之作。然而这里的《劝学》并非全篇，而是节选，所以三段文字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但并非特别紧密。
开篇第一句“学不可以已”，要说的是学习的重要和不断学习的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学习可以转化气质，可以提升人性，如“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让你更上层楼，更精粹更升华，达到头脑清楚、做事妥当（“知明而行无过”）的地步。
接着，谈的是学习能让你站得高、看得远、影响大（“登高而招”“顺风而呼”），借着学习而得的知识和能力，你能延伸、放大自己，做到以往你做不到的事，如乘马车就能跑得快、跑得远，乘舟船就能过急流渡江河。
最后一段，谈的是学习需要专心致志（“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日积月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回头看，荀子这里所讲的学习能转变、完善你自己，学习能让你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影响，学习需要专心和积累，如今看其实都是简单的道理，古人也不是不明白，就比如最后的学习讲究积累，老子虽然主张“为道日损”（求道得逐渐减损多歧纷纭的见解），可也明白“为学日益”（学问得逐渐累积才能进步，《老子》四十八章）。不过，荀子讲得集中，讲得生动——用了很多的比喻来类比，好多后来成了成语、名言——所以，我们便会常常来重温他的这篇文字。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著名的大诗人。他之所以能成就大诗人的地位，与他的生平遭际紧密相关。他出身楚国贵族，因而以楚国的事为自家事，热心竭诚地为楚国操心劳力。一度得到了楚怀王的信任，在内政外交上试着施行自己的主张。但很快被周遭的同僚所嫉恨，楚怀王也听信了谗言，屈原离开了政治舞台的重心。此后楚国在与秦国的相争中屡遭失败，后来的楚顷襄王对屈原甚至更坏，将屈原流放到南方。在各种外在压迫和内心焦灼交相打击之下，屈原最后自投汨罗江而亡。诗人的死，使得他的诗获得了永生。在他留下的诸多创作中，《离骚》是最了不得的鸿篇，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屈原的精神自传。
《史记·屈原列传》里的这段文字，便是对屈原《离骚》精神内涵的说明和赞美。简单说，它认定《离骚》是诗人受到冤屈之后的发愤之作，有诗篇可以进而窥见诗人的志行，本来光明，可与日月争光共明。诗人屈原和《离骚》等诗篇，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永难磨灭的光辉，这段文字，可算是最早点亮这段光辉的星星之火。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插图]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于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巧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磐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恐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也是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的君王。他雄才大略，千年流芳，自不必说。不过，人性的弱点，再了不起的人物也会有，否则就称不上什么“人性的弱点”，而是“弱人的弱点”了。在天下大治，国泰民安的局势之下，皇帝多少有些懈怠，也算人之常情。可是，如果因为出诸人之常情，就宽贷忽略过去，那便谈不上伟大，一切的伟大，多少是不正常的。于是，魏征便上奏了包括此篇在内的四道奏疏。
魏征首先极力推尊皇帝的崇高和重要，说他是天下大治的根本；然后说，皇帝君临天下，与世间许多事一样，成于危殆，败于成功，很容易在由逆转顺之时，放松懈怠，“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最后提出所谓“十思”，要皇帝反省、谨慎、虚心，使天下各守本职、各尽其力，最终达到垂拱而治的境界。
这些道理，我们看着都很平常，可是魏征句句都对着在上者发言，提出规劝甚至警告，拥有高位和权力的人，听着却很可能感到不顺耳的——平常的道理，讲给不能平常的人听，大概就变得很不平常了。但可贵的是，魏征能据理说，唐太宗大致也能据理听，所以贞观之治能实现和延续。可惜，这样的时刻在历史上很少。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插图]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韩愈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他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即使与天下人都不一样，他也不管不顾，如他谏言皇帝迎佛骨就是一例，招致的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么来看，韩愈一反时人的俗见，抗颜为师，也不过是小菜一碟了。
值得注意的是，韩愈所谓“师”，不是一般的老师，而是能“传道、受业、解惑”的老师，这不是仅仅教人点滴支离知识的人便能承受的称号，想一想，“传道”是多么庄重的事啊。韩愈自己也是这么明确说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可见，传道，在韩愈看来，是头一等的大事，是最要紧的。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这么说来，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一技一识而“好为人师”的。在韩愈的理解中，能为师者，是极端庄重的一件事，得先问你：你真能承载道、传承道、弘扬道吗？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
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太和二年，太学博士吴武陵向科举主司侍郎崔郾推荐杜牧时说：“向偶见文士十数辈，扬眉抵掌，共读一卷文书，览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其人，王佐才也。”二十三岁的杜牧因这篇慷慨飞扬的名作被举贤良方正科。由《唐才子传》的这段记载，可知《阿房宫赋》在当时已广为传诵。
作品开篇如电影，磅礴、开阔、凝练。“六王毕，四海一”，铺开战国地图，秦国的金戈铁马从韩开始，迤逦向东推进，韩、魏、赵、齐、楚、燕，这些高贵悠久的诸侯国陆续沦为秦国郡县，秦国的黑色在战国地图上蔓延铺展，最终吞没整个中原版图。“蜀山兀，阿房出”，镜头转至四川蒙茸葱郁的山顶，经过砍伐搬运的延时拍摄，仅剩黄土。与此同时，阿房宫的架构逐渐清晰，那是一片“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建筑，密集繁盛，迫人心神。随后远景扫过阿房宫周围的骊山和咸阳，交代地形位置，并聚焦流经宫殿的渭水和樊川，然后温柔地靠近水面，画面随河间浮花流入阿房宫内。善于状物的杜牧镜头感极强，若在现代一定是位了不起的编剧兼导演。
“流入宫墙”后，杜牧以冷峻的笔触条理井然地描绘煌煌建筑、后宫姝丽、珍宝钟鼎，并对秦人的暴殄天物、毫不爱惜越来越不满。从“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开始，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不满接近爆发，最终“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在浓墨重彩地渲染宫殿繁盛后，十四字短句勾勒毁灭，仿佛厚积薄发又速朽的秦朝，起落对比鲜明，不由人不惊心动魄、扼腕嗟叹。
但急转直下、毁于一旦的政权只出现在千年以前吗？悲剧会否重演？杜牧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卒章显志，显然意在借古喻今，警戒朝堂，惜哉积重难返，八十二年后唐朝覆灭。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插图]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中国写文章的人，有一个传统，就是喜欢议论，议论当下的事，议论过去的事。这从先秦时候就开始了，只要是一个文章繁盛的时代，这类议论就很热闹。然而究其实际，许多议论很空泛，今天看来，说不上什么道理，只是立场的宣示，只是姿态的扮演，只是意见的表达。所以，许多文章读起来，就没什么特点，一片模糊，大同小异。
宋代是古文鼎盛的时代，唐代开始的古文运动到这时候才脱离了佶屈聱牙的境地，大多文从字顺，意思显豁了；再加上宋人喜欢议论—— 你看诗歌这种唐人主要用来宣泄情绪的文学样式，到他们手里也染上很重的说理味道，就可以知道了——于是，文章里纵横古今议论滔滔的文字就少不了。苏洵的《六国论》就是当时的名篇。
作者的主要意思，在第一句里就宣扬无遗了：“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接着就从赂秦和不赂秦两方面来反复论说自己的这个观点。说实话，现在的史学家或稍具现代史学观念的读者，看着苏洵的这个观点，一定是会发笑的。说六国灭亡在于军力不行、老打败仗，固然是见表不见里的肤浅之论；要说是因为“赂秦”，怕一点也没有进步，粗率浅薄得一样一样的。秦之所以兴，六国之所以亡，追求起来是很长的一个故事，有许多的线索、许多的层面，这里当然不是屈指而数的地方，我们只要问一句：六国为什么要赂秦呢？——这，大概就够了吧？
那么，苏洵写这篇文章，岂不很无谓？那肯定不是，要紧处只在文章的最后一句：“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原来，他老先生要说的是北宋当时对北方契丹和西夏的供奉，犹如古时候六国的赂秦，是“破灭之道也”！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将《六国论》看成一篇史论，它实际是一篇时评，是苏洵对当朝事件的立场宣示、姿态扮演、意见表达。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
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插图]至于怨谤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王安石的变法，是北宋政治史上的一大关键，不仅在政治、社会、经济各层面激起重大矛盾和争议，而且文人与官员群体内部也发生剧烈的撕裂。王安石与司马光是新旧两党的领袖，政见不同，义气相争，这篇《答司马谏议书》是一份见证。
前此，司马光有书信给王安石，对他的变法举措提出批评，王安石这篇文字便是对司马光简要而直接的回应。王安石个性劲直，勇于担当，说实话，一时的国家大事也不是有限的书信可以辩说清楚的，所以王安石的这份答书，也只能是一种立场的宣示和观点的表达而已。开篇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我们两人虽然相处日久，可谓是老朋友了，但我们对天下大事的观点看法和处置方式却是决然不同的。关键点出，接着便是直接将司马光所谓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的几项指责怼回去，而其中并无细说原委道理。最后，更是一种表态，不管众人如何议论，我以为对的，一定要坚持做下去，我不能顾恤这些而无所事事。
如果我是司马光，读到王安石这样的答书，略无从容商量，徒见执拗之气，怕不会很开心。但王安石的意思和立场已表达得很充分了，他会执善固执，按照自己认定的路走下去，“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能做什么呢？祈祷他是对的而自己是错的，因为这么走下去，如果是对的，是天下之福；如果是错的，则普天之下，将莫不受其祸害啊。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
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禅宗说“万古长空，一朝风月”，领会万古长空，享受一朝风月。《前赤壁赋》中苏轼正是这样一个既洞达又享乐的人。
苏轼与客泛舟，晚风柔和，水波不兴，月光清奇，朗照大地。这都是日常的景致，但随即，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界限被打破了，小舟挣脱了江面的束缚，凌空而起，去往天际。“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画面清空超逸、出尘绝俗、空旷高邈、如梦如幻，它也许源于实景，但更源于苏轼心中的自由、超越和远离。
于是两人饮酒乐甚，吟咏啸歌：“……望美人兮天一方。”歌曲掺杂了《楚辞》的悲凉浪漫和《诗经》的苍茫——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歌中隐含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淡淡忧伤被之后的箫声深化了，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于是客人谈到死亡，“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幻灭感，和面对永恒自然、茫茫宇宙的渺小感都汹涌而来。
但苏轼并没有被煽动。他清醒地表示，客人只看到人与长江之间的差异，却忘了两者的共性——人和水月一样瞬息万变，且都因独一无二而永恒。无论朝生暮死的蜉蝣、夭折长寿的人类，抑或看似永恒的水月，都在不断地变化代谢，都是世间独特又平凡的存在，也都会消亡。那还羡慕什么呢？如果蜉蝣不羡慕人类，人类又何须羡慕长江？企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自然会痛苦，那就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东西吧。这天地间的无边风月，已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美的领受，足以让人在空明洞彻、圆满自足中通达永恒。
客人一下释然了，于是他和苏轼一起兴致高昂地洗盏更酌，无牵无挂放旷而眠。那毫不拘束的杯盘狼藉，背后是对人生的洞达和自信。这两个躺得横七竖八的人想必一夜清甜无梦，唇边还留着赤子般的笑容，“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积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家有老妪，尝居于此。妪，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抚之甚厚。室西连于中闺，先妣尝一至。妪每谓余曰：“某所，而母立于兹。”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余泣，妪亦泣。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轩东故尝为厨；人往，从轩前过。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
项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一个八岁丧母、聪明、内向又敏感的男孩如何得到世界的认可和尊重？读书。读书于作者不仅为修身博功名，更是挣得世界温暖注视的方式。自我实现的热望使作者用书房串联起了生命中的喜乐与悲凉。
喜者为何？项脊轩起初狭小、漏雨、晦暗，经作者打造后变得安稳、明亮、雅致。他很有成就感，于是兴致盎然地在这片新天地里安享读书的乐趣，“积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读书掩卷，神思远扬，与书中人同喜同悲，在小屋里神游八荒，感受世间万物灵响。“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欣欣生意中有被信任的惊喜。夜晚，“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作者把生活过成了诗。
然而，项脊轩外的世界难免残酷。曾经“县官印，不如归家信”的家族荣光，曾经“吾家……累世未尝分异”的骄人祖训，如今都已崩塌殆尽。“贪鄙诈戾者，往往杂出于其间……无一人知学者……无一人知礼义者。……死不相吊，喜不相庆。入门而私其妻子，出门而诳其父兄。”无仁无义、冷漠自私，这让笃信儒学、欲重振家风的归有光格外痛心疾首。曾经“庭中通南北为一”的宽敞有序，现在却是“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鸡栖于厅”的一片乱象。偌大的家族就在自己眼前倾覆，心中悲愤，只能掩抑。
发愤读书吧，也许能挽救颓势。可以想见少年归有光常被夸赞“读书甚好，有前途”。但对于一个无母的男孩，“儿寒乎？欲食乎”？这样知疼冷热的关怀才真正暖人心扉。无关成就，健康平安，才是来自家人的温暖关怀。然而这对归有光却可望而不可即。勉力支撑、强颜自持才是他生活的常态。此时，他人转述的母亲的体己关爱就像冷风中的一注热流，足以冲破一切坚强外饰，使心中委屈倾泻而出，潸然泪下。
祖母殷切的寄望更牵动人心。小心关门的动作，碎步取来祖先象笏的慈爱，都栩栩如在目前。然而时移世易，祖母对自己的期待仍未实现。急迫、不甘、感念撞击在一起，强烈的情感喷涌而出，“令人长号不自禁”。至此，作者年方十八。含蓄的行文中仍不乏自得，自嘲中也隐隐流露壮志。
最后两段是中年后补入的，与前文相比，哀婉沉痛得多。妻子来归后，两人伉俪情笃，融融泄泄，但四年后，妻子也和母亲、祖母一样离开了自己。“吾妻死，室坏不修”，冷峻的叙述传递了哀莫大于心死的悲痛。之后，作者自己也离开了项脊轩，唯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树影婆娑，人何以堪。项脊轩中的喜与悲在明暗间绰绰摇动。心中万般滋味，更与谁人说？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以往的学问、知识，都掌握在贵族手里，一般人难以介入，也没有条件来了解和学习，这是古代“学在王官”的情形。孔子本人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之后，向社会各阶层的人开放，只要合适，他都乐意收为弟子，教育他们，使他们能以这些知识和学问，在社会上立足，这就是所谓的“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就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受教者，不是贵族，所以地位身份、趣味志向便很容易有所不同，比如《论语》此篇中的子路就出身贫寒，而冉有是周文王的后裔，他们对未来的人生预期可想而知，不会完全类同。子路勇武好斗，面对老师的询问，他贸贸然首先跳出来，谈的是要使人们勇敢，而国家有武备。冉有待老师问到自己了，才表达自我的理想：我可以使国家与人民先富足起来，至于礼乐文化，则是下一步才去考虑的事。第三个回应老师问题的，是公西华，他所愿从事的正是礼仪之类事务，这是儒者的看家本领——孔子从小就对礼仪有兴趣，长大之后还专门跑到东周朝廷去拜见当时掌管天下文献档案的老子，求教礼的学问。最后，一直在旁边弹琴的曾皙，说出了自己的理想境界：晚春时节，与几位大人和小孩一起在河里游游泳，在高台上吹吹风，然后哼着歌回家去。
对于四位的不同抒发，孔子的选择是站在曾皙这边。其实孔子的这一站队，不是绝对排他性的。从最后他与曾皙的对话可以看出来，除了对子路强调武勇觉得有违辞让有礼，孔子对冉有的富国富民和公西华的讲究礼仪，都是肯定的。我们固然可以说，孔子的这四位弟子，表达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理想和追求，但如果结合起来观察，由武勇到富足到讲礼直到潇洒自乐，不妨看成是一个逐渐提升的相连相续的过程。孔子对整个安顿人民、治理国家的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给予了相应的肯定，他之所以当面肯定了曾皙的境界，是因为这是达成天下大治理想之后的状态，是孔子最向往、最期待实现的罢了。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插图]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报任安书》见于《汉书·司马迁传》，班固记司马迁生平，至引录《报任安书》后便戛然而止。这封信可以视为司马迁的绝笔。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任益州刺史，是二千石的高官。不过当司马迁给他写这封回信时，他正在狱中，已被判处死刑。任安以前曾写信给司马迁，信中希望司马迁能“推贤进士”。司马迁收到信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复，而就在任安被判处死刑且刑期临近的时候，司马迁却想起了给老朋友回信。信中，司马迁反复地向任安表示：我没有资格推贤进士。而原因，就在于他遭受过宫刑，受过宫刑的人“自古而耻之”，是这个世界上最卑贱最被鄙视的人。
假如司马迁真的认为自己已堕入世界上最卑贱者之列，那真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了。但实际上，司马迁接着就开始述说自己是如何陷入目前这种处境的，也就是他为李陵奋勇抗战匈奴最后兵败投降做辩护而得罪汉武帝的始末。这最终激怒了汉武帝，李陵全家被诛，司马迁则被判了死刑。按照汉朝法律，被判处死刑的人，有两个途径可以免死。其一是缴纳赎金，其二是代之以宫刑。司马迁付不出足够的赎金，只能接受宫刑来换得一条生路。宫刑所带来的耻辱，司马迁内心十分清楚。他知道，身为士大夫的一员，任何损伤身体的刑罚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会使士大夫失去尊严，而失去尊严是比死亡还严重的事情。宫刑，又是所有刑罚中对人的侮辱最严重的一种。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还会选择宫刑呢？司马迁认为，一个人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建树就默默无闻地死去，那么他的生命就像一只蝼蚁一般没有任何价值。对于司马迁而言，现在还不能死去。他选择了隐忍苟活，目的就是为了发愤著书，完成《史记》的著述。
此处所选录的《报任安书》的两段文字，提到了一系列前贤为他做了“发愤著书”的榜样：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等等，这些人生前都曾遭受厄运，但都有文化建树存留后世。这些前贤给了司马迁精神上的激励，他希望自己也能通过文化上的建树来达到不朽。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册，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注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作为西部边鄙之地的秦国，经七世凡百四十年而得天下，然十五年而亡天下，何兴之久而亡之暴也？这是继秦而立的西汉之初，始终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大问题。
贾谊《过秦论》三篇以雄骏宏肆、铺张扬厉的气势总结了秦朝速亡的原因。本文是三篇之首，尤其气势充沛、纵横捭阖。开篇以叙代议，梳理了秦孝公至秦始皇的霸业史，分三个阶段：孝公时期、秦惠文王至秦昭襄王时期、始皇时期。
首先强调秦国的地理优势，又用两组对偶“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表现秦并吞天下的野心。加上商鞅变法，内政外交兼修。三管齐下，地利人和，于是轻取魏国河西之地。
惠文王、昭襄王时期，秦人四面出击，频频得手。与此同时，六国也英才荟萃。贾谊用盛大的铺排展示了诸侯国中群星闪耀的宗亲公子、文臣武将，读来咄咄逼人，锐不可当。面对秦的压力，关东诸国的犹疑惊惧，反衬出秦国强大的战斗力、饱满的自信心和对天下的控制力。挥手之间，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秦与九国的穿插描述如蒙太奇，秦的从容、九国的败落在并行对比中清晰呈现。
到了秦王政也就是后来统一天下的秦始皇时期，更以摧枯拉朽之势灭东周而亡六国，“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句式对偶，铺张扬厉。
始皇既没，文章以短篇幅概述陈涉起义，并不断强调义军之弱：不及中人、非有德才、士卒疲敝、武器粗劣。但天下竟纷纷响应，关东豪杰并起，秦帝国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土崩瓦解。
全文铺叙至此，开始收束。秦国地险兵强，称霸百年而有天下，结果却经不得不期然的揭竿而起，何也？蓄势至此，如满弓聚力，唯欠一发。此时，“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句点破全文，格外警策。攻天下以强力，守天下以仁义，打天下与守天下截然相同。
秦朝速亡令人哀叹，贾谊之作《过秦论》，是希望汉文帝以此为鉴，在权贵豪门侵吞百姓土地、刑罚酷虐、百姓流离的情况下宽缓利民，博施仁政，以期社稷长安。然而攻守相异、取守不同的何止是天下呢？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是儒家对于一个社会的最高理想。
在这个“大同”社会之中，人们情感上互相包容，没有你我之私的区别，有力出力，财产共有，贤能者被推举出来服务人群，人与人之间讲究信用、和睦相处。这当然是非常美好的世界。
《礼记·礼运》，将这样的“大同”对应于稍后出现的讲“私”但同时也讲“礼”的“小康”社会；似乎“大同”与“小康”之间，形成了古代社会的一个逐渐下落的历史脉络。这当然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过程。
不过，如果将“大同”视为一种理想，视为对现实世界持批判态度的“乌托邦”，倒是值得仰慕的，事实上，在中国的传统中，受“大同”理想的启发和激励，奋斗不已的仁人志士，并不鲜见。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悯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陛下矜悯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
这是一封让人无法拒绝的上书，因为谁都无法拒绝亲情的报恩。
出生六个月，父亲离世。四岁时母亲被逼改嫁。《晋书》记载：“密时年数岁，感恋弥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体弱多病，家门不兴，他是个几乎被遗弃的孩子。在这样的境况下，祖母刘氏躬亲抚养，至于其成人，恩情有如再造。李密成人时，祖母已七十岁。人生七十古来稀。对于恩重如山又来日不知其几的祖母，李密自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晋书·李密传》记载：“密奉事以孝谨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可见文中说“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并非虚言。
时值故国西蜀败亡，西晋新立。李密曾出使东吴以才辩著称，在西蜀又以孝道闻名。对驰名两国、德才兼备的名士，西晋政府当然礼遇拉拢，安抚人心。因此长官多番推举，“察臣孝廉”“举臣秀才”。李密“辞不赴命”后，政府更是直接征召，“拜臣郎中”“除臣洗马”，甚至于“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李密虽然“辞不就职”，但始终言辞恳切。无论是“进退狼狈”还是“不矜名节”，他的自白看似谦卑，但在皇帝眼中自有不卑不亢的气度。这气度背后则是孝道这一永恒价值的力量：“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亲情的力量喷涌而出，皇权也无法阻拦。
最后李密根据年龄提出先尽孝、后尽忠的方案，情理兼备，恳切动人。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隐逸诗人，但在他最终归隐田园之前，他其实经历了多次出仕为官和退隐家园的纠结。《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徘徊于仕隐之间十年之后，终于奔向田园的心声发露。
最终，陶渊明决定直面内心的召唤，依从自己喜好自然的本性，痛感“今是而昨非”，过去的已无法追回，能把握的只有未来，所以他决意归去田园。
陶渊明弃官彭泽，是借他妹妹去世之机，但他奔向自己人生真正的归宿——田园——则是欣然的。舟之轻快与衣之飘飏，似乎都表露着这样的情绪；望见家门时更可以说是欣喜，所谓“载欣载奔”。这里有家人、童仆和美酒。小酌怡情，诗酒人生。归来的狂喜终于平静下来，倚窗寄傲，涉园成趣，云飞鸟还，矫首遐观，平静中自有悠长的乐趣。终于回到心之所向的田园，离开仕途红尘，挥挥手，不留恋，而转向享受田园，田园的景物和人的生命本身，都充溢着欢悦：“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面对有限的生命，人会剥离一切虚荣和矫饰，何不任从自己的心性，勇敢地直面内心，任真率性，坚定地做自己：登皋长啸，临流赋诗，享受这生命的快乐吧。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曰“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
《种树郭橐驼传》以驼背种树的寓言批评繁政扰民。
郭橐驼的驼背形态和人生态度与《庄子·大宗师》中的子舆相似。子舆也得“曲偻”病，鸡胸驼背，头垂背拱，肩高于顶，好友子祀看望他：“你厌恶这病吗？”子舆答曰：“不，造物若把我的左臂变成鸡，我就用它晨鸣报时；造化若把我的右臂变成弓弹，我就用它打鸟；造化若把我的大腿变成车轮，我正好乘着前行，不用换座驾了！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郭橐驼和子舆一样随遇而安、自得其乐，因而对绰号毫不介怀，安之若素，甚至以之为名。柳宗元将主人公设计为驼背，或许正是向顺遂天性的《庄子》致敬。
其貌不扬的郭橐驼要传授工作经验，自然要先确立业界专家的地位，第二节的功能正在于此。“争迎取养”的侧面描写，“无不活，且硕茂”的正面描写，“他植者莫能如”的反面描写都简洁有效地勾勒了郭橐驼的权威形象。
随后郭橐驼开宗明义地介绍种树理念“顺木之天，以致其性”——顺应树木的本性，给予充分的生长空间，不妨害就好。无为，并非彻底不为，而是不做违背规律之事。无为，即无违。所谓“顺木之天”并非无所事事，而是以最精妙的分寸感“莳也若子，置也若弃”。该出手时精心照料，“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该放手时则毫无眷恋，“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原来“顺木之天”需要智慧、理解和克制，而非简单的放任自流。
“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轻巧一问，文意转向官理。郭橐驼的回答谦逊自然、直接明了，“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其中短句的铺排让人印象深刻。“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鼓点越击越快，毫无意义的政令像随音节接踵而至，应接不暇，使人疲于奔命、心神俱惫。最后以“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作结，点出顺应人们天性使其自然生活之意。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传统的史书，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仅记载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而已。“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是因为《春秋》里面有孔子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念和道德原则而做出的一字褒贬，寄寓了孔子的理想，传达了孔子的批判精神。司马迁著《史记》，也说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不是仅仅记录史实。
欧阳修著《新五代史》也不例外，况且所谓的“序”，本来就是发挥自己意见的地方。说到欧阳修要发表的意见，其实简单，便是“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不过，既然在一部史书里发表议论，其理最好不要离事，事、理结合的阐说，往往更能打动人。欧阳修先放笔书写李存勖能秉承其父遗愿，奋发努力，雪耻报仇，见出这不是一位昏聩无能之君；接着转入议论，指出这样一位原本有为的君王，沉溺逸乐之后的仓皇败亡，事出有因，咎由自取。
其实这样的君王，历史上不是绝无仅有，比如唐玄宗由盛而衰的一生；有感于陡然翻转的历史事实而感慨万千的也不仅欧阳修一位，比如贾谊，《过秦论》的“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与此处的“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不是有几分类似吗？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苏轼是宋代文化最杰出的代表，博学多能，兴趣广泛，还好议论。宋人好议论，是出了名的，人们比较唐诗和宋诗的时候，议论、说理便是归到宋诗头上的一大特色。诗长于议论，或许还有优劣之辩，但文章发议论，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了。
《石钟山记》就是以议论为骨的：你说这是一篇记游文字吧，可开篇就是议论，文章最后也归于议论。至于说的道理，其实简单。第一个就是该山得名的缘由或者该山之声若洪钟何来？苏轼的考察结果很明白，是山下石穴与水流激荡，因而生出众声。单是水，不会有此声响；单是石，一定沉默无声。水石相搏，声乃宏焉。这一点，或许苏轼是很有兴趣的，他有一首《琴诗》讲的道理与此文类似：“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声的产生，是手拂琴弦的结果——这中间含有佛教所谓世间万物实乃因缘聚合而有的观念，《琴诗》的疑问，在佛教的《楞严经》里其实早有答案：“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而且就水与石相激而发声的现象及玄理，也不是苏轼的孤明先发，唐代诗人韦应物就有诗句说：“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以苏轼的博学，当他发现并写下对石钟山的考察结果时，头脑中大概会回旋着佛典和前辈诗人的文句吧？
苏轼要说的第二个道理，在文末也强调了，便是实际考察的重要，如果“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那么石钟山的奥秘一定是“莫能知”的。不过，虽然李渤也曾亲临其地，并非悬空臆想，但其没有探得实际，怕是不能深入、周详，浅尝辄止吧。
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蒲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
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圆。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桐城姚鼐记。
《登泰山记》是姚鼐的名文，着笔精简，层序俨然。
开篇定位泰山，接着叙登山，而后形容观日出，结以山间所见松石及冬日环境。桐城文章，讲究言有物、言有序，此文是否言有物且不论，言有序则完全当得起。
至于精简，写登山的“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越”“循”“至”一字了然；写环境的“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圆。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多二三字为句，显得很是精劲。
1．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惟不争，故无尤。——《上善若水》
2．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五色令人目盲》
3．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惟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古之善为士者》
4．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一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曲则全》
5．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故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也。——《跂者不立》
6．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计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教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善行无辙迹》
7．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知人者智》
8．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信言不美》
老子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智者。他不是不考虑现实的问题，而是更多地从日常的生活经验和实际的历史境况，提升出具有普遍性的话题，爱讲原则，爱讲规律。这是道家与儒家不同的一个地方。
作为道家，老子与儒家还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是儒家通常讲刚强进取，而老子则常常讲谦退柔软。比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水成为老子最推崇的“道”的象征。不是说儒家一定好，道家一定不好；或者道家一定对，儒家一定不好：关键在合适的情形下，做合适的事。比如有时候需要儒家的大丈夫精神，坚忍不拔；可坚忍不拔有时候硬过头，遭遇弯折和挫败。这时候，想想老子的水滴石穿，“曲则全，枉则直”的柔弱姿态和迂回策略，或许会同意他是智慧的。
与此相应，老子主张要做减法，要退一步海阔天空，应该做的是抓住关键，而不是贪多务得。“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过度的追求会让人迷失自我；“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知识越多，未必能增益你的智慧；“少则得，多则惑”，抓住关键，排除多余的纷扰，才能无往而不利。各种不同事物，各有要点，而对我们来说，最要紧的是把握自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因为讲的是原则，讲的是规律，老子的话不妨做多方面的引申，也会有各式各样的解读，不过，他的基本倾向和精神，是很清楚明白的。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孔子的弟子颇有一些能人，他们在孔子这里学习，获得了相当的知识和教养之后便投身现实的世界。冉有和子路，在孔子面前曾表达过自己的志愿，子路能让人民有勇气，而冉有能使人们富足（《子路冉有曾皙公西华侍坐》），这在孔子看来，不能算境界很高。
如今他们服务于鲁国的季孙氏，有意去讨伐附属小国颛臾。孔子对此是反对的，并且批评作为季孙氏的下属，子路、冉有两位不能以正确的做法劝谏主上。如果说这还是对弟子做事原则的指点，那么随后孔子提出的便是他所认为的确当的治国方略了：一是对内，“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主张要财富平均，安定和谐；二是对外，“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要以文化德行来招引，而不是动则使用武力。这是儒家治国的两个大理念，想必子路和冉有未能好好理解，即使后代的统治者也很少有能理解并实行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大学》最初是《礼记》里面的一篇，朱熹将它与《论语》《孟子》和《礼记》里的另一篇《中庸》放在一起，加以注释，教授门徒；后来所有的读书人都熟读成诵了。
此处这一节文字，讲的是“修身”的关键。认识世界、获取知识、诚实意念、端正内心，这些大致可算是内在的修身；而修身之后，才能将家族安顿好，进而治理国家，最后使天下至于太平境界。
这是儒家完善自我、贡献人间的理想和程序的一个完整表达，从自我开始的路径也可谓切实，既平易又高远，长久以来，引导了无数士子的人生。
1．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2．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儒家讲究“中庸”。就人的自我修养和成就而言，内在的喜怒哀乐必然要发抒出来；而这种发抒，不能是肆无忌惮的，要符合一定的法度；能都符合一定的法度，那么人群之间乃至世间万物便各得其所，并育而不相妨害了。
第二节文字可谓古老的劝学箴言。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包含了积累学问和深入思考这两个学习的最重要的方面，也包含了学习和实践相互结合的重要原则。
掌握原则和方向，还不够，还得真真切切地去做，坚持不懈，一意向前，付出过人的努力——这正是后半段的排比句要表达的意思。
（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 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
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孟子是战国时代头角峥嵘的人物，他自己说自己是“养吾浩然之气”的。“浩然之气”讲起来有些神秘，是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的，不过，实质上它却是由内在蓄养而后充实、提升的；如果用心在外，那么就像揠苗助长一样，是注定没有成效的。这样的观念，与中国传统如《大学》一切从自我的修养出发的路径是非常一致的。
孟子自觉还有一种“知言”的本领。如果说“养浩然之气”是对内的反省和修养，那么“知言”就是对外的洞察。在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众声喧哗，孟子的“知言”是参与争鸣非常重要的能力和品质，能听明白各种歪理邪说、夸张言论、闪烁其词，指出它们对于世事的危害，是孟子的敏锐，也是必须的。
自身充满正义之气，而对于一切喧闹而错谬的言论有清晰的辨别，这是孟子自认的优长所在。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为事。注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是庄子的好朋友，但也始终是庄子的辩友，似乎永远与庄子持有不同的观点。
如果说庄子从高超的“道”的立场来观照世间万物，看到它们在整个宇宙之间各自存在的合理性和互相的依存性，所以他对世间事物的看法从来不会固执不变，而是尊重万物各自的特性，顺应种种情势而充分发挥事物之所长；那么惠子的态度恰好相反，他往往固持通常的见解，习惯从自我出发，一切都被限定在自我的视野之下。
比如《逍遥游》的这一节里，惠子种出了大葫芦，但正因为它大，所以不能充当一般的盛水的水瓢，于是只好毁弃不用。这在庄子看来，真是非常可笑的。庄子觉得如果大葫芦不能刨开当水瓢，那你何不将它绑在身上，作为浮器，帮助你浮游于江湖之上呢？谁规定了大葫芦只能做水瓢呢？为说明这个道理，庄子还采用了他最擅长的讲故事的方式，讲同一种防冻裂手的药，有的用来不过是世世代代开洗衣店，有的则用来利于冬天的水战，取得裂土封疆——这差别全在于用在何处，如何用。
超越原来的自我，成就精神的开放和自由，这就是“逍遥游”。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注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秦下“逐客令”：凡从其他诸侯国来秦游历为官者，全部予以罢免驱逐。而下“逐客令”的背景，《史记》中的说法是当时韩国派水工郑国以帮助秦国修水渠之名，实际上是为了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来达到“疲秦”的目的。这一计策不久被秦人识破，由此连累了其他从山东六国来秦国为官的人，李斯就是其中之一。
李斯本是楚国人，从荀子求学，学成后入秦，先做吕不韦的舍人，获得吕不韦赏识，后被推荐到秦王宫廷做郎官，逐渐得到秦王政的信赖。秦国逐客这一年，李斯来秦国已大约十年，但由吕不韦府进入秦王宫廷还不久。对李斯而言，他的人生的上升通道刚刚打开，康庄大道正出现在脚下。可是突然间，仅仅由于他的楚国人的出身，这一切就要成为泡影，他的十年的奋斗就要被归零，他岂能甘心？他必须说服秦王政，收回“逐客令”，于是就有了这篇传之后世的《谏逐客书》。
在这篇上书中，李斯既没有向秦王政恳请哀求，也没有辩解、表忠心，而是非常直接、开门见山地向秦王指出：你错了，这样做的后果会很严重。李斯知道，年轻的秦王政刚毅果决，不能动之以情，但可晓之以理。所以李斯在上书中据理力争，雄辩滔滔，从多个方面全力证明“逐客令”是错的。
首先，用历史事实说话。李斯回顾穆公、孝公、惠王、昭王由于用客而使秦国强盛的历史，指出客对秦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从周平王时秦国正式被封为诸侯算起，到秦王政之时，已有五百多年历史，中间不知经历了多少任国君，而李斯选取了其中功绩最显赫的四位：秦穆公大大拓展了秦国在关中的疆域，并一度参与中原争霸，提升了秦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秦孝公使秦国富强，彻底扭转了长期以来在与魏国争战中的不利局势；秦惠王时的秦国开始成为被山东六国畏惧的虎狼之国，不断开疆拓土；秦昭王时的秦国已经强大到即便山东各诸侯国联合都难以抗衡的程度，而山东六国则从根本上衰落下去。而李斯把这四位君王能取得如此功业，归因于他们对客的信任和使用：秦穆公任用的有由余、百里奚等，秦孝公用商鞅，秦惠王用张仪，秦昭王用范雎。由此渲染客对秦国的贡献。李斯还做出假设，让秦王认识到，假如这四位国君拒绝用其他诸侯国来的人才，秦国就不会有今天的强大。
其次，在突出强调了客对秦国的贡献之后，李斯又用秦王的生活日用来和用人做对比。李斯用大量排比句，铺陈出秦王喜爱的、来自秦国以外的种种物品，从朝廷仪仗到后宫日用到君王穿戴再到宫廷音乐，秦王并没有因为它们不是秦国所产而有丝毫嫌弃，甚至在和秦国本土物品对比后，弃用秦国之物而代以六国之物。这说明秦王用物的原则是“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并不去区分它们是不是秦国所产。但在用人方面却与此形成了对比，“逐客令”的标准是只看他们是否是秦国人，而不论他们是否对秦忠心、是否对秦有用。这样的标准体现的是只重物不重人，这样的政策将会严重影响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
最后，李斯指出了逐客令一旦施行下去的后果。李斯用五帝三王做比较，五帝三王之所以能无敌于天下，在于他们接纳所有来投奔他们的人。而逐客将迫使人才去为别的诸侯国效力，这样等于在削弱秦国自己的力量的同时，又增强了其他诸侯国的力量，而那些被赶走的客的心中，一定怀着对秦国的怨恨，将来一定会做出对秦国不利的事情。这样的话，“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逐客令”将使秦国陷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这篇文章最能打动秦王政的地方，在于李斯选择了正确的论说策略。李斯开门见山就指出了“逐客令”是错误的，而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和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相悖。全文反复论证的就是这个道理：用客能使秦国强大，乃至统一天下；逐客则与此相悖，甚至会使秦国衰亡。全文很有战国纵横家游说辞的特色，极尽夸张铺陈之能事，气势充沛，而列举的事例都经过精心选择。最终，李斯实现了他上书的目的：秦王政读了此文后，“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以会稽内史身份主持了大规模的文人集会，一代名流云集兰亭，谢安、孙绰、许询等共四十一位。此次集会临流畅饮，游赏风物，赋诗抒怀，最后将诗作汇编成集，由王羲之撰写序文。
序文先以洗练的文字交代雅集的时间地点、缘由人物和环境感受，整体而凸显的是“乐”：“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然而乐不持久，想及此，便产生深刻的悲哀。无论“悟言一室之内”还是“放浪形骸之外”，当年不知老之将至的快然自足都会随着时光流逝而改变，物是人非，物非人是，甚或人物皆非。“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外物与自己的那段美好遇合永远地消失在时光长流中，留不住。而自己的生命与这个世界的遇合又何尝不是如此？“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转瞬间生命就消失了踪影。再多留恋，也如握沙捕风，逝而难返。想及此，“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对美好、对生命的深刻眷恋使王羲之不甘在时光之流中暗灭。他要执着地留下痕迹，来对抗这裹挟万物逝而不返的时光。“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千年已逝，沧海桑田，但我们仍然有感于斯文，有感于暮春之初的美好，更有感于王羲之对美好的执着与眷恋。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注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遥襟甫畅，逸兴遄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具，二难并。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
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兹捧袂，喜托龙门。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呜呼！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敢竭鄙怀，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王勃是一个短命的天才，短短二十七年的生命历程，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初唐的天空。他少年成名，佳作迭出，给宫体诗风和宫廷文人统治的文坛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但是他也命途多舛，接连两次遭受严重的仕途挫折，二十七岁时前往交趾（今越南北部）探望父亲，渡海时溺水，受到惊吓而死。
本篇《滕王阁序》是王勃前往交趾省亲途中，路过洪州，恰逢都督阎公在滕王阁大宴宾客，应邀即席而作。从题目的“饯别序”看，这是一篇应酬性文章，文章第一部分也确实是应酬性文字，从赞美东道主写起，叙及洪州地理位置重要、物产珍异、历史上人物杰出以及眼前宾主尊贵。这些都是作为一篇应酬性文字的套路，王勃只是写得更漂亮得体。
王勃的天才从第二部分开始显现，第二部分由眼前的宴会跳开去写滕王阁的景色。在王勃笔下，滕王阁被置于辽阔的天地山水之间，景物有条不紊地一一展开。王勃先写自己一路走来，在山水迤逦中，远眺滕王阁，“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再写登临滕王阁，自阁上远眺，由近及远，山原川泽，尽收眼底，一直远至秋水长天：“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至于“渔舟唱晚”“雁阵惊寒”，就更是出于想象的虚写，却勾勒出了一个无比浩渺的空间。
据说这次滕王阁宴会，本是阎都督为了向大家夸耀女婿才学，已经让女婿事先准备好一篇序文，席上阎都督假意请王勃为这次盛会作序，王勃竟不推辞，欣然领命。阎都督很是恼火，拂衣离席，叫人向自己汇报王勃写些什么。听说王勃开首写“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都督很不以为然，说：不过是老生常谈。等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都督大惊叹服：“此真天才，当垂不朽！”
不过这篇序最感人的力量还是在后半部分。王勃写这篇文章时，已经遭受过两次仕途上的严重挫折。第一次是任沛王府修撰时，为沛王写了一篇《檄英王鸡》的游戏文字，触怒唐高宗，被逐出沛王府；第二次是在虢州参军任上，杀死自己藏匿的官奴，被下狱，险些处死，并连累父亲被远贬交趾。所以身处冠盖云集的盛宴，眺望天高地远的世界，王勃不由得“兴尽悲来”，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他发出了怀才不遇的感慨，但他并没有沉沦，也没有怨天尤人。他仍然怀着“青云之志”，在郁郁不得志的处境中坚守高贵的品行。他也把这次宴会视作一次干谒的机会，表达了自己“请缨”“投笔”的意愿，热切地希望在场的官员中能有赏识举荐自己的“知音”。
这篇文章把骈文句式工整、对偶精美、用典贴切、富丽典雅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同时在骈文四字句、六字句的基本句式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三字句、七字句，并运用了单句对、复句对、本句对、隔句对等灵活多样的对偶形式，使文章又兼具了错综多变、节奏明快的风格。而在交际酬赠的文体内，又抒发了怀才不遇的失意、命途多舛的悲慨、穷且益坚的信念、积极进取的决心，这一系列深沉的情感，使这篇骈文具有了坚实的内容。阎都督所言非虚：此真天才，当垂不朽！
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闲，与月波楼通。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敻，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干、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吾闻竹工云：“竹之为瓦，仅十稔；若重复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岁，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广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岁除日，有齐安之命；己亥闰三月到郡。四年之闲，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岂惧竹楼之易朽乎？幸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楼之不朽也！
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记。
宋代文人在地方任职的时候，建楼建台，而写一篇记文，是常有的事。
王禹偁谪居黄州，在荒僻处建小楼两间，恰如在颓败的仕宦生涯中勉力建立一个新的支撑。仕宦的风波挫折，往往是无法自我把控的，而小楼的建筑，却多少可以如自己之愿而进行。从小楼远望，视野开阔，风景殊丽；且因竹楼的缘故，雨雪飘落，围棋投壶，吟诗鼓琴，凡声音都变得清亮美妙。退出公务之时，读经楼上，焚香默坐，喝酒饮茶，其中乐趣，异于那些富丽高华的名楼，而为诗人所乐取。
文章至此，似乎了无失意。最后一节，忽连续叙述近年的迁谪过程，这奔走不暇的节奏，正是不如意的流露。在这不断的迁谪中，小小的竹楼只能是一个短暂的支撑吧？可王禹偁最后却呼吁与自己同样遭际的人，日后继续修葺这竹楼，乃至于不朽，则可谓是一份不屈的坚持和顽强了。
太尉执事：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闲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年十有九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乡，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焉。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使得优游数年之闲。将以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苏辙与他的哥哥苏轼，都是当时有盛名的文人，他们同一年在欧阳修的赏识下中进士。此文即作于高中进士之后，那一年苏辙年未及二十。
这封信，说白了，是苏辙想获得进见韩太尉韩琦的机会，所以可算是一篇干谒文字。这类文字很容易落入屈己谄媚的窠臼，苏辙则异乎是。他从自己的追求写起，而援引的先人之例从“养吾浩然之气”的孟子和周览天下的司马迁落笔，气势上绝非常人的感觉便很显然了。而后具体叙写自己立志突破逼仄的故土空间，遍历名山大河，领略京城之富丽，见识欧阳修等当代人物之不凡，大开眼界；接着便自然转到未得拜识韩太尉风采的机会，因而希望能得片言指教，求见的意思水到渠成，而且绝无摇尾祈求之态——虽然我还是一只刚起飞的小鸟，但志不在小，日后将努力蜕变为鲲鹏，不会辜负您此一刻的庇翼——对苏辙，韩琦是不是乐于接谈呢？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毛诗序》是古代儒家阐释《诗经》的经典著作，其中的论说在千年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极为深刻而广远的影响。
此节文字，阐扬的是：诗歌，乃是诗人内在志意的发抒；而这种发抒，是具有情感性的；内在志意发抒出来，落实在语言的表达上；语言的表达不够充分，则有咏叹一类声情的配合；咏叹不够充分表达，则有歌唱；歌唱不够充分表达，便形诸手舞足蹈的舞蹈了。
这一从内心的志、情通过语言表达，到咏叹、歌唱，直到舞蹈的发抒与传达，是古代文化状况的真实传达，我们知道《诗经》不是现代形式的诗歌创作的结果，而是周王朝礼乐文化制度的一部分，在很多情况下，它是诗、乐、舞合一的，比如几乎所有的“诗三百”作品，都是可以歌唱的，而《诗经》风雅颂三部分的“颂”，可能都是配有舞蹈的表演。在这个意义上，《诗经》包含了多种艺术的形式，而不仅是现代意义上的诗而已。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典论·论文》是曹丕所著《典论》中的一篇，是鲁迅先生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中一篇重要的文学论文。此节文字之重要，在于它高度肯定了文学性创作的地位，称文学是与治国理政一样了不起的不朽事业；真正的文学作者，通过自己的创作可以超越时空的局限，声名传诸后世。这么说，在那个时代里确实是耸人听闻的，不过，也真说的是实话：多少一时叱咤风云、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早被遗忘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而仅凭一诗一文为后人忆念至今的诗人骚客倒不在少数。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
《诗品》是南朝齐梁之际的钟嵘的一部重要的诗学著作，以当时流行的人物品评的上、中、下三品的分层，回顾五言诗的历史，定位那些诗人们的风格、成就。此处文字是该书序言的一部分，谈的是诗歌来源的问题，大抵而言，一者春夏秋冬四季的自然节候及其变化，给予诗人以刺激，激发了诗歌的抒写；二者人世间的种种喜怒哀乐尤其是挫折困窘，感荡人的心灵，无法抑制，从而形诸诗歌——简而言之，就是自然与社会的风云变幻，感发人心，从而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中得到呈现。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白居易是唐代的大诗人，对于诗歌自然有自己的看法，而且这份书信是写给他的好朋友元稹的，应当更是言无不尽，真率坦诚的了。在白居易看来，诗歌是最能感动人心的，而诗歌如果分析起来，大致可以说包含了情感、语言、声音、义理这四个方面，它们在打动人心方面各有优长：情感最能感人，诉诸语言是动人的开始，声音最易于切近地动人，义理则利于深入感人。如果将诗歌比作一棵树，那么应该以情感为根，以语言为苗，以声音为花，以义理为果实，通体整合，方为好诗。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雾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
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画家，他画竹尤其出名。这一节题画文字，非常精当地表述了艺术创作的重要原理，即现实经验中的对象与艺术创作中的物象之间是如何转化的，两者关系究竟如何？
清秋之晨，烟光、日影、雾气之中的“眼中之竹”，是现实中的竹子，是它激起了画家的欣赏和创作冲动，而产生“画意”。
但画家要画出来的竹子即所谓“胸中之竹”，却与现实中的竹子并非一物，它必然经过了画家的艺术之眼剪裁勾勒，是画家意念之中的竹的意象。
最后，画家挥毫落笔，呈现在纸上的“手中之竹”，则因为画家实际技艺的原因、因为绘画过程中瞬息万变的灵感等，与画家想要表现出来的胸中之竹的意象，也不可能是完全吻合的。
“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者之间毫无疑问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它们却绝不是完全吻合的，这是一个从现实到艺术的过程，是一个艺术提升、转化现实的过程。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是近代的大学者，在感性的文学、理性的哲学乃至他后半生倾注全部心血的史学诸方面，都有开创性的大贡献。《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早年治词的结晶，熔铸古今，汇通中西，成一家言。《人间词话》提出的“境界”说，历来聚讼纷纭，各种阐说层出不穷，但如果用王国维自己的话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以此观念来看他所引到的晏殊、柳永和辛弃疾的词句，“非独谓景物也”，也有“喜怒哀乐”，但唯其真实，都可说是有境界的。不过，王国维自己也很明白，这样组合三位的词句，来形容“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重境界，是属于断章取义、“六经注我”式的阐释，并非三首词作的本来意义——其实，这也是诗词阐释中的常态，“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谭献《复堂词录·序》）。
中小学必背古诗文208篇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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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陶渊明之后，田园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蔚为大观。田园诗写农家生活、田园风光，其中固然有如陶渊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般辛劳的耕作体验，或如范成大“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这般揭示农民被剥削的痛苦现实，但大多数文人写田园，是将田园生活理想化，乃至作为自己精神家园的安放地。陆游的《游山西村》中，就有这种寄托。
诗中的“山西村”，风景优美，村周围柳暗花明；农人热情好客，用“腊酒”“鸡豚”—— 一个农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饮食款待客人；生活快乐富足，箫鼓声声，村民们正在春社上欢歌笑语。如果要去“山西村”，需要走过一重重山水，不小心可能会迷路；村中人衣冠简朴，还保留着古风。
诗人来到这里便不想离去，这里有他理想的生活，没有纷争，没有烦恼，人情淳朴，生活简单悠闲。这里不正是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第二次被俘后，被元军押解着乘船经过零丁洋时，写下了这首诗。
文天祥于二十一岁时考中状元，出仕为官，迭经宦海风波，后罢官闲居。当宋末蒙元大举入侵，一路长驱直入，直指南宋都城临安时，文天祥毁家纾难，起兵勤王。其间经历过惊心动魄的谈判被囚、九死一生的只身逃亡、艰苦卓绝的率军抵抗，最终再次兵败被俘。
当文天祥第二次被俘，南宋残余力量的抵抗正接近尾声，此时距文天祥起兵勤王已过去四年。回顾四年来的经历，蒙元入侵，山河破碎，南宋的江山如飘摇的柳絮，眼看就要随风而逝；他自己也屡战屡败，而今成为阶下囚，恰如雨打浮萍，飘零凄苦，命悬一线。
文天祥清楚地知道他面临的命运。如果投降，凭他的地位和声望，必能在新朝廷里获得高官厚禄。如果坚持气节，则无异于选择了死亡。文天祥这里不存在“如果”，“舍生取义”是他必然的选择。正如孟子所说：“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所以他毅然吟唱出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极其悲壮崇高的声音。
在后来被囚大都时所作的《正气歌》中，第一句就是“天地有正气”。文天祥的气节和诗作，岂不就是天地间的浩然正气？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四十八岁时，龚自珍辞官离京。这对于三十八岁考上进士的诗人绝非易事。为官十年间，主张改革的龚自珍放言高论，辞采凌厉，却多遭打压，甚至遭隐形手段陷害。道光十九年（己亥），龚自珍年近半百，仕途蹭蹬。孤独的诗人只能辞官离京，这意味着他将告别仕途，永远地离开朝廷。这对于科考多年、十年为官的自己毋宁说是个彻底的否定，这等离愁如何不“浩荡”、不汹涌？心中翻腾的不甘与无奈使他深深理解了归隐的陶渊明：“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夕阳西下，诗人孤独地策马前行，指鞭去向天涯，永别庙堂。暮春时节，满城飞花。自己不正像那委地的落花吗？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将自己从感伤中抽拔出来，抖擞精神，看向未来，“予赋侧艳则老矣，甄综人物，搜辑文献，仍以自任，固未老也”，积极地准备展开新的作为。
“浩荡离愁”固然伤感，但其中未尝没有新的意义。“化”字正展现了诗人将痛苦转化为价值的努力，这何尝不也是我们面对离散衰灭时可选的态度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当夕阳还没有完全与人间告别，还在用一抹余霞诉说着自己的留恋，新月便已经悄然升起，在幽蓝的夜空中，伴着疏星数点，亮起了微光。
都说满月令人伤感，在用自己的圆满讽刺着人间的离别，新月同样如此，甚至更加深细。新月不同于满月的地方在于它的缺失，人们随即就缺失幻化出不同的样子。它可以是含羞敛起的眉头，诉说着千古共通的惆怅；它可以是欢笑的眼角，带着泪水唱着犹有希望的歌谣；它可以是一艘小船，在夜空中孤独地翱翔；它可以是一弯金钩，勾起世人最隐秘静谧的心潮。
但最怕的还是孤身对月，毕竟闲情不愿岁月老，新月预示着美满的未来，而自己却无助地凋零，与秋夜梧桐一起被锁在深院当中，没有未来，没有希望，所有的念想都被禁锢了。
这样的心情只有自己能够体认，无人诉说，也说不出来。最深重的痛苦往往无法让人号啕大哭，在断续抽泣中哽咽人心的，才是别有的一番滋味。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插图]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曾经被派往陕西担任经略副使，这里是北宋与西夏的边防前线，他的职责也就是与西夏作战，防卫西北边疆。一介文人范仲淹对军事似乎不应该在行，但他却做得很好，西夏人对他非常敬畏，称赞他“腹中有数万甲兵”，并把他叫做“范老子”，也就是“范爸爸”。
真实的边塞生活经验给范仲淹带来了不一样的情感体验，这首词也就有着不一样的情感力量。边塞生活当然是清苦的，荒凉的山川总是会勾起万里思家的愁绪，但想家并不意味着就要回去，心中还有勒石燕然成就功业的抱负，如果回去了，那这理想也就无法完成了，矛盾也就随即而生。不管是将军还是士兵，明明想家想得痛苦落泪，明明已满头白发但仍未看见成功的影子，却依旧期待着那渺茫理想的最终实现。边关立功也好，生意发达也好，事业小成也好，只要人心中对未来有些许期待，为之奋斗努力却难以实现的时候，不管理想是所谓的大还是小，心情则大多如此。
对于北宋士大夫来说，通过边关战争而赢得不世功名似乎已成了遥远的记忆，他们更追求在庙堂之上与帝王共治天下，尽管范仲淹的这阕词也能体现他们在朝堂郁郁不得志但仍积极进取的人生状态，但总会觉得有些小家子气。据说范仲淹不只写了这一阕反映边塞的《渔家傲》，还有好几阕同样以“塞下秋来”为首句的《渔家傲》在当日传唱，欧阳修就开玩笑说这些是“穷塞主”之词。可实际上，当欧阳修醉卧滁州醉翁亭的时候，何尝不也是如此心境的“穷太守”呢？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当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的时候，日子就会变得平淡甚至有些无聊。每天都在重复着昨天的工作，遇到特定的时节，又总是随着惯性做着年年如斯的规定动作，于是也就难以察觉时刻不停的变化，甚至把它忘却了。
一如此刻，在艳阳春日下非常欢乐地喝酒唱词，突然想起去年今日也是这般温暖怡人的天气，自己也在同一处亭台间喝酒唱词，一切都没有变化，令人欣喜。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望着西沉的落日，突然间提出这样莫名其妙的问题，太阳落山了，还会再升起来吗？
或许会吧。正如眼前的花谢是无可奈何的，但好在去年的燕子还会回来。但是仔细再想一下，今年飞来的燕子真的就是去年飞走的那只吗？似曾相识，其实已经暗示着不是。原来花落了不会再开，明年绽放的是新的一枝；燕子去了不会再来，明年筑巢的需要重新结识。于是每天升起的都是一轮崭新的太阳，今年喝酒唱词的我也就不是去年亭台中的自己，终究老去了一岁，而生命就在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看似重复中悄然溜走，待回过神来的时候，自己早就衰老不堪了，这才是最让人无可奈何的事情。
但话说回来，能够拥有这番情绪的人始终是幸福的，他不必为生计苦苦奔波，也只有这样，才能如此深细地咀嚼时间的短暂与永恒。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插图]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是苏轼在山东密州当知州时候的作品，记录着一场求雨祭祀后的游猎。根据苏轼自己写给好朋友鲜于子骏的信中说，这阕词写好之后，苏轼让山东壮汉拍手跺脚，吹笛击鼓，群起高唱，声情与场面非常壮观。一般来说，唐宋歌词主要由十七八岁的歌女演唱，伴奏乐器也是以象牙歌板和琵琶为主，苏轼的这番演奏改编，意味着属于他的第一阕豪放词产生了。
不必在意词中所写是否属实，豪放词本就可以在事实与虚构间弹性伸缩，只要符合情感的宣泄就可以了，而且词中展现的是另一副苏轼的模样。北宋的士大夫，虽然多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但其实并不太重视武功，他们向往的是通过文章义理获得高位，而不是军功。尽管西夏时常犯边，但士大夫并不把守疆卫土作为人生第一志业。范仲淹虽在陕西获取战功，却被欧阳修开玩笑为“穷塞主”；蔡挺于西夏前线守边有方，但仍然时刻向往回京的召唤，在即席填就的歌词中也透露出安享太平的愿望。于是苏轼突然间发出在西北战场获取功业的声音，当然就会显得格外特别。不过也不必太过奇怪，词终究没有诗那般严肃真实，这或许是在游猎活动之际的应景之作，或许是宣泄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自求外任的无奈牢骚，亦或许只是中年苏轼在重温那场属于小男孩的梦。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相对于生命，月亮的永恒是令人羡慕也令人慨叹的，为什么自己不能如月光般长久地存在于天地间呢？那首孤篇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便这样写道：“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是面对永恒与短暂时的普遍吟唱。
苏轼当然也逃不过这样的心情，他也羡慕月亮早已存在世间，还将长久地存在下去，于是产生如嫦娥那样奔月的念头。但他总爱转念一想，便想到月宫的寂寞寒冷，就算嫦娥可以长生不老，但又有谁会跑去月宫上欣赏她的美貌，赞美她的舞姿？如果嫦娥就在人间，尽管生命是短暂有限的，但却能获得世间的注目，对于苏轼来说，更愿意选择此岸世界的声名与欢乐。
此时的苏轼正外任地方，京城里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变法，反对变法的他不能回到京城实现他的天下抱负，那么在州郡获得一方民众的爱戴倒也不错。那么此岸的欢乐就还剩与亲人的团聚了，可遗憾的是，亲爱的弟弟苏辙也远在千里之外。
尽管词的小序中说自己欢饮达旦，但是词文里还是要讲自己因思念弟弟而终夜无眠，眼睁睁地看着月亮从中天落在了窗前。人在忧伤的时候往往会将情绪发泄在外物上，苏轼就在责怪月亮的无情，责怪月亮不懂人间的离别之恨，偏偏要在自己和弟弟分离的时候自顾自地圆着。
当然，清旷的苏轼不会让自己沉浸在忧伤之中难以自拔，他很快就用思考抚慰自己，认识到世间的诸多美好是难以齐全的，因为月亮总是会阴晴圆缺，人生也未知何时经历悲欢离合，所以正好在天上满月的时候遇到人间团圆，实在是太难得了。有时候月色正好，人间离别；有时候人间团聚，月光残缺；就算恰在三五之夜我们团聚在一起，若遭逢阴雨天气，也还是颇为遗憾的。
这样想来，也就不必要过于执着于完美了，尽管我们此刻分别，但依然在共赏同一轮明月，身体长健是人间最大的幸福，因为只要人还在，就会有再见的机会，就会享受到人间最幸福的完美。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天人问答，文学中最富浪漫力量的想象。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除了会感到无助与渺小，还会产生征服的欲望与勇气。这种勇气源于对现实的不满足，也是执着追求心中理想的外化。这种精神始自屈原，他用楚地诗篇大声询问苍天，并同时给自己铺设了一条上下求索的道路。屈原《天问》中的173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而他在《离骚》中构建的自我形象也没有正面回应天帝的问题，他只是在漫漫长路上前行，留给后人孤独凄凉但又坚定无悔的背影。
李清照接过了屈原的衣钵，也塑造了一个与天帝对话的形象，而且天帝问的就是当年向屈原发出的问题——你要去哪里？这当然是来自天地之主宰的蔑视，是在暗示人再怎么执着求索也无法抵达理想的彼岸。
与屈原不同，李清照在下阕正面回答了天帝的问题。显然她知道天帝问题的暗指，她此刻正在经历着理想难以实现的痛苦，这不仅在于前路漫漫，很难看到终点，更在于就算自己已经努力做到最好，但还会面临其他未知外力的干扰，使自己还是与理想相去甚远。比如此刻的自己已经能够自由挥洒出惊人诗句，但或许是因为性别，或许是因为权势，她的才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
但是李清照是一位执拗的女子，她的生活经历足以表明，她从不愿意向命运低头。面对来自天帝的嘲讽，面对自己正在承受的无奈，她仍然高昂着身躯，还是坚定地回答出想要前往的地方，就是你认为我到不了的理想与成功。
历来论者都为这阕近似苏辛的豪壮之词而惊异，但其实真的没什么值得奇怪的，李清照本就不是一位柔弱无力的女子，良好的教育，贵家的生活，其实早就为她的个性打上了恢弘而雄奇的底色。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辛弃疾在两宋之交，真是一位能文能武的英雄，从他当年带着义士从北方杀回南方之后，一直渴念着能打回老家去。写这首词的时候，正是他镇守镇江之时。
北望神州，满眼风光，无疑词人是饱含情感的。然而世事如流水，如今的光复，与千古兴亡事一样，滚滚逝去，词人心底很可能涌动着无限的憾恨。眼下的自己无从施展，能回想而给自己激励的只有当年固守江东，力图逐鹿中原的孙权了吧？至少孙仲谋获得了中原敌手曹操的赞誉啊。
词中三问三答，“何处望神州”是面对现实风光发出的问题，“千古兴亡多少事”是回顾历史也涉及当下，“天下英雄谁敌手”是三国时代的问题，也是对如今时代的叩问：词人的内心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翻腾，眼前的风光叠现出历史的烟云，对历史感慨的同时也是对当下的叹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男儿慷慨平生事，时复挑灯把剑看，对于辛弃疾来说，当然更是如此。但这一举动在豪迈之余，也平添几番慨叹，因为他的长剑已经空自悬挂在墙壁上好久好久了。可是他依然不忘理想，还在反复地看着他的剑，不停地梦回角声不断、军营连绵的沙场。
在梦中，所有的未竟事业都可以完成，他终于可以带领百万雄军奔赴抗金前线了。开拔之前，他把大块烤牛肉分发给战士，带领他们唱响雄壮的军歌。军威已振，辛弃疾骑着高头大马，身先士卒地冲进敌军大阵，在他身后，衣甲鲜明的弓箭手整齐地射出千万支箭，敌军随即土崩瓦解。
心心念念的中原终于收复了，辛弃疾帮助君王平定了天下大事，又为自己赢得了生前富贵与身后美名。名声对于中国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因为这是生命得以不朽的方式。但名声的获得又有多种途径，如辛弃疾这般没能获得功业，同样也可以凭借歌词千古流芳。但是作为一个以英雄自许的人，没有通过建功立业传名后世，依然会深深地感到生命的缺失与遗憾。还好，在这场梦里，他登上了人生巅峰。
再美妙的梦，也是要醒的，辛弃疾在词的结尾还是承认了虚幻，但却只用“可怜白发生”五个字，就足以将上文的九句壮语全部击碎。清代曾经有位女子写过这么一句诗：“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感叹着红颜薄命，将军九死一生。但在辛弃疾眼里，战死沙场或许要比徒增白发好一些，毕竟他亲身经历了期待的壮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凭所谓的壮词想象着那些场景。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将侬、强派作娥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
秋瑾是近代著名的女中豪杰。但豪杰不是天生的，也经历了蜕变和成长。这首词，写在1903年的中秋节，当时秋瑾经历了八年的婚姻，离家出走，正彷徨无地之时。
词的上阕，写中秋之佳景，回顾八年婚姻生活的不快乐，如下阕所言，秋瑾自觉内心肝胆如同男儿，却被强派作峨眉女子的角色，自是非常难耐。下阕自抒如男儿的热烈和豪情，难以为人理解，彷徨愁苦，伤心落泪。
词写在秋瑾东渡日本，展开另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旅程之前，女词人正经历着人生的一大转折，所有的遗憾、怅恨和彷徨，都应由此做出理解。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是一首太有名的曲子了！要说妙处，当然就是通过意象的并置和连缀，构成情韵的表达。“枯藤老树昏鸦”，是一片萧瑟；“小桥流水人家”，则转向平易温煦的生活场景；“古道西风瘦马”回到萧瑟的氛围，并开启下文，点出骑着瘦马行进在古道上的游子形象，与前一句的家居生活场景构成对比；最后补刀，写出无边的萧瑟发生在最易引人伤感的夕阳西下之时。如果再看全篇无一字涉及，但题中明明白白的“秋”字，试问：秋天，黄昏，萧瑟的古道，孤独的旅人，所见则是“枯藤老树昏鸦”，意想中的却是邈不可及的另一个极端“小桥流水人家”，你怎么可能不断肠！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潼关一向是通往关中的险要，张养浩西入潼关，自然领略了山势的变化险峻，如波涛起伏。环境的奇异，为历史上的大帝国奠定了自然的基础，但象征那些大帝国的，更在它们的辉煌人工建造。然而如今山川依旧，宫殿何在？到这里为止，还是常见的历史感喟，所谓“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之类，而这首曲的最后，突兀地联想到这些当年耗费了无数人力乃至生命的恢宏建筑，曾带给人民无穷的苦难：兴建时人民受苦受累，毁弃时或许经历了残酷的战争纷乱，人民同样受苦受难——“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最强音，是对那些强权者的所谓伟大和辉煌的指控！
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2．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3．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4．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5．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6．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7．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
8．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插图]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9．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10．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
11．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
12．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如今成了中国文化最大的代表性人物。
他有什么了不起呢？他一生活得挺长，较之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年过七十是很不寻常的，不过他好像是越活越不开心；他在自己出生的鲁国做过几年不大不小的官，不过不算很成功，因为他想做的事没怎么做成，最后鲁国国君也不爱搭理他了，只好在五十好几的高龄出走，颠沛流离在不同的诸侯国之间；他完全说不上著作等身，一部《论语》影响巨大，但那是他身后的徒子徒孙们凑起来的，里面还有篇章的错乱和条目的重复……
那么他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呢？他传承文化，《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这些古典文献，追究起来，都与孔子的整理和传教有关；他投入教育，从早年收徒教学直到晚年，围绕在他身边的主要就是学生，这些弟子各具长才，而他以言传身教，赢得了学生们的高度尊敬；他开拓思想，儒家在他这里获得新生，成为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精神传统……
说起来，《论语》最直接地传达了孔子的思想，由这部弟子们整理而成的著作，我们可以了解孔子的主要观念，可以看到孔子的待人接物、音容笑貌，孔子的历史和文化形象，一大半是因这部书形成的。
《论语》是由一节一节记录孔子言行的段落缀合起来的，这些仿佛是光彩琉璃的种种碎片，满眼珠宝，却散落一地；它们背后有没有统一的东西呢？有，就是孔子的思想和人格；所有这些片段的背后都站着孔子这个人。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试着来把握《论语》的字字珠玑。
所选的《论语》章句，大抵可以看出孔子对于人漫长一生的规划和反省（“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对于不断学习和自我修养的高度重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吾日三省吾身”，“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对于在困境中坚持理想、乐观积极的肯定（“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而所有这些，最后的目标，是成为一位更好的人，一位更完美的君子。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左传》里面战争的叙写，非常之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当时各国最要紧的是祭祀和战事两件事嘛。《左传》对战争有各种写法，有的很详尽，有的前后原委铺叙很多而战斗本身一笔而过。这场齐国和鲁国之间的战争，是很有限的一场，记叙得还算比较平衡，也就是说有头有尾，战斗的过程也有交代。
战前，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申明的是在上者得尽心于公事，目光向下，赢得民众的支持，这才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基础——道理今天看来很简单，但明白的人一直不多。战争中曹刿把握了进击和追逐的时机，取得胜利，这其中的道理，是在战后从容道出的：勇气在战争中很重要，需要恰当地控制节奏，让它发挥在对己有利而对敌不利的时刻；而胜利之时更要谨慎小心，仔细观察，不能被眼前的成功冲昏头脑。
这一篇书写很简洁，但曹刿的能力已表现无遗，他是一位有政治见识的人物，是一位富于战争艺术的人物。
（一）鱼我所欲也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告子上》
（二）富贵不能淫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
（三）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
孟子是孔子之后又一位儒学大师，不过他与孔子的脾气个性倒是颇有不同。孔子可以说是温厚的，虽然也会发发火、骂骂人，比如骂大白天睡觉的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论语·公冶长》），但老师骂学生也没什么了不得。孟子骂人可厉害，骂的是与他观念不同的大人物，比如他骂“杨氏（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墨翟）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这就锋芒毕露了，很不厚道。
孟子爱骂人，爱发脾气，也是事出有因，他所处的战国时代，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已很不相同。春秋时代还讲君子，至少在意君子的幌子；战国就比较直接，尊崇权势财富，讲究你这个主张到底对我有没有实利，所谓“百家争鸣”，那些读书人争得吵得就很厉害。孟子自己也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所以孟子说起话来，嗓门很大，声调颇高，还带着一股压人的气势，爱将话题说到极致、逼到绝境上来讲。
比如他说生命和义，两者不能兼顾的时候怎么办？就像鱼和熊掌不能都吃的时候，你一定会选择吃熊掌而舍弃鱼，所以你得舍生取义。其实呢，鱼和熊掌是两回事，完全分得开；而一个人的生命和他对义的实践都落在同一个体身上，分不开。可是孟子不管，他滔滔排比兼类比，通常你就先被说蒙圈了。
就仗着这股气势，孟子倔强地肯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我坚持自我，你们怎么都没法制得了我！然而，这样的行走世间，往往会碰壁，往往会倒霉，孟子一辈子也没能真的实现他所谓的“王道”。可是，这不要紧，孟子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就是说，你在这世上很失败，很挫折，那也没什么，别泄气，那是老天爷在考验你！终有一天，你将承担天命，成就一番大事业。
读了孟子，或许不能相信他所有的主张和理念，但多少会被他感动，感动于他的自信、坚强和气概。他的自信、坚强和气概，两千年来，也确实鼓舞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不避危难，挺身而出，为信念、为大义而不懈奋斗。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插图]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逍遥游》
逍遥而游，是多么让人神往的境界！先秦百家争鸣的众多著作中堪称最为瑰丽的《庄子》，开篇以奇幻炫彩、汗漫恣肆的笔调，描述了天风海阔、超越日常的宏大境界：大海中巨大的鲲鱼化身巨大的飞鸟，而鹏的羽翼展开如垂天之云，击水前行三千里，而后扶摇直上九万里，由此，展开辽远的翱翔。
这样一个有天空有海洋、有鱼有鸟的世界，与儒家《论语》《孟子》所关注的人间社会那么不同。儒家的关切，主要集中在人类的社会和文化上，孔子思考着如何自我修养成为一位君子，如何使乱了套的世界恢复合理的秩序。而道家更多关注整个世界，不仅是人伦的世界，还有人类与之息息相关而不能须臾脱离的自然界，道家的视野骤然提升到了天地自然的高度。
《逍遥游》的开篇，描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它的意义也该从这个方面去理解。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礼记》
我们通常都会说：学无止境。知识的海洋无边无际，放眼眺望，我们就会被震慑到。但其实，辽阔的大海，我们没有可能也不必游遍它；然而即使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说能充分领略它的曲折它的美了吗？要真正了解知识海洋的性格，把握它的潮流涌动，你必须下水，必须投入真切的实践。
《礼记》的这一节，说的就是这层意思：美味的食物，你不去品尝，是不会知味的；完美的道理，你不去学，是不会明白它的好的。学习和实践两者应当结合，这其实就是《论语》开篇讲的“学而时习之”，学与温习、练习、实习要结合。温习、练习、实习，固然一个人可以去做，但如果能在人群里来做，比如老师和学生自然分别侧重在教与学两个方面，然而在教学的双边实践中，都会认识到自己的缺陷，然后努力精进，获得进步。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
人们常常叹息知音难求。伯牙和钟子期相知于“高山流水”，是最脍炙人口的知音故事。仔细想来，伯牙固然“善鼓琴”，但知音的重点还是在钟子期，在钟子期的“善听”。没有钟子期的知音，伯牙的琴艺恐怕也还是很高妙的，只是无人理解；有了钟子期的知音，伯牙的心绪才能大白于天下，进而产生知心、交心之快乐。
“善听”是一种很高的境界，需要开放自己的内心也就是所谓“虚心”，需要拥有细致入微的体察能力，需要对对方诚心的尊重和了解，在伯牙和钟子期的例子里，钟子期还得是一个真懂琴的人、真懂音乐的人。
倾听、善听，是高尚的品行和技艺，它可以使我们更丰富，使人们之间更能沟通，更和谐。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插图]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说真话，不容易，因为世上有太多的利益纠缠，有各种的利害关系。出于不同的理由，邹忌的妻、妾、客，异口同声地称赞邹忌美于徐公。三人成虎，看似三人从不同角度都肯定了邹忌的美，应该是定案了吧？邹忌了不起，在他有自知之明，尊重实际，当他当面比照了徐公的相貌后，能认定徐公的美更胜一筹。事实上，生活中多少人因为听多了假话，听多了恭维话，就此糊涂，就此真的自高自大起来了。
邹忌有自知之明，尊重实际，而且具有很好的反省能力，又能举一反三，由此及彼，于是去向齐威王进谏，将自我反省、追求真话实情的精神推展于治理国家，可谓真正忠于国事的臣下。至于齐威王也非昏君、庸君，他善于听取意见，从善如流，与邹忌能相互应和，完成了这一场佳话。
我们真的需要常常揽镜自照，恭听逆耳之言，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插图]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插图]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历史上幼主和顾命大臣的关系，常常是一个死结。有时候是顾命大臣废掉幼主，篡位自立；有时候是幼主杀掉擅权的顾命大臣。诸葛亮在刘备临终时受托，辅佐后主刘禅。而且刘备还明确地说刘禅可辅则辅，不可辅则诸葛亮可以取而代之。刘禅即位时刚十七岁，从此蜀汉军政大权被诸葛亮独揽，即便刘禅成年之后，诸葛亮也没有让刘禅亲政，“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但诸葛亮并没有因为大权在握而对皇位生出觊觎之心，后主也没有牵制乃至除掉诸葛亮，即使在诸葛亮故去后，刘禅继续做皇帝近三十年，也没有在政治上清算诸葛亮的举动。
如果放在别的朝代，诸葛亮的行为无疑是一个飞扬跋扈的权臣。但在后世，诸葛亮却被视为忠君典范，得到无数人景仰。杜甫一生对诸葛亮充满景仰之情，吟咏或提到诸葛亮的诗篇有二十多篇，像“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这样的诗句，将诸葛亮的历史地位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朱熹作为一名理学家，评价古今人物时的道德要求极为苛刻，从古今人物中评选用心“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第一位就是诸葛亮，他和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并称“五君子”。诸葛亮的这种人格魅力、道德风范，既体现在他一生行事上，也流露在他的文章里，《前出师表》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篇。
《前出师表》作于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前夕，是一封请求后主刘禅允许自己领军出征的奏章。由于军政大权都掌握在诸葛亮手里，北伐之事仅仅是请后主形式上批准，所以这封奏章中并没有陈述北伐的具体事务，而更多的是以长辈口吻，用了一连串的“宜”和“不宜”，教导后主如何做一个好皇帝，但又不是板起面孔说教，不时提及刘备，回忆过往，充满殷勤恳切的情意。
文章以分析当时形势开头，指出刘备去世，益州疲弱，形势危急；但由于受到刘备恩遇，现在群臣上下都忠心耿耿，仍有进取的可能。在这种形势下，后主应该怎么做呢？诸葛亮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条是发扬刘备遗德，广开言路；第二条是赏罚公正严明，尤其是对内廷和外朝的官员要一视同仁，不能因个人情感而偏私；第三条是亲贤臣，远小人，宫中贤臣有郭攸之、费祎、董允，军中贤臣有向宠，遇事应该向他们咨询。东汉的历史经验也表明，亲贤远佞才能使国家兴隆。
接下来诸葛亮又追叙往事，回忆刘备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他自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显然和事实不符。诸葛亮年轻的时候“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他其实是胸怀大志的。但这样说，更能体现出刘备“三顾”的知遇之恩，也更能表达他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知遇之恩再加之以托孤之任，使诸葛亮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只有这样，才能算是“报先帝”“忠陛下”。
最后，为了完成兴复大业，诸葛亮提出了朝廷上下要职责分明，自己承担“讨贼兴复之效”，朝中诸臣要进“兴德之言”；后主也应“自谋”，继承刘备遗志。结尾“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一句，本是公文套语，但由于前文的言辞恳切，在这里也显得自然深情。
《出师表》中既有诸葛亮作为臣子对刘氏父子的忠心，也有作为长辈对刘禅谆谆教导的苦心。“报先帝”“忠陛下”思想贯穿全文，反复劝勉后主要继承刘备的遗志，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诚挚恳切的深情溢于言表，其忠义之心不知令后世多少仁人志士动容。故古人有“读《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的说法。陆游《书愤》中有“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之句，的确不是虚美。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一千多年前，陶渊明编织了一个诗化田园的梦，使无数后人心向往之，却又追索不得。
梦分三段，溪行捕鱼、桃源仙境、重寻迷路，均以写实交代人物、动作、细节。虚景实写，仿佛确有其人，真有其事。
梦由“忘”字开始。人世烦杂，得失心算计心，乌烟瘴气尽由此出。然一“忘”字使渔人机心顿失，算计全无，烂漫起来。于是“忽逢”桃花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更让渔人惊异的是“中无杂树”，一片纯粹，没有杂质。渔人以孩童般的好奇心穿过桃林、山洞，找到桃花源。此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更令人心动的是，桃源的老人孩子“并怡然自乐”。桃源人见到渔人后“大惊，问所从来”，“便要还家”，“咸来问讯”，情真意切，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桃源人又“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历史的翻云覆雨，看多了，看透了，在获得智慧的同时，往往使人萌发种种机心。桃源中人的真淳自足、恬淡自在也许正源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请息交以绝游”，却与农人往来（“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大概也因农人虽然知识不多，却有真淳的心灵和生活的诚意，恬淡自足，不务外求。
渔人在桃花源中“停数日，辞去”。返程路上便机心四起，“处处志之”，违背了桃源人“不足为外人道”的叮嘱。“及郡下，诣太守”，求恩赏。桃花源遂不复出现。
渔人因“忘”机心而寻到桃花源，又因“处处志之”“诣太守”而失去桃花源。得失之间，恍如一梦。“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桃源所贵，唯“真淳”二字。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本文是陶弘景给谢中书的一封回信。陶弘景是山中隐士，谢中书是朝中显宦，信中没有一句寒暄，更没有一句谈及世务，字里行间流露出超尘脱俗的情怀。
全文很短，只有六十八字。以“山川之美”起首，开篇点明主题。第二句“高峰入云，清流见底”承接第一句，总写山水。接下来第三、四两句仿佛徐徐展开的画面，呈现出色彩丰富的石壁和四季常青的草木。第五、六句写这并非一幅沉寂的画面，而是充满了自由活泼的生灵，从早到晚，林间有“猿鸟乱鸣”，水中有“沉鳞竞跃”。
这一段景色描写，所写不必作一时一地看，更像是对江南山水的概括，一句一景，每一景都体现出江南山水清丽优美、雅致玄远的特征。作者以“欲界之仙都”作比，一方面是在称赞景色之奇美，另一方面也暗示只有超然物外、弃绝名利的人才能体会到。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插图]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注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全文总计不过一百五六十字，描写了三峡风貌。三峡全长七百里这是按照古人的度量标准，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四百里船行峡中，所见无非长江和长江两岸的高山。这段文字极其精练、传神地写出了三峡山水的特征。
先写山，写对山的总体印象。三峡的山第一是“连”，沿着长江连绵不断几百里，没有缺口处。第二是“高”，高到荫天蔽日，只有在正午太阳升到天空最高处和半夜月亮升到最高处时，才能看见它们。两句话写出了三峡高山的逶迤雄险的气势。
然后写水，三峡中的江水在不同季节的特征不同。夏天的江水漫上丘陵，来往的船只都被阻绝了，可见水势的险恶。当迫不得已在此时乘船而下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船行的速度比骑着快马奔驰、比乘着疾风飞翔还要快，可见水流的湍急。而在春天和冬天，水势减小的三峡，则是另一番面貌，浪花洁白，江水深碧，清波回旋，平静的江面映出两岸高山的倒影。此时的三峡，是清秀的。
接着作者又把笔触移向两岸的崖壁。所见有“怪柏”“悬泉”“瀑布”，草木茂盛，景物繁多，“良多趣味”。写三峡，自然不能缺少几乎成为三峡标签的猿鸣。而猿声是一种向来和悲伤联系在一起的意象，作者特意将其置于秋天的凄寒景物中来描写，并引渔歌为证，更增凄凉萧瑟的气氛。
郦道元作为北魏人，在那个南北分裂的时代，没有机会亲身到三峡考察。这段向来被系于他名下的文字，其实是引自南朝盛弘之的《荆州记》。盛弘之也不是原创，他是从东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中引用的。这段文字又成为李白《早发白帝城》一诗的蓝本，由此足见这段文字的魅力。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从字面看，这篇文章倾诉了千里马的不幸。
第一段写千里马面临着必然被埋没的不幸命运，因为千里马只有依靠伯乐才能被大家认识到它的才能，而伯乐并不常见，那么千里马落入奴隶人之手，它的结局只能是像普通马那样死在马棚里，到死它的才能也没有机会施展。
第二段写千里马为什么在普通的食马者那里不能施展出它的才能。这是由于千里马的食量大大超过普通的马，而食马者按照普通马的食量来喂养千里马，千里马“食不饱，力不足”，才能就无法发挥出来。
第三段则用漫画式的手法嘲讽了那些食马者，他们对千里马毫不了解，千里马就在眼前，他们却还装模作样地感叹“天下无马”，这是多么无知、浅妄啊！而被他们埋没的千里马又是多么不幸啊！
然而这篇文章又不仅仅是在写马。《战国策·楚策》里就已经有一个叫汗明的人在拜见春申君时，用骥和伯乐来比喻两个人的关系了。所以在中国文化里，千里马和伯乐很早就具有了特定的寓意，韩愈的这篇文章也不例外：千里马实际上是指人才，伯乐是指能够识别人才、重用人才的人，而那些不识千里马的食马者，指的自然就是那些愚妄浅薄、不识人才甚至摧残人才的统治者。
作者用千里马不遇伯乐，比喻贤才难遇明主，用千里马的悲惨命运，表现了有才能之士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不幸的处境，通过嘲讽食马者的无知浅妄，讽刺在上者埋没、摧残人才。全文寄托了作者强烈的不平和怀才不遇的悲愤。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铭是一种文体，从题目看，《陋室铭》应该是一篇要写自己的居室简陋的文章。但实际上，正文中却处处写陋室不陋。而“陋室不陋”之所以能够成立，在于评价标准的变化。全文没有一句直接写到“陋室”是什么样子，只有一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描写了陋室的环境，阶上生苔，院中长草，从物质环境的标准看，也确实简陋。然而短文的开头给出了另一种评价标准：评价山和水不在于山的本身是否高、水的本身是否深，而是山中是否有仙、水中是否有龙。只要山中有仙，山就会有名气；只要水中有龙，水就会显得灵异。按照这个逻辑，“陋室”是否陋，不在于陋室本身，而在于陋室中住的人，只要陋室的主人品德高尚，陋室就不觉简陋了，即“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文章也就很自然地从“陋室”转而写“德馨”：往来的朋友都是学问渊博之人，在室内的日常活动是可以修身养性的抚琴读经，这里没有嘈杂的音乐，没有劳神的公务。陋室之中是恬然自适的生活，陋室主人具有高雅脱俗的情怀，谁还会在意居室的物质环境是否简陋呢？就像诸葛亮的草庐和扬雄的旧居，想到它们具有高洁人格的主人，谁又会说它们是简陋的呢？
文章最后一句引孔子的话引得巧妙自然，这一句出自《论语·子罕》：“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里只截取了后半句，含蓄地表达了作者以君子自况的高雅情趣，既总结全文，又与“惟吾德馨”遥相呼应。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注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宗元积极参与唐顺宗朝的政治活动，欲有所作为，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谪居永州十年。政治上的失意却带来了文学创作上的丰收。永州期间，柳宗元寻幽访胜，寄情山水，著名的《永州八记》便是由此诞生。
《永州八记》是八篇山水游记的总称，本文所记小石潭，也一如《永州八记》中其他景物，在人迹罕至之处，不为人知，但又丽质天然，自具特色。小石潭本就地处僻远了，还被掩映于一片竹林之后，必须通过“伐竹取道”才能到达。它并不奇伟瑰丽，但是又的确与众不同。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石”，第二个特点是“水尤清冽”。整个小潭“全石以为底”，靠近岸边的露出水面的石头“为坻，为屿，为嵁，为岩”，形貌变化多端，潭的周边围绕着古树翠蔓。而潭水的清澈是通过写潭中的鱼表现出来的，它清澈到几乎透明，水中鱼“皆若空游无所依”，连鱼的影子落在水底都清晰可见。这些鱼也颇为有趣，有时神态自若地“佁然不动”，有时又毫无征兆地突然游走，“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给寂静的小石潭增添了不少情趣。
可是这里太寂静了，寂寞凄清的环境渐渐侵蚀了乍见小石潭时的愉悦感。或者也可以说，作者仕途失意后心底的落寞抑郁被这种环境唤起，小石潭如此美好却被遗弃于荒远之地，让他想到了自己的命运，站在小石潭边，他体味到了“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这让他不能承受，“乃记之而去”。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范仲淹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名字。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固然占有一席之地，也曾出将入相，是宋仁宗朝举足轻重的大臣，但他最为后人景仰的，还是他崇高的思想境界和伟岸的人格，他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推向了一个新境界。论人一向严苛的朱熹将他与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并称为“五君子”，称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般的人。他崇高的思想境界，在《岳阳楼记》一文中有鲜明的体现。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应滕子京之请而作。滕子京是范仲淹好友，两人同年考中进士，政治立场相近，因而当范仲淹推行新政时，滕子京也成为朝廷中反对新政的保守派的打击对象，被贬官到岳州任知州。等滕子京在岳州重修岳阳楼并写信请范仲淹作记时，范仲淹的新政在保守派阻挠下已经以失败告终，范仲淹也刚被贬出京。在这种背景下，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也就大有深意。
这篇文章，是一个刚刚经历了失败的人，写给另一个不久前经历过失败的人。然而，文章中看不到一丁点衰飒沉沦、抱怨哀叹。
文章一开头，写滕子京被贬谪后仍积极有为，将岳州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由此引出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但文章的重点却没有放在滕子京的施政和重修岳阳楼的过程上，甚至没有放在岳阳楼上。而是在简单描述了岳阳楼上所见洞庭湖的浩大景象之后，转而写登临岳阳楼的“迁客骚人”，写这些迁客骚人登临岳阳楼时的心情。
这些迁客骚人境遇不同，登临时所见景象不同，心情也随之有异。他们中有览物而悲者，有览物而喜者。当洞庭湖上风雨大作、天地昏暗时，登临岳阳楼的迁客骚人便会被触动身世之感，对前途感到忧惧，不由得会悲从中来。而在阳光明媚、风平浪静的春天，或者月色皎洁、渔歌飘扬的夜晚，登临岳阳楼的人也会陶醉在这美景中，暂时忘却仕途上的荣辱浮沉。
