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 - 卷一
作者：﹝现 ‧ 刘汀﹞。
作者借散文之笔，通过描写和记述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给作者带来震动与思考的事件，写出的一部用诗心对生活不懈的追问。作者疑怀世俗，却又透出对世俗无限的衷爱。病痛、孤独、乡愁、自然、田埂，哪怕是作家自己无奈中替老姑父在北京的医院高价挂号，而病人千里迢迢到来之后，专家医生又无端地休息歇班；还是作家在文中写到故里，站在村头，对田野、村落、物景、人事的点点滴滴，都有一种浓到化不开的爱，有一颗对庸常生活的感谢心。
我们要活着
做一场美梦
以微笑为准则，把所有的日常
都争取过得有意思
给内心以营养
用美好的东西，包括
食物、书籍和信仰
喂大那卑微的自我
尽管从出生起，人就注定
一步步走向死亡
可我们仍然要活着
也就是——
埋下的种子
都发芽，开花，结出果实
开凿的井终日清水不断
遇见的人既不躲闪，也不沉默
序 诗心的追问﹝阎连科﹞
一个小说家把散文写好也是分内的事情。但如刘汀这样，年龄中还含着青嫩的汁水，却已经把小说写得果实累累，且散文又写得如此有枝有干，根深叶茂，呈现出独有少见的境况，这委实让人意外。让人感慨，文坛的交替，终是该来的要来，且那到来的不仅是春秋岁月，更是他们别样的作品。
是他们的写作，在更替着作家的少老。
《浮生》，是一本会被万千书籍密密埋压的散文，可你一当发现，一当阅读，它就会从如海的作品中滑舟而出，帆起船行。如果当下的文学写作，是一片乱砍滥伐而又被新的横生野长重新覆盖的林地，那么，刘汀的这本散文，就是挺起在一棵巨大的树桩上的新生。因为那树桩的粗大，因为它四处盘结的根土，这一枝新生，也就可能注定了它的挺拔，注定了迎风照日的猛生蹿长，注定了在新生林地中它的高头大马。
刘汀在这部作品中间，是那么鲜明地绳拧着一个作家对生活无处不在的疑问。《浮生》，是散文，又不是散文，而是借散文之笔，写出的一部用诗心对生活不懈的追问。为什么生活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每个人都活成了别人？为什么我只有从别人的生活中才能看见自己？人家的路，为何总是载着我的脚痕？而我要找的我的印迹，又散落到了哪条路上？读单篇的《别人的生活》《我们选择的路》，追问就像敲在头上的锤，让阅读者的脑壳和胸膛，都有振动的声响。《灵魂是什么东西》《自由在哪里》，是人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会活着，应该怎样活着的来自一个人冥思的自问与自答；是一片在世俗的细碎中不肯沦落的灵魂，在人群中跳动的闪躲，它时时会被人群和世俗所吞蚀，而这跳动的疑问，却又在世俗中透出尖锐有力的呼吸，对抗着吞蚀的可能。整部作品，都被追问提纲和绳牵，甚至让人怀疑，作家如此对生活不懈的迷困和追问，又如何可以活在这个平庸、现实的人世之间呢？
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作家的妙巧，也就在了这儿。疑怀世俗，却又透出对世俗无限的衷爱。病痛、孤独、乡愁、自然、田埂，哪怕是作家自己无奈中替老姑父在北京的医院高价挂号，而病人千里迢迢到来之后，专家医生又无端地休息歇班（《普通人的病与痛》），还是作家在文中写到故里，站在村头，对田野、村落、物景、人事的点点滴滴，都有一种浓到化不开的爱，有一颗对庸常生活的感谢心。甚至作家写到这些细碎的日常，有一种不愿停笔的渴望，仿佛不画出生活落叶的筋脉，就不足以在一幅油画中表现林地树木的繁华和更替。他的叙事，是那样的从容，笔尖的脚步，从来都不因风雨到来而凌乱，而急迫。而那来自对世俗、庸常、人生、命运、婚姻、情爱等一切一切的追问，都化成一个作家的一颗有着钻楞的诗心：面向生活的叙事和抒情中的脚音、韵律和节拍，从而使这部散文，成为一首颂扬和疑问庸常的长诗；或者，是烦恼人生的林地油画，而疑怀和追问，则是那油画中凡·高最为刺目的色彩。
读《浮生》，让人想到刘亮程的写作。不一样之处，是前者把满含哲学的追问，都置放在芸芸人众的日常和烦恼之间；对叙事的热爱，如同田野对雨阳的等候；而怀疑成了生活和生活之本身。而后者，则把哲学的眼目，肯定地投放在西部的荒野，而使生活成为孤立的存在，而人也因此在孤立中奇崛。还有天香地艳的李娟的散文，在生活和语言中开出一朵思辨、善美的花来，简易如我们在戈壁中捡到了一粒石子。这么说，是不是一种散文新写的时代已经到来？无所谓大散文或者小散文，长散文或者短散文，深刻或者浅淡，而作家先天的目光、态度和天然的叙述，才是新散文呼吸的喉结？
谁知道呢。
总之，刘汀和他的《浮生》，让人感到一种散文的别味和新味雨淋样的到来，使人在阅读后淋雨而透湿。他的写作，没有他们节制，也没有他们在文字上那么闪光的钻影，可那颗对世俗、生活、人生疑怀、追问的作家的诗心，却更为鲜明地筑砌了生活的嶙坝，使读者、作家、生活和写作，都有了艺术的边界，让我们在阅读中不至于野荒地漫跑，不至于长途跋涉后空手而归。
别人的生活
“别人的生活。”
这几个字在脑袋里盘旋得实在太久了。
最初，我想它适合做一首诗的题目，可不管如何翻来覆去，也写不出这首诗来。又觉得写成无法归类的闲散文章，或许更好，但这文章也是越拖越艰难。直到有一天我想到，也许，它在我心里的漫长和重要，不只是一首诗、一篇散文，同时也是一篇小说，甚至是一种生活态度。
但我只能先写这篇文章了，并且为了督促自己真的开始写，早早在微博上爆出这个题目，好多朋友都说：写吧，要等着看看。可见，不只是我，许多人对“别人的生活”都是极感兴趣的，又或者，他们把我和我的文章，当作了另一种“别人的生活”来期待。说到底，所谓别人的生活，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这必是老生常谈的道理，但实在是少有人真正注意这一点。我们经常弄混那作为个体的“别人”和作为整体的“别人”，也就经常忽略了别人。当全世界都充满你的时候，你，是不存在的。
于我而言，发现别人和别人生活的漫漫路途，也正是自我意识逐渐形成的过程。这路途有两部分。前半程大致是拼命地要把自己从千万个别人那儿拉出来、区别开，而后半程，则是千方百计把自己融入人群中去，如一滴水落进无尽的水里。因此，在这个时刻——我写这本书的时刻，也正是两个阶段的交接点，我独自驾着一艘小船，要渡过急流，到达彼岸。我回到那儿，成为别人里的自己，和自己中的别人。
年纪轻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别人”的概念，首先有的是“别人家”的概念，或者说，那时候别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人。大概是十年前，一位老师在课上说：人们都是看着邻居过自己的日子的。这句话像手术刀一样帮我划开了迷雾，显现出一个被遮蔽已久的微观世界。谁人不是呢？邻居家有了电视，咱们家也得有；邻居家又有了冰箱，这个，咱们家还是得有；邻居家的烟筒冒烟了，咱们家也该生火了；邻居家的灯亮了，咱们的手就伸向了灯绳……别人的生活，也就是别人家的生活。我也就才明白，从懂事起自己的所有好奇，主要是对别人的生活的好奇。
小时候，大概是因为家里境况一般，又受着本能的欲望的驱使，我脑海中盘旋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家都吃什么饭呢？尽管我知道村里绝大部分人家的伙食都大同小异，可是具体到某一顿饭上，我还是好奇得不得了。简简单单的一餐饭，就是另一个家庭全部生活的征兆。在农民那儿，每一顿饭虽然不如城里那样讲究，简单而随意，却有着内在的逻辑和规律。什么样的日子，人们会吃肉、吃饺子，有大事好事时，桌上才会摆酒，红事吃什么，白事吃什么，等等。小小的餐桌，粗瓷碗和竹筷子，盛载了一家人跌跌宕宕的悲喜。
我不断地猜测，别人在吃什么呢？是面食吗？是米饭吗？炒菜了吗？是不是有肉？就算也是米饭，和我们家的米饭一样吗？如果恰好在某个饭点儿，走进别人家的门，就会偷瞄人家的饭桌，想知道确切的答案。人们会客气地问，吃饭了吗？要不要一起吃？坦白吧，我真想一起吃。因为除了对他们吃什么感到好奇，心里还残存着另一个偏见——别人家的东西，似乎是比自己家的要好吃些，至少是不同的。虽然我也吃过，并没有发现绝对的不同，可下一次遇到，我还是会忍不住要猜测、尝试。我所好奇的，既是食物本身，更是食物背后别人的生活秘密。
后来读初中，便开始住校，离开家，家庭不再成为我生活的主要场景，我渐渐意识到“我”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不一定总是同步的。同样的时间和事物，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初中时，我常年穿的是母亲做的布鞋，同学中有人穿着漂亮的运动鞋，我也很想有一双。在那时，我以为运动鞋对每个孩子来说诱惑力是一样大的。现在我知道这是误解，对于轻易能买到运动鞋的孩子来说，运动鞋完全不是诱惑。然而我穿着布鞋，置身于一群运动鞋之中的时候，我没法不被“运动鞋化”，脚上的鞋子几乎就是我的脚本身，我之所以要在晨跑时那么奋力，在做操时动作标准，大概就是在假装自己也穿上了同别人一样的运动鞋。
这是年少时的虚荣，却也是最真切的感受。
同事讲过一件事，说小区里的妈妈们总三五成群，互相交流和讨论教育孩子的事。这种交流传播了许多好东西，但同时，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原则性和定力，很可能就会不知不觉被别的妈妈牵着走。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不明显的规律：你和什么样的妈妈群体在一起，决定了你将成为什么样的妈妈，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你的孩子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这个群体里，每一个都热衷于谈论报班、补课、学特长，你就很难不去这么做，否则你和你的孩子都将失去安全感，除非你转移到另一个完全不这么干的妈妈群。这时候，别人的生活，就不仅再是展示意义上的别人，它悄然地隐藏了一种强迫力，迫使你不得不跟着潮流走。这就好像，当我们身在地铁早高峰和节日的火车站那巨大的人流里时，很难有自己的方向，只能像河里的一滴水，沿着别人的河道缓缓向前。想得悲观点，别人的生活，实在就成了你的生活，即便乐观一些，也不过是你过上了和别人一样的生活。
2005年，本科毕业前一周，我不知怎么染上了水痘，被隔离在师大的校医院里，不能见任何人。将近两周左右，整个病房里只有我自己，除了每天给长了水痘的脸和手臂涂几次药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百无聊赖，书也看不下去。我知道外面的同学们都在忙毕业，把四年来聚集的各种证件退掉，领回许多新的证明和表格，吃散伙饭，感伤，但我只能一个人在医院的病房里苦熬。这半个月，我和别人失去了最基本的联系，被实实在在地和别人隔离开来，我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完全离开了生活轨道。我被绑在柱子上看着人们狂欢，甚至都不是看见，而只能想象。经过了烦躁、焦虑之后，我强迫自己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那就是：我和别人之间，因为隔离的原因，呈现出了一种平常生活里不可能有的状态，索性把它当成一次特别的内心实验好了。于是，在二楼的病房里，这个被隔离的青年唯一的乐趣就是想象别人的生活。我站在窗口，看楼下马路上经过的人们，学生、工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人，他们来来往往，从某处而来，奔着某个目的地而去。这种感觉好奇怪，好像我是电视里的人，而其他人都是实实在在的，不是我在看他们，而是他们在看我。
当隔离解除，我要离开病房时，竟然对由别人组成的人群感到了一丝恐惧和陌生，当然更多的仍是回到别人的生活里的渴望和热情，这是多种矛盾的情绪的结合体，它把我置身在翻炒的热锅里，一面又一面地炒烫着。走出门，七月的阳光照热了我被药水涂抹过的身体，然后路上的所有人都变得很近，我和他们擦肩而过，回到宿舍。我后来想，监狱里的人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应该更强烈吧。
但有时候，即使你在人群之中，也还是会感觉到这种疏离。电视台偶尔放《圣斗士》《小龙人》《还珠格格》之类的片子，老婆总会说，她都看过。我无话，因为我的童年和少年，和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关系。因此我常和她开玩笑说：“和你们比，我就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啊。”在别人共同经历某些生活的时候，我过的是另一种日子。这当然和好坏无关，可当你身处在绝大多数人都有共同记忆的群体里，就会感觉到一种疏离感。这个时候，我会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别人的生活”，因为这个“别人”有某种共同的体验或记忆，而我没有。
我的眼睛是一部特别的仪器，曾记录过许多有意思的片段，它们无意识地储存在脑细胞里，然后等着被某些精神的逻辑穿针引线地联系起来，形成我所见的世界。人们不知道，我有多爱这些片段式的“风景”，正是它们，构造了我自以为丰富的内心生活。
有一次，我和老婆去吃自助餐。我在吃东西的间隙，看到一个女服务员偷偷地喝客人杯子里剩下的饮料，她小心而羞怯。但她被另一个年纪大的女人发现了，她似乎是女服务员的母亲，把她拉到一边，嗔怪地训斥她，她不发一言，眼神里所有的欲望都变成一种落寞，还深藏着倔强的不甘。我瞬时没有了胃口，不知道是何原因，所有的食物都被这件事涂上了一层防腐剂，没有了香味和色泽。
因此我也有另一种顽固的好奇：餐厅里的服务员，究竟怎么看待自己售卖的美食呢？商场里的售货员，又怎么看待自己售卖的奢侈品呢？这些东西，在他们的观感里和在消费者那儿是一样的吗？我会假设，如果我从乡下到了北京，在一个餐馆里上班，每天面对想也不敢想的美食，肯定会非常焦虑，这焦虑不仅仅是因为我自身对它的欲望，我还会想到，城里人每天吃这么多好东西，浪费这么多好东西，可我乡下的家里人，是连见都没见过的。这焦虑是对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的焦虑，可能深埋着向往，潜伏着不满，甚至最后会倒向痛恨。我们谁人又能避免这条心路？本科时，宿舍同学关系很好，但毕业前，一位室友醉酒后大发雷霆，他愤怒地对宿舍里一位家庭状况好的同学说：不要以为你有钱就了不起。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多有钱，也没有表现出有钱人的姿态，但总还是有差距，两个人过的是完全不同的生活。这两种生活，可能在人海中相安无事，但窝在斗室中四年，却会在其中一方的心里埋下许多东西。我需要坦白，很多个时刻，我也一样有着无知的愤怒，大家一起去聚餐，为了让整桌的价钱尽量低一点，自己分担得少一点，只点最便宜的菜；看着同学毫不费力地买了自行车、电脑、手机，然后自己背起书包去自习室，却无法安心读书上的字，因为我刚刚写了一封信给家里，向在田野里劳作的父母讨生活费。这种时刻，我的心里无法不涌起悲伤和愤怒，我知道，它源自自卑为底色的自尊，源自贫穷为基础的贪婪。
