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送 - 卷一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作者：﹝中国 ‧ 龙应台﹞。
《目送》是龙应台继《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后，龙应台再推出思考“生死大问”的作品，是一本感悟性的人生之书。《目送》是一本生死笔记，深邃，忧伤，美丽。《目送》的七十三篇散文，写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写失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写缠绵不舍和绝然的虚无。她写尽了幽微，如烛光冷照山壁。
代序 ‧ 你来看此花时
整理卧房抽屉的时候，突然发现最里头的角落里有个东西，摸出来一看，是个红色的盒子。
这一只抽屉，塞满了细软的内衣、手绢、丝袜，在看不见的地方却躲着一个盒子，显然是有心的密藏，当然是自己放的，但是，藏着什么呢？
打开盒盖，里头裹着一方黑色缎巾，缎巾密密包着的，是两条黄金项链，放在手心里沉沉的；一个黄金戒指、一对黄金耳环，一只黄金打出的雕花胸针。黄澄澄的亮彩，落在黑色缎面上，像秋天的一撮桂花。
我记得了。
她是个一辈子爱美、爱首饰的女人。那一天晚上，父亲在医院里，她把我叫到卧房里，拿出这一个盒子，把首饰一件一件小心地放进去，说：“给你。”
我笑着推开她的手：“妈，你知道我不戴首饰的。你留着用。”
她停下来，看着我，一时安静下来。
我倒是看了看她和父亲的大床，空着——父亲不知还回不回得来。床头墙上挂着从老家给他们带来的湘绣。四幅并排，春兰、夏荷、秋菊、冬梅，淡淡的绯红黛青压在月白色的丝绸上，俯视着一张铺着凉席的双人床。天花板垂下来的电扇微微吹着，发出清风的声音。这房间，仍旧一派岁月绵长、人间静好的气氛。
她幽幽地说话了：“女儿，与其到时候不知道东西会流落到哪里，不如现在清清醒醒地交给你吧。”
她把盒子放在我手心，然后用两只手，一上一下含着我的手，眼睛却望向灰淡的窗外，不再说话。
把盒子重新盖上，放回抽屉里层，我匆匆走到客厅，拿起电话，拨她的号码；接通了，铃声响起，我持着听筒走到面海的阳台，夕阳正在下沉，海水如万片碎金动荡闪烁。直直看出去，越过海洋越过山屿越过云层，一重一重飞越的话，应该是澳门，是越南，是缅甸，再超越就是印度，就是非洲了。台湾在日出的那头，其实是我站在阳台怎么都看不见的另一边。我握紧听筒，对着金色的渺茫，仿佛隔海呼喊：“是我，小晶，你的女儿——你记得吗？”
我喜欢走路。读书写作累了，就出门走路。有时候，约个可爱的人，两个人一起走，但是两个人一起走时，一半的心在那人身上，只有一半的心，在看风景。
要真正地注视，必须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
我看见早晨浅浅的阳光里，一个老婆婆弓着腰走下石阶，上百层的宽阔石阶气派万千，像山一样高，她的身影柔弱如稻草。
我看见一只花猫斜躺在一截颓唐废弃的断墙下，牵牛花开出一片浓青艳紫缤纷，花猫无所谓地伸了伸懒腰。
夜色朦胧里，我看见路灯，把人行道上变电箱的影子胡乱射在一面工地白墙上，跟路树婆娑的枝影虚实交错掩映，看起来就像罗密欧对着朱丽叶低唱情歌的那个阳台。
我看见诗人周梦蝶的脸，在我挥手送他的时候，刚好嵌在一扇开动的公交车的小窗格里，好像一整辆车，无比隆重地，在为他作相框。
我看见停在凤凰树枝上的蓝鹊，它身体的重量压低了缀满凤凰花的枝丫。我看见一只鞋般大小的渔船，不声不响出现在我左边的窗户。
我是个摄影的幼儿园大班生，不懂得理论也没学过操作，但是跟风景约会的时间长了，行云流水间，万物映在眼底，突然悟到：真正能看懂这世界的，难道竟是那机器，不是你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世间的风景于我的心如此“明白”，何尝在我“心外”？相机，原来不那么重要，它不过是我心的批注，眼的旁白。于是把相机放进走路的背包里，随时取出，作“看此花时”的心笔记。
每一个被我“看见”的瞬间刹那，都被我采下，而采下的每一个当时，我都感受到一种“美”的逼迫，因为每一个当时，都稍纵即逝；稍纵，即逝。
在中国台湾、香港，新、马和美国，流传最广的，是《目送》。很多人说，邮箱里起码收到十次以上不同的朋友转来这篇文章。在大陆，点击率和流传率最高的，却是另一篇，叫做《（不）相信》。
是不是因为，对于台湾和海外的人，“相信”或“不相信”已经不是切肤的问题，反倒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伤逝”和“舍”，才是刻骨铭心的痛？是不是因为，在大陆的集体心灵旅程里，一路走来，人们现在面对的最大关卡，是“相信”与“不相信”之间的困惑、犹豫，和艰难的重新寻找？
很难说。每个人，来到“花”前，都看见不一样的东西，都得到不一样的“明白”。
对于行路的我而言，曾经相信，曾经不相信，今日此刻也仍旧在寻找相信。但是面对时间，你会发现，相信或不相信都不算什么了。因此，整本书，也就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
目送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
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雨儿
我每天打一通电话，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电话接通，第一句话一定是，“我——是你的女儿。”如果是越洋长途，讲完我就等，等那六个字穿越渺渺大气层进入她的耳朵，那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她说，“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
“对，那就是我。”“喔，雨儿你在哪里？”“我在香港。”“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我昨天才去看你，今早刚离开你。”“真的？我不记得啊。那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再过一个礼拜。”“你是哪一位？”“我是你的女儿。”“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啊。你现在在哪里？”“我在香港。”“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到潮州看她时，习惯独睡的我就陪她睡。像带孩子一样把被子裹好她的身体，放周璇的《天涯歌女》，把灯关掉，只留下洗手间的小灯，然后在她身边躺下。等她睡着，我再起来工作。天微微亮，她轻轻走到我身边，没声没息地坐下来。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身子愈来愈瘦，脚步愈来愈轻，声音愈来愈弱，神情愈来愈退缩，也就是说，人逐渐逐渐退为影子。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
我一边写，一边说：“干嘛那么早起？给你弄杯热牛奶好吗？”
她不说话，无声地觑了我好一阵子，然后轻轻说：“你好像我的雨儿。”
我抬起头，摸摸她灰白色稀疏的头发，说：“妈，千真万确，我就是你的女儿。”
她极惊奇地看着我，大大地惊讶，大大地开心：“就是说嘛，我看了你半天，觉得好像，没想到真的是你。说起来古怪，昨天晚上有个人躺在我床上，态度很友善，她也说她是我的雨儿，实在太奇怪了。”
“昨晚那个人就是我啊。”我把冰牛奶倒进玻璃杯中，然后把杯子放进微波炉。远处隐隐传来公鸡的啼声。
“那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她一脸困惑。
“我从台北来看你。”
“你怎么会从台北来呢？”她努力地想把事情弄清楚，接过热牛奶，继续探询，“如果你是我的雨儿，你怎么会不在我身边呢？你是不是我养大的？是什么人把你养大的呢？”
我坐下来，把她瘦弱的手捧在我掌心里，看着她。她的眼睛还是很亮，那样亮，在浅浅的晨光中，我竟分不清那究竟是她年轻时的锋芒余光，还是一层盈盈的泪光。于是我从头说起：“你有五个儿女，一个留在大陆，四个在台湾长大。你不但亲自把每一个都养大，而且四个里头三个是博士，没博士的那个很会赚钱。他们全是你一手栽培的。”
眼里满是惊奇，她说：“这么好？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今年几岁？结婚了没有？”
我们从盘古开天谈起，谈着谈着，天，一点一点亮起，阳光就从大武山那边照了进来。
有时候，我让女佣带着她到阳明山来找我。我就把时间整个调慢，带她“台北一日游”。第一站，洗温泉。泡在热气缭绕的汤里，她好奇地瞪着满堂裸身的女人目不转睛，然后开始品头论足。我快动作抓住她的手，才能阻止她伸手去指着一个女人，大声笑着说：“哈，不好意思啊，那个雨人好——肥喔。”
第二站，搭公交车，红五号，从白云山庄上车。一路上樱花照眼，她静静看着窗外流荡过去的风景，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颜容，和窗外的粉色樱花明灭掩映；她的眼神迷离，时空飘忽。
到了士林站。我说：“妈，这是你生平第一次搭捷运，坐在这里，给你拍一张照片。”
她娴静地坐下，两手放在膝上。刚好后面有一丛浓绿的树，旁边坐着一个孤单的老人。
“你的雨儿要看见你笑，妈妈。”
她看着我，微笑了。我这才注意到，她穿着黑衣白领，像一个中学的女生。
十七岁
我到剑桥演讲，华飞从德国飞来相会。西斯罗机场到剑桥小镇还要两个半小时的巴士车程，我决定步行到巴士站去接他。细雨打在撑开的伞上，白色的鸽子从伞沿啪啪掠过。走过一栋又一栋16世纪的红砖建筑，穿过一片又一片嫩青色的草坪，到了所谓巴士站，不过是一个小亭子，已经站满了候车躲雨的人。于是我立在雨中等。
两只鸳鸯把彼此的颈子交绕在一起，睡在树荫里。横过大草坪是一条细细的泥路，一排鹅，摇摇摆摆地往我的方向走来，好像一群准备去买菜的妈妈们。走近了，才赫然发现她们竟然不是鹅，是加拿大野雁，在剑桥过境。
接连来了好几班巴士，都是从西斯罗机场直达剑桥的车，一个一个从车门钻出的人，却都不是他。伞的遮围太小，雨逐渐打湿了我的鞋和裤脚，寒意使我的手冰凉。等候的滋味——多久不曾这样等候一个人了？能够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上等候一辆来自机场的巴士，里头载着自己十七岁的孩子，挺幸福。
他出来的时候，我不立即走过去，远远看着他到车肚子里取行李。十七岁的少年，儿童脸颊那种圆鼓鼓的可爱感觉已经被刀削似的线条所取代，棱角分明。他发现了我，望向我的眼睛既有感情却又深藏不露，很深的眼睛——我是如何清晰地还记得他婴儿时的水清见底的欢快眼睛啊。
我递过一把为他预备的伞，被他拒绝。“这么小的雨。”他说。“会感冒，”我说。“不要。”他说。细细的飘雨濡湿了他的头发。
我顿时失神；自己十七岁时，曾经多么强烈憎恶妈妈坚持递过来的雨伞。
放晴后，我们沿着康河散步。徐志摩的康河，原来是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河，蜿蜒无声地汨汨穿过芳草和学院古堡。走到一条分支小溪沟，溪边繁星万点，葳蕤茂盛的野花覆盖了整个草原。这野花，不就是《诗经》里的“蘼芜”，《楚辞》里的“江离”？涉过浓密的江离，看见水光粼粼的小溪里，隐约有片白色的东西飘浮——是谁不小心落了一件白衬衫？
走近看，那白衬衫竟是一只睡着了的白天鹅，脖子卷在自己的鹅绒被上，旁边一只小鸭独自在玩水的影子。我跪在江离丛中拍摄，感动得眼睛潮湿；华飞一旁看着我泫然欲泣的样子，淡淡地说，“小孩！”
到国王学院对面吃早餐，典型的“英式早餐”送来了：炒蛋、煎肉、香肠、蘑菇、烤蕃茄……又油又重，我拿起刀叉，突然失声喊了出来，“我明白了。”
