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说文学_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 - 第七讲 民国文学
重逢“海上花”
我曾一再提到，像张爱玲这样一个女性作家，并且是“海派”作家的代表，她会认为在那个时代能够写出《海上花列传》这样的小说的地方真的只有上海。因为上海可以保护一种比较自由的思想，在正统文化比较占优势的地方，大家会觉得这样的文学是不入流的，或者说不够正统的，会批判它。张爱玲出身的家族本是很显赫的文化世家，但后来没落了。大家如果看过张爱玲晚年自己编的家族旧照以及相关讲述，会感到非常奇特。她的家族很有钱，但家里的男性坐吃山空，抽鸦片，提个鸟笼荡来荡去，根本不事生产，这使得家里的女性变得特别强。张爱玲的母亲和她的姑姑很要好，两个人觉得家里的男人太没用了，也没有办法挽回，这个家就让它败下去吧，于是一起出走，到英国留学，那年张爱玲四岁。张爱玲的母亲后来又去了印度，做过尼赫鲁姐姐的秘书。她还到工厂当女工，要抛掉自己的阶级，要抛掉贵族出身，就是这样一个让人觉得她的一生非常奇特、非常精彩的人。
那时还是民国初年，张爱玲的母亲是缠过小脚的女人，可是我们今天能看到当时她穿了雪鞋在瑞士滑雪的照片——那是第一代解放自己的女性。张爱玲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后来她其实是以自己的母亲、姑姑作为典范。她不是在中国内地读的大学，而是在香港接受英式教育。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上海代表性的文化受外洋冲击很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某一种女性觉醒的东西出来了。张爱玲后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要翻译《海上花列传》，她说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书中的女性吸收了西洋文化，是最早一批传播西洋文化的人，并且以这些文化影响了到长三书寓来找她们的清朝官吏。长三书寓的这些妓女会告诉官吏们最近在流行什么，也会身穿男装、头上戴着高高的帽子、拿着拐杖出去玩儿，完全是西洋装扮。张爱玲重新解读了《海上花列传》，透视了其中的生命现象，也将其所描述的种种情况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范例。
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文学大体会走两条路。一条是强烈意识到要救国的。从鸦片战争开始，列强一次一次欺凌中国，使得“救亡图存”变成了文学最大的主题，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男性主题”。另外一条路出现在比较商业化的大城市中，比如广州、上海，或者后来的天津。后者是一种休闲文学，像《孽海花》《海上花列传》，从侧面去描写一个时代的变革。今天我们也许应该用比较合理的方式把这两类文学结合在一起讨论，不然接下来我们会很难确定主线。当然，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与这个文学传统基本上切断了。我小时候，很多书是我们根本不可能读到的，张爱玲的作品我也是在大学时才读到。那个时候刚刚开禁，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张爱玲的《流言》，我才读到她的书，才知道有这个作家。大陆地区的情况也差不多，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人们才“记起”了张爱玲，现在又有很多人在读她的作品。之所以会有这个中断时期，是因为两岸一度都在用政治解释文学。
“呐喊”与“彷徨”
我读大学的时候，从台大图书馆借到一本鲁迅的《呐喊》，那时没有复印机，同学们便连夜手抄。《阿Q正传》我是完整抄出来的，《药》也有手抄本。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政治化解读的缘故，文学的主流曾经一度被切断。在今天已经开禁的情况下，我希望大家可以抛却政治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时期的文学，因为它不仅情况非常复杂，而且离我们很近。
民国时期最好的一批作品在当时属于实验文学，像鲁迅、沈从文、朱自清、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其中朱自清和徐志摩算是在台湾没有被中断的两个作家，但朱自清一些较为激烈的作品也被删掉了。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在五四运动之后，作家往往有一种社会觉醒的意识，认为文学必须要负担改革的责任。