正是这些细小的风景，让我看到并假想了别人的生活，公交售票员、服务员、出租车司机、地铁安检员、传达室大爷，以至于许许多多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别人，所有的别人。我想，也许只有当我们真的在眼里看见别人了，别人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对于别人也才是有意义的。
有熟人从重庆回来，找我和另一个朋友喝酒。大家不可避免地说起这个城市和它的故事。重庆这位朋友在酒桌上诚恳地说：我不管外面的人怎么想，我是老百姓，我就觉得，只要给老百姓实惠的官就是好官。这一点也不奇怪，身边太多人有如此想法：我不管你有什么阴谋诡计，只要我得到了实惠，我就支持你。我试图告诉他，世界是如此之大，在你和你的视野之外，还有别人，你们在得到实际利益的同时，另一部分人未必如此，任何人的生活都不是与其他人完全无关的。他嗤之以鼻，说自己不在乎。对他而言，别人对某些东西的恐惧完全不应该抵消他们从同一种方式中获得的实惠。他说，他不在乎是不是内部斗争，是不是为了往上爬，是不是作秀，他只在乎自己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以自己的利益为认知世界的坐标原点，这当然谈不上是错的，但你总会觉得缺了点儿什么，有什么不对，是什么呢？我想，也许就是对别人生活的真正的漠不关心。
同酒桌的另一个朋友，是公务员，当上了科长，属于或已经迈向了这个社会的成功阶层。和每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一样，他不停地要教育我怎么过生活。我有些无奈地听着，他每说一句话，我都觉得我们的生活距离在拉大。他说：你一点儿也不笨，你应该混得比我们更好，你不要整天假清高，我告诉你，你在单位里，你要入党，不用想别的，你就琢磨你的领导，把你领导琢磨透了，什么都妥了。我也有些酒意，试图和他辩白，世界上绝非只有他过的那种生活，还有更多的人只是很简单地工作，做想做的事而已。但我放弃了，我不觉得自己能说服他，因为他完全不知道其他的生存方式一样能给人带来幸福，甚至更可贵。
这样的人很多，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第一真理”，然后便觉得别人应该遵从这种真理。可是，我其实多想让他们知道，别人的生活对于我们何等重要。不信去看看，微博上多少人在关注转发评论着别人的生活，得病的求助者、被拐的儿童、地震的救助、天津的大火……在他看来，这些事和许多人是半毛钱关系也没有的，可是那么多人不惜付出代价，冒着危险去援助他们，是为了什么呢？这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那些别人同时也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也是别人眼里的别人。也有人问，你每天转那么多负面新闻做什么呢？有什么用呢？你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这个我真的不能，就算有一千个一万个我也做不到，可是我能让多一个人了解真相，能对这个国家有多点清醒，而不是一味陷在自己的小日子里，不也很好吗？我觉得这很好。
有一次饭局，大家喝了点酒，不知怎么就谈起了国事——现在说这个，都像是装的——反正是谈起了种种不公不义。我坚持说，作为普通人，读了点书，知晓些是非的人，哪怕你什么也做不了，至少该保持你内心的愤怒。一个朋友反对，他的理由是，要么就去做，所谓只保持内心的愤怒云云，实在是一个逃避的策略。我不这么觉得。不管是革命还是改革，绝大多数的人最初都只能是观望者，一旦事情爆发，内心有着清晰的判断，和从无所谓而来的茫茫然相比，要好得多。至少，当路途分叉时，你知道自己更应该倾向于哪条路。对普通人而言，我以为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对别人生活的关心，未必都是好的。比如说，我们聚会，聊天，说起车子、房子、孩子，这种闲聊有时候是轻松的，有时候又极其令人烦躁。因为一些谈话的人总要不失时机地表现他对你生活的高高在上的态度，这很奇怪。太多的人被热心人问过：谈朋友了没有？结婚了没有？买房子了没有？生孩子了没有？当你给出一个答案，他立刻举出一个比你好的例子，来证明你的失败。注意，我指的不是那种实实在在的问，不经意的问，而是已经蓄谋已久的，他们问这种问题并不是关心答案，而是享受这个问的过程。这有点像一个站在河岸上的人对着水里的人说：你为什么不上岸呢？
那么，我为什么要上岸呢？
如果我还不想上岸，如果岸上并没有我要的东西，如果我被水里的水鬼抓住了脚踝，如果这河水实在太温柔清凉了，如果有鱼儿绕着我的腿在游，我就不上岸，仅此而已吧。人们看见不结婚的人、晚结婚的人、同性恋者、丁克家庭，就自动把他们划成异类，甚至潜意识里给他们贴上某种不安全的标签。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们习以为常的秩序感觉到危机。怎么可能？他们怎么可能一辈子单身？他们怎么可能一辈子租房子？他们怎么可能不要孩子？他们怎么可能没有上进心？但是奇怪的是，如果有一个富翁买了一栋大别墅，他完全住不过来，人们却并不觉得奇怪；一对夫妻要多生几个孩子，人们也不觉得奇怪。为什么呢？为什么有一定要比没有更让你们觉得可靠？
这当然都是人人所不免的，我和朋友见面，也会问出这种问题，但绝不能以为自己真的就有了天然质问的权利。我常提醒自己，把这种关心中的“为什么”去掉，换成另一种问句。我有一个幻想，对于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我们能以问“吃了吗”的心态去问对方“为什么”，或许是正常的。
我们难免会想起庄子那个经典的寓言：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说来说去，这也不就是我们和别人的关系吗？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正知道别人在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我们都能从自己的生活去做出一种假设：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如此，我们就没法设立交通信号灯，不能建立任何公共规则，没法达成任何人际关系，没法做哪怕细微的交流，更没法过群体生活。
我们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和别人建立一种关系。走在大街上，你潜意识里肯定要知道，那些开着汽车的人不是疯子，不会无缘无故地撞你，你才能安全地行走。人们有一种无形的协议：那就是遵守着某种默契，大家相安无事。一旦这种默契被破坏，我们和别人之间，就得形成另一种紧张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去饭店吃饭，假设他们的质量达标，不会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而饭店的人则假设你吃完会付账，不会吃霸王餐。但是突然，你在青菜里吃出一条虫子，或吃出别的什么不该有的东西，关系立刻就紧张起来。吃饭的人自然地对服务员产生了优势，就会义正词严地谴责他们，提出其他要求。虽然事实上错误可能是配菜工的，是厨师的，是端盘子的，但我们会把所有人看成一个整体，他们的错也就是服务员的错。
2009年的春天，膝盖出了点问题，几个月的生活昏天暗地，心情差极了。我和所有落入困境的人一样，不停地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别人一切都是好的？那段时间，三天两头跑到医院去做各种检查，在那儿，我忽然发现所有的别人都和我一样，有着或大或小的病痛。前一个患者从诊室出来，后面的患者都会关切地问：怎么样？医生怎么说？他或她说，医生说没大事，也可能有些悲伤但仍露出点微笑：得做手术。人们在狭窄的楼道里，在各自的病痛中，建立了一种奇特的联系，这联系中你和别人忽然不再如此陌生了。但是，一旦走出医院，我们又成了互不相识的陌生人，这种关系戛然而止。
微博上有一个段子，说的是梁朝伟喂鸽子：“看报道说，梁朝伟有时闲着闷了，会临时中午去机场，随便赶上哪班就搭上哪班机，比如飞到伦敦，独自蹲在广场上喂一下午鸽子，不发一语，当晚再飞回香港，当没事发生过，突然觉得这才叫生活。”这个段子被转发和评论了无数次，甚至衍生出许多种“生活体”。我觉得这个事很有意思，人们对它的热情表明，似乎每个人都在向往着另一种生活。
我们确实太经常说这样一句话了：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虽然每个人的“那儿”不同，但大家都觉得有一个美好的“那儿”，那才是自己的理想国。它几乎是缠绕了大部分人一辈子的问题，我们就是怀着不满和期待走完了一生，这到底是可笑还是可悲？如果那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现在过的日子又算什么？是别人的生活？我们过了一辈子别人的生活？
我不认识富人，不知道那些已经无须辛苦上班的人怎么活着，又怎么看待活着，但我想，他们也未必就真的满意自己的生活。物质上他们什么都不缺，可能精神上空虚；物质和精神也什么都不缺，可能偏偏得不到所爱的人；如果爱的人也有……我总以为人是不可能真正满足的，所谓欲壑难填，人就是那个在烧红的烙铁上站立的物种，不停地跳，以为跳起来，跳到别处会不那么痛，但很快就又落下来。以至于，别人的生活成了一种想象的生活。
说来说去，写别人的生活只不过是为了更清楚地看自己的世界。在睡梦中恍惚起来，会有那么几秒钟，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可能像肥皂泡一样破掉，我认识的所有人和他们的生活，都破掉，就像从另一个梦中醒来。但后来我感到安心，不管我在哪个梦里，或者不在，都始终有一群别人在，他们一点一点地建筑起我能看见和感受到的世界。这个世界，有时候很大很长，甚至在地球之外，时代之外，有时候又小得只是两个人，吃饭，说话，擦肩而过。
去年的早些时候，一个女孩在微博上直播自杀，让人们唏嘘感慨，深受触动。有人甚至把她的微博整理出来，看作是一个绝望女孩的死亡诗歌，于是我们从中看到了和自己相关的悲剧。可是，在此之前，有谁会知道她内心所经历的痛苦呢？不要说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网友，那些和她认识甚至是熟识的人，又有多少注意到这些？注意到的又有谁会觉得她的痛苦也可能是自己的？
于是文学是多么的重要，只有通过这个世界才能从内心把别人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的连接起来。看《安娜·卡列尼娜》，安娜绝望地卧轨时，仿佛也是我们的绝望；看《城堡》，土地测量员K始终被拒绝进入专门为他而设的门时，他的荒诞也是我们的荒诞；看《罪与罚》，穷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所经历的屈辱和罪责也仿佛是我们的……总之，总会有一本书和你相关，总会有一个人物是你在文学世界里的孪生人。但在现实里，我们从来难以和一个卧轨的人，一个绝望的人，一个屈辱的人感同身受，我们不能从他的行动和形象上去理解他，这是活着的幸运，也是生存的可悲。
究竟该如何解释世界
写文章者，大概都有两种态度：一是要告诉别人什么，二是想帮自己理清什么。我写作的主要基点是后者，写作的冲动主要源于自己面对的困惑和自我解惑的尝试。这些思考一旦让我觉得能帮我解答问题了，便会形成一篇小文章。至于，别人读了能引起些感动和思考，那真是意外的收获，也为此欣喜。
这篇文章也不例外，如何解释世界，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它无疑是个大题目，而且一定不会如《别人的生活》和《我们选择的路》那样讨好，但这个话题对我实在有吸引力，从最初有写的想法，到如今正式落笔成文，也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当然无力从哲学或者科学的层面来说，只能一贯地立足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以普通人的观感来写它。事实也是如此，哲学家大牛和科学先驱们总能对解释世界这件事提供新鲜的理论资源，但大部分对普通人而言并无意义，它们或许可以解决终极问题，但日常生活只能用基本常识来阐释。因此，我极想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讨论一下：我们究竟该如何解释世界？或者说，在我们解释世界的时候，究竟说出了什么，隐藏了什么，夸张了什么，又生发了什么？
六年前的一个春节，我和老婆回我家过年。我们从北京坐一夜火车到赤峰，从赤峰再坐5个小时汽车，在腊月二十五和在另一个地方工作的弟弟会合于老家的林东镇。林东通往村子的班车于下午一点半出发。我们逛了逛林东镇，寻找了一些高中时代的记忆，又在一个电器商场买了一台DVD机。这之前，我已在北京淘了几张集成了许多电视剧的光碟，计划着以此打发春节期间吃饭和走亲访友之外的空闲日子。作为一直以来的老少边穷，老家农村没有有线电视，而那时候似乎也还没开始村村通工程，连农民自设的接收电视信号的大锅，也还只有极少的人家才有钱立起来。因此，一整个春节，人们只能看到中央一台和内蒙古台，而且白天电视只放到初五，其余的时间只有晚上7点以后才有节目。但是在漫长的冬日，除了做一些必不可少的活计之外，在北方农村，电视真是填补无聊日子的一件宝器啊！