他看着我。
“原来，简单的面包果酱早餐称做‘欧陆’早餐，是相对于这种重量‘英国’早餐而命名的。”他笑也不笑，说，“大惊小怪，你现在才知道啊！”然后慢慢地涂果酱，慢慢地说，“我们不称英国人欧洲人啊，他们的一切都太不一样了，英国人是英国人，不是欧洲人。”
走到三一学院门口，我指着一株瘦小的苹果树，说，“这号称是牛顿那棵苹果树的后代。”他说，“你不要用手去指，像个小孩一样。你说就好了。”
从中世纪的古街穿出来，看见几个衣着鲜艳的非洲人围成一圈在跳舞，立牌上贴着海报，抗议辛巴布威总统的独裁暴力统治，流亡国外的人数、经济下跌的指标，看起来憷目惊心。我说，我只注意苏丹的杀戮，不知道辛巴布威有这样的严重独裁。他说，“你不知道啊？辛巴布威本来被称为‘非洲的巴黎’呢，经济和教育都是最先进的，可是木盖博总统的高压统治，使辛巴布威现在几乎是非洲最落后的国家了，而且饥荒严重，很多人饿死。”
经过圣约翰学院，在一株巨大的栗子树上我发现一只长尾山雉，兴奋地指给华飞看——他却转过身去，离我五步之遥，站定，说，“拜托，妈，不要指，不要指，跟你出来实在太尴尬了。你简直就像个没见过世界的五岁的小孩！”
爱情
从剑桥到了伦敦，我们住进了林柏蓝特酒店。以荷兰最伟大的画家作为酒店的名字，大概已经在昭示自己的身份和品味了。拉开窗帘，以为可以看到雄伟的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却发现窗正对着后院，看出去只是一片平凡而老旧的砖造公寓建筑。有点失望，正要拉上窗帘转身的那一瞬，眼角波光流动间瞥见建筑的颜色和线条，顿时建筑隐退，颜色和线条镂空浮现，颜色深浅参差，线条黑白分明，微风刚好吹起柔软的淡紫色的窗帘布；那一扇一扇窗的竖与横之间，仿佛是一种布局，楼与楼的彼此依靠和排拒之间，又像在进行一种埋伏的对话——我不禁停下来，凝视窗外，凝得入神，直到一只鸽子突然惊起，“哗”地一声横过。
我们沿着克伦威尔大道慢步行往白金汉宫的方向。华飞说，高二德文课正在读“少年维特的烦恼”，课堂上讨论得很仔细。
“喔？老师怎么说？”我兴味十足地看着他——我也是高二的时候读这本书的呀，在1969年的台湾，一边读歌德，一边读琼瑶。1774年“维特的烦恼”出版后，说是有两千个欧洲青年效法维特为爱自杀。拿破仑在东征西讨的杀伐中，总是随身携带着这本爱情小书。
“你一定不相信老师怎么说，”华飞笑着，“老师跟我们说：你们可不要相信这种‘纯纯’的爱。事实上，爱情能持久多半是因为两人有一种‘互利’的基础。没有‘互利’的关系，爱情是不会持久的。”
我很惊奇地看着他，问，“你同意他的说法？”
华飞点点头。
我飞快地回想17岁的自己：我，还有我的同龄朋友们，是相信琼瑶的。凡是男的都要有深邃而痛苦的眼睛，女的都会有冰冷的小手和火烫的疯狂的热情。爱情是只有灵没有肉的，是澎湃汹涌一发不可收拾的；唯美浪漫、纯情而带着毁灭性的爱情，才是最高境界的爱情。
华飞以好朋友约翰为例，正在给我作解说，“你看，约翰的爸妈离婚了，约翰爸爸和现在的女朋友就可能持久，因为，第一，约翰爸爸是个银行总经理，女朋友是个秘书，她得到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升。第二，约翰妈妈是大学校长，约翰爸爸受不了约翰妈妈这么优秀；现在跟自己的秘书在一起，秘书不管是学识还是地位还是聪明度都不如自己，他得到安全感和自我优越感。在这样‘互利’的基础上，我判断他们的关系可能会持久。”
我两眼发直地瞪着自己17岁的儿子，说，“老天，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他瞅着我，明显觉得我大惊小怪，“这什么时代啊？妈妈！”
晚上，伦敦街头下起小雨，我们在雨中快步奔走，赶往剧场，演出的是《伊芙塔》，以阿根廷沛龙总理的夫人生平为故事的音乐剧。我们还是迟到了，“阿根廷，不要为我哭”的熟悉旋律从剧场的门缝里传出来。
48岁享有盛名的沛龙将军在一个慈善舞会里邂逅24岁光艳照人的伊芙塔。舞台上，灯光迷离，音乐柔媚，伊芙塔渐渐舞近沛龙——我低声对华飞说，“你看，‘互利’理论又来了……”
华飞小声地回复：“妈，可是我才17岁啊，好像不该知道那么多，好像——还是应该相信一点什么吧！”我有好一阵子一边看戏一边心不在焉。他的问题——我有答案吗？早上，灿亮的阳光扑进来，华飞还睡着。我打开窗帘，看窗外那一片平凡而现实的风景。心想，这中间，也必有巨大的美的可能。
山路
五万人涌进了台中的露天剧场；有风，天上的云在游走，使得月光忽隐忽现，你注意到，当晚的月亮，不特别明亮，不特别油黄，也不特别圆满，像一个用手掰开的大半边葡萄柚，随意被搁在一张桌子上，仿佛寻常家用品的一部分。一走进剧场，却突然扑面而来密密麻麻一片人海，令人屏息震撼：五万人同时坐下，即使无声也是一个隆重的宣示。
歌声像一条柔软丝带，伸进黑洞里一点一点诱出深藏的记忆；群众跟着音乐打拍，和着歌曲哼唱，哼唱时陶醉，鼓掌时动容，但没有尖叫跳跃，也没有激情推挤，这，是四五十岁的一代人。
老朋友蔡琴出场时，掌声雷动，我坐在第二排正中，安静地注视她，想看看——又是好久不见，她瘦了还是胖了？第一排两个讨厌的人头挡住了视线，我稍稍挪动椅子，插在这两个人头的中间，才能把她看个清楚。今晚蔡琴一袭青衣，衣袂在风里翩翩蝶动，显得飘逸有致。
媒体涌向舞台前，镁光灯烁烁闪个不停。她笑说，媒体不是为了她的“歌”而来的，是为了另一件“事”。然后音乐静下，她开口清唱：“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又有宿醉难醒的缠绵。她低低地唱着，余音缭绕然后戛然而止时，人们报以狂热的掌声。她说，你们知道的是我的歌，你们不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对你们并不重要。
在海浪一样的掌声中，我没有鼓掌，我仍旧深深地注视她。她说的“事”，是五十九岁的导演杨德昌的死。她说的“人生”，是她自己的人生；但是人生，除了自己，谁可能知道？一个曾经爱得不能自拔的人死了，蔡琴，你的哪一首歌，是在追悼；哪一首歌，是在告别；哪一首歌，是在重新许诺；哪一首歌，是在为自己做永恒的准备？
挡了我视线的两个人头，一个是胡志强的。一年前中风，他走路时有些微跛，使得他的背影看起来特别憨厚。他的身边紧挨着自己大难不死的妻，少了一条手臂。胡志强拾起妻的一只纤弱的手，迎以自己一只粗壮的手，两人的手掌合起来鼓掌，是患难情深，更是岁月沧桑。
另一个头，是马英九的。能说他在跟五万个人一起欣赏民歌吗？还是说，他的坐着，其实是奔波，他的热闹，其实是孤独，他，和他的政治对手们，所开的车，没有“R”挡，更缺空挡。
我们这一代人，错错落落走在历史的山路上，前后拉得很长。同龄人推推挤挤走在一块，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视。年长一点的默默走在前头，或迟疑徘徊，或漠然而果决。前后虽隔数里，声气婉转相通，我们是同一条路上的同代人。
蔡琴开始唱《恰似你的温柔》，歌声低回流荡，人们开始和声而唱：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道再见
就让一切走远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它淡淡的来
让它好好的去
我压低帽檐，眼泪，实在忍不住了。今天是七月七号的晚上，前行者沈君山三度中风陷入昏迷的第二晚。这里有五万人幸福地欢唱，掌声、笑声、歌声，混杂着城市的灯火腾跃，照亮了粉红色的天空。此刻，一辈子被称为“才子”的沈君山，一个人在加护病房里，一个人。
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寂寞
真正断炊的时候，我黄昏出门散步，山径边有农人的菜田，长出田陌的野菜，随兴拔几把回家，也能煮汤。
我曾经坐在台北市议会的议事大厅中，议员对着麦克风用狼犬似的声音咆哮，官员在挣扎解释，记者的镁光灯闪烁不停，语言的剑道在政治的决斗场上咄咄逼人，刀光夺目。我望向翻腾暴烈的场内，调整一下自己眼睛的聚焦，像魔术一样，“倏”一下，议场顿时往百步外退去，缩小，声音全灭，所有张开的嘴巴、圆瞪的眼睛、夸张的姿态、拍打桌子的扬起的手，一瞬间变成黑白默片中无声的慢动作，缓缓起，慢慢落……
我坐在风暴中心，四周却一片死静，这时，寂寞的感觉，像沙尘暴的漫天黑尘，以鬼魅的流动速度，细微地渗透地包围过来。
我曾经三十天蛰居山庄，足不离户。坐在阳台上记录每天落日下山的分秒和它落下时与山棱碰触的点的移动。有时候，迷航的鸟不小心飞进屋内，拍打着翅膀从一个书架闯到另一个书架，迷乱惊慌地寻找出路，在特别湿润的日子里，我将阳台落地玻璃门大大敞开，站在客厅中央，守着远处山头的一朵云，看着这朵云，从山峰那边慢慢飘过来、飘过来，越过阳台，全面进入我的客厅，把我包裹在内，而后流向每个房间，最终分成小朵，从不同的窗口飘出，回归山岚。
冰箱永远是空的。好朋友上山探视，自动揣测我的冰箱一定是空的，总是带点牛奶面包，像一个社会局的志工去探视独居老人。真正断炊的时候，我黄昏出门散步，山径边有农人的菜田，长出田陌的野菜，随兴拔几把回家，也能煮汤。
夏天的夜空，有时很蓝。我总是看见金星早早出现在离山棱很近的低空，然后月亮就上来了。野风吹着高高的树，叶片飒飒作响，老鹰立在树梢，沉静地看着开阔的山谷。我细细在想，寂寞，是个什么状态；寂寞，该怎么分类？
有一年的12月31日晚上，朋友们在我的山居相聚，饮酒谈天，11时半，大伙纷纷起立，要赶下山，因为，新年旧年交替的那一刻，必须和家里那个人相守。朋友们离去前还体贴地将酒杯碗盘洗净，然后是一阵车马启动、深巷寒犬的声音。5分钟后，一个诗人从半路上来电，电话上欲言又止，意思是说，大伙午夜前一哄而散，把我一个人留在山上，好像……他说不下去。
我感念他的友情温柔，也记得自己的答复：“亲爱的，难道你觉得，两个人一定比一个人不寂寞吗？”他一时无语。寂坐时，常想到晚明张岱，他写湖心亭：
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深夜独自到湖上看大雪，他显然不觉寂寞——寂寞可能是美学的
必要。但是，国破家亡、人事全非、当他在为自己写墓志铭的时候呢？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笑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莨，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有一种寂寞，身边添一个可谈的人，一条知心的狗，或许就可以消减。有一种寂寞，茫茫天地之间“余舟一芥”的无边无际无着落，或许只能各自孤独面对，素颜修行吧。
（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彷佛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1964
不曾出席过同学会的我，今天去了小学同学会。五十六岁的我，想看看当年十二岁的玩伴们今天变成了什么样。那是一九六四年，民国五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有湖口“兵变”。一月十八日，纽约宣布了建筑世贸中心双子大楼的具体计划。五月三日，台湾第一条快速公路完工通车，以刚刚过世的麦克阿瑟命名。六月十二日，曼德拉被判无期徒刑。受审时，他在法庭上演讲，“我愿从容就义。”十月一日，世界第一条高铁，东京大坂间的新干线，开始通车。
同时，奥运会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东京面对国际。十月五日，六十四个东德人利用挖掘的地道逃亡西德。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次试爆原子弹成功。十二月十日，马丁·路德。金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十二月十一日，切·格瓦拉在联合国发表演讲。那一年，我们十二岁，我们的父亲们平均寿命是六十四岁，母亲们是六十九岁。
