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说文学_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 - 第八讲 台湾文学
书写最熟悉的地方
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台湾其实是接触不到鲁迅、老舍、巴金、沈从文这些人的，能接触到的主要是朱自清、徐志摩、胡适等人的作品。朱自清的文字非常干净，比如《背影》《荷塘月色》等。朱自清也曾留学外国，而且有着扎实的传统语言文字基础，作品中有一种很素朴的精神。徐志摩则刚好相反，他受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比较大，诗里面每隔两三句就会有一个“啊！”，情绪经常在起伏。不仅是诗，他整个生命的情调都是浪漫的，就像一部歌剧一样。他大概不是那种走很平实的路的人。严格讲起来，胡适主要不是一个文学创作者，而是一个学者，他的创作很“难看”。我所谓的“难看”是说，因为他太理性了，常常会把意见直接讲出来，你读他的作品，会觉得他的思维很理性，很有逻辑，但是没什么韵味。不过，我还是推荐大家读一读胡适的《四十自述》，文字很干净，绝对不用多余的形容词。这是他的好处，和徐志摩刚好是两个极端。
徐志摩的句子里一定要加很多形容词，不断刺激你的感官，如果他讲云多么美，他就要一直堆砌。胡适则尽量把形容词拿掉，只剩下事实，常常是以考证、逻辑作为自己文学的主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可是文学作品应该可以容纳幻想甚至是神话的内容（比如《红楼梦》），胡适的世界没有这个部分以后，创作其实受到很大的局限。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台湾，胡适、朱自清和徐志摩三者间形成了一种调适、一种均衡，但是我们对鲁迅、沈从文等文学贡献非常大的创作者几乎一无所知。
后来，林海音在《纯文学》月刊上面第一次刊登了《边城》，可是杂志出来以后，“警总调查局”全面调查整个“纯文学”系统，搞得很惨，后来就没有人再敢碰沈从文。大概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联合文学出版社才出了他的自传，其实已经非常晚了。现代文学的成就被慢慢地重新整理起来，进入台湾普通读者的视线。
民国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一起来，很多作品明显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当时就有人在检讨这个问题。不少作家的行文直接横向移植西方的语言系统，缺少对传统文化的纵向继承，显得不伦不类，或者说不中不西。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的《文星》杂志上还有关于“横向”“纵向”问题的辩论。
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文学的纵向继承和横向移植其实并不冲突。东汉的时候，佛经传入中国，最初和我们的关系是横向移植，可是后来又变成纵向继承，并不是说纵向继承就不能有横向移植。我们今天讲“观世音菩萨”，“菩萨”两个字就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外来语。佛经里面的“般若”“阿难”“袈裟”“刹那”等，都是梵语音译，可我们感到一点儿也不陌生。所以我想，“横向”“纵向”并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今天台湾的语言系统受到很大的外来冲击，但我们不要忘记，一八九五年以后，台湾曾有五十年的所谓“日治时期”。台湾的老一辈作家，比如说我很尊敬的叶石涛先生，早年是用日文写作的，杨逵是用日文写作的，赖和是用日文写作的，吴浊流的《亚细亚孤儿》也是用日文写的。文学和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矛盾且复杂的，我们不能忽略某个地方语言系统相对独特的渊源。如果因为叶石涛、杨逵、赖和、吴浊流等人是用日文写作，就不能把他们放进台湾文学史讨论，我第一个不赞成——拿掉他们之后，那一时期的台湾文学就剩不下什么东西了。所以，今天我们谈到台湾文学，我认为大家更应该重视的是文学系统本身，而不是纠结于使用的语言。历史上台湾吸收外来语（荷兰文、法文等）的例子非常多，有日常用品，也有地名，这些词语后来也融入了汉语。此外，台湾当地少数民族各族群（卑南人、布农人、排湾人等）的语言系统也很复杂，我有学生在做相关的记录、整理工作。我们希望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文学创作能够实现最开阔的状况，使不同语言系统产生正向的互动。
台湾文学所吸收的经验是非常特殊的。汉字并不等于汉语，闽南话和客家话也不一样，将来客家的语言系统有没有可能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学，我们目前都不知道。但是我必须提出来，在台湾的文学史上，客家人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刚才我们讲到的吴浊流、叶石涛，以及钟肇政先生，都是客家人，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种强烈的固执。美浓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钟理和，大家读一下他的作品，全部在写笠山农场，写美浓，他也是客家人。
一九七六年，我刚刚回到台湾，到东海大学任教。杨逵就住在学校对面，但我以前不知道这位作家。日本人在的时候，他被抓去坐牢；国民党来了之后，他又坐了十二年牢，我很佩服他。他有一篇小说叫“送报夫”，描述主人公在日本留学时做送报工人的故事，非常感人，也是当时在日本得奖的作品，先用日文写成，后来翻译成汉语。我去看望杨逵的时候，他正经营着“东海花园”，靠种花养活自己。他不会所谓的“国语”，当时正向他的孙女杨翠学习，重新认识汉字。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台湾文学非常特殊的地方。
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很大的兴趣在于台湾文学和我们所最熟悉的环境的关系。台湾文学当然和传统的中国文学有关，可是千万不要忘记它有一部分可能是独立发展的，因为台湾有一段时间被荷兰占据，有一段时间被日本统治，它的文化形态是比较特殊的。我读书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到——鲁迅看不到，沈从文看不到，巴金、茅盾看不到，《亚细亚的孤儿》也看不到。后来到一些老先生家里去拜访，才知道有吴浊流这样的作家，才读到《亚细亚的孤儿》这样的书，感到非常震撼。