以上这两种人，虽然或悲或喜的心情不一样，但说到底都是牵系于个人的一己得失，这是范仲淹所不认可的。范仲淹追求的是“古仁人”的境界，不计自身得失，不论个人处境，忧君忧民。需要指出的是，范仲淹这里说的“忧其君”，就如杜甫“一饭未尝忘忧君”那样，是以“君”作为国家的代表，忧的是国家。“古仁人”的境界，其实就是范仲淹自己的境界，是范仲淹遭受了重大的政治挫折之后，依然坚持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境界。这一境界，超越了孟子所说并为后世士大夫服膺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立身处世原则。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则含蓄地表达了对滕子京的期许和勉励，同时也再次强调了自己的坚定信念。
《宋史·范仲淹传》说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范仲淹影响的不仅仅是宋代士大夫的风节，直到今天，范仲淹的精神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这篇文章的写法，可以借用文章中的一个词来概括——“峰回路转”。文章篇幅不长，内容却多达四次转折，每一转都出人意料而又意趣横生。
开篇第一段紧扣着“醉翁亭”来写，将醉翁亭置于秀美的群山之中，一步步走近，写亭的位置、亭的环境、亭的建造、亭的名字的由来，写作者自己到此处饮酒而醉。这已经足够摇曳多姿了，却突然由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而转向了山水之乐。
写山水之乐，首先要写山水风景的优美。欧阳修并没有局限眼前的此时此地，而是用高度概括的手法，写出了山中一天之内和四季之间的景色。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景物的变化和特征，用“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两句写出了早晚景物的变化之美，用“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四个短句写出了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风光。如此优美的风景，自然会吸引游人前往，这些“朝而往，暮而归”的游人，在任何时候来此都能感受到山水带来的快乐，于是文章转到了写游人之乐。这是第二转。
游人中有普通百姓也有太守带领的官员和宾客。普通百姓在路上扶老携幼，络绎不绝，悠然平和；太守带领宾客在醉翁亭设宴饮酒，嬉戏喧哗，尽情醉笑；太守自己更是酒酣而醉。这一官民同乐的画面反映出的就已不再仅是山水之乐，而且透露出了太平盛世、政治清明的消息。
最后一部分写游人归去，本来大家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文章也就可以就此结束了，但作者却又陡然一转，这是第三转，写游人去后山中的禽鸟之乐。在游人离开后，禽鸟在山中自在欢快地鸣唱，但它们无法体会到人的快乐；人能体会到随太守出游的快乐，却不能体会太守的快乐——这最后一转转回了太守自己。那么太守的快乐是怎样的呢？太守不仅从山林中、从宴饮中得到了快乐，还为官员百姓的快乐而感到快乐。
太守的最大快乐，就是寄情山水，与民同乐。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这是一篇托物言志的小文，却有着深邃的思想内容。周敦颐是北宋重要的思想家，并不以文学见长，但这篇《爱莲说》却脍炙人口。
文章在与菊和牡丹的对比中来写莲，写花实际上是在写人，三种花分别象征了三种人格。菊在秋天开花，孤高傲世，不与百花并立，陶渊明之后更是与隐士结下了不解之缘。牡丹在唐代受到上至皇室下至平民的追捧，盛开时花团锦簇，富丽堂皇，一派富贵者的形象。
而作者却爱莲。莲花自身具有高洁的品性，它美丽芬芳，洁身自爱，既不媚俗，也不避世。而这正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不随波逐流，不矫情任性，在尘世之中保持自身的美好本性。“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句，可谓写尽莲花的精神，也成为君子人格的写照。
莲花假若有知，一定会引周敦颐为知己吧。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毫无疑问，苏东坡最大的理想是致君尧舜、兼济天下，然而他的一生屡遭政敌打击，饱尝仕途险恶，所以他的文字中时常会有隐遁江湖、自由自在度过一生的愿望。他有词句道：“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综观东坡一生，这两个理想都没实现，但也始终坚持。在宦海浮沉中，他总能找到机会，哪怕只是一时一刻，抽身出来，做个“闲人”。
《记承天寺夜游》所记便是苏东坡在被贬黄州时的“休闲”时光。此前经历了无比凶险的“乌台诗案”，从一个朝野瞩目、仕途顺畅的政治明星，转眼变成了一个险些被定为死罪、贬谪到黄州看管的戴罪之身，东坡遭遇了他人生的第一个低谷，却也迎来了他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东坡以其潇洒豁达的人生态度、豪迈开阔的胸襟，化解了政治失意的苦闷悲愁，在黄州留下了一段诗意人生的轨迹。从《记承天寺夜游》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个片段。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晚，已是初冬的黄州，苏东坡被照入房中的月色触动，穿衣起床，到承天寺寻友人一起赏月。在东坡的眼中，洒满月光的承天寺庭院，空明澄澈，仿佛一个晶莹无尘的水中世界。院中竹柏投在地上的影子，仿佛水中的水草交错摇曳。那一刻，东坡先生一定有些恍惚了。他找到了做“闲人”的感觉。
“闲人”不是无所事事的百无聊赖，而是将自己从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抽身出来，从奔竞忙碌的官场生活中抽身出来，摒除对名利富贵的追求，让身心完全处于诗意自由的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才能用心去感觉这个世界，一个寻常的月夜，也才成为了一道如此绝美的风景。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
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宋濂是明初著名的文臣，当然是一时的饱学之士。然而学问和其他的东西不太一样，比如金钱，金钱可以由别人直接给予，但学问只能靠自己去孜孜以求，艰苦积累，才能化为自己的东西——任谁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在宋濂，知识和学问的获取，尤其不容易，绝非凭空得来，因早先他出身贫寒，求学的条件尤其差：家里没书，只好向人借来抄录；不明白的地方要向人请教，还得忍气吞声去求人；学习之外，天寒地冻的自然环境，破衣烂衫的可怜状况，也都需要硬着头皮挺过去，里面包含了太多的苦楚和羞辱。
所有这一切，可以说都是不堪回首的，但宋濂坦然回顾，或许是往小了说，他晓得书非借不能读的道理；往大了说，他明白人生许多事包括读书求学，真是艰难困苦方能玉汝于成的。所以，如今向后辈细说当年，一方面固然是劝勉和鼓励，另一方面也算是对自我的一种肯定吧。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
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在《西湖七月半》一文中，张岱鄙薄杭州人一向只在白天游西湖：“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其实那个时候杭州城与西湖还没有接壤起来，一到晚上城门要关闭，因此即使有明月朗照，也绝少有人夜里游湖。如果再赶上连下三天大雪，夜晚的西湖就更无人来了。但张岱偏偏要去。
雪夜的西湖是什么景象呢？“人鸟声俱绝”自是不用说了。四下望去，头上的天空与云，地上的山和水，均是白茫茫一片。湖上只有作者所乘的一叶孤舟，能看到的是高出湖水的苏堤和湖心亭，而再往远处，白雪覆盖之下，西湖与地面的界限已经融为一体。以整个大地为背景，湖上的堤、亭、舟、人都微小不足道。妙在作者只用了几个精巧的量词，就把这种微小感表达了出来，说长堤是“一痕”，湖心亭是“一点”，孤舟是“一芥”，舟中人是“两三粒”。这些在平时看来属于搭配不当的量词，用在此时此处却无比贴切，作者似乎具有了宛如航拍般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使西湖别具一种平时看不到的美感。
而当作者到达湖心亭，出乎意料的是发现那里竟已有人在饮酒赏景了。这又给雪夜中的西湖增添了几多生趣。
兴尽而返，舟子那句“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从俗人之眼来看风雅之士，令人忍俊不禁。想来张岱听到这句话时，也必是莞尔一笑吧。
沧州南，一寺临河干，山门圮于河，二石兽并沉焉。阅十余岁，僧募金重修，求石兽于水中，竟不可得。以为顺流下矣，棹数小舟，曳铁钯，寻十余里，无迹。
一讲学家设帐寺中，闻之笑曰：“尔辈不能究物理，是非木杮，岂能为暴涨携之去？乃石性坚重，沙性松浮，湮于沙上，渐沉渐深耳。沿河求之，不亦傎乎？”众服为确论。
一老河兵闻之，又笑曰：“凡河中失石，当求之于上流。盖石性坚重，沙性松浮，水不能冲石，其反激之力，必于石下迎水处啮沙为坎穴，渐激渐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掷坎穴中。如是再啮，石又再转，再转不已，遂反溯流逆上矣。求之下流，固傎；求之地中，不更傎乎？”
如其言，果得于数里外。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据理臆断欤？
顺流而下的，其实是漂浮在水面的东西；沉入水底的会如何呢？
认为漂浮水面和沉没水下的情形是一样的，以表面的经验去理解深隐的实相的，是一众和尚。他们当然错了。
有学问的人，以为得看沉没的东西如何，比如石兽，很重，所以一定愈沉愈深，决计不会随波逐流而往下游去。有学问的人，确实是有学问的，看得比较深，知道对不同的东西来说，它们受水的影响肯定是不同的。然而，这位有学问的人，还是错了。
对的是老河兵，他认为得去上游找。为什么？！因为石兽沉没在水底了，就不仅是有学问的人所考虑到的石兽和水的关系了，一定得考虑到河底的泥沙这第三个因素：石兽坚硬，水推不动它，但石兽下边的泥沙则在水的冲击下，会渐渐低洼下去，慢慢地低洼处渐深，于是石兽便会逆着水流的方向而倒下，一次又一次，于是便移向上游了。
你可以说，老河兵嘛，那么多年与河打交道，实际经验多嘛。可是，他能将石兽逆水流而动的情形讲析得那么明白，不能说主要是经验，而是由经验出发，穷究其中道理的结果。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两千多年前这首描写男女约会的诗，至今读来仍趣味盎然。美丽文静的姑娘在城墙角等我，我满心快活去赴约，但到了会面地点，却不见姑娘踪影。我疑惑而不知所措，抓耳挠腮，“搔首踟蹰”。是发生了什么意外？还是阴晴不定的少女心？躲在一边的姑娘看着我的狼狈相咯咯直笑。“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八个字使姑娘的调皮和小伙子的憨厚跃然纸上。
此时，姑娘款款走来，送上一支彤管。小伙子发现自己被逗弄却越发欢喜，一场约会因她的活泼而乐趣无穷。小伙子也感染了这份趣味，语带双关地对礼物含蓄地表达心中的爱恋：这彤管光彩照人，很喜欢你的美丽。
再次约会，姑娘送我牧场荑草。和这样美丽、活泼又体贴的姑娘来往，时间越久，情感就越热烈。我不由比上次更盛赞礼物：荑草非常漂亮，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那是美人之贻。从第二章赞美礼物到第三章赞美人，情感逐渐升温。但热烈的赞美仍是含蓄的、温厚的，反显得越发动人。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是一首充满激昂情绪和勇敢向前的动势的诗篇：国君发动了战争，众人同仇敌忾，同甘共苦，互相协同，互相扶持着准备投入战斗。《无衣》属于《诗经》“国风”的《秦风》，秦地的民风尚武好勇，忘生轻死，人们的激情，多少也来自这样的民风和气质。
与《诗经》中的许多篇章一样，《无衣》呈现了重章叠句的形式，三章的基本结构和语句结构是一致的，只有少量字词的更迭——这是因为《诗经》与音乐结合，反复吟唱的缘故。但这并不意味着单调重复，事实上还是有清楚的递进的表现，比如“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偕行”三句，“同仇”是确认共同的敌人，“偕作”是共同起身出发，而“偕行”就是共同进军向前了，三章之间呈现了投入战争的进展，充满动势。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离骚》是先秦楚国诗人屈原的精神自传，写出了一个高洁的灵魂的美好，和这一美好的灵魂在污浊的世间的挣扎和斗争，它的高扬与挫败，它的沮丧与坚持。
这里的诗行，是《离骚》的开篇。诗人有着高贵的出身，长辈对他也给予了无限的祝福和期望；诗人虽然拥有天赋的美好品质，但并没有疏忽后天的修养，那些美丽花草的采撷与装点，正是这种自我修养和培植的表现；然而即使拥有这些美好的品质和能力，人生毕竟是短暂的，倏忽而逝，诗人热切期待着施展自己的才华，有所作为，乘上骏马一日千里。
这里呈现的是一个美好生命的开始，如旭日东升般的开始，有无限的可能在前面，有光辉的前景等着他。当然，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诗人此后的道路是坎坷的，是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但，在这一刻，我们还是要礼赞诗人这个美好人生的开始。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涉江”“芙蓉”“兰泽”“芳草”让人不由想到芬芳馥郁的《楚辞》, “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南方水汽弥漫，花草纷披，目不暇接，但诗歌中的主人公并非采摘路边的野花，而是慎重地涉江采芙蓉。无论乘船还是水，涉江采芙蓉的过程都充满了诚意。这诚意由“兰泽多芳草”的“多”字巩固下来，在视觉上造成纷繁稠密的效果。此时一个设问使节奏活泼疏朗起来，“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诚挚的深情顿时飞动，空间切换和迢迢远路稀释了之前浓郁交织的感觉。“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设想远方情人的感受，为“远道”更添了家乡遥不可及的忧伤。
所幸这不是一场单恋，而是“同心”。“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给人支持、信心和希望。这比“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的失望、“思公子兮徒离忧”的悻悻让人欣慰很多。但“同心”不应当是“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吗？“同心”不应当是“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吗？同心却离居，这同心的欣慰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更大的徒劳。而且归期无望，这徒劳的忧伤恐怕要终老了。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是一位大英雄，也是一位大诗人，他的诗被誉为“慷慨悲凉，千古绝调”。从他的《短歌行》来看，发英雄之忧，抒英雄之志，深思忧念之中又振起豪情雄心，确实当得起这八个字。
全诗可分为四节，每四联一节。第一节从“忧”起笔，饮酒听歌，本是快乐之事，但生命短如朝露，旋生旋灭，这样的快乐在短短一生中能有多少呢？就像托名汉武帝的《秋风辞》中感叹“欢乐极兮哀情多”，也是因为在快乐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这种忧思萦绕心头，似乎只能从饮酒中寻找慰藉。
“忧生之嗟”在曹操之前就已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意识，曹操虽然也感叹“去日苦多”，但显然不至于真的就为此借酒消愁，这也不是此诗的主旨所在。更让曹操忧念在心的，是尚未完成的统一天下的大业，而要统一天下，贤才是尤为重要的因素。曹操在这首诗里着重要表达的，是对贤才的殷勤期待和渴盼。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是《诗经·郑风·子衿》的成句，原意是一位女子对心上人的深切思念和等待，曹操此处也是依照先秦引用《诗经》时“断章取义”的传统，借以表达对贤士的渴求。“呦呦鹿鸣”四句同样是袭用《诗经》中的成句，表现了对贤士的热情相待。第三节与第二节同义，用自己的话更明确地表达出唯恐贤士不至的忧思和贤士远道而来后的快慰。以月光为喻，可见忧思之广。
最后一节最显曹操的英雄豪气。天下所有或怀才不遇，或观望徘徊的贤士，就像还没有归宿的乌鹊，他都接纳。“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曹操展示了宽广的政治胸怀，他以周公自诩，也是以周公自勉，对贤士倾心相待。历史上，曹操也的确曾三次发布“唯才是举令”，知人善任，选拔重用了大批人才。在这些人才的辅佐之下，曹操治国用兵，建功立业，成为一世之雄。
全诗以忧生之嗟开始，沉郁悲凉，而以英雄之志作结，慷慨激昂。最后的“天下归心”四字，如黄钟大吕，非大英雄不能说出口。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此诗是陶渊明田园诗的代表作。
前四联紧扣“归”字。诗人自述自小不适应俗世，天性喜爱丘山。对于有机心的、逢迎钻营的生活，诗人生性抗拒。因而此番退隐不仅是逃离“尘网”“俗韵”“樊笼”，更是回归初心，如“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喜爱使用飞鸟和鱼的意象，鱼的灵动、鸟的健举都象征他对自由精神的追求。
“方宅十余亩”到“虚室有余闲”描写了诗人自足的田园生活。简朴的房屋、掩映的树木、远处隐约的村庄，最后回归洁净空阔的房屋。这段描写音平字顺、文疏气朗，可见心情恬淡愉悦，志满意得。文字简素而深永，表现了田园的淳朴可爱、散缓悠闲。
《读山海经》也描绘了田园耕读之乐，正可与之对读：“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最后一联“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收拢全诗，“樊笼”扣合“尘网”，“自然”回点“（天）性”，首尾圆合，自然完整。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鲍照是蓬勃的，他的愤慨即使千年后也激越兀拔，凛然如新。
起首两句以泻水置平地作比，由平常的生活现象引申出人的贵贱穷达和坎[插图]不平的际遇是命定的，应当接受，何须长吁短叹愁怨不已呢？但这宽慰并未使诗人平静下来，“安能行叹复坐愁”，反诘的语气明显表现了对命运的不甘和愤懑。
第五、六句酌酒自宽。诗人说，喝酒吧，不唱《行路难》不发牢骚了。但“举杯断绝歌路难”中“断绝”二字显得歌声收结得斩截突兀，压抑不畅，反而强化了“难”字的挫折感。两次宽慰都无济于事，愤慨仍然蓬勃而倔强。宽慰反成了压抑，压下的愤懑终于在第七句喷涌而出，人心不是草木石块，怎能逆来顺受认命听命？反诘语气显出诗人的金刚怒目，五七言的短长张弛交替也突然改为了七言长调，强烈的感愤如滔滔洪水汩汩地涌出闸门，形成高潮。然而并未迸发，“吞声踯躅不敢言”，诗人硬是将已经爆发的巨大悲慨吞咽下去，压抑使悲愤显得愈加深广和酸辛。
鲍照的蓬勃很多时候来自作品内含的紧张感。写沉默，他也写得并不哀缓，反而纵横跌宕，充满张力。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春江花月夜，五个最动人的词组成一幅良辰美景构成诗题，秾丽曼妙，如梦如幻。诗中的春江花却在夜月的笼罩下一洗秾艳，尽显出清华高洁的气质，从而引发了渊默的宇宙玄想和深挚的人间相思。
全诗前八联写夜景与遐思，后十联写思妇与游子。每两联构成一节，韵随节换。
开篇由江月写至花林。江海鼓荡，明月冉冉升起。天地间蜿蜒的江水都辉映着月光，寥廓清亮。江边艳丽的花林被皎洁的月光披上一层晶莹的细雪，显出剔透的寒意。天地间山川如洗，朗月高悬。在她神秘、冷峻、温柔的注视下，时空凝结成永恒。没有比它更古老的过去，没有比它更高远的未来。“诗人与‘永恒’猝然相遇，一见如故，于是谈开了——对每一问题，他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的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满足了。”（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
今夜的明月还朗照着谁？视线随白云飞至青枫浦，扁舟游子正望月怀人：可爱的月影此刻正在她的楼上移动吧，是否照拂着映出她容颜的妆镜台呢？月光惹得她相思不已，她放下帘子，不料捣衣板上又泻满月光。共享这明月却无法互诉衷肠，多希望能乘着月光来到他身旁。或者让鱼雁去传书吧！但鸿雁无法乘光而度，鱼龙也只在水上写文。游子昨夜梦见落花，春已过半，他还无法回家。江水东流，月落西斜，时光飞逝，离人各天涯。不知有几人乘着月色归家，落月摇荡着离情别绪洒满了江畔一树春花。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霜轻尘敛，山川如洗，一年好处。一场秋雨洗去浮尘，也抖落了心里的杂念。山空，心亦空。带着新鲜的眼光看世界，一切都像是第一次看见。
明月透过松针，洒落在山间，风移影动，如空明积水，藻荇横生。山泉淙淙地流泻于山石之上，水光斑驳，粼粼闪动。夜行山中，感受虚静中的生机，心中一片空明。
幽静的竹林突然喧哗起来，原来洗衣女们欢笑着回来了。宽展的荷叶向两边纷披，细看是渔舟正在顺流而下。“竹喧”和“莲动”是直接的感受，“归浣女”和“下渔舟”是理智的认知。诗人先把直觉的感觉写出来，再加以说明，便造成一种新鲜的感觉。惊讶之后莞尔一笑的微妙心理被细致地描摹出来。因为心界的空灵，诗人与自然之间共度着心跳。
静谧与骚动、山人的纯朴都使诗人深深满足，流连忘返。就在山中坐看春芳谢落吧，感知万物生灭，也是一种享受。王孙公子自可留下。“自可”的语气潇洒闲逸，反用了《楚辞·招隐士》“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却正与“随意”应和。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从蜀地历史、游人见闻和政治形势三个角度表现了蜀道的逶迤、峥嵘、高峻和崎岖。全诗句法错落，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参差间隔，形成雄放恣肆、险仄又流畅的语言风格。《河岳英灵集》称此诗“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
开篇发唱惊挺，“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随即追溯渺不可知的蜀国开国史，“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凄迷悠远的上古传说为全诗开启了奇幻而恢远的境界。秦蜀难通，只有鸟儿才能飞度高峻的秦岭太白峰，由秦入蜀，通达峨眉。之后秦惠王时五丁开山，山摧人亡，秦蜀之间方得钩连。但天梯石栈仍然险象环生，上有兀拔山势，下有冲波回浪，黄鹤不得飞度，猿猴都愁于攀援。
秦人入蜀，必经青泥岭。此岭峰路萦回，“百步九折萦岩峦”，山势高峻，“扪参历井仰胁息”。山高路回，自然氧气稀缺，高原反应者不由呼吸紧张，“以手抚膺坐长叹”。行人如此步履维艰，此次西游你何时能还？行人惊惶地说：“这令人畏难的山路简直不可登攀。我只见古木荒凉，鹳鹤扇翅，磔磔云霄间。又听到杜鹃鸟空谷月夜下悲歌啼旋。”行文至此，蜀道难的感叹喷涌而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然而诗人意犹未尽，继续渲染，“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静态的危峰绝壁、动态的飞湍击石都表现了山中的惊悚，于是第二个小高潮随之而来，“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残酷的历史和旅人的畏途都还未说尽蜀道之难，诗人便提起剑阁。剑阁是大小剑山中一条三十里长的险要栈道，易守难攻，是蜀中要塞。历史上在此割据称王者不乏其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谓此也。若非亲信防守，一旦叛变，便如豺狼吃人一般凶险。守关者每天与猛虎长蛇打交道，对人也不免残忍，“磨牙吮血，杀人如麻”。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如此艰险，诗人恳切地建议：“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这最后一段仿佛预言一般预示了后来的安史之乱。此诗写于唐玄宗盛世之时，李白以“蜀道难”表现入长安却未获赏识的坎[插图]心境，同时也以诗人的敏锐感知到了歌舞升平、太平盛世背后潜藏的危机。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插图]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插图]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长安，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极写狂喜自得之情。在翰林待诏的任上，“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华句、高力士脱靴的轶闻都为李白披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当时在洛阳的杜甫笔下的李白更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面上春风得意，实则不过是文学弄臣，与李白心中“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期许相差甚远。当他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儿戏不足道”，于是在天宝三载“五噫出西京”，被赐金放还。
之后他在紫极宫接受道箓，成了在籍的道士，躬自实践，炼丹烧药，然而心中仍不平静，大病一场后欲南游越中。《梦游天姥吟留别》便是出发前的留别之作。
推高与反跌，是章法上的特征。第一层以瀛洲带出越中仙山，并以天台赤城山陪衬天姥山的高峻。第二层先以两句七言押韵表现一夜飞度的顺利，接着以连续八句的押韵来表现登山的顺利与心情愉悦。随后开始迷幻、战栗，甚至天崩地裂，随即石门洞开，光芒万丈，璀璨瑰丽的仙境在眼前铺展，像一场欢畅快慰的美梦推至高潮。忽焉梦觉，“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幻灭感扑面而来，入梦出梦，大起大落，形成天风海涛般壮伟奇丽的气势。在汹涌奔踔之际诗人仍能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难怪唐人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评曰：“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两句“君不见”劈空而来。时光如黄河自天际奔流至大海，滚滚浊浊，逝而不返。在时光无情的奔涌中，人们壮志未酬却已白发丛生。“朝如青丝暮如雪”，朝暮间白发骤生，触目惊心。焦虑、不甘、悲愤如风雷急雨般一气而下，奔腾怒吼。
然而“醉者神全”。在酒的保护下，逝者如斯的伤感和郁郁不得志的挫败并未打击诗人的精神，反而使他亢奋起来，以饱满的自信冲决愁苦，树立自我价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不容置疑的口吻、自我振奋的精神显示了诗人面对愁绪仍高昂慷慨。只有“烹羊宰牛且为乐”的“且”（姑且、暂且）透露了一丝微苦与无奈。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明快的短句又使诗歌激昂起来，呼朋唤友的热闹驱散了个体直面光阴的孤独。在友人的欣赏和酒的迷狂中，诗人的意志越发张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佳肴不足贵，圣贤皆寂寞，唯有酒的精神睥睨一切，意气凌云。曹植在附近平乐观的狂欢让人神驰，我们也喝个痛快吧。管它钱少不足，管它万古千愁，拿我的千金裘、五花马换酒钱去，“径须沽取对君酌”，“与尔同销万古愁”！悲愁与豪兴的对冲形成全诗飙风骤雨般大起大落的节律，在明暗的激荡中，酒力和意气最终超越悲愁，高昂开远，浩荡而前。
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元戎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旗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风飘飘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唐代中期，到了高宗、武后之后，国力渐渐强盛，军事也随之发达，在东西南北都有开拓疆土之举，盛唐的士人，也常常愿意从军出征，以求更快获得功名。但是扩张过快也会产生副作用，边疆的军将拥兵自重，为了立功获赏，不断挑衅周边国家，希望燃起战火，而投身戎旅的士兵，本是一腔热血，保家卫国，最终却成了军将获取功名的工具。唐代的边塞诗中，很少见到对这种现象的反思，但高适在这首《燕歌行》中，却敏锐地指出，所谓“单于猎火照狼山”之地，正是“山川萧条极边土”的边荒，战士们受到天子的任命，辛苦远征，到了战场上却是“孤城落日斗兵稀”，并没有友军与之并肩战斗。非但如此，当他们在前线舍生忘死地战斗的时候，统军的将领却在帐中欣赏美人的歌舞，在这样的统帅之下，“力尽关山未解围”的结果在所难免，统帅可以通过虚报战功继续获得赏赐，而底层的士兵抛弃妻子，铁衣远戍，最终为国捐躯，却没有任何人提及他们的功劳。
其实战争往往只是上位者的游戏，对于普通人来说，或是被迫拿起武器保家卫国，或是主动怀揣理想杀敌立功，最终能被后人记住的，实在是少之又少。像汉代李广那样爱兵如子，能与将士同甘共苦的将军，古往今来又有几个呢？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到蜀地时，已经四十八岁了。安史之乱中，他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穿越叛贼防线，奔赴唐肃宗所在，以一片拳拳忠爱之意，经历万难，衣衫褴褛而来，被授予“左拾遗”的官职。但诚挚忠爱的杜甫因直言上谏，由皇帝身边的谏官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对杜甫是一个沉重的政治打击。于是他愤而弃官，流寓入蜀。此时杜甫的心中，想必有对朝廷深深的失望吧。
但他并未牢骚满腹，仍去诸葛亮祠堂以寄托爱国之情。“丞相祠堂何处寻”，可见诗人是主动寻找蜀相祠堂，而非偶遇。祠堂门口的老柏高古肃穆，威严森森。黄鹂鸣啭，碧草春色，生机盎然。但这些再热闹也只是背景，并非此间精神，因而碧草“自”春色、黄鹂“空”好音。真正使这个祠堂深挚动人的是“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临危受命，开创基业；后主不济，而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份老臣忠心，与“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坚持，都让仕途失意的诗人泪洒长襟。面对扶不起的后主，诸葛亮尚且拳拳报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何况自己呢？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全诗洋溢着好友来访的喜悦，正合诗题原注“喜崔明府相过”中的“喜”字。
开篇四句一气而下。“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写住所僻静，只有春水鸟儿相伴，但“春”的明媚、“群”的热闹倒也为草屋平添了一份欢快的气息，足以自得其乐。“舍”的重复、“日”的叠词、流水都使诗句有一种行云流水、欢脱前行的流荡感。虽然朴野，却自有一份清新的风致。只是鲜有来客，终究有些单调，于是第四句的喜客之情水到渠成，“蓬门今始为君开”，顺势也转入了后半待客的情景。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是倒装，顺着说应是“市远盘飧无兼味，家贫樽酒只旧醅”。倒装后突出了“盘飧”“樽酒”，表现出主人竭诚以待的盛情和招待不周的歉意。而到第四联又欢乐起来，“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主客和邻家老头隔着篱笆举酒欢饮，率真诚朴的气息感染了读诗的每一个人。
中小学必背古诗文208篇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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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湖阴先生名杨德逢，是王安石罢相之后住在金陵时候的好友。当时王安石住在金陵城和紫金山之间，而杨德逢隐居山中。王安石英雄落寞，与超然世外的隐士多所投缘，也是可以想见的。
诗写在湖阴先生杨德逢家的墙壁上，自然有关于杨的山居。那里花草葱茏，善加种植；茅檐简屋，但苔迹扫尽，收拾得很干净，凡此俱见这位隐士的精神。下一联是写景的名句，形容杨德逢山居前的环境和景色，不过是一条小河、一片农田和两座山峰；然而在诗人的笔下，山、水皆成有情，水绕绿田如同环抱，静止的两山更是活跃，推门而入，送来青苍之色！
超然人世，并不就意味着枯淡寂寥，在自然的怀抱中，人与万物的沟通往来更加生动，山、水都活起来，你来我往。这种境界，古人有不少的体会，像诗仙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像词人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王安石能有如此体验，想必这不仅是杨德逢的境界，也是他自己幽居半山园的境界。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苏轼在杭州任太守的时候，少不得乘舟游西湖，入乎其中，出乎其里，对西湖的种种变化、种种美，有深切的体会，所以才有所谓“浓妆淡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这首诗，是一组乘船游湖诗的第一首，刻画一场骤然而来、骤然而去的风雨。
黑云翻滚在远处的山尖，雨珠已纷纷敲打起船板。《老子》里早就提到过：“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第二十三章）忽然而来，必忽然而去，一阵大风吹散了黑色的雨云，岸边望湖楼下的湖水，重又恢复了此前天空般的晴朗和平静。
苏轼一生风波起伏，对于风雨的骤起骤伏，似乎深有体会，往往能以豁达的心胸面对、承受。他的《定风波》词，同样写到一场来得急、去得快的风雨：“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穿林打叶的骤雨来临，东坡依旧吟啸徐行；待到山头夕阳返照，回首方才的萧瑟风雨，“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与“望湖楼下水如天”恰是同一境况，同一境界。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此诗出口成诵，耳熟能详，乍看是赞美西湖两种不同的美，但配合第一首读，便发现“此中有真意”，这首诗是苏轼日后达观心态的诗意展现。
“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早上还是艳阳高照，晚间却下起雨来，难免有人觉得扫兴。但苏轼说“此意自佳君不会”，如果放下对雨的偏见，抖落雨带来的烦恼，那西湖夜雨自有空蒙诗意之美。于是顿觉，“淡妆浓抹总相宜”。妙处就在这一个“总”字。若以天地之眼观照万物，放下个人得失与偏见，那万物“总”有其美好。如《超然台记》中所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如果打开理解，放下执念，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那万物“总”有其可观可乐相宜之美。
于是人生的升迁贬逐也不再是欢乐与苦闷的两端。无论哪种境遇，皆有风味妙处。即使被流放到天涯海角的海南，苏轼也能找到快乐。“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西湖的那一场雨，不仅是一场空蒙的盛宴，更开启了苏轼超然物外的智性人生：无论生命阴晴圆缺，他“总”能感知内在的自信与自由。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这是一首题画诗，再现了画中春日萌发的细节：翠嫩的竹林旁绽放了三两枝艳丽的桃花，鸭子水上游来游去；滩涂上长满了蒌蒿，短平平地像庄稼人剃头后新生的青发；哦，也许还有水波的微颤，让好胃口的诗人想到了当季最鲜美的河豚。“三两枝”“先”“短”家常的字眼，将三四月间春天即将盛放的清新可爱点染得恰到好处。
然而诗不仅是静止画面的罗列，更拥有温度和浓浓的生活情趣。“暖风熏得游人醉”，人在春风中会散淡陶醉，鸭子在融漾的春水中想必也很享受吧。于是有了“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天趣盎然的诗。不承想这句诗竟引来清代诗人的纷纷聚讼。毛奇龄说：“鹅也先知，怎只说鸭？”真是令人哭笑不得。诗中的鸭可以是春日里的任何风物。诗句的妙处在于诗人物我两忘、陶然忘机的童趣，想到鸭子享受着暖洋洋的水，苏轼的表情大概和小孩子一样惬意快活吧。这样天真有趣的人才会由满地柔嫩的蒌蒿想到鲜美的河豚，作诗时的诗人恐怕已经馋涎欲滴了吧。此时的苏轼已经历了残酷的乌台诗案和黄州之贬。年近半百的他却毫无阴影，仍葆有活泼可爱的性灵，这大概正是这首小诗生命力之所在吧。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经历了人生的起伏跌宕，苏轼眼中的大自然充满了哲理与深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不同角度看一个事物，往往会有不同的观感和结论。科恩的歌词说：“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从完整性的角度看，裂痕自是一道醒目的疤，但换一个角度，又何尝不是光明的入口呢？横看成岭，侧看为峰。贬谪是放逐，也可以是奇游，就看选择“远近高低”哪个视角了。苏轼的选择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但智慧不仅在于视角的转换，更在于整体观瞻和超越个人得失的眼光。远近高低，无论怎么转换都仍未跳出身在其中的局限，只得一隅，不见其余。《超然台记》中说：“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因而当我们以天地视角给眼前碎片一个整体的观瞻时，个人命运的起伏就如四季流转、花谢花开，都是自然的，而这才是人生的“真面目”。
此诗看似浅白，其实渗透了苏轼被贬黄州后的解悟，也融合了在庐山学禅的心得，因而古人说此诗“亦是禅偈，而不露禅偈气”。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项羽是历史上少有的真霸王，起于微末，终至于横行天下，战无不胜，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不信自己竟会是弱者，只觉得是时运不济，“天亡我也”！临了，架子不倒，死可以，面子不能栽了——他拒绝登舟过往江东，是不愿让江东父老看到自己英雄末路的颓态，就是死了，也得保持霸王的威势。
对于项羽最后的抉择，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观感。一千三百年后，一位女子，蓦然回想起项羽临终前的这一幕，劈头赞曰：“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活着了不得，死也了不起，真可算是西楚霸王的异代知音。这种知赏，不是女词人李清照凭空而来的，而是她身经北宋、南宋之交的乱离，才有的感慨——这一时代多么需要项羽这样宁折不弯的豪杰啊。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
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江南的梅雨天是令人厌烦的，下起来没完没了，连绵不断。今年梅子黄时，居然日日放晴，实在难得。于是诗人兴致勃勃，前往三衢山中游玩。先乘船沿着一条小溪溯流而上，直到溪水变浅，船不能再往前行，舍船登岸，沿山路继续去往山的更深更高处。
山中植被茂盛，树木葱茏，虽是炎炎夏日，有树荫遮蔽，走在山道上，一定是凉爽的。诗人对于一路游玩的风景和心情没有明言，而是着眼于返回时的路程，与来时一样的绿树浓荫，比来时更有意趣的是，绿树荫中时不时传出几声清脆悦耳的黄鹂鸣叫。
人们记游时通常着重写去时路上的景色，对于返程很少再费笔墨，因为这时游兴已尽，身心俱疲。而曾几依然心情愉快，游兴不减，可见三衢山中的景色，实在美丽宜人。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死后不论有知无知，生前的世界对死去的人都会失去意义。生前不论富贵显达，还是贫贱卑微，不论是处高位者费尽心机地争权夺利，还是居下位者辛辛苦苦地蝇营狗苟，在死亡面前都显得无足轻重。大概所有的人在面对死亡时都会幡然醒悟吧，放下心中的一切，去往另一个世界。
陆游在临终前也体悟到了一个“空”字，原来世界上的一切，人生中的种种，都是空幻虚无的，随着生命的终结，都将如过眼云烟，消逝不见。然而唯有一件事是陆游放不下的，那就是国家仍未统一，北方国土仍未收复。这是陆游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信念，即使死亡也无法让它终止。于是留下遗嘱给自己的儿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南宋宁宗嘉定二年十二月，陆游逝世，享年八十五岁。临终前写下了这首《示儿》，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收复中原，国家一统。这位伟大的诗人，用他的绝笔之作，也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爱国”。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陆游一生都惦念着收复北方沦陷于金人之手的河山，写这诗的时候，已是退居山阴故里的衰翁，仍不能忘怀。
诗的头两句，一写东西奔流的黄河，一写高耸入云的华山，纵横交错，将壮阔的山河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而这幅包含了黄河和华山的巨大的山川图，正是被金人所占据的北方。那是一片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地，那里有诗人始终存心的故国人民。
诗的后两句，妙在转折：从诗人的瞻望，我们知道是陆游极目远眺着北方，而诗人落笔，则从对方写来，北方的人民又一年徒然地盼望南宋的王师——这样的盼望回头数，应该已超过六十年了！这样悬想对方心境的抒写，当然是一种高超的艺术技巧，但在这首诗里面，诗人这么写，应该还有着一层南北两边人民的心情和愿望相通无碍的意思吧。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这是一幅夏日农村小景。日出男子下田耕耘，夜晚女子在家搓麻织布，男耕女织，正是传统乡村生活的基本劳作，也是它的主旋律。如果这还算是平常，三、四句则别开生面，写孩子尚小，耕织之类活计自非他们所能为，但也学着在桑树之下种瓜，充满了天真稚趣。
《四时田园杂兴》是范成大所作的抒写春夏秋冬四季田园乡村生活的组诗，素朴简淡，真切直接。这首诗，自然属于夏日部分。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
这一首诗也在“夏日田园杂兴”的一组诗之中。如果说前一首勾勒的画面之中，人是主角，这一首则可谓无人之境。
我们满眼看到的是梅子、杏子、麦花、菜花，看到的是金黄、雪白的缤纷色泽，夏天的热闹和生机，就在这色泽和花果之上。然而，人的身影却在扫过的镜头里缺席：夏天长长的日影下，只有蜻蜓和蝴蝶傍着篱笆翻飞而过。或许会问：人都去哪儿了？大概在田地里忙碌吧。
细细体味，静静的村落，在通常喧闹的夏天里，真是一处别有意趣的所在啊。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一幅非常可爱的画面。
画面的中心是一个小池，小池中一眼泉水，清澈平静的水面，池边树投下一片树阴。池中有荷叶荷花，一朵荷花的花苞刚刚冒出水面，还未开放，一只蜻蜓已停在上面。
诗人没有出现在画面里，可是他对这方景物的喜爱之情跃然纸上。“惜细流”的、“爱晴柔”的，都是诗人。发现立在小荷上的蜻蜓，诗人更是欣喜不已。他把他的情感投射到这些景物中，景物之间，景物与诗人之间，建立起了融洽亲密的联系。
诗人给我们呈现的，不单单是一个小池，更是一个有情的世界。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净慈寺在西湖南岸，走出净慈寺，就能看到西湖，看到贯穿西湖南北的苏堤白堤，看到对岸的孤山北山，稍微侧下头，就能看到同在西湖南岸的雷峰塔。诗人没有写这些景色，不是它们不美，而是它们一年四季永远都在那里。这个六月夏日的清晨，诗人走出净慈寺，抬眼看到西湖时，占据他视野的是湖中挨挨挤挤向远处绵延伸展的莲叶，和一朵朵挺出水面盛开的荷花，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朵朵荷花显得别样红艳。
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在六月的夏日清晨，有别样的美丽。弥望的莲叶的碧绿，无数的荷花的红艳，让诗人目不暇给，目光实在没有空暇再去关照别的景物了，尽管也是极美的。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首诗极易被误认为一首游春的诗，因为它的确写出了春光的绚烂、赏春的愉快心情，与任何吟咏春光的诗作相比，它都不失为是一篇佳作。
然而它并非实际写景之作，这从“泗水滨”三字即可读出。泗水在现在的山东，据说孔子曾讲学于洙、泗之间，故而后人以“洙泗之学”称孔子之学。朱熹在这里说自己“寻芳泗水滨”，其实是指自己游于圣人之门，求学问道于儒学；心有所悟后，再重新打量这个世界，所见就与以前有了不同：“无边光景一时新。”一旦证悟，就会发现圣人之道并不是什么玄奥高深的东西，只要你体悟到了，便能从世间的万事万物中都看出儒家之道、万物之理。悟道后的愉快、喜悦、安详的心情，和信步春光中轻风拂面、百花盛开的感觉，一般无二。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半亩方塘如一面镜子，可见塘中之水清澈平静。半亩方塘虽小，却能涵括天光云影；塘水虽然平静，却有天光云影在其中“共徘徊”，静中有动，整个方塘都是活泼泼的。为什么方塘能如此清澈呢？原来它有活水不断流入。如果是一塘死水，很快就会变得污浊恶臭了。
“半亩方塘”就是人的方寸之地，也就是心。“天光云影”就是宇宙间的森罗万象，能够现于人心。可是人心如何才能清楚有序地把握森罗万象，特别是察考推究出其背后之理呢？这就需要读书，不断地吸收、借鉴别人的知识、思想和智慧。
黄庭坚曾说：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这说的是不读书的坏处。而朱熹这首《观书有感》则说的是读书的好处，读书可使自己心地清明。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杭州在北宋时就已被词人赞为“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其富庶繁华为其他城市所不及。宋室南渡，宋高宗将杭州改名临安，成为南宋事实上的都城。名虽曰“临安”，实际上打定了偏安的主意。上自皇帝贵臣，下至富室豪家，或在杭州城内，或在西湖边上，纷纷营建殿阁楼台，甲第宅邸。杭州的繁华，倍于从前。然而这样的繁华，危如累卵，沦陷的国土尚未收复，北方外敌入侵的威胁从未消除。所有的人都在追逐醉生梦死的生活，杭州做了安乐窝，西湖成了销金窟。
诗人怀着极大的忧虑，看着西湖边上的道道青山、重重楼阁，看着达官显宦们日日饮宴、夜夜笙歌，看着西湖边游人在暖风中陶醉于湖山美景。诗人不由沉痛地发问：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从醉生梦死的生活中清醒过来？你们真的把杭州当作汴州了吗？
“直把杭州作汴州”一句犹有意味。一层意思是对“游人”的劈头发问，你们不思恢复，忘了真正的都城汴州还被金人占领着。更深一层的意思，则是警告“游人”：若只知歌舞作乐，追求豪奢，终将有一天，眼前的楼台歌舞，尽数化为灰烬。诗人的警告可谓沉痛悲愤，可惜无人理会，直到蒙古人兵临城下，南宋朝廷覆灭。汴州陷落的历史，在杭州重演。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访友不遇，却被诗人写得温柔多情、诗意盎然。
春日里，诗人出门访友。一路春光融融，暖风熏人醉，温柔摇漾。走到友人家门口，薄薄的苍苔上有串屐痕，是主人出门时留下的吗？诗人没想主人不在，倒疼惜起柔嫩的苍苔来。春意如此美好，主人应该多加怜惜啊。于是诗人轻轻地叩柴门，像怕惊扰了这宁静的春色。只是叩了很久，也无人应门。
白跑一趟，失落总是有的。但对世界温柔以待的人总能发现惊喜与美好。此行没遇上主人，但满园的春色可是想我去看它们的，对苍苔都有“怜”意的人一定会惊叹于这满园的春色吧。于是它们在门后蓄势勃发，不安分地伸出一枝热烈的红杏，来与我打个热情的照面。主人无情，花草有意，春色的蓬勃、涌动、饱满与热情像是回应我对苍苔的“怜”惜。此行“不值”主人，却“值”了这满园春色的心意，诗人的惊喜之情油然而生。一枝红杏的优雅热情，红绿搭配的明快鲜艳，以少胜多的无尽想象，都让诗人兴致盎然。失落而惊喜的心理变化，更为诗歌带来跳脱的意趣。而这惊喜本身不正源于诗人心中对春色温柔的爱怜吗？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春夏之际四月乡村的景象，寥寥数笔，勾勒殆尽。
首先当然是环境：绿的是山野，白的是河川（如果结合下文的“插田”，或许也包括了南方水田的水面吧），这是色；子规时或的啼鸣，这是声；雨如烟，则是典型的南方的细雨，不大，但密，风吹过，如烟如幕地飘动，写出的是动态。
如此美妙的景色，能悠闲欣赏的人，怕只有诗人。那些农人则料理桑蚕，下田插秧，忙个不迭。至少，在写下诗句的时刻，诗人是繁忙生活的旁观者，诗产生在抽离的瞬间。
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全诗浅白，却自有高格，不媚俗的清华充满天地。
“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我家”原来语带双关，不仅指自家，还映带了书圣王羲之。墨池虽在江西临川，但王羲之是会稽人，与王冕所在的诸暨不远，且两人同姓，故王冕亲切地称之“我家”。在向本家先贤致敬的同时，王冕恐怕也有隐隐自比的意味。书圣以字扬名，同样勤勉且志存高远的自己能否以墨梅名垂千古呢？
答案是肯定的，这首题画诗的原作《墨梅图》已是中国艺术中的瑰宝。画面中一枝梅花横出，枝干劲挺，花朵秀雅清拔，自有一种超逸沉着的美，正合诗中一个“淡”字。不是平淡、寡淡，而是不阿世、不媚俗的清淡，是诗人人格的寄托。时值元末，王冕对天下纷乱洞若观火，而拒绝元人荐官。他不求当世之名，而将一腔济世之志化为清白简傲的梅花，寄托于未来，末句的“留”字正展现了诗人志向所在。“越有狂生，当天大雪，赤足上潜岳峰，四顾大呼曰：‘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两袂轩翥，哗笑溢市中。”天地大雪中澄澈高洁的是梅花，更是诗人自己。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诗。只是作为有所寄托有所寓意的“石灰”，在传统文人看来，实难登大雅之堂。然而经于谦点染，“石灰”的气节比之于松、竹、梅等竟毫不逊色。
石灰是由石灰石经高温煅烧而成。为了得到石灰，人们首先要到山中采挖石灰石，然后这些石灰石被敲碎，放入窑中经一千度左右的高温烧制。从这样一个石灰烧制的过程中，于谦看到了仁人志士无所畏惧的凛然气节和崇高精神，他们经受了“千锤万击”“烈火焚烧”的考验，即使“粉骨碎身”，也要坚持道德原则。
诗歌的情感极为激烈、坚定，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赞美，也是诗人自己的追求和自喻。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郑燮，以郑板桥这个名字更被人熟知，是清代著名画家和诗人。这首《竹石》便是他自己画作《竹石图》上的题画诗。
青青翠竹，笔直挺拔，有节而虚心，自古就被赋予了高洁清雅的品德。苏轼曾有诗表达对竹的喜爱：“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郑燮这首诗中的竹又不同于普通之竹，它长在岩石缝隙里，生存环境十分险恶，可是它“咬定青山”，立根十分坚实。在它生长过程中，经受着狂风从不同方向的冲击，却始终刚强不屈。
一个人，也应具有如竹一样的品质，立根坚实，不畏磨难，顽强向上，傲然面对人生中的各种挫折困苦！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
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骑着黄牛的牧童，无所顾忌地放声高歌，不说响遏行云，至少已回荡在道旁的那些树之间了。“忽然”—— 诗不是平常，而是异常，讲究变化——牧童收住了歌声，一时间我们只能听到蝉的鸣叫。不是蝉的叫声胜过牧童的歌声，是牧童想要捕蝉；要捕蝉，你就得安静下来，不能惊到蝉——放低自己，未必是退缩，而是欲擒故纵。
短短的小诗，却包含着跌宕变化，包含着真实的经验和道理。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春天的“草长莺飞”，并不是诗人的创造，南朝丘迟的名篇《与陈伯之书》里有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首诗不过是约简名句而得。“拂堤杨柳”也是无数诗人写过的，要说特别之处，就在一个“醉”字上，杨柳在春天润泽的气氛中，仿佛微醺般摇曳，可谓生动。但春色中的孩子一点儿也不迷醉，放学回来之后，抓紧时机赶快去放风筝玩儿，这对他们是天大的事吧？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祠万数。道士乞撰青词。）
一个社会最珍贵的是什么？活力！
1839年，中国正值鸦片战争前夕，诗人龚自珍敏锐地嗅到这个古老国家弥漫着的腐朽气息。到处是逢迎、卑弱、无趣、刻板，功利之徒只求媚上而不欲真理，正道直行、实事求是、耿介直言之人反受排挤。如果国家录取的尽是这等人，国家何以富强，何由昌盛？
诗人路经镇江时，恰逢当地百姓为祈雨举行声势浩大的迎神赛会，迎接玉皇、风神和雷神，道士请他写斋醮仪式上献给“天神”的诗（用朱笔写于青藤纸上，故称青词）。“生气”的缺乏使诗人痛心疾首，却又无计可施，只能借青词，一浇心中块垒，渴盼着风雷洪涛般的改革来唤醒社会的勃勃生气。
心怀苍生的诗人希望风神、雷神两位神灵施威，打破死气沉沉，使整个大地出现风雷激荡的生气。后两句则向玉皇大帝祷告：劝您重新打起精神，不拘一格选拔真正有志向有本领的人才，让他们降生人间，为这个古老国家开创生气盎然的新局面。
全诗简短，却发自肺腑，至情至性。孰知风雷正在酝酿。1841年诗人过世，中国开始屈辱峥嵘的近代历史进程，这大风雷激荡了百余年。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关雎》是《诗经》的第一首诗，传统之中，它的地位始终非常之崇高。不过，回到诗歌本身的话，其实也就是一首情诗，抒写的是人们最为基本的情感，追求、挫折、悲愁、快乐。
故事发生在水边，水是生命之源，也是许多人类情感之所系，就以爱情而言，也是如此，比如“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李之仪《卜算子》），都隔了十万八千里了，水还是勾连双方情感的媒介；好玩儿的是，水也可以是阻隔爱情的障碍，比如“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天上的仙人也会被水难住，好像他们都是不会飞的！
这首诗里反复出现的，一个是“荇菜”，它倒真是生长、漂浮在水中的，但这不是“君子”真正感兴趣的；“君子”念兹在兹的是“窈窕淑女”—— “窈窕”是形体美，“淑”是品行好，总之“窈窕淑女”就是内外兼修的女子。这样的女子，自然是男子都会爱吧？
爱一个女子，是一回事；得到一个女子的爱，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你爱，就得到爱，那位女子还能算高贵超凡吗？只有难以得到，乃至得不到，那才算轰轰烈烈的爱情。诗中的这位君子，差不多就经历着这样的一场恋爱，“求之不得”，非常烦恼，非常痛苦，醒着也不是，睡着也不是，怕是一直处于似醒非醒，似睡非睡，晨昏颠倒，半梦半醒的状态之中了。诗的最后，“琴瑟”“钟鼓”齐鸣，似乎是最终获得了“窈窕淑女”的回馈，得偿所愿，从此王子、公主（想一想，能琴瑟、钟鼓这样大张旗鼓地显派的，肯定不是普通人啊）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不过，另外有一种诠释，是说诗歌最后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都是“君子”设想的美妙场景，不是实况——回头联系到此前这位“君子”处于恋爱的晕头转向、神不守舍的境况之中，这后一种解释倒有更大的合理性。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这是一个梦幻的画面。凄冷秋天的清晨，太阳尚未升起，河边芦苇茫茫，苇叶上凝结着浓重的露珠，诗中的主人公来到河边，向着对岸望去，似乎看到了一个身影。他竭尽全力，要过河到对岸那人的身边去。但不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渡过眼前这条河。对岸那人，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即。
诗采用《诗经》中常见的重章叠唱手法，三章的文字、句式、内容基本相同，只在每章相对应几处的个别词语上略有改动。但正是这几处改动，使诗的情感更加微妙深婉。露水从“为霜”到“未晞”再到“未已”，暗示了时间的推移。道路从“阻且长”到“阻且跻”再到“阻且右”，越来越难行走，可见追寻者为靠近伊人身边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而宛在“水中央”“水中坻”“水中沚”的喟叹，暗示了伊人的身影似乎越来越缥缈。
人生之中，总会遇到某些美好的事物，是心中渴求却又可望不可即的，曾经执着地追寻，却终究没有结果，成为令人惆怅的记忆。由此角度来理会，这首诗便具有了更广泛的象征意义。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
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
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古代的农耕社会，安土重迁，人们通常不会远离故乡，漂泊四方。但是如果遇上为国戍边或出征，那对许多人而言，离乡背土便成为一种常态的经验了。诗歌中对此的表现，可谓自古而然，《采薇》即是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名篇，出征与返家，在那时候已成为一种基本的文学表现程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从军者的去和来，应和着季节的轮转，引发深切的感慨。
由上面的背景来看这首汉乐府，在基本主题上并无新异之处，只是它拥有对于这样的生活经验更具体和切实的表现。与《诗经》时代的《采薇》相比，不是仅仅季节的变化，更有“十五从军征”到“八十始得归”之间漫长的岁月（当然我们未必需要认定这之间有六十五个年头，“十五”“八十”大概都是约数）所造成的实实在在的天旋地转：当年居住的家园，如今是松柏环绕的坟冢，杂草丛生，野兔、野鸡代替了家人邻居出没。悲伤的情绪且等一等，我们看到归家的老翁烧熟了羹饭，却不再有可以共享的亲人，这最后的一击，催下了饱经沧桑的老人的泪水——这不是视野中的环境显示你是孤独的，你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行为，从此也是彻底的独单一人的了。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是三国时期当之无愧的第一大英雄。他也这样自视。他曾对刘备说过：“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演义》把这句话敷衍成一段“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还让曹操对什么是英雄发表了一番议论：“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虽是小说家言，但这段话非常契合曹操的胸襟与气度。《观沧海》透露的是同样的胸襟和气度。
诗人登上碣石山，看到无比广阔的大海。海中有岛，岛上有山，山的高耸巍峨更显海的阔大。当秋风吹起，海中汹涌起巨大的波涛。这是眼前的实景，已经足够让人震撼了。然而诗人并未就此打住，他仿佛还看到日月星辰都在大海中起落运行。这虽是虚写，是诗人的想象，但实实在在展现了诗人比海更为阔大的胸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结庐在人境，却无世俗喧扰，如何能做到？心远地自偏。内心远离，便没有了纠缠。在精神世界中自我净化，能改变客观世界对自己的影响，处处发现生活的乐趣。
我们常被教导事物及其相关意义，但随着阅历的增长，我们突然发现意义的赋予源自内心：生病让人烦恼，但“因病得闲殊不恶”；雨天让人惆怅，然而“山色空蒙雨亦奇”。这时，我们突然感到了自由！“心远地自偏”是陶渊明发现的人间至理。如果心灵已然挣脱日常的束缚，那么凡俗的喧嚣就自然安静下来，人境亦如山间。
在这样的心境下，篱下采菊，抬头见山，烟岚从山间腾出，被夕阳染成金色，飞鸟结伴还林。这恬然忘机的景致抚慰心灵，让人松弛，又仿佛得到了一些启示。至于究竟是什么，物我合冥的乐趣岂能言传？自己去山间深林领会吧。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绵延久长。它的出现，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南北朝时，北方先后出现了北魏、西魏、东魏、北周、北齐诸政权，多由鲜卑人建立，由此现存北朝民歌中不乏表现尚武精神的作品，如“新买五尺刀，悬着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如“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木兰诗》就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中，但讲述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却不见对尚武精神的推崇，反而把重点放在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以及木兰的女儿情态的描写上。
木兰从军的原因，不是木兰自己尚武好强，渴望建功立业，而是由于父亲被国家征发，家中别无成年男丁，木兰才毅然挺身而出，代父从军。而十二年的戎马生涯，木兰必然经历了无数次血战，九死一生，可是在诗中却只用“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几句就概括了，并未渲染木兰的战场厮杀和战功卓著。当战争结束，天子赏赐时，诗歌也没有铺陈战功带来的荣耀和功名富贵。
诗的开篇写木兰纺织，这是一幅很日常的图景，在和平时期，纺织是一个女子承担的基本的劳作。当战争结束，木兰谢绝了所有赏赐，一心只想回家，回到亲人身边，回到和平的日常生活。当木兰回到家乡，诗歌浓墨重彩地渲染了木兰父母姊弟迎接木兰归家的兴奋与快乐，展现出了浓郁的亲情。
木兰当然是英勇的。一旦决定了代父从军，就奔波于东西南北市采购装备；奔赴前线，行军神速；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战斗生活，终于胜利归来。但这一切并非以此来证明如后世戏曲中所唱的“谁说女子不如男”，战争也没有使她异化。诗中写木兰对父母的爱，不仅体现在代父从军。行军途中的“不闻爷娘唤女声”，正是写出她心中对父母的思念。战争一结束，首先想到的是“送儿还故乡”，回家见父母。诗中对木兰着力表现的，还有木兰的女儿情态。回到家的木兰，“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写出了木兰终于恢复女儿装扮、重现女儿身份的喜悦。
全诗的最后充满戏剧性和喜剧性：和木兰同行十二年的伙伴们此时才发现木兰的女儿身份。结尾四句既可理解为木兰对伙伴的回答，也可理解为诗歌的叙述者代为解释，用双兔一起奔跑让人难以辨别雌雄的现象，比喻木兰从军多年未被发现真实身份。不论哪种理解，都为木兰增添了一种俏皮的性格。
也许可以这么说，木兰代父从军的英勇使她成为了文学史上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而她的种种女儿情态，使她千百年来被后世读者亲切地接受和喜爱。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悲伤，历来是离别诗的题中应有之义。王勃此诗却一反常规，为人送行，反而声称：分别之际，无须悲伤。
我们已经不知道杜少府是何人了，从官衔看，少府在唐代是对县尉的通称，杜少府也许正处在仕途起步阶段，也许像王勃一样年轻。他们在长安分别，杜少府将前往蜀中任职，这中间隔了一重重山一道道水，路途遥远。转身后，杜少府将面对的是长途跋涉的艰苦，独在异乡的孤独，不知何时才会返回都城，才会与分别的友人再聚。怎能不悲伤呢？
王勃并非不近人情。他同样有应该悲伤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与朋友的分别。此一刻，虽然杜少府是远行者，他是送行者，但他和杜少府一样，也是远离家乡的宦游人。同样的宦游他乡，在蜀中和在长安有什么区别呢？但王勃拒绝悲伤，他用少年人的豪情，对未来命运的坚定自信，发出了朗吟：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是的，真挚的友情可以超越时间，跨越空间，陪你度过孤独的岁月。放达的胸襟可以消解悲伤，化解迷茫，让你在人生路上昂扬前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阒其无人的旷野上，一个人兀立在天地之中。
幽州台曾经群星璀璨，勃发有力的豪杰们创造了一个个辉煌的时代。然而，他不曾遇见。未来也将会有光明俊伟的时代光照后人。但那时他已死去。深刻的不遇之感汹涌而来。举首望向苍穹，天地茫茫，巨大的时空中只有他孤独一人，悲怆的眼泪流淌下来。
这伟大的孤独者正是陈子昂。他生逢女主武则天时期，积极用世，言多且直，不愿逢迎。万岁通天元年（696）陈子昂自请从军，跟随武攸宜去北方与契丹作战，未得信用，坎坷落魄。他于是登幽州台而作此歌。幽州台曾是燕昭王堆积黄金礼遇乐毅、郭隗等贤才之所，是礼贤下士的圣明君主的象征。在此发古之幽思，不由悲从中来。
先驱者的孤独不仅在政治上，在文学上陈子昂也是开风气之先。他对初唐过于讲究形式的诗风不满，主张步追建安、正始，注重诗中感发的情意、深刻的寄托。这对后来的盛唐文学影响很大。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可惜如此胸怀大志的人终究没有遇上政治开明的盛世。他辞官回到家乡梓州后，武攸宜、武三思买通梓州县令诬陷陈子昂，以“莫须有”之名将他下狱迫害致死。
但他对时代的一片拳拳真挚之意和悲壮的孤独最终留了下来。无数后人为之深深感动，并传诵千年。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王湾是洛阳人，见惯了汹涌湍猛、泥沙俱下的黄河急流，当他来到南方，在长江上乘船而行，看到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北固山位于现在的江苏镇江，此处已是长江下游，水面开阔，水流平缓，山青水绿，放眼望去，赏心悦目。尤其在涨潮之时，水位上升，江面更为广阔。江风吹来，船帆高挂，风力和风向都恰到好处，既没有大到在江中掀起波浪，又足够使船帆展开，助船前行。当船到达北固山，诗人在船上又迎来了新的一天。看着夜色渐渐退去，太阳从江上冉冉升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此时已是暮冬岁末，毕竟是到江南了，不像北方那样寒冷，也不像北方的冬天那样山川毫无绿意，诗人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而想到现在已是岁暮，也让诗人想到自己已离家太久，应该写封信寄回家中了。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在当时就已脍炙人口。据说宰相张说曾将这一句亲手题于政事堂上。这一联写景，气象阔大，已是难得；但它又不仅仅写景：太阳从暗夜中诞生，又驱走了暗夜；春天的气息侵入了岁暮寒冬，很快就会取代冬天，而新的一年也将到来。从这一联描述的景象中，我们看到了新旧交替，看到了新事物的强大的生命力，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无可阻挡的趋势，也感受到了面向新事物的欣喜。
从整体上来看，这首诗是一首行旅诗，写旅途中所见之景，表达思乡之情，在唐诗中颇为多见。但“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一句却使这首诗在佳作如繁星的唐诗中都显得熠熠生辉。不论王湾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句诗在阔大的景象中，的确还蕴含了一种更普遍的哲理，让人感受到一种积极的精神面貌。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向西，再向西……一驾马车驱驰在莽莽大漠上。空旷悠远的天地之间，马车就像一蓬随风飘荡的枯草，是如此微小。从马车中四望，荒无人烟的大漠上，看不到城镇村落，也看不到行旅商客。但马车中的人，心境平和，面容安详。
马车中坐着的，是王维。这一年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正处在唐王朝国力最鼎盛的时期，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大胜吐蕃，王维奉旨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前往宣慰。自从开国以来，唐王朝在开疆拓土的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国土的疆界不断地向北、向西推移，到唐玄宗时，唐王朝已经成为一个空前辽阔的帝国，大大超越了中原政权控制的传统的势力范围。马车驱驰而过的这片土地，在人们的观念中仍被认为是“塞上”—— 边塞之外，现在已纳入唐王朝的领土。所以王维并不感到陌生与担心，也不觉得荒凉与凄寒。相反，他被这塞上的景象所吸引：远处一道报平安的狼烟直直地升入天空，地面上一条长河蜿蜒流淌，浑圆的落日横亘在地平线上。这壮丽的景象让王维感到温暖安定。当然，安定感首先来自国力的强盛和前方将士取得的一次次胜利：“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作为宣慰使者，王维代表了朝廷；作为诗人，王维发出了盛唐之音。尽管王维在后世被视为山水田园诗的圣手，但这首《使至塞上》，毋庸置疑可以跻身于最杰出的边塞诗之列。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最温暖的友情，就是当你跌落至人生的低谷、陷于困穷悲愁的时候，朋友还在关心着你，和你一起度过黯淡的日子。
王昌龄获罪贬官并被发配到荒蛮遥远的龙标县任职的消息，是王昌龄将要到达贬所时，李白才听说的。暮春时节，柳絮飘零，杜鹃悲啼，王昌龄在贬谪路上所见的景色，李白能想象到。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王昌龄一路上悲愁的心情，李白能体会到。相隔遥远，李白无法赶到王昌龄身边，去安慰和陪伴王昌龄。但他的关切和同情，却是空间所不能阻隔的。就像夜晚天上高悬的明月一样，不论王昌龄走到哪里，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夜月的纯净明亮，就像他对王昌龄的友情；月色的悠远无边，就像他为王昌龄的不幸产生的愁绪。他把他的关切和同情，写进诗中，寄给王昌龄。
当王昌龄读到李白这首诗，在夜晚再看到月亮时，一定会觉得分外亲切，心中也一定会感到分外温暖吧。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蜀道难》强调路之难，《行路难》则侧重心之艰。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美酒佳肴摆满餐桌，正是“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兴时刻，诗人却放下端起的酒杯，扔下手中碗筷，一任胸中块垒推成波澜，拔剑而起，四顾茫然。停、投、拔、顾，四个连续动作表现了他内心的激荡，连美酒佳肴都无法安抚。他抚剑吟啸，雄心万里，眼前却是一片空茫，无处挥剑。现实世界处处挫败，使他被忧患笼罩，“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那就安心归隐垂钓吧，李白自谓“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功成名就，拂衣远行，鲁仲连一般的潇洒正是李白心中的理想。但“深藏功与名”是在功成名就以后，竖子无所成名，潇洒何由而来？心中不甘再度涌起，“忽复乘舟梦日边”，传说伊尹见商汤前曾梦见舟过日月之边。也许眼前的空茫正是黎明前的暗夜，当下的低回正是明主知遇的序幕？“何以慰我怀，赖古多此贤。”姜太公和伊尹的际遇给人很多安慰，但回到现实，我的明主安在？“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疾风骤雨般的愁闷扑面而来，悲感至极，李白竟豪语出之，深重的压抑反逼出了他的最强音：“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促迫中的精神越趋高昂，强健的主体意志发而扬之，这就是李白。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黄鹤为仙界飞鸟，其名兼有黄的苍茫与鹤之高洁。《南齐书·州郡志》载仙人王子安曾驾黄鹤过此。《太平寰宇记》则称仙人费文祎乘黄鹤登仙，曾休憩于此，故名。黄鹤既为仙鸟，楼亦因仙人得名，“仙”乃为楼之精魂。然而“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仙人潇洒飞逝，唯楼空矗江畔。过了千年，黄鹤却未曾飞回。千年的等待中，白云翻腾变幻。时光从不知何时的古代流转到了眼前的盛唐。
镜头追慕仙鹤远去，然后转回空落兀自峻拔的黄鹤楼。白云苍狗，日月变幻千年以后，黄鹤楼上伫立了一个志气高远却落拓无依的诗人，他极目远眺，景色一片鲜丽。晴日映照长江，江畔古树历历可见。芳草青绿蓬勃，蔓生在狂生埋骨的鹦鹉洲。鹦鹉洲给人鲜艳的画面感，却因狂士祢衡不遇被杀而使人心中落落。此时暮色袭来，黄鹤何时能返回栖止的黄鹤楼，我又何时回归无忧无惧的家乡？暮霭沉沉，烟波浩渺，最后以“愁”字锁结全诗。
开篇茫茫而后历历，终归于茫茫。历历反似一场昙花一现的幻梦，清晰得有点不真实。空落感弥漫了全诗，然而时空变幻、楼之峻拔、江景的鲜明与浩渺都使仙事与人事在意境上融为一体，使空落显出超迥和浑成的气象。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登山之所以能让人产生豪情万丈的感受，正是因为山顶与山底视角的区别，站在山顶上，平时觉得高大甚至需要仰望的景色，都会变得平凡甚至渺小，有过这种经历以后再来看世事的轻重大小，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感觉。
杜甫描写泰山，也是尽力体现视角变化带来的不同：站在山上向下望去，原先广袤无垠的齐鲁大地上春色尽收眼底；原先无远弗届的阳光被高大的山体阻挡，将山北山南分成了阴阳两个世界；原先飘荡在天上的白云如今徘徊于胸口，原先需要仰望的飞鸟如今睁眼平视就能看见；原先巍峨的群山在泰山顶上望去显得异常矮小。在这一系列的对比中，泰山的高峻神秀和登山后雄心壮志勃然而兴的感受便跃然纸上了。
杜甫曾经游览过五岳中的泰山、华山和衡山，各写了一首《望岳》，分别描写三座名山的高大、险怪和深幽，三首诗中，这首登临泰山的作品最为著名，就是因为它向读者生动传递了这种视角转换带来的不同心情。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安史之乱中，杜甫是一个小人物。叛军在路上俘虏他后，仅仅是把他带到长安，既没有授予他伪职，也没有囚禁他——他们完全忽略了杜甫。但是杜甫的心中却装着天下。即使在被叛军占领的长安城中，他也仍然记录着那个时代。从国家的灾难，到普通人在乱离中的遭遇，他真实地记录下那段历史，并发出了那个时代最沉痛的声音。
《春望》便是作于失陷后的长安城中。杜甫曾在安史之乱前寓居长安十年，见证了盛唐的繁华。可是如今的长安城，已是满目荒凉。城池残破，人民或死亡或逃亡，曾经人烟繁盛的都城现在却荒草丛生。今昔对比，不由得不叫人“溅泪”“惊心”。战争仍在进行，和家人被阻隔在两地，消息断绝，战乱之中更加担心家人的安危，这时候如果能知道他们平安的消息，是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的。忧国念家，让被困长安的杜甫心中伤痛，愁肠百结。
《春望》从“望”写起，站在残破的长安城中，远望近瞻，从山河远景，到身边花鸟，再到自身，无不触目惊心。而国家的危难，家庭的离散，和个体的遭遇息息相关。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国和家的安定，哪有个人的幸福。杜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从不以集体的名义取消个体的价值和情感，也从不仅仅囿于小我的悲欢，忽略对集体的关注和责任感。在他那里，在这首诗中，个人、家庭的命运是与国家连为一体的。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很可能由于成都城中官员的变动，原来向杜甫“供禄米”的故人离职，而后来给予杜甫更大资助的严武尚未到来，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一度陷入贫困境地。这在他此时期的一些诗中多有体现，如“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
杜甫在浣花溪所建草堂的屋顶是由成束的茅草层层苫盖而成，大风吹来，掀起一束束茅草，吹得七零八落，有的挂在高高的树枝上，有的沉落在水塘中。一部分飘落在地上，可以捡拾回来的，偏又被一群顽童抱走。杜甫追喊不及，面对一群孩子的恶作剧无可奈何。屋漏偏逢连夜雨，夜里秋雨从被秋风摧残过的屋顶滴下，房间里到处都湿淋淋的。床上的布被破旧不堪，已经失去了御寒的功用。本来心中就充满了种种烦忧，如此凄寒长夜，诗人倍感煎熬难耐。
从茅屋被秋风吹破写起，写到被一群孩童欺侮，写到秋雨长夜的凄冷，杜甫层层推进，十分真切传神地写出了他的狼狈困苦的生活。可是他写这些并不是为了获得同情，相反，他由自己的生活想到了天下更多像他这样穷困潦倒的人，他希望不再有人受苦，因而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为了实现这一宏愿，他甘愿做出牺牲：“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的伟大，就在于不论他自己陷入多么困苦哀愁的境遇，都不失对最广大人群的最深厚的仁爱精神。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作为“盛唐气象”的表征之一，便是在边境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从东北方向的契丹到北方的突厥，从西南方向的吐蕃到西域的天山南北及至中亚一带，唐王朝在总体上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而频繁的边境战争和将士得胜后的立功受赏，也引起了当时诗人们的普遍关注。一方面，边塞诗的创作开始在盛唐诗坛流行；另一方面，很多诗人或是从军入幕，或是只身漫游，有了亲身游历塞外的经历。例如王维曾任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的判官，高适曾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掌书记，李白、王之涣、王昌龄、王翰、李颀、崔颢等著名诗人都曾“一窥塞垣”，到过幽州、并州等边塞地区。其中出塞最远、在塞外生活时间最长的，则非岑参莫属了。
岑参曾两度出塞，先是入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后又入安西和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幕府。长期的塞外生活，为岑参的创作提供了多姿多彩的素材；岑参自己又有旺盛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这使岑参的边塞诗不论是写战争、写民俗还是写风景，都显得雄奇瑰丽，成为盛唐边塞诗中的一座丰碑。
这首《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岑参的代表作。从题目看是一首送别诗，但诗的开头，诗人却首先为“胡天八月即飞雪”的气候感到诧异，这是在中原地区没有经历过的。然后就彻底地沉浸在雪花漫天飞舞的美景之中，诗人恍若看到春天的梨花盛开，随风起舞，洁白纷繁。不过毕竟不是春天，除了春天的美丽，这里还有春天所没有的寒冷。这寒冷是连狐裘和锦衾都难以抵挡的，而将士们手持冰冷的武器，身穿沉重的铠甲，想一想都会感到一种刺骨的冷。
就在奇寒的天气里，武判官将要启程回京了。照例有置酒饯行，照例有音乐歌舞，但是诗人却没有把镜头给送别场景中的人。我们看到的是天空布满阴沉的乌云，雪花仍在纷纷扬扬地飘落，军营大门前旗杆上的红旗在浑然莹白的天地间十分醒目，可是尽管北风呼啸，红旗因为严寒而被冻住，并未随风招展。
诗歌的最后，武判官乘马而去，在雪地里留下一串马蹄印迹向着远方延伸。而诗人，还在大雪中伫立，向着武判官离去的方向眺望。这最后一联显露了诗人对武判官的惜别之意。而诗人在整个送别场面中传达的，与其说是离别的感伤，不如说是塞外的奇寒。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永贞元年（805）九月，诗人因政治革新失败而被贬出京，先后在朗州、连州、夔州、和州等地任职。自首次被贬出京到此次应召回京，诗人谪居在外已有二十三年了。因此说“二十三年弃置身”，“弃置”固然有些哀怨，倒也坦直有力。
“闻笛赋”出典于晋人向秀的《思旧赋》。向秀的好友嵇康、吕安被政治迫害致死后，向秀路经他们的故居，此时邻人的笛声寥亮，让他想起了当年三人共同灌园弹琴的美好岁月，极为感伤，遂写此赋纪念。永贞革新失败后，和刘禹锡一起被贬的柳宗元等人都已纷纷谢世，诗人只能“怀旧空吟闻笛赋”。典故中蕴藏着对亡友缱绻悲凉的怀念，含蓄沉痛，耐人寻味。“烂柯人”一语出典于《述异志》，晋人王质入山砍柴，见两童子下棋，观棋至终，方觉手中斧柄已烂。回到家乡，才知已过百年，同辈人皆已亡故。诗人以王质自比，表达离京太久，回来后恍如隔世的慨叹。
颈联以“沉舟”“病树”自喻，虽有自感衰沦、自叹落伍之意，但“千帆过”“万木春”展示了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寄寓了新陈代谢的思想和积极面对困厄的襟怀。经历二十三年的贬谪，诗人仍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永葆劲直的情操，令人赞叹。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白居易是一位自觉的以诗书写时代艺术的诗人，他在给最亲密的朋友元稹的信里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卖炭翁》是他所作的《新乐府》组诗中的一篇，确确实实是实践所谓的“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念，诗的自注里清楚地写明了：“苦宫市也。”也就是反对皇宫到市场上专买商品的特供制度的。
如此切近现实的题目，诗人的书写，也可以说就是平直叙说：卖炭翁辛苦砍伐、烧成的炭，冒着严寒，连夜拉到城内，没想结果被宫中的太监看中，胡乱以绫绡充值，全车拉进宫去了。对老翁，这当然是很不如意的结果，但他又能如何呢？鸡蛋和高墙之间，个人与皇权之间，强弱分明，结局早已注定，虽然是非曲直也是昭昭明明的。
诗人站在哪边呢？高墙还是鸡蛋？如果我们不看他自注的“苦宫市”，从诗本身也能看出来：诗虽平叙，但一联“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写出卖炭翁形色之憔悴，一联“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刻画卖炭翁身心的纠结逆反，诗人的同情已然可辨。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杭州西湖是天下胜景，连民间曲艺中都唱“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四季清香”。白居易曾任杭州刺史，西湖也是从他开始声名渐著。他有多篇歌咏西湖的诗作，《钱塘湖春行》是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篇。
这首诗没有刻意去展现西湖的湖山美景，只用一句“水面初平云脚低”勾勒了一下西湖的样貌，然后就陶醉在西湖的春天里。诗人骑在马上，沿着湖岸，悠悠荡荡，听到近旁有黄莺在树上发出悦耳的鸣唱，看见不远处有燕子掠地飞过，花花草草都在春光中自由舒展。
诗人没有过多去写西湖的湖山，不等于诗人的眼睛没有去看。早莺、新燕、乱花、浅草，这些寻常景物，正是在西湖的湖光山色里，才格外引人沉醉。读者也需要展开想象的翅膀，将视线从这几样景物上延伸开去，才能看到诗人彼时彼地看到的画面，才能和诗人一起徜徉在西湖的春天里。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乌云压阵，正如与敌军对峙的紧张气氛。此时阳光破云隙而出，金甲反射阳光，令人耀目。两军开始冲杀，号角声闻满天，沙场鏖战的激烈可想而知。夜色凝紫，犹如燕地红蓝花汁制成的燕脂（胭脂）。《滕王阁序》云：“烟光凝而暮色紫。”在边塞战地的急逼氛围下，这凝重的夜空更为复杂，不知蕴藏了多少拼杀与危机。
在这紧迫凝重的战地氛围中，跃动的“红旗”成为一抹亮色，战旗“半卷”，可“见轻兵夜进之捷”。王昌龄诗云：“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联系“临易水”三字，迅捷有纪律的行军中还含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但却是内敛而紧迫的。“霜重鼓寒声不起”，严霜浓重，鼓声都低沉不响。如此严峻的天气，士兵们仍冒寒迎战，慷慨英勇的士气冲纸而出。
环境渲染至此，士兵们的战斗意志便可自然点出、画龙点睛：为报答明君养士之恩，甘愿“提携玉龙”，血洒疆场。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断戟沉埋沙岸，诗人俯身捡起。断戟上的精铁尚未蚀尽，磨洗一看，竟是三国兵器。当年火烧赤壁、气吞万里如虎的壮景如史诗般浮现在眼前：舳舻千里，旌旗蔽空，火光映彻，三国就此鼎立。然而时光流转，万物生灭，白云苍狗，沧海桑田，人与物都变化了、模糊了。此时，“折戟沉沙”像一个道具、一个媒介，带我们穿越时空，到达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记忆中的那个场景突然鲜活起来，一切都清晰而真实，宛如当年，只等待着我们迈入。
杜牧此时已是四十岁的中年人，为治愈弟弟的眼疾四处奔走，又因党争而离开京城，出放黄州。他饱尝现实辛酸，已不复当年写《阿房宫赋》时的激越飞扬。“四十已云老，况逢忧窘余。”但作为宰相杜佑之孙，杜牧心中那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壮志隐隐仍在。他曾为《孙子兵法》作注，与曹操注同为“孙子注”中最为人称道的两家。杜牧对曹操的军事才能颇为推崇，因而对曹注多有引用。此诗正是杜牧为曹操翻案的论史之作：若非当年东风助吴，胜局当属曹公。有趣的是，堂皇的史论竟用“铜雀春深锁二乔”的艳丽想象来表述，旖旎风流的诗人本色尽显无遗。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笼”字使寒水冷月交映的感伤气氛笼罩全诗。秦淮河畔本是一片莺歌燕舞，浮丽繁华，却在烟水迷蒙中被消解了。曼妙的欢歌隔着江岸传来，让听者无端感到悲凉。时代正在倾覆，歌女仍嘤嘤呀呀唱着靡靡之音，是该感慨歌女的无知，还是世人的纸醉金迷呢？
杜牧与晚唐的贵胄子弟、官僚大夫一样，也游宴享乐，声色歌舞，并留下风流之名。但自诩有王佐之才的杜牧不仅于此。晚唐宦官专政、藩镇作乱、回纥屡屡入侵，心怀家国的杜牧即使外放出京，也仍关心国事。宰相李德裕讨伐泽潞，抵抗回纥之时，身在黄州的杜牧积极上书，规划出一套攻取泽潞的战策，相当具体。李德裕采纳其言，顺利奏功，但并未引用其人。即便如此，之后转任池州刺史的杜牧仍上书李德裕，论列对付回纥残部的方策。一生关怀国家边务民生，对于王朝面临的问题能提出实际的方略，并切实奏效，其人其志如此，绝非风流倜傥所能概论。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夜幕、雨水消隐了一切背景，黑暗中只剩下山屋与孤灯。重峦叠嶂、夜幕雨帘像层层屏障，将诗人与外界隔绝开来。今晚，他只能在灯下浮想。亲爱的妻子已经离世，自己也已过不惑之年，半生蹉跎，功业无成，几堪回首。看着灯下自己忧心忡忡的身影，诗人轻叹了口气。
远方的朋友殷殷致意，问我何时回长安。我自己也不知道。但这来自山外的一声温暖问候不经意间打开了巴山夜雨的隔绝世界。于是神思飞起：什么时候能回到长安，和好友一起在西窗下，长谈共剪烛？到那时再回忆今夜萧索的巴山夜雨，大概会一笑而过、云淡风轻吧。
诗的妙处在于以回环往复的节奏呈现巴山夜雨的两重含义：一层是当下漫天铺地的孤独，另一层是未来眼中的现在，早已释然恬淡，坐看云起。于是恍然大悟，每一个当下都同时拥有两层意义，现在的此刻，与未来的回溯。当我们深陷当下的孤独中不可自拔时，无妨遥望未来，再回溯当下，也许就会看到另一种不同的面貌，从而赋予当下以新的意义和视角。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相见时难别亦难”中的两个“难”不同。第一个“难”指相见不易。茫茫人海，相遇相知，结下尘缘，并非易事。第二个“难”指难分难舍，相遇相知后的分离，“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两个“难”字叠加，加重了心中离恨，于是移情于物，风也为之伤，花亦为之残，万物都为此离别而缠绵哀恻。
别后，心中的情思如蚕丝，至死方休；脸上的离泪如蜡泪，成灰始干。这联诗句以谐音、比喻来表达至死不渝的执着与无穷无尽的思念，其中浑然忘我、全部付出、毫无保留的态度令人动容。
离别之后，诗人对所别之人依然魂萦梦牵。故而晨起揽镜，担忧年华老去；夜凉吟诗，又感月色凄寒，心绪悲凉。相思之情难以消解，好在对方的居所正好不远，希望青鸟代为传书，殷勤致意。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登高望远，向来是诗人们乐道的话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登高，便跳脱了日常的凡庸，可以拥有不同的视野和心胸。王安石是胸怀大志的人物，于登高望远有深切的体会，也是可以想见的。
诗开篇展示的是高于平地的山上，更叠加了高塔，其高可知；而闻鸡鸣而观日出，原来就含有登高可见奇景的意思，唐代的李白有诗句“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梦游天姥吟留别》）；但我们别忘了，那是诗仙做梦，王安石这里乃是记传闻之实。
登高之后的境界，过去的诗人也有不少向往，像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王之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但唐代有一部诗选署的作者不是王之涣，而是朱斌），皆为名言警句。不过，杜甫也好，王之涣也好，写的都是设想之辞，而王安石这首诗最后两句，确是登上了飞来峰的高塔之后的真切感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直截了当地点出自己身在“最高层”，至少这一气概，是超越了前人的。
中小学必背古诗文208篇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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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这部书中的208篇古诗文，是我们的孩子们在未来的中小学十二年学习生涯里一定会学习、熟悉乃至背诵的篇章。它们中间的一些，毫无疑问是经典之作，久已脍炙人口；有一些则未必是字字珠玑，但至少也值得一读。
很可能，这些篇章是孩子们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所接触的最有长远价值的部分，他们所谙熟成诵的一篇、一句甚至一词，很多年后还会萦绕在他们的脑际，出入于他们的口耳；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无论是繁华喧闹的都市街头，还是遥远幽僻的乡镇路口，他们会凭着这一篇、一句甚至一词，相视一笑，莫逆于心：这些古诗文，会是他们未来相互辨识和相互认同的一种凭借。往大了说，有关这些古诗文的教与学，是塑造我们未来的文化认同的重要部分。
说到古诗文的教与学，因为这些篇章并不是以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字句、程式、规范来书写的，初初接触，一定会有异样的隔膜之感。进入古诗文的世界，自然得有相应的方式和路径。
或许首先还须熟读成诵。虽然汉语古今之间有差异，但两者的关系毕竟属一种语言的变化延展，即使以陶渊明“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的姿态去读，古典诗文的意蕴依稀仿佛还是能略有了解；况且就是在过去时代，学童的学诗习文，也多以不断交替而连续的读书、背书、温书的方式开始，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当然要真切把握，熟读成诵远远不够。字词意旨，句式语法，格律规范，篇章结构，都需要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步积累相关知识，渐渐熟悉其中的细节和曲折，终至于了然于心。这一部分，往往是如今的古诗文教与学投入最多时间和精力的环节。这很自然，因为打通古典篇章古今之隔膜的关键即在于此，否则恐怕难免雾里看花。
然而犹有进境，桐城古文一代大家姚鼐曾指这一类“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而“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古文辞类纂序目》）。打通字句程规的隔膜之后，向上一路，还得深入体会其中的气韵精神，如此才能真正领略古典诗文之美之妙——那就得多阅读、多涵咏、多思考了。当然，最后的理想，是由诗文而知作者、知时代、知文化，鉴往而察今，化传统为骨血，走向未来。
你们面前的这部书，集十二年基础教育将要教学的208篇古诗文于一册，可以提供熟读成诵的方便；各篇章都给予了简要的注释，可以帮助打通古今之间字词句篇的隔膜；每一篇诗、词、文，我们都写出了或全面综合或立足独特视角的认识和感受，当然“诗无达诂”，不能说我们的理解和体会是唯一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唯一的—— 但相信一定能有助于你拓开思路，更好把握这些古诗文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
古诗文是浩瀚的海洋，要真正认知其美其妙，得多学多思，扬帆远航。我们编撰的《你应该熟读的中国古诗》《你应该熟读的中国古文》以及《你应该熟读的中国古词》等册，或许可说是更大的航船，期待你向大海的深处探寻，我们共同来领略瑰丽多彩的海天胜景。
陈引驰
2018年5月13日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水光潋滟的河、湖之上，层层叠叠的荷叶或懒懒地贴浮水面，或伸展腰肢挺立身姿，一眼望去，恍若绿绿的田地，这是非常典型的江南独有的景象。
水和莲组成的画面，还仅仅是自然的物的世界，只有加入了人，这个世界才是主客交融的世界，才灵动起来，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在水和莲之间，人的加入，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这个动态就是：采莲。采莲，人与莲之间发生了交接；而采莲也不可能是仅仅攀折一处的莲心、莲藕，得移动，人在船上，船穿行荷叶之间，于是人与水也发生了交接。莲、水、人，三者的交互，是采莲所包含的基本关系。古代的诗赋写到采莲，笔端无不徘徊在这三者之间。
本篇乐府，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它的特别之处在于人竟不是那么突出，仅仅在首句“采莲”一词中有显现；呈现动态的真正主角，乃是“鱼”：鱼在莲叶之间穿梭游戏，或东或西，或南或北。这种仅仅有方位的变化，却显得颇为重沓的表现，当然很可能是因为音乐的原因——我们都知道，音乐旋律的重复回旋，是很常见甚至是很必要的表现手法——但从诗句看似简单、稚拙的重复，可以窥见采莲人观看游鱼时的关注和投入，这是不是也表现了采莲人悠然而自在的心境？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这篇乐府之主旨在劝人惜时，借风物变迁娓娓道来。前四句表现青春蓬勃。“青青”像是绿色，但又不仅是绿色。“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青河边草”。“青”更单纯、凝静、年轻，所以人最美好的岁月叫“青春”。以“青青”形容葵草，表现园中一派清新萌动，旺盛蓬勃。枝干上鲜洁的露珠正等待朝阳的蒸腾。“待”字表现对未来毫无保留的迎接和企盼，充满期待和不惧艰险的精神。温煦的阳光施予万物德惠恩泽，万物欣欣向荣，充满活力。
然而秋天的到来骤然引起忧患之感，春夏缤纷灿烂的花叶转眼凋败枯萎。盛衰之际犹能看出时间的无情和盛景的可贵。也许有人会说，四季流转，春来花还会再开。但人的时间是单向的，没有循环，正如“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于是时光一去不返的悲哀和花凋叶残的凄凉如愁云惨雾笼罩了读者。此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警醒便格外有力，如醍醐灌顶。诗歌最后激发出来的“努力”和开头“朝露待日晞”的天真已然不同，展现的是理性的紧迫感。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北方的大草原上，曾经无数的游牧部族来了又去。他们的崛起与征伐，他们的辉煌与湮灭，史册中有或详或略的记载。然而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他们在日出日落间的歌哭哀乐，却极少有文字流传下来。《敕勒歌》则是一幅聚焦的图景。
歌中呈现了一个辽阔苍茫的世界。这个世界以高耸绵延的阴山为背景，阴山下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在天地间延展，似乎一直延展到天边。天和地相连在一起，天空犹如一顶巨大的毡帐，笼罩住大地。天空湛蓝，草原辽阔，当风吹过草原，丰茂的牧草随风低伏，显露出一群群的牛羊。
这首歌最初很可能是北朝鲜卑语的歌，而后翻译成了汉语。最早唱这首歌的，是东魏高欢的大将斛律金。高欢被西魏击败，军队士气低落，因而命斛律金唱《敕勒歌》，于是将士怀旧，军心振奋。斛律金是敕勒族人，高欢手下多是鲜卑人，他们都是草原人，这首歌让他们仿佛回到了北方的大草原上，再次看到了美丽富饶的家乡。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鹅，鹅，鹅”，连续的三个字，听着很像是鹅叫的声音；不过，也可能是写诗人在数着眼前的一群鹅——毕竟这首诗据说是唐初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很小时候的作品，一个稚拙的幼童，是不是会认真地伸出手指，一一点数眼前的物件？
正因为是幼童，他的观察，一定是抓住观察对象最突出的特点。鹅，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长长的脖颈，此刻，它弯曲而伸长，向着天际鸣叫，这是形与声。而“白毛”与“绿水”，“红掌”与“清波”，则是鲜明的颜色的对比，简单而亮丽，没有任何的朦胧和暧昧。
形、声、色具足了，这已然是一幅不错的画面了；但画属空间的艺术，诗则是时间的艺术，时间得有延展、有过程，最好的表现延展和过程的是动作。“浮”“拨”正是动词，前者在水面，后者在水下，两个动词两句诗，鹅在水上的动态毕现——好了，动态的画、有声有色的诗，算是完成了。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如果我们将这首诗的题目掩去，能知道它写的什么吗？
能让秋天的树叶飘落，能让春天（这里的二月自然是传统阴历的二月而不是阳历的二月，所以这时开的花算是春花）的花开放？是不是指天气的寒暖啊？
能让江上掀起千尺大浪，能让竹林向一边倾倒？哦，这应该是风了！回过头来看，前两句所谓能让秋天的树叶飘零，是说秋风能吹落秋叶；能让春天的花开放，是指春风会催开春花！
获得了谜底，也就能体会这首诗的妙处了：全篇二十个字，没有一个“风”字，却每一句都在形容“风”的力量和作用；“风”是无形的，但它的力量则都通过有形的图景呈现出来。
其实，要表现“风”，我们还可以诉诸触觉，写风的强劲或者和煦；我们还可以诉诸听觉，写风的轻吟或呼啸。这首《风》只关涉我们的视觉，可以说它有些单面；不过，一首短篇，能抓住一个侧面，也是一种聚焦吧。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每年春归大地，最初的消息，要不是土地上似有若无的草色，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要不是树梢上柳芽初绽。诗人贺知章或许是喜欢仰头看天的人，他欣赏李白，会说他是“谪仙人”—— 天上落下的仙人；对春天的欣赏，也不愿低头看草，而是仰头望柳。
因为仰头，所以他首先看到的也不是细部，而是全景：整个柳树已经缀满了碧绿的色彩。再往细里看，万千柳枝披拂下来，柔弱袅娜。最后才是真正的细部，那些柳树身上万千柳条上的片片柳叶：它们是怎么出现的呢？是春风剪出来的啊。
春风的出现，是一种转折，是一种变化。因为诗的最后提到了春风，所以我们才敢想象第二句柳枝的披拂摇曳；因为诗的最后提到了春风，所以整首诗才不仅仅是一抹绿色而已，而是有了动势，能让我们想象春风一点一点催绿柳叶，春天的渐渐来临。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少小离家，暮年返乡，这中间便是一生。其间不知品味了多少世情冷暖，经历了多少宦海风波，体验了多少悲欢离合，而不论穷达，家乡的山水和亲友始终是心中温暖的记忆，家乡始终是心中确认的最终要回归的田园。当走出很远，离开很久之后，游子身上保留的与家乡最外显的纽带，就是“乡音”。在外宦游几十年，回到家乡，听到别人讲的，自己冲口而出的，都是熟悉而久违的乡音。
可是几十年的时间，不论游子还是家乡，毕竟不能停驻在当初的模样了。自己的鬓发已斑白稀疏，曾经的少年已变成老翁，恐怕当年亲密无间的小伙伴也认不出自己了吧，更何况眼前嬉笑经过的一群儿童。他们好奇的目光，他们热情的发问，让游子意识到自己在家乡已如同旅人一般。
回到家乡的兴奋，步入暮年的感伤，见到乡人的亲切与陌生，在诗人心中交织出万千感慨。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千山万仞中屹立着一片孤城，坚毅中透着忧怨。
大河滔滔，奔腾东来。溯流远望，黄河直上白云之间，显出“黄”“白”色彩苍莽的气象。而“上”字则显出河水的斜势，充满浩荡的力量。放眼冈陵起伏，壁立千仞。其中有一片边防城垒，屹立在黄河白云、壁立千仞中，显得格外孤拔，有如镇守边疆的战士，坚毅而孤独。
远处传来悲凉高亢的羌笛声，为何要吹奏那首哀怨的《折杨柳》？折柳送行的家乡画面陡然浮现，思乡之情涌上心头。但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儿连慰藉乡思的杨柳都没有。此诗妙在以不怨写怨，诗中人责备惹乡情的羌笛，看似坚强，实则归心似箭，一触即发，更何况“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在这荒凉的千里之外，没有可资慰藉的家乡风物，边塞将士的不易和怨思呼之欲出。但终究还是含而未发，哀怨中仍不失敦厚和昂扬。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真正宏大壮阔的景象，往往不需要太多文字修饰，只需直笔写去，便能让人体会到崇高之感，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如此，这首诗中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亦是如此。不过白日隐没于山中，黄河奔流入大海，景色虽然美丽，但消逝也太过迅速，难免让人心有不甘。如果能站在更高处，获得更辽远的视野，那么山后的白日很可能重入视野，入海的黄河也能继续前行，这又将是一番新的美好体验。而高耸入云的鹳雀楼，正为登楼者提供了这样一个更高的角度，吸引着观景者不知不觉地更上层楼。至于更上层楼以后的景色，留待读者自行想象，要比照实写出更有余味，这正是诗歌中虚实相间的手法。
根据唐代人编的唐诗选集，这首诗的作者应该是与王之涣同在盛唐的朱斌，不过作者的不同并不影响对诗歌的理解和它的艺术价值。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全诗妙在“不觉”二字。春睡慵懒，睁开眼日头已高。再眯一会儿吧，惺忪迷蒙间只听得窗外啼声四起，婉转清亮，好不惬意。夜里似有风雨之声，也不知蓊郁的花枝被雨点打落了几朵。
前两句喜春，后两句惜春。但欢喜与怜惜都像一个念头，一点火花，闪过蒙眬的睡意本身。鸟啭莺啼，嘤嘤成韵，诗人却并不刻意去捕捉，他只是高卧享受，恬淡自在。夜来风雨，落花满地，他也不执着于悲惜，只是淡淡一问，并无意去察看。
日晓、啼鸟、风雨、落花，时光流转和美好的生灭都在闲散的春眠中感而“不觉”。于是一片浑然天机，宽舒自在。玲珑天真的盛唐气息在诗中展露无遗。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流光溢彩，觥筹交错。葡萄制成的美酒红似琥珀，白玉雕成的酒杯光能照夜。“美”和“光”两个字将美酒美杯融为一体，一片华彩。面对美酒宝杯，塞外将士简直非痛饮不可。正要开怀畅饮之时，忽然传来急促的琵琶声，铮铮[钅从][钅从]，声浪撩拨心弦，催人在酒意中奋起。
“琵琶马上催”，有说催战。正欲痛饮之时，马上的乐手弹起琵琶催人出发。热闹奔放的氛围一下子转向紧张激昂，由飞扬而至极抑。诗人捕捉了最富有戏剧冲突的瞬间，表现战争对美好的搅扰和破坏。急转直下的情势却逼出将士们的斗志昂扬，趁着醉意，他们以狂逸的意态吼出赴死的决心：“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也有说琵琶是催饮。王昌龄诗云“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琵琶急管繁弦，催人旋转起舞。后两句便是豪兴狂欢时的骋想——面临刀光剑影的沙场，他坦然醉卧，在让他人莫笑的谐谑放浪中，传递出豪迈洒脱中的悲凉。
但无论战歌还是祝酒词，时而慷慨时而思乡畏难的将士此时在美酒和琵琶的催动下，处于慷慨从戎的豪兴中。豪迈使本诗比《国殇》的“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更多一份潇洒不羁的美。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此诗开门见山，气象非凡。“秦时明月汉时关”，那么坚定，那么久远，在时间上、空间上都造成不可磨灭的印象。它如雕塑般屹立千古，给我们短暂的生命带来了永恒的认识。月色柔美，本不适于表现这坚定，但“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月照得分明、壮观，仿佛从秦汉直照到唐代，于是“万里长征”这一空间距离也就不仅是某个征夫与家人的阻隔，而是在重复着由秦汉至唐的千百年来“人未还”的共同悲剧。
这悲剧如何才能结束？如果有像卫青、李广这样的将军，胡人就不敢度境侵犯了。“龙”“飞”二字雄强有力；“但使”“不教”语气坚定，毋庸置疑。对英雄名将的坚定不移的确信和渴求使全诗气势雄浑、声调高昂。英雄一出，谁与争锋！
敬慕古来名将的背后，今无良将的不满呼之欲出。但诗人并未明说，只是含蓄地暗示，可谓“微而显”，“婉而成章”。但气概浑厚，毫不孱弱。全诗饱满昂扬又回味无穷。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凄寒孤寂中仍有冰心玉壶般的纯粹坚守。
寒雨连带着江水，像云幕一般逼近。水天相连，雨势浩大，悄然而来。这是一片壮阔的凄风苦雨。满江夜雨织成无边无际的愁网，笼罩着吴地江天，也萦回在两个离人的心头。天刚亮，诗人要送好友北归洛阳。清晨的离别格外冷清。诗人的心情像被寒雨淋了一夜的楚山一样暗淡而孤寂。“楚”本指山的地界，但“楚”字本身也暗示了辛酸苦楚的心情。满纸烟雨染江天。“连”字的气势、“入”字的动态、山的兀傲、平明的亮色却为夜雨离愁注入了力量，使人感到孤寂，但不孱弱。
临别，诗人叮嘱远行人，“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冰心和玉壶暗合“寒”“孤”，但更有澄净纯粹的自尊自重之感。诗人鲍照曾用诗句“清如玉壶冰”比喻高洁清白的人格。王维、崔颢、李白也都以冰壶自励，推崇光明磊落、表里澄澈的品格。王昌龄的此番嘱托也传递了自己在困境中仍然冰清玉洁、坚持操守的信念。据载，王昌龄“不矜细行”，“谤议沸腾，两窜遐荒”。曾被贬岭南，此时正任江宁府（南京）丞的诗人当是有感而发。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傍晚，山中开始沉寂下来。夕阳西下，树林中率先变得黯淡，阴影在树林中弥漫，逐渐浓重。突然，传来说话的声音，却看不见说话的人。一道夕阳的余晖从树林枝叶的某处空隙斜照进来，落在树下的青苔上。然后，说话的声音又消失了，就像刚才响起时那么突然。眼前的这道余晖，也倏忽不见了，林中更加幽暗。
