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 - 01
作者：﹝余华﹞。
《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在大时代背景下，随着内战、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变革，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这个原则，可是要捍卫这个原则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和长时期的痛苦，因为内心并非时时刻刻都是敞开的，它更多的时候倒是封闭起来，于是只有写作，不停地写作才能使内心敞开，才能使自己置身于发现之中，就像日出的光芒照亮了黑暗，灵感这时候才会突然来到。
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我明确感受着自我的分裂，我无法使自己变得纯粹，我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位童话作家，要不就是一位实实在在作品的拥有者，如果我能够成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我想我内心的痛苦将会轻微得多，可是与此同时我的力量也会削弱很多。
事实上我只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作家，我始终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理智代替不了我的写作，正因为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
这不只是我个人面临的困难，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处于和现实的紧张关系中，在他们笔下，只有当现实处于遥远状态时，他们作品中的现实才会闪闪发亮。应该看到，这过去的现实虽然充满魅力，可它已经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那里面塞满了个人想象和个人理解。真正的现实，也就是作家生活中的现实，是令人费解和难以相处的。
作家要表达与之朝夕相处的现实，他常常会感到难以承受，蜂拥而来的真实几乎都在诉说着丑恶和阴险，怪就怪在这里，为什么丑恶的事物总是在身边，而美好的事物却远在海角。换句话说，人的友爱和同情往往只是作为情绪来到，而相反的事实则是伸手便可触及。正像一位诗人所表达的：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也有这样的作家，一生都在解决自我和现实的紧张关系，福克纳是最为成功的例子，他找到了一条温和的途径，他描写中间状态的事物，同时包容了美好与丑恶，他将美国南方的现实放到了历史和人文精神之中，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现实，因为它连接着过去和将来。
一些不成功的作家也在描写现实，可他们笔下的现实说穿了只是一个环境，是固定的，死去的现实，他们看不到人是怎样走过来的，也看不到怎样走去。当他们在描写斤斤计较的人物时，我们会感到作家本人也在斤斤计较，这样的作家是在写实在的作品，而不是现实的作品。
前面已经说过，我和现实关系紧张，说得严重一些，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海盐，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解释这一部作品，这样的任务交给作者去完成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我愿意试一试，我希望韩国的读者能够容忍我的冒险。
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我相信，《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我知道，《活着》所讲述的远不止这些。文学就是这样，它讲述了作家意识到的事物，同时也讲述了作家所没有意识到的，读者就是这时候站出来发言的。
北京，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七日