《亚细亚的孤儿》的主角叫胡太明，内容其实相当于吴浊流的自述。主人公生活在“日治时期”的台湾，因为书读得好，拿到奖学金去日本留学。可是坐船到日本之后，虽然讲的日语和日本人没有差别，拿的护照也和日本人没有差别，可是没有人把他当成一国人，因为他是台湾来的，被称为“高砂种”。主人公心理上受了很大创伤，他意识到自己不是日本人，很自然地就转向认同中国，千里迢迢跑到福建去。当时中日正在交战，他到了福建之后，因为拿的是日本护照，讲的也是日语，就被当成汉奸抓了起来。最后，主人公问道：“我是谁？我是哪里人？”这部小说刻画了当时台湾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的“孤儿”状态。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书的时候，吓了一大跳，因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没有机会讨论吴浊流那一代作家所面临的意识上的问题。
钟理和先生也有类似的经历。他曾和太太钟平妹一起经由日本到朝鲜去做司机，然后去北京，最后回到美浓。他有一部小说叫作“原乡人”，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原乡”，说原乡的血要不断地流回原乡，可是到最后却没有确定的答案。今天如果我们到美浓，能很清楚地看到他在小说《笠山农场》中讲到的像斗笠一样的“笠山”（即美浓尖山），在那里读他的小说，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和一些朋友曾经很积极地试图将台湾的文学前辈做一个梳理，钟理和纪念馆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促成的。他的作品是我们身边的作品，和《诗经》《楚辞》一样，都是大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将他的手稿保留下来。我几次去美浓，都对当地负责教育、文化的朋友讲：“你们为什么不在中学、小学里引导学生阅读钟理和先生的作品？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情。他是美浓的作家，他的小说里写的全部是美浓。读这样的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当地人体会自己和土地的深切关系。”
在面对我们的文学史的时候，我会感到很大的困惑，因为汉文学的渊源太深、传统太长了。我们当然要谈《诗经》《楚辞》，谈汉乐府，谈唐诗、宋词、元曲，继承这个传统，并为它遗留在我们身上的影响感到骄傲。可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能开发出文学创作的新天地的话，一切都是白搭。我们的重点应该落在自己的生活空间里，思考如何去描述它。比如在前面我们讲到的“日治时期”，赖和写彰化，杨逵、吴浊流、钟理和等优秀作家陆续出现，其中最年轻的大概就是叶石涛先生了。叶先生的作品常常以高雄为背景，比如《葫芦巷春梦》。这些作品将会是印证我们所经历的生活的重要资料。
一九四九年以后，两岸文学其实都因为政治原因发生了断裂。台湾文学自杨逵那一代之后，直到六十年代，才重新有一代作家出来，包括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陈若曦、白先勇等，当时都是二三十岁，继续书写自己熟悉的故事。陈若曦写辛庄，写辛庄的歌仔戏；陈映真写莺歌，写他在莺歌镇长大的经验；王祯和总是在写花莲；黄春明常常写到兰阳平原，比如《看海的日子》。我就是因为被黄春明的小说感动，才第一次跑去兰阳平原。
文学使人靠近
文学可以帮助你认识一个地方，了解一个地方，这也将是台湾文学在未来的文学史中值得书写的成就。白先勇的《台北人》呈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台北风貌，虽然有人批评他写得有一点儿窄，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这样看。文学作品的责任不同于历史记录，白先勇的家庭就是那样的家庭，他所书写的没落贵族的生活正是他所感受到的“真实”台北。
杨逵等作家此时却遇到了尴尬，他们的小说突然失去了读者。这些作家受的是日文教育，但是总不能把写台湾的小说拿到日本出版——日本人不会关心你写的内容，可台湾又没有几个人能读得懂日文。这不是个人对错的问题，是历史的悲剧给创作者的生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杨逵二十几岁就写出了《送报夫》这么好的小说，你不能想象后来他的创作生涯几乎停止了。如果将来整理台湾文学史，会不会讲到“中断”？这个问题在陈映真那一代也是存在的。
陈映真是我高中时的英文老师，我们那个时候也读他的小说。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他是台湾非常优秀的作家，可是他也“中断”了——我大三的时候，他忽然被判坐牢，一坐就坐了七年，出来后要再去适应新的写作，非常辛苦。我们看到对文学伤害最大的其实就是政治，如果有一个自由的环境，创作是可以非常丰富的。
二十世纪末，伴随着台湾社会的转型，七等生、陈映真、黄春明等作家相继推出新作。可是台湾的转型实在太快了，快到让人觉得作家很容易被丢掉。网络文学一出来，读者马上就看到一批当时二十几岁的作家，像纪大伟、陈雪等。他们描述的是另外一个青年世界的特殊经验，让我觉得非常压抑，但是我很愿意去了解，就跟在后面跑——在变得很快的台湾，简直是气都喘不过来了。
我特别要讲的是，台湾的文学系统比较复杂，因为它受到很多冲击。我很希望大家多去接触一些台湾文学，包括当代的作品。《亚细亚的孤儿》大家应该看一看，至少知道有一个作家曾经以这样的心情去写台湾。住在南部的话，怎么可以不知道钟理和？怎么可以不知道叶石涛？他们都是好作家，刻画了自己熟悉的环境、人物，以及他们的真实情感。
托尔斯泰说过：“文学使人靠近。”个人和个人之间，族群和族群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都会因为文学而相互理解，相互靠近。我们读《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时候，不会计较主人公是哪里人，只会共同感受到青春与悲哀；同样，即便在英国，《红楼梦》也是可以被感同身受的作品。战争会使人隔离，使人对立，而文学却能够将人拉近，这是我们坚持文学和美的原因。文学让我们看到生命和生命靠近的一种可能性，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感受到文学内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