鲁迅本来是学医的，忽然不读了，跑回国开始写小说。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改变？鲁迅曾写过一篇《藤野先生》，主人公是他在日本时的一位老师，里面透露出了一些信息。有时候由于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整体背景不够了解，所以就不明白当时文人所感受到的巨大的压抑、苦闷以及内心蕴藏的反传统的力量。
大概从清末开始，这种情绪就在一批人身上体现了出来，比如林觉民，比如秋瑾。他们大概是最早一批留日的学生，在留日的过程中受到巨大的西方潮流的影响，回头发现自己的祖国千疮百孔、腐败横生，从而决心投身革命的洪流。同时，革命的热情也变成了文字，当时的文学里寄托了迫切而强烈的救世主张。我们的矛盾在于，我们并不认为文学一定要寄托这么大的主张才是好的文学。从《诗经》以下，我们一直认为文学是很宽阔的，对生命的描绘也是多样的，不应该只着重于一点。可是当一个时代生了重病的时候，文学往往会直接切入这个弊病。鲁迅只有两本短篇小说集，一本叫“呐喊”，一本叫“彷徨”，从这两个名字就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他书写的就是他所处的时代：“彷徨”是一种迷失，前路茫茫，不知道到底要往哪里去；“呐喊”是在苦闷中要叫喊出来。这两个短篇小说集中的作品创作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我必须说，在新文学运动当中，鲁迅的创作力是最强的。这个“最强”和他就读日本仙台医专的经验有很大关系。他最初要做医生，是因为父亲死得非常惨。他的散文《父亲的病》全在写自己的父亲。鲁迅父亲的病拖了两年，可是当时的中医总是要他找一些奇怪的药引，要找到药引整个药方才有用。有一次，医生竟然叫鲁迅去找“蟋蟀一对”，而且注明要“原配”——连昆虫都要讲贞节，好像不是原配就连做药都没有资格了。鲁迅后来不止一次讽刺中医，觉得简直是荒谬到了极点。那些药引一个也没找到，父亲临死的时候，鲁迅感到很痛苦，觉得好像是自己害死了父亲，因为两年来他就请了绍兴的这个“名医”，而这个“名医”却是这样的一个庸医。于是，他决定渡海到日本学医。他在仙台医专的时候，其中一位授课教师就是藤野先生。在藤野先生教导他的过程中，他逐渐体悟到：如果一个人的心灵已经死亡，救活肉体的意义又在哪里？其实他思考的是整个国家——如果国家的“心灵”已经死亡，精神已经死亡，那么只把“肉体”救回来的意义何在？于是，他决定放弃从医，转而去做一个文学家改革当时的社会。说到这里，大家或许可以明白晚清到民国的文学里真正的主题思想，可以感受到当时那些人投身文学的真正意图与价值何在。
在近代的白话文作品里，我一直是最佩服鲁迅的文字的。他的文章从一开始就很特别，比如《藤野先生》的首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你觉得前面应该还有内容，可这就是起始句。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鲁迅在这里讽刺了当时的清朝留学生。各国都在改革，服装也好，头发也好，力求简化、俭朴，可是清朝留学生却仍然留着奇怪的辫子。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卖，有时还值得去转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日本当时已经很受洋风影响，人们会跳一些外国舞蹈，清朝的留学生留着辫子、穿着长袍，也跟着一起学。鲁迅其实是在描写一个很荒谬的景象——要学西洋，可是又不知道到底该学什么，于是就以一个很怪异的方式组合起来，认为这就是洋化了。这种只学得了表面皮毛的洋化，本质上是极其腐败的传统的另一种反映。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鲁迅本来要到东京留学的，在东京看到这些“清国留学生”之后，倒尽了胃口，决定寻找其他出路。仙台是日本比较偏远的地方，日本人也很崇拜鲁迅，现在仙台博物馆那里还有一座鲁迅纪念像。
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因为之前没有清朝的留学生来，所以大家都很优待鲁迅。他住的地方刚好在监狱旁边，帮他做饭的人也帮监狱做饭，有人觉得不太好，就力劝他搬家，他自己虽然觉得无所谓，最后还是依了。“芋梗汤”就是用芋头的梗做的汤，其实是日本人常吃的。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这就是藤野先生的出场。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可见中国很早就翻译了西方的解剖学著作，可是后来中断了，日本却赶上去了，所以鲁迅在这里其实是有感慨的。