我曾经以作者的身份议论过福贵的人生。一些意大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了一个十分有益的问题：“为什么您的小说《活着》在那样一种极端的环境中还要讲生活而不是幸存？生活和幸存之间轻微的分界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在中国，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和幸存就是一枚分币的两面，它们之间轻微的分界在于方向的不同。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活着》中的福贵虽然历经苦难，但是他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的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叙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贵在读者的眼中就会是一个苦难中的幸存者。”
出于上述的理由，我在其他的时候也重复了这样的观点。我说在旁人眼中福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福贵自己，我相信他更多地感受到了幸福。于是那些意大利中学生的祖先、伟大的贺拉斯警告我：“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后，在他生前和葬礼前，无人有权说他幸福。”
贺拉斯的警告让我感到不安。我努力说服自己：以后不要再去议论别人的人生。现在，当角川书店希望我为《活着》写一篇序言时，我想谈谈另外一个话题。我要谈论的话题是──谁创造了故事和神奇？我想应该是时间创造的。我相信是时间创造了诞生和死亡，创造了幸福和痛苦，创造了平静和动荡，创造了记忆和感受，创造了理解和想象，最后创造了故事和神奇。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说的就是时间带来的喜悦和辛酸：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四讲述了一个由时间创造的故事。一位名叫崔护的少年，资质甚美可是孤寂寡合。某一年的清明日，崔护独自来到了城南郊外，看到一处花木葱翠的庭院，占地一亩却寂若无人。崔护叩门良久，有一少女娇艳的容貌在门缝中若隐若现，简单的对话之后，崔护以“寻春独行，酒渴求饮”的理由进入院内，崔护饮水期间，少女斜倚着一棵盛开着桃花的小树，“妖姿媚态，绰有余妍”。两人四目相视，久而久之。崔护告辞离去时，少女送至门口。此后的日子里，崔护度日如年，时刻思念着少女的容颜。到了第二年的清明日，崔护终于再次起身前往城南，来到庭院门外，看到花木和门院还是去年的模样，只是人去院空，门上一把大锁显得冰凉和无情。崔护在伤感和叹息里，将一首小诗题在了门上：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简短的故事说出了时间的意味深长。崔护和少女之间除了四目相视，没有任何其他的交往，只是夜以继日的思念之情，在时间的节奏里各自流淌。在这里，时间隐藏了它的身份，可是又掌握着两个人的命运。我们的阅读无法抚摸它，也无法注视它，可是我们又时刻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就像寒冷的来到一样，我们不能注视也不能抚摸，我们只能浑身发抖地去感受。就这样，什么话都不用说，什么行为都不用做，只要有一年的时间，也可以更短暂或者更漫长，崔护和少女玉洁冰清的恋情便会随风消散，便会“人面不知何处去”。类似的叙述在我们的文学里随处可见，让时间中断流动的叙述，然后再从多年以后开始，这时候截然不同的情景不需要铺垫，也不需要解释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在文学的叙述里，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因为时间无须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
另一个例子来自但丁《神曲》中的诗句。当但丁写到箭离弦击中目标时，他这样写：“箭中了目标，离了弦。”这诗句的神奇之处在于但丁改变了语言中的时间顺序，让我们顷刻间感受到了语言带来的速度。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时间不仅仅创造了故事和情节的神奇，同时也创造了句子和细节的神奇。
我曾经在两部非凡的短篇小说里读到了比很多长篇小说还要漫长的时间，一部是美国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另一部是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这两部作品异曲同工，它们都是由时间创造出了叙述，让时间帮助着一个人的一生在几千字的篇幅里栩栩如生。与此同时，文学叙述中的时间还造就了《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和《百年孤独》的故事和神奇，这些篇幅浩瀚的作品和那些篇幅简短的作品共同指出了文学叙述的品质，这就是时间的神奇。就像树木插满了森林一样，时间的神奇插满了我们的文学。