只是片刻的时间，却发生了那么多变化。声音刚刚响起便立刻消歇，光线忽然闪现随即隐去，恢复了原来的沉寂幽暗。而这稍纵即逝的片刻，被诗人敏锐地捕捉住，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瞬间与永恒？变与不变？空与有？然而诗人并不多说，只是把这片刻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朝雨洗去轻尘，客舍和柳树一片青翠，跃动鲜明。“浥”意为湿润，朝雨刚润湿尘土就停了，路上一片清爽洁净。“青青”和“新”刚好形成轻快活泼的调子，充满了明快的希望。
雨后清润本是寻常景致，但今天格外动人。是离别使人对熟视无睹的久居之地恢复了新鲜的感受？像是第一次看到，雨后的渭城绿得如此生机盎然，清新明朗！这可爱的青翠让人流连，而此时却要离开，去往茫茫风尘大漠，离情于是更浓了。多看两眼吧，将蓬勃的绿意记在心里，在大漠中渴求色彩和生机时，“客舍青青柳色新”便是可以反复咀嚼的心中绿洲。
元二将离开长安附近的渭城，西走敦煌阳关，前往遥远的安西都护府，即现在的库车。出了敦煌，异域风情便扑面而来，高鼻深目，碧眼浓眉，皑皑白雪，茫茫大漠，热烈不羁的性情与中原人的含蓄微妙全然不同。“西出阳关无故人”不仅指安西无旧友，更指完全不同的人样和风俗。“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想及此，诗人“劝君更进一杯酒”，想要用殷勤的醉意贮满岁月，待友人到了“无故人”的安西，仍可打开，回味无穷。此诗后来被谱为《阳关三叠》广为传唱，丰厚浑然，馥郁千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这首传诵千古的名诗相传是王维十七岁时所作。少年固然天才，但思乡之苦对一个出身贵族的年轻人可能真的格外锥心刺骨吧。首句连用“异乡”“异客”和“独”表现远在他乡茕茕孑立的凄惶感，与第二句的“佳节”形成强烈反差，自然引出“倍思亲”之感。
三、四句言及“思亲”之意，但妙在从对面落笔，想象家乡的每个兄弟都插上了茱萸登高临远，他们在团聚喜悦中也会怀想“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自己吧。想及此，稍感安慰，却也更加思乡了。白居易在《邯郸冬至夜思家》中也以对面落笔的手法委婉表达自己对家人的思念：“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对面落笔的动人之处在于个体超越自己，顾念到家人的情感，还在于对彼此间亲情的充分信心。三十多年后，安禄山攻占长安时，王维曾任伪职。唐肃宗收复长安后要将王维定罪。此时弟弟王缙请求免除自己的官职来为兄长赎罪，才使王维得到从宽处置。真挚的兄弟情谊印证了当年“遍插茱萸少一人”中的互相顾念。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一个人出门在外，思乡的情怀始终萦绕在心头，任何一个偶然的场景，一个微小的触动，都能打开心防的缺口，让思念决堤而出。井床前如霜般雪白的月光，将目光引向天上浑圆皎白的明月，明月照耀四方，无远弗届，自然也会照耀在家乡的土地上，就此，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如果将主人公由月光转向思乡的心路历程用散文解说出来，看起来似乎非常繁复，但顺着诗歌的节奏来看，这些只不过是举头、低头的一刹那间发生的事，乡愁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特性，只有在诗歌中才能表现得最为恰切。
《唐诗三百首》里所收的这首诗，其实是明代人修改过的版本，原诗中“床前明月光”应该作“床前看月光”，“举头望明月”应该作“举头望山月”，改动之前的版本，没有了两个“明月”的重复，但是整首作品的命意，和率真有味的笔法，却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
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
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
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
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
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白天有日，夜晚有月，日、月的光明，一向是人间希望。
李白望月，没来由地回想起小时候以为那挂在天上的月亮是白玉盘，或者以为是明镜飞天，诗人原初的天真，显露无遗。那是多么简单、多么率直的想象啊，没有一点儿杂质，没有一点儿阴影。
可月亮当然不是那么纯粹的，据说那里有仙人，有玉兔，有蟾蜍，还有桂树。有了它们，月宫就绝对不是小孩子想象中的白玉盘或者明镜了，一方面固然是丰富了，一方面也可以说有了麻烦，比如蟾蜍就会侵蚀月亮，造成光影的残缺。
幼年童真的世界，最终都会渐渐破灭的，单纯会被复杂代替，洁净最后会有阴影来掩映。可是，李白对此是不甘心的：太阳也曾发生大问题，十日并出，焦土遍地，最后是后羿射日，射落了九日，天地人间重获清宁——诗人想到太阳曾经的这一曲折，是什么意思呢？或许他是希望有后羿一样了不起的人物，来涤除月亮的阴影，复归幼年心目中纯净的月亮模样吧？
结果呢？李白的念头成了泡影，月亮终于还是继续沉沦着，光影渐渐凋零，诗人无法面对、直视了！失去的美好，最让人忧心如焚；越保有原初纯净想象，越难以忍受，倍感痛苦。
这首诗题曰“朗月”，开篇也是明朗真纯的，实则渐趋晦暗和痛苦。历史上有些注家，以为这是在暗喻当时安史之乱的慢慢来临。我们大概没有坚实的证据来肯定这样的阐释，但这首诗有关美好的丧失，有关眼看着美好丧失而凄怆，是无疑的。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瀑布的动势破空而来，以雷霆万钧之势直泻千里，但诗并未以此开篇。
诗人先遥“望”庐山瀑布。香炉峰顶水汽丰沛，在日照之下呈一片氤氲的紫红色。日照香炉生紫烟，“生”字尤其表现了烟云升腾变幻的动态。短短七字，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界仙境被点染开。一片云蒸雾罩中，遥看瀑布挂前川。瀑布修长亮白的线条在紫烟氤氲的烘托下显得鲜明有力。这力量在静态的画面中积蓄着，将欲喷薄而出。
骤然之间，瀑布激荡奔腾，“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连续的动词和三千尺的夸张，表现瀑布义无反顾飞流而下的气势。银河自天际倾泻，奇幻瑰丽的想象更表现了瀑布壮阔、浩渺又空灵璀璨的美。
静的蓄势与动的奔流构成诗中突如其来的俯冲感，结句似天外来音，以星辰瀚海的怀抱表现了庐山瀑布超越自身的宇宙之美。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本来应该只是一次寻常的离别。
李白和汪伦——不论当时还是后世，本来都不会有人将这两个名字相提并论。闻一多曾经赞叹李白和杜甫的相遇，就像“青天里太阳和月亮碰了头”。而在李白漫游天下的一生中，遇见最多的还是像汪伦这样的普通人。这些人在生前身后都是无名之辈，转瞬就化为过往历史中的尘埃，这些相遇不会被记载，更不会被后人谈论。
然而李白却不这样看。在权贵面前高傲，在皇帝面前也敢脱略无礼的李白，对汪伦这样的普通人，却是真挚热诚的。可以想见汪伦的欢悦，名满天下的大诗人突然出现在面前，平易近人，谈笑风生。李白盘桓数日，就要辞行，汪伦必然依依不舍，用最好的美酒为诗人饯别。
对于李白来说，他的一生都在路上，这是无数场离别中的一场，与汪伦执手告别，转身离去。当他走到桃花潭边，乘船将行的时候，忽然听到了岸上传来的歌声——是汪伦，边走边用歌声为他送行。这歌声完全意想不到，却又充满了深情厚谊。李白站在船头，望着渐渐向后退去的岸边和岸上的汪伦，歌声依然从水面飘来，内心的感动冲口而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这一场相遇，不及“青天里太阳和月亮碰了头”那么耀眼；这一场离别，也没有“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那么让人心潮澎湃。但是这样一位大人物和一位小人物之间真挚的友情，和他们各自朴实无华的表达，直到今天还在感动着我们。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两个风流诗人，一场诗意的送别。
远行人风神潇洒，看尽一路繁花，想想都觉诗意盎然。孟浩然“骨貌淑清，风神散朗”，诗开山水一宗，名动天下。李白以乘鹤的仙人比之，正点画出孟浩然的飘逸形象，且内含敬意与欣赏。此行正值开元盛世、阳春三月，云树繁花似锦如烟。东南大都会扬州更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繁华的时代、繁华的季节、繁华的所在，李白明丽的畅想中饱含对孟浩然此行的祝福。
一片繁盛中，“孤帆”二字引出送别挚友的淡淡落寞。远去的孤帆、隐约的远山、浩渺的水汽与传说的神秘、烟花的迷离融漾在一起，共同构成空蒙又辽远的意境。此时，长江自天际浩荡而来。渺茫的离思中夹杂了博大、俊爽又开远的气质。一片浩渺中有流动的远意，这就是青春的感伤，轻烟般的怅惘中依然流淌着憧憬与希望。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安史之乱后，唐玄宗远避四川，下诏诸皇子坐镇各地平乱。太子李亨登基之后多时，玄宗才接到消息，但诸王分镇的诏令已下达。永王璘接到诏令后立刻赶到江陵，招募数万将士，组建水师，沿江而下，直抵金陵，以平乱为号召，招纳贤才。在此形势下，李白应邀成为永王璘的幕佐，还浪漫地吟诵“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笑谈静胡沙”。
但永王起兵威胁到了肃宗的政权，肃宗即命高适率军阻击永王。至德二年（757），永王在丹阳兵败被杀，李白入狱。虽经多人营救，但李白仍被流放夜郎，虽一路赋诗，备受款待，仍是戴罪之人，心中悲凉。
一年后，天下大赦。在白帝城的诗人听到赦令，立刻掉转船头，顺流而东，万分激动地写下《早发白帝城》。诗调轻快流利，如轻舟日行千里。第三句稍作停顿，第四句便轻灵宕开。文势奔放，如骏马注坡，一如无限艰难后突然迸发的生之热情。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天门山，顾名思义，一座大山就像天设的门户，高高耸峙，牢不可破。但是长江奔腾咆哮而至，撞开了这座“天门”，大山被一分为二。然而大山只是被撞开，并未被撞倒，它依然高高耸峙，直面江水的冲击。江水至此激起巨大的回旋，从天门山让开的通道中流过。
浩荡的江水和巍峨的大山，仿佛在这里合奏了力与美的交响乐。坐在船上从上游顺流而来，在这交响乐里必然头晕目眩。可是如果你抬头远望，所见就是另一种景象，似乎这个世界变得安静了：两岸连绵不断的青山如迎面而来，更远处的江面上，太阳冉冉升起，一艘船正扬帆溯流而上。
这是一首纯粹写景的诗，诗中壮美与静美相映衬，近景与远景相搭配，读来犹如置身船上，船行江上，风景纷至沓来，如在眼前。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首绝句展露了一种极为矫健的力量。
诗歌一开始就呈现了一派冬日萧索凄寒的景象，太阳黯淡无光，天空迷蒙阴沉，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就在风雪弥漫的天空中，一只失群的大雁孤独地飞过。大雁在秋天就应该飞往温暖的南方去过冬的，风雪之中的大雁，必定处境艰难。这幅画面显然不仅仅是写实，它还暗示了董大目前的穷困潦倒，前路漫漫。在与朋友分别之际，说这样的话似乎让人感到丧气，实际上却是为接下来的转折蓄势。接下来高适十分肯定地告诉朋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所以，根本不必为了眼前的困境而有丝毫沮丧悲愁。
诗的第一联渲染出了浓重的愁云惨淡的氛围，而第二联却猛然振起，犹如刺破阴云的灿烂的阳光，打破幽寂的嘹亮的号角。这其中的豪迈与自信，既是对朋友的勉励，更是高适的自我胸襟的写照。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是杜甫在蜀中所作的一组绝句中的一首。杜甫来到蜀中，是因安史之乱而流亡；此刻安史之乱已平定，诗人的心情应该是愉悦的，况且正当早春时分。
近处黄鹂在翠绿的柳枝之间鸣叫，白鹭一飞远入青天之中，有声而有色，诗人的展望，则由近而远，视野渐阔。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循着诗人眼光展开和移动。在逐渐放大的视野之下，远处西岭的积雪，映入眼帘，而“窗含”则给壮阔的山岭积雪一个限定，后者是从诗人的窗口望出去所见的，被框定在诗人身边有限的视界里面，在某种程度上将远景拉到近旁。近旁的，还有停泊着的来自万里之外的东吴的行船——此刻它虽然是静止的，但这是经历了漫长的航程之后的静止，曾经的波涛动荡蕴含在这静止之中。
诗虽只四句，但整体氛围由动而静，诗人的视野由近而远又返回近处，绝不板滞，富于变化。诗的最后，如果深思一步，原来因战乱的航道如今贯通了，那么诗人因战乱而漂泊他乡的生活是否将要结束了呢？如果要结束流寓蜀中的生活，是不是该登上门前的舟船，由静再趋动，开始返乡之旅？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说起杜甫，人们首先会想到他“一饭未尝忘君”的形象。其实他并不是每天都忧心忡忡，瞧，在春天晚上发觉窗外下起了雨，杜甫都会心生欢喜。
这场雨的确有让杜甫喜爱的理由。它是那么善解人意，在最需要的时候、在最合适的季节，它来了。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里，春雨意味着农作物的茁壮成长，象征着丰收的希望，怎能不让人喜爱？
这场雨又是那么轻柔，连风也是那么和顺，它们一起悄悄来到人间，不弄出一点声响，却无私地润泽万物。
大地上一片漆黑，阴沉沉的乌云一定遮蔽了整个天空。只有远处江上的一只渔船上，亮着一点灯光，虽然微小，却十分显眼。雨虽细微，但浓密的乌云一定能降下足量的雨水。
既然这是一场善解人意的雨，杜甫也就丝毫不担心第二天早晨“花落知多少”。经过细雨的滋润，第二天早晨的成都将会开满鲜花。杜甫的眼前，浮现出雨后鲜花的样子，浸透了雨水的花朵沉甸甸地压弯了花枝，迸发出生命的愉悦，实在让人喜爱。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杜甫因为安史之乱而流亡蜀中，修建了草堂居住。被抛离常规的生活，也是生活，在忧心家国和怀想故乡的愁苦的同时，诗人也遭遇并体验到那些美好的时刻。
比如春天，无论世间如何风云变幻，都会如期而至。暗夜渐渐短了，白日渐渐地增长，周遭山水的色泽，也渐渐地明丽起来。随着和煦春风的吹拂，草绿了，花开了；“香”是春天给予的嗅觉上的刺激，将此前视觉所见的春色一下提举起来，对于春的感受骤然丰富了。
植物的世界苏醒了，动物的世界更不会落后。春风、春日之下，冬季板结的土地渐渐松软，回来的春燕才能衔起软泥，飞来飞去，忙着筑巢。燕子是动的，鸳鸯是静的，水边的沙地因为春天回暖，适宜睡卧了，鸳鸯自不会放过这样的享受。
诗的四句，每句都是一画面，它们叠加在一起，春的颜色、香味和动静消息，跃然眼前了。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
春天，有时是不期而至，迎面撞上的；有时则需要你去寻找，去发现。
杜甫独自漫步江边，经过僧塔，人亡而塔存，伴着滔滔东去的江水声，多少给人“逝者如斯夫”的时光流逝之感。然而，这毕竟是春天，微风和煦，诗人带着春天常有的慵懒，应和着春风的节奏，缓缓而行。让他停下脚步的，是寂静无人之处的一簇桃花，独自开放在春风里，与徜徉春风的诗人蓦然相对。
这一簇独自开放的桃花，好像暗示着世界的本来面目：每一种生命，自开自落，总有它自己的绚丽，有它自己的寂寞；虽然可能是寂寞的，生命还是会开放出花朵，而最绚丽之时，或许它也是寂寞的，只有自己了解自己的欢欣和悲愁。不过，此刻诗人与这簇桃花相遇，桃花有了它的欣赏者：是那深红的花瓣美丽，还是浅红的花瓣动人？—— 诗人的设问，透露的是诗人对花的百般喜爱。这一刻，桃花是不孤独的，因为有了诗人的垂顾；诗人呢，因为有了眼前的这簇桃花，有了对这桃花的喜爱，也真真切切地向着春天敞开了自己。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一千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张继的船停泊在寒山寺外的河岸边。月亮已沉沉落下，无边的夜色中，传来几声乌鸦的啼叫。张继在船中辗转难眠。长夜漫漫，旅途孤寂，越发感觉到秋天深夜的寒冷，似乎整个世界都浸洗在寒霜之中。
江边的枫林，比暗夜更暗，勾勒出黑魆魆的轮廓。江上几点渔灯，如萤火一般，鲜明而微小。孤独就像这夜色一样无边无际，无可排遣的愁绪倒像一位不离不弃的旅伴，挥之不去。
就在张继难以为怀的时候，不远处的寒山寺响起了钟声。在寂静的夜晚，一声接一声的钟声显得格外悠长，从寒山寺悠然飘来，飘荡进船内。随着每一声钟响的余音袅袅，张继的愁绪也在拉长，在弥漫。
一千多年前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的枫桥和寒山寺，就这样被张继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个夜晚的钟声，则穿越了千年历史，至今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提出艺术境界可以划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按照王先生的标准，韦应物这首诗刻画出了“无我之境”。瞧，在春天傍晚的野外，涧边青草丛丛，随意生长，树冠枝叶茂密，有黄鹂清脆的鸣叫声从枝叶中传出，只闻其声，不见其处。一阵雨过后，涧中水势上涨，水流湍急。渡口一只空空如也的渡船横在岸边，既没有摆渡人，也没有要渡河的行人。这首诗中没有人，只有充满野趣的大自然。
不过“无我之境”其实并非真的无我，只是让“我”隐藏起来，藏到诗的更深处。而且不论怎样隐藏，总会露出痕迹。这首诗开头的第一个词“独怜”，便让“我”若隐若现地显露出来了。“独怜”即偏偏喜爱，原来这看似无人的世界，诗人一直站在旁边，眼中带着欣喜。
王国维先生又说：“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诚然，这首《滁州西涧》，真是优美极了。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母爱，在特殊时刻会以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方式展现出来；而在绝大多数时候，母爱又表现在极其平凡的小事上，不被我们注意。母爱的伟大，是我们每个人都亲身感受到，却又是语言难以确切表述出来的。
孟郊的《游子吟》，所写就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平凡到不能更平凡的事件——临出远门前，母亲为儿子缝制衣服。从小到大，母亲为子女不知缝制过多少件衣服，在母亲做来是理所当然，在儿女看来也是心安理得。而这次就要出远门了，母亲再次为儿子缝制衣服，还像以往那样。不过担心儿子在外太久，不知何时才能回家，这次缝制得更为细密，更为结实。母亲的担心和关心都无言地融入了这一针针一线线之中。儿子的心被触动了，意识到了平时被自己所忽略的母爱。母爱就像春天的阳光，无私、博大，时时刻刻哺育儿女的成长，从不求回报。而儿女们就像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的小草，怎么能报答得了阳光的哺育呢？
也许可以这样说，这首诗不仅仅是表现了母爱的伟大和无私，更是表达了天下儿女的感恩与愧疚，和他们对母亲的爱。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韩愈也写过《晚春》，晚春的景色要更好写，因为晚春有“百般红紫斗芳菲”，有杨花榆荚“惟解漫天作雪飞”，风光满眼，纷至沓来。而“早春”能写什么呢？北方的早春还笼罩在严冬的余威之下，百花尚在蛰伏，树枝还是光秃秃的，到处都是荒凉萧条的景象。
可是诗人是敏锐的，他率先感受到了春天。初春的小雨湿润了承天门大街，铺成街道的黄土解冻了，表层像乳酪一样滋润。在街道的边沿，去年的枯草丛中，悄悄长出了纤细的小草，它们小心翼翼，唯恐被人发现。低头近前看还是去年的枯草，可是纵览远望，一层若有若无的绿色还是浮现了出来，而且一天比一天明显，很快就将藏不住了。那时所有人都会意识到：春天来了。
而现在，诗人是春天的最早发现者。这时候的春天，虽不盛大，却蕴含着欣欣之意，给你惊喜，给你希望。那满城杨柳堆烟的暮春时节，不是不美，却已到了盛极而衰的时候。两相比较，诗人毫不掩饰地厚此薄彼了。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是一片充满动势的春天的景色：西塞山是静的，衬着起起落落、飞来飞去的白鹭；鳜鱼本来就该是游动的，但流水之上粉红桃花的漂荡更形象生动；绵绵柔柔的春雨，在斜风里洒落，这是弥漫天地的动……动，正是春的节奏，春风拂面，草芽绽绿，万物复苏，冬日沉睡的一切似乎都起而萌动了。
伫立在这动的世界，眼里是白鹭的白，桃花的红，箬笠的青，蓑衣的绿，纷杂多歧的色彩，也是春天特有的吧。渔夫的心境如何呢？乐而忘归——他们身心的自在、快慰，可想而知了吧？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这首诗取材于西汉名将卫青。卫青率军远征漠北，与匈奴单于的大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战至日落时分，忽然风沙大作，单于带几百人逃跑，卫青派轻骑连夜追赶。
卢纶以此事入诗，并非简单地复述或袭取，而是进行了再创作，通过想象增加了新的元素。首先他注意到了环境的塑造，“月黑雁飞高”，既塑造了战场惨淡的环境，又用比兴手法照应了下一句的“单于夜遁逃”。诗中还特别成功地运用了特写镜头，没有写将军如何率军奋勇作战，战斗多么激烈，而是选取了一场激战接近尾声时单于败逃、我军追击的一个场面；这个场面中又给了大雪之中战士的武器一个特写镜头，战斗的艰苦和将士们的奋勇精神、昂扬斗志都不言而喻了。
卢纶的再创作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读者即使不知道这首诗的本事，也不妨碍理解和欣赏——确实，今天读此诗的读者，大多都不会特别意识到它的历史真实背景——而这首诗，也确实比它的本事更加脍炙人口，深受喜爱。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秋天的空气是清爽的，尤其在月光下，在大湖旁。
月光和水影相互交合，一片澄澈；而无风的湖面沉默着，或许因为是夜晚，并没有放出炫目的光亮来。诗的头两句，似乎写的是无人之境，然而后两句透露出诗人的所在，他应该是在一高处，遥望洞庭和洞庭之中的君山：开阔的湖面犹如白银盘，苍翠葱茏的君山则仿佛盘中一青螺。
诗人与洞庭的距离骤然拉开，似乎陡然升腾到了高处——诗人的肉体当然不可能凭虚飞升，扶摇而上的是他的心灵之眼。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刘禹锡被视为唐代的“诗豪”，诗情、胸怀之豪阔，过于常人。
诗的头两句，很能见出他的豪壮：黄河万里曲折，水沙混一，滚滚滔滔，自天际而下；这大致就是李白《将进酒》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意思，但提到了“万里沙”，更见其混浊和泥沙俱下。
诗的后两句，则逆着黄河而上，因黄河自天上来，那么回溯过去，或许可以登天，到达银河，见着隔银河而守望的牵牛、织女？这一奇想，突破了此前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沿黄河逆势而上天的想象，因为刘禹锡的设想更具体、更明确了。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野草随处可见，蓬勃茂盛，只要没有人力的阻拦，可以从眼前长到天边。古人送别，抬眼看到的就是野草，无穷无尽的离愁别绪和别后的思念，恰与无边无际的野草相似。写送别的诗词中，也就很容易出现野草。汉魏古诗里就有“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南唐后主李煜的《清平乐》则直接作比：“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白居易这首诗以“原上草”写别情，更是明显从《楚辞·招隐士》的名句“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中化用而来。他用“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来写荒原之上青草无边，随着路途向遥远的远方伸展，而离愁也如春草一般无边地蔓延开去。如果将这首诗置于送别诗的行列，只能说写得中规中矩，并无特别之处。但这首诗里“别情”只是配角，“原上草”才是主角。这繁茂的野草，生命力是多么旺盛，每年经历着从枯到荣的循环，哪怕遭遇了野火焚烧，只要春天来临，它还会再次长出，生机勃勃地长满大地。白居易通过“原上草”，写出了生命力的强大，写出了一种给人希望的天道。
这首诗是白居易十六岁时所作，从“赋得”诗题来看，对他而言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命题作文练习，却一不小心就写成了一首千古绝唱。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采莲是标准的江南风情，清澈的水面，或红或白的莲花，绿色的荷叶，美丽的女子，是惯常的图画。白居易的这首诗勾勒的则是另外一种景象。
那是一艘小艇，因为上面是一位小孩儿；此刻，采莲的快乐已然品尝，这已是归家的小艇。或许是急匆匆地要回家，小艇一路不能说劈波斩浪，至少是快速穿行在荷叶之间，大咧咧地划开一道清晰的水线。我们当然可以理解这是小孩儿的直接和鲁莽，不过，回头看“偷采白莲”的“偷”，原来小孩儿是瞒着家人自己溜出去玩儿的啊；由这“偷”再看“不解藏踪迹”的“不解”，才有了着落，先前出去采莲是偷偷的，如今回来却忘了轻舟缓行，隐匿踪迹，想是采莲玩儿得太快活，得意忘形了吧？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是美好的，能给人带来惬意的享受与愉悦的回忆。对于白居易来说更是如此。来到江南之前，白居易以兼济天下为志，希望能挽救江河日下的唐朝，但却遭遇到惨痛的现实，因写诗讽喻当朝权贵而被贬江州司马。从那以后，他便走上独善其身的道路，在花间尊前、园林莺燕间度过恬淡的余生。
从江州召回后，白居易便来到江南为官，连续在杭州与苏州做刺史。尽管他已至五十余岁的年纪，但上比天堂的人间苏杭给他带来了青春的活力，使他在晚年退居洛阳的时候常常回忆起这段走马观花的自在岁月。所以词中对江南最深的记忆便是春天的日出，无论是朝阳如火的光芒，还是春水渐起的泛涨，无不充满着朝气与希望，似乎天下又重回盛唐的气象。但是这终究只是属于白居易个人的无限美好，步入黄昏的大唐依然在渐渐西沉下去。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
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钓鱼，最要紧的是一“静”字，环境得安静，最好无人，有人的话，得无声无息。小孩儿初初学习钓鱼，已然紧紧掌握了这个要紧之处。你看他一屁股坐在苔、草之上，“苔”尤其值得注意，因为有苔就意味着僻静而无人：苔的生长，周遭一定是隐蔽而潮湿的，被阳光遗忘的；而苔能保持，一定还得无人经过，否则早被踩掉了。
然而人世间很少真能给你一个世界，没有人走过，路人甲或路人乙的出现，就代表着你是在人间，而不是鲁滨孙的荒岛。虽然称为路人，却是不知路在何方的人，于是便要问路，而问路，就会惊扰了稚子钓鱼的安静；小孩儿只遥遥地招手应付，怕的是惊到行将上钩的鱼儿——先前寻到静谧的环境来垂钓，此刻刻意维护环境的安静，全诗的核心岂不就是一个“静”字？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真理往往就是简单的。李绅的这两首诗，流传久远，脍炙人口，不是因为它们如何精致，如何有巧思，而是它们直白地写出了世上粗粝的现实，说出了简单的真理。
耕作，与一切创造一样，都是艰辛的，没有轻轻易易的收获，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每一粒盘中之米，都是许多汗水换来的——这便是简单的真理。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一粒”与“万颗”的对比，暗含着下一首诗中表达的劳作的辛苦。然而，即使天下所有人都辛苦勤劳，而且处处都能获得“一粒粟”换“万颗子”的成绩，却仍有农夫饿死——这便是粗粝的现实。
劳作者不能享受劳作的成果，这是人类的悲哀，也是一直以来困扰人类良心的问题，李绅的困惑，在古代也不是绝无仅有，“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张俞《蚕妇》）便是宋代的回响。至于如何解开这一困局，直到如今，都是人们应该努力的。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首被誉为“唐人五绝最佳”的小诗是柳宗元诗文冷峭风格的集中体现。天地开阔，却全无“飞鸟”“人踪”，一个“绝”，一个“灭”，见出一片浩渺的洁白，极清寒，极寂寥。视线由千山、万径逐渐缩小到孤舟，最后聚焦于一个小小的渔翁。“寒”“雪”渲染了寂寥肃杀之境，但“孤”“独”却使蓑笠翁相当醒目。他并未被这清寒肃杀的冰雪所惧，而是倔强孤独地垂钓着冰雪。晶莹澄澈、幽寒高洁的境界不仅是画面，也是诗人精神世界的外现。渔翁的孤傲劲拔与环境的清冷开阔结合，构成了诗歌迥拔流俗、一尘不染的冷峭格调。
富于理想色彩的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随他流徙的七旬老母半年后过世。政途黑暗，至亲离世，朝廷还下令“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他的人生如冰雪般严寒，但他为人为文仍追求“奥、节、清、幽、洁”，以纯粹和清洁来要求自我，绝不苟且媚俗。那个在风雪严寒中不避严霜的渔父何尝不就是诗人自己呢？
与之相较，柳宗元《渔翁》则表现了渔父散淡清新的一面：“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这首小诗写得既简省干净，明白如话，又言有尽而意无穷，读来趣味盎然。
从题目开始，诗人就点到为止，同时又给出一定的信息引读者去想象。“寻隐者不遇”，遇到了谁呢？读正文知其遇到了隐者的童子。“松下问童子”，问了什么问题呢？从以下三句童子的回答可以推想，一定是诗人发现隐者不在家，向童子询问隐者去了哪里，几时回来等等。这一番对答，只用了五言四句二十个字便说尽，可谓言简意赅。
更见诗人功力的是，虽然隐者不在场，却句句围绕隐者而写，短短二十个字说足了隐者的风采。“松下”点出隐者的居处环境，那是高雅幽洁的；“采药”点出了隐者的活动，此处的“药”当是术士服食以求长生的丹药，与李白“采药穷山川”同趣；“云深”衬托出隐者的踪迹难寻，远离人间。
司马迁对孔子是“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而贾岛对隐者，则是闻其人童子之言，想见其为人。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这首小诗不仅即兴咏景，而且是诗人志趣的寄托、内在精神世界的表露。
“远上寒山石径斜”，“斜”与“上”写高而缓的山势，呼应第一个“远”字。起句深远开阔，寒山苍翠，石径裸露，山间已不复春夏的浓荫翠秀。一条小径向远处伸展，顺着这条山路向上望去，在白云飘浮的地方，有几间山石砌成的石屋石墙，也许还有犬吠、鸡鸣、炊烟。人的气息使石径不再冷寂，白云缭绕也不虚无缥缈了，寒山蕴含着生气。
流连之际，一片深秋枫林展现在眼前。诗人惊喜地发现，夕晖晚照下，枫叶流丹，层林如染，如云锦，如彩霞，这美景比江春二月更为绚丽。原来经过严霜的枫叶比娇嫩的美更打动人心。“霜叶红于二月花”不仅是眼中之景，更是心中气象。绚丽的秋色不逊于春朝，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于是一股英爽俊拔之气拂于笔端，令人不禁精神发越，昂扬满足。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唐代的清明寒食，是家人团聚、游玩观赏、踏青扫墓的大节日。而这个行人却在佳节赶路，心绪不由繁杂。又值雨丝风片，纷纷扬扬，路人冒雨赶路，春衫尽湿，心境就更加纷烦了。于是想要找个酒家，歇歇脚，避避雨，小饮几杯，解解春寒，暖一暖被淋湿的衣服，更重要的是，散散心头的愁绪。
清明的雨与黄梅、秋季的不同。清明的雨是春雨，草木萌发，春回大地。在清明的雨泽滋润下，庄稼地一片油绿，天地间充满生机。“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正是清明时节。因而清明的烟雨凄迷中暗藏着活力，这活力正由牛背上娇憨的牧童表现。吹着横笛的牧童憨态可掬地遥指杏花村。那是一个杏花深处的村庄，还是村名或酒店名？答案已不得而知。但“杏花村”给人美丽的联想，红杏梢头，分明挑出一个酒帘。行人于是沿着牧童所指的方向，找到酒家，欣慰地避雨、消愁，获得满足和快意……然而这一切诗中都没有说，都被包含在牧童天真的一指中，令人遥想无穷，正是此诗妙处所在。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首小诗千百年来素负盛名，不仅写出江南春景的明艳秀丽，还写出了它的广阔、深邃和迷离。
起首的“千里”二字将江南的春天长卷般地铺展在读者眼前。浩荡的春风拂过大地，千里繁花盛开。到处是莺啼，无边的绿叶映衬着红花，春深如海。起句开阔，而不失细节，将江南春天的绵延千里、生机勃勃充分表现了出来。
“水村山郭酒旗风”是江南人的生活。临水有村庄，依山有城郭，在春天的和风中，酒旗轻轻招展。诗歌并未描写某个具体的地方，而是着眼于整个江南的生活环境，将江南水乡明净、安宁、健康的生活气息传递了出来。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雨中的江南另有一番风光。南朝遗留下来的数百佛寺为江南的春天平添了深邃的历史意味。这些金碧辉煌、屋宇重重的佛寺，被迷蒙烟雨笼罩着，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像一幅写意的长卷，画中随便哪处烟雨都有历史，都有故事，惹人遐思。而画者与观画人也将成为“江南春”的一处新景。
江南的春天明快、隽秀、迷离而又深邃，说不尽的江南美。一首七言绝句能展现出这样一幅丰富而广阔的画卷，真可谓“尺幅千里”了。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人类说是万物平等，其实难免自我中心。你说写花花草草吧？香草美人，从屈原开始往往就是赞美自己；你说写虫鱼鸟兽吧？莺歌燕舞，“恨别鸟惊心”，抒发的常常就是自己的心声。这首诗也不例外。
蜂群一旦出动，真是漫山遍野，铺天盖地，但凡有花朵，无处无蜂影。蜜蜂当然不是采花大盗，辛辛苦苦采花酿蜜，自己的名字翻个个儿，叫蜂蜜——无比甜美的一种东西。
诗人感慨的是，蜜蜂这么辛苦为蜂蜜，蜂蜜最终却不为蜜蜂享用，那么这份辛苦、这种甜蜜归谁了呢？这当然不是真为蜂蜜操心，而实在是感慨人生：操劳忙碌，无数付出，最后所得安在？为了自己，还是成就了别人？——人到了一定的时候，肯定会生出这样的感慨和疑惑。不过，人也不可能只为了一个清晰的目标活着，目标很重要，过程也很重要；我们心中要有方向和目的地，但一路的风光，望尽野眼，本也是旅程必要的部分，也是旅行的重要意义所在。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人人只道鲈鱼味美，诗人却关心捕鱼人的辛劳艰难。这首小诗的动人处正是诗人关心民生疾苦的政治家胸怀。“但爱”一句是普通民众的视角，“君看”一句则以谦谦君子的口吻道出诗人的悲悯情怀。吃鱼享受之余，不忘家国民生，此非心中有大爱，不可为之也。由此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乃范公肺腑之语，绝非虚言。据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四，范希文为诗，不徒然而作也，有《赠钓者》诗云云。率以教化为主，非独风骚之将，抑又文之豪杰欤！可见，范公写诗作文，不仅为纾解个人情感，更有天下胸怀。
但本诗并无说教气，以生动的画面含蓄地道出诗旨，将情怀收于隽永的“出没风波”中，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王安石的这首诗几乎成了大年初一节庆时分的标配。可能是因为它尽量包含了元日的几样最典型的标志性活动：燃放爆竹，这是古老的驱鬼求吉祥的节目；饮屠苏酒，据说能祛除瘟疫，求得健康长寿；更换桃符，在桃木制成的门符上书写神荼、郁垒的名字，以压邪镇鬼，后来逐渐发展出延续至今的春联。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喜欢的热闹的节庆习俗，热闹、欢乐、吉祥，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然而，最初王安石这首诗背后具体的时代讯息，如今已沉没在历史深处了。当年，王安石刚刚受宋神宗皇帝的重用，开始他的新政改革，他走笔写下这首诗的时刻，心中一定是充满了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世界将因自己而有不同的豪情吧。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瓜洲在长江北岸，与京口隔江相对；从京口再往钟山，也不过只隔了几座山。钟山所在的江宁，是王安石青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也是王安石罢相后为自己选择的终老之地。此时是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正在进京第二次拜相的途中。这时距他熙宁二年（1069）第一次拜相开始推行新法已有六年，距他熙宁七年（1074）第一次罢相不到一年。此时的王安石，经历了推行新法以来的各种非难抨击，经历了政坛上的各种风波，心情与他六年前第一次进京拜相时已大不相同。刚刚渡江北上，就已回首瞻望。他知道前路将是艰难险阻，成败难料，而身后则是江南二月，草长莺飞。还没有离开，他已在希望着早日回来。
这首诗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王安石在“绿”字上的反复推敲修改。据说看到过王安石创作这首诗的手稿，最初写作“又到江南岸”，“到”字被圈去改为“过”，又先后改为“入”“满”等十几个字，最后定为“绿”字。相比于其他几个字，“绿”具有鲜明的视觉形象，再辅以春风、明月，这美丽的江南的确值得王安石念兹在兹。
王安石的心愿也很快得以实现：一年后，王安石再次罢相，退居江宁，终老于此。
万古江河 - 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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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百年蹒跚（19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
西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帝国的扩张，主宰了全世界的命运。面对这样的压力，中国被打垮了。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一百多年，中国为适应新的世界，从内部检讨与反省、从外面学习和模仿，中国的文明竟致撕裂、扯碎。中国重新整理自己，重新开步走向新的世界，还需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苦难，才逐渐出现振兴的希望。
一、内忧与外患
乾隆六十年（1795），一般以为是清代的盛世，其实正是中国文化活力枯竭，经济实力不进反退的时代。嘉庆、道光两朝，国力捉襟见肘，其时最显著的现象是官吏贪渎，政府施政绩效甚差。川楚白莲教之乱，教众人数不多，而官军疲于奔命，耗时费力居然对付不了并无战斗训练的百姓。清军八旗已不再有作战能力，川楚之乱时是以绿营为官军主力。这一现象，实是清代后期满汉消长的关键。
另一方面，政府庞大的文官系统，除满人亲贵之外，主要由科举出身的汉人构成。科举制度有其程序性的公平，自古以来罗致了无数才俊入利禄之彀中。然而，科举取士，在儒家经典理论中尊崇朱学为唯一正统，知识分子终生背诵这一钦定的理论系统，其思维模式不免僵化。于是，清代社会上层的文化，其意识形态十分固定，难有调节的空间。少数特立独行之士想逸出樊囿，却难以打破这凝固不变的主要结构。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挫败。早在明代，中国经济已进入世界性的经济体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又被卷进列国竞争的国际社会。中国第一次面对国际新形势，却是以耻辱为入场的代价！这一经验影响了中国人的心态，从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惘然不知所措达一个世纪之久。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经历了中英（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以及“九一八”至“七七”日本大举侵华的抗日之战，共有六次战争。这些外患，规模一次比一次巨大，对于中国造成的伤害也一次比一次严重。相应于外患，中国也不断经历内争：太平天国、捻军、庚子义和团、辛亥革命、十余年的军阀混战、国民党北伐、国共内战，以至中共夺取政权。这些内外变乱，以时间前后排列，都有内外事故之间的呼应关系，一次外患之后，立即有一次内战，后者似乎是由前者引发的征候。
鸦片战争是中国第一次挫败。早在此役之前二十年，清廷已讨论鸦片之害，也下令禁烟。林则徐奉命查禁鸦片，其外交交涉与防御军务均有相当周详的措施。然而，清廷并未因此而有全国性的整体规划。此后，英军以少数兵力，在广州交涉不成，转航北上，纵横于中国沿海，竟如入无人之境。固然中国军队武器不如人，但鸦片战争失败的关键还是在于政府缺乏相互呼应的机制，官民城乡之间也缺少沟通与联系。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已不是一个整体性的国家，因为已没有可以动员的机制，也没有认知敌我情况的信息。中国是一个已经解体溃散的社会，不堪外来一击了。
一个社会的解体，反映这一群体没有了凝聚的共同意识。明代后期颇有对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明亡前后，有识之士更对中国文化有过深入的反思。但在清代康、雍之后，一方面思想定于一尊，另一方面烦琐学风占尽知识资源，再加上经济繁荣、生活逸乐，少有人能深刻地思考根本问题。于是，中国只剩下一个依靠习惯反射神经维持的肢体，却没有主导神经中枢的思维能力。
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是对于上述挫败的反应。洪秀全等人身处广州附近，对西方列强有一定的认识，也注意到西方文化中宗教意识的重要性，于是他们楬橥的主张，竟以“拜上帝”为号召！然而，他们的组织仍自囿于中国传统民间宗教团体的特性，又因当时社会上层与下层已有相当的隔绝，是以太平天国运动呈现了无法提升其境界的局限性，其精神资源不能与中国文化交融，其人力资源不能超越两广人口，也不能吸纳知识分子参加，反而激发了曾国藩、左宗棠组织以乡绅为核心的湘军，高揭捍卫儒家文化为号召，终于击败了太平天国。
义和团运动是另一模式。西方传教士随着炮舰进入中国，不以教义赢得群众的信仰，而是以武力为后盾，以经济力量为支援。传教士的传教工作，引发了无数“教案”，最后汇聚为义和团这次“本土运动”，盲目而又整体地拒绝外来事物。义和团运动因群众来自社会下层与乡村，其诉求的局限性不仅不能吸引知识分子，反而激起后者的反感。同时，前述政治组织的僵化与社会的解体，全国没有整体性，以致东南各省自保，各地士绅也自保。清廷对于义和团引发的八国联军，遂无法启动足以抵抗的资源与机制。
中国自海疆败于西方，痛感西方火器的威力，于是朝野都以为当前要务即为建立船坚炮利的国防力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太平天国之役中，学到了使用火器的实战经验，当时自强运动遂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可是，建设现代海陆军及国防工业的努力，经不起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两役的考验，中国南、北两洋舰队在实战中损失殆尽。痛定思痛，有识之士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领悟到国家的实力不能仅靠坚甲利兵，更须有国族精神的凝聚及配套的制度。因此，戊戌变法以维新为自强的途径，而此后梁启超的新民之说，要旨则在鼓吹新国家的新国民。
辛亥革命是人心思变的爆发点。孙中山的革命理念，若单纯在于驱逐满人，未必能超越太平天国。他的民权思想，能与黄宗羲等人的反思相应，民生的主张也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平均主义相应。民族主义的诉求，则触动当时全民悲愤的心弦，成为国民革命成功推翻清王朝的主要原因。民族国家的理念，发生于欧洲，是当时各族对天主教教廷体制的反动。中国皇朝是天下国家的普世秩序，中国革命则将西方的民族主义理念借来，以反抗西方殖民帝国主义。自此以来，中国建构国族的工作，遂不能脱离民族主义了。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仓促立国，数千年的皇帝制度从此终结，但是共和国体制并未落实，列强欺凌中国，仍旧咄咄逼人。支离破碎的中国居然没有亡国，也还是仰仗“民族主义”，甚至大小军阀即使彼此攻伐，却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引外敌侵略中国。
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权，对抗北洋。孙氏寄居海隅，无所依恃，却仍能号召全国，其实即因为他的理念正是“民族主义”与建国理想，是中国当时救亡图存希望之所系。孙氏逝世，国民党北伐能够成功，也是因为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这一情势，使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三支力量愿意与蒋介石合作，使北洋集团无力对抗，也使张学良挈东北归顺。
从“九一八”到“七七”，日本步步进逼，企图将中国一块一块吞下。但是，日本压力愈大，危机之下的中国救亡图存之心愈切。1937年开始的八年抗战，备极艰辛：中国准备未足，受忍无可忍的民气所逼仓促应战。上海一役，在三个月内精锐之师均已拼完，新创的空军也折损殆尽。此时，全民一心，本来不受中央号令的地方军阀，也全力支持抗战。开战之后第二年，战况即入胶着状态，双方拼的是耐力。中国国力不足，全仗地大人众，死撑了八年！中国折损兵员数百万人，包括将级军官一百余人；平民死于炮火轰炸者及因为逃亡而死于饥馑疾病者，不下三千万人。
这一次大战，中国人炼铸了强烈的国族意识。欧洲的民族国家，是以单一民族为基础。中国本是“天下国家”，在“中国”观念的普世秩序下，曾包含许多族群。中国固然也是一个文化观念，但其中也容纳了许多地方性的差异。20世纪的中国国族，竟形成一个世界最庞大的共同体！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由1921年建党时即已开始，在抗战以前，曾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荏苒十余年。抗战前夕，中共经过长征，已在延安建立了根据地。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兵变，扣留统帅蒋介石，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促成国共共同抗日。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中共的根据地不断壮大。同时，中共因为以农村为基地，学到了动员农村力量的经验，将国际性的共产党本土化，这是中共能够击败国民党的重要因素。毛泽东于1949年9月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那是一个经过百年炼铸的诉求，其威力莫可与京！
中国的儒家天下，是一个普世秩序，本来不必以国族为号召。自从秦汉帝国以来，“中国”概念必须容纳东亚这片大地上许多族群的文化。汉代的五帝系列，将各族收纳在一个可以串联的谱系，而以黄帝为统摄许多族群的祖先。这一个建构的血统谱系，遂成为清末章太炎等人用以代替清室年号的黄帝纪元。今日，许多汉人自以为是炎黄子孙，有些汉族以外的族群，也在建构其祖先与汉族同源的理论。近代中国建构国族的方向是聚异为同，恰好与欧洲近古诸族为了摆脱天主教秩序，而各自建构祖源的方向背道而驰。于是，中国革命由反满兴汉，演变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又转变为孙中山“内部各族平等”及“联合世界平等对我之民族”两项诉求。中国成为多元的庞大共同体，实为世上所仅见。
这一系列的转变，其演变的轨迹是：每次外来的侵侮，即引发内在的反应，一步一步由寻求实质的船坚炮利，走向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再从民族国家的理念演变成孙中山的多元秩序。从此，中国不必再完全套用西方狭窄的族群观念（如日耳曼人的德国），也不必借助信仰以笼罩诸族（如天主教的公教秩序），更不必以选民自居而排他（如犹太民族主义）。这是一条可以与今日“全球化”接轨的途径，也是一条还可继续开展的途径。
二、中国近代经济的改变
鸦片战争是英国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鸦片贸易、购买中国产品的偿付问题，掀起的一场战争。本书第七章已经讨论过，新大陆的白银经过大洋航道贸易运来中国，使中国有长期国际贸易的巨额顺差，促成中国沿海的经济繁荣。在嘉庆、道光年间，世界各处白银短缺，英国更因没有南美的殖民地，尤其缺银，鸦片贸易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支付中国货款的一项手段。
对中国而言，白银短缺，已导致通货不足，经济萎缩，而鸦片又不能代替白银作为通货。是以，鸦片战争对中国造成的灾害，不仅在于其本身的毒性，也害及当时中国的经济，使中国从贸易顺差一变为逆差。据魏源的观察，1847年外国输入中国的货物，不包括鸦片，价值两千余万元，而中国外销货品，价值将近三千六百万元，如没有鸦片的输入，中国还有巨额顺差。后来的贸易，从海关数字看，光绪四年（1878）以后已无顺差，自此到甲午战争，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每年至少逆差数千万。
更为深远的影响，则是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变。自古以来，农业作物及农舍手工业的产品，是中国市场经济之所寄托。凡此产品，经过农村市集，一级一级地集散与转销，达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这样一个市场网络，是中国资源与财富流通的管道。中国幅员广大，拥有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仅仗区间互济，即能有效运作。举例言之，江南的丝茧，经过牙行委托的人员在农村收购，集中在四乡八镇，然后由城市牙行大宗出售给来江南收购的丝商，运往别处。农村的农舍工业，也可以将茧缫丝纺织，甚至织成一般水平的丝帛绸料，供给城市的作坊加工，再运销全国其他地区。上述程序反向操作，则是以湖广的粮食或农产加工品，由农村经过乡镇，再经过城市集中，贩来江南，供应江南农村。凡此逐级集中再分散的产购运销机制，将中国各地的产品，有无相通，联结为一个巨大的市场网络。自从汉代以来，这一网络已经成形。明清市场经济发达，这一网络机制的运作，相当顺畅。晋帮票号、宁波钱庄及徽帮商人，都是在全国交换网络运作中，操持融资周转，谋取厚利。甚至江南的仓厅（米粮仓库）及大型茧行，不只是操作储存与收购的业务，也从借贷与垫付行为中，发挥融资周转的功能，从而促进产品在网络上的流通，以致财富在全国能流转与再分配。
19世纪，经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经济网络承受了严重的外力干预。1840年以后，鸦片贸易的数字，踞中英贸易的首位达二十年之久。此后又接续了欧洲产业革命的效应，大量机器生产的货品，运销中国，以其价廉物美排挤了中国的传统产品。中国农舍工业的产品种类繁多，包括织布纺纱、农产加工品（腌制食物）、竹木器，及许多家用消费品。其中，尤以纺织品及衣服、鞋类最为重要。“男耕女织”，即反映农村产业的分工。农村副产品的市场收入，在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结构中，占了不小的比例。欧洲产业革命，第一波产业恰是纺织业，洋布、洋呢，以至洋伞、皮鞋、洋烛、衣扣都代替了土产品。“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土布粗，洋布细。洋布便宜……土布没人要，饿倒了哥哥嫂嫂”，这一歌谣形容的情况，也正是费孝通《江村经济》报告中的农村凋敝。
1914至1919年的一战，使许多西方货品不再运销中国。中国人自己发展了本土的轻工业，例如：纺纱厂、面粉厂、火柴厂、肥皂厂、小型机械制造厂……这些工厂都集中在沿海通商口岸附近，不在内地。于是，内地农村依旧不能分润新兴工业的财富。不论财富是流向海外，还是留在沿海城市，农村的一般农户缺少了副产品收入，单靠耕种小面积农庄的收获，无法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
现代交通路线，铁路与公路皆能快速运输大量货物，直接联结沿线城市。于是，广大农村的传统市场系统，原本是一个笼罩“点”与“面”的网络，遂为“线”形的铁路、公路与水运航路切断割裂。当然，在现代交通路线尚未渗透的内陆地区，传统的市场网还可存在，只是全国的大网破裂，不但导致国家财富因为外贸逆差的漏卮而不断流失，也使国内财富的流转发生偏差，不能经过区间贸易，将财富不断重分配于各地区。任何国家本来就不免有区域的贫富不均，但这一巨大网络的破裂，导致中国从此沿海地区富足，内陆及偏远地区长沦贫穷。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更为显著。总体言之，中国外贸逆差，流失的财富，因此再无补偿。
清末民初，中国的几条铁路都借了外债；沿内河航运的轮船，也都是外商经营（如太古、怡和、汉清）。中国交通干道的控制，沦于外人手中，运费利润也成为中国财富的另一漏卮，而中国传统道路网上的车、船、马、轿、脚力、旅舍……种种产业的从业人员，无不失业，中国内地运输业为之萧条。中国传统市场网络，与各地转运息息相关，运输业衰落，则交通路线也就支离破碎，只剩小地区的当地交通与运输功能了。
巨大市场网络解体，在内陆还可见其残余的遗痕。20世纪30年代，杨庆堃调查邹平地区的市场结构，该地仍有定期的市集，农村居民在当地市集出售产品、购买日用品及若干农舍手工业的原料。这一个地区性的网络，涵盖一个县区以上的地域。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调查四川市集活动，报告当地市场有农村市集、镇市、城市，以至区域中心，至少四个层次的网络系统。
抗战期间，日军占领沿海城市及主要水陆交通路线，内地不再有对外通道，实质上又回到力求自给自足的国内贸易，上述多层级的货品集散网络恢复其功能。西南各省，原有“赶集”的活动，在抗战期间也恢复了。敌后的根据地，被日本军队巡守的公路、铁路隔绝为一个一个相当封闭的地区，区内物资的流通周转，又回到上述的多层经济网络，只是不再能与当地之外的其他地区联系成旧日全国性的巨网。
中国传统经济的市场网络，并不仅限于经济方面，也同时具有人才与信息流转的功能。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小圈子是生活共同体，为上述人才与信息之所始所终。19世纪中叶以后，全国大网络逐渐蜕变，而那些生活共同体，仍以不同面貌继续存在，数十个到成百个自然村，组合为一个多功能地缘团体：在晋陕为分配水资源的组织，在台湾南部是共享灌溉渠道的水利组合，在闽南为维持运销瓷器与土产品的供销市场，在北方是关帝或龙王祭祀圈，在客家地区是练武与自卫的村落联盟……这些功能，其实还是重叠的。在中国西南部十日赶场的圈子，犹保留其最初市集网的模式。到了近代，中国大陆的公社，台湾地方“选举”时桩脚角头掌握的“票仓”，无不代表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单元。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终于还是一步一步蜕变，广大农村农业与农舍手工业为基础的国内资源流失了。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逐渐进入更大的世界经济网络，西方产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此渗入中国，其影响所及，先是沿海口岸，然后是内陆大城市。
台湾在日据以后，农村劳动力为日资的农产加工业（如制糖业）吸收，资本主义株式会社的长臂伸入家户。另一方面，在日本政府所持“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下，台湾稻米生产仍是农村主流。但是水利、施肥、育种、除虫等改革农业的措施，又将政府的干预伸入农村。至于民间多功能的生活共同体，则仍是以“祭祀圈”、“水利圈”与“民防圈”（如六堆）继续维持其多功能的社会基层单元。
近代中国以城市为基础的经济，其最初发轫点，自然是舶来商品侵入中国市场。其他改变中国经济形态的因素，一是交通道路设施，一是现代工厂的生产。两者都由引入外资开始，再逐渐有中国自己的延伸发展。
先说交通设施的发展。19世纪，中国开放口岸以后，正值世界各处都有修筑铁路的热潮。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或借外资，或以自资，中国东半边先后修筑南北向和东西向的铁路若干条，亦即今日的津沪、平汉、粤汉、陇海、京太、浙赣等线。铁路加上长江、珠江等几个流域的内河航运及沿海航运，联系了中国东半部几个地理区域。这些长程交通路线，以其巨大运输量，构成另一经济网络，国内区间物资交流与国际贸易的交流，遂使中国经济市场改成以几个大都会区为集散中心，而这一经济运输供销的商品种类与之前大不相同。较之传统经济，近代经济体的内容复杂多元，也丰富多了。
第二项变化则是与上述变化相应的工业生产。中国近代工业最早为清末发展的国防工业，江南、福建、湖北各处的造船厂与军械厂带动了中国第一波的工业建设。虽然这些工业的规模不小，后来却难以为继，未有后续的发展。生产民生消费品的轻工业，则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主要部分，面粉厂、纺纱厂、火柴厂、电力厂、机械制造厂、化工厂、农产加工厂……先是外资经营，继之中国官民资本投入，纷纷出现于
虽然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规模与水平，于当时世界，均不过尔尔，然而凡此变化对中国造成的冲击则是十分深刻，也是不能逆转的。中国的经济呈现断裂，内陆与沿海、农村与都市、农业和工业三个层面，均裂解成为两个生产与销售体系。沿海工业都市的经济，逐渐延展进入内地，然而其溢入的速度，其实是相当缓慢的。在内陆腹地及大都会区之间的地区，传统经济形态仍持续存在。
1937至1945年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一方面传统经济形态的市场网络，又在内地及游击区再度发挥其功能，维持了中国抗战的耐力；另一方面，由沿海迁入内地的千百家“迁川工厂”，在西南重新装配，投入生产。这些残破的工厂，为中国内地的工业奠定了基础。因此，八年抗战，竟意外促进了沿海工业延展内地的效应，为1950年以后的中国工业化，发挥了催化作用。
三、教育制度的改变
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的变局，在军事方面，节节失败。即使清廷冥顽不灵，还是必须改弦更张，尽力对付。1862年，清廷开办了京师同文馆，次年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又次年在广州设同文馆，凡此学校都为了训练通晓西文的人才。清廷在1867年设立马尾船政学堂，1869年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训练工学人才。嗣后，又在各处设立军事学校及专业学校，目的则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京师同文馆以语文训练为主，希望有自己的外交交涉与翻译西文资料的人才。但是，李鸿章所见较远，主张除了语文之外，学生还应学习推算、格致及制器之学，亦即数学、天文、物理等学科，庶几由此培养科技人才，以为制造西方轮船火器等物。李鸿章计划于同文馆内设立“科学馆”这一新学校，但在大学士倭仁诸人反对之下，未能成功。然而，同文馆仍先后增加了数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等课程。由于有了这些措施，中国在1870年开始有了传授西方学术的学校。此后，许多军事学校，尤其海军学校有数学、机械、物理、地理等课程，形成另一股传授新知识的力量。
1874年，唐廷枢、徐寿等人创办的格致书院，其考试包括天文、算学、医学、制造、化学、兵器与地质等，范围已经不限于学习西方技艺而已。同时，西人教会在华创办了一些教会学校，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为例，先设西学、国学和神学，后来分别在文学、理学、医学、神学四个学院，开设西语、数学（代数和微积分）、格致、天文、化学、金学（今日的力学）、地学、航海诸项课程。天津的中西学堂，则开授工学、西学、矿学、机械、法律诸科。这些私立学校与教会学校传授的学科，已俨然后日一般文、法、理、工、医的课程，其关涉学问已不限于国防工业及涉外事务。
1898年，清廷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分设经学、文学、法政、商学、农学、格致、工学七科。有些省份也设立大学堂，如湖北两湖学堂（1902），分设经学、史学、算学、理化、法律、财政、兵事诸科。官立大学与前述私立及教会学校相比，仅多了“经学”一项。1912年，蔡元培创立新学制，大学有文、法、理、工、医、农六个学院。1917年，蔡氏出任京师大学堂改制的北京大学校长，则专设文、理两院，北大竟没有工、商、医、农四个应用科学的学问。
从以上发展可以觇见，中国的高等教育只花了一个世代，即已从狭窄的国防与外交取向，改变为与西方大学相同的教育制度。当时全国各处，大学、高等学校及各种工商法政医科等专科学校纷纷涌现，至1909年，全国已有一百二十三所官办高等教育单位，学生总数两万两千余人。这一数字，已超过全国举人以上有科名的人数。中小学及师范学校，在1907年时，全国有学校三万余所，学生总数一百余万人。再加上外国教会也在华办学，19世纪末叶，圣约翰、燕京、金陵、辅仁诸校的前身，均已成立。教会所办大、中、小学校，全国已超过一千余所，学生人数两三万人。以上清末新办学校及其学生数字，到了民国时期，持续成长。至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现代教育突飞猛进，公私立及外国教会设立的各级学校，增加十余倍，学生人数增加更多。抗战前夕，大学在校学生即达十余万人。自从1905年科举废止，学校教育遂为中国教育体系的主流。
新学制的学校课程，本是由西方移植而来，在经学一门消失后，新制的高等教育已与中国传统的旧学失去关系。中小学的课程都是为了升学而设。高教完全“洋化”了，中小学亦随之“洋化”。小学启蒙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所谓的“三百千千”，一变而为“人、手、尺”，再变而为“小狗叫，小猫跳”。中学的课程，国、英、数、理、化、史、地……其课本均以现代知识编制。这样一个教育体系，是从西方教育思想孕育，也以西方教材为蓝本。教会学校的教材，往往直接由外国移植，甚至还以外文教学，以江南的一所中学为例：其英文课本是印度出版的英国教科书，化学、数学是美国出版的大代数与解析几何，生物学是美国出版的生物学概论……学生修习诸科目中，至少三分之一为英文课本。
如此教学方式训练出的学生，其知识水平，在西方国家也属上乘。但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在中国的内地农村却不仅无用武之地，而且还可能有严重的疏离感。凡此学生，只能在沿海大城市生活，已不能再回到内地的故乡。研究中国19世纪与20世纪中国教育的学者，都曾注意到这一问题：内地与沿海、农村与城市，其实已经断裂为两个世界。内地农村的中国，已失去了这些受过近代学校教育培训的子弟。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校的分布大致是：乡镇有小学；县城有中学；省会有高中、专科、师范，甚至是大学；大城市有大学；平、津、沪、宁有最好的大学。循此阶层，小学毕业生不再回到村落，中学毕业生不再回到乡镇，专科以上学生不再回到县城，大学生不再回到原籍的省份，学成归国的学生更是群聚在四五个大都市。
回顾传统的科举制度，中秀才的仍在原来乡村，举人大多在家乡县城，出仕的官员退休离职后，不仅回到本籍，大多还回到老家。受过教育的人才，仍以故乡为归属之地。这些地方精英，在家乡是领导者，他们彼此之间又有庞大绵密的网络，保持联系，交换信息。最足以说明的例证，当是曾国藩等湖南士绅，他们在本籍一呼百应，彼此声息相通，遂能以湖南一隅的人才组织为湘军。辛亥革命前后，各省各县的士绅，纷纷主张立宪，终于响应革命，此事亦足以显示地方精英群能够发挥的功能。
近代教育制度，导致知识分子与故乡本土疏离的现象，不是中国独有之事。波兰与俄国在向西欧学习时，也曾有过同样的现象，英文“intelligentsia”一词，即指上述的东欧知识分子。印度在“英国化”的过程中，也有大批失落无根的知识分子。不过，中国太大了，整个中国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上述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断裂的情形，至今依然存在。受过教育的人口，在沿海及城市工作，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内地乡村人才流失，导致内地乡村的人才荒——颇像肥沃土壤流失后，土地贫瘠。
中国走向现代世界，为此付出重大代价：一方面，不能因为恋恋本土而停住脚步；另一方面，内地乡村的荒芜与贫穷又亟待改进。抗战以前，有些内地地区，努力建设本土（例如广西、山西、豫西），但是绩效不彰。抗战期间，一些敌后的根据地，在封闭的状况下，外来的领导者也尝试重建当地的经济与秩序，但这些一度自给自足的地区，一旦在战后与外面接触，依旧又为沿海城市挤在边缘。也许有待沿海城市的变化，扩散其效应，以致“内地”与“乡村”都相对地逐步减缩，这一两难之局方有解决的希望。
若从近代教育成功的一面言，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拥有两三个世代的优秀人力资源。在学术与教育界，中国已有几所相当优良的大学与研究所，作育下一代英才。中国第一流大学的学生，出国在欧美最优良的学府深造或教学研究，都不逊于当地最优秀的学者。近代的学术研究，已在中国生根。中国的研究与研究机构，为数不多，却也已颇具水平。有几门学科，例如考古学、地质学、数学，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已卓有成就。
在中国工业化的途径上，近代教育已为中国培训了不少够格的专业技术人才。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中国建筑铁路与港口还须仰仗外籍工程师；在20世纪中叶，中国的建设人才已不假外求。同样的，在冶炼、机械、化工、纺织等制造业，中国学校训练的技术人员，已完全可以操作自如。永利、久大化学工业集团更有侯德榜（1890—1974）这样的人才，自创了侯氏制碱法，获国际同行尊敬。
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南京的国民政府罗致不少留学生为高级人员，也创设了不少大学，训练中层干部。这一批有现代化知识的人员，组织了一个崭新的行政机器，其质量与世界别处的政府相埒。在国民政府十年建设期间，中国有了统一的货币及中央银行，税赋制度也日趋健全。资源委员会拥有一批十分优秀的工作人员，寻找矿藏，整理河川，建立了工业体系，使上游下游的企业得以整合，以致在不到十年之内，中国有所准备，得以应付即将爆发的抗战。抗战军兴，数百家沿海地区的工厂，拆卸设备，迁入内地。凡此成就，都是由于中国曾花了半个世纪，建立了一个优质的近代教育体系，虽然其规模还不够用，却已能发挥一定的功能。
黄仁宇曾提出：国民政府为中国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的上层结构。中国的近代教育建设，毋宁是这一上层结构的主要力量。黄氏指出，1949年后则建立了以农村为基础的下层结构。这两层结构的整合，尚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只有在上下两层焊接时，中国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的断裂，才可能成功地融合。
四、近代中国的武化现象
中国历史上，汉末三国与残唐五代是武人的时代，不仅军阀割据自雄，而且国家权力全由武人掌握，为时都超过一个世纪。近代中国，也是一个武化的时代，从太平天国湘军崛起至20世纪中叶，为时也有一个世纪。
此处所谓的“武化”，意指军人（包括由文人转任的将领），以武装力量取得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并且逐步攫取经济资源，主宰部分甚至整个国家的权力。近代中国武化过程，当是由湘军崛起为其起点。
清人入关，以武力征服中国，其武装力量在满洲部落制。满汉蒙古八旗不过二十余万人，但全族皆兵，全族也都是中国的统治阶层。这是部族的武化。至康熙年间经营北疆时，八旗还是作战主力，汉人不过是陪角。乾隆时期，八旗子弟耽于逸乐，已不能不以汉人的绿营为军队主力，当时几次大征战，无不以满族亲贵功勋指挥绿营兵将。嘉庆道光以后，则汉人将领已是作战的主角了。
太平天国起事，风起云涌，由广西席卷北上。清廷官兵，只有蹑从，不能阻挡。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以在乡文人，一无凭借，居然能号召乡人组织湘军，与太平军周旋千里，最后竟以民间“练勇”平伏了太平天国。这一次武装运动，颇有前所未有的特色。一则，湘军之起，全由民间主动，清廷官军只是配合行动。湘军的营制、训练、补充，全由曾、左等人自己规划操作。各级将领不从常备军中调来，全由湘军领导人物邀约亲友门生担任。将帅之间均以私谊联系，不属政府军令部勒。二则，湘军粮饷，除了初起时接受官文、胡林翼等地方官员的支援，后来全由自己筹办。军械后勤，也一概自己办理。三则，湘军将领在作战行军时期，由清廷畀以地方封疆大吏的名位，有动员当地资源的权力。
平定太平天国后，湘军、淮军将领纷纷出任东南督抚，彼此呼应，宛然一方诸侯。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东南督抚竟能联省自保，不受朝廷指挥。清末，积极从事自强运动之督抚，也不外湘军及后起淮军的领袖。他们能拥有庞大的自主权，即在于湘、淮两系军事力量已掌握了足够的权力，并以此权力动员外省资源，不必仰仗中央的授权。
湘军初起，编制为“营”，每个营先是以五百人为常，由营官自己发动乡民参加。曾国藩率领门生子弟十余人，组织十余营，全军也不过数千之众。湘军与太平军缠斗，自湘南沿江东下，战线拉长，军队也随之扩大，到战争晚期，湘军遍布长江中下游，人数多达三十余万。再加上左宗棠在浙江及李鸿章在江苏的队伍，这一以湘军为主的武装力量竟不下五十万之众。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曾国藩解散大部分湘军，但李鸿章组织的淮军继起而为主力，左宗棠又以一部分老湘军，组织西征新疆的队伍。这一系统的力量，仍不下二三十万人，分布地区则更扩大，北至直隶，西至陕甘新疆，南及东南、华南各省。甚至台湾也有刘铭传携来的淮军，而“台勇”则是附属于湘、淮军的台湾民兵，曾由台中林文察、林朝栋父子率领，在大陆作战。
湘军筹饷的方法有二途：一是在交通要道设卡收取商贩的厘金；另一项目的收入，则是朝廷授权出售空白札状，以官职名衔博取捐输，实际上即“卖官”。此外，军队在驻地强征勒捐，取给于民，即使未获政府许可，也公然为之。湘军与淮军系统的督抚，运用这些不在政府正常税收之内的财源，启动了自强运动的建设：江南制造局、马尾船厂，以及各地的电灯厂、电报局、轮船公司、铁路等，中国进行了第一波工业化。同时，这一系统的曾、左、李等“名臣”，扩大自己的地盘，也扩大了手中握有的权力。凡此事业，其实都从湘军几千乡勇的武装力量增长蔓衍而来。
曾、左、李诸人之后，张之洞与袁世凯等人的势力崛起。张之洞以湖北为基地，编练了新军，人数不下七八万人，再配合汉阳铁厂、兵工厂及各种新学校，长江中游俨然是江南、华南之外另一新政基地。湖北新军，后来发动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
袁世凯的势力，更是完全建立于军事实力。他奉命在小站编练新军，后来又以直隶总督身份，扩大自己的军队，编成的北洋六镇，兵力不下十万，是京畿附近最现代化的军队。袁世凯配合以天津为中心的各种实业及农场，手上掌握了当时北方最强大的实力，在清廷对他猜忌之时，他以退为进，回河南原籍“养病”。然而，武昌新军起义革命，清廷指挥不动北洋新军，还是必须找他出山。借此时机，袁世凯逼清帝逊位，再以手握之重兵攫取民国总统，最后又窃国称帝。凡此种种翻云覆雨的手段，其实都凭借那一支效忠于他的北洋军。
袁氏称帝不成，愤懑而终，北洋集团并未解散。北洋将领冯国璋、段祺瑞、曹锟之徒，在外为督军巡察使，在京则争夺元首位置。民国初年，军阀夺权，扰攘十余年。北洋一系，在各省都有分支，各自不断扩充军队，其衍生的军力，人数不下五六十万，俨然近代民国最大的军事集团。北洋一系，又分化为皖、直诸系，彼此争衡。第二代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人，分别盘踞华北、华中、东南，同样是依恃武力盗窃国柄，统治中国核心的大部领土达十余年之久。
北洋之外，东北张作霖握有的奉军，军力逾十万，与北洋直系争夺政权，两度入关，据有中央，号令四方。奉张在东北发展武力，不仅有陆军，还拥有一支小型海军及若干飞机。奉军的沈阳兵工厂，在当时规模最大，其他的工业力量也十分雄厚。张作霖以此实力，在北洋皖系与孙中山的南方政权之间，左右逢源。他身死皇姑屯，“少帅”张学良归顺蒋介石，遂使蒋氏能瓦解当时的敌对力量，一举统一中国。
山西阎锡山，依恃山西表里山河、易守难攻的地形，闭关自守数十年。阎氏拥兵不下十万，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由北方径袭北京，嗣后又联络桂系李宗仁、西北军冯玉祥，发动反蒋的中原之役。中原之役失败后，阎氏又退回山西。在抗战期间，阎氏依违国共与日伪之间。
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以巡防营的力量，据有广西，继承旧日桂军的势力，挽广东上游，雄踞西南。他们与蒋介石并肩北伐，建立功勋，但后来又与冯、阎联合反蒋。抗战期间，桂系部队是第五战区主力，守住川江大门，但仍以广西为基地。这一支武力，也有数十万之众。
冯玉祥出身行伍，先在北洋军为中级军官，后来收编胡景翼部队，独树一帜。他一生敌友更迭，屡次反复，转战各地，没有固定的地盘，最后方以西北为基地。冯氏拥兵，最多时亦有二十余万众，但其势力大起大落，并不稳定。北伐时，冯为蒋介石盟军，但北伐之后联阎锡山反蒋，又弃阎就蒋。然而，冯氏仍是当时一股不容忽视的武力。
孙中山于袁世凯称帝后，在南方组织政府，但因无自己的武力，依靠桂、粤、滇军支持，常受挟制。孙氏遂取得苏俄援助，成立黄埔军校，委任蒋介石担任校长，以五千支步枪起家，组织了国民党自己的武装力量。蒋氏以此为基础，扩张为国民革命军，东征陈炯明后，旋即北伐，完成统一大业。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效忠蒋氏。定都南京时，蒋氏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拥兵数十万，成为中国核心部分的统治者。北洋瓦解，蒋氏在国民政府，长期保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掌握军权。国军即党军，而党军又效忠蒋氏，形同私人部属——这是蒋氏独裁体制的资本，国民党元老都不得不对他俯首服从。
孙中山开府南方，赤手空拳，凭借着国人对革命的期盼及其个人威望，虽可号召四方，终是寄人篱下，无法开展。蒋氏在国民党中本无声望，但以黄埔军校，遂翻飞不可复制。蒋氏的发迹，充分显示“武化”的效应。北伐之后，各方军事领袖曾会议整编全国军力，蒋氏所提方案是缩编全国兵力为八十万人，但未得实力人士支持，而且蒋氏志在保留自己实力，减缩其他部队，遂引起各方对蒋氏不满，爆发为中原大战。冯、阎、李三派合力反蒋，双方投入之兵力，不下百万之众。这一数字，还未包括力量较小的若干地方军队，例如四川境内各占“防区”的军阀。当时，中国各处武装力量的总数应在一百五十万人以上。
中共在北伐以后，旋即将原来分散的武力，集中于江西苏区，与南京国民政府战争不断。中共组织的红军，为数不下二十万之众，到了红军长征由江西出发时，加上张国焘部，全军还有十五万人。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抗日，共产党军队发展的敌后游击区，总兵力号称九十万人。抗战期间，日本扶植的伪政权有“满洲国”、北京的维新政权及南京的汪精卫政权，三者各拥有武力。其中东北“满洲国”的兵力最大，战争结束时，号称有四十万之众。
中共地区与伪政权地区的兵力，已不为少。中央政府的主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于八年抗战的第一阶段，以血肉硬拼，在淞沪、徐州、武汉、台儿庄诸役，精锐尽失。武汉失守后，师老兵疲，弹尽援绝，然而仍缠斗不止。八年抗战，中国军队伤亡不下三百万，则经常维持的军力应不下三四百万人。因此，在抗战期间，全中国不同政权的武装兵员人数，当有七八百万之数。在中国历史上，这样规模的武装力量，应是空前的。
抗战结束，国共内战又起，双方大军会战，动辄有一二十万兵员。国共三大战役中的辽沈（锦西）之役，国民党军队的大兵团五十余万，完全溃散；淮海（徐蚌）之役，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不下五十万人，包围黄维几个大兵团，双方对敌的人数可能超过百万。大陆易手之后，中共的几个大军区，都拥有数十万军队，全国可能有超过三百万现役军人。国民政府迁台，大陆时代的残余部队，渡海来台者还有九十余万人。这样大规模的现役战斗部队，也足以令人咋舌。
综合言之，中国从太平天国战争以来，一步一步走向“武化”，不仅军事人口逐渐增加，而且谁掌握了武力，谁就能攫取经济资源及政治权力。即使发展实业与教育，也必须在“武化”的环境下始得有建设的机会。一百年来，中国长期战争，国土分裂，全国资源分散，国家积弱不能振作，然而刘铭传在台湾、张謇在南通、卢作孚在北碚，都以有限的地方资源推动地方建设，在一个时期内有所建树。南京时代的十年建设，是在蒋介石军事独裁下进行；广西与山西能有其地方建设，是分别在桂系与阎锡山的军事统治下进行的。甚至在抗战期间，大敌当前，有些内地农村地区（如豫西）和敌后游击区的地方领导人，仍能有所兴革，在无可奈何之中，维持一时一地的安定。凡此，皆可觇见中国在分合之际的韧性。
但庞大的武力，终究是人力物力的浪费。中国百年来建设不如人意，其中有相当程度是由于耗费巨资于维持武装力量。中国近代，其实是以武力“强制”的时代，居然借此手段还维持了百年之久，而未为外人吞灭。此是历史的吊诡，其实并不是预定的，更不是预知的，也不应以此为理由，支持“武化”为常态。
五、都会文化的勃兴
19世纪和20世纪，今天中国的著名都市逐渐涌现。第一级的大都会是上海，独自一级，无与伦比。次一级的则是北京、天津、南京、沈阳、广州、武汉、厦门、青岛。第三级是重庆、西安、哈尔滨、昆明、福州、宁波、太原等。真正可称为大都会的城市，只有第一级与第二级，至于第三级的城市，都是大都市外围的区域中心。
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大都会，唐代的长安、洛阳、扬州，宋元两代的汴梁、杭州、广州、泉州，明清两代的南北两京，都算得上是当时世界级的都会，人口众多，商业兴盛，与同时代欧洲与中东的都会相比，全不逊色。这些历史上的大都市，大多或是政治中心，或与国际贸易有关。至于一般区域性中心的城市，则几乎均是政治性功能为主，兼具一些商业功能。
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都会，除了南北两京，都是因国际贸易而勃兴。上海、天津与武汉，原来不过是小城镇，其勃然兴起成为重要都会，全因为它们是通商口岸。上海是尤为特出的个例：它原是一海隅县城，因缘际会，竟一跃而握中国都市的牛耳，堪称时代异数。
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贸易，其性质与传统的中外通商不同。过去中外贸易，来华外商都是商贾。清代晚期，西方崛起，中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武力胁迫下，开埠与外国贸易。西方世界挟其产业革命的生产优势，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强大经济力量，置中国于下风。西方势力排山倒海而来，切入中国的缺口就是这些开辟为商埠的口岸。于是，这些口岸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也将其接受的外来影响，转输于中国内地，范围包括商品、产业、制度与理念。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过程，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脱胎换骨，这些通商口岸的大都会，毋宁是输血送药的输送口。
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厦门，都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租界，或类似租界的外人集居地（如厦门的鼓浪屿）。在这些都市的租界地区，中国官府权力所不及。最庞大的上海租界，包括英、法、日人的居住区，占地广袤，外人组织“工部局”管理租界市政，俨然外国领土。租界内外商云集，有各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号为“洋行”。外国银行如花旗、汇丰、道生、正金、荷兰、法国……操作汇兑、借贷、投资与一般的国际贸易。因此，这些都市是现代国际市场经济圈的一部分。托庇于外人夺取的治外法权，这些都市既是国际的，也是中国的，其两属特性，使外商拥有掠夺中国财富的特权，然而也使都市居民有一避风港，逃避中国的战乱与不良的政治。
在这些都市，中外资金建立了轻重工业。大量劳工与小职员群聚都市，形成中国前所未有的弱势人群。这些劳工的抗议活动（罢工、罢市），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同时，大量流动人口，使这些都市成为秘密社会活动的温床，传统的漕帮（安清道友）与洪门（天地会、小刀会等）以上海为主，又延伸到其他口岸，形成地下社会的强大势力。于是，这些都市又有一个官府与地下社会重叠的权力机制。凡此，中外、官民，三管又不管的特殊状态，使这些近代口岸都市拥有不受管束的活动空间。
这些口岸都市的居住人口数量陡增。经过一个多世纪不断吸纳内地各处人口，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厦门与南北两京的总人口，已以千万计。其外围延伸的江南地区、渤海平原及珠江三角洲，有两三倍于这些大都会的人口。内地各区域中心，其总人口又是千余万。大都会、大都会的腹地，以及内地的区域中心，这三类地区所有人口的总和，约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地区增长的人口，多是陆续从中国内地迁移来的。从18世纪以来，中国人口滋生迅速，多余的人口纷纷移往西南省份、内地山区、东北满洲旧地及内蒙古地区，上述都市也是另一人口移徙的尾闾。然而，这总人口中十分之一的人群，却是引导中国近代蜕变的主要力量！
这些大都市，绝大多数有铁道、公路、海运与河运相通。北京、天津各有南北向的铁路通往南京与武汉，再由武汉通广州，南京通上海、杭州；横向方面，北京通太原、张家口、包头、沈阳，再由沈阳，北通哈尔滨，南通旅顺、大连。陇海铁路东端由连云港通郑州、洛阳、西安；浙赣线由杭州通江西，又延长到柳州。南北海运，连接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宁波、厦门、广州、香港；长江航线由上海溯航南通、南京、九江、汉口、宜昌、重庆；西江航线由广州西达广西。这一个巨大网络笼罩了中国东部半壁河山，全国人口至少有四分之三，居住在这一地区。
近代中国的工业，几乎都在这些大都市的周边。江南是面粉、纺织、火柴、陶瓷、电器、机器、造船诸项工业集中之处，而上海周边又是江南工业的中心。天津是化工工业、毛纺工业的中心，汉口是钢铁、机器、日用品工业的中心，广州是烟草、纺织及一些农产加工工业集中之处……在这些地方，外资首先投入建厂，中国官私资本接着也纷纷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舶来的商品运入这些口岸，加上这些地区的工业产品，由上述水陆运输路线，四向运入腹地，供应全国日常生活的工业制品，决定了一般人民的生活方式。近代中国人的消费文化，其品位与时尚，是以北京、上海、广州、香港为榜样，主要即由于消费商品来自都会区。而上海，尤为榜样中的榜样。
近代中国的大学，几乎全部在大都会地区。北京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北师大，南京有金陵与中央大学，天津有南开，上海有交通大学、圣约翰、东吴、同德、同济、复旦、光华，武汉有武大、文华，广州有中山、岭南，重庆有重大，青岛有山东大学，厦门有厦大……这一名单几乎列举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好的高等学府。五四运动，由北京诸大学发动，影响遍及全国。北京崇尚西方学问，南京崇尚国故，南北学派的辩论，曾是中国学术界的大事。上海的大学最为注重西洋语文；上海的医学院，也是中国医学教育的重心。交通大学培训的工程学科人才，是中国近代建设的主力。中国近代的学术界，其研究的成果与培育栽培的人才，都从这些都会区，辐射于全国，又从全国吸收了最有潜力的青年学子，不断扩大了读书人的阵营。
都会区最重要的功能还是在观念、信息的汇聚与放射，出版事业即发挥了这一功能。中国是纸张与印刷术的发源地，观念与信息的传布，历史上不断有之。近代西潮来袭，若仅在高等教育周转，其影响之于社会，还只能是间接的。经过迅速印刷，大量发行，许多新知识与新观念始得传布散播于全国社会各阶层。出版事业于推动中国的蜕变，其推波助澜的力量，实不应为历史家轻忽。
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嚆矢，当为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于1815年在马六甲出版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该期刊一部分供南洋华侨阅读，一部分送到广州，在广东知识分子圈内流传。1833年，传教士在广州编辑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家报刊。1861年，《上海新报》创刊，不但是中国人自出的第一家报纸，而且是在上海发行，自此以后，中国出版事业的重心就转移到上海。1872年，《申报》创刊，广受市民欢迎，这一份报纸执上海新闻业牛耳历八十年不衰。上海的报纸，已以广告为其重要收入。这种企业化的经营方法，使新闻业有了自己的财源，不必再依赖官府或教会的支持，于是媒体保有自主与独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获得言论的自由。此后，上海一地主导了全国舆论。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天津的《大公报》《时事新报》，都是全国性的大报，读者不再限于一个城市。
在上海出版的定期刊物，数十年中，此起彼落，为数甚多，性质也多种多样。其中能够引领一时风气的刊物，则为1896年创刊的《时务报》及1915年创刊的《青年》杂志（不久迁往北京，改名为《新青年》）。前者是维新运动的喉舌，后者是新文化运动的鼓吹，两者在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史上，都是划时代的里程碑。《新青年》的姐妹刊物《科学月刊》，由一群科学家联合创办的“科学社”发行，继续出刊了三十五年之久，是中国最重要的科学刊物，推广科学知识，功不可没。编辑《科学月刊》的“科学社”同人，遍及各学科，诚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科学社团。《科学月刊》的余波，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还有同一名称的刊物。《新青年》与《科学月刊》推广的理念，亦即自由思想与科学主义，对中国近代思潮有深远的影响。凡此理念的辐射，其源头即在上海，由此传达到各处的都会区。
出版业的主干是书店，其业务为出版发行、门市销售。上海的出版业居全中国之冠。香港、澳门本是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基地，自清末以来，上海取代港、澳，除了江南制造局译印西文科技书籍外，19世纪末，民间已有同文书局的石印书籍。1882年，申报馆以机器大量印刷，使读者能低价购买国学、西学书籍，上海的书籍竟能北运，供应北京、天津的市场。甲午战争之后，民间向往新学，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应运而起，发行英文教本及华英字典。商务出版的另一重要书类是翻译的名著，例如严复的《群己权界论》和林纾译的文学作品，均在全国风行一时，具有极大影响。商务出版的第三类书籍是学校教科书，为全国学校普遍采用为教材。商务发行的刊物中，《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及《少年杂志》四种，在不同的领域，为不同的读者喜爱，其中尤以《东方杂志》的影响最为显著。
上海的棋盘街是出版业集中之地，到了20世纪30年代，已有商务、开明、世界、正中、广文、广雅、申昌等书局，出版的书籍，由四部经籍到儿童读物，涵盖了中国出版品的绝大多数。上海之外，其他地方的出版品，不到上海出版数量的零头，但是上海的书报期刊与教科书，经由本节所涉都市网，发行于全国，也因此界定了近代中国的学术水平与阅读趋向。
大都市网也是戏剧电影等表演艺术茁长与传播之处。京剧是乾隆末年徽班进京，在北京发展而成的精致剧种，然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京剧的表演中心已移到上海，即使优秀演员可能在北京成熟，还是须在上海演出方可成名。当时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程砚秋等人，无不在上海的菊坛成大名。抗战胜利以后，地方剧种越剧的优秀演员袁雪芬在上海演出，采撷京昆长处，提升了越剧的境界。明末已经成熟的昆曲，本来已经式微，于民国初年又在苏州复兴，但仍须俞振飞等人在上海演出，始能重建昆曲的艺术地位。
电影初映是在天津的“权仙影戏园”（1906），仅是游乐园的项目，影片是外国拍摄的短片。上海于1921年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剧情长片《阎瑞生》，描述当时一起谋财害命的凶杀案。自此以后，由默片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上海长为中国电影的首都。在抗战期间，内地拍摄影片为数不多，上海租界仍是电影制作中心，迄于50年代，香港始崛起为电影的重镇。在20年代至50年代，随着时代的转移，上海电影的主题不断改变，于民族主义、社会问题、爱情与煽情、抗议与革命……无不有之。上海拍摄的影片，在各地的银幕带动了观众的哭笑悲欢。
综合言之，中国都会网以十余城市为主，是19、20世纪中国的主导部分。这一大网，以上海为龙头，拉动中国都市人口的蜕变，无论理念、品位与生活起居，都由传统转变为今天我们熟知的形式与内容。沿海都市与内陆的腹地，有文化的断裂，但同时内地也逐渐为沿海都市拉进蜕变的过程中。中国的演变，有人称为“西化”，也有人称为“现代化”，其间功罪，终究难有定论。
六、时代思想与文化变迁
中国在西方列强与日本的屡次侵犯之下，痛切感受时代的变化，是以李鸿章感叹，中国正在遭逢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感受的挫折与沮丧，决定了中国公私行为，有百年之久。龚自珍与魏源分别代表了两种态度。龚自珍返求诸己，指陈中国本身的毛病在皇帝制度与知识分子的科举文化，并且从“公羊三世”理论，引申中国正在“据乱”衰世。魏源则着眼于“知彼”，从西洋文化与制度，寻找彼伸我黜的缘故，是以撰作《海国图志》，俾使中国人知道对手的情形。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人，由实战中获得西洋军械机器之利，实践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但是须在张之洞时，始折中中国与西方文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正人心”维持中国伦理道德，以“开风气”学习西方技艺制度。这一态度，实际上代表了不止一代中国人的思想方式。
维新巨子康有为则从“公羊三世”之说，解释为由乱世经过小康，迈向大同的进步论。他的理论杂糅儒、佛形上之学与有限的西洋科学知识，并且以此主张，建立了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康氏遂将西方文化社会当作比中国更为进步的社会。
同时代的严复（1853—1921），毕生最大功业是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名著为中文，其所译书籍中，最有影响的一部书当是《天演论》。严复选择了赫胥黎（1825—1895）若干有关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论文，再参以自己的意见，介绍达尔文（1809—1882）的生物进化论，发抒“物竞与天择”的“自然淘汰”观念。严氏从社会进化论更引申为世界列国的竞争，提醒国人必须努力争胜，方能自强保种。严氏《天演论》的问世，稍后于康氏“三世”之说。严氏介绍的“演化论”，不啻为康氏提供了理论基础，康氏遂在《孔子改制考》中，吸纳了严氏理论。梁启超更是依据严氏演化之说，鼓吹政治求维新，文化求进步。当时知识分子，纷纷接受这一社会进化论的观点，以“进化”为标榜。于是，中西文化之争，本是对立并行之势，自《天演论》出，即一变为中国文化落后，西洋文化进步，中西之间是高低先后的差别了。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撰述最丰富的学者，其著作不下千万字。他自己坦承，身处“学问饥荒”的环境中，对严复介绍的西方学问，具有强烈兴趣。因此，终其一生，凡所鼓吹，无不带一个“新”字。维新变法之外，梁氏的“新民”说，更力求界说新的国民，建构中国国家意识，其要旨是将中国以文化为定义的“天下”，改变为世界列国并存，亦强调政治主权的主权国家。梁启超的“新民”，自是以西方国家模式代表最进步的阶段，将传统的中国模式抛在进化过程应予淘汰的旧邦。但是，梁氏在1918年访问欧洲，目击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例如贫富悬殊、物欲流行），又认为必须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以矫西方文明的缺失，竟将中西文化再次放在对立并行的地位了。梁氏前后所持的两种不同态度，至今仍有不少人依违于这两端之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一运动包括三个成分。第一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其中极端者更标榜全盘西化，将线装书丢进茅坑。第二是推动白话。第三是胡适提出的，引进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以救中华。前两个成分是扬弃过去，后一成分是迎接现代，整个命题是为了中国进步，依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为人类社会有进化的方向。中国为了自存于天地之间，必须发展与西方一样的模式，庶几走向现代。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将西方文化与“现代”间，画了一个等号。到20世纪中叶，“现代化”之说风靡全球，其思维方式也还未脱此窠臼。
五四运动扬弃传统与提倡白话文学，有不少人反对。张君劢（1887—1969）、梁漱溟（1893—1988）及南京的“学衡派”教授，都有严重的质疑，引起所谓的“中西文化论战”。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的形态，也有一番论战，主要是围绕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历史演化过程，尝试将中国社会的变化纳入其所谓“历史规律”的演化模式。至于张君劢等人与科学主义者之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则是另一回合的中西文化之争。究其大旨，为外扬科学，贬“玄学”（形上学的思辨）。此处的“科学”，其实是一种科学主义（scientificism），反映19世纪对于科学探讨的乐观信念——甚至近于宗教性的信仰！
凡此社会进化论与科学主义的信念，笼罩中国知识界有近百年之久，至今未见消减。在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方面，这两项信念的影响，其实相当程度地误导了文化与学术的发展方向。
五四新文学运动，主要成果是以白话代替了文言，成为近代中国文学的载具。这一转变，切断了中国文学的过去与现在。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相比，两者涵盖的时代，胡著为1873年至1923年，钱著为1911年至1930年，都关注五十年来的学风变化。然而，二者论述的角度却大相径庭：胡著以进化方向，置白话文为演化趋新之所必至；钱著则认为变化不必就是切断前缘，即使古文的文学著作，也有其变化的过程，其着重点在于延续，而不在断裂与扬弃。
今日回首反顾，白话文确实已成为今日中国文学的载具，五四新文学运动已获得胜利。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文类之中，诗最是精炼的语文，毋宁应是检验语文的指标。白话诗作臻于不朽的作品，至今还是寥寥可数。是则，白话文在切断数千年文学遗产的血脉后，是否还有足够的滋养？仍是一个疑问。
白话小说则著作宏富，颇有可观的成绩。然而，白话小说因与说书有一定渊源，早已有了口语的小说。在清代中叶，《红楼梦》《醒世姻缘》等巨著，虽与说书全无关系，也皆以白话撰作。清末至民国，出版业发达，都市人口众多，长篇小说、短篇故事颇有市场，又有荟聚城市的文人应运而笔耕为生，于是各种作品纷纷问世。其中，固然有严肃的创作，为文学而文学，但数量最大的小说类，还是供应世俗消遣的文类：社会小说、侠义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的爱情小说……凡此都以白话为其载体。然而，由清末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些作品大致有一个演变过程，亦即从浅近文言渐变为文白夹杂，最后才是纯粹的白话。这一过程，还是反映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
再以舞台剧的发展言，新文学运动的舞台剧（话剧）是经由日本间接移植了易卜生（l828—1906）等人的西洋舞台剧。纵的方向，未能与中国元明以来的戏曲传统接轨；横的方向，也未能汲取希腊古典与莎士比亚戏剧的西洋传统，以致滋养不足，至今不成气候。
若跳离新文学运动的圈子，近代中国的京戏与昆曲，都有过一段自己的演变。在市场经济的需求刺激下，这两项剧种都从传统中成长，又不断汲取新的资源，于是蔚为十分精致的表演艺术。参与中国传统戏剧工作的文人学士与演员，大多是旧学优良，又不拒绝改革，遂能取精用宏，左右逢源。这些表演艺术，并未受文学革命的影响，堪称顺应时代，自求多福的例子。
电影是新兴的表演艺术，其技术完全来自西洋，至于中国影片的题材则颇为传统。民国早年拍摄的影片，包括民间奇闻（如《阎瑞生》）、社会伦理故事（如《恋爱与义务》），相当接近传统稗官小说（三言二拍）的情节。后来，又赶上时代气氛，而有抗议社会不公（如《渔光曲》）及伸张民族主义的爱国片。抗战期间，爱国影片尤为一时之兴，抗战胜利后，又有叙述流离之苦及战后迷惘，以及表达百姓对于不良政治抗议的抒情作品（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年离乱》）。凡此作品，吸收了外国电影的手法，又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主题，则也可称为糅合中外古今的艺术。
绘画的发展方面，清代四王之辈，模仿古代，陈陈相因，殊无新意。但郑板桥、金冬心等人的作品，已经透破传统，自辟途径。在海通之后，西方绘画传入中国，中国艺术家也学会了油画的手法。但是最有成就的近代画家，还是杂糅西画观念却用中国水墨或彩色在棉纸上作画的画家（如徐悲鸿、黄宾虹及岭南画派）。至于齐白石由篆刻起家，张大千从敦煌壁画学习，则都是在传统艺术中汲取经验，找到自己的特色，终于蔚为一代宗师。这些人士也是联系古今的个例。
综合言之，中国近代思潮承受国族多难的强烈刺激，为了奋起自强，不能不有见贤思齐之想，企能在学得西法之后，保种救国。这一危机感，使许多人扬弃自己传统，拥抱西方文化。于是，视保守为落伍，学西方为现代，遂成为一时风气，而社会进化论只是这种风气的辩解而已。其后果，则是以“革命”一刀切断过去，五四新文化运动毋宁是这种风气的总汇，也确实发挥了鼓吹的功效。白话代替文言为文学与日常交往的载具，尤为新文学革命的果实。然而，在文化活动的其他领域，例如戏曲、电影与绘画，中外古今的融合，也有颇为可喜的成绩。由此可见，激烈的革命或渐进的调适，其实均可走向适合时代的新文化。
五四运动高举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然而两者在中国均未有顺畅的发展：科学主义终究是一种信仰，未能帮助严肃的学术生根茁壮；民主沦于模糊的选举行为，可能也是由于提倡民主时，乏人认真地检验西方数千年民主政治发展途径上的种种演变及其相伴的条件，遂以为移植民主可以一蹴而就！
七、中国近代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
“革命”一词，在古代是天命更易。在近代，政治革命通常意指：对于当时制度与秩序不满的人群，秉持一定的理念，由下而上发动群众力量，推翻统治者，建立新政权，而且随着新体制当权，通常还进行社会革命，改变社会价值，以贯彻掀起革命的理念。在近代世界，这种革命屡次出现，但以其重要性而言，当以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及中国的革命，影响最为深远。本节拟先略述俄国大革命，然后叙述中国革命的前因后果，以资比较。
帝俄是欧洲后起的大国。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迅速将俄国转变为欧洲列强之一。俄国向东亚的扩张，远及堪察加与库页岛，成为中国北方的强邻。19世纪时，俄国参加欧洲列强的霸权斗争，既耗兵力，又须投下巨资发展工业，国力难以支应。俄国对外战争，又数度败衄，一败于克里米亚战争，再败于日俄之战海陆两役，其国力更为短绌。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节节败退，后方也已无力增援。
俄国国力大伤之余，物价腾贵。1917年3月（俄历为2月），彼得格勒爆发革命，首都卫戍部队也加入暴动群众，俄国罗曼诺夫王朝不能对付，政府居然解体。各政党组织临时政府，希望继续对外作战。同年11月，这一诸党联合的临时政府也垮台了。布尔什维克（自称代表无产阶级的“多数党”，亦即共产党），在列宁（1870—1924）以及托洛茨基（1879—1940）领导下，以武力夺得政权。1918年，共产党掌握俄国政权后，企图以“苏维埃”专政，废除私人财产，但在此一制度下，生产力不能振作。俄国在1921年至1928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容许有限度的私人经济。1928年以后，斯大林（1879—1953）掌权，实行农业集体化及积极工业化。自此以后，长期统治俄国，至1989年始解体。
俄国走上这一条严峻的革命之路，当与帝俄时代农民大多依存于田庄有关，虽然帝俄改革时，名义上解放其人身依附关系，但农民大众还未知参加社会活动。旧日俄国的知识分子，受了法国与西欧的教育，已疏离于俄国本土文化之外，不能与农民有所呼应。旧日俄国的官僚体系，更是寄生于政府，并无自主能力。于是，1917年暴民蜂起，俄国社会既无能够自动运作的行政体系，也没有坚强的中产阶级维持社会的稳定。
中国近代革命，有自己的形态与发展过程，与俄国既有类似，也有不同。从1911年到1949年，中国的革命有三个阶段：1911年创建民国、1928年国民党北伐，及1949年共产党建立新政权。若加上太平天国那一次不成功的革命，中国革命延续将近一个世纪。
传统中国农民，并不依附于大地主的田庄。佃种地主土地的农户，与自耕农一样，在精耕细作的小片田地上，在农村市场经济机制下，谋求较佳的收入。农户必须将自己决定种植的作物和农舍手工业的成品，一起在市场上出售。农村社会有其交易的市场圈，也有其社会关系的网络。农民从这一网络谋求市场利益，也获得生活有关的种种信息。在这样一个基层市场网络笼罩的空间内，传统社会的缙绅士大夫是当地的领导分子，组织地方力量，处理地方相关事务。缙绅士大夫，有的是政府退休官员，有的是现任官员的家属。他们以科举、同僚、戚谊、师友等种种关系，编织为网络，小则覆盖乡里，大则遍布全国。缙绅士大夫的社会力量，足以颉颃政治权力——这一股社会力，不见于帝俄社会。
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在学校教育代替科举后，其学习的知识是西方传来的，再加上他们在大小都市求生活，不免疏离于内陆乡村社会——这一性质，实与俄国西化知识分子相同。然而，这些疏离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前述缙绅士大夫的子弟，他们既可以经由上述社会关系网络彼此援引，也仍有机会间接地衔接故乡的农村社会——这一点则又与俄国知识分子并不全同。
前面讨论“武化”的一节，曾叙述扑灭太平天国的湘军，即缙绅透过上述地方网络，组织了乡村农民，蔚为第一代的“武化”群体。湘军及其衍生的淮军等都不是职业军人，他们的实力即经由网络关系收取人力与资源，建立政府军队以外的武装力量。清末地方督抚，尤其直隶与东南诸省，均由这一缙绅士大夫武力集团的领袖出任。于是，在清室皇权代表的政权之外，中国另有一个权力结构，平时听命于朝廷，有事则形同独立。1906年，清廷在丧败之余，不得不采取若干政治改革的措施，在清廷承诺准备立宪时，各省组织了咨议局，首先成立咨议局的省份是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正是督抚力量最强的地方。这些地方的缙绅士大夫，也最有势力。设立咨议局，不啻确认了地方“武化”的力量与缙绅的社会力量。
八国联军时，东南各省督抚宣告中立自保，已是在皇权之外宣示地方权力。1911年辛亥革命，起义的湖北新军，是督抚“武化”的第二代。武昌一举，各省响应，纷纷独立，则是上述地方权力与社会势力结合，推翻了北京的皇权。这一由革命过渡到民国的情势，其势颇顺，中国并没有经历严重的混乱。
然而，正因为“武化”的地方力量强大，新建的共和不能重建统一的国家机器。民国建立以后，军阀割据扰攘十余年，其实是“武化”过程的扩大与深化。辛亥革命与“武化”现象及社会力伸张，都有割不断的关系。
国民党的北伐，是另一回合的革命。其发轫之初，即已有都市力量渗入，亦即都市知识分子的热烈鼓吹与响应。蒋介石定都南京，挟江南与广东的财富为后盾，而且新政府的班底，几乎全是留学生及留在都市中的知识分子。这批本来是疏离于中国内陆乡村的人士，竟能得到机会，规划设计一个新的国家机器！这又是俄国“孟什维克”（少数派，代表西化的知识分子）所未有的机遇。中华民国在南京的十年建设，最有影响的部分是建立了相当现代的政权机器，包括中央银行、大学，及负责建设工作的专家团队。中国的货币统一了，不少地方新设的大学也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担任学术研究，大群“技术官僚”（资源委员会与工商部或经济部）推动寻找资源与建立工业的工作。北伐后的国民政府，其实力基础在沿海、沿江及铁路线上的城市。在这一段时期，“疏离”已不是严重问题，问题竟是在以城市涵化乡村。这一工作，由于中国庞大的内陆乡村人口，实在非常艰巨。南京十年，时间太短，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
抗战八年，中国备受浩劫，却也有意料之外的作用。大批沿海人口内迁，带到内地的是人才、技术与观念。例如，那些内迁的工厂战后仍留在内地，即内地工业化的基础。又如，政府为了维持高等教育，创设公费制度，使大学生能维持战时起码的生活。八年来，在轰炸声中，大学师生弦歌不辍，十余万青年学子得以完成学业，为战后重建储蓄了大批人才，海峡两岸都蒙其惠。由疏离于本土的知识分子，转化而融合于社会，这是中国抗战的特色。
中共革命，始于江西苏维埃，然而真正掌握后来的革命实力，还是在于抗战期间从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了庞大农村的支持。由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沿海及铁路线上的大都市，也据有主要的交通路线，重庆的国民政府丧失了其实力所在的基础。中国庞大的农村，被主要交通线切割成许多袋形地，农村实质上免除了城市经济的压力，又回到农村市场网络的地区共同体。中共在这些根据地积累了组织农村与动员农村的经验，本来已经屈从、依附于城市的农村社会及农舍手工业产品的交易机制，又都复苏了！
在这一广大农村基地的四周，国民政府的军队不得其门而入，必须远道运送补给，以维持其战力。相对而言，农村根据地上的共产党军队，只需在家乡周围活动，即可致国民党军队于死命。国共内战的胜负，已不言而喻。
中国近代三次革命，其间的承袭与延续关系，远多于剧烈的断裂。黄仁宇以为蒋介石建立了近代中国的上层结构，毛泽东重建了农村为基础的下层结构，当可由上述分析觇见其过程。今日的农村，一部分已转化为城乡之间的混合体，一部分则被搁置在旁了。只有在钟摆荡到中间时，中国才算走完百年的坎坷。
八、中国维新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
1868年至1873年，明治维新为日本开了新时代。“维新”一词取自《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确，明治维新是以天皇复辟为名，其实是一次从下而上的夺权，结束了日本德川幕府的“武家”政治。
19世纪中，美国培里准将（Matthew C. Perry, 1794—1858）率领舰队，进入江户（东京），要求日本开国通商。这次事件，为日本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意识，其冲击不下于中国经历的鸦片战争。日本当政的德川政权，无力应付严峻的变局，一群九州长州、萨摩两处大名（藩侯）的藩士发动政变，以“尊王攘夷”的口号，逼迫德川幕府“奉还大政”，将长期形同傀儡的天皇奉为实际的君主。新政权采取全盘西化的政策，改变政府制度，编练新式海军、陆军，振兴企业，将一个仿照中国文化的边陲国家，一变成为东方的西洋国家。