不仅是解剖学，其实在明代的时候，中国就开始接受西洋的科学，比如徐光启、利玛窦合力翻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藤野先生是一位大学教授，可是非常不讲究穿着，在日本那种很讲究穿着的社会里，很容易被别人误会。但就是这样一个经常穿得乱七八糟的人，对鲁迅的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日本大学堂里面对服装非常讲究，但是鲁迅在这里又强调了一次藤野先生的不同。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藤野先生担心一个中国来的学生日文还不够好，因此要检查鲁迅的笔记。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次。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鲁迅一共跟藤野先生学了三门学科。这里可以看到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关心和注意。他是教解剖学的，改解剖学的内容在情理之中，可是连学生的日文文法错误也关照到了。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鲁迅其实是有些艺术家个性的，因为觉得比较好看，就改动了血管的位置。可是藤野先生告诉他，你不能为了好看，就移动它的位置，而是要真实。这其实是学生与老师之间一个很有趣的对话。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鲁迅知道血管应该是怎样的，可是要画图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把它画得好看一点儿。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在解剖实习的过程中，藤野先生担心鲁迅因为习俗而不肯解剖尸体，这时才放下心来。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藤野先生是研究解剖学的，为了求知，为了求真，想了解裹脚的详情。可是对于鲁迅来讲，这是他文化里的伤痛。
我想，文学和美术最后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借由文字或者图像去碰触生命里本质的内容。我在大学里接触鲁迅的作品以后，直到现在都在反复读这篇《藤野先生》。我想它不仅是一篇散文，更使我看到清末民初的文化问题，看到一个人的艰难。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日本学生不相信鲁迅的考试成绩是靠自己取得的，因为藤野先生曾把鲁迅的讲义一个字一个字地改，所以他们认为老师在这个过程中透露了题目。我读到这里的时候，读出了很大的心酸，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可能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你又爱又恨的那个文化是你的出身，你不得不背负着它，以及外人对它的种种成见。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接下来便是鲁迅的感慨：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这大概是鲁迅感到最沉重的地方，你的国家不够强大，人们就认为你没有文化的创造力，走到哪里都被人看不起。但接下来发生了更让他难堪的事：
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课程之外还播放了新闻片，以日本的胜利来激发本国学生的爱国情操，但鲁迅是一个中国人，影像内外的情景都是对他深深的刺激和伤害。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当时中国处决犯人时，会有很多人围观。在鲁迅看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对于死亡如此开心，还要鼓掌，说明这个民族的心已经死了，根本就没有感觉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鲁迅认为中国人需要拯救的不是肉体，而是灵魂。但他对藤野先生有很深的情感，想安慰自己的老师，就说自己要改学生物，以示“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是有用的”。但藤野先生也很聪明，于是说了“没有什么大帮助”这样的话。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鲁迅的文字非常具有批判性，得罪了很多人，那些人就攻击他。他称那些人为“正人君子”——这正是他要讽刺的人。