在碟片里，有那年很火的美剧《越狱》。父母对这种翻译过来的外国剧并不感冒，何况是没有配音的字幕版。我们年轻一辈则看得很有滋味，为情节的起伏和人物的命运而感叹。母亲并不爱看，但也坐在热炕上，一边纳鞋底，一边陪着我们，偶尔瞅上几眼，看我们的次数总要多过看电视的次数。某一天，似乎我们议论起剧中人的遭遇，又似乎不仅仅是议论，还有了争论，各有各的说法，大概是为哪一个角色为什么入狱，背后有怎样的故事而意见不同，并且前前后后地为自己的说法找根据。当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母亲用顶针把大头针穿过鞋底，扬起手臂把麻绳拉过来，突然说：“说啥呀，这些人就是命不好。”我们的争论在这一瞬间变得毫无力量，也毫无意义了。我发现这句话是一个解释终结者，它能直接把最终答案呈现在你面前，甚至让人无从反驳。这是母亲她们这类人解释世界的一条黄金准则，无往而不胜。我们在争论时，仍是把《越狱》看成是电视剧，会说导演为啥要这样安排，编剧何以要这样写，角色怎么能如此演，但对母亲而言，这也是电视剧，但剧中人并非纯然的“虚构”，她会把这个故事当作“真实发生”的事情。这是介于我们一般所说的虚构和真实之间的一个层面，它并不事实存在，但对于人的意识和观念来说，它又是一个存在的事实。
既然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母亲对《越狱》的解释，就可以纳入到她对生活的解释的范畴里。而在生活中，“命运”是村人解释人生种种悲痛或快乐、离奇或平常的遭遇的根本哲学，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事可以逃脱它的制约。比如，有一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人们在说孩子聪明时，会对他的父母说：你们命真好。再比如，有人在砖厂被砸断了双腿，下半生都要在轮椅上度过了，人们会叹息着说：唉，这孩子命真不好。命运横亘在每个人的道路上。
此前，许多人都把这种说法看成是迷信的一部分，这是错的，它不是迷信，反而是农民们解释世界和人生的逻辑起点。特别是对于无力左右的事情，他们都会归之于命运，因为所有其他解释都不能让他们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平衡。他们所说的“命运”，不是俄狄浦斯那种强力的无奈，也不是悲剧性的，而是一种对或悲或喜的顺其自然。这个命运，是他们日常生活的起点和终点，维系着农村人精神世界的恒久和稳定，否则，如何去抵御一生中那么多辛苦的日子呢？如何去解释许许多多无奈的遭遇呢？不像西方人，有宗教可皈依，他们只能在世俗的层面上找到自己愿意信任的依据，并靠着它，活一辈子。
一旦这样去看，我就再也不会狭隘地觉得城市要比农村先进，也不会自以为是地认为拥有更多知识者获得了比村人们更多的生活智慧。农民们在无数世代的漫长时间里，建立起了自己固有的解释逻辑，这个逻辑支撑着整个世界的运转。对任何事，他们都有自己独有的解释方式。村里有一户张姓人家，丈夫叫张学，在40岁时死了，给妻子留下两个儿子，家里穷困，妻子一个人无力给两个儿子盖房子娶媳妇，不得已和村里的一个快50的光棍结了婚，过到了一处。光棍姓孙，在村西头，也是一个大家族。但此后，一般的村民说起他时，总是将其称呼为“晚张学”，意思就是后来的张学和第二个张学，没有人叫他原来的名字。只有他们本族人，或者村民们当着他和他本族孙姓人时，才为了礼貌而称呼他本名。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在整个村子的观念体系里，家庭被看成是一个稳固的符号结构，个人不过是其中的一环，张学的死亡使这个结构的一个链条断裂了。孙姓人“入赘”到张家，不过是替代张学在符号链中的位置而已，因而他不能再做孙某某，而只能是“晚张学”了。
世界固然是物质的实在，但更是人的观念，对我们的精神而言，观念是更强烈的真实。我从这件事里知道，重要的不是你姓什么，叫什么，是谁，而是你会被解释成谁。或许，就在这些解释中，生成了农村之为农村的意义，也生成了农村人和城市人的差异。
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隐约对人们解释世界的角度和方法产生了好奇。后来，这好奇让我发现，用不同的方法去解释，世界竟然是如此的不同。这论调当然实在不新鲜，甚至古老得可以，但人们却常常忘却这些常识性的知识，直到被某种东西提醒。
很多年前看过一个故事，两个鞋子推销员到了一个全民光脚的国度，他们给领导发回两份报告，A说：此国人根本不穿鞋子，完全没有市场。B则说：此国人完全没有鞋子穿，市场广阔。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时，应该是在高中，还没有微博，网络也并不发达，来源大概是《读者》或者《青年文摘》。当时只是觉得同样一件事，说法不同，结论也完全不同，真是太有意思了，但并未深究这里面包含的东西，我和所有人一样，本能地以为它只不过说出了一个“人尽皆知”的道理，横看成岭侧成峰嘛，没什么大不了的。直到最近，我开始仔细地想这篇文章，才发现大概是我们对所谓的“辩证”太过习以为常，以至于在真的面对和思考某件事时，完全忽视了它的本义。光脚的国度，被解释成两种需要，而这两种需要将导向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有一段，微博上传了一张奥巴马在雨中演讲的照片，照片上的奥巴马浑身湿透，关键是没有人给他打伞。对于给官员打伞这件事，中国人的感触相当之深，媒体时有报道，无须多言。奥巴马之淋雨演讲照一出，各种带政治意味的解释五花八门，很有意思。有一种说：看看人家，被雨淋了也不像我们的官员摆官架子，让人给打伞。另一种则举出一些证据——如奥巴马的团队明明知道天气预报报有雨，故意让他淋雨以博得大家的好感，人家是故意的——反驳前一种说法：醒醒吧，别做梦了，这其实就是巧妙的政治作秀，还以为“美帝”多么好呢。他们都说出了部分事实，其一，奥巴马确实没有打伞，而我们的官员则总是有人打伞；其二，奥巴马也确实在作秀，为赢得选民的好感。有人赞同其一，有人赞同其二，还有一部分人看到两种说法，并以为两种解释都有合理之处。同一件事，在不同立场的人那儿，被解释成对各自有理的意思。这让我想起赵本山的小品《卖拐》里的一句台词：恭喜你都得俩答案了。这句话只是被看作一个包袱和笑语，其实套用在现实上却能看出极大的写实与讽刺。我们中的很多人，一贯只会用一种思维、一个立场和一个视角来思考问题，哪怕偶尔多了一个角度，人们都要欢呼：恭喜你都得俩答案了。但事情到这里还不算结束，二元思维下的两个角度不过是前进了半步，我们的思考应该更深入些。比如说，奥巴马所为是作秀无疑，而我们的官员有时候连秀也懒得秀一下；即使也作秀，秀的水准是不是能和人家秀的水准来比？又或者，中国人民能想到奥巴马是在作秀，并以此来说明美国政治也同样虚伪，难道美国人会愚笨到想不到吗？也许他们本身就把政治看成一场秀，关注的是怎么秀和秀得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即使奥巴马也作秀，即使他的秀做得同样烂，但这绝不该成为中国官员可以作“秀”的理由。你永远不能用别人的错误，来为自己同样的错误辩护。
不妨再说一个和美国有关的例子。有段时间，有关“中国式过马路”的报道非常之多，大家似乎对此都很深恶痛绝，但走在马路上还是能看见许多人急匆匆地闯红灯。很快，不到半个月左右，另一个报道也就出来了：美国人更不讲交通规则，他们闯红灯比我们还厉害。这种说法的背后，不但隐藏着上面所说的以别人的错来为自己的错辩护的逻辑：看，连美国人也闯红灯，甚至比我们还厉害，所以就不用老指责中国人了；还有另一个隐含的前提，大家都不明面上讲，那就是说这话的人潜意识里是把美国看作比我们先进的国家，才有此一说，潜台词大概是：发达如美国者闯红灯也很厉害，所以不要老说中国人了。可实际上，这是何等阿Q的精神。
中国人对解释应该最不陌生了，一直有人在替我们解释这个世界，甚至是通过各种解释，来管理我们的情感和情绪。每年年末的那段日子，电视台里的很多节目，一定讲述各种故事，使用多种方式让看电视的人们感动，让他们哭出来。我们应该听够了这些，应该有自己的解释了，毕竟是我们一个个个体在世界中活着。有时候我们成为这个或那个群体中的一员，但更多时候，我们只能是自己，是作为一个人，在和其他人相处。
对普通人来说，解释世界的根本原则，不是某一种或某几种解释能够清楚地说明事情的真相，解释永远是罗生门的，其根本原则应该是有自己的解释方法，但并不因此就天然地否定其他的解释。解释当然有其底线和原则。解释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事情确实存在一个真相，这毫无疑问，但需要提出的是，在向真相努力进发的时候，一定要知道的真相也并不总是可靠的，尤其是我们被解释出来的真相。
梦幻泡面
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内蒙古北方的一个小镇上读高中。
说是小镇，其实不过是有几栋七八层的高楼、几条零落着商店和小吃店的街道，本质上还是大一点儿的村子。学校的食堂极其简陋，饭菜更是口味单调，缺少油水，分量也不足。我们十七八岁的身体，每天都在对食物的极度饥渴中度过。或许，我与其他小伙伴略有不同的是，在寻找食物的同时，也在疯狂地搜罗着故事。稍有点儿叙事性的课程——语文、历史或每周一节课时间的阅览室时光，无法让我感到真正的满足。于是，散落在小镇四处的租书亭成了我捕捉故事的最好居所。租一本书，一天五毛钱，五毛钱买来任何大饭店都没有的虚构大餐。我经常晚自习时偷偷溜出学校，怀里揣着一本刚看完的通俗小说，匆匆去敲租书亭的铁门，像秘密接头的特务一样，跟老板换另一本书，再翻墙赶回教室。其代价是，仅有的只能换来简单食物的伙食费，又被租书占去了三分之一。但阅读的满足感，令我宁可饿肚子。
在一年多的疯狂阅读中，我看遍了小镇租书亭里所有的书，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商战小说、民间故事，甚至那时还不甚了了的盗版《平凡的世界》及盗版的几大本《鲁迅文学奖作品选》。这两部书躲在租书亭的木格子里，少有人碰，老板允许我以平时一半的租金借走它们。几天之后，我朦胧地感到自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故事。而那些武侠小说看完，多是留下了零零碎碎的情节，也有的书虽只剩几句话深深印在脑中，直到此刻依然清晰如昨。
比如读金庸的《飞狐外传》，看到袁紫衣拒绝了胡斐，皈依佛门，心头不免难过。原先以为，这难过是因为男女主人公没有大团圆的结局，后来年齿渐长，慢慢明白，让我动心的是袁紫衣念出的那几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十几岁的我，并不甚懂这几句佛语的意思，却本能地由此感受到人生的偶然与迅捷，如梦，如幻，如泡影，都是虚空而转瞬即逝之物。当然，佛家此说自有其解释，但这诸多佛法中的一大部分，是与时间有关，与人在世间的感受有关。在这一点上，中西方哲学没有区别，抵抗时间，一直是人类文化中的根本部分之一。
古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或者有关彭祖的传说，有关那些求长生的故事，以及他们所想象出来的土行孙和飞毛腿，本质上无不是在那个时代和语境中对时间的克服。当然，现代社会的飞机、高铁、手机，一次又一次刷新我们的物理速度和心理速度，也由此不断刷新我们的时间观念。这些发明及其影响太明显了，无须论证，却有一种最为日常的事物，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时间，而不被人重视。
我要说的是泡面。
1958年，就在我们这边大炼钢铁的时候，日籍台湾人安藤百福（原名吴百福）在大阪府池田市发明了一种后来畅通东方世界的食物：泡面，或方便面。一如它的名字，方便是其首要的竞争力。但直到1970年的时候，中国才生产出自己的第一包泡面，随后慢慢侵入到我们的日常食谱之中。到现在，泡面已经成为中国最流行的简易快餐了。
二十多年后，在疯狂地阅读各种通俗小说的同时期，我第一次知道有泡面这种食物。六角钱一包，只有最简单的调料。但那时的泡面，对我们而言，并非如现在所认为的被一些人当作垃圾食品，反而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我们班级里，只有家里条件最好的人，才有资格吃泡面。我清晰记得，每当中午放学铃声响起，我们拿着饭盒准备去食堂吃饭时，就会有一个同学高傲地说：我不去了，我中午吃方便面。而其他同学则带和艳羡和渴望走向米饭和咸菜。我第一次吃泡面时，把饭盒里的汤兑了太多的水，只为了多享用一点调料的味道。那是一种我从未尝过的滋味，现在我可以说，它不过是现代工业生产的味道，可能充满了各种添加剂和可疑物质，但在二十年前，它却是我对美好生活的重要想象：一边读小说，一边吃泡面，人生享乐，无过于此。
后来读大学，同宿舍的新疆同学说，他们坐火车来北京，总要搬着一箱泡面上车。因为那时火车没有提速，从乌鲁木齐到北京要坐72个小时，三天三夜，至少有近十顿饭得在车上吃。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一列从隔壁和荒野出发，穿过大半个中国的列车上，如果没有泡面，人们该如何抵御这漫漫长途。泡面消耗的速度，佐证着火车行驶的距离，当第10盒泡面的残渣被扔进垃圾桶的时候，人们终于从疲惫中望见了北京的楼宇。
泡面成了普通人生活里最重要的食物，但只有在夜晚，特别是深夜时，它才更体现出自己的特殊价值。
在这个国度的任何一个角落，万家灯火时，总有许多人家的光晕，被泡面的热气所氤氲。这鸡肋一样的密友，封存着神秘的力量，静静等着被渴望奇迹的人开启。很多次，我在校对杂志的样稿，或者写作、读书到凌晨，会突然感到一阵莫名慌恐。这恐慌来自于安静的独处，来自于所阅读和所写的故事的刺激，或许也来自于片刻矫情里所感受到的某些“如梦幻泡影”般的悲伤。
看着窗外的黑夜，感受着微弱的春秋之风，这时候，总有泡一包面来吃的冲动渐渐从胃部和心里涌起。最开始，你会用各种理由压抑它，但它总是如弹簧一般反弹，直到你心理防线崩溃。深夜的食物有很多，炸鸡啤酒、烧烤、汉堡、麻辣烫，但它们似乎都代表不了、也解决不了人在这一刻的状态。此时胃部的蠕动和精神的躁动，只有一包泡面最能将息，因为这种饥饿感更大的部分并非来源于身体，而是内心的空虚。中国版的《深夜食堂》里，特意设计了一个泡面三姐妹，不论演技如何，也不说植入广告，这一设计其实深得百姓生活之味。一个普通人午夜的空虚，任何高雅的事物和食物都难以填充，唯有泡面能让人在感到饱腹的同时，还体验到深深的自我厌弃。或者说，再没有一种食物能像泡面这样，把人对活着这件事的满足感和厌恶感的比例调配得这么恰如其分。
而这个比例，正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本相：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面，如露亦如电。
泡面是一种纯粹的东方食物，而且是那个非西方眼光下的“东方”。你随便检索一下泡面、外国两个词语，都会跳出一大堆新闻：泡面总是让他们惊呆了。我始终好奇，如果萨义德还活着，他会如何讨论泡面？它是现代社会里东方人所提供的一种卑微而伟大的发明，或者说，这是古老的东方文明对现代时间所做的最有效的抵抗——以现代的方式抵抗现代。它诞生于东方人对面食和味觉的无意识依赖，也诞生于人们追求方便快捷的心理。对于那些原教旨主义吃货来说，每一次去西方国家，几顿西餐之后，就开始对家乡美食产生非理性的欲望，每一个细胞都开始疯狂地表演那段传统相声——报菜名。这时，只需一包泡面，舌尖上的乡愁便能获得足够的慰藉。