二十年后，日本挑战中国在东方的霸权地位，于1895年击败中国新编组的北洋水师，攫取了朝鲜半岛与台湾，并获得中国的巨额赔款。日本由此一跃为殖民帝国，雄张东亚五十年。日本于1905年击败俄国，1931年侵略中国的东北，1937年全面侵略中国，1941年底袭击珍珠港，同时在大陆与海洋作战，希冀建立一个东亚大帝国。这一梦想，终于在1945年的“原爆”蘑菇云下，化为灰烬！
日本倏兴倏亡，是东亚的大劫！但是，19世纪明治维新的成功，曾引发中国的“百日维新”。1898年，清光绪帝在慈禧太后让他亲政之后，援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百日之内颁布一连串诏书改动制度，但遭遇守旧人士反对。慈禧太后在袁世凯依附荣禄后，得以运用北洋新军的力量夺回政权，处死维新志士谭嗣同等六人，把光绪囚禁在瀛台。短促的“维新”，转为悲剧！
中、日两国的维新政变，有如此不同的结局，常是近代历史学界探讨的课题。先论两者的相似之处：日本的维新志士是一群外藩的青年藩士，痛感于外来武力威胁及当时德川政权的无能，聚集于吉田松荫（1830—1859）的门下，研讨如何救亡图存。同样的情形，一群远在南方的青年人，痛感外患日重，清廷应付无力，群聚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寻求挽回中国败亡的命运。
日本的九州诸藩，远离关东的幕府权力中心，但又经由对外贸易获得利益及有关西洋事务的知识。长崎一埠，长期有荷兰及西洋商船寄泊，也有西洋人在此居住。源自长崎的“兰学”，是日本学习西洋事务的来源。九州藩士，实是日本最熟谙当世国际事务的人士。在中国方面，澳门于明代被葡萄牙人借居后，明清两代的耶稣会会士入华，均由此进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割让香港，使香港成为英商及其他外商对华贸易的基地。广州虽偏居南方，但密迩港、澳，于是粤籍人士直接间接最易获得西洋事务的知识，也最能深刻痛切地感受到危机。广东虽是中国最富庶省份之一，却又远离清廷的权力中心北京，其情势与日本九州诸藩相似。
明治是从全无实权的天皇，为维新志士拥戴忽然成为新政的权力象征。光绪为慈禧从醇亲王藩邸迎入宫中，继承皇位，长期在太后垂帘的阴影下成长，一旦亲政，锐志改革，希冀中国迅速复兴，遂乾纲独断，完全信任这一批新进文臣。日本是明揭“尊王攘夷”口号，援春秋大义，确立明治维新的合法性。光绪的皇位，也有其合法性，以致慈禧尝试废立，终因东南督抚坚持“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阻止了慈禧的计划。
以上中日情势的诸项相同处，确使人诧异，为何二者一成一败，竟如此悬殊？而且，其下一步的发展，又使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走上完全不同途径！此处当试述二者发展过程的差异：
首先，明治与光绪的处境不同。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德川只是篡窃天皇权力的权臣，正主既出现了，德川幕府再难有其合法性。光绪则是慈禧的继子，亲子一伦在伦理差序位阶最高，即使是皇帝也得在亲子关系上垂手。
其次，德川幕府执政之初，遍植亲藩于关东为武家藩屏，但执政日久，那些大藩坐收户额租地，耽于逸乐，已失去战斗力。德川末代将军的部下，也已只见宫廷宠臣，不见武勇之士。于是，九州诸藩挟其实力，要求武家奉还大政，德川实已没有抗拒能力。反之，中国在太平天国之役后，南北诸省都迅速“武化”，尤以北京大门的直隶总督，手握重兵，举足轻重。戊戌维新时，慈禧任命亲信荣禄担任直隶总督，即使谭嗣同当真能够劝动袁世凯支援光绪，袁军也没有抵抗荣禄的胜算。当时东南督抚，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维新外，都不做左右袒。光绪缺少有力奥援，而慈禧则有直督的实力为后盾，是以光绪处境与明治的形势相比，可谓主客之势完全不同。
更须注意者，日本的藩士乃是依附于封建制度的身份，他们都是藩主的武士，平日聚集在藩主的城堡，本身并没有社会基础。德川幕府手上曾有过重兵，但执政既久，武士已转化为官僚系统中的大小官吏，他们寄生于幕府，却不能动员社会资源支援武家。德川幕府外无强大亲藩的支援，内无有力藩士发动社会力量，其不能自存，已明白可见。普鲁士的乡绅（Junkers）是“在乡军人”，身份与中唐以前的府兵相似。这些乡绅乃是支持重建日耳曼民族主权国家的重要基石。若以日本武士与普鲁士乡绅相比，其最大差别在于武士寄生宫城，不在乡村掌握地方的实力。
中国明清的缙绅，并不具武士性质，却是地方社区的精英。他们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又凭借同族、同寅、同事、戚谊等种种关系，编织为庞大的网络，大则涵盖全国，小则笼罩一乡。缙绅士大夫的向背，在皇朝嬗代、政局转变之际，都有决定性的作用。清代末季，政府执政能力已相当不足，但儒家君臣伦理的强大约束力还在，以致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手握重兵，雄踞东南，还是恪守臣节，解散了湘军。这种情势，若不是从下而上的革命，缙绅为主体成分的官僚体系，殆难与虎谋皮，由内部发动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
戊戌维新代表的理念，在当时还有保守与洋务两派思维方式作为选项。保守派，例如倭仁、王先谦等都坚决相信中国传统方式是“千古不易”的正道，任何学习西洋的改革均是“离经叛道”，不宜施行。洋务派，例如张之洞及大多数的督抚，致力购械设厂，希望中国能够有坚船利炮，甚至振兴实业，希望中国能利不外溢，但其理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不赞成国家制度也转变为西洋模式。这两种主张，在当时是缙绅士大夫的主要思想，持维新改革理念的人反而不占多数。是以，光绪与康、梁无法转移庞大的缙绅力量支持维新运动，各省督抚在慈禧反扑时大多不声援光绪，当是因为他们大多只是持洋务派的观点，还不能接受维新之论。
维新失败，保守分子借用义和团的“本土运动”，扶清灭洋，惹起八国联军。大难之后，不少人思想转向改革，清廷才有预备立宪之议，可谓戊戌维新的一段延伸。数年之后，辛亥革命，清廷所谓立宪也成了空话。
从维新到立宪，这次短暂、不全面的清末改革，仅是历史潮流的涟漪。然而，沈家本（1840—1913）奉命改订的清律，移植欧洲大陆法系法典，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成文法。中华民国的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大致皆不脱沈家本订下的范畴。中华民国建立不久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全国分崩离析，但排除一些军阀不法行为，大致言之，各地诉讼还是遵循这一部新法律。即使在北洋政权的号令不及之处，北京大理院的判例也还为各处法院引用。
清末改革的另一个成果，是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轮廓。京师大学堂的学科规划，是日后各地大学的模式。蔡元培在民国成立后制定的大学制度，基本上只是以此为基础，稍做修改而已。
整体来说，清末的维新只是夭折的努力。若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循着所谓“立宪”的途径发展，其过程当是取决于社会精英层（旧日缙绅及后来的知识分子），中国后来的走向可能大不相同。历史已是过去，不必再作悬测。倒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日本，可是从1925年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日本的右派与少壮军人狙杀了五位首相中之三人、三位藏相（财政部长）中之二人；另有一位首相的兄弟被误认而死于狙击，那位首相侥幸逃过一劫。这些主张和平开放的自由主义政治人物，一个一个倒下，日本军人遂控制了日本天皇与政权，形成实质的军阀专政，斩断了日本正在发展的君主宪政。日本遂中风狂走、武力扩张，终于一步一步走向战争，也一步一步走向败亡。明治维新是由一群青年藩士推动的，他们的“武士道”本性终于遗留了黩武的行为基因，以致有此历史的转向。中、日两次维新的历史因缘，长程短程都可有不同的理解与诠释。
九、台湾百年的变化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台湾经历了别处少见的反复巨变。台湾从中国的一个岛屿，两度为外国侵略（法国与日本），又被割让为日本的殖民地。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台湾回归中国后，却遭逢“二二八”悲剧。这许多起起伏伏，在1950年还只走了前段。
19世纪中叶，渡海来台的闽、粤移民，已使台湾的人口增加到三百万人。原居民中的平埔族，大致已经浸润于汉文化，甚至已经认同于汉人了。陆续进入台湾的闽、粤族群，带来了原乡的习俗与生活方式，走进台湾的闽南聚落，就如同踏入厦门或泉州附近的村庄；走进台湾的“客庄”，就如同踏入广东梅县的客家村。他们敬拜祖先，记忆先人的郡望堂号；他们唱山歌、听南管、练八家将；他们祭祀妈祖、保安大夫、清水祖师那些原乡的神祇。他们养生送死、抚老长幼、胼手胝足，已在这一新家落户生根，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
汉人的土牛线，一次又一次移入更深的山地。从闽、粤原乡招引的“罗汉脚”，开拓了更多的土地，将榛莽化为良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三千年前形容陕西高原的诗句，依旧可以描述三千年后海岛台湾上那一批开拓者的生活。
即使台湾有府、县、州、厅的地方行政单位，清廷官府的力量其实有限。在19世纪，台湾是地方豪强控制的社会，阿罩雾林家、板桥林家、噶玛兰吴家……这些大业主，拥有成万甲田地，成千户垦丁。他们收租的“公馆”，至今还存留于地名。在大陆原乡，尤其在重要的港口，这些大户都设有商号，大船千里扬帆，将台湾的米、茶、糖、樟脑、硫黄等运往厦门、汕头、上海、天津等地。官府修筑城墙、道路、桥梁时，这些大户即须缴纳巨额捐款。实质上统治台湾的，是这些大户，而不是官府。
在移垦社会的台湾，同一原乡的居民，结合为生活共同体，共同经营土地，开发水源，建筑聚落的防御工事，轮番守护自己辛苦开拓的产业。不同社群之间，为了争夺土地与水源，会成群结队，持械斗殴。械斗频繁，死伤众多，在战斗中倒下的，为后人纪念拜祭，庙祀血食，号为“义民”，号为“大众爷”。有一次，新竹地区的闽南与客家领袖们，终于坐下化干戈为玉帛，两股力量合为一股，组织“金广福”，合作开发内山。
在这一开拓者的岛屿上，尤重体力、志气与领导者的才干。来台的移民恃勇力、重然诺，咬文嚼字非其所长，也非其所好。因此，19世纪末的台湾，是中国最新的一个省份，却风气粗豪，没有多少通过科举考试的举人、进士、翰林，也没有多少入仕的大官。这里有生活豪奢的富户，却没有中国大陆上读书家庭构成的缙绅阶级。
19世纪末，中国海疆多事，法国军队甚至在台湾登陆。清廷决定在台湾设省，由督办军务的刘铭传担任巡抚。刘铭传在台湾的建设，将台湾带进“现代”。在他任上，台湾有了中国第一条载运客货的铁路（基隆至新竹）；有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预先规划道路与店屋的城市（台北）；有了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与架设的陆上电报线路，先在台北高雄之间传信，继而又接通淡水至福州、台南至澎湖的海底电报线路。台湾北部煤矿的煤，使基隆成为轮船加煤的港口。凡此设施，为外商提供良好的条件，于是许多外商在台湾设立洋行，在台湾“包种”外销茶叶，台湾的乌龙成为名茶。台湾的樟脑也成为世界著名的商品。
甲午一战，北洋败绩，清廷提出其他种种赔偿，但日本仍强索台湾。日本非取得台湾不可，是因为日本的南进扩张，需要台湾为基地。中国忍痛割台，自此五十年中国全民悲伤！台湾军民明知没有成功的可能，仍抵抗优势武装力量的日军达三个月之久，日军损失三万余人，台湾死亡军民不啻十倍之多。日本在占领台湾十年后，才宣布终止戒严。在日据初期，台湾民间的抵抗，并未停止，民间的义军如简大狮、柯铁虎、林少猫等前仆后继，不断起事。日军展开残酷的镇压，一个一个村庄被夷为平地，其中尤以客庄为多。
即使在镇压时期结束后，中国大陆革命、建立民国的大事，在台湾也引发了另一波的反抗运动。他们的起事都失败了，但也使日本当局不断警惕：台湾人民并未完全屈从。
后藤新平（1857—1929）开始的文治政策，目的是将台湾彻底同化，成为日本内地的延伸。日本的统治，在许多方面值得一提：普及的“国民教育”，严格执行的公共卫生，严厉的法律……凡此，与清领时代相比，都令台湾人民心服。另一方面，台湾人民只是日本帝国的“次等国民”，没有投票权，也不能出任中等以上的官职。台湾的中小学校，通常有两所：一所是日本子弟的学校，设备好、师资佳；另一所是台湾子弟的学校，一切都逊于前者。太平洋战争时，在台日本人领取食物的质量、数量，都比台湾人民的配给为优。凡此，都是殖民地人民的悲哀！
为了建立稳固的统治，日本当局首先即着手培植新的社会精英层。大业主、垦户失去了地位，由中级地主代起。清代有科举功名的人士，或则离台赴大陆，或则失去其社会地位，代之以领有日本所颁绅章的新人士。这些新的中层精英，没有进入殖民上层统治阶级的可能，他们的子孙遂以专业为生，担任医生、律师，或则在当地发展地方企业。这一批新起精英，大多曾赴日本接受良好的教育，行为规矩，为人善良，也有优雅的文化品位。他们在有秩序的社会中，是一股安定的力量，但不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期许。日本统治者培育了这一安定社会、维持现状的地方精英，是其统治台湾成功的一个因素。
再者，日本努力推行“国语运动”，凡举家都说日语的“国语家庭”，可以得到褒奖。自愿放弃中国姓氏，改姓日本姓氏的人家，统治当局提升他们为“皇民”，亦即“天皇的子民”。皇民可以享受几乎等于日本本国人民一样的种种特权，因此有些家庭努力同化，希望能获得“皇民”的身份，他们向神社请“麻”供奉，放弃了自己原来奉祀的神祇与敬拜的祖先。推行皇民运动之初，能够取得“皇民”身份的人数不多，在日本侵华战争开始时，皇民占全台人口不过百分之四。太平洋战争开始，皇民运动加速进行，增加到百分之七左右。大战结束时，皇民人数占百分之十左右。
日据以前，台湾是中国文化的地区，语言、文字、生活习俗等都与中国华南相同。日本强索台湾为殖民地后，强力推行同化政策，但台湾人民还是不愿放弃中国文化。于是，在日本实行国语（日语）教育时，台湾人民还在“书房”（私塾）教子弟读“汉书”；在书籍报刊都是日文时，曾受相当程度中文教育的人士，组织了汉诗的诗社，彼此唱和，即使不易成篇，仍可制作诗钟与对联自娱。民间的传统宗教祭祀活动从未停止，汉语的戏曲也从未失去听众。
当时台湾的知识分子，十分注意中国大陆的文化活动，重要的言论与著作，都会在台湾引起回响。孙中山、梁启超、辜鸿铭这些人访问台湾，都有当地文化精英举行盛大的集会。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引起台湾文学之士的兴趣，张我军等人的白话文学，即响应大陆上的文学风。许多台湾青年，在国民党北伐后，回到大陆读书，留在大陆工作，张我军、连震东、刘呐鸥……其例不胜枚举。
台湾的精英也努力为台湾争取应有的人权。林献堂等人组织台湾文化协会的工作，即为争取台湾人的投票权、台湾议会及台湾人民的平等地位。左翼的台湾劳工运动，则努力争取台湾劳工在日资开设工厂中的工作权及应有福利。无论是精英，抑是劳工，台湾人民不愿放弃自己独立人格与人权，不愿只是俯首帖耳地做顺服的“皇民”。
1930年，台湾发生雾社事件，当地的原居民不甘受日本警察的欺压侮辱，愤而抵抗，日军动用大炮毒气，夷平整个部落。
自1895年清廷割台，至1945年台湾回到中国，台湾人民内心的悲苦，可为一掬辛酸之泪。
后 言
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中国文化经过了无数的起起伏伏，这一文化圈的中国人也体验了无数的悲欢离合。返顾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最可注意的是其兼容并蓄的胸怀；为此中国人遭逢外来异质文化时，常常能够吸收其精华，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同时，若一个思想体系趋于独断，以致僵化时，常有内发的修正，使中国文化有更新的机会。
但是，最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在西潮冲击下蹒跚颠簸；中国人也因之对于自己的文化传承，由怀疑而至扬弃。中国文化几乎有可能在地球上消失。实际上，在19世纪以前，中国人自诩为天下之中，中国人的历史即文明的历史。19世纪以后，中国面对世界，不能不接受现实，于是学校的教科书有了“外国史”或“世界史”，与“本国史”或“中国史”成为两个平行的课程。自此，“内”与“外”、“自己”与“他者”，截然划分，竟似两个对立体；如果中外有所接触，大致又经常是两者之间的对立，甚至是彼此的冲突。19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上所经历的挫折与屈辱，造成了中国人自卑与虚骄的复合情结，更强化与深化了上述中外隔离冲突的心态。
然而，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加速进行的时代。世界各地区之间，将难有区隔。中国曾经自成局面，俨然东亚天下的中心，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俨然有自己的过程。其实，中国从来不能遗世而独立；中国的历史也始终是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在今天，如果中国人仍以为自己的历史经验是一个单独进行的过程，将不能准确地认识自己，也不能清楚地认识别人，必须要调整心态，从中外息息相关的角度，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别处的人类。我们人类曾经同源，经过扩散于各处后，又正在聚合为一个共同的社会体。各处人类曾走过不同的途径，又终于走向共同的方向。我们曾有过自己的历史，这些独特的历史，又终究只是人类共同历史中的不同章节。
至于长期独霸的西方文化，在走向全球化的今日必须有“他者”提供不同的思想与行为，以匡救其数百年淀积的缺陷。正在此时，中国摆脱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专制，虽然这一挣扎还未走透，这一调适还在进行。世界各处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圈覆盖的东亚邻人，都已在调适过程中，尝试不同方式的融合贯通，发挥了“他者”的观照与反省。这一现象的后面，正有长期蓄积的张力，于稍有可以发抒时迸出巨大的潜能。循此方向进行，今天的全球化现象，也许竟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振奋的大事。在各种文化相激相荡时，人类社会终于走向天下一家，其中各文化体系的精粹，将成为全体人类的共同文化资源。经过这一转捩点，长期屈居从属地位的文化体系，不仅只是保存于博物馆中，而是重获活力，能与近来数百年的“主流”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并且由此对话匡救彼此的缺失。
我们盼望，今日科技文明、工业生产为手段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国族范围的民主政治，能纳入中国文化的以仁为己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文精神，以补救其失去“上帝”之后的困窘；能纳入印度文化众生平等的观念，以矫正人类的妄自尊大；能纳入伊斯兰文化对自然的尊重，以匡正人类浪费资源、毁坏环境的错误。这一重要的志业，有待全体人类的自觉与合作。人类过去彼此杀害的罪孽已经太多了。为了从同归于尽的灾难中自拔，我们必须学会在互谅互信中，彼此扶助，相摛相将，完成人类文明另一次的重大突破。两千余年前的文明突破，几个主要文明先行的圣哲，为人类界定了存在的价值。这一次突破，在大崩溃、大破坏的危机之下，不仅要挽救人类濒于灭绝的大劫，也是为了具体落实那些圣哲界定的价值，使人类主宰了千万年的世界上，真的有了人类长久憧憬的新天新地，新的伊甸，真正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
中国人在灾难之后，必须重新振作。巴颜喀拉山的雪水，在最近的未来必流入大洋。在彼此相通的海洋中，长江、黄河的水滴，将与别处的水滴混合。那时，中国的江水河水、印度河、恒河、尼罗河、波斯湾、红海、地中海、密西西比河、亚马孙河、刚果河……各处的水滴将在本来就分不开的大洋之中，难分彼此！万古的江河，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万古江河 - 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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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下篇（17世纪–19世纪中叶）
相对于快速发展的西方，进入世界体系后的中国，发展过于缓慢。自中古以来形成的完足文化体系，开始固定、僵化。曾经出现知识界对中国文明的重新思考，竟也不能在此时延续下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政治制度，还能运作的最后一段岁月。
一、清帝国的性质
中国历史，颇多王朝从北方入主中原。它们是由边境的强大部落进入中国后，建立为时久暂不一的统治权。
这些王朝中，有从北方草原进入中国者：匈奴与羯建立了五胡十六国之中的两个王国；蒙古则建立了震古烁今的庞大帝国，在欧亚大陆分封汗国，中国地区的元朝不过是其中一国而已。但是，蒙古的统治既不能持久，也未见制度。相对而言，来自东北森林、草原、河流地区的族群，在中国先后建立了相当持久的王朝。鲜卑的北魏及其衍生的北周、北齐，统治中国北部数百年；契丹的辽雄踞北方，长期与中原的宋并存；女真的金，继续辽的地位，占了半个中国。
鲜卑—契丹—女真一系，其实即满人的同族先驱，清朝却在组织方面有其特色，建立了最为持久的皇朝。这些东北系（通古斯语系）的族群，均兼具农、牧、渔猎生活方式，相对于北方族系的游牧生活，东北系族群在文化与经济形态上，都与务农为生的汉人比较接近。清朝在入关以前，其部众都已在村落定居，而且与汉人有相当程度的贸易，也已相当熟悉汉人文化，是以清朝较元朝更能适应汉人生活方式。
北方族系进入中国，常有二元的统治机制。五胡在中国建国，每一位国主都兼有汉人皇帝与胡人单于的称号。他们大致是以军法部勒北族战士，以汉人郡县统治汉人。当然，那时的汉人，实际是以具有结合豪族乡党的地方自治组织——坞堡自卫。北魏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解散部落，推行三长制，其目的是建立一元的统治。尔朱氏以六镇戍兵，夺取政权，则是北方戍军不甘被抛置于一元结构边缘之故。北周组织府兵，却又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只不过独立于州郡之外的府兵单位，逐渐趋向职能性的文武分途，而不是族群性的胡汉分治。辽、金两朝，都为南人、北人分别设定其统治权制，不仅中央有北院、南院两套单位，地方也有戍守的部族军府（例如猛安、谋克），置于汉人州郡治权之外。
满人入关建立的二元统治机制，延续至清朝覆亡。满洲八旗与汉军旗人，不论出任官员或戍守驻防，旗籍人员仍属原来的佐领管辖，终身累世不能改变其部落制度的主人与从属关系。即使旗人渗入一般治理汉人的政府单位，担任流官的职务，他们的黜陟进退还是不同于一般汉官的标准。
大清帝国的行政系统，也是双轨制。六部、九卿的正副主管，所谓堂官，有满、汉两班共同视事。各省督抚是地方大员，自清初以至中叶以满员为常，汉员出任封疆大吏，为数较少。相对而言，驻防要地的“将军”，不但指挥戍守的旗营，有时也兼管口岸及交通要道的关税，这一重要职位，例由满员担任，甚至汉军旗人也不能出任将军要职。
满人部落制度的遗俗，还见于皇帝本身的权力结构。在努尔哈赤初起时，诸旗旗主共同议政，今日沈阳清宫仍有“十王亭”的遗迹。皇太极逐渐将权力集中，才定于一尊，但是有清一代，权力中心的辅政人员，不论是早期的内阁，抑是雍正以后的军机处，常有亲王担任辅政，甚至在皇帝亲政以前担任摄政之重任。此外，还常有亲王管部，凌驾堂官之上。这种部落贵族参与统治的双轨现象，有清一代贯彻到底，直至太平军晚期，因形势丕变，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汉人官员始得内任宰辅，外任封疆。然而，清代将亡之际，满人亲贵又组合为宗社党，尽力尝试夺回权力。
在政府组织之外，帝国本身的结构也是二元的。山海关内十八行省是汉人的地区，由省、府、州、县的流官统治；关外乃满人故乡，号为“龙兴之地”，则由将军与都统管理。关外地方自成直属皇室亲贵的局面，遍地是旗下人员的庄园，直接由其主人委派庄头经营。关外不对汉人开放，汉人之中只有贬逐流放的罪犯，没有一般的迁移人口。至清代晚期，始有大量山东移民不经许可，私自出关，关外人口结构，遂有改变。将军、都统管理关外和庄园，直属于满洲贵族，都是循着部落主义的旧制，使关外形同另一封闭的国中之国。
更扩大一层，清朝皇室自开国以来，即与蒙藏地区有直接的关系。清初起时，收纳关外的汉人居民及战争中沦为奴隶的“包衣”汉人，组织为汉军。清朝扩张的第二步，即自东而西逐渐收揽漠南蒙古。皇太极时，先与蒙古的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结盟，两次击败强大的察哈尔林丹汗。林丹汗这一成吉思汗的后裔，溃败后西奔青海，漠南蒙古悉属清朝。从此，满人据有今日内蒙古东部地区，借蒙古的兵力与马匹，拊明人北疆，形成东方与北方合围之势。皇太极挟战胜之威，重组漠南蒙古，除了将喀喇沁与土默特诸部壮丁编入满洲八旗，又将蒙古人众编为蒙古八旗。蒙古尊皇太极为汗，满、蒙俨然一家。终有清一代，清朝皇室与漠南蒙古的贵族，婚姻不断，皇后及王子们的福晋，不少娶自蒙古亲贵家族，公主与宗女也经常下嫁蒙古贵裔。这种政治婚姻，在草原部落之间，原是结盟的方式之一。满、蒙之百年婚姻纽带，强固地融合了清朝皇室对蒙古地区的控制。
清廷在蒙古的势力，后又逐渐延伸于漠北的喀尔喀蒙古（今日的蒙古国）。自元朝败于明朝，虽有也先、俺答、达延汗等人数次统一蒙地的局面，最后蒙古终于分裂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及西部的厄鲁特蒙古诸部，彼此之间争战不已。喀尔喀蒙古，在满人取得中国后，也效命于清廷，通好入贡。康熙时，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不断攻击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诸部不能抵抗，土谢图汗、车臣汗与札萨克汗都率部南奔。清廷遂与诸部结盟，改变其原有的部落，依八旗制度分编为总管旗及札萨克旗的许多佐领。
游牧于漠西的厄鲁特蒙古诸部，不仅归附最迟，而且多次挑战清廷，清廷颇花气力始收服厄鲁特诸部。原居今日新疆的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于顺治年间移牧青海、西藏，其领袖固始汗向清廷入贡，接受清廷封号，于是青海归清廷掌握。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原来放牧于今日新疆西部及西伯利亚西部，雄张西陲，不愿归属。康熙、雍正曾三征准部，至乾隆年间，准部内讧，遂向清廷投降，也改编部落为诸旗。厄鲁特蒙古的杜尔伯特部不能抵御准噶尔部的侵袭，在乾隆年间归附，部落分立佐领，编旗设盟。放牧于今日伏尔加河的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不堪俄国的压迫，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举部内徙伊犁，也改编为旗制。于是，自清朝开国至乾隆三十五年，经历了一个世纪，漠南、漠北与漠西的蒙古诸部悉入清廷掌握！
满、蒙融合为一体，是中国历史的大事。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盛时，都曾统一中国北方的草原与东方的林木地区。但是，那几次统一，都以强大的武力号召诸部，再以统一的北方挑战南方富庶的中国。清朝的情形，却是于入关后挟中国的资源为后勤，借漠南蒙古的支援，拓抚漠北，制服准噶尔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使大漠南北、东西草原，坚实地凝聚于清朝的领导之下。
清廷领有西藏，经历另一番过程。这一片峻及于天的高原，人口稀少，气候干寒，自古以来自成局面。到了唐代，吐蕃崛起，俨然亚洲腹地的强大政权，甚至强大的大唐帝国也得忍受吐蕃兵临长安的窘迫。中古以后，吐蕃萎缩，藏传佛教在元代迅速遍传高原。元朝解体，蒙古诸部分裂，藏传佛教的黄教则成为蒙古人民的共同信仰，满洲人众也因藏传佛教僧侣传法皈依佛法。
清初，顺治年间，厄鲁特蒙古的和硕特部藏巴汗掌握西藏政权，藏传佛教的达赖喇嘛则为宗教领袖。固始汗取代藏巴汗后，又有准噶尔部侵略西藏。清廷对西藏的政策，则是尊崇喇嘛的地位。顺治九年（1652），清廷迎达赖喇嘛来北京，即高抬了皇权。嗣后，康熙平定准噶尔部，遂建立了西藏神权统治，以达赖为宗教领袖，稍后又立班禅，以分达赖之权，清朝皇帝则是黄教的护法。乾隆时，清廷设立金瓶掣签选制，以解决活佛转世时选择灵童的难题，于是清朝的皇权毋宁凌驾于教权之上。这一权力顺位的次序，遂使清朝皇权，经由藏传佛教的教权与神治，笼络蒙、藏藏传佛教信徒均奉清朝皇帝为佛法的保护者，不啻加强了清朝为满、蒙、藏共主的地位。
清朝皇权完全掌握了东起满洲、西迄西藏的广大地区，其威势甚至超过大唐天可汗。这是东亚草原、高原地带第一次的大统一，而其坚实基础也超过了成吉思汗全凭武力建立的大帝国。
总结本节，满人入关，接收了明朝的天下，循原有的统治方式，用汉制、汉官治汉人。清朝虽是一个征服中原的外来政权，却也是中国的一个皇朝——这是大清皇帝君临天下的体系。另一体系则是本节叙述的满蒙藏地区，即满洲大汗以藏传佛教为精神纽带，以婚姻为亲缘纽带，以盟会朝觐为仪式，以朝贡赏赐为交换，统治占当时中国区域三分之二左右的草原大汗国。满蒙藏事务统由理藩院、内务府及旗务系统管辖，直属于清朝皇帝，不归汉人体系的中央政府。这一大汗国的首都，除北京之外，还有承德的夏都，蒙古王公、西藏喇嘛、满洲贵族都在此地朝觐会盟，一次又一次地确认清朝皇帝的宗主权。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叠合成为清帝国的二元体制。这是清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
二、台湾的开发
郑氏领下的台湾，延明祚于海隅，从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攻台、郑克塽降清，维持了三代的统治，为时二十二年！清廷攻台次年（1684），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专设台厦道，由总兵一员率班兵轮番驻防台湾。
台湾在清治二百年间，人口激增，地方行政单位（府、州、县、厅）逐渐增加，终于在光绪十一年（1885）升级为行省。郑氏来台前，台湾人口不会超过五万。郑氏攻台，携来军民十万人。19世纪初，台湾已有人口二百余万。19世纪末，编户人口已有三百二十余万人，除了当地原居族群数十万，及在地自然增殖人口之外，应有大量由闽、粤移入的人口。
17、18世纪，世界各地人口大量迁移，最为著称的事件，当是欧洲人口移民新大陆，取代了在地的原居族群。在东亚地区，虽然明廷的海禁时闭时开，仍有不少移民迁移东南亚各地。清军入关，满蒙人口移入关内。明清之际，内乱不断，张献忠、李自成的部众，出入川、鄂、陕，百姓逃散，转辗沟渠，千里废墟。
清代初年，康、雍、乾三朝，秩序恢复，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人口颇有增加。全国编户人口，由明代着籍七八千万，骤增为乾隆六十年（1795）的三亿。这一巨幅增殖，既有统计的数字问题，也有粮食增加的因素。前者当是因为康熙朝“盛世人丁，永不加赋”及雍正朝“摊丁入亩”两项政策，使避税的人口不再逃匿；后者则是因为大洋航道开通，许多农作物引入中国，外来玉米、番薯、洋芋等都可在山坡地种植，而其耐寒、耐旱的能力也相当不恶，粮食生产增加，人口随之增殖。
清初，有数百万人之多的湖广人口，大量移入川陕汉水流域及四川盆地，即所谓“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在这一移民浪潮之中，还有长江中游各支流山谷的客家人口，大量北向回流，移居四川。另有本来在长江河谷地区居住的汉人，因为山地可以种植玉米等类农作物，遂逐渐移向山地，进入中国西南山区，使当地原居族群同化或迁入深山。清代在西南地区，以武力改土归流，扩大政府直接统治的疆域，也当由人口大量移徙的角度讨论。
闽、粤人口移徙台湾，也是上述移民浪潮的一部分。郑治时代，清廷海禁颇严，闽、粤沿海村落一律撤空。这些移入山区腹地的沿海居民，若没有上述新引进的农作物，难免饥馑。清廷取得台湾后，即使政府仍禁止人民迁移台湾，闽、粤的人口压力还是会导致大量人口移民。清廷领台之初，户籍所载不过一万二千余户，一万六千余口。这一数字，并不准确，因为郑氏入台人口已逾十万，再加上一百三十余平埔番的番社，每社数百人至千余人，总数也当有十余万口。汉番合计，清初台湾人口当有三四十万左右。嘉庆十六年（1811），台湾地方当局调查全台人口为二十四万余户，二百余万口。从1683年到1811年，共一百三十年左右，三个世代的时间，台湾人口增加不啻四五倍之多。凡此增加的巨大人口，不可能皆由自然增殖，其中大多数是由大陆移入。因此，闽、粤人口对台的移民运动，就其人数及密集于一个海岛的密集度而言，毋宁是同时期各处移民运动之中，相当有特色的历史事件。
清廷最初并不鼓励对台移民。当郑氏投降时，清廷还未有开拓台湾的积极政策。施琅说服康熙在台设立官府的理由是为了国防：若是荷兰人占领这一数百里沃壤的海岛，在此发展基地，则大陆的沿海地区，将无安宁之日！清廷派官设治，收台湾于版图之内，却又担心台湾远隔海洋，如果有人如同郑氏割据，将难以制服。后来朱一贵、林爽文起事，清廷果然劳师动众，始予平伏。为此，康、雍、乾三朝的移民政策虽然宽紧不一，大致是禁止百姓渡台的。然而，禁令虽设，不能阻挡百姓为了原乡生计窘迫而私渡台湾海峡，在这一岛屿上开拓谋生。
清廷对于台湾原居族群，大致采取息事宁人，放任自治的态度。平原上的原居族群，被称为“平埔番”或“熟番”，已有农业，也有村社组织。在山地的原居族群，耕种之外，颇以渔猎为生，也有部落组织，被称为“生番”。然而，一个番社大多只有数百至千余人，村社之上并无更高一级的复杂社会组织。台东卑南一族，占地较广，领袖号为“卑南王”，为罕见的大型集团。清廷对这些原居族群，仿照西南各省的土司制度，承认其自治权力，颁授原有族群头目以“土官”、“土目”的印章，官方则以理番同知、理番巡检诸职，以为约束，汉、番交涉则以通事与总理作为中介。官方在番地立碑为界（番界），在平原入山之处更有“红线”与“土牛”等土垒防线，不许汉人闯入。
清廷如此政策，并不能阻挡汉人逐渐进入番地，取得土著的土地。汉人以组织力量及文化优势反客为主，逐渐使全台成为汉人的天下：平埔番几乎全部汉化，他们的子孙已与汉人融合为一；山地的土著，则局促于高山及东部的后山，成为台湾的弱势族群。
汉人的开拓由南向北，逐步进展。清领之初，诸罗（今日嘉义）已是北限，后来逐渐突破中部的“半线”，即今日的彰化，北向延伸。18世纪初，汉人已开辟了北部淡水、基隆。汉人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开拓，则是18世纪后叶在噶玛兰（今日兰阳平原）的武装拓殖。大致言之，康熙中叶至乾隆中叶，亦即18世纪的前半期，是汉人移民开垦的极盛时期，南部至北部的平原旷野均为汉人所有。乾隆以后，则是开发山坡台地及东部的后山。
汉人移民，在康、雍、乾三代多是迫于生计，私渡来台。台湾海峡的南向洋流号为“黑水洋”或“黑水沟”，洋流骤入狭窄的海峡，十分湍急。偷渡者的小船，往往不能横截急流，难免会“落漈”漂流，即使到了台湾外海，若在沙洲靠岸，也可能未到陆地又为涨潮卷去。汉人移民渡过风涛之险到台湾之后，工作劳苦和瘴疠疾疫之害，使偷渡人口的折损率很高，真正能在台湾定居创业者为数不多。台湾俗谚“三留二死五回头”，意即渡台者能存活、留居的大约只有十分之三而已。
这些偷渡人口，早期以单身男子为主，号为“罗汉脚”，开禁以后，始有妇女来台。早期来台谋生的罗汉脚，或则垦荒，或则入山抽藤，另有一些则进入番社贸易，受雇于“番头家”耕作谋生，其中颇多因而娶了平埔番妇女，成为赘婿，终于继承妇家田地。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汉人已经遍布台湾西岸。
康熙晚期，闽、台的有财力人士集股招募壮丁，大规模开拓“半线”和台北盆地。这种集体开拓的大户（垦首），领取垦照，从闽、粤招募垦丁，动辄数千百人，有计划地开发圳、埤水利灌溉系统。今日彰化地区的八堡圳，就是一例。
垦首役使大量移民的垦丁，垦殖田亩，既垦之后，垦丁分领若干田地，再分租佃农。于是，台湾中北部出现了三级制的租佃关系。垦首田连阡陌，役使千百人，坐取租谷，号为“业主”，俨然封君。他们收租的“公馆”，今日尚见于地名。垦丁承租土地，也成了地主，号为“大租”；他们又将田地分租佃户，是为“小租”。这些台湾地方豪强，役使佃众，侵轶土著，挟其势力，蔑视官府权力。台湾地方官员阶卑秩小，又经常更迭，在台职务，犹如寄旅，当然也不能不仰承豪强巨室的鼻息。这种情势延续至日本占台，第一级的业主始失去其势力，而大租户始成实质的地主。
台湾地方势力强大，是开拓社会的共同特征。官府的权力不彰，豪强以其势力，组织为谋求土地利益的当地社群共同体。17、18世纪，来台开拓的移民先是来自福建泉州，继之以漳州移民，最后则是广东的客家移民。来台人士，先是单丁，继之以大户招募的劳力，最后则是同族同乡的集体迁移。上述三个族群大致分布是：泉州人在中南部，漳州人在中部、北部，客家人在丘陵及台地，具体情形则诸族村庄犬牙相错、彼此毗邻。为了争土地、争水源，泉漳、福广之间，各以原乡邻里乡党与亲属戚谊分类械斗，双方动员千百人众，俨然小型战争。若是有民变起事，大致闽属为多，官府镇压时，客属民众又往往起而帮助官军，于是官民之间的冲突，终于又成为方言群的分类械斗。这是因为公权力不能以法律维持秩序，地方社群诉诸暴力，争夺资源，互相制衡，斗争不绝。许多开拓社区，都曾有过类似现象，只是台湾的该现象去今日不久，族群冲突习惯犹遗留在记忆之中，也因此影响了今日台湾社会的族群意识格外强烈。
台湾在19世纪时，全台已大都开拓，只有东部后山及高山地区还有开拓余地。19世纪的世界经济，已呈现全球化初期的色彩，台湾的许多商品已进入国际经济结构的交易网络。台湾气候温和，生长期长，农产丰富，于是台湾生产的稻米，很快即有余粮，供应闽、粤，甚至北销江浙及京津。台湾的蔗糖产量，也在短期超过广东，取得国内、日本及东南亚的市场。台湾从福建引进茶种，最初不能与闽、浙相比，但英、美洋行在台发展预购茶产，所谓“包种”，于是台湾的乌龙茶在国际茶叶市场占了一席之地。樟脑是天然的芳香剂，台湾樟树木材，本来用于造船及家具，19世纪时台湾樟脑已是外销商品。凡此现象，反映台湾开拓的近代性，其特定时空条件导致的发展模式，堪与加勒比海诸岛与中美诸地在同时代的发展模式相比，而与大陆西南及东北边地的开发不甚相同。
总结本节，台湾由郑氏统治转变为清领版图，从此有大量移民进入，于是台湾迅速汉化。清廷设立府州县厅统治汉人，土著、平埔番在汉人的经济与文化双重压力下，逐渐同化，台湾完全开发为汉人的地方。由于移民开拓，地方层次的社会力量强大，也因此而有分类械斗，形成台湾草根社会强大鲜明的族群意识。台湾移民，闽南泉漳及广东客家为主要族群。平埔番人口，经过同化，也已融入汉人之中，不足以构成一个新的民族。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在台不外军人与传教士，人数至多千百而已，更不足以改变汉族血统成分。汉人文化涵化力强大，移民带来的闽、粤汉人文化，遂为台湾文化的主要成分，也因此确立了当地对汉人文化的认同。
三、清初民族与文化冲突问题
中国本部多次为北族侵入，建立政权。南北朝、辽、金占领的地区，限于北方，元及清则都曾君临全部中国。宋一亡于金，再亡于元，其过程延展百余年之久。中国人在这一时期，深感亡国之痛，也努力兴复，终于朱明崛起，再造中华。在中国陷于外族统治时，夷夏之辨，当然是学者士大夫关心的严重主题，他们大致上是将种族与文化合并为同一议题。至于一般庶民百姓，虽也感受到外来统治的剥削欺凌，但在日常生活方面还是改变不大。
满人崛起东北，经历一代经营，乘明廷受困于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事，吴三桂开关平乱，满人遂轻易取得政权。在其入关之初，北方人因为明廷政治腐败，人心大去，官民几乎全无抵抗。但是在顺治二年（1645）清廷发布剃发改服之令后，各处都有反抗，以江南反抗最为剧烈，满人镇压，兵连祸结，汉人抗争十余年之久。这一现象为蒙古进入中国时未有，究其性质，剃发改服，直接触动了文化认同，不仅仅是民族间的冲突了。
日常生活方式是最为直接的文化标志。元朝听任汉人过自己的日子，并未强迫汉人改易衣服与发式，汉人学者也仍照旧读中国书。许衡诸人还悉心努力，发扬儒家学说，既保存中国文化，更希望以此同化征服者。清朝剃发、改服之令，启动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强迫选择，对于一般汉人而言，亡文化的痛苦较之改姓易代的变局，尤有深切的感受。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三日的抵抗，以至汉人抗清运动，此起彼落，或潜伏山林，或寄居海隅，其动机无非是为了抗拒文化沦丧。顾炎武“有亡国，有亡天下”之辨，即以文化为天下，而且他认为保国是统治阶层（其君其臣）的事，保天下则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先秦儒家的春秋大义，本来就有中国与夷狄之分，内华夏、外夷狄，分别为两个文化圈。这一观念的祖型，应是周人封建亲戚，形成了以周王为中心的封建秩序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圈子外的族群与国家，就是外人；在这一共同体圈子内的诸侯，则是周人礼制之所及。另一方面，又可因不认同华夏文化，因此而成为华夏文化圈外人。春秋时，南方文化不同于中原，楚国强大俨然自成格局，有些原属华夏共同体的国家（例如陈、蔡），折而进入楚人集团。孟子指斥许行等人为蛮夷，正是所谓入于夷狄，就视同夷狄。族群血统的认同，遂与文化认同分开，成为两个标准了。
在外族统治中国时，上述族群和文化两个尺度，即为一些历史人物分别选为寄身托命的立场。前面提到的许衡诸人，选择了在元朝治下维持儒家文化的命脉。名儒郝经奉元廷之命出使南宋，其立场颇费思量，他认为忽必烈是一位贤君，足以安百姓，因此选择了从儒家安定天下的角度，认同元朝政权下的君臣伦理，而视汉人政权的南宋为外国。这一抉择，其依据是《孟子》：舜为东土之人，禹为西土之人，却都可以是中国的圣君。
清初汉人，大致均在上述两个标准之间，各自寻求可以安心的认同方向。王夫之（1619—1692）坚守抗清立场，在两湖促邀李自成旧部与南明隆武帝政权合作，以民族大义为原则，将李自成灭明的过节放在一边。南明抗清失败后，王夫之隐居湖南万山之中，闭门著述。他自言“六经责我开生面”，表示他是以一种新的态度在诠释经书。概括而言，他的学问是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代五子为其堂奥，对阳明的致良知说有所不满，对张载思想则最为推崇，其目的在确立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他的《读通鉴论》《宋论》，则以史事论述古今成败，其中固然在检讨明朝覆亡的过程，更为重要的部分仍是以华夷内外的分别褒贬古人。在王夫之的评价中，华夷民族大义的顺位，应当高于儒家的君臣伦理。他褒奖刘裕，因刘裕曾北伐中原，而不计较刘裕臣节有所不足。他宽恕韩侂冑，痛斥秦桧，即因为韩有北伐之事，虽然失败了，还是应予肯定。对于许衡，他认为是“用夏变夷”，帮助元廷窃取儒家的道统，严词斥责为“小人儒”。他认为桑维翰主持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称臣于契丹，乃是祸及万世的罪人。王夫之终其一生不肯承认清朝政权，正是贯彻民族大义的原则。
顾炎武（1613—1682）在明亡之时曾参与江南抗清的运动，失败之后，他游历关塞，结交豪杰，仍有兴复之志。他的著作，既有音韵与经学，更多经世致用的历史学与地理学。溯其缘由，顾炎武对于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颇有批评，认为五胡乱华是由于魏晋清谈，误了经世治国的事业。明代的讲学，顾炎武认为其实是清谈孔孟，也与魏晋清谈老庄同样误事。他的经学著作，尤其音韵之学，志在还原古代经典的原貌，因此梁启超认为顾氏的工作实是清儒朴学的源头：“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这是顾炎武在亡国之后，深切反思中国文化命脉所寄的儒学，盼望能从此重新找到经典的原貌及本意。
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寄于他的历史学与地理学著作。他的《日知录》分条缕列他对历史与世事的意见，包括典章制度、史事本末，尤其注意于具体的事务，例如：赋税、盐铁、漕运、军事、吏事……凡此，均为顾炎武于亡国之余，痛定思痛，检讨反省中国政治结构的利弊得失。他将“华夷之防”看得比“君臣之伦”重要，在《日知录》评论管仲一条，认为“君臣之分，所系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顾炎武以天下为心，亦即以百姓生活与文化生命为最关注之处。因此，顾氏认为中国的君主制度已必须改变，应当改变为权归地方的制度。
顾炎武的地理学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记录了他周游各地所见所闻，其中对关塞险隘与交通道路的考察，也许是他为了反清兴复运动的准备工作。此书其实也是对于当时各地社会经济的讨论。这些实际考察工作，不是书斋中的学者能够从书本上获得，反映出顾氏于当世事务的反省与检讨。
顾炎武终生不愿与清廷有关系，以遗民自居，从不忘兴复。他结交豪杰，跋涉山川，时时希望有所作为。顾炎武不同于王夫之，则在于他的深刻反省，对中国文化及中央集权的帝制，都有所检讨。在境界方面，顾氏毋宁高出王氏一筹。
黄宗羲（1610—1695）与顾炎武是同志挚友。他在明末，聚乡兵参加鲁王的抗清活动，辗转山海，屡踬屡起。南明几次抗清的力量都失败后，黄氏致力于讲学与著述。他也与顾炎武一样，深切反省中国文化与政治得失。黄氏痛感道学的空谈，主张明经通史，以求经世致用：“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在儒学方面，黄氏编撰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厘清宋明之学的流派宗旨，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巨构。
黄宗羲反思世事得失的结果，则是《明夷待访录》。这部大书毋宁是于针砭中国文化及政治制度之后，提出他的改革理想。该书涵盖广泛，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都有其改制的拟识。简单地用今日的名词说，他盼望中国发展一个文化精英的民主政治与社会，以学校为议政之地，转变中央集权的帝制为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明夷”二字，是《周易》卦象：“坤上离下，明夷：利艰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这是光明隐匿之后，待时而动之象。此书完成之时，有明诸王均已覆亡，郑成功也已去世，黄氏痛感时不我予，只有把自己未能达到的理想，俟诸来者。明夷一卦，也提到箕子“内难而能正其志”。据说，箕子这位殷商的王子，在亡国之后，曾接受周武王的访问，授之以《洪范》一篇。黄氏书名，隐含对于新王的期待，但是这个他等待的新王，是清朝统治者，还是未来再创文明的人物？自来未能确定。以黄氏拥明素志，不应在亡国之余，即等待新朝垂顾。然而，在他的晚年，对康熙确有许可之辞，也受清廷优礼。以此推测，在他的理念之中，天下生民百姓的福祉，当比民族大义更重要。至于朝代更迭，由他对于君主制度的批判言，本来就不是关心的重点。
上述三人对于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感与关心程度，不啻是分布在光谱表上不同的波段。与他们同时的人物，大致都可在同一光谱表上找到所属位置。最大多数的俗儒，则可能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出山应博学鸿词之征，甚至报名科考，成为新朝的新贵了。当然，清廷也用尽怀柔手段，除了开科取士，也以修明史及编几套大书笼络了不少学者名士。
经过康熙一朝的休养生息，中国百姓生活安定，习惯了清朝的统治，亡国之痛已不在年轻一代的回忆之中。清廷沿袭明人政策，科举经义以朱子注解的《四书》为主，其重点在于伦常纲纪，当君臣的名义已定，则民族界限就不足以颠覆人间伦常。
反清复明的情绪，也不能说完全消失。反清起事常以“朱三太子”为号召。吕留良的弟子曾静还曾游说岳钟琪以岳飞后代身份，率师为兴复之举。民间传播的流言，例如：孝庄太后下嫁小叔摄政王多尔衮、顺治与董小宛之恋及其出家为僧、康熙诸子之争、雍正得帝位不正、吕留良女儿吕四娘刺杀雍正、乾隆是汉人陈家儿子……凡此流传的故事，扑朔迷离，其实不外反映汉人对于清朝统治的讥讪。另一方面，频繁不断的文字狱，也反映清廷心存疑忌，时时不忘强制压伏汉人的反清意识。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也以“君臣之义已定”为理由，借儒家伦理，要求汉人遵守清廷代表的礼教秩序。乾隆以后，反清的活动在于民间，例如天地会的起事，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则已安于“伦常纲纪”的观念了。
四、清代学术风气
明代王阳明心学盛极一时，俨然已取代程朱理学的地位。王学固然可以自由发挥，却也有其不够严谨之弊。明代清谈之风，不下于魏晋玄学，学者大多不务实际。明代覆亡，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反省中国文化及明代制度的缺陷，指出士大夫只务游谈，不通世务的风气，应是中国致败的病象之一。
清初“颜李之学”（颜元、李塨），当是对于明代学术风气的反响，提出了也实践了实学与实行的要求。先秦儒家学说原将德行与学问，视作内外相应的。儒家学问是道德的体认，与古代希腊以来西方学问的知识认知，并不相同。程、朱、陆、王都在学问思辨上，有重大贡献，但若是学者只着力于学问思辨，而缺少身体力行，上述内外兼修而又相合的工作，便无着落。明代王学盛时，刘宗周诸人已不甘从书本从事学问，尤其言辞的学问，而改从慎思明辨之上致力于正心诚意的修身。他们不仅注重慎独及自记功过，还在同人之间互相帮助砥砺德行。明朝覆亡之后，刘宗周弟子黄宗羲，如上所述，遂以为这种笃行功夫也不能救济时艰，于是晚年有《明夷待访录》的深刻反省。
颜元（1635—1704）与李塨（1659—1733）崛起于河北乡间，与明末江南诸学派并无关系。他们生长的地方，正是金、元之时北方新道教兴盛之处，乡里风气质真。清人入关，圈地、投充及追捕逃人的弊政，使北方百姓身感亡国之痛。也为此，颜、李对于明代士大夫高谈心性有痛切的批评。颜元说“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一例。颜元自律甚严，耕作、教学为生，自身恶衣粗食，艰苦劳动。他的行为举止，不敢轻慢失仪，并且与同志相约互相规箴。凡此均是实践儒家鼓吹的处世做人标准，以这一途径纠正学者空谈的弊病。
颜元对于现实政治，亦有批判。他大致主张学问须能经世济民，因此所著《存学》《存性》两篇，都坚持“学”与“习”不能分开。他的教学项目，不仅包括儒家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而且兼及实用的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用今日的学术项目言，即军事学、经济学、工业技术、农牧生产等项。他的关怀，在于正德、利用、厚生，而且不仅正一身之德、厚一身之生，更须扩而大之，由身及众，由家及国，以教育正一国之德，以政治利一国之用，以生产与福利厚一国之生。这是从内圣走向外王的志业了。
颜元的弟子李塨，追随颜元，也发挥了实践之学。较诸颜元的习行，李塨则强调必须兼顾学与行，不得偏废。格物与致知是“学”，诚意、正心、修身是一己实践德行的“知”，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兼善天下的“行”。正因发此心愿，李塨将先秦儒家重视六艺，对比宋儒吟哦静坐，指出两者之间活泼与呆板的差别。
如果颜李学派能有更大的发展，清代教育制度当有相应的改革，而清代学术界与文化界的面貌精神，也会有极大的变化。可惜这一个重视实践的学派，终究不能在俗儒之中开启风气，更不用说继长增高了。清廷科举取士，仍用试帖制义，以朱子注的经典为教材。利禄之所在，即众人追求的方向。因此，颜李之学，在当时及后世始终不是主流。相对而言，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其上乘不过汤斌这样人才，理学名家，正色立朝，号为能臣良吏。下焉者，则是李光地之类，能作理学文章，也能巧宦干禄，至于卖友冒功的私德有愧，全不在乎。如此学者，空有学问而不能实践。然而，清代三百年科举，李氏之流多于汤氏，这是文化与学术的另一种风气。再一次提出经世济用的口号，竟须等到道光年间，俞正燮（1775—1840）与龚自珍（1792—1841）两人于考证之学均有造诣，又当中国多事之秋，始提倡通经致用，以矫学风之疲。
乾嘉考证之学，盛极一时，可说是清代学术成就的巅峰。考证之学起，代替了义理之学。对于这一现象，一般的解释是清廷文网太密，压制太严，不容明末自由讨论的学风，于是学者躲入忌讳最少的考证之学，以取自保。这种解释未尝不能自成一说，然而考证之学兴起，应当也有学术发展线索的逻辑，未必完全可归因于政治压力。
两汉儒学发展的轨迹，或可借来理解清代学风的演变脉络。西汉董仲舒建构了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由此方向演变，一方面有今文学派的微言大义，诠释经文往往有太过穿凿之处；另一方面，谶纬之学更是割裂经文，甚至肆意编造。东汉学者遂反其道而行之，从训诂下手，力求清理经典中的讹误，恢复经典原貌。东汉学者的学风，在汉末三国魏晋，又一变为玄学清谈风气。
清代承明末高谈义理的风气，也有意拨乱反正。顾炎武志在经世，但惩于学者一任己意援引经典，遂考订声韵，也摸索制度沿革。因此，顾氏毋宁为清代考证之学的始祖。
考证之学包括音韵、文字、训诂、校勘，更扩大一些，史事真相、制度沿革和地理变迁，也可列入考验证明之学。这些方法学，亦即实证的研究方法，必由材料下手，从证据中归纳可信的结论。是以，考证之学虽然号为“朴学”，却是胡适之所说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国传统学问，义理、辞章、考据三个部分中，辞章是文学创作的领域，考据则是义理的根本功夫。没有可靠的典籍，而后谈义理，难免会有无根据的猜测，由此取得的阐释，也未能免于主观的陈述。
清代考据之学中，阎若璩（1636—1704）从事经典的考证，其《尚书古文疏证》，当是第一件从大量证据归纳为结论的研究工作。万斯大（1633—1683）、万斯同（1638—1702）兄弟两人都是黄宗羲的学生，前者是经学家，从会通诸经中寻找经文的正确解释，后者是史学家，从许多史料中捡取最接近历史真相的事迹。乾隆时代考证学大师戴震（1723—1777）明白指出，所谓义理不能舍弃经文，凭空得之，认为凡学必从“离词”（分析词句）、“辨言”（分辨语意）开始，最后才能走到“闻道”的地步。这一态度，清代考据学界的大家，大多都能持守。但是，考据之学成为风气之后，从事实证工作的学者，也就难免被狭窄的专题罩住，全力在细节上周旋，迷失了穷经是为了通经的本义，遂为了考据而考据，功夫细密却没有由此引申的余地。
清代官方编辑大部头的丛书，为数不少。康熙、雍正朝除了宣扬武功的“方略”外，有字典、韵书、类书及经书的集解，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等。乾隆时，官修图书的工作更盛，有“十全武功”的方略，《续通典》《皇朝通典》等“十通”中的六部，各种礼书……最庞大的工作则是《四库全书》，花了十三年编辑经、史、子、集四部的古今著作3503种，共有79337卷。凡此种种集体编辑的工作，直接间接动员了不少当世的学者。为了这些工作，学者们的精力时间大多用于考订、补缀、注解与整理。乾嘉考据之风盛行，与这一大规模编书的“工程”有关，相当程度引导了学术界的工作方向。
清代学者们可能由于集中编书之故，遂形成一个学术社群。以戴震为例，上承顾炎武、阎若璩、万斯同的传统，与他同时的学者有钱大昕、惠栋、秦蕙田、纪昀、卢文弨、王昶等人，他的弟子有王念孙、段玉裁等人。《皇清经解》与其续编的作者，几乎都有直线的师承与横向的交往。在中国历史上，堪与相比拟的社群，应是两宋的理学学者群了。
如此一个庞大而延续几个世代的学术社群，当然形成一时治学的方向与性质。无独有偶，17世纪的英国也有一个学术群体。1660年，十二位英国的科学家组织了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皇家学会标举的工作是“数理实验之学”。这一批学者彼此切磋，推动了学术界发展实证科学。第一任会长是天文学家瑞恩（Christopher Wren, 1632—1723），后来担任过会长职务的学者，还有牛顿、赫胥黎、波义耳等人，都是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1850年，英国政府拨款一千英镑，支持皇家学会的研究工作。皇家学会的会籍，须由三位会士推荐，经全体会士投票，始得成为新会士。这一个学术团体，集结了学术界的精英，对于西方近代科学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拱之功。
比较上述17、18世纪中英两个学术社群的工作、志趣与趋向，其间的差异导致此后东方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学术传统。英国学者研究的是宇宙间事务之理，并强调实际的验证。中国乾嘉的学术社群，则研究由古代传承的典籍，其工作是注解与疏证，却不在理念与思想，更不论由已知开拓未知。清代学术风气不为不严谨，是以胡适之将乾嘉考据之学与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相比。但是，清代学者自命为“汉学”，以示不同于“宋学”的义理之学，却仍与实证科学完全不同。清代考据之学，注意学问的细节，不再有追索“道”与“理”的理想，也失去了整理典籍以资反省的原旨！清代学术传统中，已没有了人类关怀自身终极意义的精神。这样的学术传统，可说是为了矫程、朱、陆、王的缺失，矫枉过其正，竟陷入了烦琐，反而减弱了批判官学的力量。
五、民间社会组织方国家的关系
清代出现大量地方志书，修志之风气以乾隆、嘉庆之间最盛，后世方志大多只是增订修改这一时期的志书。章学诚（1738—1801）为编修地方志的巨擘，他认为地方志是“一方全史”，相对而言，朝代的历史是天下之史，“部府县志，则是一国之史”。这种观念，反映了地方自觉性。用今日语言说，地缘单位是一个切近人生的共同体，因此编修志书，毋宁是在儒家天下国家的理念下，地方人士把本乡本土看作实在生活圈的表现。
于是，地方人士外出工作，即在他乡组织同乡会。清代各地常有同乡会馆。在京师所在，同乡官吏及赶考的举子，都有会馆为联络中心。乡谊之外，由于一地常以某种职业为其专长，在外乡工作的同乡往往也操持同一职业。例如，我乡无锡颇多铁匠分散在长江流域各地，重庆、汉口等处的无锡同乡会实际上即当地铁匠帮，是同业工会。各处的无锡会馆，即这一工会的聚会所。铁匠供奉火德真君为保护神，无锡会馆也因此是火德真君信仰的祭祀之处。
在清代，最为著名的同乡组织当是山西人的山陕会馆。山西商人经营的事业，遍及全中国，尤以票号最有势力，于是山西人供奉的关帝（原籍山西解县），即山陕会馆的主神。清代以来，关帝由战神演变为财神，其变化是否与山西人的信仰有关，当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传统中国的专门职业，常有地缘性的集中。“会馆”组织，有利于同行的互助，能使这一行业扩散其势力范围，但也可能因此导致专业的独占及相随发生的专业封闭性。
与上述专业社群不同的社会群体，则是以信仰祭祀活动为中心的地方性组织。兹以中国南方妈祖信仰为例。这是福建泉州发展的信仰，宋代湄洲女子林默娘原为海员与渔夫的保护神，但其功能逐渐演化扩散为母亲形象的神祇。闽台的妈祖庙经过分香制度，建立了广泛的网络，所谓头妈、二妈、三妈……均有本干支脉的谱系，妈祖庙成为社区活动的中心。社区的妈祖在其祭祀圈内，以定期巡境，确立其社区认同意识，组织信众。一些社区领袖，也以祭祀活动，不断确立其权威及祭祀圈内的人际合作关系。于是，祭祀圈也构成生活共同体，社区居民由此合作，从事水利、社会救济等诸项事务，社区终于形成一个经济圈。中国传统的集市，遂常以这样的社区为其网络的基层。
妈祖信仰以分香制度扩散其网络，北至天津、烟台，南至东南亚华侨集中的港埠，凡有海上活动闽台人士之处，即可能有供奉妈祖的庙宇。这一庞大网络的联系功能及由此发动的动员功能，常可超越地区的局限，发挥巨大的社会潜能。
类似的其他神祇系统，或大或小，遍布于中国各处。大而言之，北方的龙王信仰、泰山碧霞元君信仰，南方长江流域的许真君信仰……都经由进香活动，将各处信徒编织为庞大的网络。小而言之，一个地区之内，不同神祇的信众又可经由庙会及神祇定期的互访，集合为一个区域性的共同活动。无锡的张大帝生辰，即全区诸神会聚的“出会”，以建构社区认同。
地缘、职业与祭祀活动构成的同乡观念，实为皇朝政治权力之外的社会认同。在政治权力触及地方利益时，地缘性的社会力量即可能发挥牵制，甚至抵消政治权力的作用。
另一种社会力量，则是以宗教信仰相结合的民间宗教组织。虽然儒家具有相当程度的宗教性，有其教条与仪式，但是儒家学说是国家权力的正统之学，儒生经过科举方成为官吏，与皇权共同掌握国家的权力。佛、道两家，本是出世的信仰，而且经过长期磨合，正宗的佛教与道教都已适应国家权力，足以共存。
然而，在中国的民间，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自宋代以来逐渐融合。明代林兆恩的三一教，即糅合儒、道、佛三教合一的运动。三一教未成气候，今日已不见这一教派，三教合一的努力，则仍见诸一些民间宗派。儒家的伦理理念，加上佛教的果报观念及道教的宇宙观、生命理论，事实上已融合为一套中国人的人生观及宗教观。今日尚见存在的天理教、万善堂等诸宗派，都可说是这些信仰的融合。清代善书之中，流传极广的《太上感应篇》，也是这种融合性信仰的代表。
民间另有一种更为复杂的信仰系统，除上述三教之外，还包含了从中亚传入中国的祆教与摩尼教成分。这些中东与中亚的启示性信仰，在传入中国时已经有些混合。其劫数与救世主的观念，很早即渗入佛教，形成弥勒信仰，也演化为道教的李顺、李八百信仰。宋代方腊吃菜事魔教，即上述启示性教派之一。元末韩林儿等人起事，以明教为号召，而明教实是由摩尼教发展而来的民间秘密宗教。乾隆时白莲教一系的清水教、混元教、收元教，颇为活跃，后遭清廷镇压。白莲教大规模起事，是在嘉庆元年（1796），自此蔓衍四川、湖北、陕西各处，人众十余万。清廷大军围攻，但教众屡仆屡起。清军各处追击，军事行动延续十年之久，始得平定。但是白莲教余党散伏他处，长期隐伏，不时又会冒出头来。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李文成在直、鲁、豫三省边区起事，危及京畿。清末庚子义和团的活动，也是由白莲教一脉相承。
白莲教的教旨，有二宗三际、弥勒下凡的劫变与来世观念。所谓二宗是光、暗，光明终必战胜黑暗。这种二元的理论，与中国传统的阴阳相反相成之论，十分不同，实是转化摩尼教光暗对抗之说。三际是所谓青阳、红阳、白阳三世，分别代表过去、现在与未来。青阳之世由“燃灯古佛”执掌，红阳之世由“释迦牟尼佛”执掌，白阳之世由“弥勒古佛”执掌。每世又有若干劫难，道劫并降，善人入道，恶人堕报。三世之说，与佛教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的观念相同。但是佛教过去佛之名号，据《法苑珠林》的佛祖传记，过去七佛：第一毗婆尸佛、第二尸弃佛、第三毗舍浮佛出于过去庄严劫之末，第四拘留孙佛、第五俱那含牟尼佛、第六迦叶佛、第七释迦牟尼佛出于现在之贤劫，其中并无燃灯古佛。燃灯是光明的象征，其实也是中国明教崇拜光明的传统。白莲教的理念与象征，毋宁都继承明教，乃是启示宗教的教义。白莲教又宣传“无生父母，真空家乡”的口号，前者来自《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后者则是佛教的“轮回俱尽，诸法皆空”。至于白莲教告诫教众的道德，无非是儒家的伦理观念。以上所述诸事，充分显露白莲教是多种宗教信仰的综合体，只是白莲教的教众，大多不是士大夫阶层，其摄取融合的教义，并不注意哲学逻辑的思辨，但求为一般百姓能够接受而已。
嘉庆年间白莲教之乱，虽然平息，教众分散，潜伏各地，分别以其他名称的信仰，延绵不绝。举例言之，今日台湾盛行的一贯道，据该教自述传承，原名先天道，其宣传的教义也是二宗三际，也是“无生父母，真空家乡”，也是主张三教合一，显然与白莲教有传承的关系。嘉庆七年（1802），先天道十一祖何若被捕，流放贵州。这一年代，实与白莲教川楚起事同时。何若传道十二祖袁志谦，先天道从此在四川、两湖、福建传道。道光十一年（1831），先天道又遭迫害，领袖陈彬充军边地。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1843—1845），先天道遭受严重教难，大批领导成员被处死。以上事迹，显示白莲教以不同名称在各处落地生根，其生命力十分强韧。
今日一贯道又在台湾及海外发展，教众不下百万。若以一贯道发展的模式推测当年白莲教的组织与活动形态，大致可以推知，白莲教当是各个支派自己独立开拓，虽有大宗祖脉，却没有统一的规则与约束。各支教义，因地制宜，深浅并不一致，仪式也各有繁简，不尽相同，但吃素一项，则是各处均同。这种根枝蔓衍，落地生根的网络，是中国民间宗教组织的特色。即以白莲教系统而言，远则追源宋代，近则回溯乾嘉，算是民间社会中一个不可轻视的力量！
另一支清代的民间组织，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天地会在台湾的第一次活动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起事，历时逾年，几乎占领了台湾全岛，清廷调集大军始予平定。自此以后，天地会或其支派的活动，从未间断。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事，虽是以拜上帝为名的大规模起事，也与天地会颇有瓜葛。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活动，全仗秘密社会会众支持，其实即各地的天地会，只是或以天地会或以洪门为名称。
天地会的宗旨、口号，明白标志反清复明，其活动范围在中国南部诸省，尤以两湖、闽广为多，也延伸到东南亚及北美的华人社会。该会自述源起，所谓西鲁番造反，少林僧人从军平乱，有功不赏，还遭迫害等等，均难以考证。可以肯定者，其最初组织者当是明代遗民，在清代政权已经稳固之后，将反清组织转入地下。因此，天地会组织十分隐秘，有相当复杂的隐语与仪式，以辨识同志，其组织内规也十分严密，以防范清廷渗透。天地会的会众，大多是一般百姓，工农商贾、将弁兵士，无所不有，但少有缙绅儒生。天地会后来常为人称作“洪门”，各处的山头、堂口各不隶属，也未设有全国性的总机关，但是会众有事，找到在地同志，望门投止，只要以切口暗号盘问清楚，无不尽力接纳保护。洪门人众多少？不仅在清代，因是犯禁组织，难以计算，甚至在民国时代，也不能有准确的数字。然而，这一根枝蔓衍的民间组织，其势力之浩大，则是众人皆知。
清代另一个民间组织是漕帮，又称“安清帮”、“青帮”，以示与洪门（红帮）有所区隔。清代首都在北京，南方粮米经由大运河北运。运漕船只的船员，为数以万计，他们的职业性组织，奉明代的罗祖为祖师。漕帮文件自述来源说，清代船工之中有钱、潘、翁三祖，组织船工，包揽漕运。据传说，清廷担心洪门掌握漕运，足以制清廷于死命，遂仗漕帮（安清道友）保护漕运。后来该帮人众包罗甚广，车船夫役、旅舍商店、茶楼酒馆——凡是交通线上的有关专业，均可能是漕帮会众。该帮的隐语暗号十分隐秘，组织内规的严密，不亚于洪门。各地分舵，也各自独立，并无全国性的总舵。漕帮与洪门之间，似乎长期相安共存，帮中口号：“红花绿叶白莲藕，三家本是一源生”，似乎暗示这两大帮会，甚至隐含白莲教，都有一些历史的渊源。至于渊源何在，至今不易考证，大致都自命为政权之外的民间秘密团体，在掌握国家权力的清廷之前，必须彼此合作掩护。
以上所述的民间社会，包括地缘组织、宗教团体与秘密社会三类。然而，这三种类别，又常有难以区分之处。例如，地缘社区组织常以寺庙祭祀活动联系。职业工会的职业保护神祭祀，又与同乡会叠合交叉，而秘密宗教团体与秘密社会之间，又有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凡此组织，一向不是正史记载所及，却是清代社会不容忽视的一环。传统中国皇权国家的政府结构是金字塔式的系统，相对而言，上述民间社会则是根枝蔓衍的网络，两者涵盖的社会空间颇不相同，却也可以各自发展，并不必然互斥。这些民间组织，在中国历史早已有之，在清代尤为显然可见。
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清代前半期，中国与西方的交涉，可由陆路与海路两个方向讨论。俄国循陆路与中国接触，是康、雍、乾三朝官方来往关系最为显著可见的外国。
俄国向东发展其势力，当从16世纪晚期开始，其发展途径是从乌拉尔山向东，逐渐占领了西伯利亚。在蒙、元时代，蒙古西征，成吉思汗分给长子术赤的地方，即包括今日俄国的大部分。术赤的儿子拔都建立了钦察汗国，亦即西方所称的“金帐汗国”。蒙古的汗国缺乏有效率的政府组织，于是庞大的汗国逐步分解为许多小单位的外来统治群。在这一局面下，斯拉夫的地方贵族，渐渐取得实权。15世纪至16世纪，在伊凡三世（1462—1505在位）、伊凡四世（1533—1584在位）治下，俄国一步一步成形。1613年，罗曼诺夫皇朝开始统治俄国，但俄国开疆辟土，终于成为东欧大国，则主要是彼得大帝（1689—1725在位）与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在位）时代的事迹。
俄国发展的注意力，主要是西向与南向，却在这两个方向遭逢瑞典与奥斯曼帝国的抵制。反而是向东一途，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即攫取了广袤的西伯利亚，势力直达太平洋的东滨。俄国东进能轻易成功，其原因不止一端：一则西伯利亚是寒带森林地区，生态条件与蒙古草原不同，此地的居民布里雅特、雅库特等族群，蒙古称之为“树林中百姓”，乃是蒙古游牧族群的边际族群，蒙古并不看重；再则，明代万历以后，蒙古政权早已式微，草原上自东到西没有一个号令诸部的权力，西伯利亚的居民分散各地，无力抵抗俄国的侵略。
俄国东侵，最初大约是由于商业动机。西伯利亚寒带森林中有许多皮毛丰厚的野兽：熊、鹿、貂、狐……其皮毛都是欧洲市场上高价的商品。俄国富商，结合握有地方权力的豪强（boyars），遂驱策哥萨克骑兵，强力向东开拓。哥萨克人居住在顿河、伏尔加河流域，该地其实也是欧亚大草原的一隅。他们善骑射，生活习俗颇能适应西伯利亚的生态环境，再加上俄国在逐步发展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哥萨克部落解散，沦为佣兵，遂成为俄国东进的力量。
1579年，哥萨克头目叶尔马克得富商特朗格诺夫的资助，率队东进。从此以后，顿河流域的哥萨克骑士，挟西方火器，驰骋于西伯利亚。到17世纪中期，俄国已占据了西伯利亚。1618年，彼德林使团从俄人所建的托木斯克城，经过蒙古，由张家口到达北京。这是俄国官方使节第一次进入中国。顺治六年（1649），俄人哈巴罗夫率兵进入黑龙江地区，更在太平洋沿岸占领鄂霍次克。其时，清朝初建，一时顾不到俄国在北方的发展。这期间，中俄之间的贸易相当频繁，中国出口茶叶、药材，尤其是大量的丝绸与棉布，俄国则主要向中国出售皮毛和金银。
由于俄国不断尝试伸张势力，中俄两国之间的边境颇多冲突。顺治九年（1652），上述哈巴罗夫在达斡尔族的居地雅克萨筑城，企图长据为基地。此后十年，俄人在这一地区不断经营，并又在尼布楚筑城据守。
清廷在平定三藩之后，开始面对俄国进入东北的危机，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派军驱逐雅克萨的俄军——这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第一次军事冲突。康熙二十八年（1689），俄国派遣使节来华讨论边界问题，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确认黑龙江一带的边界线，俄人拆除雅克萨城，撤回军队——这是中国第一次与欧洲国家签订的国际条约，除了中、俄文字，还有拉丁文为条约的正式文字。
尼布楚条约之后，俄国又屡有使团来中国，谈判通商细节，确认划界事宜。在通商方面，清廷原则上只许俄商在恰克图交易；在划界方面，清廷毋宁承认了俄国在唐努乌梁海以北大片土地的主权。清廷又准许俄国在北京建立俄罗斯馆，馆内设东正教教堂，俄国学生可以在华学习语文。俄使节团来华路线，北线经过西伯利亚入北京，南线是由蒙古经张家口入北京。虽然清廷允许两国在边界贸易，这些使团来华又不啻是另辟了北京的市场。中俄贸易，俄方获利甚丰，恰克图的贸易项目，中方出口丝绸、棉布、茶叶、大黄等类，由俄方进口项目则是呢绒、皮革、牲畜与铁件。18世纪后期，俄方的对华贸易占了全部关税的四分之一！
在上述正常外交关系之外，俄国还另有扩张势力范围的企图。准噶尔部在厄鲁特蒙古诸部中最为强大，其居地是在中国的西部。清代准部屡次侵犯漠北喀尔喀诸部及漠南杜尔伯特部。清廷经过康、雍、乾三代征战，始将准部平定。准部的后援，其实是俄国，其枪械大多由俄国供应。蒙古土尔扈特部明清之际在伏尔加河下游放牧，俄国势力东渐，奴役土部蒙古，该部十七万众遂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举部东归，由清廷安置在漠西放牧。凡此事件，都有关中俄两国势力的消长。
整体言之，康雍乾时代，中俄关系基本上还算是平等来往，双方对于彼此的情形，也相当清楚。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廷因土尔扈特部事件，希望了解俄国实况，派遣图理琛率团入俄境考察。图理琛一行往返三年，将考察所得撰为《异域录》，记载俄国山川形势、民俗物产。嗣后，图理琛屡次参与中俄交涉，成为当时的外交专才。相对的，俄国使团来华，络绎不绝，来人也详细采访中国情形，回报俄廷。两国外交谈判，能够有具体的协议，当由于双方对实际情势都能有一定的掌握。
在南方海疆方面，情形却大不相同。澳门自明代为葡萄牙占领后，即西方人士来华的起站。明代耶稣会会士经常由此进出，中西贸易也在此地及邻近的广州进行有年。西方对中国的了解，经由传教士及商贾为媒介，已经累积颇丰。明代及清初，同样经由传教士的介绍，中国有识之士对西方也有一定的了解。但西方海上势力，在清初已有大变化：葡、西两国力量消灭，荷兰曾一度占领台湾南部，为海上的重要力量。郑成功驱逐荷人，荷人仍不放弃在中国沿海的活动。清廷经略台湾，荷人屡次希望与清廷联军攻台，但清廷没有同意。此时，英国崛起，活跃于海洋航道，其东印度公司努力经略，在西方东来航道上已有了好望角、孟买、新加坡等据点。中国贸易是英国最为注意的重点，为此英国自然努力不绝，企图打开中国贸易的门户。
当时，清廷重开海禁，规划广州、厦门、宁波、江苏云台山等处为对外通商口岸。乾隆二十年（1755），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到达定海，转舶宁波，完成交易。次年，英船又来，请求在宁波设立长期居住的据点，清廷不准，只许在广州贸易。英商翻译洪仁辉（James Flint）乘船径驶天津，向清廷申诉粤海关勒索情事，乾隆处罚了广东官员，也将洪仁辉圈禁在澳门三年，期满驱逐回国。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颁布管理夷商的条例，防止外人多生事端，明令只许在广州互市，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仍尽力寻求在华设馆驻留。英国商船来华数量，多于法、德、荷兰、瑞典、丹麦等国。中外贸易项目，中国出口为丝绸、瓷器，以及各种工艺品，进口则除香料外，以白银为主。
在18世纪后期，英国的产业革命已经完成，对外贸易成为英国国家发展最重要的一环，对中国的贸易尤为英国重视。于是，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接纳东印度公司的建议，乃派遣马戛尔尼爵士（1737—1806）率领庞大使团来华。次年（1793），马氏等人到达北京。乾隆在暮年宠任和珅，尤其当时正在筹划万寿庆典，英使远来，正巧可以用来证实外夷向化，入贡天朝。清廷将英使视为贡使，要求英使行三拜九叩的大礼，双方龃龉甚久，最后以折中的礼仪完成朝廷接见的大礼。于通商一事，英国提出的要求为：在北京设大使馆，准许英国在宁波、舟山、天津等处贸易，在舟山与广州拨给土地居住，也可在北京设立货行，并予内地贸易的关税优惠。清廷对于上述要求，一概拒绝，以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政府再度尝试打开中国外贸门户，派遣阿美士德爵士（1773—1857）携带礼品乘坐海军军舰来华，企图完成马戛尔尼未完成的任务。双方又因礼仪之争，未能如愿。
这两次英使来华，双方不能进入谈判，一方面清廷自满自大，以天朝自居；另一方面，英国也过分自信，提出片面优惠的要求，盼望中国接受。双方都有愚昧与自大之处。乾隆一朝，君臣耽于逸乐，不求了解外国情形，不能与康熙朝的对外知识相比。英国的朝廷，正当国势蒸蒸日上的时候，也有自大心理，而那些朝臣只从商业利益考虑，未能由欧洲学术界寻取对于东方的了解。双方以盲对盲，遂使中英交涉陷入僵局！
英国马、阿的使团，有各种专家同行，在往返道路及在京交涉期间，英人搜集了大量资料，于政制、军备、军队素质、经济物产等都有了翔实的信息。英人从此看透了大清帝国的真实体质，即这一庞大的帝国，经过百年鼎盛，其实已经腐朽老化，不能抵挡新兴欧洲的强大经济与军事力量了！英国的下一步，即以武力砸开中国大门，用炮舰政策强迫中国接受片面的优惠条件，庶几从贸易吸取中国市场的利润。
中俄之间交涉与中英之间交涉的过程，竟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其实即当事者是否懂得对方。中英之间，彼此误解甚深，主要在于双方都自视甚高。中国在康熙时代颇能知己知彼，以务实态度处理外交。乾隆则自大心态作祟，不能合理地面对外人。乾隆号为盛世，其实已衰败了。
七、清代的商业活动
明代晚期，大洋航运联系欧亚，西方以美洲白银购买东亚产品，开启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序幕。当时中国东南受惠于这一变化，大为繁荣。清代的商业活动，在明代基础上继长增高，蔚为传统中国历史上商业最为发达的时期，堪与西欧高涨的重商主义情况相比。
清代的商业活动，分别见于国内市场及国际市场。先论国内市场的扩大及复杂。明代中国引入了外来农作物：玉米、番薯、洋芋、花生……使过去无法种植稻、麦的山坡与河地，都能种植这些作物，因此清代人口大量移向西南山地、内地的丘陵与河地。清代人口急剧增加，当与这一因素有关。其他因素，已见于本章第二节。
人口多了，消费生产均随之增加，则经济体也就扩大了。清代盐产收入，列为国家重要岁入项目，一则因为田赋之外，政府收入项目不多；二则，在食用上，人人非盐不可。人口增加，盐的消费随之增加，盐课因此成为极为可观的数字。由盐课收入的不断增加，即可反映清代经济体之扩大。
清代绥抚蒙、藏，消弭中国历代北方边患，西北两方边疆民族与中原腹地化敌为友，其市场需求依赖中国本部。在西南山区，汉人移民移入交通路线两旁的土地，也深入林箐、开拓土宇。汉人在新地区落地生根，当地的土著也跟着汉化，其生活方式渐渐改变，生活必需品往往仰给汉人的产业。台湾一岛，地方不大，自康熙朝以来吸纳了地狭人多的闽粤人口。凡此，西北两边、西南山地和台湾，均是中国经济体涵盖地区的新增部分。东北地广人稀，为满人故居，清廷禁止汉人进入，但是满洲王公贵族必须招徕劳力，在其领有的田庄上耕作放牧，以维持其贵族生活。东北于清代中国经济总量上，未必占重要地位，但在清代中叶以后，关内劳力由华北，尤其山东半岛，纷纷移入，东北的重要性终于渐渐凸显。
明代海疆的纷扰，自清廷取台以后，逐渐平息。清朝水师努力扫荡海上武装集团，蔡牵当是清代最后一支海上势力。自乾隆以下，东南海疆平靖无波，这一形势有助于沿海运道畅通。在陆路方面，蒙古与内地交通安全，而且蒙古草原区南北方向的道路崎岖，东西方向则平坦，在蒙疆由东往西，遂成贸易大道，其重要性不减于传统出河西四郡进入天山南北路的汉唐丝道。西南山地由于汉人移民日多，尤以清廷改土归流的政策，城镇渐多，沿交通干道又开辟了许多支道，深入西南腹地，西南贸易也为之方便安全。凡此，海陆诸处国内区间的交通路线开通，当然也有利于商货贸迁。
兹以棉布为例，可觇见国内市场的流通。清代棉纺织品，是国内市场的重要商品。百姓日常衣着均以棉织品为主，其销售量极大。中国棉产地，以北方平原为多，但是纺纱、织布又因南方气候潮湿，较之北方的干燥，更宜纺织过程中纤维的延伸。于是，棉花由北南运，纺织成品由南方向全国各处销售，遂成为国内贸易的重要项目（山东也有纺织业，产量仍远逊于南方）。江南虽为食米的重要产地，但纺织业吸收了大量劳力，人口众多，以致当地粮食竟不够支应市场，还须由两湖运米接济民食。于是，长江中游运米东下，又成为国内贸易的另一重要项目。
国际贸易方面，海路的输入品是大量白银。白银既是贵金属，也是中国市场的高额货币。美洲产银，流入中国的数量，十居其六。长期顺差，中国累积的白银使通货充沛，当然刺激了市场活动，扩大了经济体的积量。白银是高额货币，日用不便，中国市场须以铜币为日常流通货币。日本产铜，虽在德川当政时，幕府已实行锁国政策，但是中国的特许商船仍每年从日本进口一百五十万铜斤，作为铸造货币之用。从这一数字，已可觇见中国市场扩大的幅度与速度。
清代经济体的扩大，因素甚多：人口增加、农业生产面积增加；城镇市场增多，尤其过去市场活动不够活跃地区，有较为密集的市镇；交通路线的开通与加密，则是资源流动速度与密集度的增加。以上三者，均使清代国内市场有延续二百年的成长。
清代国际贸易也较之明代更为活泼。北方陆路的国际贸易，如上文已述，蒙疆安堵，与内地整合为一。汉地货物，如茶砖及纺织品，在输入蒙古之后，又可沿北方草原的道路，运往俄国，再经过俄国转运到东欧与中欧的市场。康熙时，清廷与俄国订立的正式条约都列有贸易条款，而且指定恰克图买卖城等处为中俄交易口岸。这条东方与西方通道上的商货，如以驼队为单位，动辄以“千峰”计算，贸易数量颇为可观。中国的茶，进入欧洲，有cha与tea两个发音，前者即北路输入欧洲的茶。
海路对外贸易，清廷规定以广州为主要口岸，虽然宁波等处也是开埠的口岸，但清廷并不愿意外商进入。清廷的这一态度，在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及其前后中英交涉均坚定不移。清廷所持的理由是便于管理“外夷”，其实重要的因素当在广东的“公行”，亦即独占国际贸易的若干商行，因为它们与清廷内务府的“皇商”有密切关系，不愿放弃这一利润丰厚的特权。经由海道来华的外商，先是西、葡、荷兰，但后来的英国逐渐掌握优势。英商贸易，除了传统丝绸、瓷器之外，尤以茶叶为大宗，不仅运往欧洲市场，更开辟了美洲殖民地的市场。美国独立运动的第一桩事件，即革命者在波士顿港口将英商从中国运来的茶叶倾倒入海。西方称茶为“tea”，则是闻“茶”音学的发音，反映了南方海路贸易的历史。
海路运送瓷器，较之陆路长途跋涉，虽有波涛之险，但船只运送数量大，而且只要包装得宜，也较少破碎的损失。因此，海运货物中，瓷器仍是大宗。广州出口的瓷器，除了江西、浙江名窑产品，另有广东与福建专为出口烧制的瓷器。广州还有专为外销欧洲市场、在瓷坯绘制欧风图像的“贸易瓷”。那些绘制贸易瓷的画师来自欧洲，欧洲绘画艺术竟因此传留在广东，开启了后来广东的艺术特色！
以上所述，为国内外市场活动中，最为荦荦可见的项目。国内市场大了，地区性的特产在需求增加时，当地必会专注投入生产这些特产，于是有些产品的地区性分工，又会导致区间贸易的兴盛。以一项特产为例：山西产铜又产醋，置铜片于醋中，很快即有铜绿，再刮取铜绿作为颜料。山西商人并因此向四川采购锰铁化合物，生产红色颜料，发展出颜料供销的独控事业！最有名的即晋商颜料商号“西裕成”累积资本，最终转化为山西著名票号“日升昌”的故事！
清代商业的兴盛，可以由所谓十大商帮的发达觇之。十大商帮中，尤以晋、徽两帮势力最雄厚。兹以这两帮发展经过为例，叙述清代商业活动的特色。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水苦地旱，为群山围绕，又因不在道路网上，交通不便，因此也缺乏贸易之利。晋帮居然能成商业大帮，主要是它在山西省外各地的事业。晋帮之兴，当远溯明代，明廷为了供应九边军粮，创“开中”制度，以“盐引”（贩盐许可证）为报酬，招募商户运粮边塞，供应戍军。山西北边为九边的大同镇、宣府镇，西边为山西镇、榆林镇，都不遥远。晋商遂在长城下租田耕种粮食，就地缴纳军粮，省了运费，赚了盐引的厚利。晋商以此为资本，运送食盐、茶砖，在蒙边销售，再以皮革、毛货及牲口为回头货，销售内地。于是，晋商足迹遍及北边各处。
清人崛起，努尔哈赤的军需民用，颇赖晋商从内地运输接济。清人入关，范姓等八家晋商取得皇商身份，纵横蒙古商道。蒙古与汉地之间，不再有战争，商道上出现许多市镇，其中诸般行业，大至茶马买卖，小至客栈面店，均由晋商经营。蒙古王公贵族及小民百姓的日用品，也全由晋商从内地贩运供应。晋人从商者，尤以平遥、太谷、祁县三处为多，呼朋引伴，奔走四方。晋商富户之财产白银，竟足以在清廷喀部、准部诸战后，为清廷支援军资。嘉道以后，晋商发展票号，先是以汇兑业调节各地资金多寡有无，也博取各地的白银、铜钱之间的比率差额，继而放贷有利润的买卖，博取盈余。至咸丰以后，国家多事，晋商又以接济官府取得代理省库、国库的特权。在清代末叶，晋商票号，已俨然掌握当时金融业的大部分，存放数字各有白银数千万两之巨。
徽帮起于皖南。皖南山多田少，群山围绕不断，有“八分山，一分茶，一分田”之称。该地居民也如晋商一样，必须外出经商。明代徽商经营无所不包，甚至明中叶海寇之乱，其肇端竟是徽商投资海商的活动！安徽多山，但是上通长江，下通浙江，一出皖南群山，便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清代徽帮，最发迹的行业是盐业，扬州的大盐商以皖人为主。徽帮以其同乡网络，互相支援，在长江上下游，由四川到江南，经营之行业，其实多元多样。徽商汪道昆的《太函集》中，即可觇见他们网络之广大。徽商另一著名的行业是当铺，当铺业务是典押借贷，其实也是操弄资金的金融机构。
区间贸易，以有易无，腾挪款项，必须有信用及网络。皖人居积丰厚，与北方晋帮南北相应，各有天地。两个商帮，都由于故乡田地有限，不得不外出谋生。它们的特色，都在灵活的多元经营，也均依靠同乡乡谊连成资金融通与消息流转的网络。而两者又皆涉足于最有厚利的盐业，终于各自发展了金融业务的票号与当铺。两大商帮的发展史，反映中国清代中叶蓬勃的经济。它们在清末的衰败，也代表着中国传统经济的终结。
八、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接触
耶稣会会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带来了当时欧洲的科学知识，实为中国接受西方文化冲击的嚆矢。清军入关，清廷继承明廷政策，照样借重汤若望（1592—1666）等人天文历算的知识。汤氏于顺治即位次年，被命为钦天监的监正。从此以后，汤若望、南怀仁（1623—1688）等耶稣会会士，前后相继担任此职，视为常例。在这一类的工作上，耶稣会会士的角色已定位为天文、历算、地图测绘等方面的技术人员。
清代中国士大夫与耶稣会会士的交往，并不如明代徐光启、李之藻与利玛窦等人之间的交谊。其间还有康熙朝为了历算而起的一场冤狱。康熙即位后，顾命大臣鳌拜专政，当时杨光先反对使用西洋历算方法，著文指责天主教为邪说，劾耶稣会会士“暗窃正朔之权”，且奏请治罪。1664年，清廷将西洋治历官员下狱治罪，分别拟凌迟处死及斩刑，又将各省传教士押送广州，准备驱逐到澳门，天主教遭禁。后由于太皇太后出面干涉，西洋人获赦，但有些信教的中国官员及监局官员却已被刑。次年，杨光先与南怀仁等各自负责实测时刻及讨论民历，南怀仁的实测准确，于是西洋传教士的罪名得以平反。1669年，汤若望已去世，南怀仁复任钦天监，各省教士也得以回原地主持教堂。这一次风波，杨光先等人的立场是既反对西法，也反对洋人。双方冲突焦点则是历算的技术，由于西洋历法的确优于当时杨氏主张的旧历法，西洋教士始得有翻案的机会。
康熙自己好学多问，对于西洋历法有兴趣，还亲身体验过西药的功效。当时正有一群学问优良的耶稣会会士来华，包括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 1654—1707）、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这些人遂被召侍从讲学。康熙的兴趣甚广，从传教士们学习数学、哲学、化学、机械、地理、天文。这时，是耶稣会会士的学问最为中国皇帝信服的时候！但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礼仪之争”，则是致命的一次打击，天主教传教工作遭禁，西方学术传入中国的管道也受限制。
“礼仪之争”可谓世界史文化冲突的显著案例。最初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在转译基督教教义时，借“天”与“主”，合为“天主”，作为基督教至高至上唯一真神的名词，后来又借中国经籍中的“天”与“上帝”，作为神称。早期耶稣会会士，并不禁止华人教徒祭孔祭祖，以为二者并不是宗教行为，毋宁只是纪念的仪式。明末，多明我会会士也来华传教，对于耶稣会会士的上述作为有所不满，便向教廷指控耶稣会会士曲解教义。这种修会之间的争执，又因教廷政争，扩大为教廷与欧洲各国诸侯之间的明争暗斗。1704年，教廷命令从此仅用“天主”一词，不得再用“天”与“上帝”的称号，也禁止教徒有祭孔祭祖的仪式。教廷派遣使节来华传达教宗的谕旨，康熙遂命令教士选择：留华传教或是遵从教宗谕旨，后者即被驱逐出境。嗣后教廷多次重申禁令，1773年教廷谕旨解散耶稣会，1775年谕旨送到中国，在华耶稣会解散。康熙晚年正式禁止西方传教工作，由此直至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才开放教禁。
这一次礼仪之争，在欧洲教会诸派系及一般学术界，都引发激烈辩论，讨论的幅度不但在于教义的阐释，也涉及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堪称欧洲文化史上的大事。甚至因为此，牵动了许多学术界人士对于罗马教廷权威的检讨。
在中国方面，由于教廷遣使携来的教宗谕旨视中国如教廷可以指示的俗世政权，康熙自己及官员都为之十分不满。当然，教廷谕旨禁止祭孔祭祖，触动了中国文化体系的根本，康熙下旨禁教，在中国立场实是别无选择。但是，礼仪之争并未在中国引发学术思想的辩论，与同一事件在欧洲引起的风波大不相同。
西洋教士来华活动，大都是在社会上层，而且十分贴近政治权力的核心。在利玛窦时代，教士还与中国知识分子多有来往，此后则是以技术方面的专长供职钦天监或是宫廷侍从，教授西方数理科学。同时，清朝入关后，以科举笼络士人，以朱子经义桎梏学术思想。清代文字狱更吓阻学者，不得逾越官学，再加上中国的学术界鉴于康熙初年历学之争中，受牵连者大多身罹不测之祸，既无机会也无勇气再投入礼仪之争了。于是，虽然康熙自己对于西学有广泛兴趣，社会大众却并未有机缘承受西学的刺激。
西洋教士带入中国的事物，大多是实用的知识，即使天文与数学，也是因为历算的功能，始得进入朝廷。在理论学科方面，西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即使在实用知识的领域，例如圆明园的造园艺术与喷泉造景的“水法”，其实只见于皇室宫苑，于民间的影响不大。
西方科学对中国有长远影响者，一在历法：自从西方历学引入钦天监，虽然中国的历法仍是阴阳合历，但其测算方法全从公历，过去传统测算及元代传入的回回术，均不再使用。自古以来，民间遵用官家的正朔，自有了西法测算，中国人计算时节的历法已相当精准。这一改变，大家习焉不察，其实还是生活中之重要事项。
绘制中国地图，当是西方学术在华另一项十分重大的贡献，却鲜为人知。康熙二十八年（1689），为了中俄谈判，传教士张诚参加谈判工作，康熙始了解地图的重要性。经过长期规划，购置工具，训练人手及制定标准尺与经线长度，康熙四十七年（1708）传教士白晋等人配合中国人员，开始全国实测工作。十年之后，《皇舆全览图》完工，其涵盖地区包括满洲（今日东北）、蒙古及内部诸省。这是中国第一幅经过实测编绘的地图，雍正、乾隆两朝又增加了西部地区地图。乾隆时完成了更为扩大的《乾隆内府舆图》，涵盖地区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北至俄国北海，南至印度洋，其实已是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并不限于清廷统治的疆域。这两幅大地图，又分为许多分图及分省图，不仅是当时地理学的重大成就，也是此后中国绘制地图的母本。
中国数千年来，帝国是一个天下国家，边界向来相当模糊。18世纪，中国面对西洋列国，对于自己疆域，应有明晰观念。这两幅地图，为中国界定自己的疆域，是空前大事——这一转变，既确定了中国在世界列国之间的定义，也因有自我国族定位。
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对于西方世界造成的冲击，可能尤具历史性的意义。耶稣会会士必须时时向欧洲的总部报告在中国、印度等处工作的情形，也缕述当地的见闻，内容又不限于传教事务。1702年开始，巴黎出版了《耶稣会士书简集》的第一集，此后至1743年，共刊印了二十六集。1735年，法国神父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从这些书简中，摘取资料，编成有关中国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与博物的《中华帝国全志》共四卷。1776至1814年间，欧洲又有《中国丛刊》十六卷陆续问世。这三大套资料集，涵盖广泛，诚为西方第一次对中国文化与国情的详细介绍。
欧洲学术界大多与教会有接触，而各处的大学又颇多与教会有关系。因此，欧洲的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一个学术性与知识性的社群。耶稣会会士学问渊博，与一般僧侣不同，他们与这些知识分子颇通声气。上述三套大书提供的东方事物，在欧洲激起相当可观的影响，18世纪的欧洲正是教会影响力渐消，世俗国家权力渐长的时代，欧洲的启蒙思想批判封建社会与神权笼罩的文化之时，耶稣会会士介绍的东方文化遂成为伏尔泰（1694—1778）、孟德斯鸠（1689—1755）等人针砭欧洲现况的借鉴。当然，耶稣会会士在华工作，他们的报告也不乏对于东方的溢美之词，于是儒家的理性哲学和人文精神、康熙的勤政好学、中国的科举取士及中国儒生的学者从政，凡此都成为欧洲学者心目中憧憬的圣王哲人与人文理性的榜样。中国工艺产品及艺术风格，与欧洲十分不同，也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批评欧洲工艺的对照。中国的思维方式，例如易卦的排列，启发了莱布尼兹（1646—1716）对二进制数学的探讨。欧洲的洛可可艺术，也是在中国艺术影响之下发展出的风格。
中国风尚固然盛极一时，欧洲学者同时也看到了中国文化有其阴暗的一面。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在颂扬中国文化的理性时，也同时指陈中国皇帝制度的专制。卢梭（1712—1778）更明白指陈理想化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之间，其实有相当的差距。另一方面，乾隆中期以后的耶稣会会士，事实上已很清楚地觇见中华帝国正在败坏，中国的文化也已停滞。于是，在19世纪时，欧洲对于中国的评价，已经由赞美转变为轻视。
总而言之，耶稣会会士带来的西方文化信息，在中国激发的影响，相当局限于实用方面，未引起中国学术界以西方为对比，而对中国文化有所反省。相对而言，欧洲的启蒙运动却借中国文化为参考资料，深刻检讨了自己的文化现况，引发了巨大的文化变革。
从那一个转变关口，欧洲发展了现代世界的主流文明，中国则还没有觉察世界正在改变，依旧沉溺于天朝上国的自大。1792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率领使团来华，希望建立外交商务关系。乾隆将英国使团当作海外小国远道朝贡，拒绝英使提出的通商要求。失望的英国使团并未达成奉使的任务，却看透了中国君主的无知与自大。这一使团中，有一个随行的少年，颇蒙乾隆喜爱。数十年后，这个少年已是英国的议员。在鸦片战争前夕，这位少年时曾来过中国的议员，即明白地表示：中国已经老朽，已经不堪一击！
九、通俗文化
中国历代都有其通俗文化，或是民间流传的歌谣与故事，或是由娱神演变为民间观赏的戏剧，不一而足。自宋代商业都市兴起，许多民间的说唱，转化为专业的表演艺术。明代商业经济更为发达，尤其南方城市，民间表演活动尤盛。这一趋向民间也趋向娱乐的世俗化趋势，发展至清代，声势更为浩大，而且波澜壮阔，波及小说与绘画，终于蔚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传统。这一“小传统”的气势，堪与社会上层的“大传统”并存颉颃。
明代本已出现许多通俗性的文学作品，例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其文字还是半文不白，并非口语。明代的短篇故事，如“三言二拍”，虽有些与宋代以来的说唱故事有相当渊源，但文字也不是白话文。明代戏曲，出现了从地方剧种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昆曲，堪称中国戏剧中的奇葩。但是，昆曲编剧名家全是知识分子，剧本优美，例如《桃花扇》《长生殿》，一般小民百姓仍旧不免觉得太过精致，难以称为民间文化。
清代的文学作品，则颇以白话写作。《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与《儿女英雄传》，都是语体文的作品。文学家用语体文撰作，其实不待五四白话运动，即已有相当丰长的传统。
说唱的表演，当然必须用一般人可以听得懂的口语。清代民生殷富，大城小镇都有专业说唱艺人表演。甚至在四乡八镇，或为庙会娱神，或为小民节庆，或为大户人家喜庆招待宾客，皆有行走江湖的说唱艺人受雇表演。说唱表演，在北方是鼓书，在南方为弹词，八旗子弟唱的是太平歌，还有庙前劝善的宝卷、佛曲与道情……
不仅许多民俗资料记载了各地的演艺活动，即从前面提到的文学作品言：《红楼梦》中，既有贾府自己的小班子，也有蒋玉菡承应豪门的小戏班，还有专为内眷说唱的女先儿。《桃花扇》中，那些名妓都以演唱为业；苏昆生等人是专业教师；柳敬亭，真有其人，是明清之际著名的说书人。《长生殿》中，弹词“九转”一出，追叙开元盛世，与其当作唐代的表演，毋宁是反映了作者洪昇所处时代盛行的说唱。
再从说唱表演创造的文学作品言。明末清初的说唱第一大家贾凫西，明末由仕宦退居故里，将奇说稗官编为鼓词，四处说唱。孔尚任《木皮散客传》记载贾凫西所著《木皮散客鼓词》，其实是一部列代通史，以鼓词叙述古今，评论史事。但贾氏著作久为禁书，到清末始有刻本。这种体裁的作品，还有杨慎的《廿一史弹词》。
历史演义也常为说唱家采用。柳敬亭说书，即多以西汉、三国、隋唐、说岳、水浒为题材，当时左良玉请他在军中说书，待他为上宾，也是因为这些故事适合军营听众的兴趣。另一种演义，是清官与侠客的故事，最为著名的一系列故事是说书人石玉昆所说的包公及一批侠客的事迹，当时即有人笔录为《龙图耳录》，流传既广，后来因为五鼠三侠的部分多于包公，遂有人改编为《三侠五义》。这一类清官侠客故事，衍生为《施公案》《彭公案》等，是说唱演义中的重要文类。
北方说唱以演义为多，南方说唱则以儿女感情的故事为多。当然，二者之间也不能截然划分为两种传统，南方也有历史及侠义故事，北方也有儿女故事。最为著名的爱情故事，尤其江南一带，当是《白蛇传》。白娘子这位从宋代《义妖传》衍变而来的角色，在各种说唱中都热门。爱情故事常从“三言二拍”中汲取改编，其中泛滥的模式是才子佳人，穷书生落魄，小姐后花园赠金那一套，即《红楼梦》中贾母拒听的故事。经过说唱名家的表演，有些故事已从文本脱离，在弦索檀板中历久而弥新，此中较为著名者，则为《三笑》《玉蜻蜓》《珍珠塔》……此外，有些闺阁仕女，有文才而无处可用，则又以说唱体裁创作为长篇韵文的故事，例如：陈端生的《再生缘》、邱心如的《笔生花》、陶贞怀的《天雨花》，均为其中翘楚。《再生缘》中的孟丽君，乔装为男子，文中状元，武为将帅，为女子抒发不平之气。史学大师陈寅恪，在晚年还专文研究《再生缘》。这些闺阁作品，虽非演艺人员创作，仍为他们采用为说唱的文本。
乾隆六十大寿，四大徽班进京祝寿。万寿过后，徽班留在北京，居然从此发展为全国性的剧种——京戏！徽班的故乡是安徽南部，这里也是清代徽帮商人的故乡。徽商行贾四方，而又以贩盐业的利润最为丰厚。扬州盐商所养的戏班，曾于乾隆南巡时，在御前供奉。徽班在长江与大运河码头，已有接触其他地方剧种的机会。乾隆六十大寿，各处地方戏班纷纷进京，彼此又有相互观摩的机会，而徽班能采纳汉戏、秦腔，加上昆曲等各种来源的唱腔与音乐，遂糅合雅俗唱腔于一炉，混合弦乐器与管乐器为伴奏，更广泛地收纳不同剧种的演技特色，终于开展为京戏。京戏取精用宏，既较地方戏精致，又较昆曲易懂，于是压倒了各种地方戏，上至宫廷公卿、富商大贾，下至贩夫走卒，皆成为京戏广泛的观众群。
京戏的内容，包罗万象，既有过去的南北戏曲，也吸收各种话本的演义故事，将说唱艺术描述的情节搬上舞台。拜京戏之赐，那些弹词说书的内容，推广成为观众熟知的故事。京戏遍及南北大小剧场，竟整合前述各种戏曲与说唱的故事，成为内容丰富的民间文化。
这一民间文化的传统，又扩散及民间的剪纸、版画、泥人、面人、糖人，以及各种装饰艺术。以版画为例，苏州桃花坞与天津杨柳青的版画，即接纳了京戏的人物与故事，创作出不少百姓喜爱的主题。各种京戏面谱，也反映了中国民间对人物性格的造型。
在京戏普及的影响下，清代中叶以后，中国人都熟知关公、诸葛亮、包公、杨令公、白玉堂、五鼠、岳飞、李逵、济公、白娘子、唐伯虎、蒋兴哥、孟丽君、梁山伯、祝英台、杨贵妃、樊梨花、黄天霸、窦尔墩这些或真或虚的人物。中国人的知识系统，事实上已一分为二：一套是知识分子拥有的历史观与伦理观，另一套是民间建构的历史观与伦理观。
上层社会大传统的历史系统，可由《资治通鉴》的褒贬为例：朝代兴亡系于政治是否修明、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圣君贤臣与昏君奸臣，是两种不同的典型。凡此历史观，目的是以历代兴亡的历史发展为教训。在民间的系统中，历史是《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三国》《说唐》《杨家将》《飞龙传》《包公案》《说岳》《大明英烈传》《铁冠图》等一系列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往往以个人恩怨与因果报应解释历史的变化。举例言之，汉初韩信、彭越、英布三位功臣的诛死，在《三国演义》中却敷衍为：汉末三国分汉，是上述三位功臣的报复；伏后则是吕后的转世。又如，隋亡，炀帝被缢，后来转世投胎为杨贵妃，导致天宝之乱，而杨贵妃还是难逃缢死的命运。
正史上，宋将杨业死于战场。在民间历史系统中，杨家将的故事则继长增高，占了宋史极重要的一部分。故事中，杨家是保卫国家的唯一武装力量，杨家男子几乎都在疆场上为国捐躯，杨门寡妇又担起了卫国抗敌的任务，朝中奸臣不断陷害杨家，幸而有八贤王、寇相爷在各种场合保护杨家。杨家将的故事，又衍生为薛家将、岳家军……在不同时代，重复了杨家将类似的遭遇。
侠义故事代表了民间的正义观。从《龙图公案》衍生为包公主持正义，不畏强梁，又加上侠客投效保护包公，再演化为侠义之士查访破案。这一系列故事的清官，包公之后，有海瑞、施世纶、彭朋、狄仁杰、于成龙……侠义之士有王朝、马汉、三侠五鼠、黄天霸……民间的正义，不寄望于法律，却依赖皇帝特许的御铡与尚方宝剑，由聪明正直的好官，当场处决，为人间铲除不平。
中国传统社会，男女并不平等。女子没有机会外出工作，当然没有自己的事业；女子婚嫁，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决定，自己的命运也不能自主。然而，在民间文化系统中，小姐可以赠银接济穷书生，创造自己日后接受封诰的命运，而王宝钏那种烈女更可以将爱情与婚姻放在比父女天伦更高的位阶。《再生缘》的女主角易钗为弁，文武双全，使男子低头。樊梨花与穆桂英，则更以武艺压倒夫婿，勒逼这些勇将娶自己为妻。这是民间对于正统社会秩序的抗议。
从《三国演义》桃园结义的故事，可觇见民间文化强调个人与个人之间建立的“义气”。义气的位阶高于君臣与夫妇诸伦。在说唱与戏剧中，许多英雄以义气为重，为朋友可以牺牲性命；反之，背义的奸人，永远被世人唾弃。于是，瓦岗与梁山的结义，在民间社会不断被当作结合个人为自愿群体的模式。
佛教的命运与报应观念，深入民间文化。冤仇相报，固是前述朝代递换的解释，也是人际关系的解释。于是，罗成与唐太宗的深厚交情，一世不能了，还须在罗成转世为薛仁贵后，再一次以“白袍小将”立保驾之功。不幸死于非命的张飞，两次转世，一次是张巡，一次是岳飞，都是雄武过人，又都是死于非命。包公是魁星下凡，岳飞是大鹏金翅鸟转世，皆说明了他们的非凡性格。
凡此民间文化，背离了正统社会秩序的观念，深入人心，主导了中国百姓的行为。民间文化的英雄，为人称颂，甚至成为民间崇拜的神祇。关公是历代都尊崇的正神，此外还有济公、张大帝、英烈王、于少保等诸人，常以不同的尊衔，血食一方。最为极端的例子，则是义和团起事时，他们崇奉的神明，其实大多是说唱与戏剧中的人物，并不属于哪一教派，也不是正统历史中的人物。由此点言之，清代完成的民间文化，其重要性实在不容忽视。
十、当时的欧洲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当中国沉湎于康乾盛世时，欧洲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到了19世纪中叶，欧洲经过两百年的剧变，已进入近代的世界，其面貌与中古的欧洲截然不同。
宗教革命与民族的主体性将欧洲带入新的阶段，教廷的权力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体制均已过去。英、法、德、俄等后日的列强，凭借民族主义、重商政策、海外扩张与权力斗争，纷纷建立了力量凝聚的近代国家。各国之间，又有不断的纷争。而美国与法国两次大革命，更推出了空前未有的民主政体。
凡此变化，最早可能发轫于17世纪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那一段人类历史上光辉的日子，留下一串闪亮的人名：笛卡儿（1596—1650）、斯宾诺莎（1632—1677）、洛克（1632—1704）、霍布斯（1588—1679）、牛顿（1642—1727），以及前述的伏尔泰、卢梭……他们清明的理性，为人类社会提出许多至今仍有待实现的理想。科学的探讨与实证，代替了过去神学的教条与武断，社会契约论及法律观念也替代了君权，从此以后，一般平民尝试用选票决定如何治理自己的国家。当然，凡此理想，至今我们依旧还在摸索之中，但至少人类已为自己规划了不同于以暴力与信仰来组织与管理自己群体的方式。
这一时期，欧洲人从大洋航道发现了海外市场，商业经济取代了过去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从重商主义再走一步，欧洲人发动了工业革命，将生产方式推进崭新的阶段。这一发展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中。欧洲列强的重商主义与工业生产，又带来帝国主义的扩张，它们致力于占有市场，掠夺资源，分割亚洲、非洲与美洲为殖民地。这一幕人类历史上新兴的暴力活动，至今也尚未终结。
先从欧洲的西北角说起。荷兰这一个小国，本是以商业活动起家。在明清之际，荷兰的若干贸易公司合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致力于海外贸易——其实是以武力占取航线，并以武力与已纵横四海的西、葡海上力量角逐海上霸权。荷属东印度公司是一公司组织，由荷兰政府授予海外活动的特权。这种公司组织的模式运作，足以启动全民参与，其动员的力量，远远超过西、葡两强王室能发动的力量。
荷兰国小人少，不能与后起的英国抗衡。英国也组织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其名称是“伦敦从事东印度贸易诸商家的合伙公司”。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于1600年授予东印度公司在海外开拓的特权，其特权至1833年终止，再将权力交还英国王室与政府。这一模式，正与前述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一样，是小资产市民整体投入攫取海外财富的活动。亚当·斯密（1723—1790）的《国富论》，其论述要旨即一国全民投注于资本主义开放的市场经济以创造一国的财富。英国由伊丽莎白一世到维多利亚（1819—1901），以此原则经营三百年，建立了“日不落帝国”。在这一时期的中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寻求中国市场的商机，而乾隆与和珅为首的军机处却以为中国无所不有，不必与外夷贸易，拒绝了英国通商的要求！
当时亚洲有三个疆域广袤的古老帝国，大清帝国居其一，另外两个是中东的奥斯曼帝国与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克莱武（Robert Clive, 1725—1774）运用分化离间的策略，瓦解了莫卧儿帝国，于1773年在印度设立东印度公司派驻统治印度的总督。后来，英王室撤除东印度公司时，维多利亚的头衔多了一条：印度的女皇。奥斯曼帝国则在英国、俄国与德国分头侵略下，终于瓦解为中东许多国家。这些小国家大多仰英国的鼻息，而那一个曾经雄霸中东的大帝国萎缩为土耳其！这些变化，当时的大清帝国懵然全未察觉，须在19世纪末叶，中国才有维新与革命的志士大声疾呼，告诉大家，中国也将步莫卧儿与奥斯曼帝国的后尘！
英国内部，在这期间也同样承受新兴资产阶级的压力。克伦威尔（1599—1658）出身小乡绅家庭，其事业不过是房地产经纪人，当选为国会下院议员后，居然能领导国会发动革命，拘捕国王查理一世，送国王上断头台。克伦威尔自任护国摄政（1653—1658），这位加尔文教派的清教徒，统治英国犹如君主。后来，查理二世复辟，英国国王却从此不能再有过去的权力，权力已属于民选的国会了。
真正的民主革命，是美国的独立革命。1776年，美洲的英属十三处殖民地揭竿起义，发生在康科德的一声枪声，打响了人类第一次民主革命。1787年，十三州的代表通过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实现了《社会契约论》的理想，组织美利坚合众国，并由民选的总统与参、众两个议会，治理这个新兴的联邦共和国。美国革命震惊欧洲，也促成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1789—1799）扰攘十年，群众攻破巴士底监狱，送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上断头台，重演英国革命的一幕。过激的巴黎群众运动，显示民主革命的民粹化，可以成为暴民非理性的动乱。法国大革命戏剧性地转变为拿破仑（1769—1821）称帝。拿破仑又以其帝国的巨大动力，将法国革命的理想，散播欧洲各处。拿破仑的帝业终于成空，然而民主政治的理念及《拿破仑法典》代表的理性成文法，则终结了欧洲罗马帝国的王权与教廷的教权。在这一波革命潮之后，接下去是1840年的另一波革命潮，与1919年以后纷纷建立的民族国家，欧洲至此终于脱胎换骨，全面更新为民主政治与列国制度。迄于今日，始再度统合为欧盟的联合体。
17、18世纪的德国，还只是普鲁士王国。这个以条顿族为主要族群的王国，其国王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侯。普鲁士1701年建国（1877年改称“德意志”），经过历代整军经武，成为中欧最强大的国家，其首创的军国民体制，毋宁为日耳曼部落举族皆兵的传统。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1740—1786在位），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开明专制君主。普鲁士与英国曾联手对抗拿破仑的扩张，但在中东及非洲，英、普两国又是竞争的对手。后来，德国名相俾斯麦（1815—1898）为德国组织了当时欧洲最有效率的政府，但不是民主政体。当时的德国，相当强调其民族的单纯，自以为是民族国家的典型，同时又自以为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王号是恺撒，国徽是十字架。这一国家的兴起在乾嘉之世，却未为中国熟知，还须到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国才察觉有德国的存在。
若放在民主与君主的政治制度光谱上，美国与德国当是各据一端。若在这个光谱上，再加上俄国，则俄国的位置较之德国，更偏于专制的君主集权制。德国有地方绅士的阶层，其性质颇与中国的缙绅士大夫类似，以其地方领袖的身份来平衡国家权力，但俄国的地方大地主，则依附于国家权力。俄国的疆域颇与蒙古金帐汗国的疆域重叠，境内族群繁多，在民族构成方面，至多能号称以斯拉夫族群为主体，难以自诩为单纯的民族国家。俄国东正教的教士，为王权服务，也不能制衡王权。因此，彼得大帝虽然进行大幅改革，使俄国西化，但其本质未变。清廷由图理琛及透过北京“俄罗斯馆”的俄人取得有关俄国的知识，可能使清廷以为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形也与当时的俄国相差不远，未能认识欧洲其他地区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