鲁迅回国后没有从医，而是开始写小说，希望能够用文学唤醒大家社会改革的意识。《阿Q正传》《药》等都是他著名的作品。因为鲁迅学过医，所以他常常用医学的概念来作为某种象征或暗示，比如《药》。
《药》的故事围绕着华家和夏家展开，其中夏瑜的原型为秋瑾。绍兴现在有一个秋瑾烈士纪念广场，广场上有纪念碑，是当年秋瑾被砍头的地方。《药》的故事就与秋瑾被处决有关。
华家有个孩子叫小栓，得了痨病（肺结核），这在那个年代可算是一种绝症，咳嗽咯血，家里人想尽办法，也没有起色。后来，有人告诉他们一个偏方：蘸了人血的馒头可以治痨病。这真是民间最愚昧的迷信。华家也没有其他着数了，就决定试试这个方法，借了很多钱交给刽子手，讨一个蘸了刚被处决的犯人的鲜血的馒头。夏瑜参加了革命，被抓住了，华小栓吃的人血馒头，蘸的就是他的血。
药本来是治病的，可是当“药”变成了迷信之后，就丧失了这个作用。夏家的孩子夏瑜被砍头，一个青春的生命就这样死掉了。华小栓吃人血馒头的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吃完又是一阵咳，最后还是死掉了。结尾的地方，华家的华大妈和夏家的夏四奶奶各自去给孩子上坟——一个是因痨病而死的，一个是因革命而死的，革命者的血曾被拿去救治患了痨病的孩子，其实也救不活。
鲁迅身上有一种很大的悲剧感：已经有这么多人为了革命死掉，但是哪里有任何用处？社会还是一样的腐败衰弱。《药》可以说体现了晚清文学到民国文学最沉重的一个调子。医学是知识，是一种科学，如果你不尊重科学，到最后反映出来的就是人民的愚昧。当看到中国人围观自己的同胞被杀，还要鼓掌、喊“万岁”的时候，鲁迅觉得这才是他真正要医治的东西。
《阿Q正传》主人公“阿Q”的名字已经成为汉语系统中的专有名词，就连没读过这部小说的人也会用。其实阿Q名字的发音是“阿Quei”，但“Quei”究竟写作什么呢？不知道，于是就用“Q”来代表。有人认为Q是在讽刺当时那些拖着辫子的人，把乡下最无知的民众的形象写出来了。有意思的是，小说发表后，好多人跳出来说“鲁迅是在骂我”，可见《阿Q正传》写出了民族个性中的某种共性。阿Q不事生产，根本是个无赖，经常被人抓过来打。每当这时，他就在心里说“儿子打老子”，痛也不觉得痛了，是为“精神胜利法”。这非常明显是在讲当时中国人不愿面对现实的心态。
阿Q是一个被欺负的人，可是他又会去欺负别人，比如一个落单的尼姑。他去摸那个尼姑的头，说和尚摸得，为什么我摸不得。那些最坏的共性全部体现在了阿Q身上：卑下、懦弱，不敢面对、不敢反抗强势的、压迫自己的力量，可是又会欺负比自己更弱的。
后来，阿Q糊里糊涂地卷入了一个造反的案件，就要被枪毙了，人家要他画花押，他不会写字，就画了一个圈。阿Q“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他觉得很羞愧，可旁人并不在乎，又把他推回了牢房。
教育没有普及到底层民众当中去，造成了长期而广泛的无知，最后产生了文化性格上的荒谬和愚昧。这种民族的愚昧性，是五四运动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部分作家最直接书写的内容。
大家再看一下老舍的《骆驼祥子》。故事主人公是北平拉洋车的车夫——祥子，他没有读过书，可是很善良，但是在整个社会的压迫下最后落得贫病交迫。从晚清到民国，社会意识越发觉醒，小说经常在描写社会中对自己命运完全无法自主的人。《骆驼祥子》是老舍非常好的一部小说，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找书来看，或者看看改编的电影版本，先了解一下故事的大纲，看看祥子作为一个拉洋车的车夫是如何生活的。其实老舍的东西有一点儿杂，他曾到英国执教，后来就用文学作品来表现社会生活。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有个很明显的特征：鲁迅从日本回来，老舍从英国回来，巴金从法国回来，各自带着不同的经验，试图要进行改革。
巴金最有名的作品是《家》《春》《秋》，即“激流三部曲”。他的法文非常好，现在台湾坊间售卖的纪德的书大都还是巴金翻译的版本。当时，巴金在政治上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无政府主义”在俄国有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一是巴枯宁，一是克鲁泡特金。于是，巴金就把巴枯宁的“巴”和克鲁泡特金的“金”合在一起变成“巴金”，当作自己的笔名。《家》《春》《秋》以传统知识分子家庭为背景——可以算是世家，但是面临着巨大的苦闷。家族里的年轻人已经接受了新式教育，可是封建宗法的压力非常大，不是每个人都敢于冲破这个牢笼。
