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说文学_从诗经到陶渊明 - 第五讲 魏晋文学：多元时代的归宿
《短歌行》：孤独的诗人，孤独的霸主
三国两晋南北朝，从曹丕建立魏国开始，之后进入司马氏篡位建立的西晋，“永嘉之乱”后在南方建立东晋，此后又有一个南北朝时期，共三百多年时间。这三百多年在文化上与汉朝最大的不同，就是文人阶层的活跃。曹操、曹丕、曹植和陶渊明，他们都是文人。可是前面从《诗经》、《楚辞》，一直到汉乐府，文人的个性没有那么明显，屈原身上有一点文人的个性，可是基本上还是一个贵族。
文人阶层的出现，其实从东汉已经出现端倪。东汉时期土地兼并，士族出现，都是文人出现的先兆。文人阶层起来以后，对整个中国美学都产生了影响。一个农夫也会有对美的欣赏，他看到日出，日落，会有一种感怀，可是这种欣赏与文人不同。这一部分我们先讲三曹、竹林七贤等人，陶渊明我们会另开一题来讲。
我们从曹操的这首《短歌行》开始：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alt，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我选这一首，是因为可以借此发现曹操的性格多么复杂。如果今天看有关曹操的戏剧，你会看到一个大白脸，阴险狡诈，充满心机，总是不相信别人。
台湾这几年常常演一出京剧：《曹操与杨修》。杨修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这出戏写的是他向曹操进谏、被曹操陷害的一系列故事。这是从杨修这样一个受伤害的文人的角度来看曹操，可是大家不要忘记，曹操身上也有非常强烈的文人个性，我将他定位为魏晋时期的第一个诗人。他的个性介于诗人和霸主之间，他对美是非常敏感的。
他既能欣赏到世界的美，也能感觉到自己的孤独。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是霸主，霸主是要争夺权力的。让我们最惊讶的是，这两个角色，竟然毫无冲突地融合在曹操身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种复杂性，使后来的人对曹操这个角色感到费解。但是自从《三国演义》出来以后，曹操就被塑造成了一个充满心机的人。比如他和陈宫去吕伯奢家借宿，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仔细一听，只听厨房的人说：“捆起来杀，怎么样？”曹操就把那家人全杀了，后来才知道人家是要杀猪来款待他的。这当然只是小说，可是小说里延续了曹操个性上的多变。
搞政治的人一般都很冷酷，可是曹操却非常热情。他热情的时候，你很容易相信他，觉得他是一个诗人，可是过一会儿他就忽然变成了霸主，可以冷酷无情地对人。
曹操出身卑微，可他最后使得各方英雄都去为他服务，为他效劳。这也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至于这种魅力到底是什么却很难解释。我认为曹操是集真性情与政治冷酷于一身的人，这两种东西在他身上都有极致的体现，所以我把《短歌行》作为魏晋时代美学最重要的开端。
当他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时，一开场就是对生命无常的感慨，人生这么短，那就好好喝酒吧。一个人会写这样的诗，你会觉得他很虚无，只是想要好好去享受生活，根本不会去当霸主。但他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真的，这是曹操的厉害之处。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全都是真感情。“譬如朝露”，生命就像清晨树叶上的露水，太阳一出来它就干了。所以“去日苦多”，很快就要结束了。
如果以每四句作为一组来看，每一组都在变调。我把它分成了八组，八个不同的变调。在这八个变调中，你可以看到生命情境的复杂转换。我们回头看自己的人生，会不会觉得其实也是很复杂的？有时候忧郁，有时候虚无，第一天觉得拼命挣钱并无意义，可是第二天又会和同事计较升迁的问题，这些部分在我们身上都有。
他身上这两种气质都特别强大：一个极其孤独的诗人与一个极其孤独的霸主。如果曹操没有机会从事政治，他就是一个很好的诗人。可是一旦从事政治，在那样的环境里，没有人不阴险狡诈。你打开《三国演义》，哪个人不是和曹操一样？只是曹操在与他们斗智斗勇的过程中被凸显出来了，他更懂得怎么先下手为强。汉朝的时候，因为有很稳定的农业，人们可以只思考符合伦理的角色，可是三国以后天下大乱，曹操在人性的解放方面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人。