最后我应该再来说一说《活着》。我想这是关于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因此它也表达了时间的漫长和时间的短暂，表达了时间的动荡和时间的宁静。在文学的叙述里，描述一生的方式是表达时间最为直接的方式，我的意思是说时间的变化掌握了《活着》里福贵命运的变化，或者说时间的方式就是福贵活着的方式。我知道是时间的神奇让我完成了《活着》的叙述，可是我不知道《活着》的叙述是否又表达出了这样的神奇？我知道福贵的一生窄如手掌，可是我不知道是否也宽若大地？
北京，二〇〇二年一月十七日
我在1993年中文版的自序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
作家的写作往往是从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转瞬即逝的记忆、一句随便的谈话、一段散落在报纸夹缝中的消息开始的，这些水珠般微小的细节有时候会勾起漫长的命运和波澜壮阔的场景。《活着》的写作也不例外，一首美国的民歌，寥寥数行的表达，成长了福贵动荡和苦难的一生，也是平静和快乐的一生。
老黑奴和福贵，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经历着不同的时代，属于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嗜好，然而有时候他们就像是同一个人。这是因为所有的不同都无法抵挡一个基本的共同之处，人的共同之处。人的体验和欲望还有想象和理解，会取消所有不同的界限，会让一个人从他人的经历里感受到自己的命运，就像是在不同的镜子里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形象。我想这就是文学的神奇，这样的神奇曾经让我，一位遥远的中国读者在纳撒尼尔·霍桑、威廉·福克纳和托妮·莫里森的作品里读到我自己。
北京，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今年是麦田出版公司成立十五年，《活着》中文繁体字出版十四年。麦田的林秀梅打来电话，告诉我，《活着》在台湾出版十四年来，每年加印，麦田决定出版《活着》的经典纪念版，希望我为此作序。
我能写下些什么呢？往事如烟，可我记忆犹新。1989年的时候，当时还在远流出版公司主持文学和电影出版的陈雨航来到北京，与我签下了两本小说集的中文繁体字出版合同。在台湾，是陈雨航发现了我，是他把我的作品带到了台湾。那些日子我们经常通信，我已经习惯了远流出版公司的信封和陈雨航的笔迹。两年多以后我收到了陈雨航的一封信，仍然是熟悉的笔迹，却不是熟悉的远流信封了。陈雨航告诉我，他辞职离开远流了。差不多一年过去后，陈雨航和苏拾平来到北京，我才知道他们成立了麦田出版公司。
《活着》是我在麦田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后来我全部的小说都在麦田出版了。十多年的同舟共济以后，我很荣幸《活着》是麦田出版图书中的元老。1994年初版时的编辑是陈雨航，2000年改版后的编辑是林秀梅，2005年再次改版后的编辑是胡金伦，不知道这次经典版的编辑是谁？
我已经为《活着》写下过四篇序言，这是第五篇。回顾过去，我感觉自己长时期生活在现实和虚构的交界处，作家的生活可能就是如此，在现实和虚构之间来来去去，有时候现实会被虚构，有时候虚构突然成为了现实。十五年前我在《活着》里写下了一个名叫福贵的人，现在当我回想这个福贵时，时常觉得他不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我生活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位朋友。
1992年春节后，我在北京一间只有八平方米的平房里开始写作《活着》，秋天的时候在上海华东师大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修改定稿。最初的时候我是用旁观者的角度来写作福贵的一生，可是困难重重，我的写作难以为继；有一天我突然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出发，让福贵出来讲述自己的生活，于是奇迹出现了，同样的构思，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写作时无法前进，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作后竟然没有任何阻挡，我十分顺利地写完了《活着》。