最后一个必须注意的国家是美国。这一崭新的民主共和国，由欧洲移民建立，可说是欧洲的延伸。十三州建国之初，这个新生国家的力量并不足道，但在19世纪初，美国已非吴下阿蒙。路易斯安那购地案（Louisiana Purchase）于1803年成交，美国的领土扩及今日中南部诸州。向西开拓也已开始，中西部广袤的平原从大森林与牧野开拓为大片大片的农田。东岸的纺织工业，将南方的棉花纺成大量布匹，再输出欧洲。南北之间，工业与农业的对立，已存在严重的紧张，不久即爆发被视为美国历史分水岭的南北战争。但是，远隔太平洋的中国人，在美国西岸淘金热潮还未开始时，尚未察觉新大陆上有一座“金山”;19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中国人，也未能察觉这一新生共和国正在快速地成长，不久将成为世界强国。当然，当时也不会预知，这一新生共和国的国家模式，为后来的中国革命者所向往，并且按照其理念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体。
19世纪前半叶的世界，已有一个相当整合的全球经济体系。国际贸易经由长程海路运送商品，将美洲白银带来中国，中国的货品运往欧美。苏伊士运河与巴拿马运河都还未开通，可是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欧洲人已在计划如何挖开一条运河，将地中海与红海沟通，以缩短绕航东方的航程。在东方，英国已建设新加坡，控制了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航道。凡此事件，都已是欧洲政客与商人热烈讨论的课题，可是当时的中国人则懵然不知外面的世界已在急速地迈向资本主义孕育的帝国主义，更未能预见中国将在这一浪潮中几乎灭顶！
康、雍、乾、嘉四朝，是清代的鼎盛之时，经济繁荣，人口增加，百姓生活大致安居乐业。中国人耽于逸乐，自居天朝上国，不屑过问域外事务。当时中国人不知道世界的另一边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有朝一日，遥远的外夷会压倒中国。清代中国对于外面的知识竟未能在明代中国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其中缘故，可从两个方面思索：明代来华的耶稣会会士，渊博的学者不少，他们带来了不少有关欧洲事物的知识，中国的士大夫，也有人愿意从他们汲取知识。自从清廷与教廷有礼仪的争执后，清廷约束天主教教士，除了供职内廷与钦天监，不得有其他活动，中国知识分子因此罕与传教士接触，更不论切磋学问了。同时，教廷与耶稣会之间矛盾日深，后来来华的教士罕有功力深厚的学者。更须注意者，欧洲的许多变化，不论是建立民族国家，还是由启蒙运动引发的种种思潮，其立场都是反对罗马教廷的，天主教教士因其地位，不会以同情的心态，向中国人解释欧洲正在进行中的变化。
另一方面，明代涉外人员，颇多从西、葡、荷、日的海商活动中汲取域外事物的信息。清代，由于广州对外贸易是政府特许公行（十三行）的专利，这些涉外的“皇商”，只与粤海关监督及内务府人员接触，不与朝中士大夫来往。皇商坐收丰厚利润，满足于已有的事业，因而少有开拓业务的动机。举例言之，南京布（Nankeen）在海外颇有市场，广州的公行却在采购丝绸之外，从未致力于联系南京布的产销。再举一例，西方外贸航海业，已发展了分担风险的保险制度，西方银行也已发展了抵押货款的制度，中国公行在商言商，未尝不能由外来的西方商人言谈中，听到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然而，中国商贾确实并未得知这些信息，大约是因为公行粤关人员耽于自满，缺少好奇与敏感，当然也就不会汲取有关西方的知识，更不能将这些知识转输于国人了！
于是，正在西方迈步发展时，清代的中国却在自满的沉睡之中。因此，拿破仑才会说，不要惊醒这个沉睡中的巨人！
万古江河 - 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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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上篇（15世纪–17世纪）
中国全盘进入了世界秩序。海洋的开通和欧亚大陆频繁的陆路交通，将中国纳入世界经济秩序之内。贸易上的顺差，使中国经济持续成长三百年之久，并使中国在近代以前跃升为世界最繁荣的地区！外来的刺激，也促使中国的知识界尝试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是历史上相当于欧洲启蒙时代的努力。可惜，这一努力竟中途夭折了。
一、明代中国文化体系的僵化
本章的断代，上限是1500年，主要是自1492年哥伦布登陆美洲外海岛屿后，全世界不再有可以遗世独立的人群。当然，1500年是取一个年代的整数，无非是设定巨大转变的象征，不是一个无可移动的时点！
这一设定的时点，是反映世界史的断代意义。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感觉到全人类的历史已将汇合为一。中国依然自以为中央之国，中国人依然浸润在中国文化之中，如鱼在水中。这一个时代的中国，最重要的史事，无过于蒙古人在中国建立的元朝结束了，汉人再度建立以中国为主体的国家。因此，本章叙述的历史变化，还是必须以明朝的开国为其起点，而且观察的对象，也还是明帝国内外的种种变化。
明太祖将元廷逐出长城，蒙古只是失去了在汉地的统治权。蒙古大帝国早已分崩离析，裂解为几个本土化的汗国。占据蒙古的后元，依旧是明朝北面的强敌。为此，明朝对于北边防务，从未敢懈怠。今日中外视为世界巨大工程之一的长城，其实不是秦汉以来的边塞，而是明代建筑的边墙！
这一道边墙，贯穿“九边”，由辽东山海关老龙头依山傍谷，迤逦西行，延伸到目前的嘉峪关，连绵不断，中间有些地方还有内外两道长城。中国的长城，自战国时代燕、赵、秦三国筑边塞，到秦始皇联结这些防御工事，成为震古烁今的“万里长城”。但是从长城遗址看来，秦汉的边塞并非连成一线的城墙，毋宁是纵深布置、互相支援的堡垒群：山地上是高踞山顶与岭脊的烽火台；平地上是以障塞（堡垒）结合地形（如壕沟）或植物（如大片荆棘）的工事。如见北族敌迹，即以烽火传讯——这是一个有数里至数十里纵深的预警系统，使经常集结在边防兵站（如汉代的右北平）的重兵，可以推进袭击来犯的敌人。
这样的防线，并不是一条密封的界墙。平时，胡汉贸易照常进行，汉代边郡太守，将万骑，定期行边；有大战役时，大军分道出击，以攻势为有效的防御。在心理上，北族游牧地区与中国农耕地区并不隔断，而是有进有退的开放地带。
反之，明代太祖、成祖两代雄主多次大军出击，追亡逐北，此后即不见开塞北征。蒙古来犯，明军不过据城守关。明朝中叶以后，东北边外的建州卫满洲崛起，明军防线本在关外，数次大败，遂移入长城内，但还是阻挡不了满人踹破边墙，入侵关内。这一条密封的边界，终究还是挡不住敌人。
中国历史上，唐代超越了长城线以北，北朝以及辽、金、元、西夏等北族漫过了长城以南。秦汉与明代都以长城为防线。然而，秦汉的障塞是开放的，明代的边墙是封闭的。城墙如堤岸，在压力甚大时，还是会溃决。在心态上，这一条边墙分隔胡汉，汉人世界自我设限，是内敛的，而不是开展的；是封闭的，而不是出击的。
面向南方的海洋，明代中国的态度则在开放与闭关之间摆动，而终于趋向闭关。洪武初，元代对外开放的风气尚在，海上交通相当畅通。洪武四年（1371），因为日本浪人扰乱海疆，中国第一次实行海禁，只开放广州、泉州、宁波三处市舶司，作为外洋贸易的港口。永乐年间，郑和率领大批船舰七次下西洋（1405—1433）。即使永乐此举的动机至今颇多议论，至少中国的对外态度是开放的。宣德年后，中国官方不再有如此大规模的对外行动。明代中叶以后，倭寇侵扰海疆，越来越猖獗。1523年，明朝政府为了断绝乱源，干脆关闭上述三处市舶司，不再许可外国商货入口。
封闭的锁国政策，当然昧于实际的情势，不仅关不了已经长期进行的海上贸易，更逼迫中国海商与日本人合作，在沿海建立基地，进行不经官方许可的贸易。这些国际性的海上冒险集团，性质在商贩与海盗之间。中国称为“倭寇”的集团，当时人即指出不全为日本人，其中夹杂了许多沿海铤而走险的中国人。
这一时代的世界，实际已有了非常重大的变化。经过大洋航道东来的欧洲人，最初是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旋即又有荷兰人参加竞争，纵横海洋。国际贸易与交通的情势，已不再是元代以阿拉伯人为主力。
国际经济网络，已在逐渐成形，将欧、亚、非、美四个大陆与太平洋的许多岛屿（例如今日的印尼、菲律宾等）都编织在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之内。然而，明朝政府并未察觉这一正在进行的巨变，仍以防守海疆的角度，制定官方的海禁。即使中国直接间接介入外贸的人口已遍及闽、浙、广东，外移南洋的人口已在东南亚建立了许多华人聚落，朝廷从未面对现实，只指斥为违法的活动。总之，明代中国对于海上，官方的基本心态也是防御与封闭的。
明代中国广土众民，资源之丰，蓄积之厚，为当世大国之中数一数二。如此国力，中国却在国际场合无可记述之处。对明代中国言，北方的蒙古始终是一大威胁：也先甚至在土木堡掳走了英宗；河套的俺答，侵扰三边，明朝无可奈何。若没有藏传佛教驯化蒙古，中国北边不会安宁。在东方，日本不断输入中国文化，但自从范文虎的船队败于飓风，中国未能加一兵一矢于日本。日本丰臣秀吉于1592年、1595年，两次侵略朝鲜，中国援朝，两国合力才保住了朝鲜。郑和舰队，横行东南亚，所至之处，无非小国，谁能抵抗？明军主要的战果，却是覆灭了建国异域的华人聚居地，将南洋的旧港（亦称巨港，今日苏门答腊之巴邻旁市）等地的华人首领，抓回中国。唐代以前，交趾长期是中国的郡县，宋朝开始，安南是南方边外的大国，奉中国正朔，在藩属之列。明代安南内乱，黎氏篡立，明朝出兵干涉，从1406年到1418年，两次征讨，中间一度在安南设立布政使司，但是十年战争，明朝不能取胜，还是只得承认安南黎氏的政权。
凡此种种，无不反映明朝政府守势内敛的心态。明祚二百余年，其实不能与汉唐泱泱大国之风相提并论。其中缘故，可能由于开国之初，太祖立下“皇明祖训”，严嘱子孙不得轻易改变他订立的典章制度。固然后世皇帝破坏“祖训”之处不少，这一保守的基调是一锤定音，以致明代政治难有改革。
成祖永乐颇有才能，只是除了夺取帝位及迁都北京的大动作之外，其他并无更张。继他之后，仁宗洪熙、宣宗宣德两代，休养生息十年，无所作为，号为仁宣之治，其实是作风保守的表现。当时的辅政大臣，三杨（杨溥、杨士奇、杨荣）都是老成持重的老臣。从英宗以后，明朝就没有值得称道的好皇帝，一些能干的大臣，努力补救皇帝缺失，再也无改革政治的余力。大臣之中，只有张居正、刘大夏少数几人有治国的才能，也有治国的决心，但终究太少了些。张居正的改革，在有明一代，已属难能可贵，然而究其实际，也只能矫治文官制度壅塞瘫痪的痼疾，并未开创更高一层的境界。
自从宋代重视文人以来，中间隔了一段元代统治，明朝步武宋代，建立了一个以儒生为文官的制度。由于中国科举取材，以八股考试考儒生对于儒家经典的理解程度，而又以朱熹理学的阐释为正统的儒学，因而科举制度防弊的方法越细密，越追求对于经典理解的正统化与标准化，终于考试考的是文章形式与教条，不是发挥经典的含义，更不容许从文本中提出新的阐释。这种选士的方式与过程，发展为后世指责八股取士的病根！明代如此，清代也沿之未改！
从科举产生了政府的文官，也培养了独占资源的社会精英阶层，形成风气后，也产生了文化的保守。有明二百余年，一直到中叶以后，民间才有强烈的反弹。在王阳明以前，儒家思想囿于朱子之学；在万历文风改变以前，明代的文学与艺术、书法，都是四平八稳的作风，这可由“台阁体”的文章与书法，观见其风格！
明太祖废宰相，皇权定于一尊，于是文官与皇帝之间，无复汉代与宋代可见的制衡。绝对的皇权，保护了保守主义，以致质疑当时制度的思想，都难逃政治权力的压制。皇帝自己不能行使权力时，绝对的权力落在近侍、宦官手中。于是有明一代，自仁宣以后，宦寺鱼肉文官与儒生的事迹，不绝于史书。明代宦官专权，擅作威福，其灾害不在贪污败坏，更在于斫丧了文化与思想的元气。
明代中叶以后，知识分子及社会大众都对上述令人窒息的压抑之气，兴起各方面的反弹。那些史事，将有专节论述，此处不赘。反弹的力量与压制的绝对权力间，有各种冲突。中国的人才，以及社会的文化活力，都在这一长达百年的斗争中消耗殆尽！后果是明末的中国，不再有余力面对正在开展的世界新局。能察觉这一变局的人已经太少，更遑论思考如何适应这一即将叩关的世界形势！
总之，明代的中国，从元代脱身以后，其实并未出现新的活力，反而自囿于空洞的天朝大国框架，放下了元代曾接触的各种外来文化，一味保守中国文化，并且基于防御的心态，一切定于一尊。政治权力是绝对的皇权，思想体系是正统的朱子儒学，社会力量是占尽优势的缙绅精英——这是一个僵化的庞大文化体系，压抑了内在力量发动修正的活力与生机。一时之间，外来力量还不能撼动这一僵化体系。这个阶段，中国文化体系还保留了许多精致的特色，但是这个僵化的体系缺少调适的能力，终难避免崩解。
更进一步追索明代中国僵化的病根，似乎还是在一百余年前南宋的文化已开始内敛，而不是开展。宋代中国缔造了精致的中国文化，在艺术与文学的领域，中国文化孕育了至今值得赞叹的成果，然而这些成就大致是表现在既有规范中不断突破，又不断重组。南宋理学的思维，建立了儒学理论系统，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一件大事。只是，以朱熹思想为核心的南宋理学，其重点在向内寻找“内圣”，然后再向“外王”延伸。儒生既然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外王”终究会落空，仅剩下了“内圣”。这一境界及过程都为明代继承，正宗阳明之学当然更是向内寄托于心性。
另一病源则是蒙古征服南宋，以其武力抹杀了中国文化精华，权力来源是武力，统治者的权力是绝对的。明太祖驱逐元廷，却在统治体制上继承了这专制集权的特色。文官系统只能为君权奴役，不能以其儒家意识形态，有效地制衡全无约束的君权，甚至不能抵抗狐假虎威的宦官弄权。儒生们抗议虽烈，不惜赔上生命，只为了坚持理念，但是一次又一次的牺牲，一次又一次扩大了抗议，一次又一次指陈了理念与精神，却在绝对君权之下完全没有对抗的能力。这种无力感，付出了人的尊严作为代价。高压的君权窒息了寻求调适的可能性，中国文化与社会只有在不变中一步一步走向僵化。万历以后，无论在学术、文化与社会几个领域，都有对于僵化体系的反抗与反思。那些扑向自由的努力，正如扑火的灯蛾，留下了值得后人钦佩的记录，也留下了后人深思的无限空间。
二、人口与生活资源
今日中国人口众多，占了人类社会的四分之一。其实，这一现象，是在明代以来始形显著。相伴而至，也是由明代开始，食物资源增多了。两者互为因果，到清代遂一发不可收拾，于近半个世纪乃有如此惊人的人口数字。
汉代人口，照官方统计，最多时有五六千万人，自此各代均有增减。但是，各代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字，大多不甚准确。三国时代人口，数字奇少，即因大户占夺人口之故。宋代人口，数字也不准，估计是在七八千万之间。明代人口，估计明初是一亿。是以，从西汉中期到明初，大约一千五六百年之间，人口增长，不过一倍。明代中期，估计人口已有一亿五千万人，明末则有两亿左右，是则二百余年，人口涨了一倍！较为保守的估计，则是由六七千万而八九千万而一亿余，如此人口增长的幅度，在18世纪以后又加速进行。而最近五十年来，中国人口增加率又不止一倍。近来二三百年，中国人口增加幅度巨大，可说是由明代开始的趋势。
明代的疆域，大于宋代，至少增加了西南地区，及河北大部分与东北地区。但是，仅以这些地区生产的食粮，犹不足维持明代中叶以后增加的人口。汉唐以来，中国食粮主要是早已有之的黍稷稻粱，亦即大米与各种小米，加上越来越普遍的粉食麦类。宋代引进早熟多产的稻种——占城稻，有助于南方食米的供应。明代开始，有许多新的食粮作物引进中国，不仅中国人多了不少养生的资源，而且因其生长环境各有土宜，许多过去不能种植粮食作物的地方，也可以生产相当数量的粮食。这一因素，又不是单纯由国家疆域的增减足以说明了。
引进新作物中，最为重要者为番薯与玉米。番薯俗称众多，因地方而有异：番薯、地瓜、红薯、白薯……不一而足。在万历年间，福建人即从南洋将番薯引入闽南泉、漳诸处。据《金薯传习录》，番薯是由菲律宾引入番薯藤，然后在福建地区广泛栽培。同时，广东人也从越南引进番薯，广植于东莞、电白等地。不久，徐光启又从华南引进长江流域，旋即普及于全国各地，发展成为许多地方性的品种。番薯初入中国时，福建地方官员当作歉收时的救荒粮。其后，则渐成为重要的农产品。种植番薯不拘土壤与地形，因此山地、畸零地、沙地……无不可以插栽薯藤。番薯本身营养价值高，薯叶还可作为家畜的饲料，遂成为中国各地农村普遍栽培的食用作物。从16世纪番薯由美洲进入南洋，数十年后即进入中国，并普及于中国南北各地，传布速度可谓迅速。
玉米，是另一种很快普及中国各地的新作物。玉米又名番麦、玉蜀黍、珍珠米、苞谷，是美洲土人培养成功的粮食作物。16世纪中叶，田艺蘅的《留青日札》，即详细叙述玉米的形状，并且记载“旧名番麦”，足见它已在中国颇有一段时候。《留青日札》又谈到作者的家乡杭州，也已种植这一外来“异谷”，是则初传地区大约也在闽、粤，然后普及于包括杭州的许多地方。玉米可以在坡度相当斜峻的山地栽种，又不需要十分照顾，收获、收藏均不困难，遂成为中国各地，尤其中国西南及华南山坡地普遍栽种的作物。
花生，又名落花生、长生果，原产地是南美洲，其特性为落地入土即可存活，宜于沙地，又不厌盐碱，是海埔新生地最适宜的作物。明代嘉靖年间花生即载于江南的地方志，是其传入中国，为时甚早，不会晚于引进番薯的时代。花生富于油质，是十分优良的植物油来源，遂成为各地普遍种植的农作物。
马铃薯又名洋芋、土豆，各地名称不一。明代晚期传入闽、台一带，旋即传入中国西南各省，清代则又传入北方。但是，马铃薯的普遍性，至近代为盛，在明代远不如番薯之常见。
另一根茎作物则是芋头，俗称芋艿、毛芋，汉代巴蜀的蹲鸱，大约就是此物，在当时视作救荒作物，于饥荒可以当作食粮。芋头常见于南岛，是当地土著的主要食物。虽然芋头在中国早已有之，其在粮食作物中并不居重要地位，大约由于芋头淀粉质多，缺少蛋白质，其营养功能不足以比美番薯。
以上数种明代引入中国的新品种，当以玉米、番薯与花生最为重要。前二者富于淀粉，可充主食，以补稻米与麦类之不足；后者提供植物脂肪，为中国传统豆油与菜籽油之外，添了另一油源。这三种作物，或可在山地种植，或可在沙地栽培，将过去认为无法使用的土地，一变为农田。中国华南与西南多山，沿海、江心又多新生地——凡此都可转变为生产食粮的佳壤！是以明代垦殖多塘田、圩田、沙田。
主食之外，新引入的蔬果，如南瓜、西红柿、胡萝卜、菜豆，甚至辣椒，均使中国的食品资源更为丰富。油类作物中，明代已有芝麻、豆类，加上前面所述的花生，还有菜籽、茶籽均可榨油食用。动物油脂只用于比较考究的菜肴。纤维作物，中国固有的是丝、葛，明代则木棉、苎麻已普及各处。木棉原来是南方作物，称为“吉贝”，早已见于中国，自从元代松江黄道婆引进海南黎族弹棉去籽的技术，棉花迅速传入南北各处。原来高大多年木本的棉树，也逐渐培育为大面积农田种植的棉花。
中国耕种、树木嫁接技术，早在《齐民要术》时期即已知之甚稔。明代则有插条、接枝诸项无性生殖的栽种方法，当与种植番薯的经验有关。明代种植苎麻，甚至桑树、甘蔗，都已引用这一技术。
栽培作物的种类多了，种植的方法多样化了，是以明代中国将过去不用于农业的边缘土地，也以棉田、圩田、沙田种种方式垦拓为耕地。一方面，明代的种植面积扩大了；另一方面，因为土地使用的方式改变，边缘土地的植被改变，也严重地改变了地貌与生态。
明代人口统计，并不精确。田亩统计，用了鱼鳞册制度，一片地产的四至见于记录，颇易稽核。据估计，洪武年间，全国垦殖顷亩，由三百余万顷，迅速增加到八百余万顷，这是全国丈量的结果。此后各朝增加的数字不多，经常保持五六百万顷，明末则有七百余万顷，整体来说，数字相当稳定。全国征收税粮的数字，由明初粮米、稻谷两千万石，逐渐增加到三千余万石，弘治、万历年间又回降为两千六百余万石。明制，缙绅免去田税，诸王王府及皇庄也不纳粮税，是以全国地亩及粮税数字，都不能如实反映人口增殖及农地顷亩的增加。
当时因为缙绅免税、免役，贫户带产投靠，成为佃户，以致江南一带，据顾炎武《日知录》是十田九佃，自耕农不过十分之一。然而，地主占有的土地虽多，并不组织大型庄园，而是由个别佃农各自经营小农耕作，地主只是坐收地租而已。
明代农户，一般大约多则耕种十余亩，少则仅有四五亩田地，以当时的生产力计算，虽然主要食粮的单位产量高于宋、元，也不够养活全国人口。大约有些新垦的梯田、沙田、圩田，甚至浮在水面的葑田，架在水边的框田，都未必列入全国统计的顷亩数字之内。
一个一个小型农庄，都是多种多样的经营，最起码的情形是薪则有山，蔬则有圃，还可以在洼地挖深为鱼塘，以塘泥整高为“基”，栽种果树，形成一个小型的生态资源循环系统。华南的香蕉、荔枝、菠萝（凤梨），中部的桃李，北方的梨枣……都是如此纳入农业生产的网络之中。当时政府法令，奖励农户种植果树。明初，政府多方鼓励生产，规定民间种桑麻木棉，甚至凡有田地五亩至十亩的农户，必须有半亩栽种桑麻木棉，十亩以上者加倍。又命令各卫所屯田军士，每人种桑百株，随地方土地所宜，种植柿、栗、胡桃。凡栽种桑枣果树，不论多寡，都免征若干税赋。这些栽种果树的规定，正式的理由是“以备荒歉”，栽种桑麻是为了“衣被天下”，实际上则是鼓励百姓多种经营，以增加生活资源。
明代人口的分布状态，可能也与食物资源的分布有相应的关系。南宋以来，中国江淮以南的人口，已经相当庞大。有元一代，北方兵旱不断，人口锐减，明初曾将江南人口大量迁移到黄河、淮水中下游地区，补充当地人口之不足。永乐迁都北京，北直隶的人口增加，卫所军屯及配合“开中”政策的北方沿边民屯，均导致相当数量的人口北移。然而，明代中叶以后，全国人口的分布比例大致是：南方数省人口占全国一半以上，北方诸省只有南方三分之一。西南各省，也居然有全国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明代新引入的粮食与蔬果，都是先在华南发展，然后蔓衍于全国。江南与西南毋宁也比北方先受惠于新进作物，以致整个南方（包括江南、华南、西南），虽多山地，却能维持庞大的人口。
综合言之，明代人口、田亩的增加是互为因果的发展。在生活资源方面，明代初期是休养生息，以官方政策鼓励增加生活资源。明代中叶，新引入中国的外来作物，增加了食物的种类，也增加了田亩面积。小农庄的多种经营，从精耕细作的基础上发展为家畜、水产食品、肥料供应与土地利用，都结合为一个整体的生产系统。
三、大海波涛
在本章第一节，已略述明代中国对海疆的态度，本节再予申论，重点则在中国人在海上的活动，其中又涉及台湾一岛进入世界历史。
15世纪后叶，欧洲人开始探索东来亚洲的航道，其动机是因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于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隔绝欧、亚路经中东的贸易路线，西欧诸国不得不另寻航道东来。于是，葡萄牙人迪亚士于1488年、达·伽马于1498年绕航非洲，进入印度洋，由此到达印度、东南亚、中国与日本。西班牙王室派遣哥伦布循大西洋，寻找到中国的航线，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凡此诸事，均为众所熟知的史事，毋庸赘述！
大洋航道的开拓，终于将全世界人类社会，经由经济网络联结为一体。中国东邻太平洋，本来即欧洲东来的主要目的地，面临这一世界新形势，中国承受的变化，其实甚为巨大。其中影响最为深远者，则是中国人走向了海洋，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加入了海上势力的角逐，也开辟了许多华人聚居的地点。
早在宋元时代，海上丝道畅通，波斯、印度、阿拉伯等诸处商舶来往于中国与中东的红海、波斯湾之间，中国商舶也驶往中东地区。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摩洛哥人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曾在今日印度的加尔各答，搭乘返航的中国大型海舶前来泉州。当时的泉州港中停泊了十三艘中国船，船上有五层甲板，可容纳千人。宋代中国文献也记载了泉州巨舶载货不绝于途。这种大型船舶的实物，可由泉州出土的一艘宋代海船见其规模。明成祖派遣中官郑和七次下西洋，后人对于郑和所率舰队的巨大船型，颇为称道。其实，宋元时代海道畅通，早已有打造巨舶的技术。郑和时代的造船能力，并不是空前的。
宋、元以来，中国与中东间的航路，已经被各国船舶走熟了。这一条航线大致是由泉州、广州等口岸，沿中南半岛沿岸航行，穿过马来半岛下端，经过马六甲，进入印度洋继续沿岸航行，经过锡兰（斯里兰卡），驶往加尔各答，或分路驶往波斯湾或红海，也或驶往非洲东岸的蒙巴沙。在这条国际航线上，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各国的商人与海员，还可在几个重要的中继港接驳转运。东西贸易的沿线各站，于宋元以后颇多商业利益，凭借这些资源，东南亚与印度洋沿海，涌现了许多新兴的小国。中国前往南洋（明代的西洋），并不经过沿海的台湾与海南两个大岛，于是台湾的发展并不在宋元，也不在明初，却须在大洋航路开通之后。而海南岛甚至不在大洋航路上，也就始终只是中国南海一岛而已。
沿着宋元已经发达的航道，有些中国人遂在海外定居落户。洪武二年（1369），明代征各国来朝，也规定日本、朝鲜、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渤泥共十五国为“不征之国”。洪武四年（1371），诏令滨海人民不得私自出海。当时福建兴化卫指挥私自遣人出海行贾，诏谕责备。洪武七年（1374）罢泉州、广州、明州三处市舶司。凡此措施，基本上都反映了闭关的心态。这一基本政策，执行时或有张弛，但主调没有改变，迄于隆庆元年（1567）方开海禁。
有明前半段，中国政府禁止人民外移。然而人口移动实际难以禁绝，而且宋、元以来已移居海外的人民，早就形成社区，只是朝廷不予承认而已。从一些零星的资料，还是可以窥见中国人在海外的活动。例如，建文四年（1402），明廷遣使以即位诏谕各国，回来的使臣报告，诸夷多遁居海岛，“中国军民无赖者，潜与相结为寇”，于是明廷又派使往谕各国，遣返中国的逃人。
成祖即位，永乐二年（1404）即下诏禁民入海，民间原有下海的船只，都改造为平头船。次年初遣使往南洋旧港，招抚广东逃民梁道明等人，这事还在郑和启航（当年六月）之前！从旧港回来的使者，带回了“头目”梁道明等人来朝，及进贡的马匹与“方物”（土产），政府也赏赐梁道明等人衣纱丝绢。这一仪注，不下于小国朝贡之礼，可见旧港的华人已建立了可观的聚居地，俨然一个海外的华人社区了。以后数年，旧港“头目”梁道明、陈祖义不断派遣子弟入朝。永乐四年（1406），郑和却又捕捉“旧港海贼”陈祖义等三人，带回中国，朝廷“悉命斩之”。同年，明廷在该地设旧港宣慰使司，命头目施进卿任宣慰使。明廷对旧港政策，反复不定，而最后仍以相当于内地土官的职务，赐予当地华人领袖，足见旧港华人聚居地已有相当规模，明朝不能不承认其存在。
旧港一类的华人社区，在南洋各地当不止一处。满剌加（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尖端，绾太平洋、印度洋交汇之处。该地在大洋航道开通后，曾先后为葡萄牙、荷兰及英国据为转运中心。华人在此建立的街市（据说早在明初以前，即已有华人定居），经历三个西洋势力，存留至今。
中国人在海外居住，为地主国担任贡使的个例不少。例如，英宗正统元年（1436）与三年（1438），爪哇几次派遣来华朝贡的使臣，都是自请回乡的福建龙溪县人。中国政府还给予脚力口粮还乡，其中有数人回乡在祠堂祭祖之后，仍回本国。福建龙溪一地，在爪哇有这些人可以出人头地，当由于爪哇已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落户居住了。正统四年（1439），榜葛剌国的左副使宋允请求造船并赐敕护持，诏命因宋允是中国人，一切许之。这一个孟加拉湾的小国，也当有中国人在彼落籍，才可能有人奉使来华。
明代前半期，移居海外的人口在商路上建立的华人社区，大致均在航道冲要之地，例如满剌加、旧港、三佛齐诸处。这些人离乡背井，大约都是与海上丝道的贸易有关。明廷实行海禁，海商回家再出国，并非容易，于是出现了上述“逃民”的现象。大洋航道开通后，海上活动更为活跃，也更为国际化，当时海上各种势力，除西方诸国（葡、荷、西）之外，还有日本积极投入竞争。这些海上的投机分子，追逐利益，海商与海盗之间，其实并无区别。中国沿岸居民也卷入这一波涛大起的潮流。
于是，在明代官方防堵海疆时，海商的利润更大，以致民间有大量人员与资源，投入海上的投机冒险。
中国海商/海盗的活动，与历史记载的“倭寇”，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谓倭寇，意指在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大洋航道开通以前，日本在东西贸易路线上，居处偏僻，即使马可·波罗称日本为金银岛，其东方贸易的地位，至多只是一条分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从中国的角度看，也不重要。日本商舶来华，官方准许的“勘合”（许可证）之外，商人必须挟带私货，方有利润。走私活动原属非法，公私纠纷，在所难免。于是早在洪武二年（1369），明诏谕日本建交时，日本的反应是既遣使朝贡，又送回了从明州、台州等处掠去的人口七十余人。但是，日本人在沿海的剽掠，并未中止。明初，日本足利氏幕府当权，武家文化正在成熟，好勇斗狠的藩士，经常外出掠取财富，也是常事。因此，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不得不处处设立卫所，执行海禁，防护海疆。
大洋航道开通以后，风帆所至，无远弗届。葡萄牙人设立基地于马六甲，西班牙人立足于吕宋，荷兰人建府于巴达维亚。他们可到达中国，也可以到达日本，日本遂跻身于国际海运的网络，不再是支线的末梢而已。日本密迩中国，日本人对中国沿岸国际走私活动有其方便之处。于是，日本人一跃而为中国外海海商/海盗活动的重要分子。嘉靖以后的倭寇，忽然大炽，中国沿海烽烟四起，此起彼伏，为时将近十年，其中缘由，还是在于上述海洋贸易的新形势。
倭寇之中，据当时记载，真倭不过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中国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利之所在，自然有人冒死趋逐。投入海上冒险活动的商人，最初只是闽粤沿海居民。以早期的官方记载，弘治十四年（1501）江西信丰县居民李招贴引诱爪哇国人运送番物来广东贸易；正统五年（1440），满剌加的贡使是江西万安人萧明华；徽商许氏兄弟许一、许二（许栋），挟其巨资，在广东造船航海，还是嘉靖通倭头目徐海、王直的前辈。嘉靖元年（1522）广东人方甘同，下海通番，劫掠居民，当是华洋合伙的早期个案。嘉靖十三年（1534），直隶、闽、浙海盗私驾船舶通市番货，杀人拒捕，则是海商活动已蔓衍各处了。
当时葡萄牙人已夺取马六甲，嘉靖十四年（1535）又贿赂广东官吏，取得澳门为对华贸易基地。自嘉靖五年（1524）起，浙江宁波的双屿已是葡萄牙人、日本人等海商会聚的贸易港。华人海寇李光头是其中巨擘。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福建巡抚朱纨遣将“大败双屿海寇及佛朗机（葡萄牙）番寇”，又于次年击败盘踞泉州浯屿、漳州月港的余众。这次战役之后，国际海上风涛并未稍息，继起者则是前述王直与日本人联合的“倭寇”活动。1569年，长崎成为日本国际贸易的中心。西班牙占领吕宋，筑城于马尼拉，中国商舶驶入马尼拉，从此常有华商来往于中国与马尼拉之间。华人前往垦殖及经营商业的人口多达数万，万历三十三年（1605）西班牙人屠杀华人，即有两万余人之多，可知华人居留之众。
17世纪，荷兰人加入东洋的海上贸易活动，日本丰臣秀吉取得政权，不久英国也将进入东亚。这些背景使太平洋上风云变幻，更多事故。中国人在海上自成势力者，当以林凤的船队为最早。万历二年（1574），曾经以台湾魍港为基地的林凤，为明朝水师追逐，率船队驶入马尼拉，又为西班牙人逐出。万历四年（1576），中国水师王望高联合西班牙人，败林凤于海上。
中国人的海商/海盗船队，林凤只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陈老、林道乾、袁进、李忠、辛老六、李旦、颜思齐、刘香、郑芝龙等人，都在海上与国际海上势力周旋，发展了庞大的船队。他们的基地，有的在沿海离岛，有的则在前述的长崎、马尼拉等国际港口。他们的运作方式，是跨国的亦商亦盗。兹以李旦为例，这位泉州冒险家在吕宋与长崎都有事业，天启四年（1624），当荷兰人打算在澎湖建立基地，而被优势的中国舰队严阵以待时，李旦引导荷兰人转帆驶往大员（今日安平），荷兰遂在台湾建立了殖民政权。
海商/海盗武装集团诸人之中，郑芝龙可以说是集大成的人物。他曾任荷兰船上的通译，本是李旦的部下，据说以义子的身份，甚得李旦信任，并在李旦死后，接收了李旦的财富及人众。在自立门户后，郑芝龙以台湾为基地，屡次劫掠闽、粤沿海城市。他接受招安，却又回头做海上生意，还在家乡泉州安平建立海上势力的指挥中心。他以明廷水师将领的旗号，扫除昔日友人刘香、杨六、杨七等势力。满人入关，在北京的明朝覆亡，明唐王在福建称帝，主要依仗郑芝龙的海上武力。1646年，这个短命的政权存在不过一年，即被清军摧毁，郑芝龙贪恋富贵，投降清廷，却被挟持北上。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继续抗清，郑芝龙于顺治十八年（1661）在北京被清廷处死。
郑成功开台的历史，已是家喻户晓，毋庸赘论。他能掩袭鹿耳门，取得荷兰人已经经营多年的台湾，一则因为台湾已有不少汉人居住，其中有些务农，有些从事商业，当初颜思齐、郑芝龙等人以台湾为海上活动基地时，汉人即陆续来台了；二则建议郑成功取台的通事何斌，原本也是海商人物，习惯周旋于荷兰人与中国人之间，经由何斌的引导，郑成功的船才能通过大员的鹿耳门航道。
明代末期，华人的海上武装集团，周旋角逐于西方列强与日本的强大竞争者之间，又须承受中国官方的禁令与取缔，居然发展为可观的力量。在郑芝龙势力盛时，有了郑家旗号，中外商船方能顺利通过中国海域。郑成功据台，其反清复明的事业，主要仰仗郑氏“国姓爷”往来海上的千百艘海舶。凡此海上武装集团，都利用诡谲的国际形势，纵横捭阖，以求生存求发展。在武装方面，这些武装集团的船舶设计与配备的火力，堪谓当时的最高水平。在商务方面，他们都从国际多边贸易博取厚利，将中国商货（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转运给西方商队，也将东南亚各地产品（如鹿皮、樟脑及香料和香药）转运中国、日本……而墨西哥与日本的白银，则是平衡差价的贵金属。凡此转口贸易，其先决条件是中国与日本的锁国政策。又当国际经济网络正在成形的过程中，这些法律之外的冒险人物，始有其存在的机遇，以其亦商亦盗的特色，撬开缝隙，而他们也获得丰厚的利润。
在西方列强角逐于风涛之间，强力建立殖民帝国时，明对于已在海外有基业的中国人，取缔防范，甚至如郑和械送旧港头目，回国处死！以致华人只能以非法手段，全仗民间财力物力，与西方诸国及日本抗争于海上。过了16世纪，中国遂不再有参加海上竞争的机会了。
四、第一波西潮
中国接触欧洲文化的第一波冲击，当是16世纪由天主教教士传递的西方文化。这一波西潮，影响所及，除基督教教义之外，则是西方科学工艺，以及中西双方彼此有了初步的认识。天主教教士中，沙勿略（1506—1552）是尝试来华传教的第一人，但未能进入内地，即病逝于广州的上川岛。嗣后罗明坚（1543—1607）与同伴利玛窦于1579年到达澳门，并设法获准进入肇庆，于1583年建立第一座天主教教堂。罗明坚旋即奉召返罗马，未能再来中国。利玛窦则成功地与中国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诸人交好，并将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影响巨大深远，堪谓中西文化交流的肇祖。此后陆续来华的教士，不下八十人，大多是耶稣会会士，接续利氏工作，以他们的学问与中国士大夫交往，服务于政府的钦天监，也同时介绍西方文化。另有圣方济各会及圣多明我会的会士，则在南方闽、粤、浙传教，其接触对象是商人、海员及一般百姓，未能与知识分子多所交往。这两股传教士的学问与工作方式，大相径庭，以致彼此有教义解释的差异；在康熙年间，终于爆发礼仪之争，使利氏建立的文化交流，不得不中断许久。
兹将天主教教士们的活动，就三个方面讨论：传教工作、介绍西方科学工艺，及担任中西彼此认识的媒介。
先论介绍基督教教义。罗明坚在肇庆仙花寺传教，即印刷中文《祖传天主十诫》与《天主圣教实录》，以阐述基本教义——此是天主教第一批中文宣教文献。罗氏虽通中文，似乎还未擅中文写作，文字尚未通顺。然而有一些重要观念，如天主、天神、圣水、十诫、三位一体等均有中文词汇，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利玛窦在中国二十七年，结交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少，其著作《天主实义》发表于1595年，申论基督教教义，借用了中国典籍中的若干名词。利玛窦介绍教义的方法，正如汉末魏晋佛教传入时，借中国道家的词汇为“格义”，他也借了儒家名词，于是其教义深受中国儒家观念的影响。利玛窦借用古代经典《尚书》与《诗经》中的上帝、天、帝与道诸名词，以阐释基督教教义中唯一真神及“真理”，虽然有助于中国人理解这一西方宗教，其中比附之处，也不免导致误解。利玛窦去世之后，龙华民（1559—1654）接掌耶稣会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当时教士颇质疑于“上帝”与“天”是否准确地说明了“天主”（神，Deus）的意义，并且质疑中国古籍究竟是否曾有对于天主、天使及灵魂诸项基督教教义同样的观念。熊三拔（1575—1620）认为中国文化中并无同样的理念，龙华民自己在与中国学者徐光启、杨廷筠等商榷后，也认为基督教的“神”，应译为“泰初”（“泰初有道”），不能以中文的“天”与“上帝”当之。龙氏著作《孔子及其教理》一书，即阐明儒家的理念，以示中西理念上差异。在礼仪方面，利氏认为中国人祭祖、祭孔，并非崇拜，而是纪念。凡此理论与礼仪的问题，实开康熙时代“礼仪之争”的先河。
利玛窦等人在华宣教时，宋儒理学早已确立其思想主流的地位。明代中期以来阳明心学如日中天，方兴未艾。儒家开拓所及，早超越先秦儒家的内容，而且儒家与佛、道两家长期激荡，彼此吸纳精华，各成体系。中国思想界讨论的主题及辩证方法，已建构了一套内容丰富、理论严整的形上学。佛教入华的汉末魏晋时期，中国思想初遇印度佛学刺激，颇难抵挡外来的影响。相对比较，明代中国思想，其贫乏之处在于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而未必在形上学方面；天主教的教义，面对中国思想体系，并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也不须借此外来思想，填补自家缺失。天主教宣教工作，是以并不容易。那些耶稣会会士自己都是饱学之士，也亏他们在如此背景下，还能卓然有其成就！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19世纪基督教新教随着西方经济与武力优势进入中国，传教士竟不须有深厚学术与思想的辩论，即可在中国所向披靡！真令史家扼腕叹息。
其次讨论西洋科学工艺被引入中国的过程。这一波外来科学进入中国，围绕着天文学为中心，包括数学、地理，逐渐延及农学、机械、火器与医学。中国传统宇宙观是三向度（三维），宇宙与人事及生理互相影响。“敬授民时”不仅与农事的时间密切相关，而且时间轴上的变化，也常反映人事与生理：世间诸事是否协调和洽，可从天象与季节窥见其中变常。是以自古以来，编制密合时令与天象的历法，总是国家的大事。自汉代以来，中国自有一套解释天象与历法的理论，也相当依仗实测，纠正历法的偏差失误。唐代引进印度天文学，元代引进伊斯兰天文学，各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明代耶稣会会士，学识渊博，当时欧洲学界又正在地球中心论与太阳中心论激辩之际，这些饱学的教士，对天文学也有相当认识。徐光启以西法观测日食，证实西方历学的优点，遂以徐氏主持引进龙华民、汤若望等人参加修历工作。他们编制的《崇祯历》，因明亡未及施行，但在清代颁行《时宪历》，嗣后不断有耶稣会会士任职清代的钦天监，西法影响中国历法的程度，甚为深远！
耶稣会会士的贡献，最足注意者，当系以几何的观念计算天体运行。中国传统治历，则是以代数的观念，计算各项天体运行的周期。几何学的方法，于实测更易精密，其预测结果自亦较为准确。不过，天主教教士终究不能脱离教会内部的约束。教廷狃于教义，不能接受伽利略（1564—1642）的地球绕日理论，在华耶稣会会士也就不敢（或不愿）引用伽利略与哥白尼（1473—1543）的学说，只能介绍折中托勒密地心系统与哥白尼日心体系的第谷（1546—1601）之说，仍以地球为中心，月绕地球，五星绕太阳。这一折中，当然是学术史上的遗憾，却也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
为了天文学的计算，耶稣会会士不能不介绍几何学。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理》，是欧氏几何入华之肇祖，至今已成为数学经典，许多中文的数学名词，源于此时。他们还合译了一些用于测量的数学，例如《勾股义》《测量法义》，则是三角学入华之始。利氏的《坤舆万国全图》，实为中文第一部世界舆图。其中的中国地图，也是第一次以投影法编制的中国地图。
在实用工艺方面，熊三拔的《泰西水利法》介绍西方水库与以唧筒、虹吸等水压转输的方法，为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灌溉方法的母本。熊氏介绍蒸馏方法，也于中国的制药方法，有相当影响。邓玉函（1576—1630）在来华以前，已是欧洲著名学者；他与王征合撰的《远西奇器图说》（1627），当是第一部讨论西方物理学、建筑学与机械工程的中文著作。
人文学科方面，金尼阁（1577—1628）的《西儒耳目资》，以拉丁化拼音，拼切汉语。南北朝以来，受了翻译佛经的影响，中文以反切注音。明代以后华音可以拉丁字拼音；方以智（1611—1671）撰《旋韵图》及《四韵定本》，实为近代中国语音学的始祖。方氏受西方学术的影响，注力融会贯通，于哲学、科学、音乐、医学，无不有其自己的见解，其著作《通雅》《物理小识》等均为贯通中外的集大成之作。
天主教教士宣传宗教，又介绍了西方的学术，其中颇多不合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之处。中国学者自然也会有人不满。南京礼部侍郎沈[插图]即两度（1616、1621）攻击这些教士，逮捕教士、教徒，并驱逐教士，命令押回澳门，幸得徐光启等人上疏救援，天主教中人士，称之为“教难”。后来康熙时代的杨光先等人攻击公历及此后“礼仪之争”，当然和这次“教难”比起来是更大的反扑。
第三项值得讨论的历史，则是中国与西方之间彼此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大洋航道开通以前，西方对于中国等地的了解，全仗中东及内亚诸处居间介绍，只有《马可·波罗游记》等少数实地经验的报告。大洋航道开通，葡萄牙、西班牙海商直接与中国接触，但对华知识，限于商业活动，又只及沿海，于内陆并无所知。当时西方商人与海员，学术修养有限，除了贸易有关事务，于中国政制与文化，也没有清楚的认识。凡此情形，从海商所制东方地图，即可觇见其缺失。至教士来华，以其学养，能逐渐探索中国文化内容；深入内陆，也能看到海港以外的地理与人民生活。经过长期而深入的观察，这些教士对于中国山川形势、政治制度、思想方式均能有深刻的了解。
利玛窦自己著作《中国札记》（后经金尼阁补充），向西方全面地报道了中国地理、物产、中央与地方政制、风俗习惯、科学工艺、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殆为近代西方对华研究的嚆矢。利氏十分注意儒家思想，首试译书。经过他的介绍，西方才初步认识东方这一古老文明的大概内容。他在《坤舆万国全图》中，编列了中国部分的地图，因其精准与确实，此后西方海商所持地图，遂大为改观。曾德昭（1585—1658）以葡萄牙文撰作《中华帝国》（1641），旋即译成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诸版本，全书记述周详，地理、政制、社会、生活、工艺、语文、族群……无所不及，也详述教会在华宣教的种种活动与遭逢的困难。这一本大书，堪谓当时最完整的报道。金尼阁、曾德昭等人，都曾返欧述职。他们在欧洲各地广泛旅行，向教会及学界报告在华见闻，使西方对中国与中国文化，有较真实的了解。
传教士们也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地名用中文对音，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见到西方现况及中国与西方的相对位置。艾儒略（1582—1649）撰著《职方外记》（1623）则是配合上述万国全图的文字说明，记述当时五大洲民情风俗及历史大事。他另一部著作《西方问答》则是有关西方的全面介绍，于风土人情、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巨细靡遗，堪称百科全书。艾氏所著《西学凡》，介绍欧洲大学的学术项目，列举了修辞学（文科）、哲学（理科）、医科、法律（法科）、基督教经书（教科）与基督教神学（道科），相当完整地说明了西方学术教研的内容。
经过这些天主教教士的中介，中西双方的有识之士，方能避免道听途说的虚妄，对于大洋另一端的世界，掌握较为具体的信息。明代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其人数不过八十余人，所幸均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又与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方以智等人互相切磋，于是以少数精英，达到沟通中西文化的伟大成就。这些中外学者好学深思，不存偏见，又愿意苦学对方的语文，如此深广的文化交流，在人类历史上，诚为罕见！清代康熙时的“礼仪之争”，教廷因教义不准在华教士迁就中国风俗，清廷因此也限制教士的传教活动。中西之间，从此不再有建立在学术基础上的文化交流。19世纪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东方，天主教会与新教各教会挟经济与武力优势，进入中国，于是主客易势，双方的交往呈现极度偏差与扭曲！因而第一波西潮的特殊风貌，于是更值我人回味。
五、明代的工业
明代讨论工艺技术的大型丛书，有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及茅元仪的《武备志》。讨论生产技术的大书，密集地出现于明代后半期，本身即值得注意的现象。一则，生产活动，不论是手工业、农业，抑是武器制造业，都有彼此支援之处；二则，工艺生产已是生产业的重要成分。
以《天工开物》的章节分类言，当时的生产业有：作咸（制盐）、甘嗜（糖业）、膏液（榨油）、乃服（纺织）、彰施（染料）、五金（矿冶）、冶铸（铸造）、锤锻（打造器物）、燔石（煤炭）、杀青（造纸）、丹青（制墨）、佳兵（武器制造）、曲蘗（酿造）、乃粒（五谷）、粹精（粮食加工）、陶埏（陶瓷）、舟车、珠玉十八个类别，既是技术专业的分类，也是工作行业的分类。行业还可细分，明初谚语，工匠有三十六行，明末则已有三百六十行之说，专业的分工，极为细致。
明代沿袭元制，政府与皇室掌握了相当数量的官家作坊。官家作坊制造但求精美，不惜工本，技术方面每有精益求精之处。江西景德镇发现明代官窑窑址，从遗物可知，百件中只取四件上供御用！明代百工有兼值当差的制度，民间工匠可从当值期间，接触官方掌握的技术。民间生产工业逐渐发达，官方作坊的工匠也会转业民间。明代工艺技术，常有进步，可能由于手工业发展的技术，不断转移于民间。当然，广大的市场会刺激生产，使技术的质量提升。本章下一节讨论明代市场经济，当再有论述。
纺织业无疑是明代生产事业之中最为发达者。官方的织造业分布全国各处，而以江南为最多，也最为重要。民间的纺织业，不论丝织、棉织，也以长江三角洲为生产中心，密集于一地，业者尤有从竞争中切磋的机会。以苏州盛泽一镇言之，大家小户，人为杼轴，“以其工巧”、“衣被天下”。山东、山西、四川、福建、广东，也各有其特产，以丝织品的种类分，有丝、绢、绫、罗、绸、缎、锦、绮、绒、纱……但在“罗”一类，更可有五六十种专项产品，例如花罗、素罗、乃罗、秋罗、硬罗、软罗之类，在丝织品之外，还有大量棉、毛、麻织品，各以地宜，成为专业的产品。
《农政全书》与《天工开物》，都记载了丝织品的工作程序。缫丝的阶段，一人司煮茧，一人打丝头，一人抽缫，但煮茧的人可以兼管两组，分工细，又节省人力。缫丝是以一人脚踏缫车，理头绪，功率胜于手摇的缫车。织机有小型的腰机，用腰尻之力，控制多重经纬。“花机”则是大型的提花织机，结构复杂，可以织出多层穿花的纹样。花机必须两人操作，一人踞坐机顶，专司提起应予织入的花线，一人坐在机前，脚踏织机，两手理线投梭。花机的复杂者，可有四层结构，称为“改机”。
棉织工具也有改良，《农政全书》所谓搅车或纺车，是一种轧花机，脚踏踏板，左手转动曲柄，右手繀棉花，工省而效率高。纺车改良为脚踏，另以一手握多管纺线纺纾。织布之后，则是染色，又是另一项专业；单以色彩而论，蓝色即有数十种，青红翠黄，也多分别色调，大率是植物染料。织造在松江，浆染在芜湖；地区性的分工，相当显著。整理布匹的最后一步工序则是在“踹坊”中，工匠足踹巨大石磙，压平布料，使布质紧密细薄，又有光泽。再下一步骤是以布制造衣鞋袜，不是仅由家庭妇女担任女红。举例言之，松江产的龙墩布，轻细洁白，店家用来制造“单暑袜”（夏天的薄袜），是分包于制袜的妇女，再由店家收购的。
明代的陶瓷业是另一重要生产业。明代陶瓷业分布，南北均有。北方的磁州窑，承袭宋代北方瓷器的传统；福建德化、广东饶平，均出产外销瓷；浙江龙泉是宋代名瓷，也延续至明代。江西景德镇，以其高岭土原产地的优势，在明代发展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至今不衰。明代瓷器，胎质细致，一则高岭土白净细腻，二则烧制温度高，是以胎质轻而坚，叩击如有磬声。釉色纯净，不带杂质，较之宋瓷带青或带灰，明代的白釉，晶莹如玉，光泽均匀，颜色净洁。在这一基本釉色加彩，不论青花或彩绘，无不精雅。明代青花是世界名瓷，青色色调，永乐一种，宣德一种，因为所用特别进口的金属化合物原料不同，而各有其特色。成化斗彩，则是用了铁、钴、锰等不同的化合物颜料，呈现鲜艳的彩色。青花是釉下施色，斗彩可以釉下、釉上加色，产生光影流动的效果。永乐的白釉，薄如蛋壳，见釉不见胎，号为“甜白”。永乐、宣德的宝石红、宝石蓝，都是以高温还原焰烧制，而成化的孔雀绿与弘治的娇黄釉，则是低温烧制的单色釉瓷。嘉靖五彩，更是多色斗彩，冠绝一时。
烧制瓷器，控制火力是关键。明代窑制，以龙窑、蛇窑为多，都为了提升累积的温度而延长火道，又以烟道与烟口调节同窑各处的温度。窑中温度过高，烧制过程中碎裂的制品可能增多，成功的概率反而降低。如何恰到好处，非老练的技工不能掌握个中分寸。烧窑须有高温，于是烧造耐火砖作为建窑材料，以及砌窑的方法，无不有赖长久累积的经验。景德镇能成为天下名窑，历数百年不衰，自然由于拥有这些累积的技术与经验。
制作陶器，如宜兴的紫砂壶，是另一套技术。虽然不用高温，但掌握良好的陶土、制造优美形制、掌握适当的温度，也是一门复杂的工艺。同样的，河南的澄泥砚，原料是澄底的河泥，淘洗的功夫非常讲究。甚至建造宫殿的大青砖，也是澄泥烧制。凡此与陶业相似的工艺，在明代均已到达高度艺术与实用的水平。
凡此工艺，其共同的现象，则是细密的分工程序。以烧制瓷器而言，澄选高岭土、揉泥、作坯、拉坯、整坯、剔纹、绘底样、上彩、上釉或釉上再加颜料、入匣、进窑的排列、封窑、煨柴、开窑……凡此过程中，《天工开物》所谓“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每一步骤都有专门技工担任，一步错了即前功尽弃！
冶铸工业是明代重要的产业。湖北大冶是矿铁的主要产地，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而佛山则是冶铸铁器的中心。白银与锡，云南出产占全国产量三分之二以上，锌的产地则在湖南。凡此诸地，均在西南多山地区。
明代炼铁主要是竖炉熔炼，以木制风箱，正送逆抽，都能以活塞的作用，鼓送风力。大型风箱，四人合力拉曳，可达300毫米的水银压力，是当时世界功率最佳的风箱。炼铁的熔炼阶段用莹石（一种桃红色石块）同炼，以降低熔点的温度。中国炼铁的过程，一向使用木炭作焦炭，至明代大量使用焦煤，生产的生铁，论纯度可能不及焦炭，但是因可以使用高度较高的竖炉，所以产量较大。据方以智《物理小识》，中国明代炒生铁为含有较高碳质的熟铁，系因柳木棍拌搅掺杂泥灰的生铁熔液。柳木棍在拌搅过程，成为碳质，增加了熟铁的硬度。铸钢的技术则是用“灌钢”之法，以生铁、熟铁合炼，或则以熟铁片夹生铁入火，或则以生铁熔液糅入熟铁熔液。这些方法，较之宋代的熟铁盘裹生铁，当是更为省事，又增加产量。炼焦煤是炼钢工作的一部分，明代炼焦的长方形炼炉，其设计实与烧制瓷器的长窑相似，也是应用火门控制温度，闷烧煤炭为焦煤。
红铜加锡可得青铜，加锌（中国称为倭铅）则是黄铜。黄铜因其易于打造，可以铸器，用途大于青铜。明代以来，铸铜币全用黄铜，铜制构件也用黄铜。大型铜件，莫如昆明的“金殿”和武当山上的“金殿”。明代取锌，用蒸馏法，《天工开物》记载明代的取锌方法，不用倒置的蒸馏器，而是接以斗形坩埚，由上部冷凝，还原为锌，纯度也可达97%—98%，方法甚为便捷。
广东佛山镇是铁制品的生产中心。在佛山，遍地冶坊，火光日夜不熄。然而，各种专业的分工极为细密。铸造锅具的作坊，不从事锻造刀具，甚至在铸造锅具的作坊中，有耳的铸件与无耳的铸件，也由不同的工坊制作。
冶铸工业，正与前述陶瓷工业一样，有极为细致的专业分工，工作的过程，一步一步各有熟练工人专司其事。工作程序的分工，本是从“专精”的技术层面出发，但在明代又由工人的行会制度，在组织方面确认工作的“专利”，以保障工人的就业机会。凡此情形，不仅见于上述两项手工业，也存在于其他手工业，例如制造漆器或制造家具的行业。中国传统的工艺技术，经过这一形态的专业保护，工人有精益求精的意愿；但是，另一方面，手工业者也易有故步自封的习惯，更由于师徒相承，或父子传代，一门手艺不易推广，甚至易于失传。
综合观察明代中国的工艺水平，盱视当时的其他文明，可谓遥遥领先。不过，中国手工业不能进入后来欧洲出现的工业化，实是值得深思的课题。至少，就使用的能源言之，中国始终以人力及畜力为主，虽然也有使用水力的情形：例如水磨、水碓，终究不及人力与畜力普遍。明代已广泛使用煤炭为燃料，但是从未有将热能转化为动力的尝试。一般以为，中国的人口庞大，不必担忧劳力不足，以致从未发展其他能源以节省劳力。然而，从上述几项传统工业的发展过程观察，中国手工业也颇有“省功”、“多产”的愿望，并由此落实为各种巧妙的技术与器械，是以，人口众多、劳力充沛，未必是这一问题的答案。也许，中国工业的细密分工，造成太过零碎的分割，工作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各自为政，不能有全貌的设计，而且每一环节的生产，基本上是小单位的生产（或为家庭，或为小作坊），也并不具备足够的财力，投资于开发新技术。
明代天主教教士携来不少欧洲的工艺知识，上一节中提到的《远西奇器图说》，以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都介绍了那些技术。但是检查当时的生产事业，这些外来的新知，其实并未对有关的专业工艺有可见的冲击。举例言之，欧洲的机械颇多铁制，而中国机械则几乎一概是木制；欧洲的机械中，传动轮与螺丝钉都有特殊用处，中国木制机械缺乏螺丝与传动的配件，不易使用热能源，不能发展为高速转动的设计。由此可以觇见，介绍西方工业技术的徐光启、王征诸人，都是儒生士大夫，平日与一般工匠并无直接的接触，以致外来的新知未能传递于实际从事生产的产业界。简言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与生产事业脱节，以致学术与工艺之间，缺少彼此刺激的机制；也许，这是明代以后中国终于在工业化方面脱队的原因了。
六、明代的市场经济
中国史学界曾经热烈讨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课题，一般以为明代中国的经济形态，已呈现资本主义经济的特色。然而，假如那时中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又何以终究未能茁壮成长为西欧式的资本主义体制？这一问题，牵涉的项目十分复杂，也涉及“资本主义”一词的定义，凡此均非此处能够详论。本节所述，只是明代，尤其明代中叶以后的经济状况。
南宋以后，中国海道贸易渐趋发达。明初郑和下西洋，舰队帆影所至，大率即当时的海道贸易路线。循此航道，中国输入的货品仍是香药（如龙涎香、乳香）、香料（如胡椒）、象牙、玳瑁、珍珠、宝石之类。中国输出的商品，则是丝绸、瓷器、铁器、漆器之类。丝绸与瓷器远销中东、欧洲，系以波斯湾与红海转运，铁器之属则在东南亚各处销售。凡此情况，自宋、元以来，已成常规。
16世纪开始，大洋航道开通，高桅大帆船分别经由绕航好望角的航线与跨越中美洲转驳进入大西洋的航线，将中国商货及南方岛屿的香料，径运欧洲市场。东南亚各地（如吕宋、苏门答腊、马六甲）都是转运中继站。中国输入物品，除了如同过去一样的南洋产物，最重要的交换品，则是美洲大量的银。大洋航道之上，日本与西方贸易，也经过中国沿海口岸，而中日之间的贸易也较宋、元时代活跃。明初即有“倭寇”之患，中叶尤其猖獗；如果以这种非法贸易为指标，同样可以反映明代中日贸易，实际已不是朝贡制的贸易能够涵盖的规模。
不论合法的，抑是非法的，对外贸易兴旺，必然刺激商品的生产。中国的外销商品，既以丝绸与瓷器为大宗，生产这些商品的工业，自然也随之发达。明代中国的江南，是丝织工业的基地，江西、福建与广东，是瓷器工业与冶铁工业的基地。是以，当时东南及华南地区的经济，都有大幅度的成长。
江南手工业产品，技术精巧，花色繁多，海内外都爱用三吴产品，三吴产品遂越精美，价值越高。工人精益求精，附加价值又随着提高，这一循环使江南产业资本迅速累积，生产规模日益扩大。以纺织业言，中国传统生产是男耕女织的农舍制造业，在明代，江南纺织，则已发展为作坊工业。业者投入资本购置织机，雇用劳工，以相当专业的分工，生产供应市场的商品。举例言之，苏州、吴江、盛泽诸处，市镇居民无论男女老幼，大多卷入丝织业。富人为雇主，作坊之中有长期雇用的熟练技工，有论天雇用的散工，有收购转售的牙行，甚至童稚也会帮助挽花。明代小说《醒世恒言》描写一家织户由养蚕发迹，逐渐购买绸机，终于成为拥有数十张绸机的作坊主人。虽是稗官小说，却反映了当时一般现象。据当时笔记记载（如张瀚《松窗梦语》），精工织品获利可有“当五之一”，亦即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在丝织业外，元代江南开始发展的棉织业，因为棉布是大众用品，需求量庞大，遂成为江南农村的手工业。棉花产地在北方，棉布产在南方。据徐光启《农政全书》的记载：北方气候干，不宜纺棉，南方湿润，纺棉纤维不易断裂，织成布匹，细密耐用。这又是地区性的分工，带动了国内市场的交换网络。
地区性产业的兴旺，还见于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工业。据当时记载，该地数十里之内，处处有窑，火光烛天，烟雾蔽日。窑主积资千金，雇工千百成群，运送原料与燃料，不绝于途；四方贾客，满载舟车，分途运销海内外。同样的情形，还有广东佛山的冶铸工业，刀剪、农具、工具，集中在佛山生产，产品分销国内与南洋各地。该镇的人口，几乎都与冶铁业有关。铁匠的行会，也因为钢铁制品分销，遍布于水陆码头。
上述诸种产业，原料未必全在当地出产，正如江南棉布的棉花产于北方；山西潞州的丝织品，蚕茧出自四川；佛山的冶铸，生铁来自湖北大冶……凡此诸例，都促成国内区间贸易。工业地区劳工人口众多，当地农业人口也有不少转投入工业，以致工业地区的粮食必须仰仗别处输入。江南自古鱼米之乡，但在明代，江南的食米来自湖广，面粉来自黄淮。同样的，北方棉布由南方输入。古代北方也有名窑产瓷，但在明代则全国饮食器皿，大多产自江西、浙江、广东、福建诸处，尤以景德一镇为全国产量最大的供应地。
上述几项工业的规模庞大，不是单由内销获利，利润之中外销所得，为数应当相当可观。大洋航道开拓之后，不论合法、非法、直接、转口……丝绸、瓷器两项无疑是外销贸易的翘楚。本章第四节所涉及的西洋与日本海商，从中国海商取得的商品，最常见的项目是生丝与丝织品。在瓷器方面，“贸易瓷”是为了外销烧制的，常见伊斯兰纹饰，例如连珠纹以及阿拉伯文吉祥语；或则欧风花样，例如圣母图像，欧式建筑的街景。今日红海岸上福来斯塔山的中国贸易瓷残片，都是由海道起岸转驳陆路时留下的废品。近来打捞南海沉船，常见数万件明瓷。
凡此都可觇见，外销贸易换来的美洲白银与过去外销换来香料、香药与珍宝相比较，白银之利，不仅巨大，而且具体地惠及百姓。明代东南、华南即因发展外销工业而致富，也因此带动了国内区间资源的交流，例如从北方或长江中游输入粮食。
明代商贾与工业的经营方式，颇有“现代”意义。投资人可以数人合股，成立类似今日股份公司的机构，另聘专业人才，操盘运作，类似今日的专业经理人。有些企业，例如百货业，每一项货品都有专设的单位经营管理。钱泳《履园丛话》中的“孙春阳”条，记载这家苏州的“南货铺”，设有“南北货”、“海货”、“腌腊”、“酱货”、“蜜饯”与“蜡烛”六个部门，分司收购发卖。无论不同企业之间，抑是同企业内部，专业化已是常态。四柱记账，进出项目及收支数字，每日结算入账，也与今日复式簿记制度，并无差别。
明代活泼的商业，在外销利润足供挹注之外，还另有融资的来源。明代盐业是政府专利，但政府还是必须仰仗民间承保。最可见的例证，则是政府以盐引（卖盐许可证）的特权，招商运粮于北边，以给军需，是谓“开中”。商贾取得卖盐的特权，招募屯户，在北边屯田，以其收获，给付军粮，商人省了运粮的费用，赚了卖盐的厚利。南北物质交流的过程中，这些卖盐取得的资金，遂为商贾汇兑或借贷的融资。擅长这项活动者，北为晋商，南是徽商。晋、徽两地都是农地不足，养成外出寻觅生计的传统。于是山西票号，徽州钱庄、当铺，均担起后来银行的功能。明代徽人汪道昆的《太函集》中，包含不少各地商贾的交游情形，可以觇见当时经济活动的网络。
这些游资，不仅在国内是融资的重要来源，也会有人挟资投入国际贸易。大致晋商经常操作北边与西边的陆路生意，将中国货品换取皮毛类的商品。安徽商人，以其富力投资南洋海商活动。本章第三节叙述早期海商，即有徽人许氏兄弟，出资打造广东出洋船只。
宋代社会，儒生与商贾之间，可能颇有分流：前者以内圣外王自我期许，志在经国济世；尤其理学家们不屑言利。明代中叶以后，风气颇为不同，江南士大夫，如有余力，也会投资商业活动。一个士大夫家族，兄弟数人，可能有人出仕，有人经商，有人在家管理田庄。于是，不仅一家的财富与社会关系在三种职业之间流转融通，而且儒家的理念，也一样渗入商贾圈中。余英时曾指出，商贾经营事业，其“创业垂统”的自我期许，实与儒生经世济用的观念相通。他称之为“士魂商才”的精神，可能贯注于一些商贾活动。韦伯在讨论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现象时，指出基督教新教加尔文派的工作伦理，实为资本主义活动的原动力。这一原动力，不在勤劳俭朴等项德目，而在此等人自我期许的使命感。明代商贾活动，波澜壮阔，余英时指出商贾自觉意识，当亦可与新教伦理相提并论。
讨论资本主义萌芽课题时，都市化也是常提到的现象。检视明代都市发展的性质及分布，大致仍是宋元以来的延续。那些主要城市，仍是处于交通要道的集散中心，加上若干工业中心的城市。在政治性城市方面，则多了北京少了杭州，南京也只是在明初有过短期的首都地位。明代都市化现象颇堪注意之处，当在江南地区（杭嘉湖、苏松太）小市镇密集，使人口密度颇高的环太湖长江三角洲，联结为一片工、商、农各业都极为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带的水道也在明代编织为密集的网络。在这一地区，城乡的差别依旧可见，但较之中国其他地区城乡差距，该区城乡差距，以生活水平为例，已显著拉近。
从货币使用的情形言，宋元时代出现了纸币，元代的宝钞制度，明代也沿用。但是，明代政府掌握了银矿与铜矿较丰富的云南，再加上大洋航道开通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中国货币又改为银铜并用的金属货币，避免了纸币因为大量发行引发的贬值问题。
中国不断生产外销商品，白银不断流入。中国享有长期的贸易顺差与陪随而来的经济成长，在“龙头”地区（江南与华南）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波及的其他地区也有了当地前所未有的产业。例如，本来北方棉花南运，在松江织成棉布布匹，又运销北方。若干年后，河北、山东开始自己织布，供应近处市场。这种现象与现代世界第三波工业化的“雁行理论”所描述的形态相似。
综合言之，明代的经济发展，大率是宋元（尤其南宋）发展过程的延续。其中新出现的因素，则为大洋航道开通之后，中国的外销市场扩大到欧洲与美洲，中国获得顺差是大量白银。这一变化的主调是中国卷入初期的世界经济大网络。从中国的经济本身论之，南方，尤其江南直接获得实际的顺差之利，快速地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中国国内区间的差异加大而“波及”的效应，也带动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凡此变化，在庞大的中国文化—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中，其形成的效果，还不足撼动整体的稳定。资本主义萌芽了，却还不能茁壮。
七、南北经济社会的差异
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发展情形不可能一致，是以自古即有地域性的荣枯差异。在南北朝以前，中国最繁荣富庶的地区是中原。广义的中原，包括今日所谓北五省（河南、陕西、山东、河北、山西），狭义言之，则是黄河中游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自唐中叶以后，北方多经战乱，渐渐凋敝，南方则战乱较少，加上气候温和，发展农业的条件较佳，于是浸浸然在人口与财富两方面都超越了北方。
明代的南北差异，十分显著。南方经济发展、市镇密集，已在另节有所说明。此节仅就北方的发展，有所陈述。
元朝统治汉地，本就分为两区，北方是从金人手上接下来的部分，南方是南宋的原有疆域，元廷称为“蛮子”。《马可·波罗游记》中，北方是契丹，南方是蛮子，俨然两个国家。在元代，金人旧地由“汉军元帅”及蒙古驻防“万户府”分别割据，而南宋旧地则仍沿袭宋人州县地方行政系统。二者的差别，北方的地方行政制度不如南方安定，是以南方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北方则终元之世，百姓经常有差役的负担。
元末，北方战争频仍，南方虽有数支反元武装力量逐鹿天下，但战争大多是在江、淮、河、汉交接处进行，南方腹地战事不多。明军北伐及燕王南侵（所谓靖难之役），战事也大多在中国东部诸省的南北交通线上，南方腹地承受的影响不大。
明初，北方已相当凋敝，黄淮之间又因黄河经常决口，尤其多灾多难。北方人口流失不少，往往百里无人烟。明太祖曾大量移民充实北方。迁移人口的模式，最初为移江南人口填实他的老家凤阳濠泗一带。但移民人数多，而且次数频繁，则是以山西高原的人口移往山东、河北、河南三省的交接处。这一地带，不仅是北方兵灾最烈，也是旱涝灾害最甚之处。明代在潘季驯（1521—1595）治理黄河有功效以前，此地的生态条件恶劣无比，必须不断移民填补。此处移民传说，祖先都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即百姓记忆中的大批移民运动。
明太祖设立卫所，以军户屯田养兵。明初曾有三百万人分别屯戍边疆卫所。卫所最多处，在北方长城一线的九镇，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太原、固原等九个军事重镇，以及山东以至广东的海疆防线。其中仍以北方，由东北到西北，卫所的人口最多。这些军户人口，也可以说是集体迁移的移民。中国北疆，水土条件不良，到了明代中叶，卫所管理制度败坏，卫所军户的土地不是盐碱化，就是沙漠化，北方军户的生活为之困乏。
明代有“开中”制度，以“盐引”为报酬，鼓励商户在北方军事要地及首都附近输粮实仓。商户开中，即在北方民屯种植粮食。这些民屯的田地，为了就近输粮，也大致分布于北方，尤其河北、山西、陕西及辽东。民屯自各方招募贫民耕种，农户缴粮之余，也只是仅足温饱，难有余粮。
明代中叶以后，亲王分封，多在河北、山东及河南，王府领有土地，动辄千顷。明代晚期，河南一省王府的土地，占了全部耕地的十分之一。河北、山东情形，王府田地不如河南比例大。但是，明代的“皇庄”，是皇室直接领有的农田。皇庄多在首都附近，是以北直隶的八府（今日河北省）遍有皇庄。
除了上述皇庄及王府土地，明代皇亲、国戚、功臣、勋旧，以及有权势的宦官，也多有请赐的田地。他们住在首都，请求赐地也以京畿附近为多，北直隶的田地，除了皇庄，即由这些权势之家占有。于是，北方各地农民多是庄园的佃户长工，生活困苦，糊口之外，别无可以周转的资金。整个北方，除了社会上层的消费人口，民间发展经济的资源至为匮乏。
相对而言，南方是另一局面。明朝祖制，南直隶的土地不得用于分封与赏赐。南方也并非没有当地的大地主，然而南方没有军户、皇庄、勋旧等占有土地，则自耕农的比例，当然较北方为多。
明代户口制度并不健全。从明代实录的户口数字看，不实之处处处有之。南方户口比实际的数字，短缺之数不小。这些不入户籍的户口，遂为没有税赋的人民。
明代的手工产业，最为发达的纺织与陶瓷，以及造纸、漆器工业，由于自然条件，多在南方，尤其东南的闽粤地区。棉花产于北方，而纺织工业却在南方。南方气候温和，日照时间长，雨量较丰沛，农业生产量已高于北方，更何况南方还有许多手工业的产品。因此，南北经济分歧的落差，已不再能够拉近。同时代的欧洲西班牙等处为一般农牧地区，其经济水平远逊于地中海商业城市及中欧、北欧的工业城市。中国与欧洲的情势，都是由于一些手工业经济在国际贸易发达之下，转化为前工业化的经济，与传统农牧经济的地区之间，于是有了巨大落差。
中国北方，如前所述，王公贵人依靠皇权，攫取大量土地，以致在皇庄、王府田等诸种田庄上耕种的农民，于缴租之外没有余力发展农舍工业，形成经济倾斜之势。北方只能供应南方工业生产的原料，例如，北方生产棉花，供应南方纺织业；南方输出布匹，供应北方市场的需求。这一出一入，南北的落差势必增大。在明代末期，才有商人在北方就地生产棉布，但北方的纺织业始终不能望南方的项背！
这一现象，也反映于城市化的转变。南方，尤其江南，大小城镇密布，水陆交通路线联系城镇为一个密集的网络。江南、闽、浙、粤海岸及河道地区的乡村，其生活条件与城市生活相差不远，城市信息也可迅速传布于市镇。最可见的例证，明代南方发展的昆腔、弋阳腔、海盐腔，福建的南管，广东的地方剧种，不但在城市舞台演出，也有下乡巡回的演出。相应的，南方的教育质量及教育普及程度，都超过当时北方的水平。民间思想的多元与活泼，也是南方显著可见。
在中国北方与南方交接的地区，靠东的淮海地区受黄淮水患影响，天然条件不佳，只有大运河沿线城镇不断，颇有商贾之利。靠西一片，汉水中游上下，南阳、襄樊一带，是南北转型的中间地区，不受黄河水患直接影响，又有汉水及其支流的灌溉，农业条件相当不错。这一地区的西侧，巴山、秦岭的东部山地，山高谷深，其川鄂之间的“老林”（今日称为“神农架”），箐深林密，交通不便。中国北方最穷困的黄河下游居民及陕北黄土高地的居民，常以南阳襄樊以西的地区为逋逃地：这些地方还有可以谋生的机会，不得已时退入老林及川鄂边区，豫西的山地，政府也是鞭长不及。再退一步，由豫鄂南下，还可进入湘赣的山地。于是中国北方穷苦的农民，无路可走铤而走险时，即以湖广山地为尾闾，西入鄂北及川东山地，南入湘赣山区，也可以托庇于崎岖的地形，在交通大道之外的边地讨生活。
三国时代的宗部、山越，南朝的诸流民帅率领的移民，宋以后的棚民客户……大多是这种在夹缝隙地谋生的移民人口。明代自明初即常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事。明代早期的白莲教，是启示型的宗派活动，其波及之地如果不是在最为贫困的山东、河北地区，即在川、楚之间，亦即上述的尾闾地区。
明末张献忠、李自成的大规模贫穷农民武装起事，历史称为“流寇”，即因其流动性强，忽东忽西。审察流寇的流动范围，扩散时遍及北方五省，窘迫时退遁“老林”，潜入川楚山地。这一大规模的农民起事，并无宗教宗派在后面组织，可谓纯粹因为生活困穷，铤而走险。出入范围，即以北方尾闾为逋逃地，发展为大群农民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燎原大火，终于焚烧明皇朝的政权。
中国南北的落差，自明代以后延续至清代。虽然清朝建都北方，政府尽了大力将南方粮食漕运京畿，有清一代终究未能将南北差距拉近。中国的政治权力，常在北方，而文化与经济的“中原”则俨然以南方为重心。若说中国的大范围内，实际上有风貌迥异的南北两大板块，也未必为过甚之词。
明末农民大起事，在北方活动，至多侵入南方边缘的山地，又旋即退去，或即消失，但始终未能进入南方中心地带。清人入关，在北方几乎未遇抵抗，而在南方，汉人抵抗至为激烈，历时甚久，甚至崎岖山地，漂泊海岛，数十年不止。南北社会风气之不同，也可由此觇见。
八、明代思想的转变
明代创业的太祖、成祖两朝，以功名收揽文人，担任政府的公务员。太祖进用读书人建立了一个元代未有的文官系统，从中央到地方都是由文人管理。但是他们父子都是雄猜之主，于知识及思想的开拓与发展，其实并无奖掖与鼓励。有明一代，官吏不过是佣仆，君主对文官任意奖黜，一有得罪，当朝廷杖。即使是宰执，也难得为君主礼重。后来宦官专权，文官更是受尽皇室家奴的欺凌。明代士大夫，虽在乡里为缙绅，在朝廷则未能有意气发皇的机会。
明朝开国不久，即不再重视对时务的策问，而制定科举以八股文申述儒家思想。永乐时，官家钦定《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及《性理大全》，制义文章大都依据程、朱的理论为正统思想。顾亭林因而感慨：“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中国科举制度桎梏思想，实由明代开其端，而清代更积习难返，数百年来终成中国文化的桎梏。由这种正统拘制的文官系统，自然罕有特立独行的人物。明代前期的大臣如夏元吉、杨士奇、杨荣、杨溥诸贤相，大致都是庸言庸行、谨小慎微之士。早期的解缙、中期的于谦，即使有发抒才能的机会，却都不能善终。难怪明代晚期，只见权相，不见大臣，甚至如张居正也是以权相的身份着手改革，死后尸骨未寒，已遭大祸。
王阳明的心学，自然是对于正统理学的挑战。儒家学说自唐宋以来，即与佛道思想相互影响。佛教禅宗的个人自主观念，毋宁于阳明心学有其刺激作用。王阳明在仕途上有过一番作为，但是他的学说则是在贬逐之中形成，也未尝不是对于正统思想的反弹。阳明心学加上已经弥漫的佛教禅宗，对于明代知识分子有巨大冲击。宋代陆象山之学，已开心学的滥觞。然而朱、陆之间，陆学声势逊于程朱理学。何以同为心学的阳明学，在明代能后来居上，浸浸然与程朱为敌？此中缘由之一，当是高压之下，难免反动。宋代朱子学的势力在民间，明代官方借程、朱确立君主权威，其正统的威势虽有绝大多数士大夫的附从拥护，却也招致压力之下的反弹。明代思想，尤其社会思潮，其具有历史意义的部分，不在正统的领域，而是在从正统中反出来的另类思想风气。到了16世纪，寻求个人主体性的思潮，遂在文化与学术领域，发为巨大的能量。
阳明学本身，即十分宏大的理论系统，影响近世中国的思想极为深远，甚至泽及东瀛，蔚为东亚文化的重要成分。阳明学既是中国哲学主流学派之一，各种哲学及思想的论著均有讨论。本书注意于民间社会思想，是以在此略述阳明学的一个支派——王艮（号心斋，1483—1541）创始的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的人士，自王艮以下，不少来自民间，其讲学场合也在民间。泰州学派的学者，志不在庙堂，而在于化民成俗。这些人特立独行，意气风发，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对他们的评语为：“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的确，在举世多乡愿的明代知识界，这些泰州学者亦狂亦狷，毋宁特具振聋发聩的警世功能，其影响也就超越学术界，而引发当时文化界的另一番气象。
王艮出身灶籍（盐场的工匠户），家境贫寒，随父经商，自己研读《论语》，随时向人请教经义，后来才入王阳明门下，然而其时王艮的思想，也已自成系统。王艮接受王学良知的观念，认为心有所向便是欲，心有所见便是妄，无所向无所见便是无极而太极，心中空寂无一物，良知便自然涌出。这一番思考的方式，与佛教禅宗的观念，其实十分相似。王艮主张修身即安身，如能有道德修养，又能修安自己此身，即能身心两安，吾身保，然后能安天下。同时，王艮认为身与道是一体，“即事是学，即事是道”，道是具体的事物之道，自身不保不安，哪能弘扬大道？道身双尊，庶几人能弘道。王艮认为道是落实于人间的百姓日用的道。儒家追寻的乐事，既是学习的快乐，也是以身心为本体，体会宇宙间鸢飞鱼跃，生机勃勃的快乐。是以，王艮主张的修身修道，都是以自己未经沾污的心为主体，投入人间，也融入宇宙，达到怡然愉悦的境界。
泰州的后学，大抵都由此向纯真自然的方向发展。如罗汝芳（1515—1588）以为赤子良心，当下就是，可由形而下的心体直接表现出形而上的性体。耿定向（1524—1596）主张百姓日用是显然可见的现象，而其中又隐藏了民胞物与的天道，心、性与天三者为一，可由自身内观，认识天地宇宙的真机。这两家是泰州学派的主流。王栋主张以慎独严意念之辨，则注重收敛的自律，又与刘宗周（1578—1645）的思想接近，竟似靠近朱子学的一边了。
泰州学派中，最为激烈的人士，当是何心隐与李贽两人。何心隐（1517—1579）以安身立本，实则由人的自然本性出发，理解人“有声色嗅味安逸”的欲望，对此欲望，应当尽天之性，不必“去人欲”，但须有所节制，以适中为度。治天下，即与民同欲。何心隐也有社会运动的理念，他设计了“聚合堂”，捐产试办共同生活的社团。他希望凡士农工商的身家均纳入“会”中，设立制度，轮流主持，然后聚集为“主会”。会首是“师”，也是“君”，君民平等，不属一家，君臣相师，君臣相友，最终可以臻于“天下归仁”的境界。何心隐提出人人平等及自发组织的理想社会，当然为明代皇权不兼容，他也终于以身殉其自由的思想。
李贽（字卓吾，1527—1602），原姓林，本伊斯兰教子弟。他的思想较之何心隐更为激烈。他由泰州纯任自然本心，发展为“童心”之说，以为童心是“绝假存真”，童心之“真”与世俗名教之“假”、道学之“假”是相对立的。儒家本来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四毋，李贽以为摒去一般人的“意”与“必”（有所向与有所欲），同时摆脱泰州学派太过自信的“固”与“我”（自以为是与固执坚信），才能恢复童心的本来自然。从童心的“真”，达到不受声名利禄污染的本真状态。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浪漫主义的憧憬。在心学的辩证过程中，童心与修身如何相联，其实也是相当难解的课题。
李贽以“童心”一念引申，遂以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天下无一人不能生而知之。是以道不离人，人不离道，“人”是一切的中心。人不能无欲，凡事顺其自然，不应有礼法刑德，以约束人间应有的权利。李贽的思想，在今日看来是一种向传统礼法挑战的普遍人权思想，但在当时则是挑战伦理规矩的惊世骇俗之论。他的命运，也和何心隐一样为世俗不容，终于在狱中自杀身亡！
这几位冲决传统，勇于开拓新思想的学者，其学术渊源已全不在儒家。王阳明心学本来已与道教及禅宗有相当关系。泰州学派诸人中，出入佛道者颇有其人。耿定向即糅合儒佛，以建构自己的系统。他借喻佛学，谓宇宙即吾心，儒门止于至善，其实即孔氏万世的净土。他借心经“照见五蕴皆空”，说明儒家“喜怒未发谓之中”以释心不容己，人性的仁始得流行不息。
耿定向还不过是借佛家名词为喻，解说儒家理念，焦竑（1541—1620）则更进一步融合儒佛道三家，以为讨论的观念和命题。他们各有自己特定的论述，其实关心的方向和内容，彼此可以相通，不但没有冲突，而且相当一致。
李贽家世代信奉伊斯兰教，但在接受阳明心学后，服膺王龙溪，始逐渐留意佛家理论，也接纳道家观念，会通三教，无所拘泥。他与罗汝芳等人的态度，均为心胸开阔，不纯以儒家为正宗了。这一超脱的立场，到明末方以智会通三教，其为学得力处已不在《论语》《孟子》，而更在《易》《庄子》与天台、华严。当时西方耶稣会会士已将欧洲的科学知识介绍入华，方以智对天文历数都有研究，虽对于泰西宗教哲学并不佩服，然而相当重视欧洲实证（质测）的研究方法。是以方氏学问，可谓已脱出儒家为学术正统的拘束。
明代中叶以后，有了如此追寻人间个人主体性的学风，再加上南方经济发展，士大夫不再专擅学术与文化活动，于是明代后半期的文学、戏剧、艺术诸方面，也出现了浪漫精神的风气。
明代前半段，文学颇为拘束，“台阁体”的文章当然不足一观，即使李梦阳（1473—1530）、王世贞（1526—1590）之辈以复古的口号，致力打破呆滞的文风，终究缺少创造性。到了万历年间，袁宗道（字伯修，1560—1600）、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袁中道（字小修，1570—1624）兄弟三人领导的公安派出，文学始得荡涤模拟古人的毛病，创为清新多变的小品文，直诉心灵，采撷民间歌谣俚语，风气为之一新。
更堪注意者，则是小说与话本的创作。施耐庵的《水浒传》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都在明初出现，两者都由宋元话本演化而来。吴承恩（1500—1582）的《西游记》及著者待考的《金瓶梅》，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并列四大巨著。然而《西游记》及《金瓶梅》毋宁是浪漫主义和批评现实的创作，实与铺陈故事的小说，根本性质并不同类。《西游记》以丰富想象为手法，讽刺嘲弄世俗生活中的乡愿行为及观念，其思想根源多重，隐喻的层次则兼包儒、道、佛三家。在万历年间已经流行的《金瓶梅》，作者为谁至今未有确论，但该书以俚俗语言，描述男女关系，也暴露官场与士绅的腐败生活，实是十分有反叛精神的文学创作。
冯梦龙（1574—1646）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均是以白话撰写的短篇小说集。冯氏为李贽友人，颇反对理学，凌氏则是卫道人士，然而二人均以白话写作，开白话文学的先河，而且这些故事大多从市井小民日常生活取材，铺陈一般百姓的思想与行为，又从“话本”的传统多了一层文学意义。
戏剧方面，自从元曲兴起，中国的舞台艺术进入成熟阶段。明代南曲渐盛，多为民间传奇戏，却各地有各地的地方戏。明代中叶，昆曲兴起，经过魏良辅的改革，吸收南北曲艺长处，甚至引入江南民歌小调，又经江南文人学士的帮助，昆曲遂一跃而为戏剧主流。
江南经济繁荣，得到文人雅士推波助澜，昆曲不但在城乡公开演出，士大夫的厅堂也成为表演场地。文学之士各出机杼，编戏制谱。万历年间的汤显祖（1550—1616）为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人。汤氏性格刚直，仕途不顺，屡遭贬逐，晚年绝念仕进，致力于撰剧，其“临川四梦”脍炙人口，为传世名著。他受泰州学派影响，富有浪漫精神，重感情，反传统。四梦之中，《南柯记》《邯郸记》两梦，均由唐代传奇故事为母本，以世事无常的现象，楬橥佛道的淡泊。《紫钗记》也是以唐代传奇霍小玉传编剧，可说是由女子的视角指出男女情爱并不平等。《牡丹亭》一剧是昆曲之冠，不仅表彰情爱，向理学的传统规范挑战，而且女主角杜丽娘因情而死，又起死回生，使情爱之重超越生死。昆曲戏剧能发展为如此鼎盛，一方面反映当时文化风气，一方面也因为江南经济殷富，有所凭借。
在绘画方面，明代中叶以后也有类似的发展。明代早期的绘画，以院体画为主，工细规矩，而缺乏原创性。明中叶以后，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著名当时，开明代文人画的画风，其中尤以唐寅（字伯虎，1470—1523）画风倜傥不群，强调个性的表现及主观的意境，与阳明学的趋势颇有呼应。稍后的徐渭（字文长，1521—1593）笔法飘逸，发抒情感，不求神似，更与泰州学派反传统、求自主的精神相符。陈洪绶（号老莲，1598—1652）落笔意在相外，俨然道家得意忘言、禅宗不落言诠，则已与近世抽象艺术的精神相通了。
明代江南造园艺术颇盛，今日苏州园林还是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些私家园林，在局促的空间，有完足的布局，不是真山真水，却是设计者自己胸中的丘壑，尤其太湖石堆叠的假山，顽石本无美丑，令由观赏者自己的审美视角解读。这也是反映了造园艺术对主观与主体的尊重。
明代晚期的文化气象，当然也不拘一格，虽不全然会有上述反传统、重个性、重自由这一系列，但这一风气仍弥漫于思想、文学与艺术领域，当是对于传统权威及礼教规范诸种压力的反弹，也是在反弹过程中的反思。一时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风气所及，即使系出朱子理学的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诸人，抗争奸邪，意气慷慨，置生死于度外，其行为作风也已是狂狷之流，不同于世俗的乡愿。明、清之交，国亡家破，顾炎武、黄宗羲痛心之余，对于中国的文化，包括政治制度与思想方式，均有深刻的检讨，其破陈立新的精神仍是与嘉靖、万历以来的文化风气，有传承，但也有批判。这种风气，堪称中国近古以来的一段启蒙精神。如果没有清代严酷的威权压制，斩断了这一段反思的检讨与创新的尝试，中国文化后来的演变，或未必再有三百年的僵化。
九、明代中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
本节比较明代中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是为了两项考虑：一则，两者的时代跨度几乎相当；再则，二者都承受新大陆白银大量流入其经济体的影响。然而，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其发展模式却完全不同。
明代享祚几乎三百年（1368—1644），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也延续了二百余年（1467—1700）。尤其16世纪至17世纪，两国在经济发展方面都有巨大改变，于国际活动方面也都十分活跃。
朱元璋建立明皇朝政权，在元之后恢复了汉族为主流的中国政权。皇帝的权威与儒家思想培育的文官制度，已在中国根深蒂固。元代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其本质与中国传统王朝并不相同，即使忽必烈及其子孙的统治，已吸收了不少中国皇朝的传统特色。朱明则是恢复了中国大一统帝国的统治，其领土大致与中国前朝的疆域相同，民族成分以汉族为主体，文化则是儒、道、佛三家融合的系统。
简言之，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经过长期的整合，呈现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在这一整体结构中，专制的皇权掌握了主要的政治权力，儒家理念则是中国思想方式的主要形式。明代中叶以后，南方经济十分发达，南北人口分布及财富分配都呈现巨大差异，而阳明心学的兴起，与明代后期南方文化以个人为主体的趋势，都可能挑战上述的一致性，甚至撕裂其整体的格局。但是，这些发展似乎只是削弱了明代中国的体质，却没有演化为多元性的文化与政治格局。
是以，中国北方的贫穷孕育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事，“流寇”在北方流窜十余省，终于拉垮了大明皇朝，但却只能扰及江西、湖南，不能深入富庶的南方。在满洲入关之时，八旗铁骑在北方几乎未遭遇抵抗，而南方的抗争则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然而，中国终究是一个整合的整体，北京政权解体，犹如中枢断裂了，南方的抗清活动还是不得不失败！
西班牙的历史完全是另一番情势。西班牙的崛起是经由错综复杂的婚姻与继承，将许多不同的区块集合为王朝疆域。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1527—1598）在位时是西班牙的极盛之世。西班牙王室统治的领土，有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半岛中部、欧洲的低地（今日荷兰与比利时），海外领土则有东方的菲律宾（从菲利普的名字命名），及美洲广大的殖民地。中欧的奥地利也是由同源的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也在同一家族手中。英国的皇室与西班牙皇室有婚姻关系，两国曾由菲利普二世夫妇分别统治。法国与西班牙毗邻而居，双方竞争甚烈。哈布斯堡王朝终于由法国系统的波旁王朝取而代之。英、法、奥三个强权与西班牙的关系离合不定，昨为姻娅，今为寇仇。西班牙统治的这一大片领土中，人民种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经济形态不同，各地封建贵族各有其权力上的基础。西班牙是十足的多元混合体，其皇室从未有过真正号令全国的权威，也未能熔铸为一个整体。
西班牙战争不断。初起时，西班牙人花了不少气力将伊斯兰教的势力逐出伊比利亚半岛，但是终哈布斯堡王朝之世，改宗基督教的摩尔人是西班牙无法融合的不安成分。西班牙在北方的臣民之中，有不少新教的信徒，例如中欧的加尔文派，而西班牙王室矢志保卫天主教的正统信仰，为此而有宗教裁判法庭，致力于压制新教。各地贵族领主，又各有其地方势力，并不心甘情愿地接受王朝号令。
凡此内部的不安与动乱之外，西班牙还必须面对伊斯兰教势力的竞争。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大帝（Suleyman I, 1494—1566）时，其舰队横行地中海，欧洲国家不能抗衡。直到1571年，西班牙舰队在希腊南部外海勒班托（Lepanto）海战，击溃奥斯曼舰队，基督教国家才不再担忧奥斯曼在地中海的海上势力。然而，西班牙的无敌舰队（Armada）却于1588年征伐英国之役，被英国海军击溃。
西班牙的两百年霸权，在17世纪末叶已经黯淡。西班牙从新大陆掠夺的财富支撑了西班牙的霸权，却没有为西班牙带来经济繁荣。新大陆的黄金与白银，分别流向西班牙与中国。在中国，活跃的国际贸易壮大了东南沿海的经济，丝绸、陶瓷诸工业的发达，使东南的繁荣惠及一般小民百姓。江南与闽粤富庶，人民生活舒适。元代与明代，使用“宝钞”作为货币，自从新大陆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白银代替宝钞成为大额通货。白银与铜钱同时流通的双重币制，为明清经济发展提供了充沛的货币。中国外销市场与货币增加，两者皆刺激了中国南方经济，造成三百年持续增长的景气。
明代政府的财政似乎并未因为南方经济繁荣而有所裨益，一则对外战事耗费不少，二则官员贪黩成风，三则政府税源仍以田赋与徭役为主，并未合理开拓商税及工业税。这三者之中，最后一项事涉财政结构，也许是关键所在。
西班牙方面的情形，则又与中国不同。西班牙与葡萄牙地滨地中海与大西洋，在开辟新航道的事业上，既是前驱，也获利最早。新大陆的黄金、白银及东方商货的利润，撑起了西班牙霸权。但是，西班牙本土并未因为大量财富流入而改变产业结构。西班牙的牧羊业，为贵族领主的传统收入，他们甚至没有将牧业改变为农业之想，遑论以财富投资于工业生产了。于是，大量黄金、白银，一部分用于皇室及贵族的豪华生活，大部分辗转流入中欧及地中海的商业城市。这些城市只生产消费品，吸收皇帝及贵族的财富，又以所得之收入投注于生产。欧洲的工商业经济，随着重商主义而增长，得益者不在西班牙，而在其分散各处的城市与商港。到西班牙势力衰退时，荷、葡与英国均以“东印度公司”的公司组织，为其经营市场与开拓殖民帝国的工具，这种运作方式与海口商港及商业城市的繁荣，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西班牙、葡萄牙开拓了许多新航道，航海事业刺激了造船业及相关的事业，与此相关的实用数学、天文学与地理学都有相当进展。不过，在学术方面，当以天主教耶稣会为最著。西班牙皇室是天主教中保守教派的主要护法。当时耶稣会与多明我会斗争极为激烈，在华传教的多明我会教士攻击耶稣会不遗余力。西班牙皇室自始至终都护持保守的多明我会，疏远耶稣会。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耶稣会会士介绍欧洲学问的贡献，厥功甚伟，不能忽视。耶稣会会士的通信，也大量介绍中国的知识与工业技术。但中华文化的影响，却在法国展开，而未见于西班牙。此中原因，当与天主教保守教派的反智主义有关。
在明代晚期，中国在思想与文化活动两个领域，有过崇尚个性的运动。这一潮流，出现于东南，后来未能滋长为类似欧洲的启蒙运动，更未转化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当然有中国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时代的西班牙，其实也面对正在酝酿的族群民族主义与市民意识，前者终于成为建构民族主权国家的动力，后者在日后滋长为民主与人权的思想。但是西班牙的统治阶层，完全没有察觉二者正在逐渐茁壮，而当时的新教活动及工商城市经济实为其嚆矢。
这一现象，与中国的情形有些相似。明代皇权以宦官为税监，收夺民间财富，激发民变。这些群众活动，其实也是新兴现象。同时，明代江南东林、复社等知识分子的大规模集会结社，也是值得注视的新兴现象。明代统治阶层及知识分子中的正统保守者，都未察觉其可能孕育的动力。明代晚期的新潮，在清军入关后未有进一步开展，中国历史走入停顿。相对的，欧洲的新潮风云际会，兴起此后启蒙运动与民主革命的洪流。欧洲历史为之丕变，西班牙却失落于历史的巨变之中，终于为西欧及中欧的重大转变，挤到了历史的边缘。
西班牙曾经拥有庞大的财富，现在只有旧日皇宫的金碧辉煌，见证一时的烜赫。西班牙极盛时的巴洛克艺术风格，富丽烦琐，装饰重于内涵，倒与清乾隆时代的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处，远远不如明代家具的素朴与明代青花瓷器的淡雅！
明代晚期的文学，曾有过辉煌成绩：小说、散文、戏曲……都在崇尚个性的运动中，提出对于传统与权威的反思。相对而言，当时西班牙文学有塞万提斯（1547—1616）的《堂吉诃德》，也是针对时代的消逝，投下最后一瞥，其中既有惋惜，也有讥讽——也许是两者的混合，留下非凡的效果，颇符合《诗经》哀婉的风味。塞万提斯这位西班牙永垂不朽的文学家，曾参与过勒班托海战，而且在战火中丧失了他的左臂，由这样一位人物担任西班牙盛衰的见证人，也令人低回于历史的变化。
十、明朝时的台湾
台湾密迩闽、浙，但黑潮洋流经过狭窄的台湾海峡向南流，流速增加，使“黑水沟”或“黑水洋”水流湍急，一般船只不易横向截流，只能随着洋流南下；所谓“落漈”之后，即为洋流带往南方。于是，由福建出海，大多顺流而下，到达今日的菲律宾，或沿着马来西亚半岛两岸，经由中国南海，到达南洋各地。船只如果由浙、闽北航，沿着中国东海斜上即可驶入日本与朝鲜半岛南端，横渡则到达琉球群岛。这条航线上，洋流为诸岛切割，颇多回流，熟悉海流方向的船只，不难借潮流航行。这些潮流回旋曲折，水势也不甚强劲，船只并无“落漈”卷走之虞。因此，由闽、浙出海，或南或北都无须经过台湾。欧洲国家开拓新航道，以及“发现”美洲之后，台湾东方的太平洋，辟为高桅巨舶的通道，台湾遂成为东海与南海的锁钥。
台湾的原居民，最早是哪些种族，至今还未能由考古学上获得解答。若以台湾三四千年前新石器文化的特征言，则与福建地区同一时期的新石器文化有相当关系。澎湖地居台湾海峡中间，其新石器文化采石场的石料，也颇见于台湾的新石器文化制品。台湾东岸古代文化的玉器，其切割方法与浙江良渚文化的切割方法相同。又据语言学家的推测，太平洋上南岛语系的语言，其祖源可以追溯到两千余年前的台湾。两千余年前，亦即秦皇、汉武之时，中国东南的“百越”族群屡次在秦、汉大帝国的压力之下，颇多离散。那些留在原地的“百越”，与南下的汉民族混合，衍生为南方方言群的中国人；其中被迫迁徙淮汉地区的百越，则融入北方人口之中；至于居住今日湖南、江西与安徽的百越，也在三国与南朝时期终于融入汉族人口。台湾原居民的祖先，是否为百越孑遗，逐渐移徙南方诸岛？这一课题，当由考古学家与语言学家们共同探索。
历史时期，台湾与大陆可能也有一些交往。台湾考古遗址常见宋代钱币及宋瓷残片。宋代的中国，是当时东亚经济圈的中心，宋人钱币是国际流通的货币，北到草原，东到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地，都有宋钱为通货。当时台湾的居民，可能也经由澎湖与福建地区有贸易交往，只是我们无法知道其间交换的商品种类，也不知其规模如何。
明代后半期，欧洲海上势力进入东亚。海商贸易利润丰厚，不但葡萄牙、西班牙海商博得厚利，日本九州诸藩侯亦染指其中，而中国最有财力的徽商也投入海上活动，王直、徐海都是此中著名人物。于是，中国沿海，处处有海商集团，运出丝帛瓷器，贩来香药及金银，尤其美洲的白银，流入中国为数至巨。明廷的对外贸易政策，忽松忽紧，有时封海，有时开禁。这些海商集团，在海禁闭关时，即成为走私的海寇。这些海寇成分复杂，包括各种国籍的冒险人士，结合中国沿海居民的好利之徒，大船在深水，小船入内海，或为了取得给养抢掠村落，或为了拦截商货骑劫货船。当时纵横中国海域的武装集团，早期与台湾有关者，有活跃于嘉靖年间的陈老、林道乾、林凤诸辈，他们先后以澎湖与台湾南部（今日嘉义到高雄之间）的港湾为活动基地。
16世纪的台湾岛上，仍是原居民的天下。他们的聚落，分散在西岸的平原及丘陵，后来汉人称之为平埔番的“番社”。全岛并没有统一于一个政治体。原居民之间也有战争，其性质不详，但往往仍保存于他们的传说之中。台湾物产足够原居民维持一定的生活，却没有可资外销的商品，因此台湾能够长期置身国际贸易网络之外。但在海道开通之后，大陆及日本的海商会在台湾过境，遂将台湾的藤材、水鹿皮、硫黄、樟脑……运往大陆与日本销售。福建渔船及海上武装集团，在台湾靠泊，逐渐有人从季节性的季居，发展为长久居住，甚至从大陆运来耕牛，在台湾垦拓定居。上述林道乾、林凤之流，可能都有这样较为永久性的基地，既便于靠泊休息，也可保持可靠的生活资源。至今，高雄还有林道乾之妹藏金银的传说。
16世纪后半期，荷兰从西班牙帝国独立，很快加入海上强权之列，东来经营。荷属东印度公司，以国家为后盾，其经营能力超过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的海上活动。太平洋上鲸波翻动，台湾终于被卷入海上的竞争。当时西班牙已据有菲律宾，以马尼拉为活动基地，转驳经过中美地峡的商运。葡萄牙占有澳门，是其印度以东的海运中心。从马尼拉、澳门出入中国与日本，获取东方商货都相当方便。荷兰已占有巴达维亚，作为东方活动的基地，但巴达维亚远离东亚，出入不便。荷兰也想在中国沿海取得基地，他们先于1604年及1622年两度尝试占领澎湖，遭遇中国驻防人员抵拒。1623年熟悉台湾情形的华人海商李旦带领荷兰人转移到大员（今台南安平），建立基地。荷人遂在台湾筑城为久居之计。台湾的大员，是一片涨沙后面的内湾，不能驻泊大型船只，也不能维持稍多的船舰，仅是巴达维亚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分支据点。荷兰人在台湾南部，先以武力征服邻近番社，继之以传教工作建立管理组织。番社自治，但必须顺从荷人公司的号令。荷人由南逐渐向北开拓，番社在荷人胁迫之下，纷纷接受荷人统治。荷人在台湾驻守人员为数不多，凡事听命于巴达维亚的总督。自此至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人，建立明郑政权，荷人据有台湾南部一隅垂四十年，主要仍是以此地为出入中国沿海，驳运商货的转运站及攻略西、葡海上势力的据点。除此之外，荷人似乎并无扩大其势力于全台的打算。同时，西班牙人也于1628年占领台湾北部淡水，建立商馆。荷人曾派船攻击西班牙人，未能逐退。1638年，荷人再度袭击据有鸡笼（今日基隆）的西班牙分遣基地，西班牙人撤出台湾。然而，荷人也未成功地在北部建立殖民地。
17世纪的东亚海上形势，马尼拉、澳门、大员与日本的平户、长崎，是海上活动的中心点。同时，闽、粤地区的中国人也大批迁居马尼拉与大员，两处各有数以万计的华人，他们并非全为海商集团的人员，大多是工商渔农各业支援海上活动的人口。中国人在国际海商活动中，主要的业务是取得丝帛等中国出产的商品，也接应运送及分销外国船队带来的商货，及供应给养和其他支援。简言之，他们的地位相当于后世的“买办”。不过，因为当时海商活动处于法律与武力的灰色地带，这种华人买办也因此身处正邪的边缘。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都是明末海上活动的人物。前述带领荷人入大员的李旦，即这一行业的重要人物。李旦在马尼拉、平户、厦门及大员都有事业，郑芝龙原是他的从属。荷人入台后，郑芝龙于1624年是荷人的通译，由平户移居澎湖，又移居大员，不久辞去通译工作，自立门户，从事海上活动。李旦在平户去世，郑芝龙遂继李旦为领袖。1626年，郑芝龙的海上武装集团袭击金、厦、东山等处，明廷官军不能剿灭郑氏，遂与荷人联军攻击郑芝龙，又不能成功。后来，明廷招抚郑芝龙，等于承认其在闽海的势力。于是，郑氏以福建安平为基地，据有金厦一带，郑家船队纵横海上，商贾必须领有郑家旗号，始能行驶海域。郑芝龙与日本平户的领主夙有关系，在日本娶妻，生了郑成功。另一方面，明廷实行闽台海禁，郑芝龙大量走私，武装运送生丝，供应荷兰东印度公司。郑芝龙又消灭了海上劲敌刘香的船舰，独占闽台贸易，并因此介入中日之间的贸易，转输鹿皮与生丝。郑芝龙的次妻，迁居大员，大员华人不少，郑氏与这些人也有密切关系。郑家与台湾的特殊渊源及其影响力，为日后郑成功据有台湾建立了一定的基础。这一时期，明廷将亡，东南海上，郑氏船队与西、荷、日本的海上势力，合纵连横，忽敌忽友，郑氏势力日益坐大。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清兵入关，南都拥立福王。次年，清兵南伐，史可法殉国，南都沦陷，江浙士大夫张煌言等人拥立鲁王监国，郑芝龙则在福建拥立唐王，建立政权。郑氏由海上武装集团一变为明廷残余势力的支柱，但在清人攻击福建时，郑芝龙降清，又被诱执北上。郑成功曾为唐王器重，赐国姓，郑芝龙被执，郑成功却毅然以“国姓”身份，收集余众，继续抗清。他仍以金、厦一带为基地。唐王死后，鲁王投靠郑成功。郑氏政权局促海隅，延续明祚，力图复兴；1658年兴师攻南京，却因战略错误，兵败江南，退回福建。这一连串事件，终于导致郑成功转战台湾，建立明郑政权。
在此时前后，荷兰在与西班牙的竞争中后来居上，已俨然是太平洋上的重要势力。荷人在东方活动的中心仍在印尼的巴达维亚，但大员已是东亚航线上的主要据点，有军队驻守，也有船舰停泊，大陆沿海的商货源源流入台湾。虽有传教士的文化工作怀柔原居民，荷人政权仍以武力侵略不服的番社。1636年，荷人攻伐台湾南部萧珑社及小琉球，番社人民全数被杀，正与1621年荷人屠杀班达居民一万人的作风，如出一辙。荷人于南台湾推行荷式的治理方式，在番社中选择亲荷人士，组织议会，却罔顾番社唯长老马首是瞻的传统。南台湾已有不少大陆渡台汉人，荷人歧视他们，以为他们是明廷或郑氏的人，不予信任，税课也重。同时，荷人船舰常有劫掠福建滨海聚落的行为。1622年，荷人曾洗劫漳州地区，将厦门鼓浪屿这个小岛上的耕牛、猪只、鸡鸭搜劫一空，以补充其食物给养。同时，西班牙人曾于马尼拉两次大规模屠杀华人，华人一次死了两万余人，另一次也死了一万余人。中国人虽知西、荷是两个族群，但对他们都无好感。
郑成功兵败南京，退回金厦后，在大员担任通译的何斌曾陪同荷人与郑成功交涉解除郑氏对台湾的封锁。1660年，何斌又来厦门献上乘潮驶入鹿耳门水道的策略。于是，郑成功以其优势军力于1662年围困荷人的大员要塞，迫使荷人投降撤离。
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明国姓延平王的政权，奉桂王永历正朔，延已倾的明祚于海外，至1683年施琅率清兵入台，明郑政权延续二十二年之久。
郑氏来台人众，军民不下十万人，再加上这二十多年内，由浙闽沿海来台的人口，及早已在台的人口，汉人人数估计有二十余万，大都集中在台湾南部（嘉义以南至高屏地区）。台湾北部则仍以原居民为主，汉人向北移居，还须在清人领台时期才逐步展开。
郑氏在台湾设立一府二县，建立明政府的行政体系。然而，郑氏人众，本是军事编制的作战单位，到达台湾之后，不少作战单位仍以原有编制驻防屯田。这些单位的原有名称，仍可由今日地名见之，例如：左营、新营、前镇、后镇、前劲（前金）、援剿（燕巢）……都是郑氏诸镇屯戍的据点。这些屯戍据点，最初大都在南部，但也有若干人分戍于中部、北部，开拓田亩，建立聚落，成为后来向北开拓的先驱。郑氏政权与这些聚落的关系，毋宁是由军事编制转化为军事殖民的“封建”制度。
郑氏政权的核心，仿照明制六部，分设文官，但实际情形则又不是真正的文官系统。郑氏部下，原少文士，那些狎弄风浪的海上人物，即使有文官系统的职称，郑成功的政权仍是以一个毅勇的强人为领袖，结集了善战的战士建构而成的军事政权。郑经的参谋陈永华及由浙江投奔郑氏的鲁王旧属，在明郑政权中终究只是少数，不能改变郑氏军事政权的本质。
郑氏二世纵横海上，以对外贸易为利薮。郑成功到台之后，为了确保生活资源，在南台湾开拓田亩、建设水利，种稻植麻之外，也种茶、采樟脑，种植甘蔗制糖。但是，对外贸易仍是其经济命脉。郑氏早先在杭州设立金、木、水、火、土五家收购丝帛商货的五商，在厦门设立仁、义、礼、智、信五队运输外销商品的船队，大规模博取贸易的厚利。1663年，清军攻击金厦，郑氏全军撤往台湾。清廷设立海禁，迁移沿海村落，打算断绝郑氏生路。然而，严禁之下，走私更有厚利，郑氏并未因此缺了商品来源，反而因此独擅商机，欧洲及日本的海商，都仰给于郑氏。郑氏能在金厦台澎挺住数十年，对外贸易的利润是其重要财源。郑氏盛时，郑氏及其诸将手下的船队纵横往来于日本、印尼、吕宋、马六甲等地。郑氏覆亡之后，有些船队随同降清，不少船队则为日本九州诸藩接手，增加了日本人国际贸易的实力。
郑成功本人是儒生，然而在投身抗清事业时，焚儒服改戎装，其治理台湾也以军事为重，未暇教化。郑经继位，以陈永华为辅，则颇注意文教，在各地设立学校，教化百姓，大陆的宗教信仰，无论佛、道及民间宗教，也普及台湾。更可注意者，郑氏治台，原居民渐渐与汉人移民融合，即使其间过程不能避免冲突，却未有过与原居民之间的阶级之分。这是欧洲殖民地未有的现象。
郑芝龙由法律边缘的事业起家，郑成功孤忠抗清，开辟台湾。明代的最后这一幕，从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言，都值得专节叙述以彰显中国历史终于与世界历史接轨，从此中国与世界发展的脉络不能分割。
万古江河 - 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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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10世纪–15世纪）
中国文明更进一步扩大到东亚以外。面对其他文明的挑战，冲突与融合是最常上演的戏码。许多外来民族的扩张，尤其蒙古西征，将东亚的中国与西方之间，建构成一大片交流融合的地区。于是，中国的经济网络扩大了，而中国型思想也更坚实地形成一个完足的思想系统。经过这一次转换，中国与东亚几乎已不可分隔！
一、中古后期的中国与列国体制
一般中国历史的排列方式，唐宋联称，视为中国的统一王朝。实质上，宋代中国是当时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不能与唐代早期的中国相比。在第四章中，我们已说过唐太宗至玄宗时代的形势，中国是当时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在“天可汗”的秩序下，中国建立了许多羁縻州府，收揽不同的外族于大唐帝国的霸权之下。但是，也正因为大唐帝国包罗四方，有些外族遂得以自由进入中国。中亚与北方草原上民族斗争中，有些失去故有土地的部族，即以备置羁縻州府的方式移徙中国内地，分布地区遍及今日陕、甘、晋、冀各省。北边沿边的胡族，依塞居住，在安史之乱以前，或贸易，或充军伍，与汉人杂居。中国北方（今日内蒙古、辽冀诸省）胡化甚深，安史之乱即胡化地区挑战中央，而安史之乱以后，河北藩镇形同独立，延续了胡化的文化传统。在这一基础上，中原与北族对抗的形势，遂由长城代表的农牧交界，南移为以北方中间地带分隔的南北对峙。
五代虽有五个朝代之名，其中后唐、后晋都是沙陀军事集团建立的，后汉、后周（宋代开国之君所隶属的集团）毋宁仍是上述胡汉混合军事集团蜕变的势力。五代的中原，既是混战的局面，也始终承受北方契丹的压力。宋代建国，也不能摆脱受制于契丹（后来改名为辽）之困境。后晋割燕云十六州之后，宋代的国防线退到今日河北中部与山西东北部。辽为女真（金）取代，金又为蒙古（元）取代。中国的北方国防线一步一步南撤到黄河，又南撤到江淮。在蒙古已兴起，女真犹未灭亡之时，中国由北而南，有蒙、金、宋三个地区的抗争。
南宋能在江南偏安，其实也只是依靠南方在安史之乱后发展的丰厚经济力量。五代十国中，九国（吴、闽、南唐、吴越、南汉、荆南、楚、前蜀与后蜀）实质上是汉人在南方建立的国家。宋与辽金元是长期胡汉对峙形势。在对抗的过程中，宋人始终处于劣势，屡败于辽，澶渊之盟以后，辽宋之间有过百年和平，这是以大量岁币换来的！宋辽之间的名分，虽没有后晋儿皇帝的窘况，也未免自称弟位，受尽委屈。宋于金元，当然更为可怜，北宋亡于金人，南宋亡于元，虽欲称臣而不可得！
宋人西北，有一西夏，本是唐代吐谷浑故地。吐谷浑是一个鲜卑贵族统治羌人的部族国家。西夏地居蒙古草原与西藏高原南北交接之处，本来是五方杂处的地方，西夏党项部族唐古特，其实也是多民族的混合。西夏以蕞尔小国，存在两百年之久，竟也成宋人西陲大患，宋对西夏战争不利，不得不以岁币换取和平。
西藏高原的吐蕃，在唐代逐渐兴起，吸收了中印两大文明，蔚为唐代的西方大国。安史之乱，吐蕃侵略河西陇右及今日四川的西北部，唐蕃八次会盟，双方大致是平等地位。但是吐蕃军队曾多次侵入关中及剑南，唐人也是无可奈何。宋代的吐蕃，由于不断受回鹘的侵削，实力大不如前，终于向辽人称臣纳贡。宋人与吐蕃之间，纠纷不多，然而宋人也至多无须受败亡之辱。
在西南方，南诏于唐代兴起，统一今日云南的六诏，文化上兼收唐朝、吐蕃与南传佛教的影响，自成一个格局。宋代初起，玉斧划江，将西南置于域外，在这一汉代已入帝国版图的西南地区，段氏大理继南诏而为独立国家存在三百多年（937—1253），到蒙古取道西南迂回伐宋时，大理才为蒙古征服。
中国的东方，朝鲜半岛长期接受中国文化，汉化程度很深。经过隋唐多次征伐，朝鲜半岛上的国家，新罗、百济、高句丽都受唐廷封号时常朝贡。宋代的朝鲜半岛已为高丽统一，对于宋、辽、金、元都朝贡不断，即使南宋已偏安江南，高丽仍由海道保持与宋人的来往。高丽汉化虽深，却不再是宋人的属国，所谓朝贡，毋宁是为了贸易。
日本大量接受中国文化，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在文字、官制、律令、宗教都抄袭中国。隋唐时，日本当局还要求中国册封，以取得当时东亚最大帝国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宋辽金元时代，日本却已不再领有这些大陆政权的封号。
中国东南海外，最为邻近的地区是交趾支那半岛（今日中南半岛）。这一地区的北部，在汉代即已设立郡县——交州。南朝时，交州也在疆域之内，隋唐时亦是中国直接统治的地区。唐末大乱，中央政令不能及于交州，该地区形同独立。先是占城真腊屡年进贡，宋人于1119年及1120年先后封其国主为国王，亦即承认其独立自主的地位。南宋立国之初，更封交趾的统治者为交趾郡王，又于1162年封李天祚为安南都护南平王，多少还是羁縻州府的地位。1174年，宋改封李氏为安南国王，从此中南半岛不复为中国郡县。
因此，环顾中国内外，宋人于辽、金、元、西夏，都处于劣势，于高丽、日本、大理也没有天朝上国的地位。中南半岛之国，虽对宋人有频繁的朝贡来往，而且接受宋人册封，实质上朝贡只是官方的贸易关系，宋人的宗主国身份并无实力为后盾。
宋人不再是东亚世界的中心，而面对北方的强邻，宋人可谓居于弱者的地位。东亚世界显然已是一个列国共存的国际社会。在这一国际社会中，合纵连横，盟会与战争，都取决于国力的强弱，也受经济利益的影响。岁币是以财富移转的方式换取和平，而相对地位的安排，例如朝贡与册封，可维持稳定的贸易关系，则又是以国际关系换取经济利益了。
汉唐的中国，有一个多重同心圆的网络，以安排中国与四邻的关系，遵循古代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叠合的理想形态，五服或九服的结构中，中国居于中央，由此一层一层推展不同的政治单元与中国的相对关系。册封朝贡的制度由此而编织列国于天朝上国的四周。汉代的归义侯王及唐代的羁縻州府，加上屯戍的军队，也都是维持普世帝国秩序功能的运作方式。唐中叶以后，这一理想秩序已明显崩溃，宋代的中国本部已不再有普世帝国的格局，中国其他部分的辽、金、元，都是由部族国家进入中国。在制度方面，他们必须保留自族的传统，又难免吸纳帝国的框架，却终于是两者的凑合，不能发展为普世帝国。虽以蒙古的狂飙欧亚大陆，建立了一个空前的庞大军事帝国，却不能整合为一个普世秩序，终于难免分崩离析，解散为几个地方性的汗国。
宋人地处中国本部，继承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普世帝国的朝代，终究只是历史上留下的记忆。唐代帝国的华夷胡汉意识并不强烈，宋人则于夷夏之辨十分认真，而民族意识于普世帝国理念，终究如圆凿方枘，不能兼容！
中亚地区，已超越中国的内部及近邻；于中古时代的晚期，中亚的列国关系竟也与中国地区的发展，彼此影响，息息相关。唐代国力强大时，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及所属羁縻州府远达中亚，其势力可以达到今阿富汗的河中地区。唐代中衰，不再能顾及中亚，中亚又成四战之地。
中古时代中亚的纷争，大致有两个重要的现象：一是挟伊斯兰教而兴起的阿拉伯帝国，由中东扩张延伸到中亚地区，改变了当地部族国家的发展形态；第二个现象则是中国北方草原上，不少游牧帝国（或部族联盟）此起彼落，在北方草原上失败的部族余部，都往中亚迁徙，一波又一波投入中亚列国的斗争。