原来个人的性情是不能解放的，你只能是符合伦理的角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曹操是第一个打破君臣、父子这种定位的人，当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候，他就是乱世一枭雄，那是典型的对君臣伦理的挑战。当他广招天下有才无德者时，就是反抗了伦理道德。
东汉的时候，因为举孝廉制度的推行，社会上出现了很多虚伪的“道德”。后来出现的竹林七贤，他们的个性就是反对虚伪的“道德”的。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在母亲去世的时候，人家要看他哭灵，可他在人前就是不哭，等到宾客散尽时却吐血了。他当然爱他的母亲，但在他看来，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表演给别人看？当时社会的道德已经虚伪化，曹操提出“招天下有才无德者”，是对整个社会所做的大胆揭发。他是剑走偏锋的人，就那样直接犀利地说：“不要再装假了，有道德的你们去别的地方吧，我这边要建立政权，有才华的人都来吧。”这是曹操的厉害之处，他太懂政治的本质，那时大家明明都在争权夺利，却都不明讲，曹操大胆明白地讲出来了。
历史记载常常有很强的愚民性，目的是让大家都乖乖的。可是汉朝的人不见得乖乖的，西汉刚开国时就斗争不断，可是老百姓很乖，因为整个教育体系里有伦理观：君臣父子。曹操却打破了这种伦理，他懂得美，极爱美，对后来的文人影响很大，可是他又极懂权力与残酷。
很多人看完《曹操与杨修》后，都觉得自己是杨修。可大家有没有想过，曹操这时也许在旁边冷笑着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做杨修？”文人其实已经被伦理定位了，你是一个文人，就好好做别人的幕僚，一辈子好好为你相信的那个“君”服务。可是曹操觉得，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出来干一番事业？文人很早就被界定为永远的被动角色，曹操也是文人，和杨修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他知道在那个争权夺利的时代必须争取主动。
这首《短歌行》延续了东汉以来文人的虚无感，也表现了《古诗十九首》里对生命无常的无奈。曹操是一个太监的养子，这使他在稳定的贵族社会里不太有稳定感、确定感。他认为生命非常无奈，好像朝露一样，一下就没有了。
第二段有更大的颓废感：“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生命里的忧愁是本质，人活着不快乐是必然的。在这个必然的不快乐里，惟有“杜康”（一种酒）可以稍微化解自己的忧愁。这是非常颓废的思想。
之前都是在讲苦、忧，可是从“青青子衿”开始，忽然看到美的东西了。“青青子衿”就是穿着一件青色长衫，其实是在讲一个漂亮的人，“悠悠我心”，是他所向往、所爱的。一个极度虚无的人，因为爱，忽然有了一种深层的缠绵、眷恋。最美的句子是“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为了你，“但为君故”是情诗里最美的四个字。后面大家读到他儿子曹植写一个女人的美，用了好多形容词。可是这个老爸真厉害，只用“但为君故”几个字，他的情感里有一种真实。我们的逻辑通常是“因为什么，所以什么”，总有一个原因，有一个结论。可是曹操“但为君故”的“故”，把原因和结果放在了一起。曹操在诗人领域、爱情领域、政治领域都是高手，既很会玩手腕，很有计谋，又能在情感领域里一清如水。
曹操写诗时，处处都是真性情，前面还讲“去日苦多”，现在忽然“但为君故”。生命忽然变得快乐起来，不再虚无。只是因为这个人，他就可以写诗，可以创作。因为一个自己所爱的对象，诗马上转成了华丽的场面，转成了积极正面的人生态度。
“呦呦鹿鸣，食野之alt。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四句是《诗经》的句子。前两句的场景有点像日本奈良的东大寺，有鹿在吃野地上的草。一个本质虚无的诗人，可以号召天下，一呼百应，这些嘉宾都是很有才华的文人，他们全部投在曹操门下。这一段又有了生命的华美，是在尽情地享受生命。