我检寻自己阅读当代文学作品的记忆，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有些惊奇地发现，没有一篇专门写到泡面，偶尔提到，也只是被当成叙述的道具；或者说，泡面从未作为一种本体进入我们的文学书写，它只是停留在加班、赶路、出租屋或独自面对的深夜里。而那些其他的现代发明，早已在文学之中成为寓意丰富的元素，火车、电话、网络，甚至卡夫卡重新发现的甲虫和它无以计数的后代，等等，它们甚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表达脉络。
为什么如此日常而重要的泡面难以被文学化？难道是因为它过于日常，以至于无法再附着任何超出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还是它过于类似于现代人，而我们早已失去了直接面对自我的能力？
我对此充满着好奇和渴望。我在想，当我们不断地去争论和表现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深远影响的同时，倘若对这日常之物毫不关注，或无力把握它在这个世界扮演的角色，那会是现代文明的另一种偏颇。这偏颇可能导向生活的“白洞”，因为习以为常和视若无睹，而渐渐落入更大的虚无。
空洞的早年
漫长的文字之间，我想放入这篇风格不同的短章，我希望整本书的节奏，能像音符那样跳跃。它写于几年前，但放在这些年每一个雪后的日子，又都很合适。我知道，看多了故事和细节的眼睛，需要某些调剂。
这个早晨有雪，北京城应该又堵得一团糟，阴霾的天空下到处是人。我骑着自行车穿梭在车流人流中，汽车的尾气是灰色的，人呼出的气则是乳白色。街边，卖鸡蛋饼、烧饼、煎饼的车推小摊还在老地方，一阵很香的鸡蛋味零零落落地飘出来。我差点儿撞上迎面而来的公共汽车，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走神正逐渐成为我在路上的方式。在路上，不就是元神出窍一般的行走吗？
我心中却是笃定的，它不会撞到我，它不会，它为什么要撞我呢？我和它之间就只有这么一擦肩的工夫，它不会多作停留。几年之前，我也会偶尔想起些往事，并沾沾自喜地认为那是充实而自得。可现在，在这个似雨非雪、终究成泥的京城里，早年的一切都变得空洞无物。小时候上学的那片树林——你是说那片树林？暑假时我还到过，可记不起什么可资回想的事情，它还原成树林自己。我的痕迹早已荒草萋萋，春秋枯荣了。就这样，我的小学时光悠然不见，当年的骄傲和懵懂也随之消失。然后是初中，然后是高中，然后是大学，直到此刻——消失的可不仅仅是记忆吧？
我的磨难在于，当早年变成一个巨大的空洞，它便具有了吸纳的力量，总要把我拉进空空如也的内部；可现实是，我得继续往前走，继续建立更大的空洞。
夜晚走近我的全是这些事：一个黑夜，村落西北部的荒野中，我独自行走。四周有许多深草丛，草丛掩埋着世代累积的坟茔，还有些杂七杂八的声音从不同方向传来。我到这儿来做什么？又一个黑夜，我在操场上跑圈，是初中时那个满地石子的操场，土墙之外，亦是一片坟地，还有一个奇奇怪怪的敬老院，隔一段时间就有某个老人离去。我不停地跑，仿佛是条直线。还是一个黑夜，北京的三环路，铁狮子坟，没错，这儿也是坟茔，我还是在走，然而任何光都让人恐慌：黑夜哪里去了？
这三个场景循环播放，像个永不休止的大轮盘。我异常清醒，并感到孤单。即使在白天，它们也能真实临近。空无一人，到处都空无一人，或者是，到处都有人迹，但我们彼此完全看不见。
这便是我空洞的早年，除此之外，我并没经历过其他事情。我所担心的是现在的一切也变成空洞，我永远没什么实实在在的体验，仅有的只是同样空洞的文字。文字初生时，既热烈又饱满、丰盈如成熟的果实，可如果它不能被新的文字去填充，很快就会干瘪。就好像，如果没有新的雪不断落下，地上的雪总会化掉，变成泥水。
早年是空洞的，现在便实在了吗？不，多可笑，现在只不过是早年的墙壁，坚硬地围成这个空间。因为眼前的这一切，都是我们虚构起来的。你说北京，北京是什么呢？是大街吗？是人群吗？是历史吗？都不是，它顶多是人们一起搭建的精神积木。又有什么不是虚构的呢？唯一的实在，只能是我们内心永远表达不出来的东西。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于是光成了虚构；上帝说要有人，于是便有了人，于是人也成了虚构。唯一的实在，是上帝没有说过的那些事物，是他甚至并不知晓的事物。
这并不关语言什么事，没有语言，也只能是虚构的空洞。它的壁异常光滑，我们不断地向各方爬行，可前方后方无限延伸出去，你并不知晓自己在哪儿。早晨与我相向的公车并不存在，我想我能直接穿过它，和穿过空气一样。可我们何曾穿过空气呢？所谓穿过，不是空气迅速地躲开，你根本碰不到它，因为它也是虚构出来的。
时间并不是永恒的，我们更短暂。
在人与人之间，实体、影像、声音、灵魂，对我们而言是多么不同。那些我在现实中接触的人，虚构更多，因为只能把他们想象成他们现在的样子，才会感觉到他们；其次是那些模糊不清的影像，它们提供了部分真实，因为所有影像都必然凝固在一瞬间，一瞬间就是灵魂出窍那么长时间；然后是声音，我在广播中听到许多声音，我常常觉得它们是人本身而不是肉身发出的，因而听起来真切，可一旦你同某个声音对话，就不得不去虚构对面的人；最后，是那个难以捉摸的灵魂，所有的灵魂都是游魂，它们必须寄居在许多载体上，当然也可以直接寄居在另一个灵魂之中，它最真实，但若缺少了之前三种，你就根本感受不到它存在。明明知道它在，就是感受不到。这是我们命定的悖论吗？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有死亡，我相信它能够结束这一切虚构和悖论。等我们作为人的一切都消失，这个世界也就消失了，因为所有同你有关的事物，最终都会死亡。
可活着的这段时间，我们该怎么办呢？该如何去承受无所不在的虚构和空洞？
一瓢海水
我想说几件跟大海有关的事，然而海如此之大，我只取一瓢。
已经是十六年前了，大学二年级刚开学不久，铁狮子坟的乌鸦正在聚集，将在不久之后空气转冷时达到顶峰，日夜嘎嘎于树端。那时北京的空气还很清新，特别是秋末近初冬时，总能看见大朵的白云和大块的蓝天，只是人们很少抬头去看。如果当时知道十几年后，这些都是凭借西北风或雷阵雨才能达成的奢望，应该都会长时间看着它们吧。
自上大学时，我就带着某种隐秘的自卑，连高中时引以为傲的学习成绩，在全国各地的学霸面前也能瞬间被秒成渣；写作或许能算有些天赋，但苦于没有可以领路的导师，更疏于懒惰，也没有写出像样的东西。从乡村到都市一年多的交错体验之后，惶惑渐生且渐重，我想我应该出去走走，随便什么地方，但不能太远，因为缺少路费和旅费；还要能让我感到新鲜和震撼，否则不如把某路公交车坐到郊区的终点。
我在图书馆翻看了一本地图，但最终仍无法确定具体地点，可是约定的离开时间到了，并且跟朋友们做了预告：我要出趟门。于是，我必须出发，虽然不知去何处。
一个黄昏里，坐车到北京站，去售票口排队，售票员问，去哪儿？我说，最近的车票有哪儿的？天津。她说。我想，天津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离北京近，我也没去过。那就天津吧。但我在天津只待了一个晚上，因为发现那里除了人们讲话的口音和北京不同外，并没有多大的区别。第二天一早，继续从天津站坐车。我在车站的大屏幕上看到了一个名字：山海关。太好了，我想，就去这个在书中、影视剧中听了无数遍的地方吧，而且据说那里可以看大海。一瞬间，大海这个此前很少念及的形象砰然入心。
开往山海关的火车哐当哐当地走着，那时没有高铁，几乎都是普快，车窗外的景物移动的速度很慢，甚至能看清田里的农民收割的动作。我突然有点儿担心自己不想再回去，就此一往无前，去更多更遥远的陌生地了。火车的晃动让我想起，其实见过大海。
在三年前，我第三次高考之后的九月份，只身一人坐汽车到赤峰，又从赤峰乘火车到大连去读大学。大连怎么可能看不见海呢？我只在那个学校待了一个月，所见到的海，是因为一个学生会的师兄找人跟他一起去市里买迎新的杂物，他带着我坐公交车路过滨海公园。在同样的摇晃中，远远的，我看见一片海滩和窄窄的一条大海。海应该很大，但是以一种接近平行的视角看过去，也只剩下一条了。这一条大海，窄的似乎还不够用老家阔大的水瓢舀一瓢。在很小的时候，我跟一起放羊的小伙伴讨论什么是大海，或者大海是什么。那时的我，除了这个名词一无所知。我蹲在村子南边的小河边上，说，大海就是一百条一千条眼前这样的河。同伴说，念初中的哥哥告诉他，大海是蓝色的。我们好奇，海里的水怎么能变成蓝色呢？没有答案，回到家里时口渴，就用水瓢去水缸里舀水喝，一瓢清澈的井水舀上来，却对着水缸发起呆：我盯着方寸之间明暗波荡的水看，想看穿粗瓷的缸底，想把几乎透明的水看出一种蓝色的波涛。这是在那个年代，我能够想象大海的唯一方式。
公交车很快开过去了，我忍不住想，大连的海，似乎并没有蓝，更没有我在水缸中看见的那种幽深。一个月后，我从大连退学回到家里时，是十一节之后，内蒙古北部的天气已经开始由凉转冷，风也渐起，总是卷起乡村干燥的沙尘灌入人的口鼻。我行走在村里和乡野的路上，才豁然感觉出老家跟大连的差异，那儿因为海洋的关系，空气总是湿润的，而且能闻到一点儿淡淡的海的腥味。我独自一人蹲在后院的墙头上，看着已经收割完毕的斑驳的田地，和更远处一点儿的苍山，心里想：就算我留在村里种田，我也是这儿唯一见过大海的人了，虽然那大海只有一条。
到山海关老龙头的时节，跟我从大连回到老家的时节完全一致。并没有多余的钱去逛景点，虽然我对所谓的长城入海口也怀着好奇。好在海滩是免费的。天气毕竟有些冷了，海边的风也总要比其他地方大些，那时留下的一张照片显示：我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衣，胡子拉碴，站在一块石头上。我身后的大海，显出了本该如此的一望无际，且潮水带着汹涌的姿态，一线一线从远处滚来。天气阴沉，没有足够的阳光，海水同样无法是蓝色的。眼前和脚下，所见尽是浑黄的水，为了验证它的滋味，我以手为瓢，捧起来舔了一下，是咸的没错。我希望自己能想起几句和大海有关的诗来，但是没有，我只是无所事事地从这块石头跳向那块石头。潮水很快就浸湿了鞋子，脚底板冰凉，这种凉跟我蹚行在秋末的河水里是一样的。我出来时只带着身份证和一个小包，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更没有鞋子。
这是一趟有点儿尴尬的旅程，天气渐晚，我在海边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留下没地方住，走又有些不甘。然而从今天看过去，我对十几年前的那个还能称为少年的人，怀抱着一种莫大的同情和热爱。现在，我再也不可能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了，甚至，我连那种混沌和迷惘都不再有，那才是真正令人怀念的青春的本质。
回到学校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告诉别人自己去了哪儿。有人问，我只是说坐了火车，随便转转。我不认为这是旅游，或者流浪，或者放逐，或者其他别的什么正在流行的文艺青年们的调调。那个踟蹰在海边的少年，只不过去看大海，他以为看见了大海，或许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仅此而已。
去年暑期从老家回北京，有一天，不知道如何提起的，我跟老婆商量：我们带暖暖去天津吧，看她两个堂叔，或许也能看看大海。于是第二天坐高铁到天津，先是跟暖暖的四叔会合，然后一起去住在滨海的三叔家里。第二天，暖暖的三叔开车载着我们去一个海滨浴场。太阳很晒，我们下车后有人举着一顶遮阳伞来，问租不租。我们说不租，他便跟着，说：里面更贵。后来想想，反正要租的，就租下了，扛着进去。这顶遮阳伞最后押金都没有退回，直接丢在停车场的垃圾堆了。
我们支好遮阳伞，暖暖很兴奋，这是她第一次看见大海。但后来知道，其实这里并不是大海，甚至连沙滩上的沙子，也是从别处运来的。但是且不管他吧，我们此刻只把它当作大海好了。暖暖在水里玩得开心，捉小螃蟹，捡贝壳，或者趴在租来的大鸭子气球上荡啊荡。但是这里的水太浑浊了，因为水底并不像天然的海滩上有那么多沙子，而更多的是泥。我心里感到对她有某种亏欠，至少，我欠她一瓢真正的海水，用以湿润这个童年的夏天。
去年冬天，北京连续十几天雾霾的那段时间，人人都心生悲哀，逃无可逃。我们想着把暖暖送回老家去，我老家这样的地方，地广人稀、没有重工业，而且风很多，但有时污染竟然也会达到两百多。后来厦门的同学请老婆到厦门去玩，我就请了几天假，在春节前一起飞到了厦门。
这一次，我们看见的海，是真正的海了，而且因为阳光足够好，它终于显现出了蓝色。这里四周都是海，阔大的海，狭窄的海。从厦门坐轮渡去鼓浪屿，船在海上行驶，海风猎猎，咸湿味在海鸥的鸣叫里浸入口鼻。鼓浪屿沙滩很多，暖暖喜欢坐在沙滩上玩沙子，其实她并不关心大海怎么样，是不是大，是不是蓝，但如果没有背景中的海，这些沙子也会失去它的意味。我们住在离码头很近的地方，夜里从热闹的夜市往回走，就路过码头。白天时熙熙攘攘，九点多的时候最后一班轮渡也开走了，这里变得安静，窄窄的海湾对面，就是万家灯火的厦门。那些高楼大厦，那些红男绿女，似乎可以在这个夜晚借这一条海水而疏远。某个片刻，这一条海水和我在大连的公交车上看见的一条海水，重叠在一起，十六年的时光被生活的重力压缩成薄薄的一片，两代人在此相遇了。
我已无心再去舀一捧海水了，我只关心潮水涌过来的时候，不要湿了暖暖的鞋子；我也不关心人类，我只关心身边的两个人。
以后，肯定还要许多次见大海，对此我内心仍然怀着最初的隐秘期待，因为我从未与大海真正亲密接触过。这几次，只不过是行路人，是旅客，哪里能见到它真正的样子？海如此之大，大过了人类生活的陆地，在我窥见的一瓢之外，还将有多少波涛和多深的蔚蓝啊。
普通人的病与痛
普通人的病与痛，很可能就是普通人一生命运的晴雨表。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就抵御病痛而言，上层和底层是不一样的。或者更极端的说法是，对所有人来说，病是相同的，但病所带来的痛苦却是不同的。但对于经济状况基本一致的阶层来说，病痛引起的悲伤和难过也是基本一致的。在普通人那儿，生病不仅意味着病人遭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还常常意味着一个家庭陷入困境。家人的内心一样要面临考验：也许病可以医治，但却负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而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对有权或有钱者来说，痛苦只在病本身，区别只在治好或者治不好，他们不会陷入金钱这种世俗的无奈和绝望里。所以，很多相同的病症导致了不同的结果，穷人是因为无钱医治而死，但富人总是因为医治无效而亡。