也许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命运。写作和人生其实一模一样，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迷路者，我们都是按照自己认定的道路寻找方向，也许我们是对的，也许我们错了，或者有时候对了，有时候错了。在中国人所说的盖棺论定之前，在古罗马人所说的出生之前和死去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在前面的时间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为何我当初的写作突然从第三人称的角度转化为第一人称？现在，当写作《活着》的经历成为过去，当我可以回首往事了，我宁愿十分现实地将此理解为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而不愿去确认所谓命运的神秘借口。为什么？因为我得到了一个最为朴素的答案。《活着》里的福贵经历了多于常人的苦难，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福贵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其他什么都没有；可是当福贵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讲述自己的一生时，他苦难的经历里立刻充满了幸福和欢乐，他相信自己的妻子是世上最好的妻子，他相信自己的子女也是世上最好的子女，还有他的女婿他的外孙，还有那头也叫福贵的老牛，还有曾经一起生活过的朋友们，还有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在阅读别人的作品时，有时候会影响自己的人生态度；而我自己写下的作品，有时候也同样会影响自己的人生态度。《活着》里的福贵就让我相信：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我想，这可能是二十多年写作给予我的酬谢。
二○○七年五月十五日
中国过去六十年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一一发生在福贵和他的家庭身上。接踵而至的打击或许令读者无从同情，但余华至真至诚的笔墨，已将福贵塑造成了一个存在的英雄。当这部沉重的小说结束时，活着的意志，是福贵身上唯一不能被剥夺走的东西。（美国《时代》周刊 2003年11月9日）
《活着》是不失朴素粗粝的史诗，斗争与生存的故事，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残忍与善良的形象，在余华的笔下，人物在动物本能和人性之间苦苦挣扎。余华加诸于叙述的那种冷酷的意志，使小说超出了常轨。（美国《华盛顿邮报》2003年11月2日）
余华没有煽情。每一个沉重的悲剧都是痛苦的。每个人都感受到孩子死去般的麻木力量。偶尔有轻松的、优美的、善良的时刻……《活着》是一次残忍的阅读。余华不遗余力地展示误导的命运如何摧毁人的生活。（美国《西雅图时报》2003年11月28日）
余华的风格简洁而有力，直抵人心。小说的结尾令人难忘，唯一活着的老人福贵给他的老牛也取名叫福贵。叙述者看着老人和老牛在暮色苍茫中慢慢消失，留下他独自一人：“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活着》以简单的美丽和朴素的力量，同样召唤着读者。（美国《明星论坛报》2003年10月12日）
小说在历史动荡的背景上以貌似冷漠的语调，织就了一幅人性的挂毯。其冷静的风格使读者与福贵同甘共苦，当好运垂顾他时，我们会欣然微笑，当他遭受厄运打击时，我们又会黯然垂泪。悲剧总是接踵而至，令人无法喘息，一位作家甚至因此称《活着》是“中国的《约伯书》”。（合众国际社2003年8月19）
《活着》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叙述也很朴素。余华的力量就在于他的人物塑造和描写方式：要让读者自己去窥探那些生活与他们如此不同的人物的心灵，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是小角色和风景的描写，也是寥寥数语就熟练勾勒出来了。（《亚洲书评》2003年9月6日）
老农民福贵遇到一位游客，并由此回想起了自己的过去……这对那永恒的中国时代老百姓生活的成功描写正是得益于中国新浪潮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余华。（法国《快报》1994年5月28日）
人们还记得余华的小说尖锐、有思想，如《活着》或《许三观卖血记》。他擅长于描写进退两难的心理，把主人公置于历史的风口浪尖，他是位有抱负的作家，喜爱驳斥和间接描写。他既有海明威又有司汤达的风格。（法国《世界报》2008年5月9日）
余华因为《活着》而家喻户晓。人们评价他细致又不失幽默——他在另一种生活中从事牙医的职业。（法国《文学杂志》 2008年5月）
作为医生之子，余华放弃了牙医的电钻而投身于写作中，因为一系列翻译而闻名于外，其中《活着》这部新现实主义小说……余华在创新上给予了我们后奥运中国的希望。我们的中国朋友重复对我们说，这个四十八岁的同志没有展现中国最美好的一面。对极了！但是这也该是文学从“无产阶级专政”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蒙特利尔《义务报》 2008年7月12日至13日）