若没有上述第一个现象，中国北方流徙中亚的部族，可能正如古代西迁的匈奴余众一样，逐渐与当地其他民族混合，甚至更往远处移动。但在有了第一个现象，亦即阿拉伯人在中亚建立了庞大帝国，从中国北方移徙进入这一地区的部族，也必然组织强大的帝国，并且从此落地生根。于是中国漠北回鹘大汗的游牧帝国覆亡后，其西迁余众遂于伊犁河及锡尔河（七河地区）建立了喀喇汗国（840—1211），虽有兴衰起伏，却也存在了将近四个世纪。喀喇汗国不断与操伊朗语的伊斯兰政权萨曼朝斗争。祖居也在中国北方的突厥人，有不少成为伊斯兰帝国的军人，其中有一支的领袖，担任伊斯兰帝国在东方（呼罗珊）的总督，却于962年割据自立，建立吉兹尼朝（962—1041）。突厥人的后代与回鹘人的后代，又在中亚对峙许久。而喀喇汗国的领袖自称“桃花石汗”，在中亚语汇中，这一个名词即指“中国”，可见西徙的回鹘即使已在此立足数百年，还是自认来自中国。
在辽国覆亡时，辽宗室耶律大石率众西迁，在中亚建立西辽（1132—1218），他们的对手则是来自中亚的塞尔柱人。西辽带来的“契丹”一名，演变为今日西方语言中的“Cathay”，当作“中国”的名称。
最后最严重的一次冲击是蒙古西征。从中国北方的草原，一波又一波，蒙古的铁骑征服了中亚诸国，兵锋直指伊斯兰帝国的心脏地区。
上述喀喇汗国与西辽进入中亚的历史，如从广义的“中国”讨论，则是来自中国的民族因迁徙中亚，卷入中亚的列国斗争。这一地区终于伊斯兰化，但是当地的大小政治势力，并未因为伊斯兰普世宗教的影响组织了普世性的政权。民族的认同，也在中亚呈现为列国竞争的多国体制。
五代至宋代的中国本部，北方的强大游牧国家以及东方与南方新兴的大小国家，构成中古后期的列国多元社会。当然，这一国际社会的诸国，虽已不在普世帝国的秩序之中，却也没有经历欧洲前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东方中亚与东亚的列国社会，终究未曾发展为近代以民族为主权国家实体的国际社会。
二、北族政权与汉人世界
契丹、女真与蒙古三个族群，曾在中国建立了三个王朝：契丹人建立的辽（947—1125）、西辽（1132—1218）；女真人建立的金（1115—1234）；蒙古人建立的元（1271—1368）。重叠的年数不计，只从辽代到元代终止，已有四百二十余年，元代顺帝北返蒙古故地，成吉思汗的子孙仍为后元。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子孙达延汗曾统一蒙古，迄于17世纪，汗号犹存，但是部落林立，势力分散，蒙古不复是一个可以确认的政治体。在这一段过程中，瓦剌也先在土木堡之变俘虏明英宗（1449），以至俺答接受明朝封为顺义王（1571）；其实蒙古与汉人的明朝，仍是南北对峙的情势。因此，若以10世纪到16世纪，看作中国近古史上的南北朝，也未为不可！
这三个族群建立的征服王朝，在汉人为主体的历史系统，通常列为外族入侵，不入正统。但是，四五百年的南北激荡，而且大片中国疆域曾由北族统治，中国人群成分与文化因素，无不经历相当程度的改变，中国的历史也不能不于此有所关注。
中国文化的涵化力强大，外来族群进入汉地，居住久了，大致都接受汉化。然而，汉人地区之外，这些征服王朝还有相当广大的土地与人民，单从汉化着眼，往往也有失真之处。尤其成吉思汗建立了帝国，其因为蒙古狂飙而纳入一个庞大统治体系之内的人民，有复杂的文化背景。中国汉人地区，其实只是几个大汗国之中偏于东边的一部分而已。辽金势力逊于蒙古，但是他们统治的模式，当为蒙古制度的前例，此处也可一并论列。
穹庐生涯，迥异农耕。北族取得长城以南的土地人民，必须有一套分别治理的方法。辽人在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后，统治机构分为南、北两个枢密院，北院管理已经改编的北族诸部，南院以汉法治理汉人州县。燕云十六州的百姓，仍是汉人文化的生活。这种二元管理的形式，金、元都遵循，未有很大改变。金人留在东北故地的人不多，汉化较为迅速。蒙古的情形则不然。成吉思汗灭金之后，将征服中国汉地的任务交托给木华黎，让其以“国王”名义治理中国北方，大率也循金人故迹，以中国原有的州县为治理机构。
在这些原有州县的管理之上，金人曾在各处驻扎戍军，称为“猛安”、“谋克”。蒙古也有“探马赤军”，戍防冲要地点。元时河北关陕，遂有汉人军万户，以地方豪强的武力为之，但在万户之上，必有蒙古人担任“达鲁花赤”监督地方军政。这种驻防戍军制度，在清代也有驻防旗营，由满人出任将军驻守要地。
蒙古征服南宋是在西征大事扩张之后，因此蒙古自己的军队已大都分散在中亚、中东与西北。当初，随木华黎进入汉地的蒙古军队，只是大汗武装力量的一小部分。经过西征分兵四讨，后来由蒙哥、贵由、忽必烈诸大汗经营中国的军队，很多是从西北与中亚征发的“签军”。因此，驻守各地的探马赤军，实际上已是不同族群混合的部队，其族群成分极为复杂。明代兴起，蒙古政权回到大漠南北的人众只有六个“万户”，那些探马赤军的后裔都留在汉地了！中国的人口，也因此吸收了不少外来成分。
不仅中国汉地有此人口成分的改变，蒙古西征常将一批新征服领土的壮丁签发征军，参加下一步的征伐。成吉思汗时如此，后来西方几个汗国也都如此，用此方法不断征服，不断扩张。欧亚大陆中间这一大片，今天称为“内亚”的地区，经过蒙古狂飙，其人口成分实已大为混合，无复中古时期的旧貌。
不仅蒙古的征讨有此效应，即以西辽而言，辽国为金人灭亡，耶律大石率领余众西奔，建立西辽于楚河流域，一度成为中亚强大的势力。直到蒙古别部乃蛮部为成吉思汗击败，乃蛮王子屈出律依托于西辽，然后反噬又灭了西辽。有了这一经历，西北诸族原来的形势也为之混合与改组。整体看来，辽、金、元三代出入中国，迭起迭亡，对于东亚、北亚及中亚的国族与人口都有深远的影响。
草原上的人民，通常分散为部落，平常自有放牧地区，部落之间也散漫无所归属。至于族群认同，通常在出现具有强势领导能力的人物后，会以横扫之势统一原本分散的各族，建立一个共同的族群意识。秦汉时的匈奴，北朝的鲜卑，隋唐时的突厥，都是如此统一草原的游牧大帝国。这些庞大帝国，经历了一段时期，又会再度分散，不再有共同的族群，直到另一位强权领袖出现，再一次统一草原——如此一再循环。在阿保机、阿骨打、铁木真三人之后，草原上先后有了三次衔接联属的统一局面。辽、金、元三代都从中国吸收经验，蒙古还从回鹘与西藏吸收更适合于游牧特质的文化因素，虽然蒙古在明代退回故地，这几百年来的涵化过程并未停止。后元既与明代的汉地中国激荡，也受到了西藏发展的藏传佛教影响。于是，在政治制度上，后元虽然再度分散为若干部族，却又能以藏传佛教信仰及蒙古新旧文字相互联系。从此数百年来，中国北方与西边的草原上，只有一个蒙古族群。
同时，虽然女真的霸业为时短暂，即为蒙古代兴，但是中国东北的女真故地，却在明代继续与中国汉地政权激荡，终于在努尔哈赤手上，满洲又成为东北地区的强大力量。满洲与蒙古之间，虽也有过斗争，从大的方向看，两个族群的关系，合作多于对抗，这两个东北林野的渔猎族群与草原上的游牧族群之间的联系，当以藏传佛教的涵化为重要力量。其次，满洲文字承袭蒙文，也促成了两个族群的共同意识。清代入关，在形式上，毋宁重演辽金的经验，但满蒙关系之密切，则是过去几次征服王朝未曾经历的。这是近古以来亚洲北方形势非常重要的变化，从此以迄近代，草原上不再有过去不断出现的聚散分合。
相对而言，成吉思汗分封诸子建立于西边的几个汗国，既与中国附近的元朝对立，彼此之间也斗争多于合作。这些汗国虽然有过耀武扬威的强大势力，却终未能走向统一，甚至在文化上也逐渐为当地文化同化，尤以伊斯兰文化的涵化最为彻底。在中亚崛起的帖木儿，虽然拥立察合台系下的“黄金家族”子孙为汗，自己则采用了苏丹为名号。同样的，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实际上是伊斯兰国家。东欧与俄属的鞑靼，也不再有共同的蒙古族群意识。
中国汉地经过三个征服王朝的统治，也承受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中国北方，中古以前是中国文化的腹地。近古以来，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活动移向南方。安史之乱以后，河北为藩镇割据，燕云十六州割为辽有之后，北方更长期为北族统治。辽人用汉官治汉地，韩延徽、刘守光之辈，在辽国发展为盛族，韩、刘、马、赵均是勋贵之后，横行一方，其性质与隋唐世家大族迥异。辽金元三代交替之际，山东、河北的地方豪族，处于三朝易代、南北对峙的夹缝中，遂分别发展为地方军阀，号为“汉军世侯”，其中严、史、武、张、李、汪、董诸族割据一方，经历数世，敌友主从常常变易。不仅河北、山东，关陇之间也有这种地方势力，元末的孛察罕（察罕帖木儿）及其义子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出身西域色目人的探马赤军户，结集民间武装力量，二人势力足可与蒙古功臣世家答失八都鲁与孛罗帖木儿父子抗衡，而尤胜之，最后竟成为维持元代政权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这些军阀，也与元末红巾以下，包括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人的性质一样，都是起自民间，无所凭借。朱元璋取天下，为刘邦以来所仅见，却与魏晋以至隋唐诸代的更迭大不相同。其间缘故，当是宋元以下，过去以世家大族累积势力的情形不再见于中国。三个征服王朝抹去了中国北方大族的传统势力，而南宋疆域之内，自从六朝以后，早已不见世家，遂致以社会精英家族力量为基础的社会势力从此式微。凭借民间宗教为组织核心的社区力量，则此起彼伏，挑战皇权。
简言之，三个征服王朝，一个接一个，累积的长期效果，其遗留于北族与汉族社会的影响，有其长远的意义。一方面凝聚了北族的共同意识，另一方面也导致汉族社会性质的若干改变。近古以后，中国汉地与草原族群的关系，以及汉地南北分野十分显著，大约都与这四百年来的变化有关。
三、东亚经济圈的形成
在“天可汗”的秩序为列国并存的多元体制取代之后，东亚各地区的经济关系却并未随之而疏远。相对的，宋元时代，东亚诸国发展了相当密切的经济网络。
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北方成为战场，几条平行的东西通道则可能仍有发展。北方几个庞大游牧族群频繁互动，有战争，也有物质的交换及人口的移动。中亚的区间及区内有粟特商人来往各处。考古所见，常有多种语文的契约文书与账册，可以窥见活跃的商业活动。交通中心，例如高昌与瓜州、沙州的河西走廊，都以蕞尔一地，颇能自立于当世。这些地方，在剧烈的族群斗争中，居然能卓然自立，全由于位置冲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中国北方、西北与中亚，先有突厥与中国争夺霸权，后有回纥、吐蕃、大食（阿拉伯势力的伊斯兰教国家）与中国在这些地区的纵横捭阖。虽然道路不如在同一政治权力圈内畅通无阻，然而随着战争而来，必有相当数量人口与物质的移动，信息的交换也必然十分频繁。在中古后期，中国北方逐渐凝聚为几个强大的政治体：辽、金、西夏、元及蒙古的汗国，中亚也经过伊斯兰化过程，逐渐整合为庞大的帝国。这些政治势力保持了自己控制地区内的安定，也能以集合体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官式交易。最显著的个案，则是中国以丝帛交换草原的马匹。唐代与回纥之间，这一项目的交易，数量是相当巨大的。宋代与辽及西夏之间的条约，包括大量的岁币，以中国的丝帛换取和平。茶马的交易也不断在边界进行。中国付出的岁币，数量极大，动辄一年数十万匹丝帛。辽与西夏，必然又将这些丝帛转贩于西方世界，博取利润。是以，这样的国际条约，实际上是强制性的攫取长程贸易的商品。
蒙古狂飙，建立横亘东亚与中亚的庞大势力。征服的战争本是残酷的毁灭；另一方面，蒙古对于征服地区的商业活动以及手工业生产，反而相当支持。蒙古大汗世界的东西驿道，通行无阻。即使诸汗国之间有权力斗争，遮绝道路之举也只是偶尔有之，长程的商业活动大体上还是相当活跃。中亚的商人，在元朝统治的中国，号为“色目”，为元廷服务，甚至担任元廷的官职。其中缘故，即在于这些能算会写的商人，正补足了蒙古骑士“略输文采”的缺点。色目是一个内涵复杂的集体名词，意指来自西方的各种不同族群的成员：包括粟特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甚至欧洲人；如果马可·波罗确有其人，也当是其中一员！这群活跃于东西商路上的人物（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见证了一个巨大经济圈正在渐趋成形。
中国在中古时期发展的国际贸易商品，主要是丝帛、瓷器、茶与铁器。唐代是以丝帛为最大宗外销商品，但是宋代时中亚与日本朝鲜也都有了自己擅长的丝织品，中国的丝帛不能再专利于一时。宋代的瓷器生产，却有长足进展。唐代名窑，多在北方。五代以后，南方产瓷的数量与种类，都超迈前人。中国的冶铁工业在宋代也颇有发展。根据《宋会要》的记载推算，宋代冶炼钢铁的年产量达十五万吨，相当于当时欧洲年产量的一倍！宋代茶业产量大增于前，已是一般平民都能享受的饮料。茶也由北边西传，成为国际贸易商品。一些地方性商品，例如西南出产的盐，也是贩往中国北方的重要商品。
五代时，十国之中，九个在南方。一方面由于南方不是逐鹿中原的战场；另一方面，也因南方的经济力量十分充盈。上述瓷、铁、茶诸项商品，都以南方为主要产地。外销商品的路线，海道运输量大又安全，远胜于陆路千里驼运之苦。以瓷器为例，经过海道，中国瓷器销售于东南亚、印度，而终点则为经过波斯湾或红海，销售于中东，又转运到欧洲。红海起岸转运的港口，福斯特（Fustat）一地，残瓷堆积如丘，见证了当时中西瓷器贸易的规模。由于巨大的外销市场，南方不少地区都生产瓷器。今日湖南没有瓷窑，但在五代与宋代，湖南生产的瓷器溯水逾岭运到广州，几乎专为外销之用。考古学家在长沙附近的瓦渣坪找到大批古窑窑址及瓷器残片，残片上有专为中东市场烧制的花纹。这些瓷器可说是早期的贸易瓷了。五代的楚位于湖南，地小兵弱，居然也能自立成为十国之一，实有赖外销贸易的经济。宋代四大镇，原来都不是城市，只因为经济功能，于是蔚为大镇。四镇之景德镇以产瓷为主，佛山镇以冶铸铁器为主，两者都因特定产业而兴盛。这两项产业的产品，兼有内销与国际市场，盛况遂能持续数百年之久。
南方沿海，颇多重要的国际海运港口。广州与交州，自汉代以来即外舶云集的要港。宋代交趾已自成一国，广州则繁荣如故。广州的中东与南海胡贾蕃客，虽经历过黄巢之乱的大屠杀，却仍以广州为贸易重点。五代的南汉，政事上无可足道，却也能偏安一方，即由于广州累积的资源十分殷实。
泉州是唐宋元重要的国际港口，中东胡商颇多在此落户。今日泉州郭、丁诸姓，还可追溯伊斯兰来源。马可·波罗笔下的刺桐城——泉州，俨然是当时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港口。今日福建已不产瓷器，当年却有许多瓷窑烧制外销瓷器，遗址还在诉说旧日盛况。五代闽国，国小人少，居然能割据一方，端赖其外贸的经济资源。吴越也是小国，但丝帛之利，甲于一时，越瓷名窑（如龙泉窑、哥窑）都在浙江。明州（今日宁波）也是著名国际港口，因此，吴越小国，居然能有财力修治海塘，开辟水利，竟成当时安乐土，而且在十国中享祚最久。浙江曾有过摩尼教学院，当地外来文化的影响可想而知！同理，据有长江下游的吴与南唐，不但是东南财富的中心，扬州也是国际河港，海船可以溯江而上，直泊扬州。洪州（今日南昌）则是由福建逾岭北上的转运站，也有国际贸易中继点的功能。南唐在十国之中最为殷富，国内国际市场提供的资源是其立国的基础。四川的前蜀、后蜀，不仅有天府之国的资源其与河西、西藏及南诏大理的国际贸易，以茶盐易马，也是颇为有利。后来，南宋缺马，西南运来马匹，是宋代军资所需的货源。
由上面所述可知，中古时代的后期，中国在北方与南方都有国际物质（或商品）的移动。国际交易中，谁是赢家？北方的交易，中国以丝帛与茶换取马匹与毛皮及其制品。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国官方以丝帛买回鹘马，宋代以岁币输运辽与西夏，在这种交易，中国并不获利，岁币更是白赔！北方邻国接受丝帛，也不是全为自己的用途。大量丝帛经过中亚各国，运销于中东及欧洲市场，博取厚利。自从伊斯兰帝国在中亚与中东建立霸权，海陆两条通道运来的东方商品，包括中国丝帛、瓷器、纸张与南海的香料，其中继站的伊斯兰国家，专擅利润。阿拉伯人也在中东仿制中国瓷器，并不成功；丝帛加工，再转售各处，则利润丰盈。胡商带到中国的货物，以珠宝为多。这些宝石、珍珠、玉石有的产自非洲，有的出自东南亚，珍珠则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暖水为多。中东并无可以贩卖的产品，胡商蕃贾不外顺路转贩，却在中国可以高价出售。中国历史与文学作品上，颇多胡贾与珍宝的记载。因此，中东的伊斯兰世界依仗地理之便，垄断东西贸易的利润，维持了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在大西洋海运开辟之后，中东地区即丧失了地理优势。伊斯兰世界在15世纪之后渐趋衰落，实与此一形势的转换有相当的关系。
东南与南方海路的情形，则有所不同。中国外销的商品，丝帛、瓷器、纸张、金属制品……不仅运往中东，也在中途营销。中古航运沿着陆地边缘航行，从东南港口出发，往北运往日本与朝鲜半岛。这两处的产业，大多与中国相近，并无显著的互补性。日、韩以高级商品（如高丽织锦与日本刀剑）换取中国的高级商品（如瓷器、纸张，甚至建筑佛寺的建材等）。宋代中国从日本进口的项目，最值得注意者为铜斤！此事下面当再论述。
相对东洋贸易，南海的贸易规模大多了。这条航线基本上是由今日中国的南海沿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绕行至今日印尼，再沿马来半岛西岸北上，跨过孟加拉湾驶往锡兰，折南沿印度次大陆北航，再跨海直驶进入波斯湾，或进入红海，起岸转运到地中海的亚历山大港。航线经过之处，远达中东，间接连接地中海与欧洲，近者有安南、占城、真腊……以及今日东南亚与南亚地区。来往的船舶，不但有中国船也有印度船、大食（阿拉伯）船，船舶载重数百吨，虽是沿岸行驶，也已广泛使用罗盘定位。多桅风帆，可以逆风行船。中国商船已有隔水舱及中轴舵……航海的条件，已经可以有相当确定的航程，也有相当程度的安全。除了舶长（船主）自己的货物外，中国的海商也可订货位，自己随船押运到销售商品市场的某一港口售货，再搭回程商船，载回当地商品，在中国市场出售。
这样的贸易，牵涉海员、商贾、当地牙行以及政府的榷关。往还于这条航线上的胡贾蕃商，颇有人长期定居于中国港口地区。广州、泉州、明州，甚至中继港的内地港口，如扬州、洪州，都有外国商贾长期居留，号为“蕃坊”。同理，中国商人也必可能定居于东南亚诸处，今日马六甲的土生华人后代，据称有可以远溯八百年之久的口传历史，则在宋元时代即已到此定居了。明初郑和七次远征，其海员及其航海知识，甚至造船技术，均是继承了宋元长程海运经验。郑和以后，明代闭关自守，但是华南民间与东南亚之间的来往，事实上不曾中断，于是东南亚各地的华人聚落也长期持续存在，形成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牢不可破的贸易传统。
南方航线的贸易，根据《宋会要》记载，通商的国家主要是大食、古逻、阇婆、占城、渤泥、麻逸、三佛齐、宾圆胧、沙里亭、丹眉流……中国输出的商品为金、银、缗钱、铅、锡、杂色绢帛，以及精粗瓷器……输入的商品为香药、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珍珠、镔铁、玳瑁、鼊皮、砗磲、玛瑙、水晶、蕃布、乌樠、药木……
上述这个货单上，最引人注意者，输入的项目以香药领头，输出的项目以金、银、缗钱领头。宋代进口香料，数量相当庞大。宋太宗时，曾榷香药以补国用不足，单以乳香一项为例，广州、明州、杭州三州市舶司曾于同一年内榷收乳香354449斤之多！马可·波罗形容刺桐（泉州）贸易盛况，曾谓：若有一船香料进入亚历山大港，即会有百船香料进入刺桐。马氏言多夸张，其所论数量的比例未必可信，然而如此夸张，也仍可见香料贸易之盛。香料应可分为熏香及食物配料两种。中古时期佛教及东来的其他宗教都有焚香的仪式，仕女熏香之风也相当普遍。中古前期，《齐民要术》中的食谱所使用的配料，不过葱、姜、胡芹、橘皮，宋代烹饪则已用胡椒、茴香诸料，是则中国人使用香料的情形，似乎未必逊于同时的欧洲人。
输出项目中，金、银与缗钱占了前三项，都可视为以现金支付舶来商品。宋代货币经济已很发达，唐代使用绢帛为实物货币的情形已经绝迹。金银是贵金属，本身即有货币与商品双重意义。铜铸的缗钱则完全是通货，宋代榷税以缗钱计算，铜币的使用数量相当庞大。杨联陞曾指出，宋代铸造铜币数量多于前代。宋代政府限制铜器为日常器用，即为了保证铸币的铜料够用。中国从日本与朝鲜进口铜料，也是为弥补铸币原料之不足。宋代流通货币不够，大约由于两个原因：一则中国本身的经济发达，经济体庞大，必须有足够的货币流通；二则中国货币外流成为东南亚各地的通用货币。看来，两项可能性均存在。宋代商品经济确实发达，政府榷各种商税的收入，是政府收入的重要部分，反映了宋代一般购买力强大，供销活泼。另一方面，东南亚各地，蒙长程贸易之利，经济繁荣，但各地小国都是新兴的政治体，即使有自己的货币，也未必够用。北方辽与西夏，都进口宋人货币，同时禁止铜币出境，即反映辽与西夏，甚至金、元都使用宋币。日本出土宋币甚多，可见宋币也在日本流通。中国的货币遂成为国际通用货币。从考古资料中，各地颇多宋代铜币，如做通盘考察，当可检查这一假设。
综合本节所考察的现象，中古时代的中国，不仅已纳入亚洲整体性的经济网络，而且中国在中亚——东亚长程贸易居于商品的供应者地位，而在海道方面的国际经济，中国货币更是国际通货。经由中国为中心，东方与西方的经济正在趋于整合为整体的网络。
四、经济与多元网络
中古时期的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均有转移，并且逐渐发展为多元与多中心的现象。唐代的前半段，政治中心在长安——洛阳的轴线上，但是这一地区生产的粮食，已不足供应政治中心广大人口的消耗，必须由东南漕运大量粮食。安史之乱后，两都残破，加上藩镇割据河北，吐蕃、回鹘出入陇右，首都地区更非依赖东南的经济支持不可！
宋代建都汴梁，固然继承五代的遗规，主要也是为了漕运方便。北宋时，河北与关中均成为前线：辽人据有燕云十六州后，北京（大名府）成为宋人东北的边防重镇；西夏崛起，关中、环庆、延绥均为边塞，西京（旧日长安）也是西面的边防重镇。汴梁挟禁军数十万，却无险可守，也无足以自存的经济资源。这一政治中心遂不能不仰仗东南财富。北宋时，东南不仅农产丰富，当时几项重要的产业，如丝绸、瓷器、冶铁、铸铜等都在长江以南。海外贸易的主要商港也都在南方。因此，靖康之后，南宋以半壁江山，不仅足以自存，而且殷富更甚于北宋。于是，中国本部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开了，经济中心移向东南。
隋代开通南北大运河及发展东西向的漕运，当是因应当时首都食粮供应的实际困难，却也因此为东南农业及工业开拓了运输产品的路线，使东南产业能以北方人口为国内市场。同时，辽与西夏建国北边，其政治中心也是人口众多，消费力强大。因此，不仅宋代北方成为东南的市场，辽与西夏经过北方的转输，也成为中国东南的消费市场。这个广大的市场，对于东南经济的发展毋宁有相当的刺激作用。从汉唐中国的规模言之，一方面因为辽（及其后继的金、元）及西夏之建立，大中国的政治中心分化为多元多中心的形态。另一方面，广大的东南地区，一跃为大中国经济圈的主要生产基地、经济中心，获得了强大的影响力。
南方还可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域，各自有其特色，也各有其地区性的中心。东南是最大，可能也是最富裕的地区，涵盖了长江下游，物产以丝帛、棉、米为主，五代时吴与南唐即依此富实，独立成国。这一区域，人口众多，外通海运，又有运河联系北方，区内河流湖泊构成水运的网络，大都会有扬州与建康（今日的南京）。浙江毗邻东南，五代时吴越在此建国，既有丝帛、鱼、盐之利，还是越瓷名窑集中之地，哥窑、龙泉窑是其中最为著名者。此地区海港有明州（今日宁波），大都市是杭州，在南宋时成为“行在”，俨然南方政治中心。今日的福建，在五代时为闽国，国小兵弱，居然也能建国一方，主要凭借海外贸易。泉州是当时国际大港，马可·波罗笔下的世界第一大港。由泉州出发的商船，远至波斯湾与红海，中途又与东南亚印度洋诸港进行贸易。今日福建已不出瓷器，当时则福建本身即生产外贸瓷器。江西景德镇已是瓷窑集中地，产品经过赣水运往泉州，转口外销。同时，外来商贩也由泉州越岭进入江西北上。于是，江西是福建的腹地。洪州（今日南昌）也是东南名都。南宋时，金人追赶宋人，即有一路是循赣水南侵。福建与浙江相毗邻，海上一帆可至，陆路越仙霞岭即可交通，南宋宗室不少寄寓泉州，两地的关系十分密切。由福建更往南，即岭南，五代时南汉在此立国。自秦汉以来，广州是国际港口，南海商舶云集。广东的腹地，既有西江流域的桂管（广西），也有灵渠连接湘水，将湖南生产的瓷器经广州外销。粤地殷富，自古已著名中外。这一区域的经济实力，不下于长江下游。今日越南的交州，在宋时已独立，宋室册封为安南国王，然而仍在大中国经济圈内。
云南的大理，在宋代始终是独立王国。该地区以茶盐之利，与草原地区换取马匹皮货。大理与宋地之间，则以铜斤、玉石为商品，也转运马匹。后来蒙古攻宋，即由此区大迂回，循西南贸易的路线抵入宋人后方。云南内部的区别，也有滇池、洱海等几个次级地区，各有其区域中心的都市。
四川盆地号为天府之国，盐及农产品的生产，自给之外，足以协济关、陇、荆、襄。北宋时，四川是关中防御西夏的后方；南宋时，四川掌握长江上游支援荆襄的国防线。四川表里山河，物产丰富，足以自成一个经济区域，其中心都市为成都与巴州（今日重庆）。
以上诸区域都具有丰厚经济资源。相对的，关陇、山南、京东，以及荆襄、西淮，在北宋时是中原的外围，拱卫京畿首都，由于人口多，政府开支大，即须依仗前面几个经济区的资源与财富。南宋时，京东、荆襄、两淮都是国防前线，更不能自给自足，必须仰给中央政府调度支援。
宋代经济形态，最宜注意处当在区域之间的商品流动数量相当巨大。宋代税收中商税颇为可观，一些交通要道、水陆码头，货物来往量大，商税征收额也大。全国各地，可以征收商税三万贯以上的城镇有数十处。据《宋会要》北宋熙宁十年（1077），北方的郓州、德州、大名府、真定、陕州、京北府、凤翔、并州、晋州、洛阳等十处，大约每年都可收商税三万至四万贯。南方的扬州、真州、庐州、襄州、杭州、明州、苏州、湖州、衢州、宁府、虔州、潭州、福州等十三处，每处商税在五万贯左右。这二十余处都会的商税，占了全国商税四分之一以上，再加上四川各城市，密州、广州、秦州、楚州及超级都市汴梁（开封），全国当有三十多处，商税出于都市的比例显著地集中于都会。由此推论，宋代的经济活动已是都市化现象。
此中缘故，一则各地产业因为专业而有区间互补，二则都市地区有了规模不小的官私手工业作坊。这一现象反映了工业生产不再分散于农村的农舍工业，两个因素相配合，都市中的人口数字也就增加了。
更可注意处，则是城市的结构有了重大改变。唐代承袭古代的城市传统，城内以坊市分隔为若干小区，有市门坊墙隔断。宋代城市则发展为街道的线形布局。《清明上河图》的描绘，《东京梦华录》等书的记载，都可看到沿街店铺排比，各种行业杂陈，行人熙来攘往的景象。除了工商业活动外，城市中也有不少娱乐消闲的活动，或则在空地卖艺，或则有专设的戏馆勾栏。马可·波罗所见元代中国城市的繁华热闹，也与中国文献所记相当吻合。不但宋代中国本土如此，辽、金、西夏及大理的大城市也都是同样的布局。
现代中国城市，大多是继承宋元留下的地点，却未必与中古城市同地。一些10世纪至13世纪发展的城市，经过明代重建，而建筑街道宛然宋代遗规者，包括大名、濮阳（澶州）、沧州、南昌、长沙、武昌、赣州、绍兴、宁波、福州；甚至南京、广州、泉州诸处也是在宋元的基础上发展为今日所见规模。因此，宋元的都市化，实具有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意义。
宋代南方诸地，虽有区域性的经济条件，然而竟未沦为分崩离散的地方割据，似与宋代地方官制有关。宋代地方大单位为路，次级为州、军，更次一级为县；各级地方官员，都没有封疆专阃的完整权力。同一级的官员，不是仅有一个首长，或则各有职守（如漕运、提刑、管军的使职），或则副贰相参（如同知、通判）。中央政府居中调度支配的主要力量，则是掌握财源，作为控御地方的杠杆。中央在各地设有各种监官，专司收敛各项特种产业的榷税。同时，宋代各地区之间，互通有无，贸易颇为活跃，是以不仅一些行政都市逐渐发展出经济功能，而且关河津梁、山隘、港口，一些原本不是都市的市镇，或在行政都市城郭之外的市集，颇有发展为草市者。北宋时的朱仙、汉口、湖口、清江、无为等都是著名当世的大镇，商贾云集，人口众多，风光竟盖过了附近的行政都市。宋代大小都市呈现线形街道布局，不再是唐代城市以棋盘式布局的区隔为坊里。著名的宋代长卷《清明上河图》描绘了线形布局与商业交通的关系。凡此现象，说明宋代经济实力在于各地资源流动的通畅，全国已是一个庞大市场网络联结而成的整体。经济的互相依赖，遂是整合全国为一个共同体的重要力量。王安石变法时，最有权力的职位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将财政调度与法规制定的权力归属宰辅，其权力之大，不是掌握人事权与兵权的单位可以挑战。因此，宋代政府借经济发展，取得了整合国家的力量，即使地理上有多元的地方经济，其多元的松散却由一个庞大的市场网联结为一个共同体。
中国历史上，不断有军人据地自重，分裂国家的事迹，尤以唐代藩镇割据最为严重。宋代惩于唐代的前车之鉴，政府致力于重文轻武，大将不得据地拥兵，南宋的领兵大将（包括岳飞、韩世忠），即使忠心耿耿，仍遭迫害。但是，宋代拥有数十万禁军，后来并无作战能力，中央政府还须仰仗能作战的军队。于是边军，例如面对西夏的李家、折家，抵抗辽人的杨家，四川抗金的吴家等，仍是军人世家领导的武装集团。靖康之变后，太行忠义，两淮山水寨，以及南宋福建民兵演化的虎翼军……依旧不在少数。这些武装集团，存在于政府正规军之外，也可说是宋代中国多元性之一环。然而，这些武装集团，终究只能攫取有限的地方经济资源，也因此约束了地方割据的发展空间。到了金人与蒙古入主中国，部落军队（猛安、谋克、达鲁花赤）驻防各地，但政府缺乏宋代政府全面收夺财源的机制，于是一些地方军阀可以控制当地的全部资源，遂有发展的机会，河北诸家汉军“元帅”（例如武家、史家、张家）即应运而生。
总结此节，中古后期的中国，从大单位言，有互不相属的大小国家对峙并存，中国无复有“天朝体制”或“天可汗体制”，毋宁是多元的列国体制。从中国本部言，宋代政治、经济、军事，至少有三股力量彼此牵制，也是一种多元的复杂系统。此外，又有若干地区构成单元，存在于中国共同体之内。整合这一共同体的力量，是市场网络的经济圈，却未必是政治与军事力量。当时的中国大致是复杂系统的共同体，而由强大的经济力量提供了整合多元的动能。
五、宋代以来的知识阶层
经过唐末五代的武人政治，宋太祖不愿再见军队夺取政权的威胁。在“杯酒释兵权”的安排之后，宋代的政治权力，即依仗儒生士大夫所撑持的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重文轻武的传统，自宋以后，只有在元代一度中断，自此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
宋代科举取士，儒生基本上是经由竞争，以经典知识与文字表达能力进入文官系统。虽然唐代由武则天以后，即已有进士科作为文士进身之阶，但是唐代世族势力历久不衰，科举难免权力介入，是以世家子弟常较寒士占有优势。在残唐五代，军人不断以武力夺取政权，世家大族方才凌夷，不得复振。宋代制度中皇家宗室与中上级官员子弟都有庇荫的起身官阶，但是庇荫子弟后来的仕途通常未必顺遂，起步时的优势在日后也就冲销了。宋代宗室，凭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竞争，但依例宗室不能担任宰辅。终有宋一代，曾任宰相重职的宗室，仅有任开封尹时的太宗光义及南宋的赵汝愚二人而已。宋代名臣，如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两宋（宋郊、宋祁）、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都没有显赫家世，凭着文采与知识，在士大夫中脱颖而出。宋代科举比较能得人才，推究其中缘故，当因考试制度严密，弥封考卷，关说无所插手，考者不靠真才实学，颇难躐等。
宋代优遇士大夫，胜于前后列朝。据说，宋太祖留下祖训不得诛戮士大夫。核对历史，宋代党争虽烈，失势的官员至多降职贬逐，却没有杀身之祸，甚至身陷罗网也属罕见。大臣退职，还常有提调某某祠的虚衔。相对言之，武职官员就没有如此优遇了，岳飞的系狱即一个显著的例子。
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士大夫一旦束带立朝，终身不得摆脱公务员的身份。以苏东坡为例，他一生负盛名，入仕之初，即为社会公认是宰相之材，但是仕运不顺，除了一度担任“知制诰”的学士（皇帝的秘书），终生在贬逐之中，甚至最后远贬琼密。若在别的朝代，他大可辞职高蹈，像陶渊明一样，不再在宦海沉浮。然而，宋代士大夫未有如此的自由。是以，宋代儒生出身的士大夫，虽受空前绝后的优遇，却也是依附政府豢养。宋代政争此起彼落，士大夫进进出出，范仲淹、王安石诸人锐意改革，也还只是在原来结构中修补缺失而已。
宋代知识阶层的地位提高，未必只是由于政权对文人儒生的尊崇，其实还在于这一阶层人口众多，形成相当广大的社会基盘。以两事为例：司马光罢相，市人为之叹息；再次当政，市人为之额手。又如，金人入侵，李纲罢职，太学生陈东纠集学生抗议，市人加入者也甚众多。一般百姓有如此反应及参与，可能反映宋代士大夫已不是高高在上与小民百姓隔绝的“贵族”了！知识阶层人口较前众多，社会基盘较前广大，大概由于教育较为普及，知识传布较为方便之故。
教育较为普及，当与学校制度有关。自从汉代设立太学，历朝都有这样一个高等学府，但其功能则未必名实相符。汉代地方学校，在《循吏传》中往往可见，在四川，文翁的郡学最为著称。魏晋南北朝中国分裂，百姓救死不遑，官设学校徒存虚名。唐代休养生息，中央地方都有学校，教学项目也不仅限于儒家经典，数学、医学及书法，均可列为学习专科。开元盛时，全国有学生六万余人。可是，这一数字在当时全国总人口中，也不过稍多于千分之一。安史乱后，学校荒废，往往仅存孔庙而已。
宋代恢复教育，中央地方都有学校。宋代官学值得注意者，一是学校设有主持讲学的“直讲”，学生有了固定的老师；二是太学以至地方学校，往往有政府专拨的学田，供给学校开销。有教员，有校产，宋代官学不再仅为一个职司教育的办事单位，较之汉唐之世，宋代官学颇有足以自立的基础了。
范仲淹庆历改革，其中心思想是训练专业文官以救吏治，于是设立学校是改革的重点。王安石新法是以经济改革为主，于学校未多着墨。崇宁改革，蔡京又于教育颇加注意，其设计的方案是经由地方官学训练学生，择优保送中央的国学。国家设立“三舍”的奖学金，学生人数一时多达二十余万人。靖康之后，这些构想又都束之高阁，但是上述学校有校产及专设直讲的制度，还在相当程度上维持学校教育继续运作。
宋代学校教育的具体基础，在于民间有书院及依附于社区的家塾与社学。书院是讲学之处，可以为官设，也可以由学者管理。唐代佛教寺院骤增，而且往往占尽山林胜境。寺院虽在山林，经常有名僧大德讲论经义，宣传宗教。唐代儒生学者有借住寺院读书的风气，一则费用省，二则环境清静。后来儒生自己组织书院，大率沿袭寺院传统，书院的主讲人称为“山长”，即山林本色。宋人书院甚至有沿用佛寺“方丈”的名词者，更显示佛教寺院的旧惯。
书院往往有自己的田产，或由官方指拨，或由私人捐赠。书院读书的学者，来去自由，也不像今日西方传统之大学有学位的规定。书院是自由讲学之地。宋儒宗派不少，各有自己的主张，书院即一家学派的讲论与传布的基地。宋人书院之著名者，例如朱熹主讲的白鹿洞书院，陆九渊主讲的象山书院，都是如此性质的学术中心。白鹿洞订下的规范，后来成为书院讲学的模范。儒家注意言行并重，因此书院不仅有言教以道问学，也有身教以尊德性。不同学派的学者，也会访问他地的书院，互相讨论同异，朱、陆鹅湖之会，是儒家学术史上的大事。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据说来会听讲学者的马匹，饮干了院中一大池水。
宋代书院，盛时不下二百余所，其中颇有历数百千年还存在的著名书院。真要比较中国与欧洲、中东的大学制度，中国方面的国学、太学未必更比书院适当。书院这种“研究院”级的学术机构，在人类学术思想的发展上，有其一定的地位。
私家办学，主要是一族延师教育族人子弟。规模小的，不外是私塾，也有大型学校，由族中设立学田维持，范仲淹所设的范氏义庄支持的项目之一即教育。五代时，南唐江州的陈家，洪州的胡家，都有大量藏书供子弟学习，也开放外人使用，事实上也是另一形式的私家文教机构。前述书院，有的由地方官拨田支持，有的由私人以田产、房舍及图书支援。以范仲淹为例，即曾赠田应天府的书院。
自宋以后，私塾是民间教育的基本形态，而且是家族读书的学堂，照例有亲友及乡里人士附读，其实已是社区的学校。家塾及社学提供基础教育，学生能开笔作文了，才在官学与人切磋，至于书院则是探讨高深学问及砥砺志节的学府。这些教学单位，其课程以儒家经典为主，兼及诗文与简单的数学。至于经学以外的学问，如数学、历学、绘画、医药，官家另有专门学校，例如官设的画院等，但私家传授专门学科，大致以老师授徒的方式为主。儒家以外，佛、道均有自己的寺院、道观，传授经义、仪式与相关的方术。凡此情形，自宋以后，一直延续至西方教育制度传入中国始有改变。
宋代儒学，派别甚多，北宋时有地区性的学派，南宋有朱、陆的理学、心学之分。到了元代，朱子学独盛，四书的朱注成为正统，中国的学术思想定于一尊。至明代王阳明学派崛起，才有足以对抗的学说。
至于宋代知识阶层的人数及识字率两项，均无可以计算的确切数字。但从书籍的出版及流传情形看，上述识字人口与文献书籍的大量流通，有互为因果的密切相关性。中国雕版印刷的技术，滥觞于金石砖瓦上的诸种刻镂文字与画像作为拓印的模本。甚至印玺之使用，也是一种复印的方式。但雕刻反本，再印成正本，则是真正的印刷术了。传世最早的刻印文书，可能始于佛、道教徒为传布教义，才雕版大量复印。因此今日传世与考古所得最早的印刷文件，乃是7世纪的佛经。
除佛经之外，历书、字书及诗文之作也已有刻版印书。五代冯道主持刻印《儒家九经》，则是儒家经典有系统付梓之最早个案。后蜀毋氏刻印儒家经典及《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专书，以嘉惠学者，其中后列诸书，都是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参考书。五代刻书，以江南蜀中为多，当与这些地区经济发达，文化水平较高有关。北宋毕昇创为活字排印，为世界最早的印刷术。从此以后，印刷术也传播于朝鲜、日本、安南、西夏、辽、金及蒙古。
活字印刷不须逐字雕版，可以单字复制，排列组合，方便迅速，因此印刷数量大增。宋代印刷的文献，遂不再局限于儒、佛、道家的经典，印书种类，无所不包：史地、方术、诗文、戏曲、医学、方剂……均可因为印刷成本降低，而大量传布。宋代印刷业的中心，除五代以来即以印书著称的四川之外，北宋的汴梁，以及南宋的临安、福建，都有大量书籍出版，南宋时又添了湖州、吉州、苏州诸地。
私家书坊，以福建建宁地区的余家为最著名，世代相承达五百年之久。18世纪时，该地区的建安县仍有余氏书坊。12世纪时，余氏藏书达万卷之多，号为“万卷楼”，其依凭之厚，可想而知。此外临安陈家、尹家，建安黄家，麻沙刘家，闽侯阮家，以及四川、山西、江淮、湖广诸地的知名书棚、书坊，有的专印某类文献（如医书），有的出版各种书籍。元代的印刷品，则除了宗教文书外，又大量出现通俗读物（如戏曲、小说）。凡此印刷物，不仅为文字，也有插图。明代铜版活字及彩色套印技术成熟，印刷业更为蓬勃。
读者众多与读物方便易得，二者有密切的相应关系。这一众多的识字人群，毋宁是知识阶层的广大基础。宋代知识阶层人口究竟有多少？并无确切数字可为依据。然而，由宋代右文的传统、教育机构的普遍与印刷业的发达三种因素推断，若以一个世代有以千计的高级学者与官员为准，受过教育的中层（包括儒生与僧道）当不啻数十倍，下层识字人口（包括学生、商贾）又有中层人口数十倍，则宋代识字人口应当超过任何时代。
宋代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也较过去重要。唐代知识阶层的人数，在总人口比例上不如宋代，而世家大族在社区的地位，大致受政治影响大。唐代知识阶层因族人众多，占了地方领袖的地位，而宋代读书人则往往是以个人的身份，在社区拥有发言权、受乡里尊重。宋代乡里常有乡约、社约，其内容均按照儒家敦亲睦邻、乡里互助的原则制订。儒家社会伦理深入民间，乡间的读书人即乡约的重要分子。宋人有复古之风，古代礼器常为宋人仿制，古礼也为官方所提倡。古礼中，乡饮礼是知识阶层受乡人尊重的一种仪式。近古以来，中国读书人社会地位之崇高，也当自宋代开始，虽经元代的低落，明清两代又恢复宋代的情形了。
六、思想的多元与整合
中国以儒家与道家为主的思想，在汉代以后接受了印度佛教的冲击，经数百年的调节与适应，到中古时代已有相当程度的融合。释、道两教，在中古时期，常遭厄运。北周武帝与唐武宗的两次法难，佛教僧团与寺庙都承受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有些道教的组织，则因为反政府的活动，也经常为政府武力镇压；道教初兴时的太平道、天师道，以至民间不断出现的秘密教团（例如李顺、李八百的活动），都是冒出头的反抗活动。儒家呢？在表面上看来，儒生总是政府文官的后备军，儒家学说总是政府的官学，但是在正统官学的桎梏与烦琐学风的笼罩下，儒学也长期不能有茁长的生机。
唐代以后，佛教兴盛，上述情形有所改变。自从玄奘大量译经，佛学理论大为昌明，从唯识宗到禅宗与净土宗，佛教宗派各有擅胜。最后，诚如陈寅恪指陈，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非常印度原味的唯识、法相诸宗难以继长增高，而受中国影响较浓厚的禅宗与净土宗则蔚为最重要的宗派。反方面言，道教是由巫觋信仰发展的中国本土宗教，在其早期，即因受到外来宗教的刺激而发展为有组织的教团。但正因为对于佛教的激荡，其中颇多模仿，因此道教仪式与组织都反映了佛教的影响。中古以来，道教内容无所不包，于医药、方术诸类，无不有所关涉，内容比儒家的关怀现世秩序，远为丰富与复杂。此时外来宗教，如摩尼教的启示、救赎与劫世，对道教也有所影响。道教的发展遂代表了本土思想而采纳外来成分的思想形式。释、道两家宗教，一由外面进入中国，一由本土接纳外来影响，却都能取精用宏，终成大器。
唐代文化发展波澜壮阔，儒家也不再能拘泥于一成不变。韩愈、李翱，都可说是引导儒家开拓新境界的先锋。他们面对佛教教义的形而上之学，不能不尝试在儒家现世务实的传统中，另开足以颉颃的理论。《大学》与《中庸》，本来不过是《礼记》中的章节，遂为韩愈与李翱摘出其有关性情德性的讨论，提升为超越意义的形上学。他们又特别表彰《孟子》，因《孟子》讨论心性及顿悟，其神秘主义的色彩，颇有可以与佛家本体论与知识论互相发明之处。
宋代儒家在这一方面走得更远。周敦颐（濂溪）、邵雍（康节）从道教思想中借来了太极图及参数之学，建构儒家的本体论。邵康节以“道为太极”，又以“心为太极”，更为此后宋儒理学的道与心之间预留了贯通的余地。现象与认知之间如何融接，本是佛教关心的大事。天台宗的如来藏，华严宗的因陀罗网，种种譬喻，无非陈述这一主题。
在张载的天人合一“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是将宇宙的本体与人生的伦理相互衔接。天性、人性本可有与天道一致之处，天良能即吾良能，都是由“道”相通的。他的《西铭》一文，民胞物与，生顺死宁，将人生、国家、社会、宇宙以及时间变换，生死递嬗，都归入同一系统。《西铭》虽然是一篇短文，但涵盖之广大深远，足可代表宋代以后儒家本体论与伦理学的主要成分，其重要性不下于基督教的《主祷文》及佛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三者都是言简意赅的短文，都宣示了这些宗教的思辨模式。
朱熹是中古儒家学说集大成的人物，其学说要旨在于“理”是一切事物的本体。“理”即在具体事物之中，先有了“理”，始能结聚为气，形成具体的万事万物。事物之性各有分别，但是所禀赋的“理”，都不外于统摄的大道。朱子学说中的理，遵循儒家积极的立场，乃是实在的，所谓的道理迥异于佛家性空的思辨角度——这是儒、佛之间根本的差别。
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将理看作“心”。陆氏心学，固然溯源于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以为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心会通。这一学派实开明代王阳明（守仁）心学的大系统。朱、陆异同，是儒家之内的辩论。然而两家的对立，其实也颇似释氏唯识宗与禅宗的两极对跖。此中因缘，一方面是由于内在逻辑的发展，势所必至。另一方面，自从唐代韩愈、李翱启其端倪以来，儒家深受佛、道两家的影响，不能不遵循同一轨迹，而有此对话与辩诘。这是多元思想系统在融合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交互作用，也是难以避免的内部分歧。
宋代以下，佛教发展的趋向是从佛学高深的精英层次走向普及的平民层次。唐代的高僧宗密判定佛教自浅入深的五等，其中最为“偏浅”的三等却正是宋以后最为流行的净土宗。及至近代，禅宗只是学问中人追寻的佛教，一般信众大多只想到善恶因果，至多悟到“身元是空，空即是本”。
佛教发展趋势如此，大约与宋以后知识传布相当普及有关。本章上一节已经谈过，宋代印刷术普遍使用，而都市发展的结果是许多都市居民均能接受文字传播的信息。信众的基层扩大，佛教的教理也势难不相对地简化，以因应一般大众的心智需求。其实，唐代以来，佛教多讲经活动，也多印行图像。佛教的普及化早已开始，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大势，更迅速地将佛教推向大众化与世俗化。在这一趋势下，儒家注重今世现实的人生态度，自然也相对地冲淡了佛教出世与抽象的玄想。
道教的发展，也在宋代以来走向大众化与世俗化。唐代道教是李氏皇室推崇的国教。入宋以后，太宗、真宗、徽宗都信仰道教。太宗年号“太平兴国”，真宗年号“大中祥符”，都透露出道教的气息。唐宋君主宠信的道士，不少是以方术为手段，其诉求为人主个人的长生。宋徽宗宠任的林灵素之流，为求富贵，其行径大致都是如此。但是，宋代以来的道教活动中，建醮仪式实是为公众祈福；不论护国安民，或者保境太平，都是为了国家、社会与社区，可谓公众的福祉。这一趋向，遂与取悦人主，祈求个人幸福大为不同。宋代以来社会大众的地位上升，当是这一转变的原因。
靖康之祸，宋室南迁，北方沦于金、元统治。北方新兴道教宗派，开辟了道教的新方向。北方全真、太一与真大诸教都以民间活动为主，不再是宫廷术士的传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派，应为王重阳创于金人统治地区的全真教。全真宗师邱处机等人组织民众，在北方几乎无政府有效治理的情况下，教化百姓，开拓田亩，生聚教养，在一块一块小地区，以道观为中心，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也维系中国文化传统一缕于不息。全真教教旨及道士行为，引用当世碑记“其逊让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爱似佛”，言教身教，俨然三教混合为一。北方沦于尚武的外族与割据自雄的军阀世家（如张、严、史、武诸汉军世侯元帅），这些道士也周旋其间，劝说教化，稍减百姓杀戮掠夺之苦。邱处机劝说成吉思汗，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事。其实，除了全真道士，北方的太一与真大两教，也都致力于保全黎民百姓，保存中国文化的根苗。太一教的道士入教之后，都改姓教主的萧姓，这是援儒家孝道来组织宗教团体。事实上，这一做法表扬儒家血缘伦理，远多于道家哲学的个人主义，其融合儒、道，以出世为救世事业的心态，超过了宗教内修的宗旨。
儒、道、佛三家显学之外，宋代以来，民间信仰构成的教团显得相当活跃。自从汉代黄巾引发了道教的兴起，中国经常有民间的信仰，时隐时显。丝道通畅，外族入侵，以及唐代经营中亚，中亚的一些宗教都有进入中国的机会。唐代景教与伊斯兰教，为其最著名者。元代的也里可温（基督教）与回回（伊斯兰教），都经常见于典章。
比较不为人注意的外来宗教，当是先后流行于中亚、内亚的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光明教（密示拉信仰）与摩尼教。这些启示型的教派，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有共同的性质，即信仰二元的宇宙、善恶之间的斗争、“千禧年”式的劫世、救世主的来临，以及经由信仰而得到救赎。这些成分也会侵入主要宗教，例如佛教的弥勒信仰。
启示与救赎的希望，是民间信仰的重要诉求。宋代的方腊即“吃菜事魔”的摩尼教徒，元代的红巾、明教，明清时代的白莲教，都是这一类型的信仰。平时隐伏为民间的小教团，可以倏然崛兴，卷起千堆雪，形成以农民与都市底层人物为主的巨大运动。这种宗教活动与道、佛两家的若干教派，也不能说全无关系。举例言之，全真教多次举办全莲会、金华会……是否也与后世的白莲教有关？白莲教与中古佛教的莲社，是否也有关？元末白莲教的韩山童等人，是否因为“明教”而称“明王”？凡此都还待深入研究。
这些启示型教派，糅合了上述外来成分，与中国文化中的神秘主义（例如气、运、天人合一等），形成中国人思维方式中相当重要的特色。最可注意者，儒家思想中，妇女的地位屈从于父权、夫权，但是民间信仰中，无生老母、观音、妈祖，以致教团活动的领袖常有“圣母”名号，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由以上所述，儒、道、佛三家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采撷，形成一个庞大中国思想的系统。同时，自唐中叶以后，东汉发展的世家大族及其代表的社会上层逐渐凌夷，宋代已不再有唐初还可见到的世家大族。相对而言，都市居民（不是欧洲近古以来的市民）以及乡绅成为文化活动的主流。北方中国在征服王朝统治下，中国传统士大夫世家大族已无法存在，农村之中是以地方豪强领导的宗族维持了社区的安定。上述儒、道、佛三家思想的支撑者，大致都属于这两类人物。总的方向，近古中国文化活动的参与人群比中古中国众多，社会地位也往下移动。民间信仰更是植根于农村与都市居民的基层。凡此多元的互动，当可认为近古以来中国型思想的融合（homogenization）。16世纪以后，西方世界挟其现代思想东来，即与这一融合后的中国型思想碰撞。
七、近古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宋元时代，中国的科学水平到达极盛，即使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也居于领先地位。科学史家李约瑟以1500年为分水岭，此时以前，中国科技发达程度不是欧洲可以比拟的；但在1500年以后，欧洲发展了现代科技，从此人类文化一变旧貌。本节即以科技的几个方面，介绍其发展情形，或可由此检讨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消长。然而，这一问题的因缘十分复杂，不仅要检查中国缺少何种因素，也须讨论近代欧洲出现了何种条件。科学的变化，涉及科学思想的内在逻辑，也涉及社会提供的外在条件。同样的，技术的发展，也必须由某一类技术本身演变的线索与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等多方面进行分析，方有着手之处。本节只是浅涉一些可见的现象，深入探讨不是本节可以胜任的。
科学之中，数学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数学与天文历数关系甚深，并且相当偏重实用的运算，与土地测量、粮储计数、土木工程等均有切割不断的关系。从秦汉到隋唐，中国数学有其发展的脉络，也有卓越的成就。本书有关诸章，均有叙述，兹不赘述。唐代中国数学颇接纳印度数学的影响，《婆罗门算经》《婆罗门算法》之类书籍均见于中国。瞿昙悉达介绍入华的《九执历》，介绍了希腊的圆弧量法、印度三角学的正弦函数表及印度的数码。印度的极大数（如“无量数”、“恒河沙”）及极小时间（如“弹指”、“瞬息”）的名词，以及数学中的无穷观念，都对中国数学有其影响。
整体言之，隋唐时代，国家设立训练算学人才的学校，并将自古传流的数学著作编为十部算经。数学家投注了心力，疏解注释，建立了中国数学的传统。北宋一代，国子监中“算学”一科时设时废，即使民间有杰出的科学人才，例如沈括，于数学及科学思考均有足以启发后人之处，官府也不予重视。北宋终究不是数学发达的时代。
近古中国数学，在南宋以后以及元代放一异彩。宋元四大家都有重要的贡献。秦九韶的《数书九章》（1247），记有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及联立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李冶与朱世杰的著作也都在13世纪中叶至末叶问世，分别讨论一元或多元方程以及高次联立方程的消去法，称为“天元术”与“四元术”。朱世杰则由此更进一步，将高阶等差级数的数法，发展为插值的招差值。朱氏的发现，早于牛顿插值公式有三百年之久。南宋的杨辉把北宋沈括首创的“隙积术”发挥为“垛积术”，即高阶等差级数求总和的方法。
杨辉还编著了一些商用算学的书籍，供商人学习使用数算，这是前所未见的现象！李冶在河北避乱隐居山中，可是学生来自四方，从他学习。朱世杰比李冶年代稍晚，可能也是河北人，自号燕山，据说游于四方，定居扬州，平生以教授数学为生。二人均有数学教科书，由浅及深教授算法。
中国古代计算，通常是用一根一根算筹排列三行，拨移位置，运算加减乘除。唐宋时渐有帮助计算的歌诀，以便记忆。宋代将三层排列的算筹简约为横列的一列。元时有不少简化乘除法及换算单位（例如斤两）的歌诀，朱、杨诸人均有易记易用的算法歌诀。元代出现了算盘，以圆珠代替算筹，是为今日还见使用的珠算。元末陶宗仪《辍耕录》记载了从珠算引申的谚语，可知当时珠算已为常见。珠算创始于何时？尚难确定。既然宋元四大家均未提到珠算，而元末珠算已经流行，上下限之间，则珠算的出现当在14世纪初叶以后，元末以前。珠算的算盘出世，中国的数学盛世也终结了，二者之间有没有关系？方便而不用深思的实用计算工具，是否削弱了一般人发展数学推理能力的动机？凡此都是值得推敲的课程。
宋元四大家都身处乱世，救死之不遑，却能发为学术奇葩。尤可注意者，李、朱、杨诸人都以聚徒教授数学为生，而且都是河北人，活动地区都在今日河北西南一隅。河北一隅，俨然是数学教研的一个中心。朱世杰、杨辉等人都著有便于学习的计算歌诀，而且也有专用于商业的商用数学。此外，数学名家郭守敬、刘秉忠及刘氏门下如王洵、张文谦等人，皆是河北人。凡此现象，也可有推敲余地：人才集中于一隅，是否出现“临界多数”，同好之间可因切磋而多触发？民间实用的需求，是否也维持了一批不依靠官学的教研人才？
同时，元代招徕中亚与伊斯兰知识分子在中国汉地工作，伊斯兰数学因此进入中国，可能来自波斯的札马鲁丁（另译札马剌丁）即曾引入伊斯兰天文学。从当时的“回回司天台”内颇有伊斯兰数学书籍来看，则伊斯兰数学，包括几何学与代数学，均可能传入中国。另有可以注意之处，自古中国数学于“零”只留空白，未有数码，唐代传入之印度数码中有“零”码，却未见中国数学使用。宋元之时，“零”码始见于计算，西安出土的元代“幻方”图上所记数学，均是阿拉伯数码，包括“零”码在内。凡此现象，也值得思考外来文化的刺激是否终于突破了十种算经的传统。
天文学与数学是姐妹学科，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天文学、历学与数学更是密不可分。宋元时代，中国天文学借仪器取得了可靠的数据。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即讨论以水动仪象以求取较为精密的天象资料。
元代的郭守敬既是数学家又是天文学家，在两个学术领域都有重要的贡献。郭守敬十分注意仪器观测，他制作出天文仪器数十种，包括简仪（简化的浑天仪）、候极仪、立运仪、浑象、仰仪、高表、景符、窥几、正方案……务求取得精准的天象位置与天体移动数据。在还未有望远镜的阶段，郭守敬设计的仪器是当时世界最为精密的观测工具了。
中国天文学本来就注重实测，但能达到如此精准水平，在继承传统之外，当也是承受同时代伊斯兰天文学测候方法的刺激。元代西域的波斯人札马鲁丁，年辈稍长于郭守敬，奉忽必烈之召来元廷工作，主持回回司天台的工作及编制《大元大一统志》。他曾制作了七种仪器，复制希腊、波斯天文观测的工具。札马鲁丁带来的天文学系统，与中国固有的天文学很不相同，当时元廷显然有中、回两套天文系统、两套历法及两群独立运作的观测人员与计算人员。但是，既有这些仪器存在，郭守敬中国系统的天文学家也不会不受其影响。因此，郭氏的若干仪器，尤其是“简仪”，在设计上摆脱了一些中国传统的方式（例如去除了不少叠架的圆环），改窥管为一根长尺形的窥衡，而且在百分制的刻度旁加360度刻度，似乎都是为了兼顾中、回两系的特色。郭氏制作这么多实测用的工具，又扬弃中国历法求“上元”（天体移动与时日的大公倍数）的传统，他和前述那些数学家一样，都有着同样重视实际的态度。
这些北方的学者，身处北族征服地区，也许正因为已经绝念于中国读书人的以儒术取功名，他们竟有较为自由开放的求知态度，不再为正统思想桎梏。同时，他们的学问遂偏于实用。在乱世，实用的知识，也是谋生的本领，如上所述，北方数学家中，颇多在民间教学及编制实用歌诀之辈。郭守敬的学问，不仅在天文与数学，也在以测量与计算，从事寻找水源、开通运河等事。凡此现象，似乎显示当时的中国有一批重实学的学者，其作风迥异于以吟哦书册为能事的文人士大夫。
宋元之时，经济发达，已在别节有所陈述。市场需求活泼，使生产制造技术有相当的发展。当时多元文化的接触可能也是有利于技术发展的因素。蒙古四处征战，杀业甚重，但颇重视技术人才。从成吉思汗以下，每攻取一地，都搜罗名工巧匠。凡有一技之长的俘虏，常可免死。成千成万的工匠，随军队所至，处处有机会接触别处的工艺技术。元代中央与地方政府设立许多官家的局院监所，管理列籍匠户的工匠，生产各种器具、服用等物品，其规模之庞大复杂，为前代所未见。
工匠既有彼此切磋的机会，又因为专业分工，颇可专精。官方生产单位的通弊是不易管理，工人也缺乏生产的积极动机。元廷的理财诸臣桑哥、赛典赤·赡思丁等，都以聚敛为能事，往往引进色目商人，管理生产，于是工匠颇多以和买、折直种种方式，可以有一些自己生产经营的余地。日久之后，官设生产单位逐渐变质，甚至可以让匠户脱籍，回归自由身份。
经过上述变化，元代工业生产不啻经历了先集中再分散的过程。在前一阶段，生产技术有所进步；在后一阶段，工人又可回到私家经营，足以发挥工作的积极性。凡此演变，不是有方向的设计规划，只是不期而至，得到了推进技术的效应。
以几个生产部门为例。宋代的纺织业本已有相当发展，蒙古人西征，带来中亚金线毛织品的技术，中国的织锦遂更为灿烂可观。纺织匠户不仅属于政府官有局所，贵族的“投下”也有织户。由公私单位产量总和来看，元代纺织品的生产量颇大，效率颇高，产品质量也多种多样。另有值得一提者：平民妇女黄道婆，从海南黎人学得棉花纺织的技术，推广于江南，于是江南的纺织业，在丝织品之外又加了棉织一项，更扩大了中国衣着服用的可用资源。
再以冶铁为例，宋代冶炼钢铁数量已居当时世界之冠。元代重视冶铸，生产量更增加不少。忽必烈时代的冶铁量，较北宋大了一倍，年产一千万斤之多。元代的冶铁技术也有进步，一则使用碎瓷与黏土为冶炉建材，耐火度甚高；二则能生产高碳钢，所谓“镔铁”，大约也受阿拉伯炼铸方法的刺激，但此事尚待推敲。
中国陶瓷业，一向独步世界。波斯与伊斯兰都不能生产如中国一样高温烧制的纯瓷。宋代钧、汝、龙泉诸处名窑瓷器，长久以来是外销的高价值商品。元、明两代出现釉下彩的瓷器，例如“青花”与“釉里红”，在技术上又上层楼。凡此技术，中东与欧洲都不能仿制。可是，明代青花瓷的青色颜料，长期取于中东及中亚，直到明代中叶始从南洋采购青料。若以原料来源判断，伊斯兰青花的质量固然远逊中产，中国产品仍多伊斯兰纹饰（例如连珠纹），足见青花瓷的市场还在中东伊斯兰世界。是则，原料与市场均反映中国釉下彩瓷器的生产，与伊斯兰世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是人类发展火药热兵器的发源地。宋代的火器已使用于战场。蒙古西征，挟中国的火器，加上骑兵战术，遂横行一时，建立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帝国。蒙古进攻巴格达，曾使用铁瓶炸药，可能即相当于今日的炸弹。另一方面，蒙古围攻襄阳，用回回炮手操作强力的抛射器，投掷炸弹，又是合并中国与伊斯兰两种战具于一役，在军事史上有其划时代的意义。中国火器本以管筒发射为主要方式，亦即类似今日火箭导弹的原理。宋人发明的突火枪与火筒，虞允文曾用来在采石矶击败来犯的金军，后来蒙古循此线索制成火铳。今日尚可见的世界最古老的铳炮类火器，是至顺三年（1332）的铜火铳。明代作战，火器已是常用的武器。只是欧洲人后来居上，明代后半段葡萄牙人制作的红衣大炮，功能胜于中国火铳。在明人与女真对抗的战争中，红衣大炮遂为决定战役胜负的利器。
综合以上科学与工艺技术诸项发展，宋元的变化，大致可归纳为多元文化的刺激、专业化的专精、市场的需求等三个方面，都有助于元代在宋代已具有的基础上，向前又推进一步。
八、近古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宋元时代的艺术与文学作品，有很多传留至今，因此我们对于当时一般生活情形，有相当直接的史料。例如，《韩熙载夜宴图》，反映了五代至宋初文人学士的聚会，包括衣着、器用、家具等细节，也呈现了歌女舞姬的姿态。又如，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虽然现在只有后世摹本，仍是汴梁生活的写真，其内容不啻一部宋人生活的电影停格。图中可见到的细节，栩栩如真。虽然文学作品没有图画具体写实，但能够反映的情绪与心态，甚至还有胜于丹青。宋人的笔记小说，为数众多，内容丰富，稗官所及，不仅有典故，也有许多生活细节。元人戏曲，其对白十分口语化，读之如见其人，尤以一般小民百姓的语气最为生动。明人小说颇有从宋元母本敷衍润色，不论是短篇的故事或长篇的说部，都有可以作为描写日常生活的资料。凡此，都为历史教材可以采撷的资料！
大致言之，宋人衣着，闲居衫袍，宽博舒适；工作服则短衣束带、半长裤管，行动自如。宋人的幞头，是由包头巾定型。一般人家居，大约即用巾网包头。女性生活最大的变化，当是五代以后逐渐流行的缠足习惯。宋人女性体态，已与唐风仕女不同。唐人丰腴健美的妇女，在宋时已变为苗条婀娜。但是，北族妇女，不论契丹、女真还是蒙古，则尚未感染汉人柔美风气。同样的，北族男子服饰，也大致保留其民族习惯，例如辽代墓葬壁画，男子有多种发式，均与汉人不同。
交通工具方面，北人不论男女，以骑马为常。南人也有骑乘，但也用肩舆。车辆以载重为主，畜力、人力均可用于拉车。汉人地区颇多牛车，行动慢，但载重量大，马车已不多见，有之，也常为仪式性的排场。日常生活中，比较少见唐人常用的载人马车。
宋代船舶，尤其南方，颇为完备。小至渔舟，大至海舶，均可从图画中见到真相。一般而言，内河湖泊大致是用橹使帆的小船，远洋航行均是多帆的巨舶。宋人巨舶的结构，可由泉州海交馆陈列的海舶见到实物。宋人航海活动，在东南亚以至印度洋，与印度人、阿拉伯人三分天下。中国船舶的中轴舵、平衡板及隔水舱，堪与罗盘、针路及观测星辰高度位置的牵星术，同为当时举世独步的航海能事。但是，中国船舶的平帆，无论数量多少，尚不能发挥阿拉伯船舶三角帆逆风行驶的功能。
饮食方面，宋人引进了早熟的占城稻，不啻多了一季的收获。而且，新品种的稻米皮薄糠少，可以食用的米粮重量也增加不少。北方及中部，麦类取代小米（黍稷粟粱）成为主要的食粮。小米及新发展的高粱，都退而为次要食粮，甚至用于饲料。古代也作为谷食之一的豆类，转变为佐餐的食品。尤可注意者，五代以后，豆腐成为家常食物，麦类与豆类富含蛋白质的制品，如面筋、豆皮等，也已是日常食用之物。这些素食的出现与推广，当与佛教禁杀茹素的要求有相当关系。
早在中古时期，中国即颇多酿造发酵的食品，例如豉酱之类。宋人及北族的食品方面，更多使用食物化学的制品，而且广泛地用于腌制肉类、水产及瓜果蔬菜。今日市场可见的各种酱、醋、酒、油、蜜汁保存的食物，都已见于宋元之时。宋代以后，中国始有烈酒，当是因为引进了中亚的蒸馏技术，始能多次蒸制为高量酒精的白酒。北族善饮，蒙古大汗的宴会中有专人司酒，据西方人及波斯人的旅行记，蒙古朝廷宴会供应的酒类，包括谷类酿造的酒、葡萄酒及北族常用的马湩酒（马奶酒）。马湩酒也见于宋人地区，当是由北方传入的风味。
古代中国的甜料，不外为蜂蜜与饴糖。虽然可能很早即用甘蔗汁为甜料，却不知制作砂糖。制作砂糖这一项技术是印度人发明的，唐末引进中国，宋代已普遍使用砂糖。中国古代烹饪，使用的香料不多。宋代则大量由南洋进口香药，香药进口价值占进口商品之首，其中包括药用、宗教用及食用。中国也出口香药于辽与西夏，想来是转口贸易。但是，中国也必已使用香料为调味及保存食物，大约今日中国烹饪所用的香料，均已见于宋元之世。香料调制及保存肉类食物，最为常用。这一时期，南北接触频繁，北俗肉食为主，当也影响了南方的饮食习惯。北方民族虽也食鱼，例如辽金都有渔猎之俗，但食用水产，南方更为常见。可能北方民族对于南方水产颇为向往，宋人款待北来使节，遂常见鱼类食物。
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等书所见的饮食习惯看来，在宋代都会地区，不仅有饭店酒肆供应上门顾客，也有食摊与提篮挑担的小贩，供应饼饵之类的熟食与点心。《清明上河图》中，也能找到这些现象。从各种稗官小说的资料中，宋元的菜肴与今日的烹饪方法相当接近，煎、炒、炸、烹、煮、炙、烤、蒸，无一不有。大致言之，北方肉食，牛羊为多，南方猪鸡为多。蔬果各随土宜，水果之中，柑橘及梨桃均为常见。宋人种橘，颇为讲究，竟可纂写成谱，其园艺技术的水平可知。
宋元之世，讨论食疗养生治病的著作颇多。举例言之，宋人陈直《养老奉亲书》及元人邹铉《寿亲养老新书》都详论老年人饮食应予注意处，也介绍了一些特具营养价值的饮品与食物。元人忽思慧的《饮膳正要》（1330）当是中国第一部讨论营养学的专著。忽思慧是元朝宫廷的饮膳太监，收集了不少本草、验方及食物特性的资料，也介绍了印度、西藏、西番、回鹘诸族的食品，罗列汤、饼、羹、粥等食品108种，谷、兽、鱼、果实、料物等主副食226种，分别说明这些材料的特性，药用功效及各种宜忌。凡此均是将食疗与药疗融合为一，实集食补观念之大成。
中国传统医学，可分为理论与方剂两个系统。内经一类所讨论的观念，实与玄学相近；巢元方、孙思邈等人方剂的传统，其实是积累实际的用药经验，视临床所见的病情再斟酌处方。宋人医学仍以遵循理论为多，北方的燕赵地区则另辟蹊径，遂有金元四大家出现，为中国医药史上一大里程碑：刘完素（1120—1200）注意流行传染病，以及这些疾病与环境气候的关系；张子和（1156—1228）特别指陈古方不能尽治今病；李东垣（1180—1251）注意病人吸收营养消化功能；朱丹溪（1281—1358）也特别指出古方今病不能吻合，治病注意滋养。诸家观念，均着重病人本身体质条件及以药物调治体质，其基本观点与食补、食疗颇为相通。金元四大家均出现于中国北方，其地区与数学北方学派的地域相叠合。这一地区是汉地，却已长期在汉人地方势力与北族政权控制之下，为南宋治权所不及。这样的“瓯脱”地带，文化传统可能较弱，学者可以突破传统的思考，于是竟能别出机杼，创新观念。
综合言之，宋元时代的一般生活，由于唐末以来文化的发展方向开阔，内容也多姿多彩。此中缘故，或与文化多元及疆域所及辽阔有关。自从唐末以至南宋，汉人南向发展，五代十国，九个在南方，南宋偏安，文化聚萃于南方，是以不仅中国南方各地的资源颇多开发，东南亚的资源也因外贸为中国接纳。三个北族政权前后接踵，既据有中国北方，也广开疆域于今日的东北、蒙古、西北及中亚。蒙古建立大帝国，横跨欧亚，这一广大地区的自然资源及文化资源，都可与中国汉地所有的资源相济，取精用宏，生活内容随之而丰富了。为此，宋元时的一般人民，在和平时期的生活水平，大致丰足。明清以下，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堪谓已经定型，迄于西方工业生产与现代都市化带来冲击，始有另一波重大的变化。
九、近古中国与东亚转型的特色
这一段历史，传统的分期大部分属于宋辽金元时代。当然，历史是延续的。这一段历史的变化，不少滥觞于五代，甚至更可推到唐代中叶；这一段历史也不是终结于朱明取代了元朝。过去以汉人历史为主的断代史，以宋代为正统，北族诸政权为入侵中华的征服王朝。我们将这段诸国抗争的形势当作东亚诸处的密切互动，虽然也可以视为另一次“南北朝”，但把它当作东亚列国体制在亚太地区逐渐成形的区域整合，则更可整体理解这一时期的变化。参与整合的成分，不仅有东亚大陆上，农耕的汉人与游牧的北族之间，有其进退颉颃，也包含太平洋沿岸，由日本到东南亚的海域，经由文化接触与经济交换，遂与大陆的族群发展为迎拒分合的复杂关系。这次区域性的整合，不下五六百年之久。在后来的演变中，将是近世欧洲区域、中东区域与亚太区域之间，又有了规模更大、后果更深远的互动，终于在现代（我们所闻所见之世）逐步走向全球性的整合。
汉族地区的宋代中国，同样经历了复杂而深远的内在变化。都市的结构变了，城乡的关系也随之改变。汉末以来，强大的宗族组织及大族占有的优越地位，逐渐转变为血缘关系更密切的家族。家族的社会地位，也不再能与过去的大族相比。相对的，社会的个别成员，相应于上述诸现象，遂有较多的自由，也不再有过去一样可以依附的群体。
这一现象，呈现为宋代士大夫与皇朝官僚系统的密切共生关系。自汉至唐，士大夫有世家大族的背景，有地方力量足为依恃，他们面对皇权，还可以卓然自立。宋代的士大夫则既以经世济民的使命自许，又必须参加皇朝的官僚系统，希望能以此完成其使命。宋代儒家发展的理学，其实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其内在动机应是尝试建立内圣外王的“道”。士大夫不再有世家大族的力量为其后盾，于是同气相求，不免借讲学与交游，编织为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两宋朝廷每有朋党之争，学术界的派系也多壁垒，两者之间应是相应的现象。
宋代儒家据有前所未见的机缘，几乎独占了官僚系统，本来应有可以实践儒家经世的理想。然而，综考其功效，朝野党派的各种斗争，竟使宋代政治未能有实践儒家理想的成果。
另一方面，宋代儒家与佛、道两家的互动也较过去为多。凡此互动的后果，则是三家彼此融合：外来的佛教宗派为中国本土宗派取代了；在儒、佛之间，道教左右采撷，遂有新道教之崛起；儒家的理学，是中国思想史的划时代之事，其能臻此境界，释、道两家的滋养与激荡当为不可忽视的因素。简言之，宋代知识分子不分儒、道、佛三家，其关怀都在人间，可谓由玄理转向实践，由“神圣”转向日常的人生。
北族的领导阶层原多是部族领袖及战士，心智活动非其所好，但在接触中华文化后，辽、金、元三朝均有华化颇深的人士。一般言之，辽人与汉文化接触最久，潜移默化，辽代颇有文采可观的学者。耶律楚材，身历辽、金、元三朝，最初可能借巫觋活动取得成吉思汗的信任。但其主要贡献，当在推动蒙古及元朝统治方式的汉化。在忽必烈以后，因为统治的疆域以中国为主体，其统治机构遂深度汉化。中国的科举制度及文官组织均为元政府采用，汉人知识分子经过这些管道，大量跻身精英；同时，蒙古与色目族群也出现了高度汉化的知识分子。然而，我们须注意，元廷的治理机构具有二元特性：北族军事组织的影响甚深，汉制往往流于形式。实际掌权的统治阶层，蒙古与色目人士的权力大于汉制政府文官科层结构中的官员。
至于中国以外的地区，北方草原及中亚各地均有成吉思汗建立的几个汗国统治。这些汗国也深度接受当地文化的涵化，不论心智活动及统治机制，毋宁为波斯化、伊斯兰化，甚至印度化。因此，蒙古大帝国的文化面貌是多元的，也是多样的，不宜将元人统治汉地的现象当作蒙古族群文化转变的共相。中国学者研究元文化，每以汉文文献为典要，汉文史料往往出于汉人学者之手，必须借其他文字的记载对照，庶可补救其偏颇之失。总之，元代的文化活动，既有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也有彼此同生共存而各行其是的现象。例如，元大都既有回回天文台，也有中国传统的天文观测，两个不同的天文学传统，并未因此而融合为一个新的学术体系。
这一时代的庶民生活，由于都市兴起、城乡关系改变诸种复杂的因素，当然会有重大的变化。其中颇须注意者，是社区共同体的组成不再以宗族为主，而由地缘性乡社代之。中国历史上“社”的名称，源远流长，最初可能是地方保护神信仰的组织。秦汉的“社”，则成为地方乡里行政系统的末梢。汉末以后，大姓豪族专制乡里，地方势力封建化，庶民沦为部曲奴客之列。唐代中期以后，这种类似封建的地方结构，又逐渐过渡为社区共同体。
这一转变过程，或因佛教寺庙的社区活动，遂改变了社区凝聚的核心。社区共同体，在不同的条件及需求下，会有不同的社会功能。然而，许多其他功能也会在社区共同体形成之后，一并附加于同一共同体的组织。以山西、陕西之间的尧山圣母崇拜为例，这一个庞大的网络，其构成的单位，即十一个“社”，每一“社”由十余个至数十个村落组成，地域兼跨山西、陕西相邻的几个州县。碑铭可考的时代，可以远溯至唐代，其集体活动可考的时代，则为宋代熙宁二年（1069）。这一网络的活动，主要为祈雨的祭祀，但是也兼顾了市集、防卫、水利工程等项集体合作的功能。类似的组织，以社为名，可包括西北边防地区的弓箭社、太行山抗金的忠义社、南宋的许多义社。河北山东地区新道教（如全真教），其道观即社区共同体的中心。佛教禅宗寺庙（例如农禅寺）也具有地方共同体中心的功能。宋儒推动乡约、社约，及族产、义田……无不意在凝聚基层社区社群，以济国家公权力不足，以维持地方性的共同体。自宋迄今，无论中国南方北方，社区共同体还往往借宗教信仰、灌溉工程、市集交换等结合为庞大的社会网络。华南的妈祖祭祀团，即为具体的例证。
北族的政权，每由部族起家，一旦扩张为帝国体制，便不能不调整其结构与组织。帝国内部，其属下人口不得不重新编组。金、元的“万户”制，即解散原有部落，改组为军事单位；更进一步，万户戍守汛地，遂形成封建制度。其所属人众，由部民转变为封地的统治阶层，凌驾于被征服的土著人口之上。这是一个集合——改组——分散的过程，分封或戍守的统治单位，逐渐“土著化”，与在地土著混合，形成新的族群认同，却疏离了当初的族群结构。
征服带来上述人口混合，意味着大小规模的人口移动。蒙古扩张迅速，在草原上的蒙古诸部，随着征服分散于广大的地区。西域“签军”随同蒙古军事行动，分驻中国为探马赤军，又与汉地人口混合，终于融入中国的广土众民，取得中国姓氏，成为中国人口中的新成分。类似的人口迁移，也见于东方人口迁徙于中亚，北方汉族人口迁徙于华南与东南。凡此糅合的过程，古代中国以血缘为族群聚合的形式，势须转变为以地缘聚合的形式。社会个别成员，亦即个人，虽然仍可能有安土重迁的观念，实则其归属于血缘单位的先设性（prescriptive），已代之以自己取得的身份（ascriptive）。这一时代，经历了相当程度的都市化，工商业也比较发达，脱离乡村的农民，进入都市或改采工商专业，其根生土长的特性随之减弱。反之，个人的移动，带来自主，也带来失落与疏离。
蒙古帝国内，宗王的汗国分散于广袤的亚洲大陆。宗王之间的斗争，终于解散了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宗王诸汗国，经历数世纪的分合与重组，不再以“蒙古”为其共有认同。各地文化传统，以宗教信仰为其旗帜，重新界定了亚洲各地的国家与民族。伊斯兰教是大多数中亚与中东政治体的新认同。西藏高原的喇嘛教，结合了本土的藏传佛教，逐渐扩大其势力范围，终于成为亚洲东部草原与高原诸族的新认同。若从宗教力量传布地区的广袤言，伊斯兰教与喇嘛教的迅速扩张，当是近代以前世界史上值得注视的现象。
综合以上所说，10世纪以来的四五个世纪，中国地区及其周边所发生的变化，规模既大，影响也深刻，若说通盘地改变了中古以来的文化面貌与社会性质，也不为过甚其词。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以为宋代中国已具有“现代性”，这一学说是否恰当，还须取决于“现代性”的定义。如果把“现代性”定义简约为西欧出现的都市化与个人化，宋代至明代的中国，上述两点可谓已见端倪。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努力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社会萌芽的迹象。如果把资本主义的定义简约为工商业企业化，宋代至明代的中国，也可谓已呈现初貌。然而，中国当时的都市，不同于欧洲的自由城市；中国的“个人自主性”的个人，仍是归属于强固的社区社群共同体之中，也不同于欧洲“个人自由”的性质。中国发展的工商业，规模及复杂性也十分可观，但是欧洲的资本主义运作方式，其实未见于中国。不论内藤理论或资本主义萌芽理论，都建立在欧洲（尤其西欧）发生的历史现象上，未必能解释中国的历史现象，更不能由此建立人类社会演变的共同性。
因应时空条件，各地区的历史发展模式都有其特殊之处。人类社会演变，虽有若干共相，但大致殊相多于共相。然而，历史研究之饶有兴趣，即在同中见异，再追究其所以有此特色的来龙去脉。宋辽金元时期的特色，正因为在列国体制中的互动，以致南北两类文化都有其发展的特殊风格。宋代的中国不能再以“天朝”自居，是以有反求诸己的内敛气象。宋人重华夷之别、正闰之辨，宋代史学著作，每多这些讨论。宋人好古，常有复古的倾向，理学思想必以上溯孔孟为标榜，宋代稽古的学风，开中国传统考古学的先河。凡此作风，都可解释为在列国体制中，寻找汉族中华文化的定位。
相对而言，北族的文化发展是外向的。征服王朝尽灭了别人，又必须将过去的“他方”并入“己方”，以致自我定位既是不断打破原有界线，又须不断重新划定界线。北族政权的领土，北族人口的认同，以及北族的贸易经济文化交流等，无不可作如此观。
南北之间，上述内敛、外向两个倾向，相激相荡，不仅影响了政治版图，也建构了东亚文化圈与经济圈。近代世界体系形成时，觇见类似的发展过程，只是过程相似，各地仍有其个别的特色。
万古江河 - 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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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东亚的中国（2世纪–10世纪）
滚滚江河奔流不息，中国又跨步向前，晋身为东亚的中国。在此阶段，四邻民族内徙与外来文化影响，改变了古代中国的面貌，也使中国的文化内涵更显丰富多彩。而这一连串的变动，让中国式的衣食住行有了新样，就此奠定后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一、秦汉帝国的崩解
秦汉帝国的灭亡，不仅是一个庞大政治体的分裂，也是中国古代秩序的结束。中国文化圈，在秦汉时代，已扩展到后日中国本部的主要地区。事实上，中国本部的疆域是在这一时代界定的。甚至中国民族中主要成分，一度自称为“秦人”，后来代之以长期沿用的“汉人”一词，也是在这一时代界定的。
东汉经过半个世纪的扰攘，演变为三国，又因外族入侵，南北长期分治，然后才有隋唐的新秩序。中国文化在这期间，经历了崩解与重整的过程，先是分裂，然后又经由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整合，将其涵盖的地区推得更远，形成东亚各族群共同参与的中华文化圈。
这一发展过程，在世界史上，颇与古代罗马的转变相似。古罗马秩序结束，基督教文化圈代兴，其涵盖范围也超越古代罗马的地中海世界。吉本（1737—1794）注意到古代罗马帝国的衰亡，讨论其缘由，撰写了著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本节仿照吉本的分析角度，也将以秦汉秩序的衰亡为主题，略述其梗概，并讨论两者异同。
先就秦汉帝国内部各区域的地方主义论帝国的分裂。中国政府结构，自从秦朝彻底实施郡县制度以来，较之罗马治下各地区，中国各区域并没有强大的政治独立性。秦亡，六国之后皆不能成事；汉兴以后，削平异姓诸侯王；经过七国之乱，刘氏诸王国也不再有实质的力量。王莽时代，中央失去控制，全国并未分裂，群雄起兵，也无分裂中国的企图。凡此情形，实与罗马各地异族古国纷纷有脱离而去的形势不同。
秦汉郡县制，诸郡面积、人口有限，不足以自成格局。东汉的州，由监察单位演变为有实权的行政单位，其实力相当庞大。然而，州的首长仍是由中央委任的流官，再加上东汉实施相当严格的回避制，当地人士不得在本籍担任首长。是以，各州虽有足以自主的资源，其首长还是不能擅自割据。
汉代地方力量渐趋强大，主要因为政府组织之外的社会力量，亦即地方大族，日益壮大。儒家理念，在汉代以前，仁义为先，但在汉代则“孝”的价值跃升为伦理观念之首。这一转变实与宗族组织的发达有重大的相关性。汉代宗族，与先秦封建制下的宗族不同，而与邻里乡党的地缘单位彼此叠合。宗族成为唯一可以约束帝国专制君权的社会力量。汉代文官制度与君权之间，本是政治权力中两项相辅相成的因素。但是，汉代文官又与儒生集团二位一体。儒家的理念，有其理想社会的成分，本质上并不甘于单纯为君主服务。于是，这样一个文官组织，以其理想的儒家理念，有时也有制衡君权的作用。汉代地方政府，首长由外籍人士出任，掾吏则由本籍贤良出任，这些地方政府的幕僚，其登用与执行职务，必须有当地宗族支持，形成地方层次的政治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同一地区的宗族，以“孝”的理念维持其凝聚能力，又经过婚姻与友谊结合为社会力的联盟。东汉州郡为实际掌握资源的地方单位，于是上述强宗大族的结合，可以借出任掾吏的本籍人士，实质上掌握了统治州郡广大地域的权力。
汉初功臣集团独占了中央政府的丞相职位及地方政府的二千石职位，但自武帝以下，功臣集团的势力渐减。武帝的经济政策，扼杀了富商大贾的发展空间，而早在汉初，三选七迁的政策，已将地方富户及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所谓游侠、乡里豪强之辈）均铲除殆尽。因此，如上所述，士大夫的宗族是唯一可与君权抗衡的社会力量。武帝以后，察举贤能渐渐制度化，这一制度赋予文官体系以自我衍生繁殖的机制。门生故吏与举官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形成休戚与共的网络。虽然察举可由中央大吏征辟，究竟经过地方掾吏的阶段，逐级上升更为常规。于是东汉士大夫的宗族，具有相当强烈的地方性。东汉后半期，地方意识逐渐浮现，不少地区都有当地的舆论，亦即所谓“乡评里选”。地区性的自我意识，也见之于州郡人士自我揄扬，相对的，对其他地域则讥嘲贬抑。这一类的文献大多已佚失，只在史传中偶见篇名及片段，例如《冀州记》《襄阳耆旧传》……
凡此州郡为单位的地区，行政权力及地方意识的出现，都是逐渐开展的过程，其间并无特定的历史事件作为明确可见的转捩点。然而，这一趋势已十分明显，东汉末期的中央政府也致力于防堵地方势力取得合法的行政实权。于是，中央政府严格执行回避本籍，甚至不许本籍人士的亲戚出任该地区的行政首长。大势所趋，地方势力强宗大族已经盘根错节，牢固地控制了地区性的资源。黄巾（太平道）起事，更予这些强宗大族组织武装力量的借口。董卓入洛阳，中央解体，地方名豪巨室纷纷举兵，风飘云会，千里赴会，形成汉末各地割据的局面。三国鼎立，其实力基础也都在这些地方豪强的力量。这一情势，为汉末中国所独有；罗马的崩解，没有这种植根于文官制度与察举制度的宗族力量及地方意识。
罗马衰亡的过程中，有军人专政的现象。汉代却并没同样的问题。宦官掌握禁军，挟制政府，实际上是产生于君权的变态，导致中央政府的瘫痪，却未必足以拉垮整个秦汉世界的秩序。董卓率凉州兵进京，造成一片混乱，的确是军人干政的现象。但是，董卓、曹操之前，汉末的重要将领，都没有干政的记录。东汉从未有过罗马三日一帝的军人专政之事。中国历史上，反而是晚唐五代的节度使，称帝者有之，篡位为天子者有之，与罗马衰亡时军人篡位的现象相似。
罗马衰亡史上，吉本颇注意于基督教兴起。东汉佛教进入中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成为中国主要信仰之一，并且刺激了本土的道教，也向占有文化主流的儒家挑战。就某一宗教取得举足轻重的社会与文化影响而言，中国的佛教兴起与罗马的基督教兴起，两事的确可以相提并论，但儒家并未因佛教兴起而在中国澌灭；同时，中国又有了一个本土宗教（道教）兴起，这一宗教多元化的现象实与罗马世界蜕变为基督教世界，有相当显著的差异。
罗马衰亡时，边陲外族已侵入罗马，这一现象也与中国历史上五胡乱华之事十分相似。诚然，东汉曾费力处理北边的匈奴与西边的羌族。西汉时，中国挟庞大的资源，拉垮了匈奴在草原建立的游牧大帝国。东汉末年，匈奴不再是严重威胁。西羌人数不多，侵犯中国的力量也不大。羌人对于东汉造成不少的困扰是事实，但是中国为了羌祸动员的力量，仍远不如两汉耗费在匈奴问题上的规模。羌人渗透中国本部，除了西部的川甘等地外，大致都在今日陕西、山西两省的局部地区。其他外族进入中国，所谓“五胡乱华”，是在秦汉秩序已经崩解之后，当是其后果，不是其前因。
在经济方面，先秦至汉初，本有相当发达的城市经济，但自从汉武帝以后，中国逐渐形成以小农经济为本的农舍手工业及市场趋向的经济体系，借全国性的道路系统整合为一个整体网络，各地的互依性甚高。从此以后，这一经济形态常存于中国地区，经济体系的整合，也加强了文化秩序的内向聚合。相对言之，罗马的地中海世界，其经济枢纽是若干交通要道上的大城市，大宗远道来的货物在城市间流通，罗马帝国经济基础并不在农村。近东一带的经济又可以分头与中亚、南亚、北非结合，未必必然与地中海经济整合为一体。东罗马脱辐而去，在经济与文化两面，均有其因缘。两个秩序相比，中国的秩序因有经济的整合，应较罗马秩序稳定。
秦汉时代形成的中国文化秩序，其实并没有因为东汉帝国的分裂而有根本性的改变。相对而言，罗马衰亡以后的欧洲，其变化十分剧烈而深远。中国在汉代以后，经过三百余年的蜕变，再度整合成为隋唐的文化秩序。汤因比（1889—1975）称隋唐以后为“中华第二帝国”。这一新秩序，也如秦汉秩序一样，具有普世帝国及普世秩序的性格。相对的，罗马的地中海秩序，蜕变为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及列国体制。基督教世界仍是普世性秩序的性格，而列国体制之下，逐渐出现近世的民族国家，已不再具有普世帝国的性格了。
因此，秦汉建立的中国文化秩序，并未随东汉覆亡而消失。三国两晋与南北朝三百余年，正是重整这一普世秩序的过程。隋唐秩序是秦汉秩序的延续，也是秦汉秩序的扩大。秦汉秩序的若干成分，在这一重整过程中，有相当程度的增减、转变与调适，却不是彻底的改变。
二、中国与周边民族
秦汉秩序的崩解，引发了东亚诸种族群分布的大幅改变。这一线索，当从南北两个方向讨论。
先从北方言之。秦汉帝国与草原上匈奴游牧帝国之间，角力数百年。东汉时，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北匈奴旋即解散，其中一部辗转迁移，历时数百年，最后进入欧洲，阿提拉的部众，曾使罗马恐惧失色。这一长程的迁徙，经过中亚，所至骚动，引发了中亚族群的重组；分合之间，匈奴也因为不断吸收当地民族成分，在到达欧洲中南部时，其内涵的族群成分，已不再是离开中国北方草原时的匈奴。
南匈奴逐渐移入中国边塞，也逐渐汉化。“五胡乱华”时代，羯族也是匈奴旧日别部。匈奴与羯建立五胡政权中最早占有中国北方的胡人政权。
匈奴势力渐灭，中国的北方，自西往东，出现了其他族群的活动。西方羌氐的兴起，也是逐渐发生的现象。这两个族群，在丝道的旁侧，逐步向东移动，渗入东汉的边郡，趁中国北方人口减少的机会，先是为汉人佣佃，人数渐多后遂成部落。羌人移徙的路线，竟可沿关中河谷，渗入山西高原，甚至远达今日的河北。在五胡乱华时代，羌、氐也建立过强大的政权，其中苻秦还几乎统一中国北方。
中国东北方的鲜卑，在漠南空虚时，由今日辽河流域与大兴安岭山地，分批进入匈奴故地及中国的幽冀诸郡（今日的河北地区），其中一支横穿漠南，折而南下，到达河曲，其行程之远，殊为惊人。鲜卑族在五胡之中最后占了上风，拓跋氏建立北魏，又由宇文氏与高氏分裂北魏，建立北周、北齐，三者总称为“北朝”，将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局面，合为一个北方中国的征服王朝。隋唐帝国再度统一中国，毋宁是北朝的延续。
在这一段时期，中国北方收纳了来自各方的诸种“胡人”。东汉末季，天灾人祸，加上不断的疾疫，北方汉族或是走了，或是死了，人口减少。究竟减少几许？史料不足，无法有一确数。单从史料中所见的现象推测，幽、冀、青、并、司诸州的汉人，在东汉末季到五胡乱华，可能减了三分之一至一半！各种胡人入侵，既填补了汉人地区减少的人口，同时也因为他们入侵，更多的汉人流亡南方。这一次为时两百年的人口变动，在中国历史时期，实为规模最大的一次！
胡汉族群的混合过程，因时间与地区而有不同。十六国时期，胡人政权并不稳定，留在北方的汉人，聚集于乡间，在一些大族的领导下，结为坞堡以自保。他们深沟高垒，形成一个一个自治的社区，延续汉人文化，抵拒胡人侵略。但是日久之后，胡人定居了，渐渐汉化，坞堡中的大族也逐渐参加胡人的政权。胡汉文化融合的过程，时有反复，总体则是一步一步涵化为中古北方的新文化。涵化的方向，大致是胡人汉化。例如，北魏政权的汉化，即相当显著，拓跋贵族几乎都与汉人大族通婚，读汉文经典，运用汉人的官僚制度治国。然而，留在北边的六镇，却保持胡俗，近塞居住的汉人，也因此沾染胡风。六镇反身袭夺洛阳，俨然是北方胡化集团袭夺了中原汉化集团。种族不是分野，划分彼我的界限是生活方式！不论北周、北齐，其胡化的新贵族，在进入中原后，也不能避免与汉人文化同化。这一趋势，延续至后世，安禄山、史思明起兵于边塞，安史之乱后河北藩镇的统治地区，其实也是汉人为胡人同化。
五胡一批一批进入中国北方，广大的北边与西边，则不断有新兴的草原族群迭为雄长。高车、柔然、突厥、回纥等前后成为草原上的主人，党项、吐蕃、吐谷浑等也兴起于西面。唐初的北方，突厥帝国声势之盛，不下于匈奴，唐末五代则又有契丹代兴了。吐蕃雄踞西藏高原，一度足以抗衡大唐，疆域奄有青海河湟及四川、云南的若干部分。云南的南诏，本是吐蕃属国，却也踞有南土，俨然一方雄长。回纥兴起于西边草原，也有能力插入唐朝与吐蕃之间，蔚为不容忽视的强大族群。隋唐建立朝代，突厥曾经干预两朝的纷争。安史之乱，唐室也仰仗回纥与吐蕃的兵力与资源。
从表面上看，唐代之盛，俨然天可汗，中国的羁縻州府，遍布于北边及西边。胡人酋长，几乎无不接受中国封号，中国也往往动员这一族打击那一族。然而，深刻地观察，这一段中古的中国历史，已经纳入东亚与东北亚的列国体制，中国不能自外于周边的列强，中国也不过是其中角色之一。棋局上多角竞争，迭兴迭衰，中国并不是唯一的主导力量。
南方的发展，呈现另一模式。东汉一代，北方郡县人口持续缩减，相对的，长江流域不断增设郡县，亦即不断有人移向南方，中央政府的控制也日益充实。南方的少数民族，承受汉人南移的压力，时有反弹。今日湖南地区的五溪蛮乱事即一例：东汉政府动用不少军队，经过长期战争，在巨大损失之后始得平息。类似的大小个案为数不少，汉人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的私斗，更未必列入历史记录。
东汉移民潮，可能由于北方的人口众多地区（例如中原与关中）人多地狭，但更可能是由于北方生态环境不如南方，单以农作物生长季及日照雨量来说，长江流域的单位面积农业生产量，高于黄河流域，只是长江流域多山林湖沼，开辟农田的工作，所需人力不少。南方开发的路线，以遵循河谷为常态，增设郡县也往往是线状南向，再循支流河谷向大路两侧延伸。东汉行政地图，可以有郡县辖区遍布版图，其实偏远地区的汉人还不多，居民当仍是当地土著。
长江流域及南方的山越、溪洞蛮獠，名称随地而异，未能说明族群渊源及种属。我们只能假定，他们在先秦及秦汉时代早就分布各地，也许与古代越人有相当关系，也许与后世苗黎诸种有相当关系。然而，目前可以依据的民族学及考古学资料不足，任何假设都未为定论。唯一可说者，土著承受汉人南来压力，有些被消灭了，有些更往南移，大部分土著人口则于汉化之后，与南移汉人混合，再难分别彼我。这一过程，在中国向南开发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不断重复出现，台湾平埔族融入汉人族群，则是眼前发生不久的事。
北方人口南移，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南徙。东汉北方曾有数次严重疫疾，可能引发逃避他乡的迁徙。黄巾之乱，青、徐骚动；三国时代，北方战争不断；两晋八王内争、永嘉之乱，中原板荡；南北朝时，淮河流域是战场；隋唐承平不久，安史之乱后，幽冀青徐、中原、关陇，战祸连年。凡此，都引发北方汉人大批南移。
这些大批南下流民，大率以大姓为核心，挟带依附人口，成群移往南方。三国时代，吴国的一些大族，不少即以这一方式形成地方势力，支持吴国的政权。永嘉之乱，南下的大族，例如王、谢，是大群移徙人口的核心，但因三国时代的朱、张、顾、陆之属已占了吴郡地盘，遂只能向会稽等处发展。至于向今日湖南江西移动的流民，如果没有著名大姓领导，也会有领导人物出现，当时称为“行主”，实际上就是“流民帅”。在南方，来自同一原乡的流民人口众多处，依东晋的体制，设立侨郡、侨县，穿插于当地行政疆域之内，这种区分毋宁延迟了北人与当地居民的融合过程。至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土断，始整合于同一行政系统之中。
北人南移的路线，如前文所述，遵循交通大道南移。大致说来，东晋青徐人口，经过淮上进入吴郡与会稽，其中包括南朝的社会精英。留在江北的人口，则是北府兵的兵源。中原与荆州的人口，在三国时代，一部分入蜀，一部分渡江。永嘉以后，这一条道路上的流民，沿湘、赣诸水逐步开展，大率先到者占了近便地区，后到者便须移往更远更偏僻的地区。这是一个长期逐步南徙的现象，汉人终于填满了中国东南及南部沿海。
最后一批大规模的南徙，当是隋唐五代，中原纷乱，南来移民充斥粤、闽。后来所谓客家，很难肯定是上述八百年中的哪一批，毋宁是持续进行，却又在定居一处，子孙繁衍后，又必须分派丁壮，更往南行，蔚为从未间断的向南移民浪潮。移民与土著之间，有斗争，也有融合，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大多终于为汉人同化。然而，仍有不少少数民族居住在山岭深处，保留了自己的族群文化。这些族群，例如苗、瑶、壮、彝，至今依然存在。此外，如三国时代蜀汉开发南中，以南中少数民族为兵源，征发北戍汉中与巴蜀，则又是若干少数民族成群北迁了。
无论在北在南，中古时代的族群移动从未间断，族群之间的掺和融合，也不断进行。整个过程，不能全遵循哪一个方向。固然一般的移动方向是北方胡人徙入中国北方，中国北方汉人徙入南方，一般的文化涵化是北方与南方都经历汉化。但是，各地的反复也经常出现，一些人口在个别地区之间迁徙，也不为鲜见。北方胡人汉化过程中，一样也有汉人胡化的时期及汉人胡化的地区。隋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掺杂了不少胡人文化及南方文化，已与秦汉时代的中国文化大不相同了。
自东汉以至南北朝，中国社会呈现阶层结构，世家大族的力量十分强大。东汉时代，大族正在形成，有其当时的原因。东晋以后，北方的汉人大族据守坞堡，南方的汉人大族，统率移民，都拥有群众的力量，政府力量不能插手。另一方面，北方胡人移入中国，往往仍以部落为其组织的基本形式。部落豪帅大人，在定居后仍占有人口，称为“大族”。南方移民的行主，会转化为地方豪强。土著族群的酋长，也会转化为土著的地方领袖。凡此诸种力量，分割了政府的统治权力，形成社会压过了国家的现象。南朝的政府，必须仰大族及地方势力的鼻息，其故在此；北周重新编组政府，也是为了迁就已存在的形势。隋唐国家权力伸张，唐代门第势力才逐渐衰退。因此，中古社会结构其实与族群移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三、佛教的影响
中古时代，佛教的发展，当是逐渐“本土化”并最终完成外来文化移植的过程。大致言之，第一个阶段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间的对话，使两者扞格之处取得调和与适应。第二阶段则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茁壮为华化的佛教。
在南北朝时，中国的北方是胡人建立的政权，与佛教同是由外面进入中国；北方的中国知识分子转化为据守坞堡的地方大族，儒家已失去“官学”的政治支持。于是，佛教的僧侣无所顾忌，颇有挥洒余地。至于南方的政权，也受制于地方势力，没有庇护旧官学的力量。凡此，都使一个外来宗教有了发展空间。
佛教经典原用梵文，译成中文，自然有文法、语意种种隔膜。最初，不论译经、讲经，俱由来华胡僧担任，其中以鸠摩罗什（344—413）之辈，一无依傍，而能将佛教经典移译华语，功不可没。在学问高明的华僧参加译经工作后，他们更能深切体会其中困难。是以，东晋的道安特揭译经的“五失本，三不易”，说明语文及时空差异，必须十分慎重。南北朝译经事业虽有不可忽视的成果，但唐代玄奘再度进行大规模译经工作，既因要有更好的佛经版本为依据，也为了订正一些旧译为人误解之处。然而，佛经中当年因格义而定下的华语名词，终究不能完全摆脱文义意译的负担。佛经中颇多梵文的音译，当初自然也因为难以找到完全切合的华语。阅读佛经，音译名词的原义，仍不易知。意译可能失真，音译可能隔膜。两个文化系统相遇时，郢书燕说，望文生义，凡此困难，实在难以避免。
佛教是外来宗教，其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遭遇抵拒，在所难免。南北朝时，颇多外族君主敬礼佛教的胡僧。在中国士大夫心目中，用夏变夷，不免触及文化民族之义。同时，佛教初入中国，所谓西方净土，又易与天竺地方混淆。浅识之士遂有疑问：华人往生，是否必须先在天竺转世，多此一周折？这些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日久之后，也就逐渐消失了。
在礼制方面，沙门是否应该礼拜王者，也惹起不少议论。在印度，婆罗门（僧侣阶级）的社会地位超过刹帝利（武士阶级）。佛教僧侣的地位，犹如旧日婆罗门，也不必向国君致敬。然而，中国的统治者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人都是天子的臣属，僧侣怎能不拜王者？相当于这一问题，则是僧侣出家，有悖孝亲的儒家伦理。于是，佛教僧侣的行为，遂与中国的名教有了直接冲突。东晋名僧慧远，对这两项问题都委婉解释，提出调和的理论，主张区分出家的僧侣与在家的信徒，而出家人既已出世，即不受世法的约束，而为了顾及中国的传统文化，慧远指陈，“忠孝之义，表于经文”。凡此辩论，时日既久，中国的政治权力容忍了佛教僧侣的相对自主权，免除出家人服役付税的义务。相对的，唐代以后，僧侣属于政府专设的单位管理。
至于出家与孝道之间的冲突，据慧远的说法，一人得道，其功德“泽流天下”，即使内乖亲子的关系，也“不违其孝”。佛教果报不论现报、生报或是后报，本来都是个人的事，但是在中国以家族伦理为重的文化环境下，果报不仅可以此生、来生、生生世世，终有承负，也可以在一个家庭内父子相承，代代承负果报。凡此由严重相悖而演变为调和之道，到唐代时已昭然可见。例如，中国的目莲救母，不论故事，抑是仪式，都已将孝道观念纳入果报观念之内了。
南北朝时，一个引起讨论的议题是神不灭论。轮回往生是佛教理论的重要部分：今生的人死了，灵魂还在历经一世一世的六道轮回。寂灭之后，始能脱离苦谛。中国文化中也有灵魂观念，不过，王充诸人也都质疑灵魂能否存在于形体之外。这一议题的辩论，以范缜《神灭论》最为激烈，以为刀在，有锋利；刀不在，锋利何所寄托！最后梁武帝以皇帝的威权动员许多人士著论反驳。佛教界的解释，仍以慧远的说法为例，则以薪尽火传为喻。其实，这一比喻并不完全契合佛教十二因缘之哲理；而且，薪火之喻也未必能驳倒刀刃与锋利之喻，两者都只是借喻形神，不是以认识论的角度，直接解决形神之间的关系。终究，生命的意义，我们至今也未能从已有的生物科学参透。
4世纪时，佛教在中国已经生根。华僧已取代胡僧，成为译经、传教及组织僧团的主要力量。其中尤以道安、慧远、法显、道生诸人最有贡献。过去胡僧以原居国名为姓（如竺、康等）的习惯，已代之华僧以释为姓。华僧赴印度求法，可考的人数不下数十余，其中以法显为最著，而且他可能是确实到达印度、在当地留学并且携回佛经的第一位华僧。此时取回的经典，大、小乘均有，大致已相当完备，译经也不少，信徒已不愁经文零碎。寺庙组织及戒律也已大致完备。佛教教派不少，在4世纪时，后日在中国最重要的几个宗派：净土宗、禅宗及律宗，均已萌芽。举例言之，竺道生发为“人人皆有佛”的论断，开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理论。在他作此惊人之言时，可能受了法显带回六卷《泥洹》的暗示，也可能与孟子所说人人可以为圣贤的观念暗合，而这一论断，于《大般涅槃经》的汉译本传到南方后，众生均有佛性的观念遂得证实。竺道生的顿悟论，也可能有孟子学说的影响。后世禅宗实由此肇始。
当时佛教声势大盛，《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处处有寺，而江南佛寺之盛，也有唐代诗人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诗句为证。不论南朝梁武帝佞佛或是北周武帝灭佛，都反映了佛教信徒众多，声势浩大。
唐代玄奘前往印度取经，佛教经典大备。玄奘译经是伟大事业，不仅于弘扬佛法有功，也将印度学术思想（如因明学）带进中国。从南北朝至唐代，佛教界出现许多宗派，或依经典区分，或由理论判别。然而，诸宗竞争的结果，理论性甚强的宗派，例如唯识宗，未能长存，留下来的是教义较为简单可行的宗派。唐代禅宗的发展十分快速，先是北宗兴盛，神秀号为国师；南宗大起于后，六祖慧能竟将禅宗推到极盛，从此以后禅宗、净土、律宗三家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也成为中国佛教最有势力的宗派，而且又转输朝鲜半岛及日本，以至佛教俨然成为东亚文化共同特色之一。从佛教初入中国，如以公元前1世纪计算，到唐代结束，经过一千年，佛教终于完全融入中国文化。
佛教进入中国，道教组织成形，二者同步进行。道教既是中国文化对外来宗教的反应，也借用了佛教的制度与仪式，超越了民间信仰的有限格局。道教内涵极为复杂，收罗了中国文化中许多不同来历的成分，例如：神祇巫觋、方士术数、命运承负、阴阳五行、吐纳导引、长生不老……而以先秦道家的清静无为崇尚自然，笼罩上述诸项。凡此过程，均在南北朝时逐渐开展。
东晋时，天师道盛行于滨海地区，高门如王羲之的家族，也世奉天师道。孙恩、卢循、徐道覆等人领导的五斗米道，以中下等人家领导农民起事，转战江海，历时十余年。这两个例子，显示道教宗派能跨越社会阶层，包含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士，正是因为道教内容复杂，足以满足不同人群的精神需求。两晋南北朝时，葛洪、陶弘景、寇谦之、陆修静这些道教的理论家，建立了神学体系、修行炼丹的方法、教团的戒律规矩，道教的理论与组织，遂蔚然可观。
大致言之，道教的符箓一派，接续中国传统信仰中驱鬼役神的巫术部分，在南北朝时当是由汉末民间宗教发展而成为道教活动中一个重要成分。丹鼎一派，接续战国以来寻求长生不老药的传统。秦始皇、汉武帝都曾沉溺于这一梦想的境界。求外丹，是经由服食丹药求长生，当与医药有关；求内丹，则是来自呼吸吐纳及锻炼体质的养生之道。而由丹鼎之学，又衍生了一些化学的知识。这一类的考古资料已颇为不鲜，其时代也可远溯至先秦。葛洪、陶弘景应是丹鼎一派中的外丹家，而寇谦之当是其中的内丹家。汉末道教，尚在民间信仰阶段，未有神学系统。道教的神学与先秦道家的老庄哲学接轨，当也在南北朝时逐渐完成。自此以后，崇尚自然与崇拜自然两个观念竟成为道教的基本教义。至于道教的行为规范，则承袭儒家的伦理与道德，显示了本土宗教的色彩。
黄巾之乱以来，道教之中也总是不乏救赎与劫运的观念。这一启示性宗教的特性不绝如缕。南北朝以下，道教的李宏之类末劫救世的憧憬，常是民间大规模起事的动力。孙恩、徐道覆领导的天师道，虽没有特别标出救世主，然而其“水官”与往生的观念，既是传统自然信仰（天、地、水三官）与佛教往生观念的结合，也表达仰望救赎解脱的启示观念。
唐代皇室姓李，攀附老子，遂特尊道教，崇礼扶植，不遗余力。但是，也正因为唐代道士养尊处优，除了仪式踵事增华，于教义方面，颇缺建树。道教的另一次突破，是在宋金元明之时。
自中古以来，道教的丹鼎一派，为上层富贵人士寻求长生，其副产品是化学与医药方面的成就。符箓一派，为小民百姓驱鬼役神，也因此往往成为农民武装起事的核心成分。先秦道家哲学提供道教神学基础，其修心养性的理论，为知识分子采撷，以补儒家理论之不足。道教在南北朝的发展，堪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整合，糅合了儒家伦理、道家哲学及民间信仰，又加上佛教的仪式与借自佛教的僧团与寺庙组织，遂成为聚集各种成分的复杂宗教系统。至于道教神祇系统，以神化自然力量及有功人间的人物为原则，但是，神祇名字已不同于古代，自从中古以后，这一神廷不断扩大，而且与佛教诸佛彼此重叠，遂形成佛道交融的民间神统。
儒家与佛、道，自中古以后，均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成分，三者之间，佛、道两家，既有竞争，又有交融；儒家与佛、道，则是入世与出世两途之间，互相背反，却又彼此互补。这一局面，至今犹见其余绪。
四、文学与艺术
东汉时，秦汉帝国的政治秩序已趋老化，古代儒家经典又因烦琐学风而逐渐丧失其文化的主导性。随着两汉权威的衰退，个人的自觉性也渐有涌现的空间，东汉玄学讨论才性离合，可谓在思想上寻找个人的特质；社会上特立独行之士受人重视，则是对于个人人格自主性的肯定。这种风气当然对于文化的创造力会有所影响。
从东汉以至唐代，中国在政治上经历了分分合合，百姓身受战乱之苦。然而，这一时代也正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剧烈激荡之时，冲击所及，又留下了许多个人可以发挥才智的空间。凡此因素，表现于古代文化的发展，文学、艺术及音乐等均是成绩卓然。
在文学方面，东汉至唐代，五言七言的律诗与绝句，从出现以至成熟，形成中国传统诗体的主流。即使宋代诗人颇有可观的成就，终究未能超过唐诗的水平。
在东汉以前，中国的韵文，北有《诗经》，南有《楚辞》。《诗经》以四言为主，内容包括礼仪用的歌诗及来自民间的国风。在孔子的时代，诗三百首已经定型，成为上层社会知识分子的文学教材；古代经典几乎未再见过个人发抒感想的诗创作。《楚辞》中，有宗教祭仪的歌诗（例如《九歌》），也有发抒个人感想的创作（例如屈原的《离骚》），然而屈原以后的楚辞作家（例如宋玉）则步武前人，而且数量也不多。
《诗经》以四字句为主；《楚辞》诗句，长短不一，又常夹衬感叹之声（兮、些等）。南北两个传统，均未有五言七言的诗体。汉代乐府，则多五言七言。史籍偶见引用的歌辞也多五言七言。例如汉高祖的《大风歌》为七言，汉武帝时李延年的《佳人歌》是五言。大致中国语言是单音节的字符，合为辞句，两个音、三个音停顿一下，是为节；两三节一顿，可成一拍。又单双节拍轮替，既有变化，又不嫌冗长——可能即由此而有最短的配合，成为五言或七言。民歌五言七言当是天籁，通常顺从自然，歌之咏之，不加雕琢，也没有必须遵守的规律。
这一形式，在东汉末期渐为文人学士采用以创作诗句，发抒情感。建安诗人，佳作不少，内容动人处大多是对于人生的感叹。自此以下，两晋南北朝的诗风，又渐渐扩大其内容，抒怀咏志，以至讨论玄学哲理，其中自以谢灵运、陶潜、庾信、鲍照等人的著作，最为后世传诵。
这一时代，正值佛教进入中国。梵文经典是以多音节的语言撰写，印度文学有咏叹唱赞的口述传统。梵文辞句译为汉语，必须用一个个单音节的汉字来代替拼音字母，传达一些专门名词或只可意会的观念。这一需要，遂开启了中文的“翻语”，翻语也称作“语”、“反音”、“翻切”或“反切”，即用两个字来拼出第三个字的音。每一个中文字的字音可以分解为声母、韵母和声调。拼音时，取反切上字的声母和反切下字的韵母及声调。如“田，徒年切”，“田”的字音，由“徒”字的声母和“年”字的韵母及声调拼出来。声母和韵母与今日所谓的子音和元音虽然都用来拼音，却是不同的概念。有了韵母的观念，方可出现更为妥切的押韵——而押韵是中国诗歌的重要成分！
另一方面，汉语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大约正因汉语的单字是单音节，必须借声调的抑扬顿挫，增加其区分的功能。在南齐永明时，沈约订为平上去入四声，后来平声又分为阴平、阳平，而南方方言还有多于四声者。有了这番对声调的认识，中国的诗句遂有平仄的对称，使上下两句发声交替，互为对称，增加音节的音乐性。至于辞句用对仗，原是中国文字排列的特色，两晋思想空疏，建安风力已尽，永嘉之后情不胜辞，文字追逐形式。对仗正是一个排比文字之巧的技术。自此以后，律诗的形式讲究平仄与对仗，以八句为一首，规范大备。唐诗为诗作全盛时期。唐以律诗为根本，可以排韵百十，成为长诗，杜甫最为胜场。截取律诗四句，则是绝句，其中可以有一对或两对对仗。绝句短小精悍，言简意远，虽是小品，却颇可摆脱形式主义的束缚。
律诗规律严谨，在规律之中求变化，原是诗人必须面对的挑战，是以即使名家作品，律诗，尤其排律，也有时难免堆砌。于是李白、杜甫均有著名的古体诗，脱离律的规范。盛唐以后，元稹、白居易提倡新乐府，追求自由，重内容而不在乎形式。乐府，原是民间的歌曲，由口语转为诗篇。唐人的乐府，则大多是诗人的创作，借此跳出规律之外。晚唐又有长短句，更卸下五言七言的限制，开后来词曲的新形式。这一段律诗的演变过程，反映了规律与自由的辩证关系：文学本应以内容为主体，但又追求美的表现形式，于是在规律的范围内，表达丰富的内容，也是一番对诗人功力的考验。形式的规范用老了，则诗人必须突破原有规范的约束，再以内容为主，尝试建立新的规范形式。这是周而复始的突破——提升——再突破。本章所涉的时代，在中国文化史有过强大的文化动能，八个世纪内诗风与诗律的转换，见证了这一动能的作用。
律诗的姊妹文学品种是骈体文。骈体文的前身是汉赋，而汉赋的前身则是楚辞。汉赋注重铺陈，辞藻华美，引典博洽，但论述理论不能用赋体。汉赋大体仍是散文，魏晋以来，文以抒情，笔以应世，文笔之分别，又是在内容与形式之间。终于在形式主义的潮流中，散文一变而为骈体文，不仅辞藻华美，而且逐渐采取文句的对仗，甚至也顾到声韵的可诵可咏。辞章形式之外，骈体文又着重引用典故，用隐喻的类比委曲地表达信息。于是读者必须有解释信息的能力，方能从一连串故事中抽绎若干隐喻叠合的共同点。这种文体当然不能直接传达作者意旨，也不能准确地叙述事件与观念，毋宁是一种信息译码游戏，由具有同样训练的贵族知识分子，操持同样的信息工具，以炫耀渊博的知识及优雅文字功夫。这一抒情、叙事两不相宜的文体，居然绵延八代之久，直到韩愈才高举古文运动大旗，提倡以秦汉已发达的散文代替骈体文。从此以后，骈体文只用于礼仪的场合。韩愈掀起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化史上，可与近代的五四运动前后辉映。
律诗与骈文的发展，都是文人过分追求规律，以致形式掩过了内容，甚至不再注意内容。两者都可能由于文人以其个体的自觉，愿意致力于写作的技巧。在士大夫成为社会特权阶层时，他们拥有知识，也占领了写作的舞台，他们的竞争遂是在一个狭小的竞技场中，努力做到华丽与细腻，不再顾及文字原是交换与传达信息的工具。这一竞争终于做到尽头——盛唐、中唐出现了改革，而唐代的中叶恰是一个转变的时代，文士突破世家大族在文学与知识的垄断。文人学士的基层底盘扩大了，文学又恢复成了传达信息的工具，不再是贵族的文字游戏。
同时，文学以外的文化因素，也相对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印欧语系拼音文字的佛教经典来华，中国人才知道用翻切拼音与汉文声调的特点，从而出现声韵之学，为律诗奠定平仄与押韵的基本特色。乐府只是一个笼统的名词，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区的民歌，不断提供活力，使诗人有更新创作的资源。
类似的情形，也可见于其他文学品种。故事与小说，古代列入稗官，不能登大雅之堂，却一直在民间以口述耳食，传流不断，有的也居然形诸文字。志怪小说在两晋南北朝颇为发达，其中缘故颇可探讨，至少有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佛教经典中本有许多故事，传教讲经常以这些故事说明经义。儒家一向不谈怪力乱神，但在佛教弥漫各处时，中国的文人学士，也会致力于描述灵异事件。佛教讲经，每有一段说故事，以揳入正文，民间有此需求，文人即有创作的动机。志怪之外，琐闻传说也可形之于笔墨，供人谈助。唐代人民，都市人口众多，生活殷富，市井街坊更是孕育民间故事的温床，于是盛唐、中唐以后，传奇小说也成为文学的新品种，红拂小玉、太真莺莺、昆仑奴、聂隐娘，以至南柯黄粱……数量质量都远远超过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并且由此开启宋人说故事、元明撰长篇的传统。
从文学的变化来看，魏晋至隋唐之间，都是参与文学活动的人群不断因应内外情势而扩大了文学活动的范围，也改变了这些文学品种的性质。再从文学以外的文化活动观察，也可显见类似的变化。
先说绘画。汉代绘画，见于今日者，不外楚国帛画及各处汉墓的画像砖与画像石。现存最早的传世艺术名作仿本，是顾恺之的《女史箴》。以这一件人物画的衣裾与唐代的“吴带”、“曹衣”的画风相比，显然灵动飘逸颇有不及之处。北魏敦煌的佛像及近来出土的青州龙兴寺北朝佛像，其衣褶都甚为细致灵活。绘画、雕塑本来相通。自两晋隋唐，中国的绘画艺术有长足进步，佛教艺术的影响，当有启迪刺激之功。两晋已有山水画，但似乎仍在起步阶段，不能与唐代大小二李（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青绿山水相提并论。从敦煌佛画观察，山水是由人物画与故事画背景逐渐演变而终于自成艺术品类。这一演变，也与佛教艺术脱不开关系。佛教艺术既有外来因素，又是民间传统，于是两者对于上层士大夫艺术的影响，既在借外来文化的刺激，也在于扩大了艺术创作与欣赏人群的社会基盘。
在表演艺术方面，外来文化的影响更为可观。东汉晚期以来戎胡内侵，佛教信仰又迅速扩散，中亚以至丝道东端的外族歌舞传入中国，不仅乐器多为外来，乐曲舞姿也大量为中国接受。北朝音乐大致为天竺、龟兹、西凉三部，唐代雅乐十部，分别来自印度、西域、中亚、南方（骠国与南诏）及朝鲜，中国自己的音乐只居其一！这些外来的影响，十分深厚，基本上已取代了中国固有编钟编磬及箫鼓琴瑟的旧传统。外来乐舞，既见于宫廷，也见于民间，大致上打破了过去上下雅俗的界限。
综合言之，两晋到隋唐的几个世纪，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不论是在文学方面，还是在艺术乐舞方面，都经历了巨大深远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及社会结构的改变，丰富了文化活动的内容，也扩大了参与文化活动人群的社会基础。这一时代的文化风貌，已与秦汉古典时代大不相同，却开启了宋明近世中国文化的传统。
五、天文、数学与医药
在现代学术领域中，数学、天文学与生物学几个学门，都曾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相当可观的成就。当然，古代中国的学者，并不以现代科学的方法学与观点进行其观察与研究。中国文化特有的宇宙观，是多层套叠的大小系统。自从董仲舒综合了古代的知识，组织为庞大而内外上下互相呼应的宇宙系统以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长期受这一套天人相应互动观念的影响。本节所述，也正是在这一影响下，中古时代学者提出的傲人科学成绩。然而，我们必须认知，凡此成就并没有奠定近代科学在中国文化中出现的基础。中国中古的科学成就，终究有其文化与历史制约的局限性。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与历法，两者密不可分。中国的历法，记天象，授民时，互相关联，因为天体的运动即计时的大钟。中国传统历法是太阳年太阴月的阴阳合历。但是，由东汉确立“浑天仪”的宇宙论，迄于唐初李淳风编定的《麟德历》，各时代的历法都是尽力设法将岁实（太阳年日数）、朔策（太阴月日数）、五大行星的运动周期，加上年月日的三个干支周期，一并计算各种周期的公倍数，回溯“时间”的起始。这种历法观念其实是形而上的宇宙系统论。为了计算各种周期，历法家发展了天文观测及由此制造的运动模型——表示各种天体运动轨道的浑天仪。从汉代张衡至唐代的一行，无不着力于此，于是中国天文学中衍生了许多中国数学计量的课题。