就在我为这篇文章做草稿的时候，师大的学弟学妹们在微博上为自己的同学发起了捐助行动，一个师妹不幸罹患白血病——这不是那些狗血电视剧的情节，是真的遭受病痛，她是个公费师范生。了解这个事情的人都清楚得很，很少有家庭情况较好的孩子会选择读公费师范生，这个看似在帮助贫困学生的政策，其实是一种变相的青春绑架，而被绑架的总是最弱者。这种政策资助贫困学生读师范专业，但是要提前签协议，就是你毕业后必须回到落后地区从事中学教育10年，一旦违约，则必须偿还所有的学费等费用。表面上看，签署协议，毁约赔款，似乎是一件很公平的事，但事实上大部分选择签约的学生都是被逼无奈的。可以想见，毕业后到落后地区去教书，10年之后，这个年轻人很难再有改变命运的雄心和勇气了。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患上了白血病，家里不可能承担高额的治疗费和手术费，她的同学和老师发起了救助行动。这就是普通人的病，不是绝症，但常常会把人们推向绝望。因而，我要写普通人的病与痛。我无力也不敢过多揣测其他人面临病痛时的内心，只是从我自己、我的亲戚朋友所遭遇过的病痛，来说说这件事。可笑的是，无论我这篇文章写得多么好或多么坏，对于所有的病痛都毫无助益，但它至少帮助我认清自身，帮助我理解日常生活里的这些不可避免的痛苦，也许，别人也能从中看到相同的情感。
虽然父母告诉我，我在8个月大的时候就做了一次大手术，但幼小时的病我一点也不记得了。我对病痛最早的感触来自祖母。四五岁的时候，我基本都住在祖母家里，有时候祖父去山上干活，十天半个月不回来，就只有我和祖母睡在家里。
有一天早晨，我起来后，平日早起的祖母还在睡着，我直接回自己家吃饭。饭桌上，有人急匆匆来找父亲。父亲跟着他走了。吃过饭后，我回到祖母家，却看见村头的赤脚医生正在给祖母输液，父亲、三叔、四叔都在屋里。父亲看着我，瞪着眼睛骂：你咋回事，睡死了？你奶奶偷着吃药你都不知道？我惊恐地看着父亲，还没弄清状况。后来我才知道，在夜里，祖母偷偷吃了十几粒索米痛，她不想活了，要离开这个世界。我已记不清那时候祖母究竟有多少病痛，只记得她哮喘得厉害，每喘一口气，都很费劲，好像要从一个破旧的风箱里拉出风来一样。祖母整夜整夜因为呼吸不畅而睡不着，还有头痛的毛病，要常年吃索米痛来止痛。也许在那天晚上，她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折磨，吞了一大把药片。那时，我还不理解一个人何以会不再留恋活着，我也不明白究竟什么样的痛苦能让她想去死，等我理解这些时，祖母已经去世许多年了。等我自己经历了一些病痛，更看过了更多的遭受痛苦的人之后，我终于可以想见，一个年迈的老太太，经受一生辛苦和疾病的折磨，看着她熟睡的孙子，把药片吞咽下去的心情。那需要多大的决心和毅力啊。只能是，活着那点微弱如煤油灯的欢愉，已完全不能照亮照暖她内心的黑夜了。她觉得死是一种结束，一个新的、没有痛苦的世界的开始。
祖母被救活后，又活了好几年，她没再自杀过。我想，祖母生命里的最后时光，应该都是为了儿女在活着，她不想因为自杀而让儿女们陷进一辈子的自责，而选择了一个人承担生的重累。
我第一次感到自身的病痛，是在读小学时。一个雨天，我在骑自行车上学的路上摔断了胳膊。村人把我送到村东的医生那里。医生给我正骨，把看热闹的一个村里的妇女吓晕了过去。我现在仍记得那彻骨的痛，但并没有太多痛苦，当时反而有一种奇怪的兴奋感，因为我一下子与众不同起来，父母不再批评我，所有人见了我都表现出关心和同情，甚至我包着绷带的手臂，在班级里都成了一种权威。老师不再提问我，没交作业也不会被骂，小伙伴们一下课总是围住我，问这问那。断掉的胳膊成了我的资本，我可以厚着脸皮玩耍，跟父母要钱买几块糖吃。世界因为我的断臂，变得前所未有的温柔了。后来我知道，大部分病人都会有一种“骄纵”，疾病成了他们的挡箭牌。我们常常听人说：别和他一般见识，他有病，或者你对一个病人那么苛刻干吗？问题是：疾病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一个人超越常规的通行证？
疾病也不总是通行证，还会是某种禁令。
我在《别人的生活》提到过，本科毕业前一周，突然得了水痘，半夜宿舍的兄弟带我去北医三院，回来后一早就被隔离在了校医院里，因为水痘具有传染性。我的水痘，大概就传染自公共浴池。我被彻底地隔离在了二楼的一间病房里，除了医生和护士，几乎不能见任何人。身上长满了奇痒难忍的痘，脸上也是，我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一次又一次地给自己涂药，然后看着镜子里面目全非的自己，陷进一种前所未有的烦躁和恐惧里。
那时候，医院外正是同学们的毕业季，收拾东西，办手续，远行的远行，出国的出国，执手相看泪眼，火车站送别……我只能每天站在后窗边，看着楼下的学生来来往往。病好得太慢了，我的耐心几近崩溃。有一天在和一个护士聊天时，她说，校医院里有效果更好的药，大概一周就能出院，而我现在每天涂的中药，最少要半个月。我问她为什么医生不给我开好一点的药。她说，你这马上就毕业了，能享受公费医疗就不错了，还想用进口药？因为我是个穷学生，不配用这个药。半个月左右，我拎着东西走出医院，在迎接阳光的一刹那，我甚至有了退回去的念头。我发现只不过十几天的“囚徒”生活，我就对外面的世界有些陌生了。从校医院到宿舍的路布满了奇怪的感觉，等我走进西北楼432，发现里面一片狼藉，到处是丢弃的书本和纸，有几个兄弟已经彻底搬离了宿舍，留下的也打好了包，即将搬走。我就这样错失了唯一的一个本科毕业季。
病痛总是在摧毁你已经习惯的一些信念，然后用它的力量，把你的人生转弯，让你不得不去建立新的信念。
有一年，舅舅给我打电话，劈头就说：你姥姥住院了，你回来看看吧？我连忙问姥姥怎么了？大舅说是脑溢血，已经做了开颅手术，但还没过危险期。当时学校里课紧，请不出假来，我说我想办法，看能不能尽快回去。三天后，我打电话过去，问姥姥怎么样了。母亲说，已经度过了危险期，没有大碍了，我说那我就先不回去了，寒假回去再去看她吧。那时候，不敢轻易回家，固然是因为请不出假来，还是因为书读得太穷，我连来回的路费也不齐全，要回去一次，只能向同学借钱。
姥姥保住了命，但半边身体行动不便了，左手常年蜷在前面，左腿也不听使唤。春节回去，姥姥看着我和弟弟，哭起来：姥姥完了呀，成废人了，完了。我们只能说：姥姥，别哭了，这不是正在恢复嘛，恢复得挺好的。姥姥用她那只还能动的手抓着我的胳膊：你在北京听没听说过啥好药，我一吃了就能好，就能走道的？我看着她深陷的眼窝，心里难过，可不知该怎么回答。我当然知道世上并没有这种药，但就这么告诉她吗？让她知道真相，然后绝望颓然地坐在土炕上哭泣？我说：姥姥，也没准儿外国人发明这药了，我回北京打听打听，你现在好好吃现在的药。姥姥眼睛里闪出一点光亮：真没准儿有，外国人啥都能造出来。
回到北京，我找不到这种药，有一段时间甚至不敢打电话给她。大概姥姥内心虽然期望，但也知道真相，也并没有让人打电话追问我这件事。我曾想象过，一个人接受自己不能正常行走和生活需要经历的内心痛苦，但再切身的想象，也和身在其中的人不一样。母亲和我讲过，从医院回到家里的那段时间，姥姥常常摔在地上，因为她下地时仍以为自己手脚利索，可以自由行动，她以为她的腿已经迈出去了，而实际上并没有。然后，在一次又一次的摔倒之后，摔倒的疼痛和屈辱终于压倒了那个完好的自我意识，深深地埋藏在了她的脑海里，她渐渐习惯了半身不遂的身体，也开始使用拐杖的辅助。
家里人为此难过，但人人心里都会暗暗地想，姥姥已经六十几岁了，是老人了，幸好她已经是老人了，在经历过中年守寡，独立给三个儿子娶上媳妇的苦难日子之后，遭遇病痛，内心还是有着岁月磨砺过的坚强，只要她心里头对病屈服了，日子还是能过下去的。我知道，这坚强是用流血流汗流泪所凝固的老茧武装起来的，它可以帮助姥姥抵抗现在的苦痛，可这坚强本身，又是何等让人心里难过啊。无论如何，和所有遭受长久病痛的人一样，她渐渐接受了自己的情况，至少在外人看来是这样的。
第二年春节，我再去看望她，姥姥已经不再问我灵丹妙药了，她会跟我说我拎去的牛奶、罐头哪个更好吃，问我女朋友怎么样。她穿着棉衣棉裤，坐在炕中央，因为左边身体不能动，她在炕上半趴着，总是挨着炕那面的衣服更脏一些。姥姥的眼角有些眼屎，我想给她擦去。她说不用了，一会儿还得睡，睡睡醒醒的，擦它干啥。
我注意到，挨近顶棚的墙上，贴着一个用写对联的红纸做成的十字架，透明胶带歪歪扭扭，有一些已经被不远处的炉筒熏得发黄了。我问姥姥这是什么。姥姥说：这是主。我忽然想起来，这之前，舅妈似乎和我提过，姥姥现在信教了，神神道道，谁说也不听。她信教了。姥姥下地出去方便时，嘴里念念有词，我细细地辨认，听出她在说，主啊，保佑孩子吧，保佑孩子能和以前一样走道吧。她自认是主的孩子，主会庇佑她。
我没有再问姥姥，没有像别人那样劝她不信，我心里涌动着复杂的难过。我能想象出，村里头来串门的老太太，和她宣讲了所谓的基督的教义和神迹，拉拢她信教。她们肯定和她说：心诚则灵，主会救你。而且她们会告诉姥姥，远方的某某村子，有一个人和她的情况一样，信了主，然后腿就好了。姥姥在平静的绝望中看到了一缕光，仿佛是专为照耀她才出现的，她抓住了这虚妄的稻草，虔诚地相信并祈求神迹发生在自己身上。我看得到，她在念着“主啊，帮帮你的孩子吧”时，是如此的全心投入和旁若无人，她真的相信有一个全能的神在看着她，在考验她。我欣喜于她找到这个希望，可我又知道这个主帮不了她。我只能安慰自己：没关系，也许时间长了就好了，她就不信了，也就不再承受失望了。
去年春节，我们去给她拜年，姥姥搬回了自己的小屋，那个雇来照顾了她多年的老太太还在照顾她。姥姥坐在炕上，神态平静安详，话也多了起来，衣服的左大襟上缝着个口袋，她不时把能动的右手伸进去，掏出几颗瓜子，丢在嘴里。“挺好，我现在挺好，”姥姥说，“你们都不用惦记，我现在能吃能喝，没事就嗑嗑瓜子，看看电视。”我们聊起了弟弟即将出生的双胞胎儿女，聊起她的孙子，我的表弟。姥姥不再因为谈起什么事而莫名地哭泣，她享受着一个单纯的老人的生活。这一次，我看到脑溢血和后遗症在她身上划开的流血的伤口，终于结上了不再怕碰的疤痕，她平心静气地安坐在自己的土炕上，坦然接受着一切。不再祈求灵药和神明，只是半麻木半安然地把一切都当作无可逃避的命运，并且最大限度地当成生活过下去。活一天算一天，活一天就自在一天，她说。在多年的病痛折磨之后，姥姥终于在那个原来的世界之中，建立了自己的新世界。
2009年春节过完，我坐长途汽车从老家回到北京。车行12个小时，那一年找了同学帮忙，买到了卧铺客车票，但并不比坐票舒服。上班第三天，右脸颊的颞颌关节肿了起来，咀嚼食物困难，嘴巴一张一合之际，耳朵里会有细微的咔咔声。我最初以为中耳炎又复发了，心里烦躁，但并不觉得怎样，毕竟有过治疗的经历。到海淀医院检查，医生说不是中耳炎，但也说不出是何原因，只是建议我到北大口腔医院去检查。
凌晨3点钟左右，到口腔医院去排队挂号，然后拍了片子。医生说是颞颌关节出了问题，问题不大，但是个问题。我便在网上检索相关的信息，看得心情郁闷，有很多人说这种症状不难治，但很容易复发。在医院里候诊的时候，旁边坐着很多得了这种病的人。有一个女人，又愤怒又好笑地告诉大家，她之所以得了这种病，就是因为过年回老家时，吃了太多核桃。她总是用牙去咬核桃。另一个男人，用手端着自己的下巴。他爱人说：他的关节已经卡不住了，有时候说着说着，就会掉下来。我听得胆战心惊，忍不住猜测自己也会变成这种样子。
那段时间，朋友也告诉我一些方子，比如经常拿热毛巾敷关节处，或者注意吃东西咀嚼的时候换到另一边牙齿。我都一一照做，无论如何，症状开始了好转。正当我欣欣然觉得一切都好转时，突然左膝渐渐开始感到酸麻，小腿无力。我想，大概是着了凉，或者不经意碰到了，就从药店里买了几贴虎皮膏药贴上了。然而并不管用，酸麻里开始掺杂了疼痛。会不会是痛风呢？那时候和我住一块的阿亮说。于是我就在网上搜，有人说，经常喝啤酒会引起痛风，症状大概就是膝盖酸麻。更何况，我之前有一年的时间，都在坚持冲冷水澡，从夏天直到冬天，啤酒也喝了不少。
我想，得去医院了。最开始是去了最近的海淀医院，医生并没说出个所以然，只是开方子，拍片子。当时似乎是别无选择的，只能去拍片子了，然后拿着片子再去找医生，医生看了看，说开点药先吃着，再观察观察。于是就观察观察，但情况越来越糟，我只能去北医三院。总是半夜去排队，可因为膝盖无力，不能久站，只能一会儿蹲着，一会站着，站着时重心只能落在右脚。辛苦排队的成果就是，我终于挂到了专家号，专家也没说出个所以然，看了看X光的片子，说：片子看不出什么来。我说：可是腿很不舒服啊。他说：那只能去做核磁共振了。我听了一惊，那时候，我甚至连核磁共振是什么都不太清楚，但一想到这种仪器，便会心里生出点恐惧。预约的时间到了之后，我打车到北医三院，躺在核磁共振的仪器上，听着机器吱吱嘎嘎地扫描我的左右两条腿，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怪异。
一周后，我拒绝了老婆，一个人到北医三院去取结果。因为心里忐忑，不知道结果是怎样，我害怕太出乎预料，老婆可能会比我还难受。检查结果的单子上写着：髌骨软化。骨头？软化？难道我这条腿要废掉吗？不，是两条腿，右腿也开始了同样的酸痛。
在复诊的等待中，我和另一群腿脚不便的家伙站在三院医疗运动中心的诊室外，相互聊着病情，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女人跟我说：髌骨软化？天哪，我有个朋友就是这病，遭老罪了，每周都要往膝盖里打一针，没别的办法，只能做手术。我假装做出一副一切都还未定，我未必就要如此的表情，但我深知自己说话时底气虚得不能再虚了。
医生说，你可以自己选择，要么做手术，当然做手术也要排队，最快得一个半月才能排上，要么保守治疗。我想了想，还是选择了保守治疗。他开了一些吃的、敷的药。这些药，在我眼里开始背负着神圣的期待。我期望它们是刚好完全对症的神丹妙药，每吃一次，每涂一次，我都暗暗想它们正在改变着我身体的坏的那部分，让它恢复正常。我全部的身心注意力，都开始向膝盖倾斜，几乎每隔十几分钟就会排除所有杂念，让自己全心全意地去感觉膝盖是否好了些。抬一抬腿，假装不经意地站起来，微微用一点力，做和正常一样的行走，努力从所有的可能中寻找着它正在好转的痕迹。每天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微微动一下自己的腿，想看看它是不是比昨天更好一些。如果我的期待被证实，哪怕只是微小的一点，内心都泛起一阵谨慎和不安做底色的狂喜：天哪，它在好转，天哪。可是，没人来保证这些征兆都是让你满意的，有时候它只是变得更糟。每天正常上班，但一路都在感觉行走不便的痛苦。办公室的饮水机没水了，同事说：刘汀，没水了，换一下水吧。我很为难，说：我的腿不太好，不敢吃重。同事会笑着说：挺大个小伙子身体这么差了，这点儿活都干不了。我有些愤怒，也掺杂着羞愧，但却没法跟人家证实我的腿是多么的不舒服。他们当然知道我的腿出了问题，但没人会确切地知道它到底有多严重，更不要说感受了。很明显，你能来上班，你也能跟着走出去吃饭，没有显得多么病重的样子嘛。这不是他们的冷漠，而是所有人的共性，太多的时候人们都以这种态度面对别人的病痛，我们会有难过、心疼、同情，但是不可能有体验。