如果我们把五四运动前后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重要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摊开来看，就会发现其中关怀社会的意识非常明显。我必须说，我个人觉得整体水准最整齐的还是鲁迅，虽然他只有两个短篇小说集，没有长篇小说，可是到现在为止，其质量仍然是其他作家很难达到的水平。除了前面提到的《阿Q正传》《药》，我也非常欣赏他的《祝福》。《祝福》讲的是主人公祥林嫂一生的悲剧。她死了丈夫，因为穷得活不下去，被婆家卖给了山里的贺老六。贺老六老实本分，两人还生了个儿子，本来生活也还好。但没过多久，贺老六伤寒发作，死掉了；后来，儿子阿毛也被狼叼走。有人跟她说：“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祥林嫂很害怕，后来就一直做苦工，赚到钱后到庙里捐了一条门槛，任千人跨万人踏，赎自己的“罪”。鲁迅在讲民间最迷信、最无知的一种情形。祥林嫂是社会里面最底层、最劳苦的人，没有文化知识，也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别人一用迷信吓她，她就很害怕，担心死后会被锯成两段，于是拼命攒钱捐门槛。《祝福》也被改编成了电影，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一个民族的正统文化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已经充斥了虚假，老百姓完全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鲁迅看得比其他作家都深，他不是同情个别人物——比如阿Q、夏瑜，或者祥林嫂，而是具有一种“冷酷”：个人遭受痛苦、面临死亡固然是不幸的，但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巨大的觉醒，那这苦是要世世代代受下去的，这是更大的悲哀。一位女性不单在这一世受苦，还要捐门槛做自己的替身让人家踏，如果这叫作“道德”，那此时不颠覆它，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鲁迅的作品中饱含着对社会的控诉，讨论的都是非常尖锐的问题。他写的更多的是杂文，直接批判当时的政治。进步青年白莽、柔石等被国民党当局抓去枪毙，他愤而写就一篇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从晚清到民国，所谓“社会意识”变成了很多作家心中一直牵念的事情，鲁迅也好，巴金、老舍也好，都有很强很强的社会意识。
“边城”来的人
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时期的很多创作者有出国留学的经验，回国后参考先进国家的文化，进行自己文学创作上的改革。可是沈从文是在偏远的湘西凤凰长大的，没有受过很多教育。我们在《从文自传》里看到，二十岁以前，他几乎都是在民间晃荡，特别是十五岁从军后，就跟着军队到处跑。我们今天很少有作家有这样的经历，可是也很少有作家能够像沈从文一样写出那么精彩的作品，因为他经历了太多事情。
我们在书房里满架子去翻书，不见得能够进行创作，可是你走出去，看看外面真实的人生，却可能是创作的来源。其实张爱玲也讲过类似的话。有人问张爱玲怎样变成一个好的小说家，张爱玲说你不要担心自己是不是好的小说家，你走出去好好生活，如果你能把这生活记录下来，就会是好的作品。这些都说明文学的真正本质是鲜活生命的状态，所以受教育很少的沈从文写出了非常动人的作品。
他的作品中，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边城》，他都在写民间这种淡淡的故事。湖南有很多河流，他的故事也常常围绕水边人们的生活展开，比如《丈夫》就是这样，切面非常特别。清末民初，当地江边有很多小船，上面载的其实是做“生意”的妓女，是日子穷得过不下去的乡下妇人，用自己的身体赚一点儿钱养家。有时候，乡下的丈夫进城来看望太太，两人正聊着家里的情形，客人就来了，丈夫只得躲到后舱。接下来，作者用大量笔墨对一对过着如此生活的夫妻进行了特写。沈从文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完全不动声色，但读者内心是被惊动了的。历史书里大概不会这样写那个时代的老百姓在过什么样的日子，可是小说里面写出来了。
我的意思是说，文学在写历史，可是历史却不会写到这样一个故事，故事里面有让你读不下去的东西。我常常对朋友说，鲁迅的作品会让人感到愤怒，可是沈从文的东西读到最后，你会感到苍凉，感到无力，但这些都是沈从文在生命当中真正看到的。我个人觉得沈从文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是他的小说，而是他的自传。他当兵的时候，到处奔波，看到所有最残酷、最愚昧的事情，但老百姓好像并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问题。后来，他受到五四运动后新书报的影响，带着向往来到北京。他并没有入读北大，但旁听了很多课程；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到繁华的大都市，“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又过了差不多十年，他受邀完成了回顾早年生活的《从文自传》。