接下来又回到了对自然的描绘：“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看到月亮的圆和缺，忧愁的情绪又起来了。他在本质上还是认为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可是他要创造出生命的意义，这本是互相矛盾的。可是曹操是一个创作者，是一个诗人，在他笔下，这种矛盾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在战争中，他下了马就写诗，“上马横槊，下马赋诗”就是讲曹操。他霸主的个性与诗人的个性一直在交错。刚刚“鼓瑟吹笙”，应该很开心，可是一看到明月，马上联想到我何时才可以把月光留住，又忍不住开始忧愁，这完全是诗人的个性。身边这些有才华的人都像月光一样明亮，可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把你变成我的一部分？
三国的时候，大家都在打天下，读到“明明如月，何时可掇”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明月。如果曹操处处都让人觉得他在搞政治，大家一定会害怕他，防范他，但他也懂得什么叫才华，所以这些文人才会投靠于他，跟他成为知己，可是有一天他忽然觉得你不是知己的时候，你根本来不及反应。
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这部分，只是大多数起伏不那么明显，影响不大。而曹操这个人是大幅度起伏的，当他觉得生命虚无时，我们很想安慰他，告诉他生命没有那么虚无，他就会利用你的安慰了。其实当时的文人都跑到曹操门下，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的虚无感很迷人。在那个天下大乱的年代，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无常感，可是没有一个人的虚无感比曹操更彻底。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操每天上朝的时候，一方面在搞政治斗争，一方面随时都说真是不想干了，生命怎么这么无聊。这是很厉害的，这样就会让别人没有防范意识。只是我不认为这是计谋，因为他的每一面都是真的。作为一个太监的养子，他没有大的政治背景支撑，一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依靠，他的不快乐和缺乏安全感，让他在虚无中更加小心。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穿过一片一片的田地，为了找一个人，找一个知己。本来很遥远、很陌生的人，因为彼此可以谈心，就成了知己。这一段其实非常政治化，曹操因此而感召了不少当时有能力、有才华的人，比如杨修读到这句可能马上就会跑去，他会觉得这是一个爱才的人。文人也不会随便被人家用，什么样的人会被什么样的人用。你想杨修是何等人物，他那么有智慧，有才华。曹操的确也懂他们，因为他本身也是有才华的。当一个稳定的伦理崩溃之后，大家都希望看到生命中最美的品质。曹操身上这个美的品质，就变成了像吸铁石一样的东西，把真正有才的文人全部吸过来了。这四句其实是政治方面的有力号召。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可能是曹操最有名的句子。“月明星稀”，回到大自然里，“乌鹊南飞”，绕着树飞了好久，没有找到可以停下来的地方。表面上是在讲大自然，其实讲的是生命的无所依靠，又出现了虚无感和孤独感。很多人都奇怪，他怎么会在去征战的路上写出这种苍凉的句子。
当时，曹操既拥有权力，又不断取得胜利，可是他永远被一种巨大的无常感和虚无感笼罩着。这种混合，形成了曹操身上不可替代的魅力。其实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各种戏剧，都对曹操存在着误解，都觉得他太令人费解，干脆简单地把他变成了一个纯粹作假的人，而把他真性情的部分拿掉。
这也与宋朝人对曹操的定位有关。大家可以翻一下唐史，唐太宗同时代的人在赞颂太宗时，用了一个说法：“神武同于魏祖。”“魏祖”就是曹操，表明当时人非常敬佩曹操。可是宋朝以后曹操的形象就慢慢地变了，因为他挟持天子，名不正则言不顺，宋代非常忌讳这种违背伦理的人，所以宋朝人改变了两个历史人物的形象，一个是曹操，另一个就是武则天。
这两个人物在唐代的历史中都是被歌颂的，唐代承认物竞天择的规则，所以歌颂武则天和曹操。宋朝以后的历史，尤其是《资治通鉴》中，有一个定位，即伦理是不可以随便改换、逾越的，所以曹操和武则天的形象变得越来越糟糕，很多坏的东西都被加到了他们身上。后来《三国演义》一出来，曹操就再也翻不了身。