4月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照顾我，我从还没到期的出租房搬到了老婆的宿舍里，一间小小的屋子。周末的时候，她去办公室加班，我一个人在宿舍里，用电磁炉把袋装的药煮过，然后敷在两腿的膝盖上，连续几次。不敷药的时候，就带着无望的心情练习腿部肌肉，我不知道这些练习是否管用，但除此之外，我做不了任何事。我想过了，也许将来我会变成一个不能行走的人，我只能坐着轮椅。我看史铁生的书，希望从中寻找安心的力量，但是不能，他是已经既定的，而我是在通往命运的恐惧中。我现在不记得我是否为此哭过，好像没有，因为在病痛面前眼泪实在毫无意义。
近三个月过去了，膝盖并没有明显的好转，我接近崩溃，开始认认真真地考虑做手术这件事了。这种病的折磨，让人宁可选择摔断腿、骨折，至少你知道它真的可以渐渐好起来。我想我要做手术了。在此之前，我没有和父母提过，可真要做手术，不能不告诉他们。终于有一天，我给母亲打电话，和她说了。我没有说有多么严重，只是说腿不舒服，走路没有力气，可能得做手术。母亲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惊慌或着急，她像听平常的感冒一样听我说完。母亲说，没啥大事，做什么手术啊，我的腿也疼过，和你的一样，我吃了几服汤药就好了。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其实是着急的，她放下电话，就跑去村东问了问村里的老中医，老中医开了几种药，让我自己买了吃，北京没有的，他让母亲寄来一些。
母亲的腿也这样疼过，而且现在好了，这是我能看到的最好的例子，我心里重新燃起希望。这时候春天来了，天气转暖，在各种药物的作用下，膝盖比原来稍好了些。
那年8月份，老婆放暑假，我请了假，带她回老家举行乡村婚礼，顺便找村里的老中医王杰看看病腿。王杰摸了摸我的膝盖，说：啥髌骨软化，你这腿没事，挺好的。然后他找出一台破旧的理疗仪，给我做理疗，我在家5天左右，做了5天，不知道是否刚好对症，行走已经没有了问题。
第二年夏天，一个同事因为不科学的运动，膝盖也出现了和我当年很类似的疼痛。这个现病友，开始常常和我这个前病友讨论膝关节的酸痛问题。经过几个月多种检查和治疗，她的症状好转，行走已无问题，但到彻底痊愈似乎还有很漫长的恢复期。有好几次聊天，她都痛苦地说：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怎么还不快点儿好？如果不是在办公室，她可能会哭出来。看着这个同事，几乎就是在看着几年前的自己。她经常问我：你的腿是多长时间好的？我告诉她，至少半年时间，才真正好转了。她说我这已经半年了。我说，冬病夏治啊，不要着急，明年春暖花开，地气上升，肯定就好转了，这不是其他病，急不得。她当然也知道这只是一种可能的说法，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但和我一样选择相信，倘若连一个可能也没有了，人又能拿什么来抵御病痛呢？但过几天，她还是会再一次感到烦躁和痛苦，因为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都会时刻提醒这病痛的存在：下楼梯时得缓慢而小心翼翼，走一小段路就要休息下，即使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也会隐隐地感觉到酸痛。病痛就是那样一种东西，不分日夜地用痛苦向这个生病的主体宣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所有的这些我颇能感同身受，而烦恼还不仅是病痛本身，它会以其他形式延伸到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比如，她说，因为腿上的伤，她没法参加同学或朋友的聚会，她们会在电话中问：有那么严重吗？她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答案，都不能解救她于困境。说是的，很严重，就会立刻和对方陷入一种准尴尬境地，因为善意和感情将促使对方表示关心，而关心在敏感的病人那里将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心理的沉重感。说没事，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你为什么好几次都不来参加同学或朋友的聚会呢？
就是这样，有时候，疾病会让人们陷入人际关系中的两难境地：生病的人既不能说出全部真相，可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说；其他人总是要表示关心，可又无法掌握关心的限度。除非双方都是病人，只有以病作为基础，人们才能抵达无障碍的沟通。除了痊愈，病人的第一心理需求就是同类者，同病相怜在心理学意义上是完全有价值的，只有同类者才能让人们感觉相对的平衡和安全，健康人的所有关心，都摆脱不了隔靴搔痒的嫌疑。
2009年夏天，我和老婆简单的乡村婚礼就在我们村头的小饭店里举行，亲戚们都来喝喜酒。三姥姥家的一个舅舅也来了，喝完酒，他们蹲在路边的大石头上，等着回去的车。表弟和这个舅舅开玩笑：你这个铁脑壳，脑子坏掉了。听后我才知道，这个舅舅的脑袋曾经做过一次大手术，据说摘掉了一块颅骨，换上了钢板。那次手术之后，他的头脑就有些坏了，经常说傻话。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不愿说。
表弟告诉我。那时候，表弟还在北京的郊区开车，这个舅舅到北京看病，他带着舅舅到协和医院去。可是他们排了三天队，也没挂上号，舅舅蹲在地上呜呜哭，觉得自己要完了，表弟也急得难受，可是没有号，又能怎么办呢？后来，表弟给舅舅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救了他。舅舅按照表弟的指挥，跑到他们要挂号的那个大夫的诊室，直接给大夫跪下，“哐哐哐”先磕了十几个头，然后哭号着说：“大夫你救救我吧，我爸死了，我妈有病，我们家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我排了三天都没挂上号，你发发慈悲，给我看看病吧。”那个大夫大吃一惊，赶紧给他加了一个号，而且仔仔细细地帮舅舅瞧了病，安排他入院治疗。说起这事，表弟和舅舅都乐开了，仿佛是在讨论电视上好笑的小品。我想象着这个情景，也忍不住跟着笑。可笑过之后，一丝酸楚涌上来，这就是我的贫穷的乡亲们，在面临病痛时只能做如此无奈的选择。是的，舅舅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近似疯狂的作为，没有被医院当作精神病轰出去。和在城里的人相比，他们就是这样卑微，没有人是生来平等的，特别是在那些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人和人的差别，会一瞬间判别活着还是死去。
我的腿刚刚显出酸痛的那段时间，我接到老家老姑父的电话。老姑父说，小表妹亚娟大概因为吃了小卖店里恶劣的零食，患上了紫癜，治了好久，也没有痊愈。他们从一个大夫那儿打听到，北京儿童医院自治的一种药效果最好，让我想办法去给开一些。我从没去过儿童医院，但它的名声却早有耳闻了，北京最难挂号的名单里它总是前几个的。还是凌晨3点，我出发去医院，4点左右到那儿。我本以为这个时候儿童医院应该是静悄悄的，但刚进去就吓了一跳，几乎到处都是人。能看得出，大部分是外地来的，他们背着包裹，抱着生病的孩子，一脸茫然，或坐或卧在楼道里、楼梯上。
我打听到排号的队伍，站在那儿排着，这时有人走过来问我：哥们儿，有号了吗？我一愣：这不是正排着呢。他笑了：没用，这个医院要挂上号，得排两次号，先得拿到挂号的资格号，有了资格号，你才能挂号。我说怎么可能，从来没听说挂号还要资格。那人看我不信，摇摇头说：等会儿你就知道了。他走到另外一个队，向别人推销他的资格号了。我跟前后排队的人打问，才知道号贩子说的是真的。他们确实拿着写着号码的纸条，原来这个号竟然是提前一天放的，有这个号的人，第二天才有资格排挂号的队。看着前面的队伍，我知道自己今天挂不上了，但我又不能等到下午放明天的号，怎么办呢？我想到了先前和我说话的号贩子，开始在院子里四处找他。终于在一个角落找到他，问他是否有排队号，他说有，200块钱一个。刚才还100啊？我喊道。刚才是刚才，现在200都有人抢。我毫无办法，只能从他那里买了一个号，然后挤进挂号大厅去挂正式号。终于走进诊室，和大夫说明了情况，大夫倒是好说话，给开了20天的药。
等我拿到药的时候犯愁了，不是草药也不是盒子，而是一个个小瓶子装的液体，40个。我怎么往老家寄呢？我拎着药，跑了四个邮局，没有一个愿意邮寄的，后来终于找到一个，工作人员说你这样无论如何也寄不出去，就算寄出去，到家也都碎掉了，你必须得用什么东西包起来。我跑到金五星，买了40条毛巾，把玻璃药瓶子用毛巾包起来，外面套上塑料袋，然后才打包进箱子里，邮寄了回去。10天左右，老姑父收到了药，小表妹的病也终于痊愈了。
我忍不住想，倘若没有亲戚朋友在北京，老姑父又该怎么办呢？大概，他只能带着全家一年的积蓄坐车来北京，四处打听，找到儿童医院，然后不分昼夜地排队挂号，最后幸运地拿到药。我很痛恨自己找号贩子的行为，可在那一天，除了找他们，我没有其他办法保证表妹能早一些拿到治病的药。我也痛恨票贩子，可很多时候若没有他们人们就回不了家。很清楚，出问题的不是看病的人，甚至也不是倒卖号和票的贩子，而是给票贩子生存的深层空间的社会问题。
新年放假的几日，我和老婆在大钟寺，又一次接到老姑父的电话。来城里之后，每一次接到老家亲戚的电话，心里都会生出一些陌生的恐惧，我知道每一个电话肯定都传达着不寻常的事情，每一个事情都是沉重的担子，甚至都是我的肩膀完全挑不动的担子：孩子考大学、借钱、看病，他们总以为我们在首都北京，能耐大，说安排个什么事情就安排个什么事情，不晓得我在几千万人口的城市里，比他们在村里还要渺小虚弱。看到老姑父的电话，我知道，一定有事情了。果然，他告诉我说，表妹最近学校体检，查出很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遗传的。在农村，没有人给孩子每年做体检，如果有，很早就能查出来了。老姑父说：我听说北京有家医院能免费给儿童治疗先天性心脏病，你帮我看看，能不能给她治治。我说我回去查一下吧。回到家，我从网上查了查，前几年确实有免费治疗的相关报道，但丝毫找不到头绪，也没有查到这个项目还在继续的消息。我汇报了情况，老姑父说，不管怎么样，我得带孩子到北京去，好好做个检查，就算是自己掏钱，也得把手术做了。我说好，来了再给我打电话吧。老姑父说，肯定得给你打电话，你得帮我们安排看病。我在这边苦笑，大概我也只能提前挂号而已。
10号，老姑父带着表妹到京，11号一大早，我带他们到医院去看病。在医院的预约取号窗口，我递上验证短信，里面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医生今天不出诊。我愣了，喊道：不出诊？提前10天预约的，你现在告诉我不出诊？我们从几千里地之外的老家跑到这儿来，你现在告诉我他不出诊？护士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不出诊，你跟我喊也没用。我看了看不远处等着的老姑父和表妹，他们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我实在没有办法告诉他们预约的专家今天不在。
我跑到一个角落，给预约挂号打电话，看能不能转到其他专家，或者能不能挂到最近几天其他医院的专家号。最后，我们无奈地接受了到这家医院另一个大夫那儿去看病的结果，虽然看先天性心脏病不是他的专长。整个过程中，我强忍着不表现出发生了点儿小意外的失望情绪，我很担心他们会更失望。老姑父自己的心脏也遗传了这种病，但他只能带着它，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舍得花几万块钱去给自己做手术。万幸的是，表妹检查的结果虽不是毫无问题，但还尚好，而且临近年关，也无法在北京等待手术，只能等待来年暑假时，再来北京，重新走一遍挂号、排队、等待医生的过程。
10月份，家里一位老人来京，因为多年的高血压，身体一直不是特别好。有一天早晨起来，左臂无力，当时没有在意，以为是睡觉时压到导致的麻痹。过了一天，症状没有缓解，而且左腿也无力了。知道是身体出了问题，又是国庆期间，赶紧跑到医院去挂了急诊。做CT、做核磁、验血等一系列检查之后，大夫说，是有新发的脑梗死，导致了左半边身体的问题。幸好不是特别严重，就在那儿打点滴、吃药，熬了两天。两天后，症状稍稍缓解，因为在北京无人照顾，而且也无法报销，只好让家里人过来，把病人接回去。
为了保证回去后那边的大夫第一时间了解到病情，我们去找大夫，要复印病历带回去，大夫说没问题，找一个导医带我们到地下室去复印。然而，地下室复印病历的人说，现在是放假期间，不复印病历。我很惊讶，说：这不是急诊吗？急诊不是24小时的吗？他们说，反正没人，章都被锁在柜子里了。我把情况复述了一遍，请他们帮忙给复印一下，我可以把证件留下，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肯。我记得那时自己很无奈、着急，也就生出了愤怒。我喊了几句：放假很正常，但总得有一个办法让病人复印病历，带回去用啊。事实上，让我愤怒的不仅是医院不给复印，还有玻璃窗里面两张冷漠和无所谓的脸。我和他们对看着，他们的眼神告诉我，我现在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是啊，他们是在执行政策，他们不是这件事应该具体负责任的人，可是，类似的情况肯定不只我遇到的这一次，肯定有许多外地来就医的人会在节假日来复印病历，他们何以就不能向医院反映，给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更何况，你既然是这个集体的人，享有它的荣誉和权利，那也就要相应地承担它的责任。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的愤怒找错了人。
我知道他们不会违反规定，给我复印。这时导医说，要不你去找主治大夫，看能不能拿到医院外的复印店去复印一下吧。我只能如此，去找大夫，说明情况，他看了看病历，从里面拿出了三张给我，允许我带出去复印。我看见病历档案里还有一两张单子，我不知道是关于什么的，也已经无心再去问是关于什么的，拿着三张单子就走了。
在医院里，我们遇见了许多认真、负责的大夫，我看到他们值了一晚上夜班，早晨交班的时候，还在一点一点地讲每个病人的情况；我看到他们一天要诊治几十上百个病人，还有住院的需查房；我看见他们比一般的上班族都要早到办公室，一上班便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我看见他们耐心地给病人讲解为什么要这样做或那样做。他们所有的辛苦，我都见过了，并在心里对这份职业和从事这份职业的人，生出深沉的敬意。可在这所有的看见之外，我也体验到医院的另一面。第一天输液后，护士让实习的护士给封上针头，没有拔掉，以预防还继续用，但很快老人的输液管里就回血很多。赶紧又去找护士，负责的护士不耐烦地说：真麻烦，拔掉拔掉。在急诊室的留观室里，住着几十个病人，每个人的床头都有需要接各种仪器的电源插座，许多陪床的家属把自己的手机接上充电，但护士看见了会叫人们拔下来，说不允许用。我想这可能是有道理的，毕竟病床上的接口，都是用来给病人治疗时使用的，但找遍所有地方，也没找到其他的可用来充电的电源接口。