我一直觉得《从文自传》是民国文学中最动人的一部作品，因为它保留了我们历史上难以被看到、被记录的断面。我们说起辛亥革命，想到的往往是历史书里讲的那些，可是沈从文那时候年纪很小，他看到的就是河滩上一片人头。他带着作家的眼睛去回望自己所看见的、所经历的，记录下当时人民生活的状况。
当时，沈从文的爸爸问他：“小东西，怕不怕人头，不怕就同我出去。”我们很少见到一个爸爸会讲这种话。沈从文回答“不，我想看看人头”，便跟着父亲去了，于是他“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他童年时对辛亥革命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头。
从城边取回的几架云梯，全用新竹子做成（就是把这新从山中砍来的竹子，横横的贯了许多木棍）。云梯木棍上也悬挂许多人头，看到这些东西我实在希奇，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我不明白这些人因什么事就被把头割下。我随后又发现了那一串耳朵，那么一串东西，一生真再也不容易见到过的古怪东西！叔父问我：“小东西，你怕不怕？”我回答得极好，我说“不怕”。我听了多少杀仗的故事，总说是“人头如山，血流成河”，看戏时也总据说是“千军万马分个胜败”，却除了从戏台上间或演秦琼哭头时可看到一个木人头放在朱红盘子里，此外就不曾看到过一次真的杀仗砍下什么人头。现在却有那么一大堆血淋淋的从人颈脖上砍下的东西。我并不怕，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就让兵士砍他们，有点疑心，以为这一定有了错误。
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在生活里长大的孩子，开始记录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说文学并不是开始于判断，而是开始于观察。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只觉得很怪，于是开始描述。《从文自传》我读了多少次，可每次读还是很感动，他并没有做判断，只是将自己看到的“革命”讲出来——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就是看到一直在杀人，一串串的耳朵，一个一个的人头。
为什么他们被砍，砍他们的人又为什么？心中许多疑问，回到家中时问爸爸，爸爸只说这是“造反”，也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当时以为爸爸那么伟大的人，天上地下知道不知多少事，居然也不明白这件事，倒真觉得奇怪。到现在我才明白这事永远在世界上不缺少，可是谁也不能够给小孩子一个最得体的回答。
沈从文长大以后，也觉得这样的事情到处都在发生，古代、今天、未来都会发生，可是“为什么人要杀人”这件事，谁也无法向小孩子解释清楚。
这革命原是城中绅士早已知道，用来对付两个衙门，同那些外路商人，攻城以前先就约好了的。但临时却因军队方面谈的条件不妥误了大事。
革命算已失败了，杀戮还只是刚在开始。城防军把防务布置周密妥当后，就分头派兵下乡去捉人，捉来的人只问问一句两句话，就牵出城外去砍掉，平常杀人照例应当在西门外，现在造反的人既从北门来，因此应杀的人也就放在北门河滩上杀戮。
这场杀戮已经变得很诡异：原来说有人造反，所以官方要抓造反的人来杀，可是到最后也不晓得谁在造反，就乱抓了。下面这一段真的非常惊人：
当初每天必杀一百左右，每次杀五十个人时，行刑兵士还只是二十，看热闹的也不过三十左右。有时衣也不剥，绳子也不捆缚。就那么跟着赶去的。常常听说有被杀的站得稍远一点，兵士以为是看热闹的人就忘掉走去。
在那个没有法律、没有制度、没有任何规矩的战乱年代，连兵士杀人也是乱来的，他并不知道自己要杀谁，站得远一点的就以为是看热闹的，就把他“忘掉”了。
被杀的差不多全从乡下捉来，糊糊涂涂不知道是些什么事。因此还有一直到了河滩被人吼着跪下时，方明白将有什么新事，方大声哭喊惊惶乱跑，刽子手随即赶上前去那么一阵乱刀砍翻的。
事实上，这些人不是造反的人，但因为上面指定说一天要杀多少，下面要交差，就跑到乡下乱抓了无辜、无知的农民来杀掉。别人叫他们到城里去，他们就跟着到城里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完全在讲农民那种无知的状态。
我常常向朋友推荐这些部分，但我最初读沈从文的时候，却总是读不下去。我自己大学时读的历史系，但我突然发现我读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些事情。可是这些事情是被一个作家真正看到的，于是他就告诉我们他所接触到的“革命”，告诉我们在清末民初的时候，老百姓在一个多么荒谬的处境中——完全混乱，没有制度，也没有法律。