乡下孩子的世界单纯而美好。学校外面有野溪，被浓密的热带植物沿岸覆盖，莓果的香甜气息混在空气里，令人充满莫名的幸福感。溪水清澈如许，赤足其中，低头便可见透明的细虾和黑油油的蝌蚪在石头间游走。羽毛艳丽的大鸟在蓊郁的树丛里忽隐忽现，发出老而神秘的叫声。野草黏在头发里，带着一身泥土气，提着鞋，裤脚半卷，走进学校，先远远看见教室外一排凤凰木，在七月的暑气里，满树红花，一片斑斓。蝉，开始鸣起。
进入教室坐下，国语老师慢悠悠地教诗。念诗时，他晃着脑袋，就像古时候的书院山长。他谈做人的道理，因为，那是个有“座右铭”的时代：我们的书桌都有一张透明的玻璃，玻璃下面压着对自己的提醒、勉励、期许。我们的日记本里，每隔几页就有一张人生格言语录。作文课，常常会碰到的题目是，“我的座右铭”：助人为快乐之本。要怎么收获，便怎么耕耘。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我知故我在。人生有如钓鱼，一竿在手，希望无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今日事，今日毕。
讲台上的老师，用谆谆善诱的口吻说，“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努力……”
五十六岁的我们，围着餐桌而坐，一一站起来自我介绍，因为不介绍，就认不出谁是谁。我们的眼睛暗了，头发白了，密密的皱纹自额头拉到嘴角；从十二岁到五十六岁，中间发生了什么？
如果，在我们十二岁那一年，窗外同样有火红烧天的凤凰花，溪里照样是鱼虾戏水于潺潺之间，野蛇沿着热带长青藤缓慢爬行，然后趴到石块上晒太阳，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灵魂很老的人，坐在讲台上，用和煦平静的声音跟我们这么说：
“孩子们，今天十二岁的你们，在四十年之后，如果再度相聚，你们会发现，在你们五十个人之中，会有两个人患重度忧郁症，两个人因病或意外死亡，五个人还在为每天的温饱困难挣扎，三分之一的人觉得自己婚姻不很美满，一个人会因而自杀，两个人患了癌症。
“你们之中，今天最聪明、最优秀的四个孩子，两个人会成为医生或工程师或商人，另外两个人会终其一生落魄而艰辛。所有其它的人，会经历结婚、生育、工作、退休，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来的‘懂’，作最后的转身离开。”
如果在我们十二岁那年，有人跟我们这样上课，会怎么样？当然，没有一个老师，会对十二岁的孩子们这样说话。因为，这，哪能作人生的“座右铭”呢？
明白
二十岁的时候，我们的妈妈们五十岁。我们是怎么谈她们的？
我和丽茹在一个浴足馆按摩，并排懒坐，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一面落地大窗，外面看不进来，我们却可以把过路的人看个清楚。这是上海，这是衡山路。每一个亚洲城市都曾经有过这么一条路——餐厅特别时髦，酒吧特别昂贵，时装店冷气极强、灯光特别亮，墙上的海报一定有英文或法文写的“米兰”或“巴黎”。
最突出的是走在街上的女郎，不管是露着白晰的腿还是纤细的腰，不管是小男生样的短发配牛仔裤还是随风飘起的长发配透明的丝巾，一颦一笑之间都辐射着美的自觉。她们在爱恋自己的青春。
丽茹说，我记得啊，我妈管我管得烦死了，从我上小学开始，她就怕我出门被强奸，每次晚回来她都一定要等门，然后也不开口说话，就是要让你“良心发现、自觉惭愧”。我妈简直就是个道德警察。
我说，我也记得啊，我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放肆”。她讲话声音大，和邻居们讲到高兴时，会笑得前仰后阖，会笑得弯腰一直拍打自己的腿，笑到不行。总而言之，我妈一直是个豪放女。
现在，我们自己五十多岁了，妈妈们成了八十多岁的“老？”。
“你妈时光会错乱吗？”她问。
会啊，我说，譬如有一次带她到乡下看风景，她很兴奋，一路上说个不停：“这条路走下去转个弯就是我家的地”，或者说，“你看你看，那个山头我常去收租，就是那里。”我就对她说，“妈，这里你没来过啦。”她就开骂了：“乱讲，我就住在这里，我家就在那山谷里，那里还有条河。”
我才明白，这一片台湾的美丽山林，彷佛浙江，使她忽然时光转换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她的眼睛发光，孩子似的指着车窗外，“佃农在我家地上种了很多杨梅、桃子，我爸爸让我去收租，佃农给我一大堆果子带走，我还爬很高的树呢。”
“你今年几岁，妈？”我轻声问她。
她眼神茫然，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很小声地说，“我……我妈呢？我要找我妈。”
丽茹的母亲住在北京一家赡养院里。“开始的时候，她老说有人打她，剃她头发，听得我胡涂——这个赡养院很有质量，怎么会有人打她？”丽茹的表情有点忧郁，“后来我才弄明白，原来她回到了文革时期。年轻的时候，她是工厂里的出纳，被拖出去打，让她洗厕所，把她剃成阴阳头——总之，就是对人极尽的污辱。”
“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我自己写了个证明书，就写‘某某人工作努力，态度良好，爱国爱党，是本厂优良职工，已经被平反，恢复一切待遇。’还刻了一个好大的章，叫什么什么委员会，盖在证明书上。告诉看护说，妈妈一说有人打她，就把这证书拿出来给她看。”
我不禁失笑，怎么我们这些五十岁的女人都在做一样的事啊。我妈每天都在数她钱包里的钞票，每天都边数边说“我没钱，我的钱到哪里去了。”我们跟她解释说她的钱在银行里，她就用那种怀疑的眼光盯着你看，然后还是时时刻刻紧抓着钱包，焦虑万分。怎么办？我于是打了一个“银行证明”：“兹证明某某女士在本行存有五百万元整”，然后下面盖个方方正正的章，红色的，连盖好几个，看起来很衙门，很威风。我交代印佣：“她一提到钱，你就把这证明拿出来让她看。”我把好几幅老花眼镜也备妥，跟“银行证明”一起放在她床头抽屉。钱包，塞在她枕头下。
按摩完了，丽茹和我的“妈妈手记”技术交换也差不多了。落地窗前突然又出现一个年轻的女郎，宽阔飘逸的丝绸裤裙，小背心露背露肩又露腰，一副水灵灵的妖娇模样；她的手指一直绕着自己的发丝，带着给别人看的浅浅的笑，款款行走。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心中有一分明白，月光泻地。
什么
我有一种乡下人特有的愚钝。成长在乡村海畔，不曾识都会繁华，十八岁才第一次看见同龄的女生用瓶瓶罐罐的化妆品，才发现并非所有的女生都和我一样，早上起来只知清水素颜。在台南的凤凰树下闲散读书，不知何谓竞争和进取；毕业后到了台北，大吃一惊，原来台北人人都在考托福，申请留学。
这种愚钝，会跟著你一生一世。在人生的某些方面，你永远是那最后“知道”的人。譬如，年过五十，苍茫独行间，忽然惊觉，咦，怎么这么多的朋友在读佛经？他们在找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
表面上毫无迹象。像三十岁时一样意兴风发，我们议论文学杂志的斐短流长，我们忧虑政事的空耗和价值的错乱，我们商量什么行动可以做、什么理想不值得期待，我们臧否人物、解析现象、议论立场，我们也饮酒、品茶、看画、吃饭，我们时而微言大义，时而聒噪无聊，也常常言不及义。
可是，没有人会说，“我正在读金刚经。”
会发现他们的秘密，是因为我自己开始求索生死大问，而愚钝如我会开始求索生死大问是因为父亲的死亡，像海上突来的闪电把夜空劈成两半，天空为之一开，让你看见了这一生从未见过的最深邃的裂缝、最神秘的破碎、最难解的灭绝。於是可能在某个微雨的夜晚，一盏寒灯，二三饮者，在觥筹交错之后突然安静下来，嗒然若失，只听窗外风穿野林肃肃，山川一时寂寥。
“你们看见了我看见的吗？”我悄声问。
这时，他们不动声色，手里的高脚酒杯开始轻轻摇晃，绦红色的酒微微荡漾但绝不溅溢。一个点头说，“早看见了。”另一个摇头说，“汝之开悟，何其迟也。”然后前者说，“你就从楞严经开始读吧。”后者说，“春分将至，或可赴恒河。”
我惊愕不已：嗄，你们都考过了托福啊？
我想到那能诗能画能乐、又曾经充满家国忧思的李叔同，三十八岁就决定放下，毅然出家——他究竟看见了什么？夏丏尊在父丧后，曾经特别到杭州定慧寺去探望李叔同，李叔同所赠字，就是楞严经的经文：
善哉阿难！汝等当知，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固有轮转……
弘一法师在自己母亲的忌日，总是点亮油灯，磨好浓墨，素心书写“无常经”：
有三种法，于诸世间，是“不可爱”，是“不光泽”，是“不可念”，是“不称意”。
何者为三，谓“老、病、死”。他是否很早就看见了我很晚才看见的？我们的同代人，大隐者周梦蝶，六七岁时被大人问到远大志愿时，说的是，“我只要这样小小一小块地（举手在空中画了个小圆圈）；里头栽七棵蒜苗，就这样过一辈子。”梦蝶今年八十六岁了，过的确实就是“一小块地七棵蒜苗”的一辈子。是不是他早慧异於寻常，六七岁时就已知道不可爱、不光泽、不可念、不称意在生命本质上的意义，否则，他怎么会在城市陋巷的幽晦骑楼里，在那极其苍白又迷惘荒凉的五十年代时光里，写下这样的诗句：所有美好的都已美好过了甚至夜夜来吊唁的蝶梦也冷了是的，至少你还有虚无留存你说。至少你已懂得什么是什么了是的，没有一种笑是铁打的甚至眼泪也不是……
也是五十年代，Pete Seeger把圣经里的诗谱成了曲，旋律甜美轻快，使人想跳舞，可是那词，倾听之下总使我眼睛潮湿，喉头酸楚：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放手有时，保持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难的是，你如何辨识寻找和放手的时刻，你如何懂得，什么是什么呢？
共老
我们走进中环一个公园。很小一块绿地，被四边的摩天大楼紧紧裹着，大楼的顶端插入云层，底部小公园像大楼与大楼之间一张小小吊床，盛着一点青翠。
淙淙流水旁看见一块凹凸有致的岩石，三个人各选一个角，坐了下来。一个人仰望天，一个人俯看地，我看一株树，矮墩墩的，树叶油亮茂盛，挤成一团浓郁的深绿。
这三个人，平常各自忙碌。一个，经常一面开车一面上班，电话一个接一个，总是在一个红绿灯与下一个红绿灯之间做了无数个业务的交代。睡觉时，手机开着，放在枕边。另一个，天还没亮就披上白袍开始巡房，吃饭时腰间机器一响就接，放下筷子就往外疾走。和朋友痛快饮酒时，一个人站在角落里捂着嘴小声说话，仔细听，他说的竟是，“尸体呢？”“家属到了没？”“从几楼跳的？几点钟？”然后不动声色地回到热闹的餐桌。人们问“怎么了，”他说，“没什么。”大伙散时，他就一个人匆匆上路，在夜色迷茫的时候。
还有我自己，总是有读不完的书，写不完的字，走不完的路，看不完的风景，想不完的事情，问不完的问题，爱不完的虫鱼鸟兽花草树木。忙，忙死了。
可是我们决定一起出来走走。三个人，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行走，身上没有一个包袱，手里没有一张地图。
然后，我就看见它了。
在那一团浓郁的深绿里，藏着一只浓郁深绿的野鹦鹉，正在啄吃一粒绿得发亮的杨桃。我靠近树，仰头仔细看它。野鹦鹉眼睛圆滚滚的，也看着我。我们就在那杨桃树下对看。
另外两个人，也悄悄走了过来。三个人，就那样立在树下，仰着头，屏息，安静，凝视许久，一直到野鹦鹉将杨桃吃完，吐了核，拍拍翅膀，“哗”一下飞走。
我们相视而笑，然后开始想念那缺席的一个人。
是一个阳光温煦、微风徐徐的下午。我看见他们两鬓多了白发，因此他们想必也将我的日渐憔悴看在眼里。我在心疼他们眼神里不经意流露的风霜，那么——他们想必也对我的流离觉得不舍？
只是，我们很少说。
多么奇特的关系啊。如果我们是好友，我们会彼此探问，打电话、发短信、写电邮、相约见面，表达关怀。如果我们是情人，我们会朝思暮想，会嘘寒问暖，会百般牵挂。如果我们是夫妻，只要不是怨偶，我们会朝夕相处，会耳提面命，会如影随形，会争吵，会和好，会把彼此的命运紧紧缠绕。