谁都清楚，世界上不会有完美的地方，人们亦不要求完美，但在本该所为的地方却无所作为，总是一种失职。许多很小的事，把本来就紧张的医患关系激化了，在医院里和医生、护士吵起来的，大都并非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反而都是一些奇怪的规定引起的小事。但这些规定，反而又比什么都有生命力，像是长在两者之间的某种顽疾。
我不能不去想，对于老姑父这样的老百姓，究竟该怎么去抵御生活里的病痛。辛苦一年的收入不过万余元，要买柴米油盐，要给孩子交学费，要应付日常生活，一旦某个人生病，就可能把整个家庭拖到深渊。所谓的农村合作医疗，你一旦有紧急情况，它未必帮得上忙。没有人会期望实现绝对的平均主义，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每个人活着的机会和尊严，这应该是最起码的保证。
所有人在生病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偏偏是我？它所带来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治疗，而是接受，你必须接受自己生病的事实，之后才是去治疗的问题。因此，我们希望医生对自己的病给出合理的解释：我病在哪儿了，为什么会疼。只有可理解的解释，我们才能接受自己的病，尽管这是被迫的。人们不但要知道是什么病，还想知道是怎么得的：饮食不规律、吃了有毒食品、遗传、被人传染，等等，必须有一个可靠的来源。没有缘由的病，是人最大的恐惧。
人人都会遭遇病痛，人人也都会死于此，或早或晚。这是唯一的最后的平等。不平等的是死之前面对病痛的人生，穷与富，官与民，所有社会意义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导向生命意义上差异的管道。而一个完善的国家，就是做到让所有人在面临病痛时是基本平等的。
日复一日，总有人因此而离开人世，既然这不可避免，那就期望着因病而逝的人都是医治无效，而不是无力医治吧。
声音的舞蹈
我们常常只关注影像而忽略了声音。
在“凝视”之外，应该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生理和精神动作——“听”。过于重视“看见”的世界，导致很长的时间内，包括“听”在内的其他感觉都受到了压抑。设想一个极端的情况，比如盲人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未必比健全人单调，可能还更丰富、更纯粹。
我由此安慰自己——有些变态地对声音敏感，或许是我在感知世界，认识自己方面更进了一步，至少它是我耳朵生病的可靠回报之一。
2006年冬天，我走在学院南路的风中，忽然觉得风并不是均匀的，即使它同时从我身体两侧穿过。我模糊地感觉到右耳边的风声声音低沉，仿佛被人捂住了嘴巴的叫喊，仿佛隔着一堵墙。经过几分钟的困惑之后，我让所有的神经去感受究竟发生了什么，终于明白，不是风的问题，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我终于辨别出，右耳孔似乎塞了一团凝固的空气，让我听任何声音都像隔着无形的什么东西。
我跑到校医院去做检查，医生说：你得了中耳炎，需要做鼓膜穿刺。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但“穿刺”两个字还是本能地让我心头一紧，有些控制不住地想：天哪，我的一只耳朵可能正走在变成聋子的途中。医生说她刚来上班，做不了这样的手术——小手术，于是给我开了转院单。我带着那张单子和没有被强行留在校医院摧残的庆幸，清晨4点多到北医三院的耳鼻喉科去排队、挂号，再排队，然后等着一个老医生把一根长长的针管伸进我的耳洞，刺穿鼓膜，刺穿那团隔着世界的空气。
手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剧痛，从医院大楼走出来，我发现自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它是如此清晰，并因清晰而明了，因明了而截然不同。我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做完穿刺的右耳完全向身体外部敞开了，它贪婪地吸收着所有的声音：汽车声、说话声、走路声、叫卖声……以及它们的混杂声。对我来说，声音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活了过来，被重新定义。这是耳朵的一次苏醒，在苏醒的耳朵里面，声音开始了它们的舞蹈。
我走到医院对面的一个小吃店，选了个靠窗的位置，缓慢地吃一碗馄饨，不但是用嘴巴，还是用耳朵，我听到了此前从未注意的咀嚼的声音，牙齿和食物的耳鬓厮磨，吞咽时喉咙的轻微声响。那时一场宿雪未化，回去的公交车上，我听到了轮胎摩擦略有些结冰的地面，司机的座椅吱吱嘎嘎地响着，售票员吸着鼻子，一对年轻人不算私密的悄悄话；我听见车窗玻璃因颠簸而发出细微的振动，有人用手指有节奏地敲着自己的膝盖，买菜回去的大妈眯着眼睛的呼吸，我听见了一段万物交织的乐曲。
如果当时有人留心，一定会发现车上有个身子向右倾斜的奇怪乘客。
我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如同我们，在这之前，不过是本能而自然地接受着世界上的声音，我们无所觉地听见，但并未真的听见，就像我们成千上万次地看，但很多时候从未看见一样。这令人想起《阿凡达》里那句著名的：I See You。我看见你，我——看见——你。又或者是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诗》里类似的情节：诗歌课的老师拿着一枚苹果问学生，你们见过多少次苹果？一千次？一万次？一百万次？错了，你们从未见过苹果。它们指向同一个重点，在看见和听见的意义上，耳朵和眼睛不再只是一个生理器官，它们终于和那个有着灵魂、思想和情感的自我实现沟通。智慧的先人早已经指明了这条通向自我的路，就像在《圣经》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就像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不是上帝创造了光，而是上帝意识到了光，并且命名了光，光才得以在我们的意识中存在。我们凡人更是如此，只有我们意识到了看和听的东西，它们才能是光和花。
这之后，我对声音越来越敏感，不是说我仅仅比以前更注重声音的细致和精确，而是对它背后藏着的什么更为关注，比如语气高低所透露的情绪、是否似曾相识、可否轻易模仿等。更具体一些说，深夜从窗前驶过一辆装满建筑材料的汽车，我渐渐不为它而焦躁不安，细细聆听发动机、车胎摩擦路面等一连串的声音，在简短的交谈声中推测司机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揣摩他们对这夜晚不得安睡的心情。我惊喜地发现，在这样的时刻，所有的声音在混乱中达成了一种叙事的秩序，声音本身成为故事的内容，并因此构造了最真实自然的生活场景。
我也常常用耳朵来辨识别人和自己，这当然充满了危险性，但危险性亦是趣味性。电话使我这种辨识的安全得以实现，我总是喜欢全神贯注地听对方说的每一个字，努力获取他声音中所包含的一切信息，并推而广之来测知他身处何地，大概正在做什么。这些由声音引发的判断和推测，有时导向真实，有时导向虚构。它的危险是，我也比以往更容易陷入烦躁、愤怒、不屑、冷笑和无所谓等种种冷漠心境，语言上虽一如往常，可情绪依然跑到了十万八千里。
有一年，手机听筒出了点问题，在接听电话时，熟悉人的声音会发生变化。出问题之后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父亲的。听筒里传来的父亲的声音异常陌生，我在短暂的错愕之后，匆匆说了几句就挂掉了。父亲声音的变化让我丧失了现实感，堕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恐之中：有人在冒充我的父亲，而我却不得不和他假装无事发生一样谈话；或者是，我的父亲在冒充别人，而我绝不能揭穿他。仿佛一直完整的世界突然出现个偌大的黑洞，张着大嘴吞噬与我相关的一切。我迅速挂掉电话，气喘吁吁地走出去，用公共电话拨回家里，正当我以为万物归宗，一切都将还原，父亲将重新变成那个熟悉的人的时候，另一个意外出现了——公用电话听筒里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沉默了一秒钟，我辨认出是母亲。我清楚地知道刚才是父亲，但那个电话的后遗症却始终难以彻底消除：打电话时父亲去哪里了？刚才是不是他的声音？
再次挂掉电话，我久久坐在长椅上，心想自己和父亲的这次谈话可能是最游离的一次，同时，也可能是最昭示当时父子关系本质的一次，竟然是通过声音的意外改变来抵达的。生活的变化，让我和父亲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上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交流，但是我们双方都不会承认这一点。我必须从现在迅速回撤，尽最大能力回到他们适应的那种交流方式中，以保证关系的稳固。这和父子间的感情是两回事。推衍到极端便是，当你在最广和最深的程度上理解了一个人的时候，便很难再与他有深入的交谈了，因为他的所有疑问在你那里都不成为疑问，而你的任何一个问题他都会答非所问。这也许会解释类似的问题：最激动人心的爱情永远是发生在双方不甚了解的阶段的，因为那时候的交流是最有效、含义最丰富、可能性最多的时候。或者说，在人类情感方面只有充满想象性的交流才是最迷人的。
声音可以被各种方式描述，即使被用现代技术录下来，也仍然会捉摸不定。声音不是单纯的声波振动，它凝固着发声那一刻的所有信息，录下一段声音，哪怕你用最先进的方式保存它，过几十年之后再去听，你仍然能听到时间流过的痕迹。更何况，这些先进的技术并不能保证它传播或录下了你以为的自己。读硕士时，导师在一次课上说，他讲课不喜欢用话筒，甚至有一些恐惧，因为话筒放大、夸张了他的声音，而这声音不是他本来的声音。前几天，老婆在学校里做公开课，并且录了光盘，之后老婆一边看光盘一边把讲课的内容整理成文字。她觉得自己在录像中的声音很奇怪，听起来很别扭。“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声音是这样的。”她当然知道（听见）自己的声音，但这种听总是作为内部的自己在听，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声音通过第二个媒介的转播，再被自己听到。在我们的意识里，我们在内部倾听自己的声音，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固认知，这也是自我的一部分，因此，当一个事实告诉我们你以前所认定的自己的声音并非如此时，自我必然会产生裂隙。
我仍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吃苹果时的情景。那时候大概十几岁，四叔从很远的地方批发回两筐水果，他分给子侄们每人一个苹果。我们看着它，那么诱惑，可又那么珍贵，我们不知道该不该咬下去，该不该把这样一个完美的食物破坏。可是它的美，只有咬在嘴里才能实现，我们便咬了。那第一声清脆的“咔嚓”声，始终留着，此后我吃过许多苹果，可是再也听不见如第一次一样的声音了。现在，我能知道声音穿过了它的物理性质，第一次“咔嚓”声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我通过它真正地和苹果发生了联系，我吃到了苹果，苹果对我而言第一次成为存在，我的某个缺口得到完满。
细细想起来，对声音的记忆和执着，不过来自了解自己和世界的欲望。只有说出的，才能通过耳朵，而在心里成为现实。人们因此在意婴儿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说出的清晰的字、第一次叫爸爸妈妈……这所有的第一次，都如同上帝在为万物命名，悠然一下存在了我们的意识里。只可惜更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不但无知，而且毫不在意。在拥有或试图拥有世俗的一切时，我们假装这就够了，不再需要其他东西，比如深深地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卑微，比如从心里生出作为人的感情。我们把自己全部交付给身外之物，吃喝玩乐，浅薄的喜怒和悲哀。生活当然要靠它们支撑，可在灵魂深处总得保有小小的一片领地，给那个你未曾听见、也未曾看见的自己。
自己，我们说得最多的言辞，我们遍寻而不得的那个人，我把这看作唯一可抵达灵魂安宁的路。作为平凡人，总要有这么小小的一块地方，以免在将来老去、濒临死亡的那一刻，我们会发现无处立足。
日常生活里的诗意
我似乎在不断地强调日常生活，我似乎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经验主义者，我似乎总在用一些细节来触摸整体。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源头，只能是那句老话，人只能在生活里，可人活着，却常常忘掉自己在活着，尤其会忘掉那些细节。我珍视它们，因为我从那最平凡的事件里，看到了蕴藏着的诗意——不必是学术的诗和深奥的意，只要比所有的视而不见和听而不闻多一点感触，多一点会心一笑，就足够我们抵御许多空虚和无聊了。
它们在广大的范围内，是连续的，一个接着一个的，可在个体的人的眼里，却是偶发的，需要我们去捕捉，从最日常里往外打捞，沥尽泥沙和水藻，显露出闪光的珊瑚。它们是可回味的，如同可被心灵咀嚼的橄榄，含在我们的肉身中，一点一点品尝它的滋味，吮吸它的养分。
2008年的春天，硕士毕业前夕，我在一家门户网站实习，也考虑将来在那儿工作。这是一个网络访谈节目，有时候要晚上加班。
有一天晚上，似乎是做了一个和奥运有关的节目，结束时很晚了，已是凌晨2点，同事说别回学校了，一起熬夜吧，明天倒休一下，何况一直在下着小雨呢。我想了想，觉得与其在办公楼里枯燥地上网熬一夜，还不如顶着细雨赶路呢，在春雨里，总比在电脑前好得多吧。
我出了楼，下了大半夜的雨不折不挠地持续。打伞，开车锁，用很小的一块纸巾抹掉坐垫上的水，院子里空无一人，身后的楼上几位同事继续熬着，那里太亮了，有点儿和整个黑夜格格不入。