这愚蠢的杀戮继续了约一个月，方渐渐减少下来。或者因为天气既很严冷，不必担心到它的腐烂，埋不及时就不埋，或者又因为还另外有一种示众意思，河滩的尸首总常常躺下四五百。
沈从文童年时，小孩子就在这样的地方玩。他前面有一段写得也非常可怕，讲自己上学路上发现人犯被处决后的尸身，就过去看，用小石头或木棍探一探，看还会不会动。这个经验你大概从来没有想象过，它也不是被幻想出来的，而是在生活里真实发生的。沈从文经历了并且记录了，那些留学生作家可能反而看不到。
下面有一段，我觉得是最可怕的：
到后人太多了，仿佛凡是西北苗乡捉来的人皆得杀头。衙门方面把文书禀告到抚台时，大致说的就是苗人造反，因此照规矩还得剿平这一片地面上的人民。捉来的人一多，被杀的头脑简单异常，无法自脱，但杀人那一方面却似乎有点寒了心。几个本地有力的绅士，也就是暗地里同城外人讲通却不为官方知道的人，便一同向宪台请求有一个限制，经过一番选择，该杀的杀，该放的放。每天捉来的人既有一百两百，差不多全是无辜的农民，既不能全部开释，也不忍全部杀头，因此选择的手续，便委托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在神前掷竹筊，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筊，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个人在一分赌博上既占去便宜三分之二，因此应死的谁也不说话，就低下头走去。
我觉得这一段是沈从文最惊人的地方，完全不动声色，可是你会突然感觉到政治怎么会可怕到这种程度，这竟然是抚台大人做的事。被杀的没有感觉，可是杀人的人却越杀越怕，因为越杀越多，于是就想出个“办法”，将决定权交给“神明”。我们很少看到一个作家这么安静，我常常想如果自己看到这样的景象，要写成小说，大概会很激动。可是沈从文冷静到完全没有表情，因为他看惯了这样的事情，最后只是冷冷地在叙述。可是这样的文学的力量特别大，我们一次一次地读，就会发现从晚清到民国的文学主题其实在于如何去教育民众。如果民众没有得到教育，所有的政治改革都是假的，因为它没有真正使人民对自己的命运清清楚楚，没有使他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是处于被决定的状态。
我那时已经可以自由出门，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每当人已杀过赶不及看那一砍时，便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屈指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或者又跟随了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筊。
很难想象一个儿童长大过程中的游戏是这样的。
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付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
沈从文后来很多小说里有类似的情景，一个人到了这种时候，好像对自己的命运也失去了感觉，只是把该做的事、该叮咛的事叮咛完。
我们可以讲，鲁迅和沈从文大概是整个民国文学最重要的两条骨干，一个用非常愤怒的呐喊去叫出内心的压抑，一个用淡淡的不着痕迹的白描写出当时整个社会的状况。两个力量都非常强，但当时大部分人可以看到鲁迅的力量，却看不到沈从文的。为什么？因为改革时代、改革社会的心太迫切了。你读完鲁迅的东西，会觉得自己可以立刻去革命了；可是读完沈从文，会感到非常沉重，讲不出话来，压抑得不知该怎么办。
一九四九年以后，沈从文在中国大陆地区一度遭到严重批判。他被下放到最穷困的地方，养猪、改造、住牛棚，被称为“粉红色作家”——所谓“粉红色”是说他总在写一种温柔的东西，而没有写出激昂的呐喊。可是我觉得沈从文轻描淡写的力量绝不下于鲁迅。
沈从文被下放的时候，给他的侄子黄永玉写信，其实那时候他被斗得比别人都厉害，可是在信里他会说“最近小猪养得很好”这类事。他真的就变成一个农民，然后讲实在的生活，不谈任何自己被打击、被侮辱，或者被斗争的事情。前几年我们到北京，都会去他的墓地凭吊，去看望他的太太。
沈从文的语言很特殊，表面看起来无情，可是具有一种收敛的力量，背后汹涌的热情是不下于鲁迅的。“文革”以后，他受邀到哥伦比亚大学演讲，讲稿后来被报纸转载。在演讲中，他再次提到自己早年在北京的见闻。辜鸿铭拖一根辫子，穿着长袍马褂去北大上课，学生挤了满满一堂。他进入教室后，学生们一直笑，其实有一点儿在故意闹他，觉得他是一个老顽固、老古董。可辜鸿铭站在那儿不动，也不讲话，学生停下来以后，他说：“我可以讲了。诸君大概是在笑我的辫子，这个辫子要剪掉也很容易，可是诸君身上有一个剪不掉的文化或者精神的辫子，恐怕那个才比较麻烦。”