但我们不是。我们不会跟好友一样殷勤探问，不会跟情人一样长相厮磨，不会跟夫妇一样同船共渡。所谓兄弟，就是家常日子平淡过，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各自做各自的抉择和承受。我们聚首，通常不是为了彼此，而是为了父亲或母亲。聚首时即使促膝而坐，也不必然会谈心。即使谈心，也不必然有所企求——自己的抉择，只有自己能承受，在我们这个年龄，已经了然在心。有时候，我们问，母亲也走了以后，你我还会这样相聚吗？我们会不会，像风中转蓬一样，各自滚向渺茫，相忘于人生的荒漠？
然而，又不那么简单，因为，和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都不一样，我们从彼此的容颜里看得见当初。我们清楚地记得彼此的儿时——老榕树上的刻字、日本房子的纸窗、雨打在铁皮上咚咚的声音、夏夜里的萤火虫、父亲念古书的声音、母亲快乐的笑、成长过程里一点一滴的羞辱、挫折、荣耀和幸福。有一段初始的生命，全世界只有这几个人知道，譬如你的小名，或者，你在哪一棵树上折断了手。南美洲有一种树，雨树，树冠巨大圆满如罩钟，从树冠一端到另一端可以有三十公尺之遥。阴天或夜间，细叶合拢，雨，直直自叶隙落下，所以叶冠虽巨大且密，树底的小草，却茵茵然葱绿。兄弟，不是永不交叉的铁轨，倒像同一株雨树上的枝叶，虽然隔开三十尺，但是同树同根，日开夜阖，看同一场雨直直落地，与树雨共老，挺好。
如果
他一上来我就注意到了。老伯伯留着平头，发色灰白，神色茫然，有点像个走失的孩子。裹着一件浅褐色的夹克，一个皮包挂在颈间，手里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走进机舱。其他的乘客拖着轮转行李箱，昂首疾步往前，他显得有点慌张，低头看自己的登机证，抬头找座位号码。不耐烦的人从他身边用力挤过去，把他压得身体往前倾。他终于在我左前方坐下来，怀里紧抱着皮包，里头可能是他所有的身份证明。拐杖有点太长，他弯腰想把它塞进前方坐椅下面，一阵忙乱，服务员来了，把它抽出来，拿到前面去搁置。老伯伯伸出手臂，用很浓的甘陕乡音向着小姐的背影说：“要记得还给我啊。”
我低头读报。
台北往香港的飞机，一般都是满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人但是去香港的。他们的手，紧紧握着台胞证，在香港机场下机、上机，下楼、上楼，再飞。到了彼岸，就消失在大江南北的版图上，像一小滴水无声无息落进茫茫大漠里。老伯伯孤单一人，步履蹒跚行走千里，在门与门之间颠簸，在关与关之间折腾，不必问他为了什么；我太知道他的身世。
他曾经是个眼睛清亮，被母亲疼爱的少年，心里怀着莺飞草长的轻快欢欣，期盼自己长大，幻想人生大开大阖的种种方式。唯一他没想到的方式，却来临了，战争像突来的飓风把他连根拔起，然后恶意弃置于陌生的荒地。在那里，他成为时代的孤儿，堕入社会底层，从此一生流离，半生坎坷。当他垂垂老时，他可以回乡了，山河仍在，春天依旧，只是父母的坟，在太深的草里，老年僵硬的膝盖，无法跪拜。乡里，已无故人。
我不敢看他，因为即使是眼角余光瞥见他颓然的背影，我都无法遏止地想起自己的父亲。父亲离开三年了，我在想，如果，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仅仅是一次机会，让我再度陪他返乡——我会做什么？
我会陪着他坐飞机，一路牵着他瘦弱的手。
我会一路听他说话，不厌烦。我会固执地请他把他当年做宪兵队长的英勇事迹完整地讲完，会敲问每一个细节——哪一年？驻扎在镇江还是无锡还是杭州？对岸共产党劝你“起义”的信是怎么写的？为什么你没接受？……我会问清每一个环节，我会拿出我的笔记本，用一种认真到不能再认真的态度，仿佛我在采访一个超强大国的国家元首，聚精会神地听他每一句话。对每一个听不懂的地名、弄不清的时间，坚持请他“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三点水的淞？江水的水？羊坝头怎么写？宪兵队在广州驻扎多久？怎么到海南岛的？怎么来台湾的？坐什么船？船叫什么名字？几吨的船？炮有打中船吗？有起火吗？有没有人掉进海里？多少人？有小孩吗？你看见了吗？吃什么？馒头吗？一人分几个？”
我会陪他吃难吃的机舱饭。我会把面包撕成一条一条，跟空中小姐要一杯热牛奶，然后把一条一条面包浸泡牛奶，让他慢慢咀嚼。他颤抖的手打翻了牛奶，我会再叫一杯，但是他的衣服不会太湿，因为我会在之前就把雪白的餐巾打开铺在他胸口。
下机转机的时候，我会牵着他的手，慢慢地走。任何人从我们身边挤过而且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故意给我们看，我会很大声地对他说：“你有教养没有！”
长长的队伍排起来，等着过关，上楼，重新搭机。我会牵着他的手，走到队伍最前端，我会跟不管那是什么人，说：“对不起，老人家不能站太久，您可以让我们先进去吗？”我会把他的包放在行李检查转轮上，扶着他穿过电检拱门。如果检查人员说：“请你退回去，他必须一个人过”，我会坚持说：“不行，他跌倒怎么办。那你过来扶着他！”如果不知为什么，那门“逼”一声响起，他又得退回，然后再来一次，我会不管三七二十一，牵着他的手，穿过。
当飞机“碰”一声触到了长沙的土地，当飞机还在滑行，我会转过身来，亲吻他的额头——连他的额头都布满了老人黑斑，我会亲吻他的额头，用我此生最温柔的声音，附在他耳边跟他说：“爸爸，你到家了。”
“碰”的一声，飞机真的着陆了，这是香港赤腊角机场。我的报纸，在降落的倾斜中散落一地。机舱仍在滑行，左前方那位老伯伯突然颤巍巍站了起来，我听见空服员恼怒而凌厉的声音：“坐下，坐下，你坐下！还没到你急什么！”
跌倒——寄Ｋ
谁教过我们，在跌倒时，怎样的勇敢才真正有用？怎样的智慧才能度过？跌倒，怎样可以变成行远的力量？
不久前，震动了整个香港的一则新闻是，一个不堪坎坷的母亲，把十岁多一点的两个孩子手脚捆绑，从高楼抛落，然后自己跳下。
今天台湾的新闻，一个国三的学生在学校的厕所里，用一个塑料袋套在自己头上，自杀了。
读到这样的新闻，我总不忍去读细节。掩上报纸，走出门，灰蒙蒙的天，下着细雨。已经连下了三天雨，早上醒来时，望向窗外，浓浓的雾紧紧锁住了整个城市。这个十五岁的孩子，人生最后的三天，所看见的是一个灰蒙蒙、湿淋淋、寒气沁人的世界。这黯淡的三天之中，有没有人拥抱过他？有没有人抚摸过他的头发，对他说“孩子，你真可爱”？有没有人跟他同走一段回家的路？有没有人发简讯给他，约他周末去踢球？有没有人对他微笑过，重重地拍他肩膀说，“没关系啊，这算什么”？有没有人在MSN上跟他聊过天、开过玩笑？有没有人给他发过一则简讯，说，“嘿，你今天怎么了？”
在那三天中，有没有哪一个人的名字被他写在笔记本里，他曾经一度动念想去和对方痛哭一场？有没有某一个电话号码被他输入手机，他曾经一度犹疑要不要拨那个电话去说一说自己的害怕？
那天早上十五岁的他决绝地出门之前，桌上有没有早点？厨房里有没有声音？从家门到校门的一路上，有没有一句轻柔的话、一个温暖的眼神，使他留恋，使他动摇？
我想说的是，Ｋ，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里，谁，教过我们怎么去面对痛苦、挫折、失败？它不在我们的家庭教育里，它不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教科书或课程里，它更不在我们的大众传播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只教我们如何去追求卓越，从砍樱桃的华盛顿、悬梁刺骨的张秦到平地起楼的比尔盖次，都是成功的典范。即使是谈到失败，目的只是要你绝地反攻，再度追求出人头地，譬如越王句践的卧薪尝胆，洗雪耻辱，譬如哪个战败的国王看见蜘蛛如何结网，不屈不挠。
我们拚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一百米，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们：你跌倒时，怎么跌得有尊严；你的膝盖破得血肉模糊时，怎么清洗伤口、怎么包扎；你痛得无法忍受时，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别人；你一头栽下时，怎么治疗内心淌血的伤口，怎么获得心灵深层的平静，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时，怎么收拾？
谁教过我们，在跌倒时，怎样的勇敢才真正有用？怎样的智慧才能度过？跌倒，怎样可以变成行远的力量？失败，为什么往往是人生的修行？何以跌倒过的人，更深刻、更真诚？
我们没有学过。
如果这个社会曾经给那十五岁的孩子上过这样的课程，他留恋我们，以及我们头上的蓝天，的机会是不是多一点？现在Ｋ也绊倒了。你的修行开始。在你与世隔绝的修行室外，有很多人希望捎给你一句轻柔的话、一个温暖的眼神、一个结实的拥抱，可是修行的路总是孤独的，因为智慧必然来自孤独。
牵挂
要赶去机场，时间很紧，路上不知塞不塞车，但我还是给莉萨打了个电话：“十分钟后到你家。然后直奔机场，准备点吃的给我。”
十分钟后，莉萨趿着拖鞋，穿着运动裤，素颜直发下楼来，我们坐在她阳光满满的客厅里。她开始谈正在读的飞力普·罗斯的小说，我猛喝一杯500cc的酸奶加水果，囫囵吞一个刚做好的新鲜三明治。吃完喝完，还带一杯滚烫的咖啡，有盖，有吸管，匆匆上车。上车时，莉萨塞给我一本书，《2007美国最佳散文选》，让我带上飞机看。
车子启动，将车窗按下，看着门里目送我离去的莉萨，我用手心碰唇，给她一个象征的亲吻和拥抱。
一路飞奔到机场。临上机，再给她打个电话：“你让马丽去帮我打扫时，拜托，洗衣机里有洗过的衣服我忘了拿出来晾，请她处理，还有，冰箱里过期的东西全部丢掉，都发霉了。”莉萨说，“没问题。你要保重。”我也说，“你保重。”
然后我关了手机，提起行李。
这么惯常地来来去去，这么惯常地说“你保重”，然而每一次说“保重”，都说得那么郑重，那么认真，那么在意，我想是因为，我们实在太知道人生的无常了，我们把每一次都当作可能是最后一次。
到了香港，一踏出机舱就打开手机，手机里一定有一则短讯，“在A出口等候。”大厅里，不管人群多么拥挤，C一定有办法马上让你看见她，她总是带着盈盈笑意迎面走来。她的一只手里有一杯新鲜的果汁，递给你，另一只手伸过来帮你拖行李。“要不要买牛奶回家？要不要先去市场买菜？”她问。
她开车，一路上，絮絮述说，孩子、工作、香港政治、内地新闻，好笑的人、愤怒的事、想不开的心情。我们平常没时间见面，不知怎么接机或送机就变成一个流动中的咖啡馆，滑行中的聊天室。车子在公路上滑行，我总是边听边看车窗外的风景，两边空蒙，尽是大山大海大片的天空。如果是黄昏，霞彩把每一座香港的山都罩上一层淡粉的薄纱，温柔美丽令人瞠目。
偶尔，车子也是流动的写作室。有一天，要从新竹开车南下，三百公里，去探视母亲，但是要出发时，手边一篇批判总统先生的大文章虽然彻夜写作却尚未完稿，怎么办呢？荣光看看我一夜不眠、气色灰败的脸孔，豪气地一挥手，决定做我的专用司机。他前座开车，让我蜷在后座继续在计算机上写作文。四小时车程，到达屏东，母亲的家到了，文章刚好完成。荣光下了车，拍拍身上灰尘，一身潇洒，转身搭巴士回新竹，又是四小时车程，独自的行旅。
有时候，是你牵挂别人。一个才气纵横的人中风昏迷经月不醒。你梦见他，梦见他突然醒来，就在那病房床榻上，披衣坐起，侃侃而谈，字字风趣，用中文谈两岸的未来，用英语聊莎士比亚的诗。醒来，方知是梦，怅然不已。
或者是一个十年不逢的老友。久不通讯，但是你记得她在小院里种的花香，记得她念诗时哽咽的声音，记得她在深夜的越洋电话里谈美学、谈文章、谈人生时的种种温情。你常常想到她，虽然连电话号码都记不全了。
或者是一个常常有讯息的人，你在报纸上读到他的消息，在电视上看见他的谈话，为每一个赞美他的报道高兴，但是你隐隐地担心，担心他过度操劳，担心他不知节制，担心他有一天被自己的热情和理想压垮。