另一方面，自从《周髀算经》等早期集合数学算题的经典以来，中国有一套实用算经的传统，用来计算土地面积、粮食与土功的体积、里程与时间、若干不同项目集合群的合计、一个总数的分商均……各种为实际用途而发展的加减乘除四则计量，及由此发展的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学与代数学。从汉代以至唐代，累积了至少十种“算经”。在唐初，政府设立训练数学专才的算学馆及进用人才的算学博士科，校订注释了十种算经：《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与《缉古算术》。于是中国古代的数学传统有了一番整合，为宋元以后的理论数学奠定基础。
两晋至唐代之间，祖冲之（429—500）计算了圆周率（π），得到七位小数的近似值（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这是当时全世界最精确的圆周率值，直到十五十六世纪，才有伊斯兰数学家与法国数学家取得更为精密的数值。祖冲之父子根据《九章算术·少广》计算球体体积的问题，不仅解决了计算的方法，并且提出幂势定理，相当于16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B. Cavalieri, 1598—1647）提出的卡氏原理，而后者正是近代微积分的重要基础。祖冲之还能计算二次方程式与三次方程式，但此事虽见于《隋书·律历志》，算法却已失传。祖氏父子的数学，合编为《缀术》一书，唐代算学馆列为教材，并曾经传布于日本、朝鲜，但后来该书失传！王孝通是唐初的数学家，编纂的《缉古算术》列入十部算经之中，该书收入了实用题二十道，除一题是推求月球赤纬度的算法外，大都是修堤筑坝、开沟建仓之类量度计功的实用题目。王孝通的几何学，发展了代数三次方程式及双二次方程式的解法。在西方，同样以数值解三次方程的解法，要到13世纪始出现。
从祖冲之父子及王孝通的例子来看，中国中古的数学，一则是实用取向，再则是解题取向，两者均不是由观念的演绎开展数学理论。于是，中国的数学受本身特性制约，即使有非凡的成就，早于世界别处数百年即跻高明境界，却只是突出的个例，不能继长增高，发展出理论系统性的现代数学。
中国学术传统中，医学与本草学是重要的领域。中国医学理论与天文学的情形相似，也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论。人体经脉是大宇宙系统中的小系统，而且，与自然大系统互相感通。东汉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则是由症候讨论的实证著作。但是，中国医学理论，始终未能摆脱阴阳五行的形上学观念，以致只能结合症状与方剂，从累积的经验求取治疗良方。两晋至唐代，著名的有葛洪的《肘后方》（又名《肘后救卒方》《肘后备急方》），陶弘景的《肘后百一方》，以至孙思邈的《千金方》等都是将诸种病症的症状分类，开列已经证明有效的“验方”。孙思邈的《千金方》，列有数千件验方，分属各项疾病。《千金方》是《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的合称，两书各三十卷，分门别类包括内科、妇科、小儿、五官、口腔、寒热疾病、外伤、接续、急救，以至食疗、养生，又有专门讨论切脉诊断、方剂（相当于今日的药学）及针灸。自唐以来，中医奉孙思邈为“药圣”。
中国医学的理论，形而上之，玄之又玄，若没有从临床诊断用药结集的经验，中医未必能数千年行之有效。中医是从实践中发展的，因此，从《肘后方》到《千金方》的传统，都是临床效果总结的经验，即使脱离玄学理论，仍可卓然成为源远流长的治疗系统。中国医学与中国数学一样，采取“问题取向”及“实用取向”，两者都有卓越的成绩，但也难以超越医术与算术，腾跃为以病理学与逻辑思维为基础的学术领域。
这一长时期内，知识分子追求自我的主体性，不仅见于文学方面的发展。在科学方面，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人士也不会甘于解决实用问题，他们一样也努力从逻辑思维，演绎为抽象的观念。在数学方面，祖氏父子求圆周率，求球面积公式及幂势定理，其意义超越了实用意义。刘徽由“极限”的观念，借圆内接正多边形面积，求取逼近于圆面积，其思维方向即近世解析几何及微积分的基本观念。虞喜的《安天论》，提出天虚地实，天体运行各有其规律，超出浑天论的局限。唐代李淳风的《麟德历》，扫除历法蔀章大周期的纠缠，径以岁实朔气为计算年历的数据。一行与南宫说等人测量各地日影差距，北至河北省蔚县东北，南至越南中部，以实测结果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并根据其测得数据，估算出了地球子午线一度的弧长。如能由这一结论更进一步，其实即可推知地球为圆形。
在医学与药学方面，除了大量记录验方，中古医学也有追究病原的努力。隋初巢元方等人编辑的《诸病源候论》, 1739条病候分别说明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理、症候及病情变化，除了近三百条导引疗法外，几乎完全不涉治疗方法——其实是归纳病例所做的病理学、症候学讨论！
本草是中国药学的重要经典。汉人留下的《神农本草经》可能是张仲景等杂辑资料的药学著作。陶弘景指出其内容庞杂，分类也混糅，因此整理为365项，又加上自己搜集的名医用药365项，合为《本草经集注》，虽然仍是药典，实已有矿物、动物、植物的分类学规模。
唐初，苏恭（苏敬）集合当世专家二十二人，修订《新修本草》，采录已知的药物，参照各地采集实物，分为玉石（矿物）、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及“有名未用”的药物，九个大类，叙述其形状、特性、用法，并附有图形。这部完成于7世纪的药典大全，实际上已是一部博物志，其中尤以植物为多。其分类方法开明代李时珍植物分类学的前驱——唐代本草学，实已超过实用药典的意义。
凡此数学、天文学、医学与药学诸方面的成就，俱反映当时追求知识的心智活动，并不全为问题取向与实用取向约束。学者在解决实用问题时，不断有提升与开拓。这种现象，当由于学科专业化，既有专业学者群的合作，也有个别学者深入的钻研。两晋南北朝，学问为社会上层人士所垄断，当时实际上已有一个学术人士集合的社群，足以互相切磋。隋唐时代，既有国家设立的专门学府，国家又经常支持专家合组团队，编制专书，如《新修本草》。有了这种学术力量凝聚的临界点，才可有集体的研究工作，将学术发展推上一层楼。
唐代对外接触频繁，印度文化随着佛教东传，其天文、数学、药学、医术都因此进入中国。要言之，在上述几个学科的范围内，印度学术或有刺激与补足的作用，但这几项中国的学术自有其内在的发展因缘，印度文化有一定的影响，却未能产生中国在宗教哲学与文学园地曾承受的同样强大冲击。
六、中古的衣食住行
在中古时期，由于不断有外来的影响，不论是外族入居中国，还是中外接触带来新的生活资源或生活方式，中国人接受了相当程度的冲击，在日常生活方面经历了许多变化。
在饮食方面，面食逐渐流行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自从新石器时代出现农业，中国北方的主食是黍稷粱粟，即今日通称为“小米”的各种支属。自先秦以来，麦类也在主要的谷类之中，但是并不如小米普遍，汉代依然是以小米为最常见的谷食。麦类食用方法，正如大米（稻）、小米，先以粒食为常，蒸煮为麦饭。麦粒麸皮粗糙，不易消化，可能是麦类未能推广的重要原因。东汉时，磨麦为粉已渐趋普遍，已如前章所述，兹不多赘。
“饼”字是不少面粉制食品的泛称，包括今日薄饼、馒头，以至面条……宋本《太平御览》引晋束皙的《饼赋》，“饼”字作“[插图]”，可见是麦类制品。西晋文学家束皙列举不少食品种类，其实际制作方法不易蠡测，但是他特别说明，这些名称或者来自里巷，或者出于殊域，而且指称古代食麦而未有饼，制饼为食，“其来近矣”。所列安干、粔籹之类中，安干又名“安干特”，当属外来语的音译。北魏《齐民要术》有《饼法》一章，引了《食经》的各种制饼方法，可知有制饼的饼酵，是则有些饼是发面制成，也有不发面的硬面饼。制法包括烤、煎、煮、蒸……各种形状大小的圆饼、圈饼，也有溲面成一尺长条，压薄入沸水煮熟，或是以二寸大小的面段，急火煮食，甚至抟成小块面块，煮熟晒干，俟食用时再入沸汤烹煮。至于束皙所称“曼头”，当是有馅的包子；“牢丸”可能是肉馅加料，有汁有汤的“汤包”一类食品。汤饼则是有汤的面条。面条做法，是压擀成皮，刀切为条（如今日的刀切面），抑是烤贴成饼，然后切成条状（如今日的烩饼），即不易推断了。三国两晋时，富贵人家常截断水流，以水力推动磨、碓，其中一部分可能为了自己家用，然而也未始不可能以此营利。总之，当时水磨、水碓，大多应是研碾麦类成粉之用，因为大米、小米均不必粉食。由水磨、水碓之常见，也可以观知面食之普遍。
三国时，羌人大量种麦，蜀汉姜维的大军可以就食羌麦。唐代高昌及河西的户籍记录农稼以麦为主，指出麦类的农业在中国西部相当发达。麦类最早是在西亚两河间驯化，向东传布，亦当经过中亚进入中国。是以，东汉以来，羌氐大量移入中国，或也有助于麦类成为中国北方的主食。
汉代以至唐代，市上已有饼类零售。至于胡饼，当是芝麻烧饼之属，已是十分普遍的食物，由其名称，更可见是外来食品。
在佐餐的菜蔬方面，西路进入中国的品种也不少。以今日常见的项目言，菠菜、芸薹（俗名油菜）、莴苣、芹菜（药芹）、胡萝卜，均在南北朝至唐代时引进。南路进入中国的项目则更多了，《南方草木状》一书，专列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的蔬果品种，其中较为有名者如荔枝、槟榔、芭蕉……唐代编制的本草，甚多外来蔬果食物，不必并述。至于烹饪方法，第三章曾述及的炒菜传统，在中古更为普遍，但是北方外族（如五胡）进入中国，以及外来移民（如唐代流寓中国的外族人口）则往往仍用烧烤之法，想来对于中华人士的饮食，也有相当影响。
南北朝时，北方饮酪食牛羊肉，南方饮茶食鱼，南北彼此讥嘲异方风俗。唐代则地方差异犹存，只是互相渗透，不再有所界分。以茗茶言，茶的原产地当在中国西南，汉代王褒《僮约》，已提列茶为四川的市场商品。南北朝时饮茶盛行南方，渐渐遍及南北。唐代陆羽《茶经》记载茶叶品种、茗茶方法……是茗茶文化的经典著作。考古证据最为著名者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茶具，包括研茶、过滤、烹茶诸种用具。大致言之，唐人饮茶，是研茶叶为细末，沸水点茶，再加烹煮，其中还可添加配料。今日客家擂茶，犹仿佛有其遗风。东汉末季，中国曾有大疫，当时南方林莽未辟之处仍多，地方潮湿，传染病最易传布，沸水饮茶的习惯，无形中有了一道卫生防线。自此以后，中国未再有过汉末那种规模的大疫。
酒类也是饮料中一个重要项目。陶潜善饮，饮的酒大约是用小米（黍）酿造的。唐代诗人，李白善饮，量以斗计，当时尚没有蒸馏酒，谷类酿造的酒而未经蒸馏，酒精强度不会很高。今日陕西的“稠酒”，可能仍是以中古遗留的方法酿制，强度高于酒酿而已。葡萄早在汉时已循丝道进入中国。唐代西州户籍，常见葡萄为农家作物。唐代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至今传诵，想来酿造方法也是从中亚传入的。长安市上胡姬如花，少年豪客，指点银瓶尝饮的好酒，十分可能即葡萄酒。夜光杯，不知确指何物，可能是玻璃杯。玻璃是西方（欧亚之间）的产物，隋代何稠将制玻璃工艺引入中国，中国遂有吹制玻璃器皿的工坊。总之，唐代的饮食习惯，较之汉代，已呈现极大差异，其中外来成分相当重要，而且从此融入中国的饮食文化，与自己发展的粒食、黄粱饭、米饭、茗茶等并行传流，至今大家习焉不察，不再追究本土外来了。
衣着方面，汉人宽袍博带，发髻带冠。虽然自从赵武灵王时，胡服已引进中国，而且短褐、犊鼻裈也便于工作时用，但中国服装仍以宽博为主。南北朝至唐代，北方胡服，随着外族进入中国，中国的衣服渐渐走向窄袖贴身，上身着衣，下身着裤。固然每一个时代有其风尚流行，尤其妇女服装，自古即经常变换时尚。总的方向，中古衣服水袖长裙，比汉代服装称身。男子首服也由冠逐渐改变为幞头，亦即原为布帛裹头的软巾，一步一步演变为有了固定式样的帽子。南北朝以至唐初，妇女骑马出行时曾以羃，亦即纱巾，蔽罩全身。渐渐演变为在帽檐上加一层下垂至颈部的拖裙，称作“帷帽”。中唐初，更改着“胡帽”，露出面容，随即露出发髻，不再有蔽首的东西。妇女衣服，由水袖长裙逐步解放，中唐以后，露颈袒胸，风气十分开放，这也反映了唐代妇女生活相当自由的风气。
汉人的鞋子，以履为常，厚底的称作“舄”。舄底内装木楦的是复舄。出门行路则着屐，屐为木鞋，底有两齿，可以践泥。西周初已有戎装皮靴，汉人更有织成女靴。南北朝时南方流行着屐，北方则着靴，亦即今日连底的皮靴。靴统颇高，则是为了便于骑马。中唐以后，靴统渐短，则演化为日常的鞋子了。南方着屐的习惯，也渐渐转变为着靴屐。日本习于唐风，着屐之风至今未改，堪为唐人生活的写照。
汉人的衣服，大多为丝料或麻葛，此外富人可于冬天穿着毛裘。皮革只是用于甲胄，不用于日常衣服。毛毡用于帐篷，也未见于衣服。唐人则有动物毛纤维织成的衣服。更为重要的变化是南方的棉织品，主要是用木棉织成的棉料，已相当普遍。从考古资料，棉料已可织成厚密的棉布及棉绒。北方的毛料织物，南方的棉料织物，渐成为一般人民的衣服原料，丝织品遂渐渐转变为较为贵重的衣服材料。复杂的织法及绣花的方法，使中国丝绸制品，蔚为精美的艺术。许多从“纟”部的汉字，如绸、缎、绫、罗等都反映了丝织品的分化。
在起居方面，南北朝以至唐代的建筑，木结构建筑已可以有多层的高楼。佛教建筑的塔，外观可达八九层之高，实际楼层至少也可达三四层高，住宅楼居已不为罕见。不仅皇室贵族的宫殿有庭园，一般富人也有私家园林。道观、佛寺附设的庭园，竟似公共园林，一般民众也可入内游赏，不啻是公园的前身。城市之中，大多划分为坊里，一个一个方形聚落，考古所见北魏洛阳、唐代长安，均是如此布局。日本仿照唐制建设平安奈良，今日日本城市以“町”为单位，犹存唐代遗风。
室内居住方式，也有重大改变。古代席地而坐，入室必先脱履登席，室内家具以案几为主。三国时，北俗入华，带来胡床交椅，凡此坐具都是离地高座。相对坐具的提高，案几也提高为桌案。胡人着靴，登堂入室，不再有脱履的习惯。这一转变，渐渐及于全国，唯唐代床上还是有座席及依靠的隐几，一般作息已是成套的桌椅案凳与床帷枕席。例如，唐初乐舞俑还是席地奏乐，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则宾主围桌列坐。这一变化的过程，明白可见。
在“行”的方面，车制的变化极为显著。古代不论战争用的乘车，还是平时舒适的安车，都以马拉动与轴相属的辀；而载重的车辆，则以牛马置于两辕之间。南北朝开始，中间单辀的车辆渐渐消失，一切车辆皆以畜力驾辕。战车绝迹，唐代房琯曾采用所谓的“春秋车战之法”，使用了两千辆牛车攻敌，结果大败而回，终成笑柄。南北朝时，北人骑马是日常生活，南人则畏马如虎。唐代则骑马已是常事，男女皆然。唐人骑术水平不差，是以马球也是常见的运动。马球名为“波罗球”，显然为中亚名称的音译。驴、骡是一般人民乘骑，唐代有赁驴，相当于今日的租车，可以租赁做长途旅行。
中古时代的舟船，由单舸至楼船，大小俱备，内河外海，帆樯无所不至。唐代海外交通发达，番舶来自波斯、阿拉伯、印度及东南亚，而广州、扬州、明州都是国际港口。中国大型海船已使用平衡板及中轴舵。印度船只似也仿照这种设计安装方向舵，但是中国的船只似乎未从阿拉伯学来三角帆。南朝曾有过脚踏车轮的“千里船”，但此制在中国也未推广，唐宋记录偶一见之而已。
综合衣食住行各方面，中古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都已迥异于古代，而其中变化的关键，大半是由于承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且这一变化幅度十分深广，经历的时间跨度达七八百年之久。凡此变化，不少由北方开始，然后逐渐波及南方。其中缘故，一则北方不断有外族进入，二则当时的中亚文化，经由丝道进入中国，数百年未尝间断。这一时期中，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大约只有在近代百年内中国经历的变化可为比拟。
七、经济形态的转变
人类经济生活一旦有了交换行为，即已发展为生产与消费的互相作用，而以市场为其中联系的枢纽。消费数量当然以人口数量为基本要件，市场又以交通为其重要因素。消费量大，即会刺激产品的生产数量与产品多样化。中国中古时期的前半段（两晋南北朝）与其后半段（隋唐时期），经济形态大不相同，似乎即前后两个时代的人口与交通两个条件均有了重大的变化。
两晋南北朝时，中国分裂，先是五胡乱华，继而有南北的长期对峙，战乱频仍，人口难免减少。而且，无论汉人还是外族，地方豪强割据田地，霸占户口，形成封闭的社区。这样的人口结构，相应的即收缩为自然经济。汉代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已相当发达，城市颇具规模，但在中古时期的前半段，丝帛与粮食既是交换媒介，又是可供消费的实物与商品。城市经济功能衰退，生产及有限的交换以农村为主。于是，那时虽然也有一些手工业生产的产品，如瓷器、丝织品，但无论质量与数量，都不能与中古时期后半段的隋唐时代相提并论。
隋唐时代经济能够突飞猛进，当由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口增多，一是交通方便。前者提供消费市场，后者加强交换机制。先就人口增多一点言，南北朝的户籍制度极不健全，尤其户数与口数的比例极不相称，自然是由于隐蔽人口逃避赋役所致。而且，中国土地上经常有两个或更多的政权并存，全国总人口数根本不存在。隋代统一之后，检括户口，所得户籍资料，以大业二年（606）的统计，全国约有九百万户，四千六百万口。这个数字，当属南北朝转变为统一帝国时的户口数字。其后各个时期，户口数字或有起伏，巅峰当在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天宝元年（742）时，户口数字为九百六十余万户，五千三百万口。但是，《通典·食货七》指出，实际户数当在一千三四百万户，以同样比例计算口数，即将近八千万口！唐代盛时，均田制尚未败坏，人民生活家给户足，消费能力必然比离乱时代更为强大。唐初，还有对外战争，武后至开元之间，国家太平安定，政府收入也丰，因此官方的财力也相当富裕。在这样的人口基础上，消费量大，必然会刺激生产力，导致产品质与量的提升。
有关市场发展的另一项条件是交通网络。此事又可由隋唐行政区划的设计，觇见当时道路网络的观念。秦汉行政单位以郡为单位，郡下设县，又有中央派出的官员巡察地方长吏：在秦为御史，在汉为刺史，东汉的刺史演变为大区域州部的首长，长驻于治所，然后又改名称为“州牧”。两晋南北朝，州郡县三级地方制，循汉之旧不改。这一种制度是将全国切割为大块小块空间的区划。隋唐时代，则有“道”制出现。隋时因事制宜，设立一些称“道”的行台，例如：河北道、河南道、淮南道，但似乎并未固定。顾名思义，这些“行台”是中央单位的临时延伸，按照交通的路线行进移动。所举诸例，更显著可见是沿着黄河、淮河的南边或北边的道路移动。东汉建立以前，光武帝皆以北方为“北道”，意指北面一线，同义“东道”是东面一线。唐代地方行政区划遂以道为一级单位。太宗时，因山川形势规划为十道。此后有增有减，多到十五道、十七道，但大致情形不外沿着山谷河道规划为大地区。
玄宗时十五道，分别为京畿（长安）、都畿（洛阳）、河南、河北、河东、陇右、山南东、山南西、剑南、关内、淮南、江南东、江南西、黔中、岭南诸道。长安、洛阳是两个中心，由此辐射成两个网，又互相叠合。益州（成都）与扬州分别为西南与东南扇状网的枢纽。唐代曾有五京五都之设，先后废置不一。除了长安、洛阳外，有五个大都会：凤翔、江陵、太原、河中（蒲州）、成都等。这些都会均是次级网络的中心。更降一级，则洪州、潭州、大名、苏州、广州又在另一层次的地区中心。此外，各处人口众多，位居冲要的都邑，则成为繁盛的州郡，又是更下一级的中心了。综合言之，唐代最盛的开元天宝年间，中国有四个层次的交通中心，成为全国庞大道路网络的联结点。
至于道路系统，陆路之外，水路有可以航行的河川，还有人工开凿的运河，例如通济渠、永济渠沟通不同的水系。在这一庞大网络上，人货移动，转输各地，为市场交流提供良好的条件。配合交通网络，驿站及民间的旅邸客舍设施完备，甚至有出租的赁驴。在富裕、安宁的岁月里，即使是千里长行，不必携粮，也不须持兵器自卫。人客远程旅行，非常方便，货物流转，自然可以畅通。
隋唐流转商品之中，最大宗仍是丝帛。均田制的农户受田，有永业田及园宅田，后者之中除住宅用地外即桑麻田。农民缴纳国家的是租庸调，调是丝、绢、棉、麻。因此，生产丝帛的地区，遍及全国，不限南北。在南北朝时，丝帛有实物货币的功能。隋唐的货币制度，有健全的铜钱，币信不坏。但丝帛也仍可流通，作为偿付货值或工资的代价。尤其对外贸易及赏赐，丝帛是主要项目，驼铃渡碛，中国的丝帛循丝道远达中亚，再经过改制，销售欧洲各地。丝帛也是中国在西、北两边购马的交换品。凡此项目，大致都仅是丝束或粗织的素帛，由农户于缴纳调布时，稍为加工，未必算得上制造业的产品。
丝帛成为货品，自然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加工。官府丝织品的生产工作，似以中央政府的少府监为主；私家生产则有农舍手工业的小规模生产，通常由农家妇女操作。大规模的作坊，担任较为专业的生产，规模之大者可有绫机五六百床，以熟练的工人专业生产织绫。
唐时纺织业的分工精细，以官家作坊言之，少府监织染署的工作程序，分为织纴、组绶、紬线、练染四个部门。产品等级也有区别，绢分为八级，布分为九等。产品的分类繁多，纺织品本身，至少有布、绢、絁、纱、绫、罗、锦、绮、褐……在这些个别产品项目下，又有因工艺水平及制造技术而分门别类，此处不及细述。兹举数例为证：邺中有三交五结的织法，用八枚织梭，织成八梭绫，当时纺织技术已完全能够掌握平纹、斜纹、缎纹三种基本组织。纬线提花的方法也很常见。考古所见唐代织品的实物，种类繁多，织功细致，染色刺绣均有可观，证明当时纺织的水平已十分成熟。单以陕西法门寺出土的薄纱为例，轻而薄，数丈面积，不过一握！
唐代纺织产品，不限于丝帛，棉纺、麻纺及毛纺也已跻高水平，考古实物不少，可为证据。棉料织布，唐代名为“白叠布”。织棉花为布，始自西域，渐渐传布于中国西南部，又渐渐传入中原。唐玄宗时，长安市上已有白叠布出售，但仍视为两广特产，称为“桂管布”。毛织品用于地毯，称为“地衣”，其细软者也用于衣着。诸种织料都可染色，夹缬、蜡缬与绞缬是常用的印染技术，成品鲜艳夺目，考古的实物，如敦煌所见佛教画幡，即精美的手工艺作品。
茶、酒、糖是三种与农业有关的商品。茶在西汉即已在市集贩卖，王褒《僮约》曾提到四川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东）买茶之事。两晋及南朝，南方流行饮茶，已见上节，不多述。唐代种茶与制茶都成专业技术，剑南、江南遍处有名茶为特产，制茶作坊已成专业，脱离了农舍做茶。茶的种类繁多，也有集中的茶市，白居易的著名诗篇《琵琶行》，提到浔阳的茶商，离家前往浮梁买茶，数月不得归来：“暮去朝来颜色故……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茶作为有价值的商品，销行数量也大，唐代政府竟可在出茶州县及运茶要道路口，收取茶税，每十税一。据《唐书·食货志四》贞元九年（793）开征茶税，一年可得税钱四十万缗，可知当年茶的销售量，有至少四百万缗的价值。
酿酒是中国固有技术，自古以来，五谷均能酿酒。唐代自高昌引入葡萄酿酒的技术，是水果酒之始，“葡萄美酒夜光杯”名句传诵至今。酒的商品价值当亦可观，是以唐代政府早就榷收酒税。
中国古代的甜味用料是蜂蜜、麦芽糖（饴）及蔗汁。从蔗汁熬制砂糖，是唐初印度传入中国的技术。这一商品，不是农舍可以生产，必须有相当规模的作坊，从制作到贩卖，都是专业。
瓷器是中国特产。世界各处人类，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分别发展了制陶技术。但是用高温烧制高岭土的瓷坯，加釉，形成半透明的表面，这种真瓷，则是中国发展的特殊工艺。在中古时代，西至南亚，东至朝鲜日本，无不有中国瓷器行销。这些地方的工匠也设法模仿，却不能成功。中国的真瓷，汉代越窑已有之。中古前期，南方青瓷质量渐佳，但产量不多，未能普及。隋唐时代瓷器制作，大为发达，用釉及控制温度的技术臻于成熟。更重要者，南北各有名窑，而以北方邢窑的白瓷，及南方越窑的青瓷为最著名。
此外，北方耀州、定州、汝州，南方鼎州、婺州、岳州、寿州、洪州，均有当地名产。中古时期，北方名窑颇多，后来则以南方为主要瓷产地，北方瓷器逐渐式微。南方盛产高岭土，制瓷业发达，自有其原因。唐代北方仍有名窑，可能是由于北方曾经民丰物阜，当地有足够的市场需求，促使就地烧制瓷器。安史乱后，唐代经济重心南移，而且外销瓷器的海运港口都在南方，以致南方各地如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南，都有制瓷工业。外销市场扶助了南方名窑，相形之下，北方诸窑的势力就渐渐不如南方了。
烧制瓷器是十分专门的技术，必须有作坊作业。又因受瓷土及燃料来源的制约，瓷窑必然集中于一些具备特定条件的地区，于是形成一些瓷窑的工业区，产品也必然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瓷器外销，因为重量与易碎的特殊情形，陆路运输成本太高，以致必须经由水路外运再转海舶。南方内地产瓷地点，往往有河流可以运载，如洪州、岳州即分别经由赣水与湘水南运至泉州、广州出海。
纸张是中国另一特产。史籍所记，以为东汉蔡伦发明造纸。但是考古所得实物，西汉已有纸，甚至早到战国也有可能解释为“纸”的古字。晋代仍有竹简，则其时用纸还不普遍。隋唐时，纸已普及，官私纸坊遍布全国，然而以南方为多。唐代规定向朝廷进献纸张的地方，除了巨鹿、蒲州之外，均在今日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四川、广东。制纸材料，包括藤、竹、苔、麻、葛、桑皮、楮皮及瑞香皮。此外，败絮破网也仍可用于制造纸浆。各处纸张，因地制宜，各有特色，有些地方的产品，更有其特殊用途。
造纸技术，已有生纸、熟纸之分，抄浆烘干即生纸，经过砑压、捶浆、填粉、施胶……则为熟纸。若再有加色、洒金……则可为特种纸张。麻纸加筋，坚牢不坏，则用于公文及诏书。竹纸轻滑，则用于书柬。涂蜡染黄则免于蠹害……甚至以纸制成纸衣、纸甲之类葬仪。
中国造纸方法，很快即传入朝鲜日本，至今这两处制纸仍有相当传统的特色。唐玄宗时，大将高仙芝在怛逻斯战役败于阿拉伯军（751），唐军的造纸工匠被俘，将中国造纸技术传入阿拉伯，自此撒马尔罕纸闻名欧亚，取代了羊皮及埃及莎草片。自此，造纸技术逐步传入欧洲各地。
本节叙述了中古时期的经济生活，大致的趋向是由前半段的停滞在进入后半段时，竟一变为活跃。此中动能，似乎是在中国回到统一局面，人口增多，消费力强大，安定的国内秩序提供机缘，出现了一个资源、人力均可借此流转的交通网。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足以刺激生产，活泼经济。
汉代的商品生产力，自从武帝以后，一部分藏在农村的农舍手工业，一部分由官方的作坊占了优势。相对而言，唐代的商品，如丝织品、陶瓷、纸张、茶、酒、糖，都以民间作坊为生产主力，官方则以榷征与进献的方式敛税。民间作坊集结劳动力与资金，积累为改良技术的产业传统。由于原料或市场出路的条件，同一产业往往集中于一定的地区。这是宋代以后商业城市出现的张本。有了足够的国内市场，丝帛、陶瓷、纸张都有余力转为外销，遂将中国的经济经由陆、海两途，带入亚洲地区，形成亚洲的经济圈。
在这一经济圈内，甚至有今日所谓技术转移的现象，例如中国从中亚学到制造琉璃（玻璃）、熬制砂糖及酿造葡萄酒的技术，中亚及西亚从中国学到了造纸、烧瓷与丝织的技术。而日本与朝鲜更大量吸收许多中国产业的技术，转化为自己的传统。中古时期后半段的唐代，中国的经济已由贸易与技术转移，超越国内经济，融入一个亚洲的区域经济了。
八、民族关系
东汉后半期，西、北两边边境民族已逐渐渗入中国，开启中古时期五胡乱华的序幕。同时，黄河流域人口迁徙江淮以至岭南，也发动中国人口重心南移的浪潮。
东汉南匈奴款塞，是游牧人口迁入长城之始。然而更为显著的现象，则为羌、氐人口渗入中国。羌人居住西面，本来没有复杂的君长组织，只有地方豪强为部落领袖。这些散户的少数民族，常为汉人役使。汉代后半期，中原颇多大疫，人口可能减少了，这些受汉人役使的羌人，在西州充当劳力，为开拓边地的汉人大户做工。后来，从《后汉书》的有关列传看来，羌人踪迹由西方诸郡，渗入关中，东向进入今日山西，沿着山西的河谷，甚至远达太行山东麓。这一地区，在东汉时户口减少较为严重，大量羌人东移，无异于填充劳动力之不足。当时进入中国劳力市场的，必然不仅是氐、羌，一些其他族群的人口，例如北边的匈奴与羯人，当其部落组织分解时，也会有人流徙中国，以劳力觅食。这一族群离散，零碎流入中国的现象，当然隐含相当程度的文化冲突与融合。进入中国的少数民族成员，无疑会接受汉文化，但也形成中国北方州郡人口的多元性。
从来五胡建国，以刘渊为例，于迁入中国后重建部落，遂成为匈奴人的领袖，其领袖的权威在最初毋宁是建立于汉人政权的支持上。刘渊自己颇知诗书，又自托为汉人和亲后裔，甚至冒姓刘氏，凡此都说明涵化与冲突的现象。石勒的身世，是另一有趣的个例。这个羯人青年时，曾经在并州充汉人大户的佃客。那时太原诸郡，匈奴胡人佃客多者一处数千人。乱世之时，石勒曾经与人计议诱骗胡人到冀州（今日河北）找工作，打算乘机卖人为奴。然而他自己又被人虏捉，两人一枷，卖往山东为奴！刘渊、石勒的故事，颇能反映汉末魏晋时中国北方（今山西、河北诸处）族群解散，搅拌为一个混杂人口的过程。
五胡在北方，散乱地进入中国，又集合为“汉”、“赵”、“秦”诸国，其僭号称帝的同时还必自称“大单于”。这些“国家”的成分，其实也不是匈奴、羯或氐的政权。他们统治的人口，往往即一个混杂的人群。
五胡中的鲜卑，情形与其余四种胡人不同。鲜卑原是东北地区的民族，魏晋时已有鲜卑部族移居幽、冀（今日辽西与河北东部）；八王之乱，这些鲜卑族群段、宇文、慕容诸部参加内乱，各有选择。慕容部还在中国北部建立了国家。然而，鲜卑民族的活动范围相当广大，今日的内蒙古地区，都有鲜卑人居住。其中有一支慕容部的支部，在永嘉前即长程西移，在今日甘宁地区，结合当地的羌人，尤其是党项人民形成新的混合民族，称为“吐谷浑”。这是另一形态的民族混同。
五胡进入中国后，北方草原上出现了鲜卑族人的拓跋部。拓跋原来居地在大兴安岭，经历数代，逐渐迁移到今日内蒙古。诸胡已入中原，漠南无强大的游牧国家，拓跋部遂有了发展机会，形成“部族联盟”型的庞大组织，终于入侵中国，建立北魏，实质上统一了北方。无论在进入中国以前，还是在建立北魏以后，拓跋、鲜卑都是民族融合的人口。草原上的惯例，一个强大的力量出现时，许多原来各有族属的部众都会以这一力量为核心，建构共同的民族认同。古代的匈奴，后来的突厥和蒙古，无不如此，拓跋、鲜卑也是如此。
北魏在中国建立政权，取得北方汉人的合作。北方汉人大姓与鲜卑政权之间，以实质上的共生关系维持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朝代，汉文化与鲜卑文化之间，有密切的涵化过程。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及全盘汉化，当然是一个高潮。相对而言，草原文化对于汉文化的冲击，也留下相当深远的影响。生活起居的方式，由席地而坐转变为据案坐倚，就是一例。这一文化涵化的过程中，自然因胡汉通婚之普遍，人口的血缘关系也有所融和。隋、唐两朝皇室的血统都是胡汉混血的。
相对而言，北边汉人则相当程度地胡化。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原是鲜卑留住在老家的军人，迁入中国的鲜卑人高度同化于汉文化后，与这些鲜卑人有了文化的隔阂。北魏分裂为二，北周宇文氏原出鲜卑宇文部，却尽力融合胡汉；而北齐高氏，据说是渤海汉人，反而扬胡抑汉，以致河北的华化不如关陇。隋唐之世，河北常如化外，安史之乱起于渔阳，不是没有历史背景。六镇的反叛中央，其实也是一次草原文化的族群袭击中国。更当注意六镇人口之中，不仅鲜卑而已，其中既有草原上别的族群，也有胡化的汉人。六镇与洛阳的冲突，当解释为两个背向进行的文化涵化，导致又一次胡汉的决裂。
中国北方与西北的草原上，不同民族不断更迭，一代有一代的游牧政权出现，柔然、突厥的统一，倏兴倏灭，其实是草原牧人人群不断重复进行“组合”、“分解”、“离散”、“重组”的过程。这些草原上的部落联盟与中国的政权，也不断有着或和或战的交互作用。一些为新起势力击败的族群，也会叩塞降伏于中国，迁居中国，终于同化于中国。唐代不少侨设的羁縻州府，往往即为了集体安置某一边外部族的余部，让他们移居中国内地。中国北方诸地，这种迁徙移居中国的部众颇不在少数。
唐代安置移徙外族最多的地区是灵、夏、朔、代、幽、蓟诸州（今日陕甘、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及内蒙古南边诸地）。例如灵、夏、庆、银诸州曾有侨州府一百余所，安置突厥、铁勒、党项、吐谷浑，及昭武九姓（粟特）诸族的内移人口。幽、蓟、营诸州（今日河北的东北部与辽宁西部）有侨置州府二十余所，安置突厥、靺鞨、奚、契丹、室韦、新罗等族归附人口。
唐初国力强盛四边宾服，不少归附人口，虽无侨置羁縻州府，也大批安置于中国境内。例如，太宗时，突厥首领阿史那社尔率一万余人来降，安置于灵州；李思摩率十余万人出塞，这些部众相继叛散，则散居于胜州、夏州。吐谷浑为吐蕃击败，中国安置其部落于灵、庆、夏、延诸州，后来又散入朔方河东诸处。开元年间，回纥、仆固、同罗、拔野古诸部，分批大举南迁朔方河南诸地……大致言之，西起今日陕甘的北部，东延到今日内蒙古东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处处有外族人口，其中有的集体迁移，原有的部落组织还未完全离散，有的则是散居的人户。最后，这些入居中国的外族学习农耕，接受汉人文化，融入中国之内。
然而，在同化过程未完成之前，杂居内地的胡人往往即唐帝国的兵源。唐代边将，原是胡人后裔者，比比皆是。安史之乱的作战双方，不少将领都是胡人蕃裔。安禄山自己即营州杂胡，他的姓氏则是昭武九姓的安姓。甚至在安禄山未举兵反唐以前，卢龙、范阳两节度的将领已全是蕃将。相对而言，政府将领如李光弼、仆固怀恩、哥舒翰等也都是胡人。郭子仪的朔方军，得回纥兵马之助，方能平服安史之乱。
安、史死后，河北诸镇拥兵割据，仍举安、史为“二圣”，河北居民甚至不知孔子为何人。由此可知，河北胡化程度甚深，虽然名义上是奉唐正朔，文化上却有如异国。唐末契丹兴起，五代时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于契丹；从此以后辽、金、元三代，河北不奉中原正朔达数百年之久。回溯过去，安史之乱的根本性质，其实不是强藩反叛中央，毋宁与北魏六镇之乱相似，乃是胡化地区对汉人中央政府的反扑。唐皇室平乱，甚至借回鹘、吐蕃兵力，中国则任外军掠取子女金帛。于是，这一场战事不啻是不同族群的胡人蕃族在中国土地上争夺了。
西北方面，民族关系十分复杂。唐代大量羁縻州府属于安西北庭，其实是各地民族的虚衔，中央号令很难下达。当地民族突厥、昭武九姓、回纥等兴衰更迭。东西之间一条丝道的大路，则是河西走廊。这一古代称“凉州”的地区，自汉代以来是中国防守的要道。河西走廊自古有大军戍守。因此，不论西域如何变化，中国力量在这一条通道上常能保持一定的优势。永嘉之后北方大乱，凉州吕光却能在西陲为中国文化留一片基地，典章文物，足与南朝相比。甚至经过隋、唐，吐蕃雄张，唐末五代，沙州、瓜州还能自保，可能正因为河西走廊汉人文化基础深厚之故。另一可以相比的例子是西域的高昌。在遍地均是胡人族群的环境，本地居民也是许多族群杂处，高昌麴氏政权却长期保留唐风；由考古所得资料，高昌田制仍依均田制度。此中缘故，可能由于高昌是丝道上的重要据点，汉人留居者不少，遂能保持华风。
四川盆地一度也多移入的外族。三国蜀汉，诸葛亮开拓南中，将南方“刚狠”蛮夷编为部曲，其中颇多北移蜀地及汉中的南方族群。蜀亡，不少蜀人又被迁往内地，例如薛氏一族迁入山西，蜀薛遂为三晋强宗。西晋大乱前夕，大量氐、羌流入四川，布满山谷，当因蜀地人口外移，留下了诱人的发展空间。唐代剑南号为膏腴之地，唐室有难，玄宗、僖宗两次幸蜀，可知蜀地是关中的后方。但在吐蕃兴起，南诏立国，四川又腹背受敌成为前线。吐蕃侵入剑南时，经常大掠汉人，驱赶入番地。即使没有这一强敌，分布在四川山地的当地部落也常掠取人口，转卖为奴，辗转易手多次，从此不能回来。川西凉山彝家，曾有黑白之分，黑彝是主人，白彝是被奴役的人众。溯其来历，可以远至中古的转卖人口及奴役降伏的邻部。
长江以南的情形，与北方大不相同。东汉以来，北方人口不断南移，汉人遭逢的南方原居族群，在东汉及三国时以山越为盛，东晋南朝则有较为细致的区分，至少有溪、洞、蛮、僚诸种。这些民族的体质人类学分类，甚至语言分类，今日已难以考订。大率言之，南方土著都是农耕生活，在汉人强大的文化与经济优势挤压之下，大多迅速同化，成为编户齐民。然而，总有一些或是原来分布山峒岭谷的聚落，或是有意迁移逃离汉人开拓的人群，凡此即唐以后仍见于长江以南，岭表海隅的苗、蛮、瑶、洞、黎、畲诸种，只能在分割为小块的地区存活。因此，南方的民族关系，不若北方紧张；当然，汉人南下，冲突还是在所难免，只是痕迹不如北方之深。
汉人南下，自己以先来后到仍有类聚群分，冲突也时时有之。三国时江南已大有人众；永嘉之乱后，南渡的新移民建立了东晋政权。江南旧人并不心服，东晋能立足江南，经王导努力调和新旧，始得吴地人心。东渡大族终于不能在吴郡置产，只能在会稽发展——这也是汉人之间先来后到的紧张关系。北方渡江人口，若不是大族集体行动，也须聚众结帮。所谓“行主”是逃难道路上的领袖，可以称之为“流民帅”，一旦定居，他们即转化为地方豪强。南朝中央政令，通常不能下达今日江西、湖南，更遑论广东、福建。流民南下途径，大致沿湘、赣二水逐次南移，或循支流河谷歧路分布于可以开垦的地方。若以此原则寻索，几条大路必是沿河谷、越山垭，成树枝型开展。而大路及重要的分支路线，就是都邑次第出现之处。道路网络间的隙地，则往往即土著较多的郊野山岭。大路上语音可通，隙地则方言繁杂。这些方言，或相当受原来土著的语言的影响。今日客家移徙轨迹，其实都在大路上，他们与“本地”的紧张关系，殆自永嘉以来常在“集体记忆”之中。
西南及广州、交州的土著民族，种类多、分布广，中古时代的汉人移徙，还未能深入。当地聚落，各有地方豪强，接受中央封号，是另一形式的羁縻而已，高凉州冼氏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云南的土著，诸葛亮经营南中，也只能与地方领袖合作，至多将孟获接到成都任职，当地地方势力，根深蒂固，不易动摇。至于南诏兴起，则应在中古国际格局中讨论，不必在本节赘述。
总结本节，中古时代，中国经历七八百年的民族重整过程，原有“汉人”的中国人口，在接纳无数北方、南方的外族成分，形成一个新的庞大而多元的民族。这个民族不是由血统界定的种族，而是认同于一个文化传统，却又呈现多元性的人群。
九、中国对外关系
中古前期，中国承受西方、北方与东方三方面胡人入侵。中国北方长期沦为战场。这些外族在入侵之初，或是刚从有组织的政治实体崩解（如匈奴），或是还未结合为大型组织（如羌人）。后期入侵的鲜卑拓跋部，则是在形成大型部落的过程中进入中国，又因应中国的帝国模式，经历了相当程度的改组，以致既有离散部落，将人众纳入“编户齐民”之外，又有北边六镇军人逆向保持胡化，反扑已经汉化的中央，又再经历第二次的汉化。因此，在中古的前期，中国北部对外关系承受着诸族入侵的交互作用，每当草原上的主力进入中国后，接续就会出现新的力量重新组合草原上的余众。最为显著可见的现象，即拓跋部进入中国后，漠南有柔然与突厥的兴起，中亚有昭武九姓的活动。这些新兴力量还未成为强大的草原帝国，对于当时的中国，除了形成塞外的威胁，并未构成列国体制秩序。北魏与其继承者北周、北齐，只是延续中国传统的策略，双方战守互市，也时有借突厥制柔然的远交近攻策略。隋唐未统一中国前，北边已有了统一草原的突厥，东至海，西至中亚。
西面的丝道交通不绝如缕，即使这条路线上的大小政治实体，时起时落，转口的商运依然可以将商品递送到两端及沿线的市场。那时中亚并没有强大的帝国，只是先后笼罩在柔然与突厥的势力之下。中国西陲则有吐谷浑遮绝丝道。波斯帝国与中国的北魏与北周，中隔中亚的许多民族，彼此没有直接关系。吐蕃还未强大。中国的西南地区，三国蜀汉留下的统治机构，在南朝时渐失功能，然而南中（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也还没有强大的势力，足以为一方之雄。在东方海外，日本承受中国文化的程度，还未有跃进。朝鲜半岛分裂为三个国家，则与东吴及南朝已有浮海来往。是以至今日本名词中还有冠以“吴”称的事物。总之，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的情势还是内陷的格局，各方面的民族聚集于中国，却没有发扬扩大的气势。
中古后期，隋唐统一了中国，中国周边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围绕中国逐渐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秩序。
第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中国与草原民族之间力量的相对消长。突厥是一个庞大而强盛的草原帝国。北朝晚期，突厥曾经是亚洲最强大的力量。中国统一前夕，隋唐都曾与突厥角力，各有胜负。隋末中国纷乱，群雄逐鹿，北边的地方势力，包括唐高祖，都曾向突厥称臣，希望依突厥为后援。但是突厥旋即内乱，分裂为东突厥与西突厥。西突厥又分裂为十姓部落。东突厥则为唐太宗击败，颉利可汗被擒，突厥解散为许多服属于唐的部族。贞观四年（630），四夷君长上唐太宗“天可汗”的尊号，并且请求开辟“参天可汗道”的驿道，其实即跨越今日内蒙古到中亚北部的丝道北线。这一“天可汗”的尊号，史无前例，象征中国掌握了草原上的绝对优势。然而，天可汗的优势也未能维持很久，安史之乱以后，中国不能控制北方边防线。铁勒、回鹘渐成中亚的强大势力；唐末，东北的契丹兴起，终于组织了兼具胡汉文化的北方大国。
唐太宗平定东突厥时，在突厥故地设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唐室在边外降伏的外族土地上设置羁縻州县及都护府，其长官仍由该部族首长充任，并为世袭。这种羁縻州府实际上是自治单位，唐朝中央政府只是赋予首长勋位、官位的名义，与内地的地方政府不同。羁縻州府有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各级，隶属于关内、河北、陇右、剑南、江南、岭南诸道。东西两极边，事实上未能持久为唐帝国所有，高宗朝以后，东西两边均已内缩。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唐帝国势力最盛，安西四镇仍在中国手中，并有军队戍守。东边安东都护从朝鲜半岛西撤至辽河边上，未能再回到平壤的治所。
羁縻州府的制度，可以解释为中国对于四邻外族的宗主权。如果以内地诸道为中国本部，则羁縻州府是外延的延长线，形成本部的外围。
羁縻州府所属外族，如在当地民族斗争中失败，唐政府会将那些外族迁徙于内地，建立侨置的州府，其首领仍是原有的首领。内迁侨置州府，以今日甘肃、陕西、山西为最多。这些侨置州府维持真正自治的时间久暂不一，有的很快即离散或同化，有的则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治，可有数代之久。例如，回鹘于9世纪内乱，其中一部分内徙山西太原，长期保留部落，最后合并于唐末的沙陀李克用部。
羁縻州府的制度，未见于汉代。汉代在西域设的都护是中央官员，功能为监督西域诸属国；屯田戍卒，如河西敦煌居延各地的侯官，属于边塞防御系统的一部分。汉代内地有少数民族的郡县，则有“道”的单位来管理新附外族，如蜀郡有拊循蛮夷的若干“道”，日久之后，这些道也改制为县。少数民族的首领，或有封号，如“归义越侯”之类。唐制并非完全首创，隋代已有少数前例，但未大规模普遍设置羁縻州府。明清的土司制度，则与唐制相当接近，唯以有少数民族分布的内地省份为多。明代在东北设立卫所，以当地首领充任长官（如建州卫），同时又不属内地的卫所，与唐制最为接近。
唐帝国更向外延伸的一圈是一些册封所及的外国。朝鲜半岛的三个国家，自古与中国关系密切，中国也屡次介入该地的事务，隋唐两代多次征辽失败。但在唐太宗以后朝鲜各国与中国来往频繁，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十分深刻，自此以后，常为中国册封制度中最为友好亲密的国家。日本侵犯朝鲜半岛，中国也出力救援。
日本是另一个独立国，但属于唐代册封体制圈内。南北朝时，日本与南朝的刘宋颇有来往。隋代开始有遣隋使来中国。日本大化革新（645）以后，建立以唐制为模本的律令制度，组织了汉化的政府，派遣学生、学僧、工匠等来华学习，并且在中国文字基础上创制了“假名”作为拼音字母，是朝鲜半岛三国之外，一个深度汉化的国家。东北边外的靺鞨族则建立了渤海国，其政府制度也仿唐制。
中国东方的这几个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及渤海，都曾接受大批中国移民。朝鲜半岛的箕子传统之外，东汉以至南北朝，中国内乱，辽东为内地人民避难之地；半岛上曾有汉代设立的乐浪、带方、玄菟等郡，内地移民当亦可到。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失败，陷失隋军不少，都在半岛落户。在弥生时代，曾有大批大陆移民陆续移居日本，在九州地区为多。日本传说，秦始皇后裔弓月君曾率中国人经过朝鲜移居日本，这些人民被称为“秦人”；又有一位号为汉灵帝王子，名为阿知使主，率领汉人移居日本，这些人称为“新汉人”。今日日本姓氏，还有秦姓、吴姓，自称为秦人、吴人之后。更可注意者，遣唐使的出发地常为九州，而使团人物也以九州人士为主，是则中国移民之后可能是促进日本输入中国文化的重要推手。
凡此东方诸国，其与唐帝国的关系，政治上为册封体制，文化上为模仿中国。工艺方面也是如此，却又各有自己发展特色，例如朝鲜的织锦、日本的冶炼，精美程度还胜于中国产品。朝鲜与日本的儒学与佛教，发展十分迅速，既承受中国的传统，又开展出自己的传统。但是，中国与这些东方国家的贸易关系，从来不能与中西之间海陆两路丝道之规模及影响相比。其中缘故，当在这些东方国家的物产与中国的物产同质性甚高，缺少互补的需求，遂不能有经济上的互相依存关系。
日本与朝鲜半岛诸国，在汉代以来，即曾接受中国封号。以高句丽为例，汉封“高句丽王”，东晋则封授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兼有中国官职名衔及五等爵。日本在汉代受“汉委奴国王”金印。在南朝宋代，日本贡使转持国书，自称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刘宋不许，仅授予“安东将军、倭国王”。其时，百济国王已有“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百济王”的封号，从这一事件看来，日本早有扩展野心，希冀以中国封授的虚号取得合法控制朝鲜的权力，亦即一方面接受中国为宗主国，另一方面狐假虎威，建立自己在邻近地区的霸权。册封制度，在当时不是空洞的仪式，而是具有实质权力分配的层级组织。唐代实力比刘宋强大，但对于日本并不假以羁縻州府职衔，是以不将日本列入帝国结构的第二圈，而置之于第三圈的朝贡属国之列。
吐蕃、南诏与唐朝间，又是另一种关系。吐蕃是羌人在西藏高原建立的大国，其兴起时间相当隋唐之成立统一大帝国。唐初，吐蕃已颇为强盛，唐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和亲弃宗弄赞。吐蕃王除了娶唐朝公主，也娶尼泊尔的公主，正反映其在文化上与政治上居于中印之间的地位。唐初，唐朝击败东西两突厥，“天可汗”的威胁，西端远达中亚，安西都护的四镇是唐朝势力的西端末梢。吐蕃在内部统一，并击败尼泊尔后，曾尝试伸张势力于西域。但是为河西走廊至安西四镇的实力所阻，只能经由喀喇昆仑，西南下山，接通旧的东女国取得食盐的商道，伸入西域南部。唐高宗、则天两朝，唐朝多次失去四镇，又取回四镇。唐朝的策略是以这一条国防延长线隔绝吐蕃与突厥诸部之间，保持丝道畅通。
其时，波斯萨珊朝已受新兴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籍称为“大食”）北上的威胁。中亚形势遂成为多角的斗争。其中各方战略考虑，未必全为丝道上的经济利益，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领土扩张及控制中亚这一片四战之地。丝道的经济利益之受益者，是绿洲上的小国及草原上的
游牧部落。吐蕃、大食与后来先后介入的突骑施与回纥，都志在收取丝道上诸国的税收。唐朝则以东亚大帝国，始终力图保持西域的霸权。唐朝削弱了突厥及草原其他势力的力量，但西北一路，孤军独悬，补给线太长，于是虽有王孝杰、郭元振时的大胜，也有高仙芝在怛逻斯城的大败。中国在开元、天宝时，国力最盛，安史之乱，陇右及西域军队都内调投入内战。朔方兵与回纥马，全力东顾，吐蕃在西陲有了扩张的机会。安史之乱后，吐蕃成为庞大帝国，凤翔以西领土均为吐蕃占领。吐蕃还一度攻陷长安。建中四年（783），唐蕃会盟，北方以泾陇为界，南方以大渡河为界。唐代与邻居的关系，经常是宗主身份，受制于吐蕃，是为仅见。在中亚的多角斗争中，唐代曾有远交近攻的策略，打算联合大食、回鹘以制吐蕃。德宗朝名相李泌即有此计划，但终未能实现。河陇长期为蕃有，河西张议潮叛蕃回归朝廷。然而，宋代西边，难得跨越维州（后更名为“威州”，在今日四川的西北部）。藏地文化方面，藏传佛教结合本土与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也未有发展机会。
南诏是中国西南的新兴政权，据称是汉代哀牢夷后人，原有六诏，亦即六个领袖管治下的部族，分布于云南、贵州及川南。民族血缘上应与今日的泰国有关，文化则是在土著文化上添加汉、藏两个文化。六诏中的蒙舍诏于唐玄宗开元末统一了六诏，玄宗封为云南王，德宗时改封为南诏王，其疆域包括中国西南及泰、缅、越、老挝的邻近部分，逐渐将东西两翼及西南诸蛮合并为一大国。唐盛时，在这一带设了不少羁縻州府，隶属剑南道，吐蕃兴起，南诏因其文化渊源，遂服属于吐蕃，助其侵轶剑南，并吞诸蛮。南诏位于西南，群山之中有一条贸易路线，今日称为“第三条丝道”，联系中国西北与西南，延伸到中南半岛及孟加拉湾地区。贸易方式主要是区间转输，不是直接贸易，商品种类以换取北方及中国产品的南方的盐、铜为主。
吐蕃与南诏在唐帝国的大圈子内独立性相当强，不像东方朝鲜半岛诸国，纳于册封体制。这两个国家形成于唐时，但延续颇久。南诏后来是宋元时代的大理，长期维持相当程度的独立，元时为梁王封地，明代始为行省。西南诸地的土司，颇多源自元代者。
综合言之，隋唐的中国是一个庞大国际网络的核心部分，中国以其文化与经济的优势支持了军事活动，一度将北边游牧民族压服，形成一个无可匹敌的大帝国。经由羁縻州府结合外族的帝国外围，经由册封制度吸纳邻近国家依附于帝国体制。然而，更外一层则是吐蕃及回纥一类独立的势力，时友时敌，和战不定。以中国为首的东亚世界，与先后由波斯、大食为核心的中亚及西亚，在中亚颇多接触，国际上也以远交近攻的策略，发展为多角的关系。至于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世界，于中亚有文化与经济的交流，但于东亚则以文化交流为主，最可见的部分即佛教先经过中亚传入中国，后又有海陆两道与印度交通，中国直接输入佛教及印度文化，并转输朝鲜半岛及日本。东亚世界的商品经由海陆两道，与中东交易，并转运到欧洲。陆上丝道的利益，为中亚及中东诸国分润。海上交通的受益者是波斯、阿拉伯、犹太及印度的航商。中途的港口诸地所承受的影响，则是在航线上的诸小国，但其蔚然成为富裕的东南亚，还须在唐宋之际及以后。
中古时期前半段，中国是内敛的，于积累足够的文化与经济能量后，在中古后半段，中国是开张的，遂成为东亚文化经济与政治秩序的中心。
十、唐帝国与伊斯兰帝同的比较
唐帝国与伊斯兰帝国属于同一时代，只是伊斯兰帝国阿拔斯王朝延伸到1258年，时间跨度比唐帝国长。这两大帝国，既是政治秩序，也各自代表一个文化圈。两个帝国的疆域，在中亚相接，两个帝国的领土横跨亚欧非大陆，以致当时的文明世界，只有地中海以北的欧洲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不在两大势力的统治范围之内。唐代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曾有过正面冲突，那时伊斯兰的阿拔斯王朝开国不久，初试啼声，就击败了中国远征中亚的戍军。然而，伊斯兰文化笼罩的江山，却是被来自中国北方的蒙古大军冲垮！
如众周知，伊斯兰世界在穆罕默德手上，由一个阿拉伯半岛的新兴教派，迅速扩张，终于膨胀为地跨三洲的庞大帝国。这一宗教特性，在人类史非常罕见。在穆罕默德632年逝世前，伊斯兰已经征服了阿拉伯半岛的一部分。他的继承人四大哈里发，事实上是宗教领袖，其政治权威却是次要的，重要性甚至远不及他们在军事方面的功能。四大哈里发都是穆罕默德的亲戚与创业伙伴，他们经由选举才有此权威。有选举权的穆斯林（伊斯兰教的信徒），最初只包括穆罕默德在麦加与麦地那两地的信众，然后才扩充及皈依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
倭马亚王朝（661—750）是穆罕默德亲属部族建立的，哈里发的继承，由现任哈里发指定自己儿子接位。倭马亚王朝是阿拉伯的朝代，阿拉伯穆斯林地位最高，别的民族的穆斯林次之，未皈依的一般外族又次之，奴隶（大多数是战争中掳获的俘虏）地位最低。
阿拔斯王朝的皇位继承，是父子相继。阿拉伯文化在阿拔斯王朝已是伊斯兰世界的共同文化。外族，不论是波斯人，还是欧洲人或非洲人，在这一普世的庞大文化体系中，却也是可以参与的成员。当然，穆斯林与异教徒之间的地位仍旧不同。
相对而言，唐帝国的社会结构就不同了。唐代以前，诸民族间的战争，曾有南北朝时民族间的不平等，甚至中国人之间，还有世家大族与一般庶民的不平等。经过数百年的激荡与消融，唐代的社会基本上又回到汉代以编户齐民为基盘。唐初，胡汉的区别已经泯灭，唐代中叶以后，世家大族的优势地位逐渐消减。经过考试进入文官体系的儒生，逐渐构成一个新的士大夫阶层。进入这一阶层的门户，基本上是开放的，即使财富与社会地位，不可避免地仍使贫寒之士难以与富贵子弟对抗，但唐帝国的阶级分化，还不似伊斯兰世界的情形严重。
伊斯兰世界的政府结构，最初相当松弛。四大哈里发时代，每一个新征服的地区，除必须缴纳重税之外，当地的统治各随其俗，仍由原有的统治阶层接受伊斯兰中央的指令。倭马亚王朝的治理方法，承继波斯与拜占庭两个来源的影响，将帝国的庞大公民划分为几个省份管理，而每一省份的治理方式，仍保留相当程度的当地传统，倭马亚王朝是“分而治之”的皇朝。
阿拔斯王朝则已发展成为中央集权。这一朝代是靠东部沃罗珊（Khorasan）地区，大致包括今阿姆河上、中游以西的阿富汗中、西部，土库曼斯坦东南部和伊朗东北部等地区支持的。虽然整个伊斯兰世界迅速地阿拉伯化，阿拉伯语文是全国共同的语言文字，然而帝国各处，都是哈里发的子民。哈里发大权独揽，他是真主安拉的代言人，宗教权、司法权、军权、行政权集中于一身。中央有执行上述四种权力的个别部门，各省也是四项权力分立，各自听命于中央。中央政府有侦伺消息的情报警察系统，配合一个无远弗届的驿传制度，传递信息与指令，中央政府的控制是相当牢固的。
唐帝国的政治系统则继承中国已发展甚久的一套制度，皇帝承受天命治理天下，由一个文官体系辅佐。这一文官为主的行政组织，在中央实行决策、执行与考核监察的三权分立。后来，决策的中书省与考核的门下省长官，合组为集议制的宰相群（中书门下平章事），执行业务则分属六部掌理，司法权却独立向皇帝负责。当时的宗教，佛、道共存，而儒家的理念是文化主流。中国没有相当于伊斯兰的宗教权，即使道教号为国教，道士与佛教的僧侣却都受礼部专设司官的管辖。
至于军人的地位：伊斯兰初创时，教众人人皆兵，教团本身是一个战斗体。倭马亚王朝的军队，人数增多，穆斯林未必都服兵役，其他族群军人组成作战单位，由穆斯林军官指挥。常备军已职业化，领取一定的军饷。但有大征战时，穆斯林还受征召出征。阿拔斯王朝有一支皇室直接指挥的禁卫军，战斗力最强，先是由一些阿拉伯部落柏柏尔与贝都因的战士充任，后来则从东方各族选募勇力之士。最后，最能作战的军队是突厥族的专业军人，甚至军官也渐渐由突厥人出任。有些禁卫军的指挥官是宫中宦官。阿拔斯王朝后期，突厥将军跋扈，任意拥立废黜君王，年轻的哈里发如同傀儡。各省总督也往往割据自立。“苏丹”（指挥官）的名衔竟如君主，后来伊斯兰世界的国君，遂以苏丹为号，不再是哈里发了。
唐帝国的军人之地位，竟也有类似的演变过程。先是沿袭北周的府兵制，世袭军人来自有地位、有恒产的府兵家族。无事时农耕，免去赋役，有事时征召入伍。玄宗时开始有了招募的彍骑，由职业军人担任皇室直属的常备军。边境设有节度使，其指挥的军队颇多胡人，安史之乱即东北边疆的胡族军人进犯中央。安史之乱后，不仅河北藩镇割据，内地也设了一些节镇，遂启五代的分崩离析。皇室又有由宦官指挥的神策军，这一支禁卫军，不断废置君主，宦官专擅朝政，唐终于因此灭亡。两大帝国都有开疆辟土的大征伐，而军人权力之扩张，以致不可制，东方西方，若同符节。
东西两个帝国，都孕育出辉煌的文化。伊斯兰教原是阿拉伯沙漠的宗教，但能够吸收波斯祆教、基督教（东正教）及犹太教的教义，组织以简单一神信仰为主体的宗教体系。在其扩张的过程中，伊斯兰政权又大量翻译希腊与波斯和印度的文学、哲学与学术著作为阿拉伯文，使新起的阿拉伯文成为内容丰富的语文。他们在这一基础上取精用宏，更上层楼，既有继承也有创新。阿拉伯文化在天文学、数学、历史学、文学等各方面的成就，令人佩服。
印度文化随佛教东传中国，中亚的祆教、摩尼教、基督教也随外商进入中国。唐代承南北朝之后，以中国文化为主流，并且收纳了北方胡人及外面输入的文化因素，同样取精用宏。唐代中国的文化成就也是灿烂可观。唐代社会开放，外来人才颇有发挥余地，高丽人可为将（高仙芝），越南人可任宰相（姜公辅），日本人可服务朝廷（晁衡）。这一现象也与阿拔斯王朝进用各族人才，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两大帝国都有强大的动能，活泼的开创性，以开放的胸襟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因此能涵盖广大地区，凝聚不同成分，同化许多地方或族群文化，遂缔造为中古的普世秩序。
中国与伊斯兰，两个普世秩序，都能维系庞大人群达千年之久。若从其中心思想言，两者大相径庭。伊斯兰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人对唯一真神的无条件服从与尊崇，人的地位十分卑下，但又因为这一种真神是独一无二的，伊斯兰信仰本质遂是排他的。儒、道、佛三家融合为中国普世秩序的中心思想，“人”是尊贵的，“人心”是宇宙万物观照与理解之所在。佛教“境由心造”与儒家“事在人为”两项观念，在中国融合为一。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对而言，前者借重于人以外的神力，后者注视于人的内在完美。
两个文化系统不易比较。上面的对比，已可显示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差异太多。若有一些相同之处，例如军人的跋扈，却也不是巧合，应可由组织系统中分工与功能平衡的角度分析，其实未必与任何文化系统的本质有所关联。
万古江河 - 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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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的中国（公元前3世纪–公元2世纪）
中国开始蜕变，从中原的中国不断向四周扩展，成为中国本部的中国。秦汉帝国的制度，建立了“天下国家”体制，而精耕农业、市场网络与文官组织，也成为中国文明的特色。由于普世帝国的稳定性，中国在历经一次又一次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对抗后，仍能延续而不崩解。同时，新进的佛教挑战了儒道体系，这外来的信仰终于融合在中国文明之内。
一、普世国家体制
秦王政，循秦国三世经营征伐，从公元前230至前221年，十年之内，吞灭六国，终于统一了当时中国文化涵盖的地区。在他治下，确立了郡县制度，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占据了一个划时代的位置。
若从战国时代的情势看，中国的统一乃是必然的发展。孟子早已有了天下终究“定于一”的观念。当时六国，都有兼并宇内，统一天下的野心。政治的统一与文化的统一，又是难以分隔的平行现象。春秋战国，经过各国间密切的接触与交流，中国的文化已经逐渐成形。百家争鸣，显示知识分子已汇合为一个社群。考古资料显示：各地工艺，虽有地方性的特色，基本上差别不大；各国文字，从出土的简牍与铭辞看，也呈现大同小异的现象，秦始皇统一文字，不外标准化而已。
战国时代，战国七雄都有清楚的边界，各自坚持自己的主权。它们的人民对自己的国名，也有清楚的认同。这样的领土国家，与前期封建制度的封国有很大的差别，在性质上，其实已与起源于欧洲的近代主权国家理念相当类似。秦始皇在全国建立郡县，其实也只是延续战国以来各国已纷纷进行的政治改革。秦帝国无非是将基本结构类似的七个国家，合并为一个庞大的国家而已。
秦帝国的本质，仍是秦国的延续。始皇自择“皇帝”的称号，只是将周代的王号，升了一级。改制度，以六为数；尚黑色，则是五行家宇宙秩序中，秦自以为代表的秩序。皇帝秉承天命，仍与天子受命的观念相当。
秦代的地方官吏，多以秦国的军人担任，这是征服，不是包容。始皇生前治陵，庙寝东向，秦陵兵马俑的阵势也东向布置。碣石离宫与芝罘相对，宛若帝国的东门两阙。始皇出巡五次，于中原地区，只是路过，其行程重点，都在边缘地带：陇西、碣石、会稽——似乎都在确认帝国的边界。秦筑长城，绵延北疆，也是确认边界的意义。凡此诸种现象，显示秦帝国是一个有边界的政治体，还不是真正包有六合的普世天下国家。
我界定的天下国家，比如古代的罗马、波斯，以及此处讨论的古代中国，是指当时观念中把全部人类世界都当作一体，从中央到地方，只有主权的委托，而没有主权的分割。在当时的观念里，天下国家是从天边到天边，其中只有统治权的顺位，没有边界的区划。从传世琅琊刻石的铭辞看，秦始皇又自居为六合之内的共主，“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隐含了四方、四海诸意，代表了天下国家的观念。这些观念，将于汉代有更为具体的发展。
汉初制度，承袭秦制，未有十分显著的差异。经过四代休养生息，至汉武帝的时代，汉皇朝才在各方面界定中国是天下国家的普世性质。
汉代中国的政权，逐渐走向开放的方向。刘邦起于平民，并无自己原有的基业，因此也就没有以一隅征服整个中国的心态。在汉初，功臣集团及宗室构成一个统治阶层。天下的二千石，大致出自这一集团，丞相也出自列侯。汉制，非军功不能封侯，这是一个封闭的团体。高帝吕后，削平异姓诸侯王，全国除长沙国王吴氏之外，只有刘氏子孙分封各地。七国之乱后，宗室也渐渐失势。于是，汉代的中央及地方官吏，都由别的途径晋用，不是恩荫，就是察举。统治阶层遂是开放的。
汉武帝时代，察举尚未制度化。然而，朝堂之上，有各种不同出身的人物；地方长吏，有当地的贤豪，甚至由当地人士出任二千石（例如，会稽的朱买臣）。汉承秦制，边郡有“道”一级，亦有属邦，治理新开辟的地带，首长常是土著领袖。西域各国，只有都护监督，西南夷及匈奴，都有所谓“归义”的豪酋。这一制度，沿袭为唐代的羁縻州府，明清的土司。中国的政权，因此常有一个主权模糊的地带。这是天下国家与主权国家之间明白可见的差别，而其系统化结构，则肇始于汉代。
因此，汉代对待四周邻居的关系，不是划境自守，而是开展。长城是防御线，却不是天下国家的边界。和亲政策，常与文化侵略配合；招降收抚，更是战争的目的。上述模糊的边界，也不断移动。在外缘的边地，属国逐渐汉化。在内地有些地区，经由土著的汉化，或汉人的移殖，中国的文化与政治权力同步地填实了原有土著居住的空隙。自汉代以后，中国的土地人口不断扩张，基本上依循同一轨迹进行。
四百年的长期安定，汉代各地区之间，人才、观念与物产都经过不断的流动与周转，各种资源匀散于全国各处，形成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内容。于是，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至今称为“汉文化”。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即使渊源不同，也自认为“汉人”。这个名称，在汉代政权已经终结之后，仍旧长期沿用，以至于今。
汉代的皇帝制度，与秦始皇设计的皇帝制度，有两项不同处。一是察举制度与文官制度相辅而行，从此中国有了一个相当专业的官僚阶层。而这一阶层，相对于世袭贵族，又是开放的，可以不断吸纳有用的人才，相对程度地保持一定的质量。这一文官集团，经由察举制度，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地方参加中央政府的统治机制。以此特质，汉代的文官政府对于皇权，有时是共生互利，有时又是对抗制衡。汉代许多制度的发展或政治事件，与皇权、文官二者之间的紧张有关。
汉代皇帝制度的另一特色，则是皇权不能避免更迭的观念。秦始皇盼望自己是始皇帝，从此以后二世、三世，可以至千万世。西汉的皇帝们，却不断面对天命更迭观念的困惑。五行相生相克，阴阳不断交替，凡此观念，都加强了天命靡常的含义。儒生为主体的汉代文官集团，以这一政权轮替的规律作为制衡皇权的武器。同样的，儒家政治体系，也因此无法避免政治化的倾向，不能构成一个单纯的学术传承。然而，汉代挑战皇权的思想，却未能在中国历史上继长增高。东汉结束以后，文官制度仍与皇帝制度共存，由于东汉禁止再讨论谶纬之学，皇权更迭的观念不再具有道德的约束力，进而节制皇权。
秦汉庞大的帝国体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正如任何复杂系统，其中核心与边缘、上层与底层，以及不同平行的次级系统之间，都会有不断的调适过程。秦代的政治权力十分坚实，独占了资源，但也浪费了资源。秦代祚命短促，汉代不断以此为戒。
汉初的贾谊、陆贾等无不以秦亡为讨论的主题。核心与边缘之间的势力消长，也常为汉代历史的重要课题。强干弱枝，常是中央政府的策略，但是，一旦中央核心有了问题，地方势力即会向中央挑战。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之间，有其紧张关系；农村的农业与城市的工商业之间，也有其紧张关系。汉代的社会与政治之间，有对立，也有互济。家族组织为前者的主要成分，更是与政府冲突的焦点。
综合言之，秦汉中国，经过春秋战国的分裂，终于形成大一统的格局。这一庞大的复杂体系，因其中的开放性，而有不断扩张与调节的空间。然而，也正因其可以调节，其复杂性得以加强。开放性与复杂性，使中国的皇帝制度与天下国家经常呈现调适的不稳定及弹性。
二、精耕农业与市场网络
中国文化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当以游耕为主。商周时代，农业生产形态的发展行程，各地参差不齐。春秋时代，领主的庄园生产，隶农为主要劳力，生产积极性不会很高。周代封建制度崩溃，庄园经营制的农业之外，也随之而有小农的独立农业。不论是庄园解体释放的佃农，还是垦拓山林取得耕地的自耕农，农户生产所得，减除赋税，都归农户自有。于是，农夫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一方面愿意投入劳力，以求更多收获；另一方面也尽力改良农具的效率，提高土地的肥力，以求更佳的生产量。
这一发展趋势，在战国的文献资料中已渐有端倪，例如《吕氏春秋》即有讨论土地肥力、作物密度诸种项目的章节。凡此发展，终于形成劳力密集的精耕农业。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当是精耕农业出现最早，也延续最久的地区。
秦汉时代，因为各地生态条件及文化水平不同，农业技术也自然有地区性的差异。汉代休养生息，人口增殖不少，有些地区，例如关中、黄河中下游、山东半岛，人口相当密集，每人平均可耕地的面积，相应的也比较窄小。劳力多，耕地少，必然会发展劳力密集的精耕农业。
精耕农业在生态方面，要求足够的水分与良好的土壤，有灌溉、施肥、改良土壤……在农具方面，要求精良的质量及专业的功能，有犁铧的改良犁，播种的耧车，不同形式的锄、镰……在工作方面，要求有效使用土地及充分利用生长的季节，有套种、轮种、深耕、细耘、中耕除草……在作物方面，要求高产优良品种及作物种类多元，有选种、育种及引进新品种……汉代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农夫大致已针对上述要求，有了相当程度的成就。
西汉的“代田”，即尽量以农田田间管理，精细地规划垄沟间距，并不断以沟土填垄，以收培护作物的功效，并可有良好的通风与灌溉。下一次作业，则以沟为垄、以垄为沟，垄沟易位，又不啻就地轮作；加上轮作、套作，则更可不断改良土壤肥力。区种则是肥力密集，劳力密集，使小面积土地，能有高产的功率。区种是相当特殊的耕作方法，后世的果蔬园艺，不再有区种之名，但遵循相同的原则。“代田”的耕作，在后世也成为例行的方式。
精耕农业要求投入大量劳动力。在农忙的季节，投入的人工尤为密集的巅峰。忙季与闲季之间的劳力需求，既有相当差距，农家就必须储备足够的劳力，供忙季之用，又要有足够的非农工作，吸收闲季的多余劳力。汉代的血缘组织，可能即以大家族的形式，构成一个共同体，以储备大量的劳力。男女分工，所谓男耕女织，则是以妇女为后备劳力，于农忙时从事农作，平时则操持家务，也生产以纺织为重要项目的农舍手工业。事实上，农事稍闲时，男子也将多余的时间与精力投入手工业生产，以博取非农项目的收入。汉代的农舍手工业生产项目，与后世的农舍相差不远，其中包括纺织品、工具、陶器、食物加工，以及地方性土产。
畜养家禽家畜，也是农舍收入的重要项目。汉代养猪的猪圈及养鱼的鱼塘，均附属于农舍。牛羊狗鸡，当然也是农舍畜养的六畜之列。中国农村，除房舍之外，一切土地，均用于耕种，却没有欧洲农村保留为牧地与林地的土地。中国农夫只有养畜于家宅附近的动物，动物性蛋白质的供应，不如欧洲的农业。因此，中国人的食物中，主要依靠豆类与麦类提供营养所需的植物性蛋白质。这一选择，使中国的农业，中国人的食物，及田野的生态，均呈显自己的特色，迥异于欧洲，却又蔓衍于东亚各地，形成东方型的农业。
精耕农业与农舍手工业之间，相辅相成；前者提供食粮，后者补足粮食以外的生活必需品。同时，农舍手工业的产品，也可以作为商品，为农户增加非农业性的收入。战国到汉初，城市经济相当发达，《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富人，颇多由工商业致富。汉武帝时代，政府采取压抑工商业的政策，征敛重税，以致从事城市作坊生产的工商业大受打击，中家以上，大多破产。于是，农舍工业的商品填补了市场的需求，成为一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者。这一转变，的确符合重农抑商的政策，使中国长期以农村为商品的主要生产基地。迄于晚唐五代，作坊生产复见，始有显著可见的变化。
农舍手工业的产品，散布于广大的农村，必须有集散的机制；各地地方性的特产，也须有流通机制。为此，商品营销与流转，遵循道路运送，市集交换集散，遂构成一个经济交换体系。在《汉代农业》一书中，我即以此为主题，讨论汉代农业性市场经济系统的形成。这一经济体系，建立在逐级集散的市场网，并有相应的道路网络，联系各处的市集与城镇。地理学的中地理论，及杨庆堃、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提出的市场经济与市场网，都讨论相似的现象。
战国时代以来，中国已有一个干线道路网。《史记·货殖列传》即已有相当清楚的描述。这一道路网的干线，以长安与荥阳为两个中心，联成一条中原地区的东西干线。西侧有联系河套的直道、南向四川的褒斜道与子午道；中间有北达晋北，南走南阳、荆州（汉水——长江）的南北大道；东侧有太行东麓的大道及南下直入长江下游的大道。东西干道东端入山东，西端入河西走廊；四川的干道，在通西南夷之后，又可进入西南；中线的南向大道路，过长江进入华南；东侧的南线，则过了长江下游，分别进入今日的江西与福建。
汉代的大都市，全都在这一网络的干线道路上。由干线分叉，则是各地区性的道路网络，例如成都平原即有以成都为中心，辐射四方的道路网。这些道路上的连接点或终点，即郡、县所在的城市。在各地城市，又各有其道路网，联系各处的乡聚。乡聚之下，又有分路岔道，通往大小农村。道路网的密度，相应于人口密度而有不同。这一庞大的交通网，随着时间有所变动。但是，其中干道的路线，至今仍是公路铁道及重要水运航线。
中国各地，经由市场网，有商品的集散与流通。市场网依附于道路网，以经济交换功能，将中国凝聚成为一个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其整合的坚实，竟可超越政治权力的统合。遵循同一个道路网，政令由此传达各处，信息由此上通下达，人才也由此周流于中央及地方。在道路网络上，干道所经，取精用宏，掌握的资源、人才及信息，最为丰富。相对而言，离干道越远，上述各项资源也越贫乏。穷乡僻壤，远离大路，居于网络的末梢，即使在中原地区，也与边地同样穷困闭塞，资源不足。这种大路之外的末梢，可称为网络的隙地。
可注意者，隙地可能在直线距离上离城市不远，却形同化外，往往为政令之不及，教化之不达。相对于中央，即在内地，也是边陲。上一节所谈的天下国家体系，因其庞大复杂，其实不是经常处于稳定的状态。边陲与隙地，即往往是庞大复杂体系中，最不稳定的部分。秦汉历史上，农民揭竿而起，其冲击可以颠覆朝代。这些农民的变乱，陈胜、吴广起于云梦，新市绿林起于南阳乡聚，所谓“大泽中”或“离乡聚”都不在大路上。五斗米道起于汉中山区，黄巾初起于青徐的农村……他们起事时，官方可能一无所知，到星火燎原时，已难以措手。然而，起事的农民军，若不能进入道路网络的干线，也大致不能成事。重要的决战，通常也在干线大道的战略地点进行，以决定农民变乱的成败。
综合言之，秦汉时代发展了精耕农业，也由此发展了以农舍工业为商品生产基地的全国性市场经济体系。庞大的市场网，依托于一个联系全中国的道路网。在这一个巨大的网络上，僻远地点成为边陲，而边陲的隙地，则是网络系统最不稳定之处。
三、中国文化体系的整合
春秋战国时代，自从孔子开创以人为本的儒家，中国的思想家们，有延续，也有对立，百家争鸣，各擅胜场。秦政之时，独重法家，其他学派无不遭受压制。汉兴之初，人主与民休息，黄老之学是主流，百家也渐有传人。汉武帝以后，独尊儒学，又压抑了其他学派。一般历史，大致都如此谈。然而，如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秦汉时代毋宁是经历了一次全盘整合；先秦思想学派，如百川汇海，终于综合为中国文化的思想模式。
这一整合工作，实与前两节政治秩序与经济网络的形成同步进行。战国时代，庄子、荀子、韩非子都曾评论当时各家思想，指陈其特点。凡此评论，虽是彰显殊相，其实也是为稍后的整合做了由分求合的准备工作。“天下恶乎定？定于一。”这一观念，大约并不仅限于政治上的大一统，也当见于思想上的整合。
《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当是整合工作的两次尝试。这两部书的内容，都糅合儒、道、法、阴阳、五行……其讨论的主题，也都包罗天文、地理、人事、政治、礼法，堪谓百科全书式之作品。
《吕氏春秋》的篇目编次，即一套规整的格局。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由孟春到季冬，每季分为三纪，全年四季十二个月，即以一年完整的时序组织其思想。三春论生命，三夏论礼乐，三秋论兵刑，三冬论死亡。其中各节，分别讨论相关的人事与哲理。这一安排，本身即代表宇宙的整体性，也代表天人相应的观念。八览由本体谈到现象，其排列格局不如十二纪明显以时序反映宇宙，却也有其分配的逻辑。六论则专论人事的各方面，涉及的行为包括伦理以至农业生产，大致都着重在调和的原则。《吕氏春秋》是由秦相吕不韦门下学者合编，其参加撰述的学者，来自诸子百家。这部书虽包罗万象，综合众说，内容却相当一致，显然是一部经过调和的作品。
《淮南子》也是一部糅合诸家的著作，而以道家学说为主调。《淮南子》的篇目，没有《吕氏春秋》那样的规整，但篇名之下题有“训”字的二十篇，由《原道》开始，有《天文》《地形》《说山》《说林》《人间》等诸篇，全书兼顾自然与人间，也有着以宇宙涵盖人事的大格局。
这两部书的篇章安排，其实是时代性的观念。儒家的今文学派，标举“春王正月”，彰显“大一统”，即以春代表宇宙的秩序，王代表人间的政治秩序，万民奉正朔代表两者之间的一致性。这种思想模式，当是与政治上天下国家的出现互相呼应。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论编排格局，不能与《吕氏春秋》及《淮南子》相提并论。然而董氏天人感应的理论结构，则融合儒、道、法、阴阳五行为庞大复杂的系统，诚不愧为综合先秦诸家，集其大成的学说。在这一系统中，天体运行，四季递换，人间伦理，政府组织，以至人身生理与心理，都是一个又一个严整的系统。上述系统与系统之间，秩序井然，层层套叠，彼此相关，牵一发则动全身。于是，在这一整体套叠的诸项系统之中，常态是各部分的均衡，也就是阴阳与五行的均衡。阴阳，表现于上下、尊卑、男女、君臣……凡此相对关系，如有过分或不及，即变态。五行，表现于诸种自然力量的相生相克，以其轮替而有运行，其间如有过分或不及，即变态。天然影响人事，人事也影响天然；社会影响个人，个人也影响社会。
这一套颇似系统论的理论，结合了当时的宇宙观、术数、原始巫术、儒家伦理、法家政府结构及功能、道家的本体论与阴阳五行学说……熔铸于一炉。在这一有常有变的动态宇宙中，微小的局部变动，可以反映大系统的失衡。相对的，正如巫术的运作，人可以经由小小运作，影响宇宙的秩序。在如此井然有序的系统中，一切都是可以预知预见的；一切离开常态的变化，也是可以经过适当的安排，重新回归正常。从以上的描述，董仲舒的宇宙，竟与近代牛顿的物理世界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有条理可循，能为人理解，人力也能有所影响的宇宙。
董仲舒的宇宙观，对西汉的学术与政治均有深刻的影响。他的信徒深信朝代的天命，也有当令与不当令，汉皇朝秉受的天命，在汉德已衰时，即应当由新的受命者取代。王权在人间秩序上有其权威，但在宇宙秩序中，正如季节轮替，也必须时时更新。天灾人祸，都是德命将有变动的朕兆。汉武帝以后，不仅学者有人对此深信不疑，甚至皇帝也针对天命更新的理论，时时有所措施，以求符合宇宙运行的常规。武帝晚年，经常换年号，通常每隔六或四年即有一个新年号，象征新的开始。哀帝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只为了刘氏再受命。王莽代汉，造作大量祥瑞，以证明自己是受命的新君，国号也改为“新”。起兵反对王莽的刘玄，年号“更始”，也是“从新开头”的含意。
这种周而复始的周期观念及一切都有一个源头的观念，也充分表现于汉代的历法。先秦历法，各地不尽相同，至少有夏历、商历、周历及颛顼历，同时并行。一个封国的疆域内，国君与臣民使用的历法，也可能不同。所谓“奉正朔”，即接受王室所用的历法。汉代开始制订新的历法，武帝时落下闳等人制订《太初历》，以细密的数学，力求调节岁实（太阳年的长度）、朔策（太阴月的长度）两个周期，在一个太阳年的周期内，以增加闰月之方式容纳十二个太阴月。西汉末，刘歆又根据《太初历》，制订《三统历》，不仅寻求太阳年与太阴月的公倍数，还加上日、月及五星运行的周期，求其在假设的轨道上，有一个共同的开始。那时是正月初一又是甲子之日，七曜（日、月、五星）排成一直线，这种理想的宇宙，是从数学上寻求各种周期的共同开始。汉人持此理念，以制订天象与人间生活交汇的历法，其精神也同于董仲舒等相信的天人关系。司马迁撰《史记》，自述其观点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宇宙的大系统与人事的小系统，古代与今天，都统摄于一个整体的格局内。
凡此理念，使儒家学者在吸纳当时各家学说之时，会自我期许掌握了天地古今的知识，而且以此知识的权力，应有代圣人立言、为人间规划的能力与责任。正是在这一自我期许的使命观下，儒家的今文学派，有了托古改制的愿望。他们的圣人，当然即孔子——没有皇冠的素王；他们的经典，不仅是儒家的经书，还造作不少启示性的预言，即所谓“谶纬”，以辅翼经书。儒生则自居宇宙秩序的解释者与代言人，以宇宙秩序的信息，批评政治，针砭君王，并且提示未来的发展。董仲舒的再传弟子，曾因此招了杀身大祸。然而，一代又一代，仍不断有人跟进，也不断有新的谶纬出现。今文学派的经学家，以师门家法传授，有其独特的知识分子传统。
在西汉，上述风气愈演愈烈，终于有王莽篡立之举，甚至反对王莽的群雄，也不断以谶纬建立自己起兵的合法性。西汉儒家，几乎组织了一个宗教：有教主，有经典，有启示，也有教士。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次尝试，尝试以当时的知识，转化为解释宇宙秩序的权力。这一次长达一百余年的运动，推源根始，当在汉人肯定宇宙秩序的整体性及可以推知的规律性，其精神仍是本节讨论的主题——汉代的知识分子，不断努力建立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以与大一统的人间秩序互为表里。
东汉时，儒家清理经典，排除了今文学派不够严谨的神秘色彩。学术的归学术，儒家经典研究的工作，由烦琐的考订与华丽的词章，挤压了寻求义理及解释宇宙的志愿。于是，东汉仍有社会批评者（例如王充），仍有知识分子的集体抗议（例如党锢之祸的太学生），但西汉儒家自以为掌握知识权力的豪气已经不见了。
四、民间的信仰
上节所述秦汉时代的文化系统，是当时知识分子所建构，为此后中国文化的内容留下了重要的影响。在上述思想系统之外，民间还有一些古老的信仰与观念散见于各地。这些信仰、观念，既是地方性的，也往往相当素朴不文。大一统的帝国，曾经数次尝试统一各地的信仰；正由于凡此尝试，历史才保留了民间信仰、观念的一鳞半爪。
据《史记·封禅书》，秦并天下，政府所属的“祠官”排列了全国祭祀的位序。这些天地、名山、大川、鬼神，都是各处早已存在的信仰。雍州一地，即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等超过一百处的祭祀，首都长安以西又有数十处。全国其他地区，总数以千百计。
《礼记》的《祭义》《祭法》两篇，曾列举各种山川祭祀，总结其特征为出云气异状之处，即百姓祭祀的对象。名山大川，随处都有，其地方特性，理所当然。然而，以“帝”为称号的祭祀，或以天地为对象的祭祀，也各处各有其名号，则只能说是古代各地族群所持信仰久而不替，依然存在于民间。秦汉一统帝国，为了协调这一矛盾现象，也尝试以上节所述的文化系统收编各地原来独立的信仰，例如关中有多处“帝”祀，遂整合为五方五色的系统。
汉高祖时，皇朝政府又一次尝试整合全国的地方信仰，除了将各地奉祀的祭典纳入官家管理之外，还将各地的巫觋也收罗于宫中，例如：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胡巫）、河巫、南山巫等各地的巫师，都归于中央，却似乎又容许这些分歧的信仰，各自保留其特有的礼仪。
各地也往往各有其崇拜的英雄，即所谓聪明正直及有功德于人的人物。据《礼记·祭法》所举，其中有古代的部落首领，有能够序列星辰、编排历法的人，有有功于发展农业的人，有勤劳至死的人……单以平息水患的人物，即有鲧、禹与冥三人；发展农业的人物，即有弃与柱二人。由此可知这一奉祀的名单，原是由不同来源凑成的。凡此特殊功劳人物，在汉代还不时会有人民奉祀，例如城阳景王刘章，在两汉之交，即有其民间建立的祠祀，也有其奉祀的巫祝。这一类地方性信仰，未进入历史记录者，应当还不止刘章一例。
奉祀星辰山川，均是自然崇拜，其神祇可以人格化，也可以与英雄人物转化的神祇，融合为有名有姓的保护神。汉末，建业（今日南京）的山神，即曾为地方官吏的蒋子文。凡此诸例，今日民间信仰，还比比可见。人民心目中的神圣地点，其条件是出云气，或其他怪异。“云气”一词，为秦汉时代常见，望气禨祥，即秦汉方士的专业。考古所得的文献中，望气之学颇有记载。敦煌有一卷占云气书残卷，讨论解释不同形状的云气，及其代表的兵象，是行军候望云气的参考书。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也是同一类的资料。云气，又可简称为“气”，例如王气、天子气等都常见于秦汉记载。
“气”的观念，既有这一类象征特殊力量的氤氲之气，又有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前者代表宇宙间超越的力量，后者代表人体的禀赋。结合两者，秦汉时代的中国文化，有了以“气”为名的流动能量观念。人与宇宙两个层次，都有流转其间、变动不羁的能量存在。董仲舒学说中有“气”的观念，《淮南子》的学说中也有“气”的观念，两者之间存在差异，董氏系统中的宇宙能量，可由人类力量参与，但《淮南子》系统的宇宙，则是“无为”的：人只能顺从，人力的参与，只是干扰了宇宙的运行。中国的医学，已与养生保健不可分，针灸、吐纳、导引与体能运动，从汉代至今日，均不能离开“气”的观念。
这些有云气的山川，就是神圣的地点。据《山海经》的描述，山林川泽之间，处处都有珍禽异兽，更有许多形象怪异的神物：人身兽面、兽身人面、一身多头……《山海经》都给予名号，并且形容其特性与能力。在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国帛画，绘有这一类的灵怪形象，并且也有附加的说明。先秦典籍中，其实也不乏山林精怪等类似的传说，《山海经》无非是集合各地传说，分别编列于四方山海而已。前述秦汉时代的诸项地方性祭祀中，也有一些是这种精灵怪异。例如，秦国的陈宝是当地传统的奉祀对象：这一精灵，既是两个儿童，又是两只刺猬，又是一对雉鸟。七百年来，陈宝又时时以“光色赤黄，长四五丈”的形象来临，来时不仅有光，也有声音，野鸡都闻声响应。
这些传说反映先秦以至秦汉时代，中国人的灵异世界。种种异常现象，有的是祥瑞，有的是预告灾害。皇家祭祀，为了祥瑞灾异；平民也为了行止起居，时时注意祥瑞灾异，庶几逢吉避凶。精灵的世界与人间的世界，密接交缠，几乎难以分隔。这种观念，迥异于董仲舒的理性秩序，有阴阳的平衡，五行的轮替。人类能做的，不是修齐德性，而是以适当的仪式，禳除不祥，保持安吉。
古人相信，一旦取得足够的精神灵气，人的生命可以延长，以至长生不死。秦皇汉武，都尽其一生努力，寻求不死之药、长生之术。皇家不断收纳民间奉祀的神灵，也不外为了罗致一切神灵的力量。海外的仙岛，各地的灵山……都是有神异之处，都可能有长生不老的仙灵，为人主准备不死之药。
汉武帝封禅泰山，号为国家承当天命的大典。这样的大事，理当有一定的公开仪式，为人瞻仰。但是，封禅的仪礼，至今不见于记载。封禅的最主要部分，皇帝之外，只有奉车霍子侯一人陪侍，下山后不久，这位随从不明不白地死了。其中似乎又隐藏了以此人为牺牲，借子侯的生命，延长武帝的生命，亦即寻求长生的努力。
帝王如此，平民也未尝不盼望长生不老。汉代铜镜铭文，最常见的辞句，即延年的愿望。王子乔、安期生等都是不老的仙人。对镜自照的人，盼望在镜中出现的容颜，是“上有仙人不知老”。
人终究不能长生！为了延年，秦汉养生之术，都围绕着养气的观念，发展为医药及呼吸吐纳之术。死亡终于结束了长生在世的愿望，人还是努力为死后造设人间世界的延长与永恒的存在。秦始皇的陵中，帝国的版图永在，秦俑的方阵，也永恒地捍卫君王。满城汉中山靖王的王陵中，金缕玉衣包裹了主人的肢体，一切生前的起居必需用品，无不陈设在那一座山巅的石穴内。甚至，一个又一个酒罐，还供给君主永远饮不尽的美酒。汉墓的陶制明器，画像石棺，以及墓壁上的壁画、画像砖、画像石，都是墓主的一生生活冻结于封墓的俄顷，不啻以电影的停格，将变动的时间永恒留驻于静止。汉墓中的地券，更是将人间的财产权延伸到另一个世界，那一个世界也有人间社会一样的官僚体制，由地下的官员执掌地下的管理。
生与死，毋宁是由此延伸到彼，因此不是两个隔绝的世界。于是，马王堆帛书上，天界的生命之树分为三栏：上栏有《山海经》描述的日月与飞鸟；中间一栏是人间，以及由侍女随侍的墓主轪侯夫人，步向永恒；下面一栏，是由力士托起的世界。从上到下，这三个层次，由生命之树与缠绕的龙蛇联结为一体，其间有分别，但不是截然隔离的三界。
中国文化的上层，是知识分子以理性和逻辑思辨建构的宇宙论、知识论与伦理观念。各家学派虽有异同，却无不以人间为其关怀的主题。同时，人间的秩序又叠合于宇宙秩序之中，成为套叠的复杂系统。于是，天地之间，凡百事物，都只在人间层次见到其意义。这一系统，正如帝国的政治秩序一样是整合的，也是统一的。
另一方面，本节描述了民间的宇宙观：那是由远古传流下来，对生命的珍惜与依恋，对不可知神秘力量的畏惧与尊敬。气与精，都不仅见于活着的生命，也是生命本身所象征的能量与其体现。世上各处，无不有种种灵异之物，代表这种生命所系的精气。人间的生与死，无非生命的不同方式，死后的生活还是现世生活的延伸，由动归于静，由变化归于永恒。
五、北疆游牧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接触
本节所指的北方，包括蒙古大漠南北草原与新疆天山南北及内亚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居民，并不相同，只是相对于中国本部而言，这些地区的文化有其草原文化的特色。
一般人以为，草原上都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族。其实，游牧生活，也是逐渐发展的特殊经济形态。农耕与畜牧，都是人类生产食物的方式，由此始得脱离采集食物的阶段，生活资源始得稳定。农耕与畜牧也往往共存。中国传统的农家，除了耕种栽培作物，必有六畜，至少畜有猪、鸡两种食用动物。欧洲的传统农村，通常兼有农地、牧地，甚至林地，栽培、畜养与采集，三种生涯，同时并存。内蒙古及新疆草原上，除了牧养牲口，也往往有小规模农业，栽培耐旱的作物，例如莜麦（一种裸燕麦）。
蒙古与新疆的游牧，移动距离也不一样，其理由则在蒙古地区气候更为寒冷干燥，牧草的生长缓慢，无法迅速再生长，持续供应牲口食料。游牧生涯是为了适应作物生长期短促的生态条件而产生的。人类中的一部分人群，当是在优良生态环境被别人占尽之后，才发展这一形态的生产方式：由食物生态链上的中间一环（能长程走动的牲口），不断移动，寻找其前一段的环节（牧草）。
蒙古地带有其细石器文化的传统，即以渔猎为手段的采集食物方式。蒙古地区新石器文化的遗址中，农业的出现，比较迟晚，而且滞留在相当粗放的初级农业阶段。游牧的生活方式，可能是在面对农耕族群扩张，使居住在今日农牧交接地带的人口，被挤在生态条件较差的地区，不得不改变定居农耕，转而驱赶牲口，追逐水草而居。内蒙古赤峰附近，敖汉旗的英金河一带，考古发现一系列的堆石堡垒，是距今四千年前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苏秉琦认为，这些建筑隔绝了两种不同生活的人群。这一条防卫线，恰是落在后世农牧交接转移的地带，亦是后世长城线上。因此，东亚地区的游牧文化，其远祖可能即在距今四千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代。
游牧生涯，移动距离长，移动频率大。于是一群牧人与另一群牧人之间，即可能不断接触。经由接触，各地的产品、生活资料（例如工具）、语言、思想观念，也都会因此而不断交换，终于在欧亚草原的广袤空间，不同地区居民的生活方式、语言及信仰，都会大同小异。有此条件，草原上的居民可能聚集为较大的族群，有时甚至结合为庞大的军事团体，秦汉时代的匈奴，可能即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游牧帝国。后世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国，则是另一次草原族群的大结合。除这两个例子外，北亚与内亚的游牧族群，时聚时散，不断组织了迅速移动的武装力量，对抗邻近的农业国家。
今日新疆的族群，有城居的维吾尔族及草原上放牧的哈萨克族。在汉代，当张骞与班超进入西域时，西域也有居国与行国两种政治组织。大致言之，居国是绿洲上的城邦，务农为生；行国是草原上的部族，放牧为生。西域的生态环境，相对于蒙古，比较良好，因此其游牧族群不必跋涉长途即有水草。西域的人群组织形态，当是分散的许多族群，中间又有城市点缀于绿洲，农耕、游牧两种不同形态的组织，犬牙交错，不具蒙古草原上游牧生活的同质性，因此不易出现匈奴型的游牧大帝国。两汉开辟西域，也正是借绿洲城市国家之助，始得以断匈奴的右臂。这些绿洲的城市，形成交通路线上的固定据点，遂能一站一站传递，形成历史上著名的丝道，联系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大国。
扩大地看，东西交通路线，并不只有由河西经西域的丝道一线。北方也有一条沿着内蒙古草原直达天山与乌拉岭的大道，其东端深入今日的东北与西伯利亚，向西直入今日俄国，也可南下抵达中亚诸国。这条道路，毋宁是更为古老，也更为直接的交通路线。在丝道未开以前，东亚、内亚、欧洲地区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大多是在这条道路上，以接力的方式，一站一站间接联络。人类以驴马驾车，最早见于两河流域，然后分别传播于东亚、南亚、北非与欧洲。中国地区始用车辆的最早年代，尚待论证，大致是距今四千多年前。车辆传入，最为可能的路线，即沿这条北方草原的北路，进入东亚，进入中国。冶炼青铜与铁的知识，大约也是沿这条路线间接传入东亚。
此外，还有一条西南丝道，经过川、康、滇的纵谷，连接今日青海的草原，与丝道衔接，南向通往今日的缅甸、印度。这一条道路，跋涉山川，不易行走，但仍有作用。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时代相当于殷商，其青铜面具有中亚风味，而出土的贝壳，则是南方海产。相当于汉代的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文化遗物，则草原风光明显可见。张骞见到的蜀地产物，可能即经由此道传去印度。
经过这些通道，中国与中亚、内亚及南亚，已多有来往，间接也与西亚、北非及欧洲有了接触。族群的进退移徙，至少就中国西、北两方的域外，每有彼此之间的影响。新石器时代，河西走廊上，中国地区的文化，逐步向西推进。在北面，后世长城线上，中国地区族群，也一步一步推向草原。王国维考订，玁狁、荤粥等北方族群即匈奴祖先，但是这些族群的活动地区，都在今日山西、陕西的北部，犹在长城线以南。春秋战国时代，秦赵燕代，都向北开拓，更将中国文化族群的北界推向北方。匈奴游牧帝国，是在中国的压力下，逐渐聚合匈奴、东胡、丁零等族群，合而为横跨蒙古地区的庞大势力。在中国的西陲，大月氏原来的居地是在今日甘肃一带，承受不了中国文化族群及匈奴族群的压力，才西徙于内亚与中亚，日后建立了中亚的贵霜王朝。这些迁徙，都有其连锁效应，一处动，别处跟着动。到了东汉，匈奴为中国击溃，其残余西迁，一步一步吸收所经之处的土著族群，终于成为欧洲的大威胁。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406? —453）兵临罗马帝国，已是匈奴离开蒙古故地四百年之久了。这一族群移徙，后波逐前浪，牵动整个欧亚大陆的族群分布。欧洲史上的蛮族入侵，即这一串连锁反应的后果。
除了战争之外，族群之间的频繁接触，即使是间接的，也带动贸易及文化交流。大家熟知的丝道贸易，原是中国开发西域的结果。从汉代开始，中国不断输出丝绸，输入西方产品。葡萄、胡葱、西瓜之属，成为中国的常用食物；胡琴、眩戏（今日的魔术）等也成为中国生活中的常见事物。这些都已在一般史书中有所陈述，此处不赘。
本文拟稍多陈述的事迹，是一般史书着墨不多之处。例如，中国地区的栽培作物，原以黍稷稻粱为主。麦类作物，源自西亚，进入中国地区，为时已在新石器文化的晚期。在东汉之前，中国人处理麦类食物，基本上是以粒食为主，或蒸或煮，炊成麦饭。到东汉时代，中国人先前从西域学来的粉食方法已经十分普及了，于是东汉出现大量水碓、水磨，都是为了将麦粒击磨成粉。东汉末季，文献中常有汤饼，亦即今日的面条，不是今日的大饼。胡饼则可能即烘焙的面饼。这一饮食文化的革命，逐渐由大麦、小麦与黍稷稻粱并列，成为中国北方的主要食品。
另一项文化交流的后果，则是有些西方疾病进入中国地区。东汉多大疫，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瘟疫遍传南北。1世纪末出现的大疫，死人无数，其来源可能是在西边丝道上的军队将疾病带入中国。同一时期，罗马也有安东尼大疫（Plague of Antoninus），也是由在东边与安息（Parthia）作战后回去的军队将疾病带入环地中海地区。一东一西，两大疾疫，是否同一病症，难以考证。然而，东汉的大疫不断，终于有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实为中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中国在大疫之后，北方人口大减，未尝不是南北重心转移的一个转捩点。
六、走向南方
中国走向南方的经验，与走向北方、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北方、西方因为都是以畜牧为主，中国的农业经济几乎打不进去。南方的世界，在汉朝时有许多汉族以外的民族居住在各地，族群的种类也很多，并不统一。整体而言，长江以南的稻作文化，并没有到达很高的精耕细作水平。各地的耕作，还是以相当粗放的山林农业为主体，当然各地发展的水平也不一致。汉人进入南方，整体说来，是一个全面向前推动、渗透、同化的过程。相对来说，北方是冲突和敌对，南方是一步一步地归并到汉族文化区之内。
战国时代，洞庭湖以南，已归楚国管理，不过行政单位很少。秦朝统一天下，在洞庭湖以南的地区设有郡县，最远的可以到岭南，可是行政单位的治所，只是交通线上一个一个据点。主要交通干道的两边，都还在少数民族的掌握之中。最大的一群少数民族，当然是在东南沿海和南方的百越。百越是不是一种族？可能是，但不能肯定。他们也许和今天的越南人有相当关系，甚至和今天所谓的“南岛语系”（Austronesian）也有关系，但犹待肯定。秦朝向南开拓，征服了广东的南越，建立郡县，可是等到秦覆亡时，南越自己又独立成为国家，由汉人官吏带领着南越本身的族群，建立南越国。此外，福建、浙江也都有越人。这一些越人，在汉人记载内称他们个别建有小型的国家，实际上还未必有国家的组织。
武帝时代向南开发，让这几个沿海岸边的越族，正式全部收罗到汉帝国之内。更可注意的，就是越人族群，大批迁移到淮水和长江之间。准确的数字，并不清楚，至少有一次迁移四万余人，另一次迁移可能有二三十万人之多，这在古代是相当大规模的人群迁移。越族迁移到江淮，他们居住的故地，并不是全部空虚的，还有许多越族在那个地方继续生活。这个地方的汉人移民，也分布在各处，不过汉族的居住区基本上还是在大路的两边，没有深入到深山谷。
西汉的晚期与东汉的上半段，开发南方还是大事。这时可见两种族群，一种称为“蛮”，一种称为“山越”。他们居住的地区，都是在大路两边。蛮与山越的关系，大概是有区别的，山越可能是原来越人的后裔，蛮人可能是从西南中国填补了越人剩下的空虚地方——最主要是在湖南和江西。这两群人抵拒汉人殖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汉人在北方的人口，移向南方最大的一波，很可能是在1世纪晚期到2世纪初期。这时候北方有相当多的瘟疫流行，许多北方汉人往南方逃亡。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在北方管理严密的行政组织之下，老百姓不能逃避税赋，而他们迁移到南方，就可以远离政府的控制。这些移民人口的总数有多少，并不清楚。但一个可见的现象是，从东汉初到东汉晚期，南方郡县的数目越来越多。汉帝国政府的行政力量，已一步一步深入到山谷，从几条干道，变成了一个网状的分布。这一发展的过程，相当稳定，也相当广泛，汉人并不是常常能占到优势。譬如，东汉初年向南方开发的时候，汉朝的军队便面临蛮人的抵抗，其中五溪蛮抵抗相当激烈，而汉军在这个山林地区无法躲开南方的瘴气等种种疾疫，造成大量伤亡。瘴气可能是今天的恶性疟疾，其他的疾病可能包括来自水里边的一种寄生虫病——血吸虫病。
没有经过官方许可，一批批向南方开发，潜入山林去开拓新天地的汉人，一定也曾遭遇过同样的命运。更可能的是，这些向南开发的汉人，和当地的越人、蛮人混合起来，而终于把他们同化了，成为尚未纳入汉帝国行政区域的一些社区和村落。所以等到汉帝国在这个地方成立郡县的时候，是把已经同化，或相当程度同化的当地居民，加上移殖到南方的汉人，统归入汉帝国的统治。
最后大规模地清理洞庭湖、鄱阳湖以南，以及皖南和东南沿海丘陵的大片山林地区，是在三国时期的吴国。吴国的很多军事行动，实际上不在北方进行，而是在南方做开拓的工作，亦即收服山越。吴军进入山区，把大量的人口、财富变成可以动员的资源。吴国能够抵抗北方强大的魏国，靠的就是这些新开发的资源。
西南方面，“开西南夷”是汉代，尤其是汉武帝时代的重要工作。如大家所知，汉武帝要向西南中国开发，主要目的是希望经过中国西南部，再由此转入西域。当时汉代的地理知识，不了解印度和西域之间有一个几乎不可跨越的西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有这样的错误，当然也不是偶然。中国和南亚之间，的确有一条通道，那条通道就是上一节所说的西南丝道，经过横断山脉的山谷、草原和西南中国联系成一片。总之，汉武帝想经过西南中国到达西域的目的没有完成，但汉武帝开发西南中国，所谓“开西南夷”，把西南山林地区的整片土地和人口收入了汉帝国范围。
汉代初期，所谓巴蜀，实际上只是四川盆地里面的两小块，一块是成都平原，一块是沿着长江的谷地，并没有深入西南地区。开西南夷才把这条路打通，不仅是向南走，也向西走，进入了今天青康藏地区，所以西南夷的开发是分两条路的。
《汉书·西南夷传》上面所说的哀牢、邛都、滇等许多西南地区各种民族的文化，包括他们的衣着、生活方式、族群名称，因为资料相当简单，不容易和今日西南的族群配对。我们必须了解，今日西南族群又经过了一两千年的迁移和融合，不可能等于当年的族群。西南中国山林密布，山高谷深，自古以来一定是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族群。以今天的族群分布来看，像云南地带，山顶上是一种族群，谷地里是一种族群，山谷之间的高山湖谷地又是一种族群。
向西南夷开发的三条大路，实际上都从成都辐射下去。第一条大路是向西南进入了澜沧江；第二条是向南进入了红河以及西江，然后向西联系到缅甸，向南联系到广东；第三条则是正西方，朝向青康藏的一条大道。这三条大道在汉朝逐渐变成网状，许多新的郡县出现。但是这个网的密度，和前述的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的网络相比，要稀疏得多。换言之，这一个网络并没有大量的汉人人口移入，只有少许移民进去，使当地人同化，或是汉帝国强大的军事和行政力量，收罗了这些少数民族，然后使他们在汉帝国的行政治理之下逐步同化。
必须要提醒的是，汉朝的交州，也就是今天越南的北部，那边的郡县，主要是与广东地区联系，只有一小部分是和西南夷联系。汉帝国政府在交州的行政网络，比西南地区细密。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离汉朝本部更远的交州，反而有更密的行政网，其缘故就是西南地区的山地交通困难。
开发西南地区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行政单位叫作“道”。道是一条直线，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个面。从一条线，慢慢扩张，然后成为一个面，建立一个行政单位。这个过程也许是跟着贸易一步一步向前走，紧随贸易活动跟进去的是移民，移民后面跟进去的是军事力量和行政力量。汉帝国的扩充，是线状的扩充，线的扩充能够掌握一定的面时，才在那个地区建立郡县。这种扩充方式，在后来新开发的地区，如东北、西北，都有类似的发展。不过，西南的发展模式非常清楚，是由一条线，变成一个面，然后设立郡县，纳入汉帝国的行政网之内。
开发西南的过程中，早去的移民，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开发西南夷的第一步，也就是开发四川地区时，早来的移民如卓王孙以及他的女婿司马相如，在不同的时代都担任过汉人向西南扩充的马前卒，或是前卫工作。司马相如和他的妻子卓文君的家族先人，是秦朝建立时被发配到四川开拓的六国人民，工作包括采盐、冶铁，以及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做贸易，甚至掠夺少数地区的人民，贩卖到汉人的地区做僮仆。同样的，在汉代开发东南地区时，例如会稽郡（今天江浙地区），进入山地的也是早期到达的汉人。当时著名的朱买臣，就是一个移入越人地区的汉人，后来帮助汉帝国开发这个地区，担任了会稽太守。
受到汉帝国扩张影响的，是无数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因为经济水平比较低，基本上还只是山林地区的粗放农业，无法抵拒汉人的经济力量。汉人的开拓力量，第一步是贸易，接下去是垦殖，最后是汉人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这些少数民族有没有剩下来的遗留呢？应当还有。譬如说，晚到唐代的时候，湖南的道县，还有一种非常矮的居民，肤色黑，个儿矮，显然与汉人种族很不相同。我个人认为今天的海洋小矮人就是他们的同种。今天台湾赛夏人的传说故事里，也有一种矮人传说。这些零零碎碎的资料，使我们知道山区真正的原居民当还遗留了相当长久的时间。不过，在他们语言、文化都被汉文化同化以后，当然就没有办法找到他们是谁了。
上一节说到，中国与匈奴向西方的开展，触动了内亚、中亚和东欧的大批移民运动，最后形成欧洲历史上的蛮族大入侵。蛮族大入侵碰到了欧洲的古代文明。欧亚大陆族群向南移动开拓，跟着潮流移向南太平洋列岛的大规模移民，可能就是今天的南岛族群。跟南岛族群相逢的，应是从印度半岛下去的南亚古代文明，但南亚古代文明似乎没有走得很远，在古代似乎未与南太平洋地区的文化有深远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今天南太平洋地区广大的南岛语系人群，其最早的源头，竟可能是中国的南方。到今天，南方的方言仍是非常复杂，过一个山谷，语言就不一样。这些方言保存了许多古代族群语言的遗留。南方的开发，过去一直以为只是一些少数民族的同化，以及汉人的开展而已。往远处想，我们可以想到许多更重要的，可以成为世界史上的一个课题。
七、佛教传入中国与道教的形成
佛教进入中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文化第一次接受另一个人类重要文明的影响，相当程度地改变了自己的文化特质。在佛教进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的信仰，是对神祇的祭祀与对祖灵的崇敬。神祇通常是自然力的神化；祖灵是由生殖而衍生的慎终怀远，也是亲子之情的扩大。神祇与祖灵的信仰，没有深刻的教义，对人生种种终极关怀，不足以提供普世超越的解释。来自印度的佛教填补了中国文化的这一空缺，而且在其刺激之下，中国传统的神祇信仰，也发展为本土的宗教——道教。
佛教何时进入中国？至今仍旧聚讼未决。传统的历史资料中，汉明帝时，佛教见于记载：明帝曾有金色神像的梦，群臣中或以佛像为答复。这一故事本身，其实反映了当时人对于佛教已有相当认识。考古学上，四川乐山崖墓的佛教刻像及江苏徐州孔望山的岩壁刻像，都属于西汉中期，是以佛教进入中国当在东汉以前。湖北天星观二号墓出土的战国时代文物，据说有类似佛教妙音鸟及莲花座的艺术造型，其究竟情形，还有讨论余地。此说如果属实，则佛教进入中国可能更早到战国之时。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渐进的，一个宗教系统进入另一文化体系，应有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初次进入至发挥影响之间，必有相当时间的落差。史学工作者注视之点，当是历史事件发挥影响之处。
丝道开通，佛教在当时的西域已经十分兴盛，只是自张骞以下，似乎都未注意到当地的宗教，是以史书记载，例如《史记·大宛传》《汉书·西域传》，于佛教全未提及，更遑论其传播中国的事迹。佛教进入中国，大致是由丝道上的商贩带来其信仰，而在中国民间逐渐传开。这一过程是在小民百姓中进行，社会上层的文人学者，未必注意及此。于是东汉重要的学者，如王充、王符、仲长统之辈，都未于议论时事的文章中提起佛教信仰。相对地说，当时民间已有严佛调这样的人士接受了佛教而出家剃发为僧。楚王英与笮融设立的道场，规模已经不小，其参加仪式的人数，竟可以万计算，是以有些地区接受佛教的一般百姓已为数不少。
东汉儒家思想发展，颇受官方注意。西汉晚期，谶纬之说盛极一时，也常于政治权力斗争场合，被人用作宣传得天命归属的工具。东汉皇室不愿思想界有威胁皇权的潜在机能，为此两度以皇权主持学术讨论，钦定了儒家思想的范围。
儒家阵营中，也有清除谶纬荒诞不经之说，及审查经文真伪的内在需要。儒家经典研究，从此以章句训诂为重，一字一句的考证，可以动辄数万言。烦琐学风，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的心智需求。在这一条件下，东汉以至魏晋学者重新捡起长期搁置的老庄之学，以探讨形而上的哲学命题。东汉魏晋的玄学，其实是跳出儒家经典以外讨论认识论与本体论的一些论题：才与性的分合、无与有的同异……
玄学之兴，遂使佛教有所假借，一则佛教的教义，原来即讨论现象真幻、本体有无，有关人生终极关怀的议题；二则玄学的词汇适足为佛教借用，用华言表达佛教的思想，亦即所谓“格义”。目前所知佛教早期的文献，当以《四十二章经》为最早，其经文支离零碎，不足以代表佛教主旨，大约只是传教所用的简单说明。此后佛教经典译成华言，不借老庄名词，几乎不可能使中国人领会玄旨，“格义”用久了，正如借人衣服，久假不归，竟成为自己的形相。
佛教进入中国以前，中国人虽有宗教性的活动，却没有抱持一定教义的宗教信仰，也未见具备一定组织的教团。对于神祇与祖灵的奉祀，是国家的祀典。这些信仰中，“天命”观念确与道德要求配套，有发展为超越性宗教信仰的可能。然而，天命观念终于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作为国家权威是否合法的借口。天、地、山川，以至各种神祇，在国家祀典列为制度之后，凡此超越性的自然信仰，都成了国家政治权威的附属，又终于在政府组织官僚化的过程中，成为管理系统的一部分。祖灵信仰来源颇为古老，既有生命的关心，也有死亡的怀念。中国人生活中的祖宗奉祀，也有浓重的宗教情操。然而，由于“神不歆非类”的排他性，祖灵信仰不能成为普世的宗教。
在中国思想史上，墨家有极强烈的宗教情操：有主神上帝，有“巨子”以下组织严密的墨家学派，几乎可以转化为教团。西汉天人感应的学说，与“谶纬”活动相配，奉孔子为“素王”，有了教主与预言，若其发展为有组织的教团，则那时的儒家，也未尝不可能转化为宗教——而且可能是凌驾政治权威的宗教！这两次机缘，学派都有可能转化为宗教，却终于都没有实现！在汉代，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中国不仅有了宗教，而且有了两个宗教：外来的佛教，本土的道教。
道教出现，与太平道、天师道的活动密切相关。东汉末季的大规模农民反抗之举，有其前例，亦即秦末陈胜、吴广的革命与新莽时的赤眉绿林军起事。那两次前例，除了“篝火狐鸣”之外，庞大的农民武装行动，并没有宗教信仰为维系的力量，也没有任何教团为核心组织。太平道与天师道则是以宗教信仰主导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太平道与天师道起事前，即已有教团传播信息，组织群众，然后才诸方同日并起，互相响应，举国骚动。天师道的活动规模较小，但是组织更为严密，也更为持久。汉末农民群众的大规模组织活动，由宗教活动催生，也因为这种活动，而终于转化为道教，一个本土性的教团。
在太平道与天师道的时代，先秦道家的思想，未必已成为道教教义的有机成分。道教初起时，其内容大致是收罗中国传统的神祇，例如天官、地官、水官、雷神、泰山神诸种代表自然力的功能性神祇，组织为类似政府官僚系统的神廷，再加上巫师为灵媒的传统，以交通众神。西汉天人感应的观念，遂可与这两个成分焊接，构成一套联结人神圣凡的信仰系统。于是，在前节已提起的望气禨祥的方术，以及吐纳导引的养生，均可容纳于这一系统之内。两汉方士之术数，以役使鬼神为手段；其修身养性，以长生为目的。道教结合这两个层面，于是形成后日道教中的符箓与丹鼎两支。
在仪节方面，道家的焚香礼拜，甚至后来道观的清规，大致均由佛教借袭；静坐思过、抟首自责这一类反省的行为，则兼采佛教与儒家的修养功夫。后世道教的发展，当以南北朝为最重要的阶段，东汉时代，其教义、教规与组织都还未十分完备。
汉末的道教，若以太平道起事前的《太平青领书》号召言，是求太平，亦即启示性宗教（Gnosticism）所企求的“千禧年”一类的劫数观念。中国的五行相生观念，在秦汉政治上表现为五德转运。世运转移与劫数观念，也可说有相类之处。然而，启示的劫数，终究与机械的转运不同。太平道领袖张角，自许为“黄天当立”的代表人，毋宁是“救世主”的身份。劫数与救世主观念，均为中亚启示性宗教的特色。印度的原始佛教转化为度人度世的大乘佛教，其转化过程是在中亚形成，当亦可能是吸收了这一成分。汉中天师道，更是意图在人间经营一个新秩序。然而，新秩序的神权，不是以人间秩序为满足，其终极目标，仍当是经由救赎，脱离劫难。
以上所述，道教的形成与发展，应可视作反映佛教进入中国，中国人有的接受了外来宗教，有的人受佛教的启发，糅合中国文化中的若干成分，组织了本土的宗教。这一宗教的第一波发展，仍当是在原来方士、巫术的传统中，焊接上劫数、救赎与救世主诸项外来观念，奉祀传统神祇，发动群众力量，以寻求新秩序与新世运。
因此，佛教进入中国，对于中国而言，其重要性不下于基督教进入地中海世界，而且大有过之。因为佛教未能完全笼罩中国，却激发了一个中国的本土宗教。自此以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始终是儒、道、佛三家互相激荡，互相影响的结果。
八、秦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秦汉时代的日常生活，可从文献史料中勾勒轮廓，但是却不及考古资料中所见。考古资料，主要是画像石与明器，提供了不少生活的细节。尤其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文献资料所载，不无偏于上层社会，考古资料所见，远较文献为丰富。本节大致由衣食住行诸方面分别叙述。
秦汉衣着，在统一之初，犹有地区性的差异，例如，楚人的冠服即不同于北方。刘邦乃楚人，喜欢小冠短服；统一以后，这种楚制也进而成为常用的冠服。秦俑的冠服，都是军装，但是结发形制却有不同种类，则又反映个人的选择了。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衣服形制是窄袖，并且以裤代替裳（一种多幅叠合，类似裙装的下半身服）。秦俑所服的下衣，因为覆盖，不显。然而，从短衣之常见，则裤已相当普遍。