余华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我们从法译本《世事如烟》、《古典爱情》、《在细雨中呼喊》，特别是1994年（在法国）出版的《活着》认识了余华。《活着》讲述了一个男人的人生，他跨越了中国从国民党到后毛泽东的时期。这是余华第一次用这部小说来讲述个人在一个很长时期内的命运。（《卢森堡日报》 2008年6月25日 ）
余华在《活着》中描绘了一个来自于中国南方的贫苦村庄的农民为了生存的斗争。这部跨时代的作品描写了中国这个以水稻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亚洲巨人的故事……余华的小说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并被认为是现代中国的经典之作。（西班牙埃菲社 2010年5月10日）
余华在《活着》中描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全貌……它以福贵的口吻讲述了二十世纪中的中国史……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典范。（西班牙《阿贝塞报》 2010年5月10日）
余华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断地看见野蛮的行为，并在1983年开始创作。他的作品可以比得上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作品的风格。这是他与现实斗争的方法。Seix Barral已经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国际性作品《兄弟》，现在出版的《活着》，是一部讲述自中国内战开始的小说。主人公福贵是一个面对诸多不幸的穷人。（西班牙《大众日报》2010年5月11日）
余华已成为中国最成绩斐然的、最受赞扬的小说家之一。现在，他最知名的作品《活着》登陆西班牙。这本书讲述了在中国二十世纪那段艰难暴力的时期中一个家庭的悲剧故事。（西班牙《宪报》2010年5月12日）
《活着》这部书为我们提供了如何生活，尤其是如何在困境中求生的理念。这是一部描绘二十世纪中国惨淡生活的作品……这部小说是一首对于一个无限匮乏的年代的赞歌。主人公虽然有着种种恶行，但是在文革的大背景下还是学会了如何生活。（西班牙《今日报》 2010年5月5日）
余华采用了主人公福贵自述的方式，福贵生动的日常化语调及其对命运的屈服，向人们展示了将苟活作为唯一生活目标的状况，使作品显得更深刻。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国过去五十年的历史类似于《幸运的汉斯》的变形，因为不仅财富越来越少，人们也迷失在日常生活中。生活的智慧是否至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胜利？（瑞士《Neue Mittelland Zeitung》1999年1月19日）
因为古老文化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语言和多彩的图画，这个感人的中国人的生活故事让人信服。在残忍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背景下，主人公的生活勇气令人惊讶：这是一部特别的小说，一部既能使年轻一代也能使年长的读者感动的震撼心灵的小说。（瑞士《Schweizer Bibliothekdienst》 1998年3月）
人们对于电影的信赖极大地减少了阅读小说的乐趣。相反，关于语言的，优美诗篇的激情通过阅读得以保留。阅读这本小说是一项极大的成就……福贵接二连三地失去亲人，晚年只能同一头老牛度过，作者对于这种生活艰辛的描述却是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平缓语调。“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这是福贵对自己的评价。读者可以把这当作余华铺设的情节和语言方面的线索。（奥地利《普通报》 1998年3月20日）
余华以简单而强烈的笔触饱含感情又理智地讲述了有关生活和意志的一出悲喜剧式的寓言，并且成功驾驭了这种写作方法。除去作为背景的家族史，作品附带的描写中有对中国革命社会、意识蒙蔽和政治宣传的批评。（德国《基尔新闻》1998年3月12日）
虽然余华肯定从没听说过汉斯·雅各布（1622—1676年）笔下的格林美豪森，但他对老人生命的最后四十年的描述是格林美豪森式的。曲折发展的中国历史包括人类天性的美好和攻击性，里面涉及的所有的山谷，深渊，平地，陈腐，矛盾和残忍都使得真正的作品主人公——格林美豪森的经历看起来像是出迷你戏剧……早期阅读时期还没出现电视机，人们渐渐地不能自然地大笑或哭泣，在这本书中可以找到早期阅读的乐趣，读者将怀着羞愧的心感受到深入的、超智慧的、四重奏式的“文学评论魔力”，同时被简单的，但真实感人的中国式生活所影响。（德国《纽伦堡日报》1998年2月21日）