有时候，是别人牵挂你。他，有时是她，时不时来一个电话，电话讲完了，你轻轻放下听筒，才觉得，这其实是个“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的电话——什么事都没有，只不过想确认一下你还好，但连这，也不说。
昨晚就有一个约会，时间未到，干脆到外面去等，感觉一下秋夜的凉风。在暗夜中，我靠着大石柱坐在地上。他出现时，看见我一个人坐在黑暗的秋夜的地上。
有光的时候，他说，“我觉得你——憔悴了。”我穿着一身黑衣，因为上午去参加了一个告别式。在低低的唱名声中，人们一波一坡地进来又一波一坡地离去。
胭脂
每次到屏东去看妈妈，还没到时先给她电话：“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愉快的声音传来：“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可是我知道你是我喜欢的人。”
“猜对了，”我说，“我是你的女儿，我是小晶。”
“小晶啊，”她说，带着很浓的浙江乡音，“你在哪里？”
带她去“邓师傅”做脚底按摩，带她去美容院洗头，带她到菜市场买菜，带她到田野上去看鹭鸶，带她到药房去买老人营养品，带她去买棉质内衣，宽大但是肩带又不会滑下来的那一种，带她去买鞋子买乳液买最大号的指甲刀。我牵着她的手在马路上并肩共行的景象，在这黄狗当街懒睡的安静小镇上就成为人们记得的本村风景。不认识的人，看到我们又经过他的店铺，一边切槟榔一边用眼睛目送我们走过，有时候说一句，轻得几乎听不见：“伊查某仔转来喽！”
见时容易别时难，离开她，是个复杂的工程。离开前二十四小时，就得先启动心理辅导。我轻快地说：“妈，明天就要走啦。”
她也许正用空蒙蒙的眼睛看着窗外的天，这时马上把脸转过来，慌张地看着我，“要走了？怎么要走呢？”
我保持声音的愉悦，“要上班，不然老板不要我啦。”
她垂下眼睛，是那种被打败的神情，两手交握，放在膝上，像个听话的小学生。跟“上班”，是不能对抗的，她也知道。她低声自言自语：“喔，要上班。”
“来，”我拉起她的手，“坐下，我帮你擦指甲油。”
买了很多不同颜色的指甲油，专门用来跟她消磨卧房里的时光。她坐在床沿，顺从地伸出手来，我开始给她的指甲上色，一片一片慢慢上，每一片指甲上两层。她手背上的皮，抓起来一大把，是一层极薄的人皮，满是皱纹，像蛇蜕掉弃置的干皮。我把新西兰带回来的绵羊油倒在手心上，轻轻揉搓这双曾经劳碌不堪、青筋暴露而今灯尽油枯的手。
涂完手指甲，开始涂脚指甲。脚指甲有点灰指甲症状，硬厚得像岩石。把她的脚放进热水盆里——她缩起脚，说：“烫。”我说：“一点也不，慢慢来。”浸泡五分钟后，脚指甲稍微松软了，再涂色。选了艳丽的桃红，小心翼翼地点在她石灰般的脚指甲上。效果，看起来确实有点恐怖，像给僵尸的脸颊上了腮红。
我认真而细致地“摆布”她，她静静地任我“摆布”。我们没法交谈，但是，我已经认识到，谁说交谈是唯一的相处方式呢？还有什么，比这胭脂阵的“摆布”更适合母女来玩？只要我在，她脸上就有一种安心的平静。更何况，胭脂阵是有配乐的。我放上周璇的老歌，我们从《夜上海》一直听到《凤凰于飞》、《星心相印》和《永远的微笑》。
涂完她所有的手指甲和脚指甲，轮到我自己。黄昏了，淡淡的阳光把窗帘的轮廓投射在地板上。“你看，”我拿出十种颜色，每一只指甲涂一个不同的颜色，从绯红到紫黑。她不说话，就坐在那床沿，看着我涂自己的指甲，从一个指头到另一个指头。
每次从屏东回到台北，朋友总是惊讶：“嗄？你涂指甲油？”
指甲油玩完了，空气里全是指甲油的气味。我说：“明天，明天我要走了。要上班。”
她有点茫然，“要走了？怎么要走了？那——我怎么办？我也要走啊。”
把她拉到梳妆镜前，拿出口红，“你跟哥哥住啊，你走了他要伤心的。来，我帮你化妆。”她一瞬间就忘了我要走的事，对着镜子做出矜持的姿态：“我啊，老太婆了，化什么妆哩。”
可是她开始看着镜中的自己，拿起梳子，梳自己的头发。
她曾经是个多么耽溺于美的女人啊。六十五岁的时候，突然去纹了眉和眼线，七十岁的时候，还问我她该不该去隆鼻。多少次，她和我一起站在梳妆镜前，她说：“女儿，你要化妆。女人，就是要漂亮。”
现在，她的手臂布满了黑斑，黑斑在干枯的衰老的皮肤上，像褪下的蛇皮。
我帮她擦了口红，说：“来，抿一抿。”她抿了抿唇。
我帮她上了腮红。
在她纹过的眉上，又画上一道弯弯淡眉。
“你看，”我搂着她，面对着大镜，“冬英多漂亮啊。”
她惊讶，“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你的女儿嘛。”我环抱着她瘦弱的肩膀，对着镜子里的人，说，“妈，你看你多漂亮。我明天要走喔，要上班，不能不去的，但马上会回来看你。”
寒色
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
当场被读者问倒的情况不多，但是不久以前，一个问题使我在一千多人面前，突然支吾，不知所云。
他问的是，“家，是什么？”
家是什么，这不是小学二年级的作文题目吗？和“我的志愿”、“我的母亲”、“我的暑假”同一等级。怎么会拿到这里来问一个自认为对“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早有体会的人？
问者的态度诚诚恳恳的，我也只能语焉不详蒙混过去。这么难的题啊。
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你要带伞。烫的便当塞在书包里，书包拎在肩上，贴身还热。周末上街时，一家四五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机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尺就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饭菜香一阵一阵。晚了，一顶大蚊帐，四张榻榻米，灯一黑，就是黑甜时间。兄弟姊妹的笑闹踢打和被褥的松软裹在帐内，帐外不时有大人的咳嗽声，走动声，窃窃私语声。朦胧的时候，窗外丝缎般的栀子花香，就幽幽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而安心的世界，那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人，一个一个走掉，通常走得很远、很久。在很长的岁月里，只有一年一度，屋里头的灯光特别灿亮，人声特别喧哗，进出杂踏数日，然后又归于沉寂。留在里面没走的人，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屋内愈来愈静，听得见墙上时钟滴答的声音。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清。然后其中一个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个，从暗暗的窗帘里，往窗外外看，仿佛看见，有一天，来了一辆车，是来接自己的。她可能自己锁了门，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轮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张白布盖着，被抬出去。
和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曾经是异国大学小城里一间简单的公寓，和其他一两家共一个厨房。窗外飘着陌生的冷雪，可是卧房里伴侣的手温暖无比。后来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又一个重新来过的家。几件重要的家俱总是在运输的路上，其他就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一点一点添加或丢弃。墙上，不敢挂什么真正和记忆终生不渝的东西，因为墙，是暂时的。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家，也就是两个人刚好暂时落脚的地方。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很多，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一个家；渴望自由时，很多人又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遇见的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寻找自由的人也许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却可以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
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
很多，一会儿就有了儿女。一有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上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拿伞，因为拿伞有损形象，于是你苦口婆心几近哀求地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滚烫的便当塞进他书包里。周末，你骑机车去市场，把两个女儿贴在身后，一个小的夹在前面两腿之间，虽然挤，但是女儿的体温和迎风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一个一个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热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了一下。你觉得，好象突然闻到栀子花幽幽的香气。
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永恒。
散步
回屏东看母亲之前，家萱过边境来访。细致的她照例带了礼物。一个盒子上写着“X燕窝”，我打开看一下，黑溜溜的一片，看不懂。只认得盛在瓷碗里头加了冰糖的白糊糊又香又甜的燕窝；这黑溜溜的原始燕窝——是液体加了羽毛、树枝吗？还真不认识。不过，家萱当然是送给母亲吃的，我不需操心。
她又拿出一个圆筒，像是藏画的。一卷纸拿出来，然后一张一张摊开，她说：“我印得多了，想想也许你妈可以用。”海报大小的白纸，印着体积很大、油墨很浓的毛笔字，每一张都是两三行，内容大同小异：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深爱您。
您的房子、看护、医药费，我们全都付了。
我们承诺，一定竭尽所能照料您。
请您放心。
您的孩子：
家萱、家齐、家仁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都是您含辛茹苦培养大的。
我们感念您。
我们承诺：您所有的需要，都由我们承担。
请您放心。相信我们对您的深爱。
您的孩子：
家萱、家齐、家仁
我看着家萱，忍不住笑。上一回，我们在交换“妈妈笔记”时，她说到八十岁的母亲在赡养院里如何如何地焦虑自己没钱，怀疑自己被儿女遗弃，而且一转身就忘记儿女刚刚来探视过而老是抱怨孩子们不记得她。我拿出自己“制造”的各种银行证明、抚养保证书，每一个证明都有拳头大的字，红糊糊、威风凛凛的印章，每一张都有一时的“安心”作用。没想到家萱进步神速，已经有了独家的“大字报”！
“是啊，”她笑着说，“我用海报把她房间的墙壁贴得满满的。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可以一张一张读，每一张我们姐弟都给签了名。”
“有效吗？”我问。
她点头，“还真有效，她读了就安心。”
“你拿回屏东，贴在你妈房里吧。”