春雨靡靡的黑夜真好，人车俱稀，马路湿湿的像条幽暗的蛇，我骑得不快，竟赶上一路绿灯。举伞的左手有些凉，坐垫上的屁股也有些凉。安静的北京，这个睡熟的婴孩，一呼一吸，让人短暂忘记白日的喧嚣，但我更关心的是：“那对夫妻还在不在？马上就要到金五星铁路那儿的一个路口，他们在不？”
实习的那段日子，每天上班路上，我到这儿时必有一辆火车通过，日日如此，有时候走得早了，也会停下来，等它轰隆隆开过去再继续行。这是日。夜的念想就是那间露天饺子店，说是店，其实只不过是一个麻辣烫模样的小摊。夫妻二人，摆一座炉子，一张长桌用来和面，包饺子，两张小桌供食客用。妻子和馅包饺子，围着白围裙，不怎么干净，也看不出有多脏；丈夫生火，煮饺子，偶尔也帮着包。
只要晚上7点后下班，总能在这儿遇见他们，每次都极想停下来，坐下来，要二两饺子吃。还有啤酒，他们也卖啤酒，但是不负责兑奖。可是每次，我都感到自己太行色匆匆了，根本不配这安静的小摊。
“今天，下了这么久的雨，他们一定早早归了，或许根本没有来。”我在快到那儿的时候，脑子里不停地问自己。
过了金五星附近的铁路，不知道是哪座高楼的探照灯一闪，我看见一片蓝色的雨布下他们忙碌如常，四五个食客围坐着，眼巴巴望着冒白气的锅。啊，一个雨夜，深夜两点多，他们依然在这儿，我兴奋极了。今天一定要吃一碗饺子，我再也不能错过这夜晚的温暖了，何况他们是那么和善，满溢着乐观和积极的生活愿望。
我停车，要了饺子。雨还有，但足够细小，几乎就是一种湿润的风。我跟他们聊了起来。老板娘告诉我，他们每天凌晨3点多才收摊，一天要卖好多，有时几乎忙不过来。饺子是白菜和猪肉馅的，4块钱20个，一点儿都不贵。只可惜已经没有我坐的地方了，只好打包带走。
带着一盒水饺，我继续夜晚的骑行，想象着他们一天的生活：凌晨3点收摊，回到家怎么也4点了，天色初明，洗洗睡了。大概中午时分醒，望着屋顶几秒钟，起床收拾东西，面、馅、饭盒、蜂窝煤，一切要用的物什。这些得忙到晚饭时间，吃过晚饭，丈夫吸一支烟，妻子依然这儿那儿地拾掇。恍惚中天黑了，因为路灯亮起，屋子里模糊了，他们便将东西搬上小车，锁好门窗，开始新的营生。
我曾有一个人生梦想，做一个推土机司机，现在，我也梦想着自己是个饺子摊主，夜夜出门，雨天也不歇息。
在有限的30年生命里，没有哪个夜晚比今天更湿润，我仿佛在黑夜的缝隙里左突右冲，于这儿停下来，喘口气。这么拼命地向前跑，好像只为偶尔能遇到这样一个片段。尽管数日之后，我再也不敢确定是否发生，我还是庆幸它不是听来的，读来的，它曾经在。
第二天雨歇了，天地又是老样子，上班比平时晚，依然候到了路过金五星的火车，并不是往常的那一列。轨道、火车、雨夜或晴天、小吃摊、偶然路过的人们，所有的一切就是一首诗的词语、标点和韵脚，在某个特别的时刻，飘浮到一个特别的空间，把这首诗呈献给人们看。有的人读到了，有的人只是清清地呼吸到它的气息，然后飘然而去。然后所有的元素都会飞散开，有去往其他的时间和空间，凭借其他的机缘，同另一些元素构成全新的诗了。
2009年8月末的一日，节气已是初秋了。
我和同学桑桑去朋友阿周的新家，在地安门的一个深胡同内。我坐地铁，转一次公交，下车后见阿周在路边等我。这儿离北海公园不远，热闹，车多人杂，十字路口和你所见的一样乱。东南角，是一堵高高的红墙，沿着墙边向南走几十米，红墙突现一个豁口，进去就是另一番天地了。走过水果摊，老板正光着膀子看武侠片，铁皮搭建的刻章小店窗关门锁，我趴在玻璃上看了看，隐约见到里面摆着几副毛笔字。一些老人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一些活泼的孩子四处跑着，这儿也并不宽敞，但与红墙之外完全不同。隔着院子，听见了某家人唠唠叨叨的说话声。我能感觉到，有些东西慢了下来。
阿周租的房子，是一个老宅，大概有100年了。可它不是古董，古老的青砖、木门和现代的红砖、水泥等混在一处，告诉我们这是中国。这是一个四进院，每进都有几户人家。路歪歪扭扭，地砖大概铺了太多的年纪，早已不平整；窄窄的走廊两边，堆满破铜烂铁类的杂物。
阿周住东厢房，房子是一个老太太的。为了增加收入，老太太又在门前建了小房子，把整个厢房的阳光都遮去了。屋子里，弥漫着淡淡的潮气，一进去，阿周便把电扇打开通风。我坐在用50块钱从前任房客那儿买来的大藤椅上，翻检他桌子上鬼怪样的茶杯、铜鼎形的烟灰缸、一套蛮新的刻章工具。我小心地怀疑，一到晚上，他就会化装成老头跑到胡同里的刻章小店去干活。
阿周到门口，和隔壁的女邻居谈起房东老太太。女邻居不避讳地穿着睡衣，吆喝着自己的宠物狗。
“老太太说这个房子要拆掉，到时候就有阳光了。”阿周说。
“是拆掉，可她是想再建房子，今天都带工人来了。”邻居说。
“啊？”阿周对一整面阳光的幻想破灭。建房子，只能把他的门外空间堵得越发逼仄。
然而一小会儿，我却被一缕阳光晃得眯起眼睛，它从我面前掠过，定格在北面的墙上，循着它的轨迹，我找到南面墙上折射的镜子；再转头，则看见更外一点的门口，竖着另一块镜子。夕阳，一天最后的阳光，终于曲曲折折地照进了阿周的房间里。
“是那么个意思吧？”阿周笑呵呵地问。
“挺好。”我说。
再过一会儿，太阳沉下去一点儿，他就到门口，把镜子的角度调整一下。
我们闲聊，等迟到的桑桑。
阿周不住念叨这儿的蚊子有多厉害，我仍未被侵犯，想来是蚊子喝惯了他的血，对我这新鲜血液尚无兴趣。但一刻钟后，他出去接桑桑，我的胳膊、大腿便连番遭到蚊子的攻击，不停抓挠，似乎是在反驳我刚才的想法。
他们回来，提醒桑桑同学马上防御，我还点燃一支潮湿的烟，企图熏走它们。但之后，再无蚊子。
“只有下午一会儿，晚上一点儿蚊子都没有。”阿周说。
我们总结，它们吃饱喝足，休息了。他要想晚上睡好，就必须下午时分把蚊子喂饱。
然后去院子，赞叹年久的老宅，隔壁高官森严的阁楼，某个人家厨房里飘来的香味。我们看见旧门廊上的芦苇草，草背面是夕阳。
太阳完全落下去后，我们又进到屋里。二人拿出吉他，开始谈论我所不熟悉的一些和旋、曲调。偶尔，刚刚临近30岁的我们，谈起更年轻时的事情：在刘和珍君等纪念碑前的草地上喝酒，也谈论诗歌。阿周的琴弦音似乎不准，两个人就找到调音器逐个调。桑桑对阿周捡来的琴，比她新买的琴要好而愤愤不平。“哎呀，你的琴竟然比我的好，”连说几次，又接着，“我的也不错，是新的。”
他们寻找拨片，但阿周并无拨片。“可以自己剪一个。”我拿出那张即将过期的麦当劳优惠卡，阿周用剪刀剪成拨片形状，桑桑试用一下，惊奇地说：“真的行啊。”那张卡，一共剪了6个拨片，最后一个最像。他们没有弹一首完整的曲子。
我可以想象到，阿周独自在家，摆好两块镜子，让傍晚的阳光漫长地照射过来，坐在他破败的沙发上，弹着吉他。我可以想象，桑桑独自在家，对着琴谱复习吉他课老师的指法。
这一刻，他们都是安宁的。
我遗憾自己此生与音乐无缘，但还好我可以写诗：把突然来临的诗句写在随手拿起的任何一种纸上、某本书、病例本，甚至是餐巾纸。写诗这件事本身，让我体会到一种幸福，即便某些诗句惨不忍睹，某些诗永远完不成。写诗与弹琴，本该是一件事，如同最早的行吟诗人，一边弹着自己的琴，一边把古老的史诗唱出来。我记起来，刚工作也在租房的那段时间，身居临路喧闹的23楼，常常站在阳台上想一些诗句。那是某个富人的一间大房子，被中介改造后，住了7户11个人。隔壁的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女孩，在学德语，因为她嫁给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德国人，在刚刚度过18岁的生日后。另一个邻居是卖花的，常把卖不掉仍在开着的花拿回来，摆放在卫生间。更多的时间，是听到有人吵架，因为水龙头坏了，因为没人主动交电费，因为抢厨房。所以，我喜欢站在房间狭窄的阳台上，在那儿，阳光满满，但从来都被人忽略。
弹琴与写诗，都只是一件让人心安的事情，并不很关乎曲子多美、诗句多好，只是——我们弹琴，我们写诗。就像母亲在田野里，认真地对待着每一棵庄稼，而不单是把秋后的果实作为劳动的唯一。
三个人相聚时，吃吃饭，聊聊天，即使没能看到残缺的月亮、没有完整的琴声，也是好的。我结婚了，早已习惯了两个人的生活。每天下班，第一反应便是去接老婆；有人相约出去玩，也会立刻想到去和不去对另一个人的影响。作为这个大都市的穷人，疲于奔命中的快乐常常是做一顿饭，写几个敝帚自珍的句子，擦擦书架的玻璃，或者只是睡个懒觉而已。阿周和桑桑各自单身，独来独往。桑桑同学，永远有着自己的计划，每次见面，她似乎都在开始一件新事情，准备着另几件；阿周，则喜欢用他特有的世界观来丈量日常生活，经常偶发冲动，去考个导游证，或者跑到云南买辆自行车，骑一周，然后卖掉，步行。
我和桑桑，常有职业的倦怠、情绪的消沉。但阿周，似乎天生储蓄着一种无所谓式的淡然，不急不慢，随性自然。所以他在阴暗、潮湿，甚至有些破旧的房间里，开着空调，盖着厚棉被，自得其乐。
没错，我们都一样度过黑夜，无论弹琴还是写诗。我不知道，对我们这些人而言，是不是只有靠弹琴写诗（或者其他别的什么事）才能度过黑夜。这两件事都很无用，但都很重要。只有它们，才能在我们内心生活里折射出巴掌大的光芒，不至陷入孤独和恐慌。如果一个人告诉你，他最近在从事什么工作，在弄什么东西，你能搞清楚他的生活吗？不，不能。但如果他真诚地讲到，他在弹琴，他在读书，他在写诗，在天桥上看车流，在逐个胡同闲逛，你一定能从心里感受到他的生活。
无论多广袤的土地，人可行走的路，无非那么几条，掩映在荒漠、尘埃中。我们都在自己的路上，如同成千上万漂泊在北京的外乡人。
生活就是这样吧？在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吧？
曾经看到一个笑话，说某犯人被押赴刑场，即将砍头，行刑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没说的就马上行刑了。犯人不语，只是哈哈大笑数声。行刑官及一众人等都感到不解，问因何发笑，犯人答道：我听说每笑一次可以延长5秒钟寿命，果然不假。
小时候，在老家，讲故事不叫讲故事，都叫讲笑话，那时候没电灯，煤油灯的煤油也稀缺，一到晚上，听完了广播里的评书，只能上炕睡觉，可又睡不着。我就央求爷爷，说，爷爷，讲个笑话听听吧。爷爷年轻时当过兵，赶过大车，走南闯北许多年，听了不少古怪事，就讲给我听，这是个上瘾而入迷的事儿。
等我上大学，这时代已遍地是以笑为名的物件了，自从有了互联网，搞笑段子就呈几何级数增长。读大学的时候，宿舍一闷骚男过生日，众人问他想求个什么礼物，他说：不求最贵，但求能让我每天看到都笑出声来。中不了百万大奖，也没有绝世美女给他，这礼物难了。但万事有因缘，没想到真被我在学校北门的小胡同里发现了。某夜10点左右，有人在那儿摆摊卖盗版书，随手抽起一本巴掌般大小的《网上夜笑话》，两块钱买了送给他。从此之后，常常半夜能听到此人从被窝里发出一阵怪笑。后来闷骚男在北大读了博士，整日研究西方巴赫金的狂欢化和笑的历史，大概是受了影响。那本小册子曾在各间宿舍里流传，渐渐不知所踪，而且市面上也成了绝版，世上再无此书。每次同学聚会，谈起来都唏嘘不已，年龄大些才知道，诸多感慨里，笑话事小，青春事大。
住在联想桥附近时，上班时要路过一条胡同，胡同口有家包子店，夫妻二人。我总在那儿买几个包子做早餐，一来二去混熟了，正当交易之外便有了闲谈。有天刚付了钱，拿了东西，老板娘说：“你上班这么早，那得什么时候回来啊？”那几日正在编辑一本和古诗词有点关系的稿子，说话都陷在对偶、押韵里：“出来满天星，回去满街灯。”正忖度着这么说话太矫情、太装了，猛然间听老板娘回了一句：“Me Too~！”说完自己先笑了。半天才回过神来，那包子自与别家不同。临近年关，我又去买包子，老板娘说：“明个别来了，关门了。”一问才知道，房租涨了近三分之一，为了撑到年关，近一个月几乎都在赔钱。“以后你得想别的辙吃早饭了。”老板娘说。
我默然无语，从不说话的老板，很沉重地叹了口气，地上砸了个不大不小的坑。我再没见过他们，也忘记了包子的味道，可他们的几句话，却永远留在脑海里。我仿佛看到他们夜晚的忙碌、清晨的辛苦，在这些劳作里，点缀着一点幽默感，一切就都不同了。
硕士第一年，我们被学校安排住在了大运村，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于大运村和学校之间。一般情况下，我都是从师大北门出来，过天桥，然后从一个胡同穿过，绕到学知桥，再往西。师大北门外三环路上的天桥，对面直通北影厂。有天中午，我从天桥上过，看见一个年老的乞丐，衣衫破烂，面目黝黑，如打坐般席地而坐。老乞丐面无表情地挖着鼻屎，然后用指甲弹到天桥下的车流里，怡然自得。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他的动作，过了他几步远，蓦然回首，看见老乞丐从怀里掏出一包面巾纸，从中抽出雪白的一张来，仔仔细细地擦了自己挖鼻屎的手指，然后安然地双手扶膝，闭目假寐了。
我同许多朋友讲这件事，他们都哈哈大笑，觉得好玩。这是个笑话吗？似乎是，又似乎不是，不管是与否，每念及这一场景，我总是会心一笑又心含暖意，仿佛天空中正经八百一个严肃的太阳，突然要打喷嚏，咧了咧嘴。
在租住的小区里，每10天左右，就能看见一辆货车，拉着各种杂粮和干果，停在空旷的地方，然后摆开摊位，开始一天的售卖。有时候，也有卖布料和衣服的过来，小区里的居民，特别是那些退休后的女人，喜欢叽叽喳喳地围在那儿挑拣和议论，当然也心满意足地购买。在高楼林立、寸草成金的大城市，在对门不相识的陌生世界里，有这样一个小小的集市，把生活的气息蔓延开，浸过小区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棵树木，是多么好的事情。
每次遇到这小集市，我总会走得慢些、再慢些，只为了看看今天摆了些什么，听听大妈们又在议论哪样东西，在下班的那一刻，这短短一两分钟的路途，几乎洗去了整日劳作的疲惫。
有一天，是一个周末，正是北京最好的秋季，天蓝日光暖。我和老婆下楼，出去吃饭，又经过了那个小集市，这一次，这儿没有摆杂粮或布料，而是有人在售卖棉花、被单。我看见，一栋楼下，人们铺了张很大的席子，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坐在那儿，他们手里是针和线，面前是正在缝制的被子。那天的阳光，把一切都照出了光彩，可又不过于明亮，我的心被这画面击中。特别是那个男子，他几乎带着一丝女人的姿态，蜷着一条腿，向前探着身子，针脚细密地把被衬缝在被里上。他的针，尖锐而细，把秋日的阳光、微风，以及人们的慵懒，全都缝了进去。我简直无法想象，盖这床被子入睡的夜晚会是怎样的感觉。
这就是日常生活，这无数细小的、微不足道的事件和场景，相互连缀且渗透，密密地织就着我们生活的巨幅十字绣，远远地，固然可见到这巨幅的样貌，但要了解它的内里，就只能把手和心一起贴在上面，抚摸那些凸起和凹陷，辨别那些颜色各异的线的纹理，甚至嗅着绣针刺破手指留下的血和额头滴下的汗水的味道，更甚至体会了一针一线将它从空无变为繁花的刺绣人的心境。如果我不用“诗意”来描述这些细小和微不足道，还能用什么呢？所有值得爱的人，所有值得过的日子，也无非就是它们的集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