沈从文讲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可是整个文化里的“辫子”仍然没有剪掉，保守的、愚昧的、腐败的东西还是存在。好的文学创作者其实一直在点醒文化中哪些是优美的东西，哪些是败坏的东西，可是文化、文学的改革很不容易，因为它纠缠了太多复杂的层面。如果要我推荐民国文学改革过程中的作家，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鲁迅和沈从文。鲁迅的文字很重，我曾经说过他像韩愈，有很强烈的使命感和正义感。沈从文的东西则是表面非常淡，很像柳宗元的散文小品那种不着意的感觉，可是力量隐藏在后面。这点以《边城》最为明显，你阅读起来就会发现，表面是淡墨山水，但内在有很深的力量。
《边城》的女主角翠翠，长得很漂亮，是河边摆渡船家的女孩子，从小和老祖父相依为命，家里还有一条黄狗。整个故事都在写乡村中人的生活与情感，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沈从文这一类作家并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描写农民，因为他自己就是从这个文化里出来的，所以他在写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有一种更亲切、更直接的感觉。
按住时代脉搏的文学
如果大家把这一代作家一起来看，可能会对他们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比如巴金主要是写当时的世家文化，茅盾写小市民文化。《林家铺子》讲到当时怎样放高利贷，讲到小乡镇的标会，讲到整个经济体制一层一层剥削的问题。江南地区的农民花了很多时间养蚕，卖到上海纱厂时价格已经翻了多少倍，可是他们卖掉整年收获的丝之后，却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强烈的社会意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派”文学的力量非常大，不少人对经济垄断的问题进行了批判。
比较特殊的是张爱玲。在抗日战争中，上海一度成为“孤岛”，一些人躲进了上海的租界区，张爱玲也在其中。这使得他们有机会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张爱玲和前面几个男性作家最大的不同，是她继承了“鸳鸯蝴蝶派”的传统。她从来不在自己的作品里讲救国救民这类内容，只是讲一个人在自己的文化中怎样生长。她有一个中篇小说名叫“金锁记”（后来改写成《怨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长得很漂亮，可是嫁给了大户姜家的残疾儿子，后来还生了女儿长安和儿子长白。曹七巧嫁到姜家以后，非常受欺负，因为她不是这种家世出身的。她恨这个家族的所有人，和家里每个人斗，甚至去勾搭丈夫的弟弟；自己抽鸦片，也让儿子、女儿抽，破坏他们的生活，无恶不作。张爱玲自己就是出身于这种家族的，前面我们讲过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之所以离开张家，是因为家族中的男性已经腐败不堪。所以张爱玲笔下曹七巧的故事是有所本的，她相当于在写自己的家族，而这个家族的腐败，也象征了当时整个上层文化巨大的腐败。能够触及这一层，我们再说她完全是“鸳鸯蝴蝶派”，我觉得有失公平，她其实是在从侧面书写文化里面发生的巨大而严重的问题。
民国的时候，白话文终于成为了文学的主流。之前的语体文、平话小说、《水浒传》等，都不属于正统文学，可是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成为了正统文学，这在历史上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白话文得以成为主流文学，明显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很多作家直接移植了西方的语言系统，文法有些不伦不类，或者说不中不西，所以当时也有人在检讨这方面的问题，批评他们没有纵向的继承，只有横向的移植。
文学创作其实和整个社会的脉搏是连在一起的。作品能够感动人，是因为它和社会之间存在对话关系。从《诗经》《楚辞》一路下来，能够留存的作品大多曾经按住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脉搏。而且有些文学作品写出了人性共通的部分，或者人类的通感，经过数千年仍有其影响力：《诗经》里的一些句子，今天我们还在用；《红楼梦》也是能够长久流传的作品。我们当前的文学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能不能构成一个大传统？比如说英国文学的传统，其实已经扩展到整个英语世界的文学传统；莎士比亚当然不仅属于英国文学，他只是用英语书写了世界文学而已。这样大家或许可以理解，我们在提到“中国文学”的时候，其实讲的是文化上的系统、文化上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