一位老人向一位年轻的故事搜集者讲述了他生活中的一天和整个人生，作家余华以这两个层面为基础完成了他的第二部小说《活着》。题目中的感叹号代表什么呢？生活超越一切财富，或者生活能带来有价值的财富？不惜一切代价地活着？（《西德普通报》1998年3月6日）
这部小说给出了有关生活的感人的观察，除去一切距离生活仍是可接近，可见的。有些人类的常理在所有地方都一样。当我们自然地向他人告知某事时，可以越过国家和种族的界限互相理解。余华正是进行这种坦诚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他完成了一部令人振奋的作品。（德国《每日镜报》1998年7月5日）
因为它是文学作品，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因为作者这样富有同情心地叙述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的历史，能够给人以安慰，因为我们从农民福贵身上获得的安慰是一种美好的感觉……本书的价值无法用任何评论的词语来形容，“伟大”这个词在这本书面前也显得渺小。（德国《柏林日报》1998年1月31日）
这部小说把我们带到了中国，从欧洲的视角来看，中国是一个遥远的，充满异域风情的世界。想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的人，一般会拿起报纸阅读相关的信息。如果这本书只是以传授这方面的知识为目的，对读者的吸引力就没那么大。我们不只是期望获得有关人种学和社会的情况。我们希望了解我们能够理解并追寻的一段历史和人类命运。小说作家余华在这两方面都没有让我们失望。他为传统的读者提供丰富的人类历史，没有忽视好学的读者。（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998年8月13日）
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人的生活故事，穿越了中国五十年的历史；这五十年打上了为个人生活，为变化的政治身份而斗争的烙印，在读者面前以举例的方式展开：既有关于各种恐惧的图景，也有田园生活和骚乱。余华这部被当作流浪小说的作品所叙述的故事展示了成为历史的玩物的个体，历史表现出讽刺的力量，意识形态的斗争通向紧急状态和损失，也通向死亡和魔鬼。（《北德电台》1998年7月16日）
这是有关过去的五十年中国历史中福贵的复杂而悲惨的生活。中国变换的历史为这部感人但并不感伤的小说提供了背景，小说的主旨是超越政治的生活意志的胜利。（德国《音乐》杂志1998年9月）
福贵单纯的世界观在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后，仍然奇迹般地保留下来。中国的战争，“大跃进”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给个人带来的后果被福贵看作无名的命运的打击，读者如果不相信类似讽刺和陌生化的更高的手法，应该佩服化解了困难，在晚年落寞的生活图景下孤独的，但并不寂寞的主人公：这就是“活着”。（德国《日报》1998年6月13日）
对于一个家庭不同时代确定的“命运”不幸进行了小心翼翼的、无名的倾吐过后，作家余华并没有退缩，他仍然从事着有关处于衰亡阶段的统一的人生及生活本身的传说的续写。（《新苏黎士报》1998年6月19日）
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那一年的整个夏天，我如同一只乱飞的麻雀，游荡在知了和阳光充斥的农村。我喜欢喝农民那种带有苦味的茶水，他们的茶桶就放在田埂的树下，我毫无顾忌地拿起积满茶垢的茶碗舀水喝，还把自己的水壶灌满，与田里干活的男人说上几句废话，在姑娘因我而起的窃窃私笑里扬长而去。我曾经和一位守着瓜田的老人聊了整整一个下午，这是我有生以来瓜吃得最多的一次，当我站起来告辞时，突然发现自己像个孕妇一样步履艰难了。然后我与一位当上了祖母的女人坐在门槛上，她编着草鞋为我唱了一支《十月怀胎》。我最喜欢的是傍晚来到时，坐在农民的屋前，看着他们将提上的井水泼在地上，压住蒸腾的尘土，夕阳的光芒在树梢上照射下来，拿一把他们递过来的扇子，尝尝他们的盐一样咸的咸菜，看看几个年轻女人，和男人们说着话。
我头戴宽边草帽，脚上穿着拖鞋，一条毛巾挂在身后的皮带上，让它像尾巴似的拍打着我的屁股。我整日张大嘴巴打着哈欠，散漫地走在田间小道上，我的拖鞋吧嗒吧嗒，把那些小道弄得尘土飞扬，仿佛是车轮滚滚而过时的情景。
我到处游荡，已经弄不清楚哪些村庄我曾经去过，哪些我没有去过。我走近一个村子时，常会听到孩子的喊叫：
“那个老打哈欠的人又来啦。”