她的笑容，怎么看都是苦的。我也发现，她的白发不知何时也多了。
我把大字报一张一张拾起，一张一张叠好，卷起，然后小心地塞回圆筒。摇摇头，“妈妈又过了那个阶段了。她已经忘了字了。我写的银行证明，现在她也看不懂了。”
回到屏东，春节的爆竹在冷过头的冬天，有一下没一下的，凉凉的，仿佛浸在水缸里的酸菜。陪母亲卧床，她却终夜不眠。窗帘拉上，灭了大灯，她的两眼晶亮，瞪着空蒙蒙的黑夜，好像瞪着一个黑色的可以触摸的实体。她伸出手，在空中捏取我看不见的东西。她呼唤我的小名，要我快起床去赶校车，不要迟到了，便当已经准备好。她说隔壁的张某某不是个东西，欠了钱怎么也不还。她问，怎么你爸爸还没回家，不是说理了发就马上回来吗？
我到厨房拿热牛奶给她喝。她不喝。我抚摸她的手，拍她的肩膀，像哄一个婴儿，但是她安静了一会儿又开始躁动。我不断地把她冰冷的手臂放回被窝里，她又固执地将我推开。我把大灯打开，她的幻觉消失，灯一灭，她又回到四十年前既近又远、且真且假的彷徨迷乱世界。
大年初三，二〇〇八年的深夜，若是从外宇宙看过来，这间房里的灯亮了又暗，暗了又亮，一整夜。清晨四时，我下了床，光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说：“妈，既然这样，我们干脆出去散步吧。”帮她穿上最暖的衣服，围上围巾，然后牵着她的手，出了门。
冬夜的街，很黑，犬吠声自远处幽幽传来，听起来像低声呜咽，在解释一个说不清的痛处。
路底有一家灯火通明的永和豆浆店，我对她说：“走吧，我带你去吃你家乡浙江淳安的豆浆。”她从梦魇中醒来，乖顺地点头，任我牵着她的手，慢慢走。空荡荡的街，只有我，和那生了我的女人。
路的地面上，有一条很长很长的白线，细看之下，发现是鸟屎。一抬头，看见电线上黑溜溜的一长条，全停满了燕子，成千上万只，悄悄地，凝结在茫茫的夜空里。
为谁
孩子大了，我发现独自生活的自己又回头变成一个不会烧饭做菜的人，而长大了的孩子们却成了美食家。菲利普十六岁就自己报名去上烹饪课，跟着大肚子、带着白色高筒帽的师傅学做意大利菜。十七岁，就到三星米其林法国餐厅的厨房里去打工实习，从削马铃薯皮开始，跟着马赛来的大厨学做每一种蘸酱。安德烈买各国的食谱，土耳其菜、非洲菜、中国菜，都是实验项目。做菜时，用一只马表计时。
什么菜配什么酒，什么酒吃什么肉，什么肉配什么香料，对两兄弟而言，是正正经经的天下一等大事。
我呢，有什么就吃什么。不吃也可以。一个鸡蛋多少钱，我说不上来，冰箱多半是空的。有一次，为安德烈下面——是泡面，加上一点青菜叶子。
汤面端上桌时，安德烈吃了两口，突然说：“青菜哪里来的呀？”我没说话，他直追问：“是上星期你买的色拉对对？”我点点头：“是的。”他放下筷子，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说：“那已经不新鲜了呀，妈妈你为什么还用呢？又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习惯，对吧？”他不吃了。过了几天，安德烈突然说：“我们一起去买菜好吗？”母子二人到城里国际食品最多的超市去买菜。安德烈很仔细地来来回回挑选东西，整整三个小时。回到家中，天都黑了。他要我这做妈的站在旁边看着，说：“不准走开喔。”
他把顶级的澳洲牛排肉展开，放在一旁。然后把各种香料罐一样一样从架上拿下来，一字排开。转了按钮，烤箱下层开始热，把盘子放进去，保持温度。他把马铃薯洗干净，开始煮水，准备做新鲜的马铃薯泥。看得出，他心中有大布局，以一定的时间顺序在走好几个平行的程序，像一个乐团指挥，眼观八方，一环紧扣一环。
电话铃响。我正要离开厨房去接，他伸手把我挡下来，说：“不要接不要接，留在厨房里看我做菜。”
红酒杯，矿泉水杯，并肩而立。南瓜汤先上，然后是色拉，里头加了松子。主食是牛排，用锡纸包着，我要的四分熟。最后是甜点，法国的soufflé。
是秋天，海风徐徐地吹，一枚浓稠蛋黄似的月亮在海面上升起。
我说：“好，我学会了，以后可以做给你吃了。”
儿子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我不是要你做给我吃。你还不明白吗？我是要你学会以后做给你自己吃。”
俱乐部
先是，你发现，被介绍时你等着那愣愣的小毛头称呼你“姊姊”，却发现他开口叫的是“阿姨”。你吓一跳——我什么时候变成阿姨了。
然后，有一天开车时被警察拦下来作酒测。他挥手让你走时，你注意到，怎么一向形象高大的“人民保母”、“警察叔叔”，竟有一张娃娃似的脸，简直就是个孩子警察。以后你就不经意地对那帽子下的脸孔都多看一眼，发现，每一个警察看起来都像孩子。
你逐渐有了心理准备。去医院看病时，那穿着白袍语带权威的医生，看起来竟也是个“孩子”，只有二十九岁。某某大学的系主任递上名片，告诉你他曾上过你的课，然后恭恭敬敬地称你“老师”。
不是人们变小了，是你，变老了。
看你稿件的编辑，有一天，突然告诉你他退休了。你怔怔然若有所失，因为你知道，喔，那么以后跟你谈文章的人，不再是你的“老友”，而是一个可能称你“女士”“先生”或者“老师”的陌生孩子了。
你的自觉慢慢被培养起来。走在人潮汹涌的台北东区或香港旺角，你停下脚步一抬头，就看见，那人潮里一张一张面孔都是青年人。街上一家一家服饰店的橱窗里，站着坐着摆出姿态的模特儿身上，穿的全是里层比外层突出、内衣比外衣暴露的少女装。不知怎么，你被夹在一群叽叽喳喳在衣服堆里翻来翻去的少女中间，她们不时爆发出无厘头且歇斯底里的笑声，你好像走错了门。转身要开出一条路时，后面店员大声唤你，“太太，要不要看这个——”
你以为她会叫出“欧巴桑”来。你准备好了。
你和朋友在饭店的酒吧台上小坐。靠着落地长窗，钢琴的声音咚咚响着，长发的女郎用假装苍凉的声音低低唱着。窗外的地面有点湿，台北冬天的晚上，总是湿的。一个中年的女人，撑着一把花伞，走过窗前。她的脸上有种凄惶的神情。也许拒绝和她说话的的儿子令她烦忧？也许家里有一个正在接受化疗的丈夫？也许，她心中压了一辈子的灵魂的不安突然都在蠢动？
朋友用她纤细的手指夹着红酒杯，盈盈地笑着。五十岁的她，仍旧有一种烟视媚行的美，丰润饱满的唇，涂了口红，在杯口留下一点胭脂。她正在问你，要不要加入她的“俱乐部”。
那是“树海葬俱乐部”。会员自己选择将来要树葬还是海葬，要不要告别式，要什么样的告别式，死后，由其他会员忠实执行。你说，“我怕海，太大、太深不可测，还是树葬吧。”她笑说，“海葬最省事。”
你又认真想想，说，“可是树葬也不代表可以随便到山上找棵树对不对？你还是得在公家规定的某一个墓园里的某一株树下面，对不对？你还是得和很多人挤在一起，甚至于和一个讨厌的人作隔壁那棵树，对不对？”
这种内容的酒吧夜话，渐渐成常态。虽然不都是关于身后的讨论，却总和生命的进程有关。这个人得了忧郁症。于是你们七嘴八舌从忧郁症的失眠、失忆谈起，谈到情绪的崩溃和跳楼自杀。那个人中风了，于是你们从医院的门诊、复健、聊到昏迷不醒时谁来执行遗嘱。悲凉欷嘘一番，又自我嘲笑一番。突然静下来，你们就啜一口酒，把那静寂打发掉。
回到家，打开电邮，看见一封远方的来信：
十年前，我看见我父亲的慢性死亡。他是在半身不遂了八年之后，吸进一口气就吐不出来，呛死的。八年之中，我是那个为他擦身翻身的人，我是那个看着他虽然腐烂却又无法脱离的人。
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我组织了一个“爱生”俱乐部。大家非常详细地把所有他绝对不愿意再活下去的状况一一列出，然后会员们互相执行。失去一个成员之后，再招募一个新的成员——是的，像秘密会社。但是我们的俱乐部包括医生、律师等等，以免大家被以谋杀罪名起诉。而且，不可以让家属知道，否则就坏了大事。
你开始写回信：
请传来申请表格。
回家
三个兄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回摆下了所有手边的事情，在清明节带妈妈回乡。红火车站大厅里，人潮涌动，大多是背着背包、拎着皮包、推着带滚轮的庞大行李箱、扶老携幼的，准备搭九广铁路北上。就在这川流不息的滚滚红尘里，妈妈突然停住了脚。
她皱着眉头说：“这，是什么地方？”
哥哥原来就一路牵着她的手，这时不得不停下来，说：“这是香港。我们要去搭火车。”
妈妈露出惶惑的神情，“我不认得这里，”她说：“我要回家。”
我在一旁小声提醒哥哥，“快走，火车要开了，而且还要过海关。”
身为医生的弟弟本来像个主治医师一样背着两只手走在后面，就差身上没穿白袍，这时一大步跨前，对妈妈说：“这就是带你回家的路，没有错。快走吧，不然你回不了家了。”说话时，脸上不带表情，看不出任何一点情绪或情感，口气却习惯性地带着权威。三十年的职业训练使他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都深藏不露。
妈妈也不看他，眼睛盯着磨石地面，半妥协、半威胁地回答：“好，那就马上带我回家。”她开步走了。从后面看她，身躯那样瘦弱，背有点儿驼，手被两个儿子两边牵着，她的步履细碎，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往前走。
陪她在乡下散步的时候，看见她踩着碎步戚戚低头走路，我说：“妈，不要像老鼠一样走路，来，马路很平，我牵你手，不会跌倒的。试试看把脚步打开，你看——”我把脚伸前，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势，“你看，脚大大地跨出去，路是平的，不要怕。”她真的把脚跨大出去，但是没走几步，又戚戚低头走起碎步来。
从她的眼睛看出去，地是凹凸不平的吗？从她的眼睛看出去，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吗？弟弟在电话里解释：“脑的萎缩，或者用药，都会造成对空间的不确定感。”
散步散到太阳落到了大武山后头，粉红色的云霞乍时喷涌上天，在油画似的黄昏光彩里我们回到她的卧房。她在卧房里四处张望，仓皇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我指着墙上一整排学士照、博士照，说：“都是你儿女的照片，那当然是你家喽。”
她走近墙边，抬头看照片，从左到右一张一张看过去。半晌，回过头来看着我，眼里说不出是悲伤还是空洞——我仿佛听见窗外有一只细小的蟋蟀低低在叫，下沉的夕阳碰到大武山的棱线、喷出满天红霞的那一刻，森林里的小动物是否也有声音发出？
还没开灯，她就立在那白墙边，像一个黑色的影子，幽幽地说：“……不认得了。”大武山上最后一道微光，越过渺茫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刚好映出了她灰白的头发。
火车滑开了，窗外的世界迅疾往后退，仿佛有人没打招呼就按下了电影胶卷“快速倒带”，不知是快速倒往过去还是快速转向未来，只见它一幕一幕从眼前飞快逝去。
因为是晚班车，大半旅者一坐下就仰头假寐，陷入沉静，让火车往前行驶的轰隆巨响决定了一切。妈妈手抓着前座的椅背，颤巍巍站了起来。她看看前方，一纵列座位伸向模糊的远处；她转过身来看往后方，列车的门紧紧关着，看不见门后头的深浅。她看向车厢两侧窗外，布帘都已拉上，只有动荡不安的光，忽明忽灭、时强时弱，随着火车奔驰的速度像闪电一样打击进来。她紧紧抓着椅背，维持身体的平衡，然后，她开始往前走。我紧跟着亦步亦趋，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防她跌倒，却见她用力地拨开我的手，转身说，“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她的眼睛蓄满了泪光，声音凄恻。
我把她抱进怀里，把她的头按在我胸口，紧紧地拥抱她，也许我身体的暖度可以让她稍稍安心。我在她耳边说，“这班火车就是要带你回家的，只是还没到，马上就要到家了，真的。”
弟弟踱了过来，我们默默对望；是的，我们都知道了：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政编码、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个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专送拿印章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五百里