文献所见，汉人衣服宽博，画像石所显示，的确也是右衽的宽袍大袖。至于仆役一类人物，显然衣袖比较狭窄，其故在于方便工作。劳动人员，例如成都都江堰出土的持臿石人，则是短装，上下衣均为短制，衣襟对叠，也不甚宽博，更是为了工作实用。北方及西南地区的刻石，常有少数民族的形象，于是各种不同于华人衣服的装饰，每每出现。不过，诚如邢义田指陈，汉人刻画胡装，已有一套先入为主的刻板形象，以为胡人即当如此装扮，以致有时混淆了不同族群的特征。
妇女衣服，远比男性衣服多变化。妇女发髻及簪饰，尤其多姿多彩，此是女性爱美天性，古今皆然。大致说来，妇女高髻长裙，衣服斜襟右衽，衣袖下垂，束腰较高，表现体态，并不如后世那样的宽博掩盖。
汉人衣服材料，图画中不能显现；文献中所见，则是丝、帛、褐、麻为主要种类。冬日衣裘，也只有富人可以服用。鞋类的制作，种类不齐，大致进屋即须脱去履屣，当然必须有袜子，才可以登堂入室。
汉人的饮食，考古资料及文献颇多彼此补足。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实物显示，富贵人家的食物种类，颇多野物。相对的，东汉《四民月令》所载中等人家的食物，大多是栽培作物及畜养的禽兽，野物比例不大。这两批史料的对比，也许社会阶级的差异大于时代性的变化——但是也难以断言。
汉人画像石，常有饮宴图及厨房做菜的题材。可以显见厨中烹饪，送到宴席，席前只有供膳的器用，例如杯盘匕匙，不见鼎镬之类的炊具。画像石上，供奉墓主的座前，也只有供膳器皿，不见列鼎列簋的制度。由此可知，汉人饮食方式，不同于先秦以大型铜器罗列席前的即席烹制。汉人明器中，灶为常见。灶的形制，有火门，有灶眼，有相当于烟突的装置。越是后期的灶，灶眼越多，灶面的料理面也越大，有时在料理面上，还刻画刀叉铲匕诸炊具以及鱼肉图像。凡此显示，在下锅前的料理，包括切割手续，均属必需。汉人词汇，蒸煮烤炙等诸种烹饪方法均是古已有之，只是有一个“煼”字，可能即今日的“炒”字，当系包括急炒的烹饪方式。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中国最独特的烹饪术已见于汉代。汉代的锅具还是相当厚重，但也有越来越薄小的趋向，大致也是配合“炒”菜的方法，必须迅速提高炒锅的温度。这一以先将食物切割细小，便于急火烹调的发展，可能是为了较为节省燃料。
汉人主食，仍是黍、稷、稻、粱及麦、豆。处理麦类，先是粒食，到东汉时期，粉食已相当普及了，前节已经叙述，此处不赘——这也是通西域之后的发展。豆类，先秦也是主食之一；汉代虽仍有豆饭，似乎逐渐将豆类作为佐餐的菜肴了。豆类加工品的豆腐，自古相传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发明的，可是文献资料中，无法找到佐证。河南密县打虎亭的一件石刻，有人以为是制作豆腐的图像，但此说仍待进一步证实。豆类与麦类发酵做豉酱，却是常见于文献。
饮料方面，自以酒浆为主。中国酿酒均由五谷酿制，从《周礼》郑注看，酒浆分别等级，似由浓度决定，浓度似不是指酒精浓度，也许以兑水的比例为准。东汉时还不知蒸馏，只用过滤去除酒糟。这样的酒类，不可能十分浓烈，兑上清水又更为稀释。在谷类发酵的酒类之外，当时西域是用葡萄酿制水果酒。中国人由西域引进葡萄，但是葡萄酒并未成为常用饮料。
茶作为饮料，于南北朝时已经风行。茶的原产地是中国西南部，汉代的“槚”，实是茶的原名。在王褒的《僮约》中，四川武阳的茶已是商品，则饮茶也可能在汉代已是常事。
汉代屋室，于明器及汉画像石中有相当多的资料。文献中所见，富贵人家，居住高厅大屋与亭台楼阁。验诸实物图像，有些多层结构，似是高台，上下层之间，并无内部可通的楼梯。明器之中，则俨然有望楼，显然是重楼层叠的结构。汉代建筑，斗拱为常用的木结构，足以将重量分配于列柱。这种结构，足以支撑上层的重量，是以楼与台两种高层建筑均可为之。
晁错奏议，边郡移民区应有居室的安排，其标准格式是一堂二内。汉代一般民居，似即如此布局。从明器的屋舍模型判断，长宽比例也足以容纳一堂二内。明器的房屋，往往附有屋旁的猪圈与厕所，猪圈内有时塑有母猪小猪。这种安排，似是农家以厕所的人肥充家猪食用。有些水田明器，附有水塘，塘中还有菱荷鱼鳖之属的造型。凡此布置，均反映农家资源循环的生产形态。
富贵人家的宴饮图，往往列置座席，宾主相对，中间排列杯盘器皿，旁有歌伎舞女，所绘的场所即大户人家的厅堂内部。有的厅堂，还有槛栏台阶，但堂与室的关系则未能表现于这一类的房屋模型。画像石的房舍，也可有一个院落的图像，其中的厅堂、两厢及中庭，均历历可见。前述望楼的明器，是防卫性的工事，有时还有武士造像。但是，望楼与主要院落的关系，也未能确定。
画像石上，有街市的图像，大致表现为十字路口，四角都有市肆店面，这种市场的布置又与居室的安排迥异。曾任边郡首长的墓主，其画像石上，有时有穹庐图像。云南石寨山滇国铜器群，有干栏式的房屋模型。凡此均是少数民族的居住方式。
行的方面，画像石上颇多车马图像，明器中也有车辆的模型。大率乘人的车以单辀驾于车辕，以马拉车。乘车双轮，安车四轮。载重的车辆，双辕夹在拉车的牛身两侧。这种牛、马驾车的不同方式，在秦汉时代，分别相当清楚。南北朝以后，单辀的马车不再能见，无论御马驾牛，车辆都是双辕了。
汉代的舟船模型及图像，并不多见。在水陆战斗的图像中，舟船是小型的船只。明器中的塘陂模型，有时有小型舢板，当是采集水产之用。描写南方的船只，则是有多人划桨的长形船只，类似竞舟，有旗旂，也有指挥。这种船可能也用于水战。汉军征南越，戈船之类当是类似的船只。但是汉军也有“楼船将军”的称号，楼船的结构，却未有实物模型传世。顾名思义，楼船大约是高大多层的船只，也许是一种方舟，以当时的造船技术，楼船可能只是将领的司令部，未必能迅速灵活地用于战斗。
汉代画像石的内容丰富，有些图像，例如耕作、弋猎，甚至取盐开矿等均是百姓生活的写照。文献中也有日常生活的记载。前述《四民月令》，即东汉士大夫庄园中的一年行事历，详细地说明主人老小、农夫、仆役诸般人等的起居作息，包括：农夫的耕地、播种、耘草、灌溉、收获、种植蔬果，主人的祭祀、亲族聚会、收购出售各种产品，儿童的上学、放学……全家的活动，士农工商的工作，无所不及。又如前述王褒的《僮约》，虽是游戏文章，也将四川地区一般人民的农业与市集生涯，做了生动的叙述：一个成年男子劳动力，一手包揽田间农事，农闲时的家内生产，畜养牲口、挑水砍柴、赶集贩卖，终日劳作，全年不休。文献资料与图像资料对照，许多望文生义的问题，都可有图像印证。例如，同样是伐草及收获的农具，长柄与短柄的鏺鎌与铚，其使用方法，由图像一望而知。又如，播种的耧与耕地的犁，也只有经过图像知其分别。
秦汉人民的生活，以其平日的活动及生活的水平而言，在同时代的人类社会中，颇称优裕。这种种生活方式，也确立了后世两千年的基本形态。
九、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比较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东西并峙，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两个庞大帝国之间，没有直接接触，然而彼此都间接地知道远处有这样一个大国，广土众民，文化灿然。中国人称罗马帝国为“大秦”，俨然视为遥远的另一个秦帝国，其推重可知！丝道的起点在中国，终点在罗马，两端之间不过转运站而已！相对于这两大帝国，印度雄踞南亚，也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文明，却从来不能与这两大文明所在的大帝国相提并论。中国与罗马，其盛衰的历史过程毕竟大为不同，本节的着重点也毋宁是讨论其各自的特点。
在秦汉统一以前的战国时代，中国即已走向统一。孟子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的问题时说“定于一”，原是当时的共同理解。秦灭六国，不外是一个历程的终点；汉室代兴，也无非是完成这一历程，并加以充实而已。罗马统一地中海，也是延续泛希腊文化的弥漫各处；罗马也无非是接过了已经发动的历史过程。文化的统一，早于政治的统一，实为两大帝国兴起时共同的现象。东西两大帝国的统一大业，均由本处于边陲的势力凭借优势的武装力量，以征伐完成——这也是双方共有的形式。
两个帝国的征伐过程则不相同。秦灭六国，杀伐甚重；六国既灭，未闻秦军戍守六国故地。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的秦简，其墓主喜，曾是秦军军吏，派在楚地，只是一个行政官员，不是戍军的军官。秦亡，一时起义的诸侯军队，灭秦之后，兵锋南下，也未闻戍守秦国故地。刘项相争，刘邦得了天下，汉兴之后，早期郡守大都是由勋旧出任。武帝时旧时将吏均已凋零，天下二千石才不再由功臣集团中选任。然而，也未有汉军戍守内地的历史记载。此后中国的历史中，只有外族征服中国，方有戍军入驻国内之事，例如金代的猛安、谋克，元代的签军与蒙古军，清代的各处旗营。
相对于中国的情形，罗马军队是由本国农户组成。罗马大将率军出征，罗马兵团大多随统帅将领留戍征服地区。于是，一批又一批罗马子弟离开意大利半岛，却在新得的领土落户，成为当地的统治群。意大利半岛的人丁日少，不能不输入奴隶担任生产工作，以致本部人口的成分也为之改变，并且时时提升奴隶的身份，赋予罗马公民权。这一吊诡现象，其缘故在于罗马大帝国始终不脱武力控制的本质。
中国、罗马两个地区的不同处，当在中国早就有了郡县制度。春秋时代，秦、楚、三晋，都在扩大领土的过程中派遣流官治理新获土地，不再实行世袭封建。秦统一天下以前，七国均已纷纷建立郡县二级的地方行政体系。秦汉地方长官，通常不由本籍人士出任，但地方掾吏则为当地俊秀。中央又有刺史监临督察地方官员。这一套制度，起源早，发展时间也颇长久，因此运作相当顺畅。中央有了这一套统治机制，完全不必依赖军队即足以统治广土众民。
反观罗马的情形：地中海地区是泛希腊文化的天下，也是罗马帝国的本部，但周边地区，包括今日的中东及欧洲大陆，其族群成分处处不同，各地的政治单位也各有不同的组织形态。希腊亚历山大建立的大帝国，为时短促即已分崩离析。于是，罗马军团兵锋所至，每一地区都有独特的情况，罗马不能建立类似中国的郡县制度，只能在各地以不同的方式，与当地原有势力取得合作，以宗主国的地位，依赖戍军控制属地。罗马军队马背上取得的天下，还是只能从马背上统治。这一形势当然极不稳定。日久之后，分戍各地的罗马军团，亲近自己利益所在的戍地，对宗邦故国，未必忠诚不贰。强藩率军回朝，或是近卫将领专控朝政，都使后日罗马帝国长期沦于军人专政的痼疾。
再由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战国时代虽然百家争鸣，主流思想毋宁是儒家。秦以法家治国，其实法家不过是儒家的变种；汉兴以后，黄老曾经短暂得势，汉代终究以外儒内法为根本。儒家士大夫不断凭借政治与社会的优势地位，推行儒家教化，以致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民间的民俗文化也逐渐与儒家融合。甚至边远地区，地方官员不断努力于教化工作，其涵化的力量十分强大。再加上中国文字是视觉文字，足以克服方言的隔阂。于是，虽然广土众民，地方性的差异不少，中国能保持相当一致的文化同质性，政治权力可以更迭，文化认同则足以维系共同体的延续不散。
罗马文化本是泛希腊文化的一支。罗马上层社会的思想，在基督教弥漫以前，斯多噶学派也是主流。这一学派思想的内容，其实颇有类似儒家思想之处。今日读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诸贤的言论，我们仍会觉得理念相通。但是，罗马以军事力量控制庞大帝国，并不存心以教化的力量建立主流思想。于是，各地的故有文化，以及凡此故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都各行其是。犹太地区仍是犹太教的教士们，挟罗马的力量维持犹太教为主流正统。犹太教士在罗马总督的许可下，将耶稣钉上十字架，这一故事即足以为上述情形的例证。拉丁文为拼音文字，罗马帝国与属地的上层阶级都能读拉丁文，一般不识文字的基层百姓，仍持其故有语言，拉丁文也就不能为教化工具了。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I, 306—337年在位）之后，基督教逐渐得势，以其普世宗教的说服力，为罗马帝国注入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足以凝聚旧日异质的罗马世界，成为一个相当同质的文化共同体。但是，不旋踵之间，东罗马自己有了东正教，后世中东伊斯兰教兴起，又使一大片帝国故有领地成为另一文化体系的共同体。北方自从所谓“蛮族”入侵之后，这些外来族群服膺罗马的基督教文化，也有数百年之久，却终于因其故有族群认同的复苏，拆散了罗马帝国的躯壳，也改变了基督教文化共同体，以致欧洲终于成为多文化、多民族的列国体制。相对于中国，罗马的问题不在朝代更迭，而在于有脱胎换骨的蜕变。
在整个欧洲成为基督教的天下时，这一制度性的宗教，虽有普世的理念，却又有强烈的排他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将异端赶尽杀绝。于是君主、武士与教士，构成一个三角统治集团；教会与政府之间，既联合，又对抗。基督教的神祇，吸收了异端的诸神，基督教的仪式与节日，袭夺了诸族群的仪式与节日。欧洲长期笼罩于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及精神生活，容不下任何不同的理念。教廷势力高涨，教士就是文官，却没有一个专业的文官系统。
相对而言，自汉代以下，中国是儒家的天下，却因为儒家是人间的理念思想，更因为儒家留下形而上及宗教关怀的空间，遂有道家与新兴的道教及外来的佛教，填补了这一空白。儒家其实没有真正的唯我独尊。儒家思想，与佛、道两个宗教，互补而共存，在精神生活的领域，中国人其实还多一些回旋的余地。中国的士大夫与君权之间，也是既对抗又合作的关系，一方面以儒家理念约束政权，另一方面又以专业文官的身份为政权服务。儒家的理想社会，不在天上而在人间，儒家士大夫不在朝为官时，在野为士绅与知识分子，于建立这一秩序，可能比基督教的教士有更多着力之处。于是，在人类历史上，近代以前，中国平民百姓的生活，可能比罗马治下（及其欧洲诸国）的平民百姓较为舒畅，也较为优裕。
从经济的层面来看，罗马与秦汉帝国，都曾将广大地区的地方经济，组织于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中。在“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之下，舟车来往，无远弗届，各地物产，互通有无。地中海是罗马帝国的内海，地中海地区是罗马的中原。然而，各地物产的交流，主要的大宗生产品，例如橄榄油、葡萄酒、皮革、食盐……乃至一般家用的物品，其实还是在地方性的市场圈内解决。
相对而言，汉代中国的庞大经济网络，已在另一节有所叙述：其中资源交流，由农舍到城市，一层一层集散，实与一个道路系统密切相关。大路、支线以及河流航道，编织为一个相当固定的交流网络，将中国本部紧密联系为互相依存的整体。罗马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只指涉意大利半岛及北面的东西大路。地中海的航道，船运虽可由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纵横自如，但不会构成固定的网络。两者相较，中国经济体系，一旦编织成形，可以扩张，却难以裂解。如果分裂为几个地区性的网络，仍会回到整体大网。因此，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时经济的重新整合，常早于政权的统一。罗马则不然，地区性的经济网络是构成庞大交换网络的成分。地区网络与地区网络之间，可以彼此来往，无须依赖一个固定的交通网，也无须依赖固定的资源供求。因此，罗马的庞大经济体系一旦破裂，其中个别的成分便没有再求重整的迫切需要。
从政治、文化与经济诸项层面，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有其相同之处，然而更多各自的特色。综合以上情形，中国的大帝国、文化圈与经济网络，彼此叠合，互相加强，遂有强固的凝聚力。罗马帝国秩序的稳定性不如中国，凝聚力不能持久，欧洲及中东、北非以致在罗马帝国之后裂解为多文化、多族群的列国体制。
万古江河 - 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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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黎明（公元前16世纪–前3世纪）
中国文化终于涌现了。由商到周，华夏文明体系逐渐明朗成形。更重要的是，中国文明思想体系，亦即北方的儒家与长江流域的道家，两者相互交流影响，形成中国型思想的核心。许多有关人生意义与终极关怀的概念，在此有了明确的界定。
一、进入青铜时代
青铜与车的使用，在中国文化圈里引发过十分重大且深远的变化。两者之间，青铜的出现较为有迹可循；中国地区何时开始用车，在考古学上尚未能找到确切的时间。但是，这两项重要发明的信息进入中国地区，很可能是同时发生的，而且可能都是经过中亚与内亚草原上的交通路线，间接传递进入的。
青铜是铜与锡或铅的合金。纯铜质地较软，锡、铅更软，三者的熔点都低，很易熔化，混合成为合金后，质地相当坚硬，足以铸造为各种器用。人类最早使用铜制品的考古遗存，当是在今日土耳其的恰约尼（Çayönü Tepesi）遗址，位置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一条小支流旁，安纳托利亚山地边缘。这些铜制品是用铜矿石直接打制的铜针、别针、铜锥及铜珠。此地与今日蕴藏丰富的铜产地相去不远，有此发现也是合理的。位于安纳托利亚的哈拉夫文化（Halaf），是铜石并用的文化，兴盛两千年之久，然后文化中心才转移到两河地区。哈拉夫文化的时代，农业发达，依靠灌溉给水，成串的村落构成复杂社会并有神庙建筑。这一个从公元前第六千年纪到第五千年纪的文化，能生产器壁甚薄、经过高温焙烧的精美彩陶。哈拉夫文化衰落后，文化中心移入两河地区，继之而起的如欧贝德文化（公元前4300—前3500年）及乌鲁克文化（公元前3500—前3100年），其铜制器用已是常见。再下面一个千年纪，则是青铜文化了。凡此文化，都已有城市为中心的复杂社会组织，有了专业的工匠与祭师，也有了相当专业的武装人员。从原始的铜制品进展到青铜铸造的器用，在西亚经历了不下两千年之久，直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纪，才是青铜文化的时代。
从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期地层中，曾出土一件使用陶范铸造的青铜小刀。马家窑期的时代当在公元前3100—前2700年，所以这件青铜刀可能是中国地区最早的青铜器。但是，中国地区较古老而且较普遍的铜制品遗存，当是在齐家文化的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河庄、秦魏家等遗址发现的铜制刀、凿、锥、斧、钻头。近来在广河齐家坪还出土了中国地区最古老的铜镜。齐家文化的时代，经过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050±155年至前1915±155年之间，亦即公元前第三千年纪过渡到第二千年纪之际。这些铜制品，大多是冷锻的红铜，铜镜却是冶铸的青铜，正呈现青铜文化初期的混合现象。齐家文化的铜器时代，至少晚于西亚两河流域青铜文化有整整一个千年纪。齐家文化所在的地区，正是中亚交通路线的东边尽头。
中国北方，由西往东，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之下层，这一连串位在北疆的文化，都有铜刀、铜制装饰品出土，其间有相当的一致性，时代大都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早、中期。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们可以说连成一条青铜进入中国的通道。中国内地的河南与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也有十余处出土了相当原始的铜制品。河南登封王城岗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一件锡铅青铜铸件，是铜锻的残片，时代是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的前半段。
究竟是中国地区的古代文明自行发展了青铜，还是青铜工艺的知识由西亚传入中国？由上述时、空两个条件来看，解答的线索隐约可见。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铜制品，原始铜制品与青铜铸件各地均有出现，以其分布情形看，西部的铜制品早于东部。由此，我们也许可以推测，中国地区的青铜工艺，当由西路传入，但传播过程中，中国地区的工匠可能并未得到铸造合金的完整知识，于是各地还是从打造原始铜件开始，摸索寻求青铜工艺的技术。中国新石器文化制陶的工艺技术相当成熟，能够掌握火候，高温焙制陶器。从制陶工艺发展铸铜技术，有了掌握高温及制造陶模两项条件，铸造青铜的工艺，即不难有迅速的进展了。商代的青铜铸件，种类多、数量大、水平高。从龙山文化晚期到商代，时间不过数百年，青铜工艺的进步速度，相当可观！
青铜铸品，作为小型的锋利工具，切割的功能胜于石器、骨器。但是，青铜质脆易断，用于大型破土的农具与砍伐树木的斧斤，并不十分有用。因此，使用青铜工具，未必能提高生产水平。用青铜制作武器，却能提高杀伤力。这一特征，也许可以解释几个青铜文化的现象：出现了专业的战士、复杂的社群，以及资源集中、资源分配不均等现象。凡此，都因为铜料难得，铸铜技术又不是人人能够掌握，以致只有少数人垄断这一有效的武器，从而以此劫持社群，形成资源的集中及社群的分化。中国传统所谓“三代”，正是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时期，其与青铜文化的出现，有一定的相关性。
车出现于中国地区的时间，至今还难定言。考古证据所见，商代车辆的形制，基本上与西亚、埃及和印度的两轮马车类似。在中国地区，至今未见原始形态的车辆，也未见车型演化的过程。凡此可以推知，车是外来事物。用车的知识与铸造青铜合金制品的知识同时传入中国，是颇为合理的推测——车之用于战争与青铜武器的使用，两者都与广袤草原上武装族群的移动有关。战争能带来族群之间文化的交流及资源的交换。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的中期，西亚、南亚、东欧、北非的族群移动十分频繁：希克索人侵入埃及，赫梯人在西亚建国，希腊半岛有族群的交替，印度次大陆也有一波又一波的雅利安人移入。这些族群移动，都伴随着战车的传播。
中国虽地处东亚，但中亚是开放的地形，中国承受这些族群移动的影响，遂有了用车的知识，又配合自己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的制陶工艺，也迅速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青铜文化。接受外来信息的刺激，在自己固有技术上，激发创造性的转化，是人类历史上常见之事。公元前第二千年纪，中国地区发生的许多变化，正是这一现象的例证。
二、古代文化核心的商文化
中国传统历史上夏、商、周三代，代表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的中原意识，也经这一核心观念衍生。不过，夏代的历史，至今只有传说，未见确切可靠的考古证据。中国考古学界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当作夏文化的所在，也只是从传说中夏代的地望，配合这一遗址有大型公众礼仪性的建筑，遂以为这里相当于夏代的王国都城。其实考古资料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一青铜时代初期的城市即夏都。
商代的遗址，则自从1928年发掘安阳殷墟以来，不仅有建筑与墓葬遗存，也有大量商代甲骨卜辞的当代文献资料，证实了传统历史有关殷商的记载。因此，本节以殷商王国及其文化的形成代表中国文化核心的发展。
由传统历史记载来估计，商王国从公元前17世纪建国，到公元前11世纪结束，享国五六百年之久。今日考古资料，将商文化分为先商、早商及晚商三个时代。先商文化的分布地区，较早的类型在今日河北的太行山东麓，以及河南的黄河以北卫辉一带。这些文化遗址，毗邻一向被认为是夏代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区，但两者的文化特色又有显著的差异。早商文化时期的遗址，则在今日郑州地区，其文化特色与二里头文化相当接近。由此推测，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先商文化，在接收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之后，开始发展为早商文化代表的强大势力。
早商文化的主要部分，以二里岗遗址为代表形态，分布地区十分广阔，遍及河南全省、山东的大部分、山西南部、陕西中部、河北西南部，以及安徽西北部，涵盖后世所谓“中原”的华北地区。北部的早商文化，以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为代表，北及拒马河，南至邢台；南部早商文化以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为代表，分布于长江以北，湖北中部与东部；至于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的商文化，地方色彩浓厚，只能作为商文化的影响所及；西部早商文化，远及陕西的扶风与岐山。这一地域广大的分布形态，说明了早商文化的强劲，其发展当与商王国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有相当关系。
有关晚商文化的主要材料出自安阳的殷墟遗址，年代为公元前13世纪到前11世纪，延绵二百余年，亦即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商历史。晚商考古工作偏重河南地区，以致不能呈现较为广阔的分布形态。但是，将近二十万余片卜辞所见的资料，显示商王国政权所及，足以伸展到上述早商文化分布的领域，亦即后世所谓的“中原”地区。
殷商文化的时代性特色，一是有了当代文字的记录——卜辞，二是从卜辞中显见商王国政权的演化过程。文字与王权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从史前文化进入历史时代的分界线。
中国文字的源头，早于殷商时代。河南舞阳贾湖、陕西临潼姜寨及大汶口文化等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龟甲和陶器上，都有刻划的符号。这些符号的意义不明，然而都不是装饰性的图案。大汶口的陶文，有些已是复合的符号，颇似中文部首的意味。大汶口陶文中有几个符号，例如日在山上形象，日形与山形，俱已抽象化，似乎是约定俗成的笔画。这一个符号，在相距数百里的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都有出现，而且形象一致。此一现象，也许意味着符号已有文字的功能。
殷墟卜辞的文字，已离开图像。例如，鸟兽象形字，都已简化为反映某一动物的特征，而且都是侧面直立的形象。中国文字有象形、形声、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六项造字原则，大都已见于卜辞文字。卜辞句法，反映其文法已有一致的规律，而且不是自由口语，因此商代卜辞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商代青铜器上铭刻的文字，具有礼仪性，遂较卜辞为复杂；其中象形字的形象皆近写实，但也不是图画。凡此可见，商代文字有其前身，只是商代使用的文字，不仅成熟，而且与后世中文文字之间的演变谱系，可以步步还原。近来考古发现的先秦文字，除了战国楚地文字稍有差异，至今未见另一不同的文字系统。殷商掌握了当时唯一成熟的文字系统，以此优势，则商文化自然成为古代中国文化的主流。
从殷墟卜辞所记载种种活动重建商王国的政治组织，反映了晚商二百余年的演变方向。商王的王权，本来可能与占卜主持人的教权相辅，但二百年来王权不仅压倒了教权，而且商王取得了“下帝”的位置，以与“上帝”相称。商王国的统治机制，有几个圈子：大邑商、畿内商王亲族与王后的封地、王国的领土、服从的诸侯、四周的方国。从商王东巡的旅程看，商代末期，东方诸侯形同属地；远方的方国，有敌对的鬼方、土方……也有已接受商人优势地位的国邦。商王国的政府，由“小臣”之属的家臣系统，逐步发展演变为有五个部门的统治机器。商王使者的地位，相当于以凤鸟为上天的使者，可以领兵，建立四方的治权。商王墓葬中随葬的人殉，即祭祀时以人为牺牲，反映王权权威之高。商王资源之丰裕，宫室、器用之精美，均可由墓葬的诸种器皿与建筑显见。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治体，在当时的中国地区，无疑居于领导地位，亦足以发挥文化核心的作用。
新石器时代的商王国，是个以族群为基础的复杂社会体，有地方与亲缘的局限，并无普世性格。商王国的神祇主体，主要以宗神与山岳、河流崇拜的地方守护神构成，这是因为商王国的政治势力远及四方，在吸纳从属族群及方国时，商人不能不同时接收这些从属族群的神祇。商王祭祀系统，由卜辞可见，有新旧两派，此起彼伏，旧派的祭祀对象是谱系严整的先公先王祖妣；新派则杂收诸神，包括各种自然神及大人物（例如大巫），至于祖先神，反而更为收缩，致祭时只祭祀大宗及五世以上的先妣。新派出现，已在晚商后期，其时代与商王国的扩张相近。这一现象，可能意味商人摆脱了地方及族群的局限性，开始走向普世文化的方向。
晚商二百余年，只是商人历史的后半段，以殷墟考古及卜辞资料为依据，我们可以知道：商王国在新石器时代古国“万邦”之中脱颖而出，商文化成为中国地区的文化核心。文化核心既已形成，即不难逐步收纳凝聚各种地方文化，发展为后日中国文化的庞大体系。
三、华夏文明体系——西周封建与“三代”观念
公元前11世纪，在陕西关中的一个周国，击败了强大的商王国，代之而为中国的主人。周代的建立，并不只是后世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朝代递嬗，也是整个文化体系与政治秩序的重新组合，并且从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系统的一些基本特色。
西周战胜商王国，在当时的形势言，毋宁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奇迹。周人起源何处，至今诸说纷纭，未能有十分肯定的答案。不过，周人扩张为强大族群的过程中，无疑吸纳了不少不同的分子，而其文化渊源，也是多源的。以目前可知的考古资料言，所谓“先周”时期，狭义的解释是周人居住在陕西岐山一带，粗具规模，未成大国的阶段。不过，在他们定居岐山以前，周人已有一段公刘以下移徙的历史。他们从陕北南下，与关陇一带的土著相处，而且也接受了西邻与东方的文化影响。周人自己的传说，叙述祖先后稷发展农业，后世忘了农业，在北方畜牧为生了几个世代，然后在公刘的时代，他们才重新务农。这一段周折，必然也有过不短的迁移，其起点及路线，未易确认。我的意见，周人大约是在山西西南起家的农业族群，沿黄河移徙，一度进入河套地区，在此地改营畜牧，然后在公刘的时代由北向南，在泾水流域恢复农业，再南下进入土厚水丰的岐下。因此，周人族群的成分及文化渊源，不仅在岐下时是多元与多源的；在此以前，他们早已接纳了来源及性质各异的族群成员及文化因素。
周国由岐下发展，逐渐成为商王国西方的一股力量，但当时商人的文化水平，非周人能见其项背。考古资料显示，周人铸造铜器的工艺，深受商人影响。周人祭祀，不仅使用商人的文字记载占卜，甚至还奉祀商人的祖神。商人卜辞中，周人似是西方的一个方国，周、商王室之间也有婚姻关系。凡此，其实是小国毗邻文化优势大国时的常见现象，人类史上屡见不鲜。周人以这样一个地位，经过古公、文王、武王三世的经营，居然击败了商王国！周人没有为轻易的胜利冲昏了头，《尚书》中的几篇周初文献，处处都在检讨这一历史发展的原因。最后，他们认定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理论，将商人的失国归咎于商人德行的败坏，其罪名包括酗酒、荒淫、不恤民力、收纳逃亡……这些罪名是否完全属实，以及是否足以拉垮一个强大的王国，都还有讨论的余地。然而，周人提出的“天命”观念，可以引申为两点：第一，统治者的治国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第二，超越的力量，亦即上天，对于人间秩序有监督与裁判的权力。这些观点，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突破。某一政权的合法性，是基于道德性的价值判断，而上天有裁判权，这种观点摆脱了宗神与族神的局限，转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超越力量！统治者承受天命，即须负起天命赋予的道德责任，而上天只以道德的要求，裁决统治者是否称职。这是高超的理想，很难在真实的人生完全实现；但是，正由于有此理想，人间秩序的境界得以提升！周人悬此理想，可谓中国文化上划时代的大事，不像别处以神意喜怒为标准的文化，要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才走到这一步。
周人小国寡民僻居西部，面对东部的广土众民，不能不设计一套统治机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制度。这一封建制度，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分封子弟与亲戚，在紧要的地点戍守，彼此援助，构成一个庞大的控制网络；二是笼络不同文化的族群，寻求合作。
西周文、武、周公、成、康等几代统治者，不断分封自己姬姓亲族、同盟的亲戚姜姓，以及一些结为亲戚的东方贵族，建立封国。除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挹注，这些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也依仗宗族纽带，用祖先崇拜的繁缛礼仪，以朝贡、觐见、馈赠、通婚、封赏等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西周封建将中国北方许多新国与故国的统治阶层，都编织为一个亲缘网络，彼此之间，不是大宗、小宗，就是甥舅（姑侄）。亲缘网络的伦理要求，是敦睦亲戚的孝道。于是，周人统治的机制，取得了道德的意义。
周人分封的子弟，通常率领姬姓的军队（王人）若干，加上一些殷人遗民（所谓殷遗）和专业的技工（如陶匠、乐师），一同住在封国城市内，谓之为“国人”。封地所在的一些土著族群，住在城外或自己的城市内，其首领与上层则与封君及国人互通婚姻。还有一些不在这一体制内的土著，则因居住郊野，称为“野人”。其实，这些野人往往是东部古老的族群。西周封国之内，至少有两三种，甚至更多不同文化的人群，构成一个多元的复杂社会。经过西周的封建体制，中国经历了为时数百年的文化融合过程。大致言之，东部各地上层社会，经过封建礼仪的制约，西周以后，上层文化已呈现相当的同质性；然而各国民间，则异质文化共存，有多元的地方色彩。
在天命观念的大框架下，周人不能仅仅谴责商人失德，也不能仅仅不时地告谕自己后代，而必须要建立一套历史教训，以为警惕。在《尚书》中，时时提到以殷坠其命为鉴；在《诗经·大雅·荡》中也有传诵至今的名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是周人在商代以前找到了商王国覆亡的前例，于是夏、商的末世统治者，其行为宛然是复印的同一模式（如《召诰》《多士》《多方》《立政》诸篇）。《尚书》之中，周人的告诫，时或引夏人为自己西土的先民。傅孟真（斯年）提出夷夏东西对立的观念，以为周人认同于夏人，自认是“夏”，而视商人为东方的夷人。傅氏由于20世纪30年代考古资料呈现东部与西部的分歧，而创此二元文化对立及交替之说。若由此说延伸，则周人认同于夏，未尝不可能是为了建立周王朝政权的合法性，援引商王国以前的夏后氏政权，作为姬周的远祖，而将商王国政权列为其间的闰统。
如果由上述角度看历史，则夏商周三代嬗替的秩序，毋宁是周人的历史观。考古资料至今不能十分肯定夏文化的时空据点，更不能认定夏的政治体或社会体的内容，且夏文化于同时侪辈中，未必有十分凸显的水平。“夏”之地位提升为三代统绪之首，未尝不可能是由于周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几个古国之中，特别表彰夏人的地位而造出“三代”之说。到了东周，“三代”更成为古代黄金时代的代号。“三代”作为专用名词，似在东周始出现，即以《左传》所见，凡有五次（成公八年、昭公七年与二十八年、定公元年、哀公六年），都已在春秋晚期。其中缘故，可能是周人自居为正统，向古代投射为三个连续的朝代；可能是西周已亡，可以将三代当作一贯的朝代系列；也可能是春秋时世不宁，时人遂投射其理想于遥远的过去，缅怀一个已离去的好时光。例如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即有歌颂“三代”的观念，其怀古之情，美化了西周开国时文、武、周公呈现的普世意识及道德观念，遂将三代认作一贯的统绪，代表美好的过去。
四、中国秩序的发展与重组–地方文化与融合
在公元前771年，西周王室覆亡，平王东迁，号为“东周”。从此到秦帝国统一，中国地区经历了五百多年的转变期。这一段历史，传统上被切割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然而，这两个时期的变化，其实是直线的延续，中间不必如此分割。这一时期，五霸、七雄的政治历史，一般古代史都有讨论，此处无须赘述。本文所关注的，毋宁是伴随着西周封建制度崩溃而衍生的一些现象。
西周覆亡，正如古籍所谓“礼坏乐崩”，意味着一套文化秩序的崩解，对于当代的影响，自然十分重大。为了探讨这一变化，我们仍须回顾西周封建制度鼎盛时的文化秩序。上一节曾经提到，西周封建制度，具有戍守与管理的功能，为了凝聚这一封建网络，西周的君权与宗族制度，实如一体的两面，而又由一套礼仪维持了封建体系的运作。这一套礼仪，包括分封、朝聘、祭礼、婚姻等各方面的礼节，也可说是封建体系内上层阶级共有的文化。西周分封的诸侯，出封时通常有周人、商人，以及随同赴封国的姬、姜以外的外姓人员，当地原有族群的上层，无疑也参加这些封国的统治阶层。一个封国的上层，应有相当复杂的多种成分，例如：鲁国有周人及商人、奄人三种成分，晋国有周人、夏人、商人及戎人多种成分。
然而，经过四五百年的涵化，周人诸侯的上层，有了共同的文化。从考古资料看，墓葬中所见的列鼎制度由九鼎、七鼎、五鼎……单数排列，配上八簋、六簋、四簋的双数排列，再加上墓葬规模大小、随葬品之丰俭，都反映了相当整齐的层级规矩。各处出土青铜器皿，花纹大致有几套配合使用，铭文文字是一样的，铭文词句格律一致，反映的思想也相当一致。从《左传》引用《诗经》的情形言，周代的贵族子弟，彼此可以引诗赋诗，作为社交的媒介，或据以对当前发生的事件或牵涉在该事件中的人物进行批评、议论，显然贵族社会有相同的教材。《左传》引用《诗经》处，共有257条，以大、小雅为多，占了164条，而未见于《诗经》的逸诗，为数甚少，足见这一套上层社会的经典教材，内容已相当固定。如果结合青铜铭文及古代经典看，周代封建社会的上层，因为君统与宗统的叠合，政治伦理与亲族伦理也为此合一。于是，君臣、父子、夫妇等的关系，规整为忠孝仁信礼义诸项德目，成为封建社会理想的行为规范。凡此，都可归属于周代封建层级系统的上层文化。
东周只是西周名义上的延续，实际上东周的君权已不再能控御东方庞大的封建网。礼崩乐坏，不是形容仪节的失落，也不是政治权威的衰退，而更意指文化秩序的解体。春秋时期的诸侯，在政治上，拥有相当的自主权，王室已不能控制诸侯。于是，春秋时期的前半段，各国之内，也有其权力下放的分封，几乎是西周封建亲戚的地方型翻版。到春秋中期，鲁有三桓，郑有七穆，齐有国、高、崔、田，卫有孙、宁，晋有六卿……各国之内，都有了次一级的封君——卿大夫。春秋中期以后，政治权力又下降到这些卿大夫的属下。相对的，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不论是公子王孙，还是卿大夫的家人部属，失势之后也就丧失了社会地位与经济资源。二百余年的社会变动，实质上重组了原有封建体制的秩序。这些失势的原有上层阶级分子，就带着其原有的文化，沦于社会中下层。
孔子就是这一类失势贵族的一分子。他的七世祖是宋国的正卿宰执，六世祖是宋国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流亡在鲁国的父亲不过是以武艺勇力著称的武士。孔子自己是庶出的孩子，只是鲁国的“士”一级人员，位置在官民之间。孔子这一类人士，不再是统治阶层的一员，却又娴熟贵族的文化。于是，这些人士遂将上层文化，传播于社会的中下层。孔子是其中最堪注意的一位失势贵族，由于他对封建文化的再阐释，上层文化理想的伦理与道德，遂获得新的普世意义。
伴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不但在伦理道德方面，上层文化逐渐下达，经济结构也有所变化。相对于庄园制的农业经济，春秋战国时期，新开发的资源不少，资源也趋向自由流通，都市化与商业化孕育了前所未见的新富人。他们以财富取得社会地位，也因此而能从旧日上层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另一文化。
兹以山东齐国青铜器的演变为例。齐国以姜姓大国，分封在山东半岛。由于齐桓公是春秋的第一个霸主，齐国富实冠于一时。齐都临淄，是春秋战国最富庶的大都市。田氏能取代姜氏成为齐国国君，也与田氏善于利用经济资源，厚植自己的政治实力有关。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的青铜器皿在山东各处出土者不少。大致可见的趋势，齐器中的礼器越到晚期越少，日用器则相对日益普遍；青铜器的器形与纹饰，也越来越多姿多彩，并且越晚越多装饰性与趣味性。这一趋势，可以视作文化的世俗性色彩代替了礼仪性，也可以说是由神圣性走向庸俗性的时代风尚。齐地青铜器所反映的趋势，其实也可在其他地区见到，这一趋势，毋宁是和封建解体相应的。春秋以后，齐国墓葬中，常有人殉——以人殉葬。周人改变商人的人殉，是商、周礼制的大不同处。齐国忽然又出现人殉，也许正是东夷用人为牺牲的旧日习惯，在周制崩坏后，再度浮现了。
从另一角度言，封建上层文化曾有其相当程度的同质性。举例来说，北方诸侯，不论何处的礼器，基本上都呈现一致的风貌与规格。春秋战国的礼器，则逐渐出现各地的地方色彩。燕国位在北方的边远地区，又长期与中原隔离，其礼器风貌遂有北边戎器的色彩。晋国的封地，原在汾水下游。春秋时期，封国逐渐扩展，晋文公以后成为春秋霸主，维持霸权逾百年之久。晋国在三家分晋前，疆域所及，早已包含山西的不少戎狄族群，公室颇与这些土著通婚姻；更不论战国的三晋，奄有北方不少族群，也因此接纳了不少异质文化。三晋制度，颇多融合华夷之处。最后，赵国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为著称于史书的文化转变。
地方化的趋势，也有逆转的个案。战国时期，位于今日河北的中山国崛起，成为北方的中等强国。中山国是由鲜虞族建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文化遗存，当然有浓重的戎狄色彩，帐幕、行炉等都显示其北边行国的文化本色。然而，中山国国君夫妇的墓茔，则完全按照周人贵族的体制建造。这一个例，因为有了相当数量的考古资料，使我们得以窥见其文化交融的二元特质。在其他地方文化或族群文化较强的地区，当亦有强势的华夏文化与土著文化并存的类似现象。
春秋战国时代，因为社会上层文化的下达，浸润于社会下层，使得周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相伴而来的，又有各地地方性文化露头的现象，以及都市化与商业化导致的世俗性文化。北方如此，南方也如此，后者之融入中原所代表的华夏文化，当于下一节讨论。
总结言之，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文化，上承商周文化的传统，下启秦汉统一中国后的文化融合与浸透。主流文化的同质性与地方文化的异质性，长期共存，而且互相刺激。理想文化的神圣性，也与日常文化的世俗性，并行而不相悖。这两股发展的趋势，又互相纠缠，形成中国文化的复杂与多姿多彩。
五、中国思想体系的核心成形——孔子学说及诸子百家的辩证发展
每个文明系统都会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文明系统里，孔子的思想是中国型思想的核心。其实，孔子学说也不能全从孔子时代开始。回溯到商、周交替之际，一个文明较高的商朝，被文明较低的周朝所取代，这件事情本身必会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反省。商代的知识分子归顺周人后，继续担任他们过去曾经担任的工作，譬如占卜、管理档案、探索天象等一系列祝、宗、卜、史的任务。可是，他们还免不了会问自己，究竟是什么缘故使得这么强大，而且主导北方中国的商王国，居然被小小的周国灭亡了？他们的回答是：周人取得了天命，而天命是唯道德为依归的，所谓“天命靡常，惟德是亲”。这可说是第一次将道德的意义超越人类力量的命运。
“天命”的观念帮助周人肯定了自己的统治，也帮助周人说服了许多商人的后代与他们合作，将商周文化体系扩张到整个中国北方。《易经》是一本占卜的书。《易经》卦辞、爻辞的解释，即现在所知的易传体系，似乎是在商周之际完成的。《易经》中所谈的命运，不完全是盲目的，人类本身对自己的命运有相当程度的掌握，人类自己所做的种种抉择，会改变命运发展的方向。这个观念与天命具有道德意义是相互配合的。
等到西周覆灭，周人的封建系统在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不再有过去那样的自信，也不再有过去那样主宰的力量，天命的意义必须要有新的解释。孔子似乎是对天命意义作新解释的人。我们不知道孔子是不是真正撰写了《易经》里面一部分传，可是在《论语》里面，孔子所说的天命是每一个个人的天命，而不是一个朝代的政治天命。在孔子承受同时代人的迫害时，他曾经说：“天给了我这个天命。天生了我，给了我一个任务。有了这样的任务，迫害我的人又能拿我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下，天命已经不是政治的使命，而是每一个人都能从超自然、超现实的秩序之中，找到自己应当执行的使命。
后来孔子的思想变成中国正统的思想体系时，汉代编辑成书的《礼记》，其中的《中庸》篇曾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过去，我们对《中庸》这段话并不是十分理解。湖北荆门市郭店出土的战国文书，其中有两句话似乎正是阐释“天命”与“性”的关系。郭店文书《性自命出》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里的“天”，不一定是一个有意识的主宰神，似乎是宇宙间各种力量的总和；在这个宇宙力量的总和中，每一个人有天生的禀赋，也就是“性”。“命”和“性”是相配合的名词。郭店文书的时代，当是公元前300年左右，当然比《礼记》成书的时代早了很多，因此《礼记·中庸》的那段话，可能正是从郭店文书中延伸出来的。恰好在郭店文书中找到这个遗失的环节，才使我们知道什么是命，什么是性。
如果孔子所理解的命和性，正如郭店文书所说，那么人类全体具有一种特别的使命，而每一个个人也有特定的性，也就是禀赋。只有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也许才能够理会孔子为什么找出“仁”这个字作为他思想最主要的中心。在孔子之前，并不是没有“仁”字，但其意义一部分是作为知觉，像仁与不仁是有知觉与没知觉、麻木与不麻木的意思；仁与不仁的另外一个意义是美好与不美好。《诗经》中形容一个很俊美的男子驾车来的时候，是“洵美且仁”，也就是看起来非常美好的景象。“仁”这个字不表示人的内心特点，也不表示每个人人性的基本内容，它只是一个形容词，形容感觉，也形容外表。但孔子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仁”这个字相当于整个的人性。这一个命题，应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假设。每个人有一种禀赋，这个禀赋是人性在个人身上的表现，而人性是天生的，是上天给人类的使命。命、性、仁是连串在一起的三个观念，构成孔子思想的根本。
如孔子所说，仁作为个人的禀赋，可以表现每一个人所具有的人性，那么怎样发抒人性才使人有资格成为“仁人君子”？仁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就如种子里的生机，种子只有在能够得到茁壮成长的机会时，才能长成一棵好的植物。仁是人性的本质，也是一个人性格成长的种子。由《论语》来看，孔子的学说是以仁为中心，但是孔子很少触及群体的仁，很少从群体的角度来看仁。孔子盼望的是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仁，使仁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也使得这个人成为“仁人君子”。理论上，有许多个别的仁人君子时，社会应当是一个美好的社会，甚至是符合最高人心的社会。但孔子在《论语》中，很少涉及群体的公义。
墨子据说曾经是孔门弟子，然后才从孔门中出来发展自己的一套学说。墨子学说的思想中心是“义”，群体的公义要有“兼爱”为支撑的基础。人彼此相爱，没有偏差，才能使集体的爱成为社会公义的基础。墨子思想毋宁是补足了孔子学说还没有充分讨论的部分。
儒家第二位大师孟子，为了要从墨子学派争取主流的位置，不能不兼论“仁”和“义”，也就是个人的人性与社会共同具有的公义。在孟子思想之中，两者必须是统一的。孟子学说中，经常出现的另外一个课题是人性本善，也就是人天生的禀赋应该是善的，如此每个人才有可能发挥仁和义。
儒家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是荀子。荀子从儒家学说“教”的部分，也就是培养与教育方面下手。他认为人性是空白或是中性的，经过自我的训练和修养，即所谓“学”的过程，人才能成为仁人君子。在荀子思想之中，仁不是理所当然的禀赋，而是经过后天培养获得的一种特质。学不仅是从知识方面学习，还要符合礼的行为模式，以涵育一个人可能发展的仁。
另外一方面，孟子面对的不仅是从群体公义着想的墨家，也必须面对强调个人主体性的杨朱之学。杨朱之学实际上是后来道家的一部分。它对个人的尊重与人性的肯定，可能与孔子论仁是起于同一源头的。不过在道家的理论，群体几乎不必存在，关怀完全倾向于个人的一面，个人的禀赋有极大的潜力，不仅可以走向善，也可以走向完整，无须依附在任何群体秩序之上。
这一个发展方向，在庄子的学说之中，获得了更多的发挥。个人的人性是一切的中心，认知与道德都可以从个人的人性中引申。所以从孔子提出个人仁的观念以后，向群体方向发展的就是墨子的公义，向个人本质可贵的方向发展的就是杨朱之学。战国时，荀子已经统摄了群体与个人，以礼来作为群体共同遵守的规范，以仁肯定人性的可贵。而同时，庄子和老子却是更进一步地肯定个人的价值，群体不在他们关心之列。
从孔子到战国晚期，左、右、中三条路线不断地在辩证中交叉进行。若要找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神秘的命与性，终于走向超越肯定人本身存在的意义。
再回到孔子的时代，孔子几乎感觉到有种超越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命。然而，孔子不愿意在这方面多加申论，所以他对于神秘的部分，人事世界之外，怪力乱神等存而不论。这一部分的空白是由阴阳家与五行家接了过去。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若干古老的文化，颇注意人与宇宙力量的关系。中国古代的信仰，大致可分成两条途径：一条是神祇的信仰，另一条是祖灵的崇拜。周代封建建立在血缘团体的网络上，所以祖灵崇拜在周代的政治制度中是一个重要成分。神祇的信仰，一部分融入自然崇拜，一部分成为国家的礼仪。两者都关注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超越性力量的关系。在战国时代发展出的阴阳家与五行家，都是针对着自然与超越性力量组织出来的一套宇宙观。
阴阳家的思想应当是早于五行的观念。从考古学上看来，中国对两性之间的互补，早已有所领会。这种互补的二元论，应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五行观念起于何时，至今还在聚讼之中，其出现不会早于青铜时代。人一方面从铸铜与制陶的经验，认识了各种自然力量的交互作用；另外一方面，五星运行的天象也可能促成五行轮替的观念。
阴阳与五行这两套思想都与解释自然现象有紧密的关系。人事只是宇宙体系内的一部分，这一观念与道家肯定自然的思想有相当的亲和性，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关联，后世的道教神学可以兼容道家与阴阳五行的思想。
综合起来看，从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中国思想系统，有两条脉络平行发展。一条是以儒家为中心的人间秩序，一条是以阴阳五行为中心的自然秩序。这两条路在发展的途径上会交叉影响。其中一些中心命题，例如命与性、气与运都不断在后世有所申论和解释。
人事与自然两套系统，又叠合成为一个复杂系统。其中，有上下的统摄，也有内外的消长。中国后世所谓“天人合一”，不能摆脱这些历史的源头。中国思想中，对于变化的重视，也见于《易经》与春秋战国诸家的讨论，呈现出中国思想注重动态与有机的特色。中国思想对于“全面”的整合与悟解，超过了对“部分”的分析——春秋战国时代五百年的演化，所谓诸子百家学说其实不应当看作各自独立发展的思想流派，应当视之为经过长时期的对话与辩论交织成后世两千年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
六、南方的兴起–长江流域的发展及其与中原的融合
中国地分南北，秦岭淮河线，划分了黄河与长江两大水域，南北的生态环境迥异。自古以来，两个区域的文化也各有传承，各有风貌。新石器时代，北方发展了以粟黍稷为主的农业，南方则是稻米为主的农业。北方的建筑，以夯土建筑为主，南方则是以木结构加上草泥糊墙为常见。凡此差异，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在在都可见到。
当然，南北文化之间，也不是全无交流。举例来说，起源南方的稻米，在北方早期粟黍稷农业文化——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也一样发现了稻壳的遗存。同样的，粟黍稷的分布，也深入南方。要论文化水平高下，南方良渚文化，有过广大的礼仪中心群，反映南方有过相当复杂的社会组织，足以动员巨大资源，创造一个惊人的古代玉文化。湖北发现了不少古代城址，也是可能发展为国家形态的指标。只是，在商周发展为北方巨大的政治体时，南方并没有出现同样规模的大型政治组织。北方有了周代的封建制度，更将经济资源、人力资源，都由一个以殷文化为背景的政治秩序，统一整合为人类历史上仅见的古代文明。
南方被吸入北方的庞大组织，走过了漫长的过程，终于在秦汉大帝国的结构下完成中华文明的体系，其中有地方性的差异。然而大致言来，中华文化有相当程度的同质性。本节即叙述这一个在春秋战国时期步步开展的过程。
周人封建网的南向发展，发轫于周初。《诗经》的《周南》与《召南》，即反映了周初的南国。在周人封建的时候，南方的诸国先后分封在淮上与汉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及皖北、苏北），亦即南北相接的地带。今天该地区，仍是兼具南北生态及风俗的地区。然而，周人的封建，虽有可能点状地更往南开展，却始终未能深入长江两岸，更不论江南与岭南了。
西周时代的长江北岸，是云梦与彭蠡两大湖区，湖泊众多，河流纵横，水域面积远远大于后世所见。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自有其文化发展的谱系。在春秋的典籍中，南方的居民是江汉流域的百蛮与更在南方的百越。百蛮这个集体的称呼，并不代表真正的族群，是春秋楚国的主要族群。百越则是指春秋后期至秦汉的华南族群，包括闽越、东瓯、骆越、西瓯等。这些人群，在体质人类学上及语言人类学上的意义，至今仍待界定，此处也不能悬测。
南方力量的崛起，是由楚国立国开始。春秋时期之初，鲁桓公时代，楚国的活动已进入了中国的历史记载。固然，商人卜辞中有过“楚”，据说周人伐商时，楚人也曾参加。但是，凡此楚人或楚国，是否能与春秋崛起的楚国画上等号，仍不能确定。楚国王室姓芈，属于祝融八姓之一。古代的所谓“姓”，其实不同于我们今日理解的亲缘组织。“姓”毋宁是一个族群的共同名号。祝融八姓是八个族群，以一个同母诸子的传说，集结为联盟。这个传说中，六个孩子有的是生自母亲的左胁，有的是生自右胁，勉强凑合成群的痕迹，显然可见。另外两个族群是后来依附的，成为八姓。祝融集团的活动区域，在河南山东之间，也是北方的族群。春秋时期，祝融八姓还有一些小国，分散在上述地区；楚国王室的芈姓，则移徙到湖北北部汉水上游一带，结合了当地的若干百蛮族群，建立了楚国。
我们不知道这一族群移徙的经过。不过，除了祝融集团以外，山东一带的徐、舒族群，也向南移徙，终于分布于今日的安徽与江西。我们可以猜想，上述两个集团，本来生活于北方，但面对商、周大型国家的兴起，那些族群在凝聚为大型国家的过程中，就被商、周的强大势力打散了。其中有一部分屈从于强势的大国，成为附从的小国，纳入封建秩序之内；另有一些则向南迁徙，另谋出路。芈姓的一支，移到百蛮的地盘，竟结合了在地的土著，建立南方的第一个国家，甚至逐渐成为南方的大国。它不仅整合了江、汉之间的族群，还向北扩展，吞灭汉上与淮上的周人封建诸国，终于还能北上争取霸权。
楚国北上争霸，引发了北方诸国的抵抗。齐桓、晋文以下的霸主制度，由此而起，代替了周人的封建制度，改组为列国体制的新秩序。南北对抗，激发了双方的潜力，各向后方推展。楚的东方，遂有吴、越的兴起，并且吴、越也在南北斗争中，被纳入中国文化体系之内，终于使中华文明扩及江南，也添加了东南的新成分。整个南方发展的过程，不断由对抗而交流，由接触而融合，是一个文化扩展的辩证过程，周边的范围为之扩大，内容却也因此而丰富。
南北对抗与迎拒，其中的战争与和平，一般古代史多有叙述，无须赘述。此处应予注意的，则是中华文明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
首先，为何北方先行一步组织了大型政治体，却不能向南伸展，而在南北对抗的过程中，以北方的典章制度改变了南方？南方气候温和，水土肥美，是以物产丰足。楚国借南方的资源，足以颉颃北方，但是楚国终于只能进入中华政治体系，而不能独树一帜。此中缘故，可能即在北方已有一套成熟的文字系统，以先行一步的优势，使楚国必须采用同一文字系统，以组织国家。近来考古出土了不少楚国简牍，其字形句法均与北方文字相同，若有差别，也大多只在借音部分。由此看来，中国文字系统，延续下来的只有一套，南方袭用北方文字并无困难，可能即因中国文字是以视觉辨识字形，不同于拼音字母之因语言而有变化。
于是，由这一套文字系统，楚人吸收了北方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思想。然而，楚人本在北方之外，不必遵守北方正统的观点，遂能在接受之时，也自行发展主流观念之外的修正。
在制度方面，楚人兴起于周人封建解纽之时，北方礼崩乐坏，各国个别发展了自己合用的政治制度。只是，北方诸国虽能改革，还是不能完全摆脱过去的习惯。举例言之，周代封建亲戚，政治与宗法互为表里，于是，春秋时代，各国都有卿大夫世家仍以宗法习惯专政，实质上呈现为次一级的封建化。楚国的政治制度，则除了王室之外，少有累世专政的世家。楚国兼并汉上诸侯，却不再封建亲戚，传世不替。相反的，楚国派遣管理新获领土的县公，虽有在辖地的治权，却是由中央任免，相当于后世所谓的“流官”。这一最早的“改土归流”，实为郡县制度的嚆矢。我们竟可说，楚国制度已稍近于君主政体，而不是封建领主。
在思想方面，自孔子以下，北方的思想当以儒家为主流，墨家思想是儒家的对立与修正。春秋晚期以至战国，足以与儒家抗衡的学派如老庄及农家，或儒家的修正如荀子，或今日出土简牍中的孟学别派，都发生于楚国范围内。这一现象本是边缘文化以其自由与活力，反馈于核心主流的例证。
在礼制方面，楚国与北方诸国折冲交涉，学会了北方的仪节，也学会了诗书。然而，今日出土于南方的楚器、蔡器（所谓淮式）青铜礼器，自有其南方的特色，呈现南方的风格。楚国的漆器与彩绘，今日已出土不少。这些南方艺术的特色，大致是柔和曲折，不同于北方的刚强拙直。吴、越艺术品，也有其各自的风味，例如越国铜剑上的纹饰与铭文，都不同于北方，也不同于楚风。
南方的语言，形之于文字，由于散文说理未必能显露地方色彩，但诗歌抒情，多为可吟唱的韵文，必难掩藏当地文化的特色。楚国发展的辞赋，即与北方的《诗经》大为不同，多了不少拖长的字音，也用了当地的表现方式，例如香草美人的比喻。《楚辞》铺陈与夸张的作风，开启了汉赋的手法。汉代乐府，适于发声歌唱，其性质也近于楚辞越讴。《楚辞》中的云中君、山鬼、湘君、湘夫人、土伯等形象，都与北方神祇的形象、功能不同。后世道教的神廷，也近于南方传统，而北方神祇则成为性格模糊的观念神。
由以上各点，综合言之，南方的开发及其融合于北方的文明，使中华文明的内涵更为丰富。南方的文化传统，一样源远流长，其生命力强劲，不下于北方的系统。因此，南北交汇的后果，是两套系统的焊接与融合。
七、编户齐民：国家组织与人民生活
春秋战国，如前所述，封建制度逐渐崩坏，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国家与社会结构，也一步一步蜕变成形。代替了封建而起的，是编户齐民的制度；而且，这一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余年。
促使编户齐民的国家组织形态发生的最大动力，是战争。在周平王东迁之后，封建体制崩坏，诸侯各自占据地盘，兼并邻国，扩张领土。《春秋》一书，由鲁隐公到鲁哀公，两百多年的时段内，据说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国！若从陈槃补充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来看，被兼并的国家，还不止五十二国。战国七雄，加上鲁、卫、中山等四五个较为弱小的国家，是兼并之后的存留者。七雄相争，终于由秦国统一了当时所谓“天下”，亦即其时中国文化涵盖的中国地区。从公元前770年到前222年，五百多年间，强并弱，大并小，战争没有间断。在这一过程中，春秋时代的封建诸侯国家，一步一步凝聚为战国时代的君主国家，国家遂得以有效地控制资源，动员其人力，成为组织严密的战斗体。
国家组织的转变，第一步是地方行政系统渐渐取代了封建领主的封邑。中国历史上所谓郡县化的过程，分别出现于不同的国家。最早的县，可能是在春秋之初，楚国甫露头角时，即已将吞灭的小国建立为县，由县公统治。“公”的称号，仍与封建诸侯的国君一样。但是，楚国的县公，是由楚国国王委派重要人员出任，却又不是世袭的。楚国原本不在西周封建系统之中，其领土也原本不在华夏文化涵盖的区域之内。楚国新兴之初，很快即蔚为大国，可能与其国力凝聚有关。春秋中叶以后，晋国的制度也经历了重新编组：六卿强盛，每一家族都占有广大的领地，设立若干个“县”治理。这些县，有的是晋国扩张过程中兼并的小诸侯，有的则是旧日戎狄的土地。战国时代，魏国在战略要地，则设有边郡，郡可以统辖若干县，例如西河一郡，郡守拥有相当权力。商鞅变法，将秦国地方行政组织改制为郡县。秦统一中国，全国均设郡县。自此以后，两千年来，中国都设有郡或相当于郡、县二级的地方行政单位，以为常态。
郡县制度不同于封建制度，一在政令出于中央，一在流官代替了世袭。西周封建制度下，主权经由层级的结构，逐级分享，不论王室，或是诸侯，还是卿大夫，都不能拥有完整的主权。另一方面，由周王到大夫，都具有“士”的基本身份，与一般庶人分属两个阶层。郡县制度下，除了少数君主家族及封有爵位的家族外，庶民都是国家的百姓。百姓即国家以户籍注录的人口，基本上都有相同的身份，亦即所谓“编户齐民”。两千年来，中国最大部分人口，上不是贵族，下不是贱民，均是这些有户籍，服徭役，纳税完粮的一般平民百姓。
周代封建制度下，那些诸侯卿大夫，各自拥有土地，由其直辖人口耕种。耕作者在领主分配的田亩耕作，收获属于公赋，剩下的部分，才是私人所有。同样的，诸侯以收入贡献王室，自己留下一部分。这样金字塔形式的经济分配，逐级分配于各个阶层，其中没有哪一级，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封建崩溃，统治权力一级一级下降，诸侯不再贡纳于王室，卿大夫也逐渐不贡赋于公室。甚至如晋之六卿、鲁之三桓，终于瓜分了公室的土地。
所有权的实际改变，当然也影响了所有权观念的改变。于是，随着商业发达，有钱的人可以不必具有贵族身份，取得土地的所有权。人口增长后，开辟山林，以增加耕地，垦拓的农户，也就可以拥有不是经由封建制度分配的土地。西周封建诸侯，除了原来随同封君建国的“国人”之外，疆域之内本来就有原居的人口，这些居住于城邑之外，号为“野地”的人，即“野人”（其中并无野蛮不文的含义）。在国家征收赋税成为编户齐民之后，野人当然也有了原来使用土地的所有权。在国家征收税赋以凝聚国力的过程中，百姓必须纳税服役，却也相对地取得了原本属于国家的土地所有权。于是，“编户齐民”的百姓，不再是隶属于领主封邑田庄的农户，而是有可能拥有生产资源的平民。
战国时代，战争频繁。列国在生死存灭的斗争中，必须尽力扩大其可能动员的各类资源，其中尤以人力最为重要。《孟子》引述魏王的话，说国君十分关怀国内人口，是以招徕人口，不遗余力。可见，战国人口，有相当流动性，哪里生活条件好，移民就往哪里移动。这也是“编户齐民”制度才有的现象，迥异于封建制度将劳动力束缚于土地上。
古代战争之时，作战实力系于兵卒的数量与作战能力。周代封建制度下，作战的主力是驾车的武士，步卒只能担任辅助的任务。但是，战车行动受地形限制。随着战争范围的扩大，中国的列国，为了在山林与沼泽等黄土平原以外地区作战，步卒的重要性遂渐渐增加。战国时代，为了北方作战的需要，列国又发展了骑兵。于是，一个大国，往往号称有甲士百万，车千乘，骑万匹。国力稍弱的国家，也有甲士数十万，车数百乘，骑数千匹。维持一支强大武力，耗费不少。齐国用技击之士作战，有功得到赏赐。魏国用有专业训练的军人，装备好，作战力强；但是，军人终身免税，也免劳役，国家的负担甚重。秦国农战合一，每一个男子，在役龄期间，都必须服兵役。秦国百姓都须当兵，为了维持生产力，秦国又招徕三晋百姓，移民来秦耕种，而秦民则参军作战，组成一支征兵制的常备军。秦国军队人数多，却又不必像齐、魏的专业军人，耗费养兵的费用。秦国甚至设计了军功爵的体制：有功的战士，不仅有荣誉，也能获得国家赏给的战俘，作为奴隶。其实，征兵制未必仅见于秦国，战国时代，各国互相模仿别国有关的制度，以厚培国力，那些数十万以至百万的兵员，也只有实行征兵制，方可能召集数量如此庞大的军队。编户齐民的制度，也当因此而普遍出现于各国。
周代封建制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法律地位，判然划分。礼与刑，既不是普遍的，也就不必成文公布于众。在编户齐民占全国大多数人口时，公布的成文法典陆续出现。战国时代的法家，其讨论的中心是政府运作的技术。于是，法家不仅着眼于建立行政文官制度，也十分注意成文法典能取得公信力。商鞅、吴起等人于此均注意到公布的法典，必须具备公平而又确定的两大条件。“徙柱立信”及“处罚王子”的传说，都是描述成文法的特色。
百姓从封建体制中脱身而出，不再归属于封邑庄园，即必须有一认同个人的标志。在两周封建制度下，姓与氏均是贵族拥有的家族名称。随着封建制度的崩解，有些旧贵族丧失了权力与地位，只剩下姓氏的标志。社会变动及社区离散，一方面出现了游离的个人；另一方面，编户齐民的体制内，个人必须要有其独有的识别标志，于是过去贵族特权的姓氏，一般百姓也可以采用了。战国时代，姓与氏已经不分，其意义已如今日的“姓”。不仅古姓古氏都可作为家族的“姓”，地望、职业、特征、别号等都可被用为“姓”。但是，战国史料中，还有些人无姓，只用个人私名，甚至秦汉史料中，也不是人人有姓，并且改姓也相当普遍。是以用“姓”为必要的个人识别符号，至秦汉仍未十分普遍。
封建时代，百姓附着于土地，个人是地缘社区的成员。在编户齐民的时代，社区之内不再有大小封君领主，社区又未必有社会组织，于是社区内的长者，常成为地方上的领袖。战国以至秦汉，三老五更，及所谓父老长者，经常出现于记载。养老尊老，以及乡社集体活动，均与重组社区凝聚性有相当关联。
综述本节，封建制度崩解后，重组国家秩序，百姓从封建束缚中离解为个人，但又以个人的身份，纳入国家组织。中国历史上编户齐民体制内的个人，不是古代希腊城邦的市民，也不是今日主权国家的公民。齐民，毋宁是许多地位相同的百姓，在统治阶层的统治下，有一定的身份，其权利为国家法律保护，同时也必须承担交税服役的义务。齐民是隶属于国家统治机构的百姓，是这一个庞大共同体的成员，但并不能分享共同体的主权。主权是属于统治阶层的，并不属于编户齐民的百姓臣民。从战国时代到今天，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上，编户齐民的体制，其实变化不多。
八、生活资源与生活方式
本节叙述的生活，以平民生活为主。贵族生活，取精用宏，考古资料所见的精美器用及服饰，固然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精粹部分，却不能代表一般人民的生活，本节于这些精美文物，可能提到，也可能省略，即以着眼点在一般人民的饮食起居，不在表扬中国文化的高度成就。
本节跨越的时间幅度，若由商代算起，至战国终止，有一千数百年之久。这一时段的人民生活，当然因时因地，常有变化。为了叙述方便，本节所述，大致以春秋战国为主；更因晚期史料较为丰富，凡所取材，不免更多反映战国时代的生活。好在古代的生活方式，虽有变化，究竟较为缓慢，数百年之间，仍是相差不会很大。
民以食为天，先从食物资料说起。中国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已在上一章说过，北方是黍稷，南方是稻谷。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段，这一南北差异，依然存在。但是，北方的黍稷系统，已有粟、粱两种颗粒较大的种属，成为北方的主要谷食。麦类的原生地是今日中东的两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麦类已传来中国地区。此时期麦类，尤其小麦，已相当普遍。战国时期，北方也颇多水利系统。黍稷粟粱其实相当耐旱，但麦类需水较黍稷为多，因此北方水利系统若是为了灌溉农作物，即不无可能是为了供应麦类需求。南方及四川，灌溉之利，则是为了栽培原是水生植物的稻谷。
凡此谷食，都是粒食，经过适当的去秕手续，即可煮食。然而，古代煮食谷类，可能是有蒸有煮。蒸饭用的炊具，大约就是甑一类，中间有箄中隔，上层蒸食物，下层沸水。如果以鬲直接煮食，大约即相当于今日半干半湿的粥糊。至于磨碾成粉的处理方法，考古学上的发现显示直到战国时代才开始使用，要到汉代，始逐渐普遍。以上谷食的作物，都是酿酒的原料。中国地区的酒类，早已用曲酿制。此时还不知道使用蒸馏，全用过滤方法。齐桓公要求楚人进贡的白茅缩酒，即用成束清洁（也许还有芳香）的白茅，隔离酒糟渣滓，清滤可以饮用的酒浆。
除了这些谷类食品，豆类也是重要食物。菽豆可能先以山西为产地，逐渐遍及各地。豆类，包括各种大豆与小豆，不仅用作佐餐的蔬食，有时也可煮为豆羹，当作主食。豆科植物，根部有固氮功能，可以肥田，因此豆类的迅速传播于各地，可能由于农夫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特性。而且，中国的农业，在战国时代，即已倾向于精耕细作，种植面积扩大，牧地减少；动物性蛋白质供应不足，豆类的植物性蛋白质，填补了这一缺失。
在蔬菜与水果方面，孔子时代，《论语》中提出老圃与老农两种专业的农夫，正可说明蔬果栽培，已是农业中的重要成分。春秋战国时期，食用植物的资料相当丰富，结合《诗经》与其他文献资料，以及考古所见的植物种子，人工栽培的蔬菜，至少有瓜、瓠、韭、葱、薤、蒜、葵、芜菁、芦菔、姜、菱、芡、荷、芹……果实有桃、李、梅、杏、枣、栗、梨、橘、柚、榛、柿……采集的蔬果类，则有蕨、薇、荼、郁、薁、藻、苹、蓳、荠、卷耳、荇菜。此中野生作物，种类颇多，大致均为主食的补充，不是主要食物。但是，农业栽培食粮不足时，采集的食物可能占了相当比率。首阳山上的采薇人，不是只有伯夷叔齐！
肉食，这是贵族们的享受。商代用牛、羊作为牺牲，动辄百数；商代贵族狩猎活动颇多，卜辞中常见猎取虎、兕等大动物，而以鹿类为主。中研院史语所于安阳发掘得到两件大型四足鼎，一是牛鼎，一是鹿鼎，牛、鹿都是鼎食之家的食物。牛、羊、豕、鸡，均是主要的肉用动物。马与狗，也可以作为食物，但终究还是分别以骑乘与守望为人所用。狩猎固然是贵族的活动，一般人打几件小野物，也是补充食物的一途。《诗经》中即有朋友邂逅，炰炙烧烤兔子的记载。《诗经·豳风·七月》中说到，庄园主人率领农夫打猎，打来的大野猪献给主人，农夫们自己可以保留小野猪。
贵族所用的青铜器皿，大多数是礼器；日常用具，大约还是以陶器为主。陶器中的精品，当是白陶，而从商代以来，还有带釉的原始瓷器，凡此，一般平民是用不上的。平民的用器，种类不会很多，质地也因地区性而有差异，不过，《孟子》提到过陶工与冶工都是专业的生产者，必须以自己生产的物品，换取另一行业生产的器用。是以，孟子的时代，一般平民已有专业生产的商品，其质量也就不会太差了。从考古所见的陶器作坊及青铜与铁器的冶炼作坊看，由春秋到战国，商品的专业化及规模，均日益显著。
在衣着方面，养蚕抽丝的丝织工艺，始于中国。但是，丝织品价值不低，当是贵族及富人穿用。麻与葛的纤维，则价值不贵，却较为粗糙，一般平民夏日服葛，冬日衣褐，已是普遍现象。同样的，细软的轻裘是富贵人家的冬衣。此外，也许只有放牧地区的老百姓，会有羊皮做衣服。富贵人家，上衣下裳，珠履赤舄，环佩铿锵；一般平民，能够有衣服蔽体，于愿已足，不会有考究的服饰。《诗经·豳风·七月》中，采桑女子，从养蚕到染色，一手包办，那一件件颜色灿烂的华服，则是公子的衣裳。
在居室方面，考究的房屋，有数进庭院，有蹑阶而登的厅堂。中堂两侧，有厢房、耳房。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北方用夯土版筑，南方用木结构，再加上草木涂泥。周代的房屋，已是两种建筑方法的融合：以木结构为框架，用夯土为墙壁。考究的屋顶用瓦，普通的屋顶仍用涂泥。一般百姓，在周代已不再居住于半地下的穴居，而是有夯土的地面房屋。穷困人家，蓬门荜户，四堵土墙，用破了底的瓦瓮，填在土壁上，作为透光的窗户；而高厅大屋，则上有瓦当承漏，下有散水铺面。两者相比，对照十分鲜明。中国古代的建筑，到周代时，可以有列柱重顶，但是楼居似到战国末期始出现，前此只能做到在高台上建屋，不是真正的楼房。
综合言之，中国古代的衣食居室，地区性的差别之外，更为显著者，则是贫富之间的差距。一般历史，于精美的服饰用具及居室，颇多介绍，却于平民贫户的生活，常见忽略。本节叙述一般平民的生活，限于资料，也仍嫌不足以陈述细节。
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岁时节日，也可由文献史料中，找出一鳞半爪。各地历法，到了春秋时代，可能仍有地方性的差异。周代封建诸侯，遵奉正朔，都用周历。然而，夏历、商历、颛顼历等均仍有人使用。即以《诗经·豳风·七月》所见，即有两种历法并存，其间月序，可能相差两个月。许多古代部族的后裔，及华夏系统以外的人民，可能还在用不同的岁时过日子。单以春天的节日为例，各地即未必相同，也未必以同一方式庆祝。鲁国人民可能以浴于沂水为春日祓除；郑国与卫国的百姓，则可能有相当自由的男女交往，在河边林中庆祝春日的来临。宋国在春日举办的“高禖”，则是跟祈子有关的宗教仪式。
各地的节庆，各有其特色。鲁国的社庆，举国若狂，国君也忍不住出去观看。这一社庆，未必是鲁国官家的社神祭祀，倒更可能是土著祭祀的亳社。宋国的桑林，是一个神圣的地点，古老的传说与当时的庆典，都可与桑林有关。别的国家，也可能有类似的圣地，例如鲁国的泰山，晋国的霍泰山……只是史料不足，难以窥见其中细节。
总之，中国古代，各地的生活资源及习俗，都在交流与传播之中不断融合；然而，即使上层社会逐渐有同质化的趋向，地方性的特色，仍保留于下层。战国时代，中国的文化，仍是多姿多彩，未见一致。秦汉的统一，在政治上定于一尊，但人民生活方面，不论日常起居，还是岁时节庆，依然是多元并存。
九、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特色
在本章涵盖的时代，中国地区的各地区文化，逐渐融合。经过商、周两次整合，中国地区的北部，已有强大的王国，将其他族群，纳入同一政治秩序。同时，一个优势文明也将各地统治阶层转化，吸纳于同一文化秩序。春秋战国时代，接续已经发轫的动力，扩大了这一文化与政治秩序的领域，北及草原边缘，南逾长江，不仅收纳了不少本来各自为政的族群，经过交流与深化，这一文化秩序的内涵，也更为丰富。更堪注意者，中国文化的本质，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其主要的特色。此后又有两千余年的成长与变化。
在同一时期内，中东地区，亦即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的两个古代文明，都经历了由灿烂归于衰败的过程，然后由两个边陲的波斯与希腊文明，接替了历史舞台主角的角色。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本来是颇有活力的文化核心区，但没有扩而大之，走向一个庞大而持久的文化圈，却是从此以下，不断分分合合，以致两大古代文明，终于淡出历史。到后世，考古学家才从倾圮的遗址及遗忘的文字中，重新找出这一段往古的史迹。
先从中国地区与上述中东地区的地理形势，讨论两者发展轨迹的差异。中国北方以黄河流域为主体，晋陕甘黄土高原、黄河中下游的黄土平原，与渤海湾沿岸的冲积平原，三者联为一体，虽有山地，都不是难以逾越的天险。南方长江及汉淮，又是一番地理景观，河川湖泊，处处有之。五岭以北，均由河川联系，虽有山岭，也不成障碍。南北两个地区之间，也彼此密接。只有四川盆地，有高山峻岭隔绝内外，自成格局；西南及西北各地，也不在上述南北两大区域之内。长江与黄河两河中下游代表的南方与北方，因为自然生态不同，各别开发在地的生活资源，形成各自的文化特色。两区之间，因为彼此密迩，交流频繁，所以南北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经常接触，也不断抗衡，其引发的刺激，遂可成为文化发展的动力，最后却又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融合为一个内容丰富的复杂文化系统。这个文化系统更以其融合后的庞大能量，构成一个动能强大的核心体，不断吸纳四周的文化，不断成长，也不断深化。
中东两大古代文明的地理形势，则大不相同。两河地区，北有高山，南有燠热的阿拉伯沙漠，均难以逾越。向东是波斯湾，有海边狭窄的陆地，通达今日的伊朗——古代的波斯。朝西北方向，地形逐步升高，是今日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地。西南方向，今日巴勒斯坦等地，在地中海与阿拉伯沙漠之间，构成一条海东的走廊，通向尼罗河流域的埃及。
埃及在尼罗河谷地，两侧都是山岭，外面不是干旱的沙漠就是石碛山地。尼罗河上游，是水流湍急的峡谷。两河与埃及相加的面积，其实也与中国江河汉淮诸河的古代中国相当，只是，两者之间隔了一个大沙漠。绕行红海，海程太远；穿越海东的通道，中间道路崎岖，只有几条通路。是以，两个古代文明，虽有相当接触，不能有中国南北之间那样的密集交流。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亚述帝国曾经侵入埃及；埃及新王国，曾经统治海东。日后波斯帝国及亚历山大的大希腊，曾奄有整个中东。然而，凡此征服者，都只能马上取天下，而不能有文化的涵化能量，将这些不同的文化系统，融合为一个可大可久的文化核心。
中东地区各地方文化，各自发展了独特的文字系统。两河的楔形文字，其原始形态也是图像，终于成为拼音文字，为许多邻近的族群用来书写自己的语言。埃及的图像文字，发生的时间，晚于两河的文字系统，造字原则完全不同。这两个文字系统，各有独立的发展过程，始终无融合的可能。相对来说，中国地区，只出现一套延续下来的文字系统。中国文字的起源，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肇端。商周时代，中国文字一系相承。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交会时，南方可能并无自己发展的文字，于是接受了北方的文字，以致后世楚国文献，均用同一文字书写。战国的列国体制，是政治上的多元，各地出土的战国文书，其实都用同一系统的文字书写，虽有一些字形歧异，但大体相同。中国地区只有单一书写系统，实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有密切的关系。
从中东两大文明所见的思想方式言，两河流域的文献中，显示二元对立的观念：淡水与苦水，山雨与干风，农耕与牧养，以至光与暗，生与死……无非难以调和的对比与对立。终于，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提出的二元信仰，成为后世中东宗教的基本观念。甚至后世的基督教教义中，死亡与复活，上帝的善与魔鬼的恶，也未尝不是渊源于此。
埃及古代文明的宇宙观，则可以解读为定于一尊的多元系统。尼罗河灌溉区内，自成一个自足的格局。在这一天地，凡事物都整合为一个系统。法老与太阳神，二位一体，是一切事物的主宰。神祇有地方性，但又隶属于同一神统，各有职司。日夜、生死，都是轮替与延续，并不是对立与冲突。埃及自我充足的宇宙观，于封闭在尼罗河流域时，可以予人自满自信。但在新王国时代，埃及人向外扩张，接触了异地的文化，这一套观念即难以自圆其说，也使埃及人失去了信心。
相对于中东的两套观念，中国地区的古代文化，也逐渐形成二元融合的基本观念。阴阳、男女、上下、动静等都是对立的，却又是彼此互补的。可能在周初成形的《周易》，以相对二元，彼此消长，彼此调和，作为事物的本质、现象发生的动能。这一套观念，迥异于中东两大文明的宇宙观。也许因为周人秉持这种想法，周人于取代商人主宰北方时，能以封建制度吸纳商人族群，随同分封的王子，在各处立国，并且周人与当地的“野人”，亦即土著民族，可以共存。于是，周人的政治秩序及文化秩序，其实都是多元的。这一个定于一尊，但又多元的格局，较之尼罗河流域格局，虽然类似，但有很大的包容性，以其消长与变化，解决对立之间的矛盾。
春秋时代，孔子提出了“仁”的观念，将人性与宇宙之间的道，结合为以人间秩序为主轴的思想体系。于是宇宙、人世、心性等都可统摄于儒家的思想之内。人类自古以来，对于天人之际、生死之间、善恶之分，都有所关心，即所谓的终极关怀。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指陈，人类历史上，对于这些超越性的问题，有所处理者，即文化的大突破。雅斯贝尔斯指出，人类的几个主要文明，都是由几次重大突破所产生。他以为，在轴心时代，亦即本节涵盖的时代，佛陀、孔子、希腊诸贤人、犹太教诸先知，都是重要的划时代人物。雅斯贝尔斯认为，这些圣哲提出的观念，各别为其后世发展的文化，定下了基调。可注意者，亚述与埃及于轴心时代，都未有足够的大突破；反在中东两大文化的边缘，希腊与以色列，出现了一系列的突破，然后两个文化系统合流，汇合为基督教信仰的丰长传统。
中国地区能有文化的大突破，自有其前面的酝酿，例如商、周之际的天命与道德观念，及《周易》呈现的动态二元观念，都对于孔子及先秦诸子，立下了许多哲学命题的基础。在同一个文字系统内，中国的哲人，互相辩诘，遂有延续不断的思辨。埃及的阿克那顿法老（Akhenaton，公元前1380—前1362年在位）曾推动过一次宗教改革，提出了唯一真神及一切事物都受真神赐予生命。这种唯一真神的思想，以及两河琐罗亚斯德的善恶斗争、民间信仰的生命复活，都为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大突破，预留了伏笔。但是，中东地区大突破的出现，终究是曲折的演变过程，发生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刺激。
中国地区的情形，综合言之，广大地区的古代族群，在密切接触的过程中，有同一文字系统为文化发展的载具，遂能有源远流长的发展。在大突破终于发生之后，人间的关怀，二元的动态及互补，遂成为中国文化系统内主要的思想模式。
万古江河 - 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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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文学
作者：﹝中国 ‧ 许倬云﹞。
这本《万古江河》即心怀中国文化的著名史家许倬云先生交出的一份答卷，也是为今天中国人撰写的历史，为中国文化的成长发展作的一部传记。随着历史的进展，中国文化的内容与中国文化占有的空间不断发生变化：从考古发现所见的中国文化的发端，到“中原”的出现，中原变成了中国，“中原的中国”慢慢扩张变成“中国的中国”，然后超越中国之外，慢慢将四邻吸收进来，通过文化上的交往以及势力范围的扩大，变成了“东亚的中国”，然后在亚洲范围之内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亚洲的中国”，再经过百多年颠簸与蹒跚进入世界，成为“世界的中国”。在对这各个超越王朝、政权的长时段文化圈的叙述中，中国文化和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才是真正的主角，所以许先生围绕国家体制与时代特色，思想、宗教与文化变迁，农业、手工业与经济网络，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互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与生活资源，民间社会与信仰世界，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转变，对外关系及与他者文明的比较互动等一系列主题展开。在在讲述着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多彩鲜活的成长故事。
诗经 - 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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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歌赋
27. 周颂 ‧ 臣工之什
《臣工》，诸侯助祭，遣于庙也。
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釐尔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
《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振鹭》，二王之后，来助祭也。
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无恶，在此无斁。庶几夙夜，以永终誉。
《丰年》，秋冬报也。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有瞽》，始作乐而合乎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设业设虡，崇牙树羽。应田县鼓，鼗磬柷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我客戾止，永观厥成。
《潜》，季冬荐鱼，春献鲔也。
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鳣有鲔，鲦鲿鰋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雍》，禘大祖也。
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于荐广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绥予孝子。宣哲维人，文武维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绥我眉寿，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载见》，诸侯始见乎武王庙也。
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龙旗阳阳，和铃央央。鞗革有鸧，休有烈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寿。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绥以多福，俾缉熙于纯嘏。
《有客》，微子来见祖庙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絷，以絷其马。薄言追之，左右绥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武》，奏大武也。
于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
28. 周颂 ‧ 闵予小子之什
《闵予小子》，嗣王朝于庙也。
闵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维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继序思不忘。
《访落》，嗣王谋于庙也。
访予落止，率时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将予就之，继犹判涣。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绍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敬之》，群臣进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聦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
《小毖》，嗣王求助也。
予其惩，而毖后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虫，拼飞维鸟。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
《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麃。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良耜》，秋报社稷也。
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饷伊黍，其笠伊纠。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杀时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
《丝衣》，绎宾尸也。高子曰：“灵星之尸也。”
丝衣其紑，载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吴不敖，胡考之休。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
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我龙受之，𫏋𫏋王之造。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
《桓》，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
绥万邦，娄丰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于昭于天，皇以间之。
《赉》，大封于庙也。赉，予也。言所以锡予善人也。
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于绎思。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
29. 鲁颂 商颂
《駉》，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坰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
𬳶𬳶牡马，在坰之野。薄言𬳶者，有驈有皇，有骊有黄，以车彭彭。思无疆，思马斯臧。𬳶𬳶牡马，在坰之野。薄言𬳶者，有骓有駓，有骍有骐，以车伾伾。思无期，思马斯才。𬳶𬳶牡马，在坰之野。薄言𬳶者，有驒有骆，有駵有雒，以车绎绎。思无斁，思马斯作。𬳶𬳶牡马，在坰之野。薄言𬳶者，有骃有騢，有驔有鱼，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
《有駜》，颂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乐兮！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饮酒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于胥乐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载燕。自今以始，岁其有。君子有谷，诒孙子。于胥乐兮！
《泮水》，颂僖公能修泮宫也。
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侯戾止，言观其旗。其旂茷茷，鸞声哕哕。无小无大，从公于迈。思乐泮水，薄采其藻。鲁侯戾止，其马蹻蹻。其马蹻蹻，其音昭昭。载色载笑，匪怒伊教。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既饮旨酒，永锡难老。顺彼长道，屈此羣丑。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济济多士，克广德心。桓桓于征，狄彼东南。烝烝皇皇，不吴不扬。不告于讻，在泮献功。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车孔博，徒御无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尔犹，淮夷卒获。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怀我好音。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
《閟宫》，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也。
閟宫有恤，实实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稚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无贰无虞，上帝临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孙，庄公之子，龙旗承祀，六辔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骍牺，是飨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载尝，夏而楅衡，白牡骍刚。牺尊将将，毛炰胾羹，笾豆大房。万舞洋洋，孝孙有庆。俾尔炽而昌，俾尔寿而臧。保彼东方，鲁邦是常。不亏不崩，不震不腾。三寿作朋，如冈如陵。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富。黄发台背，寿胥与试。俾尔昌而大，俾尔耆而艾。万有千岁，眉寿无有害。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是若。天锡公纯嘏，眉寿保鲁。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鲁侯燕喜，令妻寿母。宜大夫庶士，邦国是有。既多受祉，黄发儿齿。徂来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松桷有舄，路寝孔硕，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硕，万民是若。
《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
猗与那与，置我鼗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于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烈祖》，祀中宗也。
猗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锡无疆，及尔斯所。既载清酤，赉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无言，时靡有争。绥我眉寿，黄耇无疆。约𬨂错衡，八鸾鸧鸧。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将。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飨，降福无疆。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玄鸟》，祀高宗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旗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长发》，大禘也。
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遟，圣敬日跻。昭假遟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 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厖，何天之龙。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戁不竦，百禄是总。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櫱，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
《殷武》，祀高宗也。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冞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岁事来辟，勿予祸适，稼穑匪解。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断是迁，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闲，寝成孔安。
诗经 - 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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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大雅 ‧ 荡之什
《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强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兴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义类，强御多怼。流言以对，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届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
抑抑威仪，维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职维疾；哲人之愚，亦维斯戾。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顺之。𬣙谟定命，远犹辰告。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女虽湛乐从，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无沦胥以亡。夙兴夜寐，洒埽庭内，维民之章。修尔车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逿蛮方。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无易由言，无曰苟矣。莫扪朕舌，言不可逝矣。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视尔友君子，辑柔尔颜，不遐有愆。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无曰不显，莫予云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尔为德，俾臧俾嘉。淑慎尔止，不愆于仪。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彼童而角，实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缗之丝。温温恭人，维德之基。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覆谓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藏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乐。视尔梦梦，我心惨惨。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匪用为教，覆用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于乎小子，告尔旧止。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天方艰难，曰丧厥国。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桑柔》，芮伯刺厉王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民。不殄心忧，仓兄填兮。倬彼昊天，宁不我矜。四牡骙骙，旟旐有翩。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于乎有哀，国步斯频。国步蔑资，天不我将。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实维，秉心无竞。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忧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𫢸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觏痻，孔棘我圉。为谋为毖，乱况斯削。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载胥及溺。如彼遡风，亦孔之僾。民有肃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维宝，代食维好。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苍。维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犹，考慎其相。维彼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谮，不胥以谷。人亦有言：进退维谷。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大风有隧，有空大谷。维此良人，作为式谷。维彼不顺，征以中垢。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既之阴女，反予来赫。民之罔极，职凉善背。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职竞用力。民之未戾，职盗为寇。凉曰不可。覆背善詈，虽曰匪予，既作尔歌。
《云汉》，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作是诗也。
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于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旱既大甚，蕴隆虫虫。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耗斁下土，宁丁我躬！旱既大甚，则不可推。兢兢业业，如霆如雷。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顾。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我心惮暑，忧心如熏。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俾我遁！旱既大甚，黾勉畏去。胡宁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则不我虞。敬恭明神，宜无悔怒。旱既大甚，散无友纪。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马师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无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无赢。大命近止，无弃尔成。何求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宁！
《嵩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
嵩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有俶其城，寝庙既成。既成藐藐，王锡申伯。四牡𫏋𫏋，钩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伯还南，谢于诚归。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啴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监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赋。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仲山甫出祖，四牡业业，征夫捷捷。每怀靡及。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四牡骙骙，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
《韩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锡命诸侯。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朕命不易，干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修且张。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王锡韩侯，淑旗绥章，簟茀错衡，玄衮赤舄。钩膺镂钖，鞟鞃浅幭，鞗革金厄。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其殽维何？炰鳖鲜鱼。其蔌维何？维笋及蒲。其赠维何？乘马路车。笾豆有且，侯氏燕胥。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侯顾之，烂其盈门。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姞相攸，莫如韩乐。孔乐韩土，川泽𬣙𬣙，鲂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庆既令居，韩姞燕誉。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旟。匪安匪舒，淮夷来铺。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釐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就绪。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舒保作，匪绍匪游。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铺敦淮濆，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王犹允塞，徐方既倈。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倈庭。徐方不回，王曰还归。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坏也。
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鞫人忮忒，谮始竟背。岂曰不极，伊胡为慝。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妇无公事，休其蚕织。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尔介狄，维予胥忌。不吊不祥，威仪不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天之降罔，维其优矣。人之云亡，心之忧矣。天之降罔，维其几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觱沸槛泉，维其深矣。心之忧矣，宁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藐藐昊天，无不克巩。无忝皇祖，式救尔后。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坏也。旻，闵也，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也。
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蟊贼内讧。昏椓靡共，溃溃回遹，实靖夷我邦。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业业，孔填不宁，我位孔贬。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苴。我相此邦，无不溃止。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职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职兄斯弘，不灾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於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
26. 周颂 ‧ 清庙之什
《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
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
《维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
《维清》，奏象舞也。
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
《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
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
《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
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执竞》，祀武王也。
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
《思文》，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