于是村里人就知道那个会讲荤故事会唱酸曲的人又来了。其实所有的荤故事所有的酸曲都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我知道他们全部的兴趣在什么地方，自然这也是我的兴趣。我曾经遇到一个哭泣的老人，他鼻青脸肿地坐在田埂上，满腹的悲哀使他变得十分激动，看到我走来他仰起脸哭声更为响亮。我问他是谁把他打成这样的？他用手指挖着裤管上的泥巴，愤怒地告诉我是他那不孝的儿子，当我再问为何打他时，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了，我就立刻知道他准是对儿媳干了偷鸡摸狗的勾当。还有一个晚上我打着手电赶夜路时，在一口池塘旁照到了两段赤裸的身体，一段压在另一段上面，我照着的时候两段身体纹丝不动，只是有一只手在大腿上轻轻搔痒，我赶紧熄灭手电离去。在农忙的一个中午，我走进一家敞开大门的房屋去找水喝，一个穿短裤的男人神色慌张地挡住了我，把我引到井旁，殷勤地替我打上来一桶水，随后又像耗子一样蹿进了屋里。这样的事我屡见不鲜，差不多和我听到的歌谣一样多，当我望着到处都充满绿色的土地时，我就会进一步明白庄稼为何长得如此旺盛。
那个夏天我还差一点谈情说爱，我遇到了一位赏心悦目的女孩，她黝黑的脸蛋至今还在我眼前闪闪发光。我见到她时，她卷起裤管坐在河边的青草上，摆弄着一根竹竿在照看一群肥硕的鸭子。这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羞怯地与我共同度过了一个炎热的下午，她每次露出笑容时都要深深地低下头去，我看着她偷偷放下卷起的裤管，又怎样将自己的光脚丫子藏到草丛里去。那个下午我信口开河，向她兜售如何带她外出游玩的计划，这个女孩又惊又喜。我当初情绪激昂，说这些也是真心实意。我只是感到和她在一起身心愉快，也不去考虑以后会是怎样。可是后来，当她三个强壮如牛的哥哥走过来时，我才吓一跳，我感到自己应该逃之夭夭了，否则我就会不得不娶她为妻。
我遇到那位名叫福贵的老人时，是夏天刚刚来到的季节。那天午后，我走到了一棵有着茂盛树叶的树下，田里的棉花已被收起，几个包着头巾的女人正将棉秆拔出来，她们不时抖动着屁股摔去根须上的泥巴。我摘下草帽，从身后取过毛巾擦去脸上的汗水，身旁是一口在阳光下泛黄的池塘，我就靠着树干面对池塘坐了下来，紧接着我感到自己要睡觉了，就在青草上躺下来，把草帽盖住脸，枕着背包在树阴里闭上了眼睛。
这位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我，躺在树叶和草丛中间，睡了两个小时。其间有几只蚂蚁爬到了我的腿上，我沉睡中的手指依然准确地将它们弹走。后来仿佛是来到了水边，一位老人撑着竹筏在远处响亮地吆喝。我从睡梦里挣脱而出，吆喝声在现实里清晰地传来，我起身后，看到近旁田里一个老人正在开导一头老牛。
犁田的老牛或许已经深感疲倦，它低头伫立在那里，后面赤裸着脊背扶犁的老人，对老牛的消极态度似乎不满，我听到他嗓音响亮地对牛说道：
“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头牛不耕田？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走呀，走呀。”
疲倦的老牛听到老人的吆喝后，仿佛知错般地抬起了头，拉着犁往前走去。
我看到老人的脊背和牛背一样黝黑，两个进入垂暮的生命将那块古板的田地耕得哗哗翻动，犹如水面上掀起的波浪。随后，我听到老人粗哑却令人感动的嗓音，他唱起了旧日的歌谣，先是咿呀啦呀唱出长长的引子，接着出现两句歌词——
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
因为路途遥远，不愿去做皇帝的女婿。老人的自鸣得意让我失声而笑。可能是牛放慢了脚步，老人又吆喝起来：
“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
一头牛竟会有这么多名字？我好奇地走到田边，问走近的老人：
“这牛有多少名字？”
老人扶住犁站下来，他将我上下打量一番后问：
“你是城里人吧？”
“是的。”我点点头。
老人得意起来，“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说：“这牛究竟有多少名字？”
老人回答：“这牛叫福贵，就一个名字。”
“可你刚才叫了几个名字。”
“噢——”老人高兴地笑起来，他神秘地向我招招手，当我凑过去时，他欲说又止，他看到牛正抬着头，就训斥它：
“你别偷听，把头低下。”
牛果然低下了头，这时老人悄声对我说：
“我怕它知道只有自己在耕田，就多叫出几个名字去骗它，它听到还有别的牛也在耕田，就不会不高兴，耕田也就起劲啦。”
老人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里面镶满了泥土，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
这位老人后来和我一起坐在了那棵茂盛的树下，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向我讲述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