我们决定搭火车。从广州到衡阳，这五百二十一公里的铁轨，是一九四九年父母颠沛南下的路途。那时父亲刚满三十，母亲只有二十三岁。虽说是兵荒马乱，他们有得是青春力气。火车再怎么高，他们爬得上去。人群再怎么挤，他们站得起来。就是只有一只脚沾着踏板，一只手抓着铁杆，半个身子吊在火车外面像风筝就要断线，还能闻到那风里有香茅草的清酸甜美，还能看见土红大地绵延不尽令人想迎风高唱“山川壮丽”。
“火车突然停了，”母亲说，“车顶上趴着一堆人，有一个女的说憋不住了，无论如何要上厕所，就爬下来，她的小孩儿还留在车顶上头，让人家帮她抱一下。没想到，她一下来，车就动了。”
母亲光脚坐在地上织渔网，一边讲话，手却来来回回穿梭，片刻不停。头也不抬，她继续说，“女人就一直哭喊着追火车。那荒地里坑坑巴巴的，还有很多大石头，她边跑边摔跤，但是火车很快，一下子就看不到人了。”
“后来呢？”我坐在母亲对面帮她缠线。她噗嗤一笑，看了我一眼，说，“哪里有什么后来呢？我看那小孩子一定也活不了了，谁还能带着他逃难呢？”
“那还好你们那时还没生我，要不然，我就让你们给丢了。”十五岁的我说。
她轻轻叹了口气，更用力地织起网来。透明的尼龙线极强韧，拉久了，先在手指肉上压出一道一道很深的沟来，再久一点，皮破了，血就汨汨渗出来。要缴我一学期的学费，她要打好几张跟房子一样大的渔网。
我知道我说错话了，因为，他们确实把自己一岁的孩儿留在了衡阳，自己上了火车，以为，放在乡下，孩子比较安全。没有人料到，这一分手就是四十年。
此刻，她也仍旧坐在我的对面，眼睛明亮俏皮的姑娘已经八十三岁。卧铺里上层的兄弟们都睡了，剩下我在“值班”，和她继续格斗。火车的轰隆声很有节奏，摇晃着车厢，像一个大摇篮，催人入梦，但是她笔直地坐在铺上，抱着一卷白色的被褥，全身备战。
“睡吧，妈妈。”我苦苦求她。她斩钉截铁地摇头，“我要回家。”
我离开自己的铺，坐到她身边去，贴着她，说，“你躺下，我帮你盖被。”她挪开身体，保持和我的距离，客气地说，“谢谢你。我不睡。”
她一客气，我就知道，她不知道我是谁，以为我是个善意的陌生人了。于是我说，“妈妈，我是你的女儿，小晶。你看看我。”
她转过脸来，盯着我看，然后，极端礼貌，极端有教养地说，“我女儿不在这里。谢谢你。”
“那……至少让我把你的被子弄好，盖住你的脚，好吗？”
我坐回自己的铺上，也把被子盖住自己的膝盖，就这么和她默默对坐，在这列万般静寂的午夜火车上。
火车慢下来，显然进入一个中途站，我把窗帘微微拉开，看见窗外“韶关”两个大字。
韶关，那是南华寺所在，曹溪河畔。万历《曹溪通志》说，南朝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五○二年，印度高僧智药三藏发现这里“山水回合，峰峦奇秀，叹如西天宝林山也”，于是建寺。唐朝，公元六七七年，六祖惠能来到宝林寺，在此说法三十七年，使南宗禅法大播于天下。宋开宝元年，公元九六八年，太祖赐额改名“南华禅寺”。也是在这里，文革期间，六祖惠能的金身被拖出来打断。
火车再度开动，我趴下来，把耳朵附在床垫上，可以感觉火车的轮子碾过铁轨，大地一寸一寸地震动。这五百里路，惠能曾经一步一步走过。我的父亲母亲，曾经一寸一寸走过。时光，是停留是不停留？
记忆，是长的是短的？一条河里的水，是新的是旧的？每一片繁花似锦，轮回过几次？
夜虽然黑，山峦的形状却异样地笃定而清晰，星星般的灯火在无言的树丛里闪烁。蓦然有白雾似的光流泻过来，那是另外一列夜行火车，由北往南驶来，和我们在沈沈的夜色里擦身而过。
母亲坐在我对面，忽隐忽现的光，落在她苍茫的脸上。
菊花
总编辑中风了，入住加护病房，昏迷指数四，不能言语。一个星期以后，当医生说可以开放探病时，菊花就匆匆赶过去，还抱着计算机，里头全是下一期有问题的稿子，这年头，年轻记者的笔愈来愈差。仅只是把“日以继夜”改为“夜以继日”都招来诧异的眼光。年轻人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反正大家都这么说。总编辑在处理这些基本作文时，总是用一种既生气又无奈的眼光看着记者的背影。如果记者是个漂亮的小女生，他就会先扬头甩一甩他额前垂下来的头发，用他自觉非常磁性迷离的低音，说，“嗯？学到了吗？”他讲的“嗯”，全是鼻音。因为他帅，漂亮的女记者也多半会回报以正确剂量的娇怯。
菊花几乎是披头散发地出现在病房口，差点撞上从里面走出来的一个女人，女人冷漠地瞄她一眼，面无表情地走远。望着她的背影，菊花突然想起来，这不就是总编辑分居多时的太太吗？
用布帘隔开，两个人分一个病房。菊花先看见那别人——一个农民长相的老头，瘦得彷彿六十年代越共的相片，整个脸颊瘪陷出两个坑，一对骷髅似的眼睛大大地睁着，好像大白天撞见了什么让他吃惊的事情。
总编辑的样子倒没把菊花吓到。一切如她所想象：他两眼紧闭，但眼球在眼皮底下不安分地滚动；头上身上七七八八的橡皮管子缠来缠去。他的头偏向一边，载重负荷辛苦地呼吸着，发出呼噜呼噜如厨房水管堵塞的声音。他的手臂伸在被褥外面，手指像火灾烧焦的人似的弯曲僵硬。聘来的看护工，一个矮小粗壮的男人，正在揉搓他的腿，一面趴趴拍打，打得很响，一面和访客有一句没一句寒喧：“都是死肉啦。像面团啦。他很重，大小便都很麻烦啦。翻过来翻过来，要拉你的左腿啦。”
菊花骇然——这看护粗暴的动作和语言，显然已经把病人当作无知无觉的死人在处理，当着访客的面。早到的执行主编坐在靠墙沙发上，用眼神要菊花也坐下，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但是看护拍打肉体的声音——菊花联想起苍蝇拍子，打在这极小的病房里显得特别大声又刺耳，菊花几乎想起身去看看那隔壁的老头是不是露出吓人的表情。看护又不停地说话，“昨晚都没睡，这种病人我看多了啦，半年都不会醒啦我保证——钱都是白花的啦……”
菊花总算断断续续听懂了执行主编所描述的目前状况。她问，“那怎么办呢？开不开刀也不能等那么久啊？”看护突然插进来，“对啊，我看过一个作了气切的，第二天就挂了。”
临走时，菊花和执行主编你一言我一句地对看护解释这位总编辑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人物，他对社会的贡献有多么多么大，因此郭先生您作为他的看护对社会的贡献有多么多么大，我们作朋友的对您的感激有多么多么的深。说完，两个人对着郭先生深深一鞠躬，像日本人在玄关送客时鞠躬那么深，然后合声说，“请多多照顾。”
菊花回到家中，冰箱是空的，浴室的日光灯坏了。在黑暗里胡乱冲了一个澡，在厨房里快手快脚泡了一碗方便面，她捧着方便面坐到书桌前，打开计算机，写电邮给她分居八年的丈夫：
我告诉你一个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故事……分开很多很多年了，但是他一直不肯和她办离婚手续，现在他昏迷了，他的直系家属都不能为他作主开刀，只有法律上的配偶才有权签字。现在，他的配偶，就决定保留他的“现状”，让他作一个完整无瑕的植物人终其一生。怎么样？你愿意和我办离婚手续了吗？
菊花写完，按下“发出”，还留一个副本给自己存档，对着幽暗的房间呼出一口长长的气，然后起身到厨房里找牛奶。牛奶全过期了，她只好带着一杯冷开水回到书桌，发现回覆的信已经进来。那个远方的男人写的是：
怎么就知道，你活得比我长呢？时间才是法官。
母亲节
收到安德烈的电邮，有点意外。这家伙，不是天打雷劈的大事——譬如急需钱，是不会给他母亲发电邮的。不知怎么回事，有这么一大批十几二十岁左右的人，在他们广阔的、全球覆盖的网络里——这包括电邮、MSN、FACEBOOK、Bebo、Twitter、聊天室、手机简讯等等，“母亲”是被他们归入spam（垃圾）或“资源回收筒”那个类别里去的。简直毫无道理，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高科技使你能够“看见”他，譬如三更半夜时，如果你也在通宵工作，突然“叮”一声，你知道他上网了。也就是说，天涯海角，像一个雷达屏幕，他现身在一个定点上。或者说，夜航海上，茫茫中突然浮现一粒渔火，分明无比。虽然也可能是万里之遥，但是那个定点让你放心——亲爱的孩子，他在那里。
可是高科技也给了他一个逃生门——手指按几个键，他可以把你“隔离”掉，让那个“叮”一声，再也不出现，那个小小的点，从你的“爱心”雷达网上彻底消失。
朋友说，送你一个计算机相机，你就可以在计算机上看见儿子了。我说，你开玩笑吧？哪一个儿子愿意在自己计算机上装一个“监视器”，让母亲可以千里追踪啊？这种东西是给情人，不是给母子的。
我问安德烈，你为什么都不跟我写电邮？
他说：妈，因为我很忙。
我说：你很没良心耶。你小时候我花多少时间跟你混啊？
他说：理智一点。
我说：为什么不能跟我多点沟通呢？
他说：因为你每次都写一样的电邮，讲一样的话。我说：才没有。他说：有，你每次都问一样的问题，讲一样的话，重复又重复。我说：怎么可能，你乱讲！我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打开安德烈的电邮，他没有一句话，只是传来一个网址，一则影像——“我很无聊网”，已经有四千个点击，主题是“与母亲的典型对话”。作者用漫画手法，配上语音，速描出一段自己跟妈妈的对话：
我去探望我妈。一起在厨房里混时间，她说：“我烧了鱼。你爱吃鱼吧？”
我说：“妈，我不爱吃鱼。”
她说：“你不爱吃鱼？”
我说：“妈，我不爱吃鱼。”
她说：“是鲔鱼呀。”
我说：“谢谢啦。我不爱吃鱼。”
她说：“我加了芹菜。”
我说：“我不爱吃鱼。”
她说：“可是吃鱼很健康。”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爱吃鱼。”
她说：“健康的人通常吃很多鱼。”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吃鱼。”
她说：“长寿的人吃鱼比吃鸡肉还多。”
我说：“是的，妈妈，可是我不爱吃鱼。”
她说：“我也不是在说，你应该每天吃鱼鱼鱼，因为鱼吃太多了也不好，很多鱼可能含汞。”
我说：“是的，妈妈，可是我不去烦恼这问题，因为我反正不吃鱼。”
她说：“很多文明国家的人，都是以鱼为主食的。”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吃鱼。”
她说：“那你有没有去检查过身体里的含汞量？”
我说：“没有，妈妈，因为我不吃鱼。”
她说：“可是汞不只是在鱼里头。”
我说：“我知道，可是反正我不吃鱼。”
她说：“真的不吃鱼？”
我说：“真的不吃。”
她说：“连鲔鱼也不吃？”
我说：“对，鲔鱼也不吃。”
她说：“那你有没有试过加了芹菜的鲔鱼？”
我说：“没有。”
她说：“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会不喜欢呢？”
我说：“妈，我真的不喜欢吃鱼。”
她说：“你就试试看嘛。”
所以……我就吃了，尝了一点点。之后，她说，“怎么样，好吃吗？”
我说：“不喜欢，妈，我真的不爱吃鱼。”
她说：“那下次试试鲑鱼。你现在不多吃也好，我们反正要去餐厅。”
我说：“好，可以走了。”她说：“你不多穿点衣服？”
我说：“外面不冷。”
她说：“你加件外套吧。”
我说：“外面不冷。”
她说：“考虑一下吧。我要加件外套呢。”
我说：“你加吧。外面真的不冷。”
她说：“我帮你拿一件？”
我说：“我刚刚出去过，妈妈，外面真的一点也不冷。”
她说：“唉，好吧。等一下就会变冷，你这么坚持，等着瞧吧，待会儿会冻死。”
我们就出发了。到了餐厅，发现客满，要排很长的队。这时，妈妈就说，“我们还是去那家海鲜馆子吧。”
这个电邮，是安德烈给我的母亲节礼物吧？
两本存折
是的，我也有两个秘密账户，两本秘密存折。两个账户，都无法得知最终的累积或剩余总数，两本存折，记载的数字每天都在变动，像高高悬在机场大厅的电动飞机时刻表，数字不停翻滚。
我知道两件事：一个存折里，数字一直在增加，另一个存折里，数字一直在减少。数字一直在增加的存折，是我自己的；数字一直在减少的那一本，是别人给我的。
于是有一天，我带着那本不断增加的存折去见一个头戴黑色斗篷看起来像魔术师的理财专家，请教他，怎样可以使我的这本存折更有价值。
“价值？”桌子对面的他露出神秘的微笑，上身不动，忽然整个人平行飘滑到桌子的左边，我用眼睛紧紧跟随，头也扭过去，他却又倏忽飘回我正对面，眼神狡狯地说，“小姐，我只能告诉你如何使这里头的‘数字’增加，却无法告诉你如何使这数字的‘价值’增加。”
数字，不等同价值。也就是说，同样是一千万元，我可以拿去丢进碎纸机里绞烂，可以拿去纸扎八艘金碧辉煌的王船，然后放一把火在海面上烧给神明，也可以拿去柬埔寨设立一个艾滋孤儿院。
这不难，我听懂了。我弯腰伸手到我的环保袋里，想把另一本存折拿出来，却感觉这人已经不在了。我叹了一口气，缓缓走出银行。银行外，人头攒动，步履匆忙。疾步行走的人在急速穿梭人堆时，总是撞着我肩膀，连“对不起”都懒得出口，人已经走远。一阵轻轻的风拂来，我仿佛在闹市里听见树叶簌簌的声音，抬头一看，是一株巨大的玉兰，开遍了润白色的花朵，满树摇曳。我这才闻到它微甜的香气。
就在那株香花树下，我紧靠着树干，让人流从我前面推着挤着涌过。从袋里拿出我另一本存折，一本没人可询问的存折。存折封面是一个电子日历。二○○八年五月有三十一个小方格，每一个方格里，密密麻麻都分配着小字：
05-01 09:00 高铁屏东探母
05-12 18:00 钱永祥晚餐
05-25 15:00 马家辉谈文章
05-26 19:00 安德烈晚餐
轻按一下，就是六月的三十个小方格，也有密密麻麻的字；再按一下，七月的三十一个方格，密密麻麻的字；八月的三十一个方格里，全是英文，那是南非开普敦，是美国旧金山，是德国汉堡……
不必打开，我就知道，存折里头，谁装了一个看不见的沙漏。
因为无法打开，看不见沙漏里的沙究竟还有多少，也听不见那漏沙的速度有多快，但是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是，那沙漏不停地漏，不停地漏，不停地漏……
有一片花瓣，穿过层层树叶飘落在我的存折封面，刚好落在了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一格。玉兰的花瓣像一尾汉白玉细细雕出的小舟，也像观音伸出的微凹的手掌心，俏生生地停格在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突然就明白了：原来，这两本存折之间，是有斩钉截铁的反比关系的。你在那一本存折所赚取的每一分“金钱”的累积，都是用这一本存折里的每一寸“时间”去换来的。而且，更惊人的，“金钱”和“时间”的两种“币值”是不流通、不兑换、不对等的货币——一旦用出，你不能用那本存折里的“金钱”回头来换取已经支付出去的“时间”。任何代价、任何数字，都无法兑换。
是的，是因为这样，因此我对两本存折的取用态度是多么的不同啊。我在“金钱”上愈来愈慷慨，在“时间”上愈来愈吝啬。“金钱”可以给过路的陌生人，“时间”却只给温暖心爱的人。十二月三十一日，从今日空出。我将花瓣拿在手指间，正要低眉轻嗅，眼角余光却似乎瞥见黑斗篷的一角翩翩然闪过。
幸福
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开店铺的人天亮时打开大门，不会想到是否有政府军或叛军或饥饿的难民来抢劫。走在街上的人不必把背包护在前胸，时时刻刻戒备。睡在屋里的人可以酣睡，不担心自己一醒来发现屋子已经被拆，家具像破烂一样丢在街上。到杂货店里买婴儿奶粉的妇人不必想奶粉会不会是假的，婴儿吃了会不会死。买廉价的烈酒喝的老头不必担心买到假酒，假酒里的化学品会不会让他瞎眼。小学生一个人走路上学，不必顾前顾后提防自己被骗子拐走。江上打鱼的人张开大网用力抛进水里，不必想江水里有没有重金属，鱼虾会不会在几年内死绝。到城里闲荡的人，看见穿着制服的人向他走近，不会惊慌失色，以为自己马上要被逮捕。被逮捕的人看见警察局不会晕倒，知道有律师和法律保护着他的基本权利。已经坐在牢里的人不必害怕被社会忘记，被历史消音。到机关去办什么证件的市井小民不必准备受气受辱。在秋夜寒灯下读书的人，听到巷子里突然人声杂沓，拍门呼叫他的名字，不必觉得大难临头，把所有的稿纸当场烧掉。去投票的人不必担心政府作票、总统作假。
幸福就是，从政的人不必害怕暗杀，抗议的人不必害怕镇压，富人不必害怕绑票，穷人不必害怕最后一只碗被没收，中产阶级不必害怕流血革命，普罗大众不必害怕领袖说了一句话，明天可能有战争。
幸福就是，寻常的日子依旧。水果摊上仍旧有最普通的香蕉。市场里仍旧有一笼一笼肥胖的活鸡。花店里仍旧摆出水仙和银柳，水仙仍然香得浓郁，银柳仍然含着毛茸茸的花苞。俗气无比、大红大绿的金橘和牡丹一盆一盆摆满了骑楼，仍旧大红大绿、俗气无比。银行和邮局仍旧开着，让你寄红包和情书到远方。药行就在街角，金铺也黄澄澄地亮着。电车仍旧叮叮响着，火车仍旧按时到站，出租车仍旧在站口排队，红绿灯仍旧红了变绿，消防车仍旧风风火火赶路，垃圾车仍旧挤挤压压驶进最窄的巷子。打开水龙头，仍旧有清水流出来；天黑了，路灯仍旧自动亮起。
幸福就是，机场仍旧开放，电视里仍旧有人唱歌，报摊上仍旧卖着报纸，饭店门口仍旧有外国人进出，幼儿园里仍旧传出孩子的嬉闹。幸福就是，寒流来袭的深夜里，医院门口“急诊室”三个字的灯，仍旧醒目地亮着。
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仍旧唠唠叨叨谈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幸福就是，头发白了、背已驼了、用放大镜艰辛读报的人，还能自己走到街角买两副烧饼油条回头叫你起床。幸福就是，平常没空见面的人，一接到你午夜仓皇的电话，什么都不问，人已经出现在你的门口，带来一个手电筒。
幸福就是，在一个寻寻常常的下午，和你同在一个城市里的人来电话平淡问道，“我们正要去买菜，要不要帮你带鸡蛋牛奶？你的冰箱空了吗？”
幸福就是，虽然有人正在城市的暗处饥饿，有人正在房间里举起一把尖刀，有人正在办公室里设计一个恶毒的圈套，有人正在荒野中埋下地雷，有人正在强暴自己的女儿，虽然如此，幸福就是，你仍旧能看见，在长途巴士站的长凳上，一个婴儿抱着母亲丰满的乳房用力吸吮，眼睛闭着，睫毛长长地翘起。黑沉沉的海上，满缀着灯火的船缓缓行驶，灯火的倒影随着水光荡漾。十五岁的少年正在长高，脸庞的棱角分明，眼睛清亮地追问你世界从哪里开始。两个老人坐在水池边依偎着看金鱼，手牵着手。春天的木棉开出第一朵迫不及待的红花，清晨四点小鸟忍不住开始喧闹，一只鹅在薄冰上滑倒，冬天的阳光照在你微微仰起的脸上。
最后的下午茶
从一月十三日开始，我每个星期日到大理街去。冬日的下午四点，常常下着小雨，带点寒意。我们总是开了暖气，燃起灯，泡好了热茶，才开始谈话。
一辈子拒绝写回忆录、不愿意被采访的余先生对摆在桌面上的几部录音机有点儿不惯，也不让我把小麦克风别在他襟上。好，不要就不要，你别怕录音机，我不也在作笔记吗？
讲到东北战争的细节，情感的冲动使他忘了录音机的威胁，抓起麦克风当道具：喏，这是沈阳，这是长春，公主岭在那边……，更激动的时候，就把笔从我手中拿去，直接在我的笔记本上画起作战地图来。
我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谈，窗外夜色越来越黑，到了晚饭时刻，管家把饭菜摆上了桌，渐渐凉掉，凉掉了再热。有一晚，起身去用餐时发现已是夜里九点，他已经口述了五小时，却一点也不想停止。我坐在那儿发慌：回忆像甜苦的烈酒，使他两眼发光，满蓄的感情犹如雪山融化的大河涌动，我们该谈下去谈下去，彻夜谈下去不要停。可是他猛烈地咳嗽，不得不硬生生地煞住：好，今天就到这里吧。
他很虚弱，从回忆的缠绵迷宫中抽身而出，显得不太舍得。到了饭桌上，他又开始叙述起来，我于是干脆将收好的录音机又取出来，把盛饭声、喝汤声、咳嗽声、笑声和历史的空谷回音一并录进。
好几个下午和夜晚，风雨无阻地，我们坐在灯下工作。有时候我带来一把乱七八糟的糖果，问他吃不吃，他总是说“吃”。于是我们一人一个，剥糖纸吃糖。我放纵自己想喝浓咖啡，问他喝不喝，他总是说“喝”。于是我们一人一杯滚烫的咖啡，慢慢儿喝，就在那冬日暖炉边。我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究竟容不容许吃糖果喝浓咖啡，但是他兴致盎然，好像在享受一场春日的下午茶。糖果纸是花花绿绿的玻璃纸，剥起来发出脆脆的声响，灯光照着，泛出一团炫丽。
有一天晚上在叙述中碰到一个细节，“这我说不清了，”他说，“可是白先勇知道，你打电话给他。”
算算时间，是美国西部的清晨两点。我犹豫着，他也犹豫着。
然后他下了决定，说：“打吧！”
回忆真的是一道泄洪的闸门，一旦打开，奔腾的水势慢不下来。
电话不断地拨，总是传真的声音，试了许久，只好放弃。他露出孩子似的失望的表情，我也垂头丧气。
他又拾起一颗糖，慢慢儿地在剥那五彩缤纷的糖纸。房子静悄悄的，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温柔的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间，物走星移。
我看见一个眼睛清亮的四岁孩子在北京的胡同里吃糖，溥仪刚退位；我看见一个十岁的学童在江苏的村子里看《史记》，直皖战争爆发；我看见一个十来岁奶声奶气却故作老成的少年在上海读《饮冰室文集》被梁启超深深震动，“五卅惨案”正在发生；我看见一个英气逼人的二十岁青年在南京街头追打误国的外交部长，“九一八”事变震惊了全世界；我看见一个心里藏着深情、眼睛望向大海的年轻人忧郁地踏上驶往伦敦的轮船，怀里揣着姊姊给的手帕，蒋委员长正在进行对共军的第四次围剿，毛泽东的部队遭到胡宗南的突袭，损失惨重。我看见……
我看见一个文风郁郁的江南所培养出来的才子，我看见一个只有大动荡大乱世才孕育得出来的打不倒的斗士，我看见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典型——他的背脊直，他的眼光远，他的胸襟大，他的感情深重而执著，因为他相信，真的相信：士，不可以不弘毅。
我看见一个高大光明的人格。
可是鲸鱼也有浅滩的困境。动完剧烈的手术再度出院，他在思索静养的地方。我说，太湖边吧！你是水乡的孩子，到湖边去休息，看看水和柳树，放一箱线装书在柳树下，线装书书目我提供，从陆游《入蜀记》到苏轼诗集，我帮你准备。
他好像在听一个不可及的梦想，又仿佛在夜行暗路上突然听见熟悉的声音，轻轻呼唤自己的名字，带点不可思议的向往与情怯：是啊，太湖边、柳树下、线装书……
半晌，他回过神来，深深叹了口气。
我知道，我知道那叹气的意思。余先生，我平和地说，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一位九十岁的人回到他故乡的权利。
我很平和地说，可是心里有说不出的痛楚。
他没有去太湖，他去了日本，去了新西兰。风光明媚如画的地方，但是，那里没有一个龟头渚，渚上有小屋，屋中曾有一个一九三二年，男女同学在星空水光中流着眼泪唱着歌，谈抛头颅洒热血、谈救国家救民族……
从新西兰休息回来，我发现，他已经衰弱到无力叙述的程度。从新西兰一路抱回来的绒毛黑狗，他说：“送给你。”黑狗明显的是只婴儿狗，幼稚可爱得令人难以抗拒，我抱着上班。可是他怎么会买玩具狗？九十三岁的眼睛和四岁，竟是同一双眼睛？灵魂里，还是那看《史记》的孩子、深情而忧郁的青年？
在病房里，握起他仍旧温暖的手，我深深弯下；眼泪滴在他手背上。江南的孩子啊，带着我们的不舍和眼泪，你上路吧。如果这个世界这个世纪的种种残忍和粗暴不曾吓着你，此去的路上也只有清风明月细浪拍岸了。不是渐行渐远，而是有一天终要重逢；你的名字，清楚地留在世纪的史记里。
附记：余纪忠先生（1910－2002），江苏武进人，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就读。一九四九年来台后，创办台湾大报之一《中国时报》，余先生戒严时代守护知识与真相，不遗余力，树立了一代报人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