历史上的曹操和文学作品中的曹操是不同的。如果用西方的世界观来给曹操拍一部电影，诗人和霸主两种身份所构成的复杂性，加上他极懂得美这方面，拍出来一定会很好看，可惜我们后来的历史将曹操的形象窄化了。从美学的角度看，曹操的被窄化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我们现在只有通过他的文字，才能感觉到这种有趣的复杂。最复杂的就在“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几句，是对生命无常的彻悟。
可是接下来的笔锋马上又转了。“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完全像皇帝庆寿时讲的话。“周公吐哺”，据说周公在治理天下的时候，常常有人来问他事情，他吃着饭就要把口中的食物吐出来，因为要去回答问题。这是在讲周公勤于政事，到了这里，曹操就完全是周公了。一般能写出“月明星稀”这样诗句的诗人，似乎是写不出“天下归心”的，前者很孤独，后者很有政治上的想法。可是曹操两者兼有，他的有趣也在这里。
魏晋社会的伦理架构已经开始松动、瓦解，当时文人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开始去思考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不再是接受别人给予的意义。这一时期，曹操是一种个性，陶渊明何尝不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要走出社会的伦理，他在背叛社会，曹操也一样在背叛。曹子建的《洛神赋》写自己爱上一个水上的女神，也是背叛伦理，因为这个女神是以他嫂嫂为原型的。日本的文学史家经常称中国魏晋时期为“唯美时代”，是说这个时代特别重视美。美和伦理不同，可是在此以前，所有的文学都必须在道德的旗帜下发展，合于道德的，才合于美。魏晋时期，美开始有了独立的地位。像曹子建的《洛神赋》，就在洛神身上寄托了女性纯粹的美，里面可能还有一点点道德的部分，但至少美的部分比较多了。
这一时期的文学对日本，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影响。像王羲之、陶渊明等人的生活方式，对日本影响非常大。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甚至包括僧侣，都带有魏晋文人的个性。日本的枯山水与文人的生活品位和审美观有很大关系。这一时期对美的看重，标志着文化的一个新阶段。
伦理道德和审美是两个很不同的领域，可是彼此之间又有错综复杂的部分。这两个领域在曹操身上是最明显的，在他的两个儿子身上，也能明显看到这两个部分。其实后来真正篡位的是曹丕。当一个人还有争的欲望的时候，就是还不够虚无。曹操其实是有能力篡位的，但他到最后也没有，直到曹丕篡位后，才追封他为魏太祖。他去世之前一直自称丞相，就是不要皇帝的位置，可见曹操这个人真的很特别。
不同生命经验的对话
曹丕的诗非常感伤。奇怪，明明是一个篡位的皇帝，可是写出的诗却感伤到极点。而曹植明明是一个被打击、被流放的角色，可是他的文学反而拥有很华丽的美学。
曹操、曹丕、曹植的个性都很复杂，内心都有非常多的纠结。曹植的文学比曹丕华丽，同时也表现出对现世的更大热情。他写到侠士、剑客、洛神，都是对美的执着，可他在现实中却是一个被流放的角色。
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人的风范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史记》最早总结了这个时期的人的故事，屈原、荆轲，全是《史记》留下来的。第二次就是三国，一个时代可以创造出这么多具有个性的人物。今天大家还在看《三国演义》，是因为这些人这么有趣。曹操有趣，刘备也有趣，他身上也有种复杂性，动不动就哭，其实也暗藏着好多心机。你一看到他哭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会同情他，很少有哪个帝王这么爱哭。还有诸葛孔明，他本是卧龙岗上一个隐士，他却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刘备三次去拜访他，最后他终于出山了。如果你要讲心机，这是最大的心机。在舞台上，你觉得诸葛亮简直是完美的，他永远都不争，可是他所有东西都得到了。他会用很多计，最了不起的一个就是“空城计”。司马懿大军在前面，但是诸葛亮的城里没有兵，他束手无策，就安排大开城门，自己在城楼上弹琴，身边只有两个琴童。可司马懿就是不敢进来，他不相信人守在一座空城时可以这么安宁。司马懿心思缜密，他努力地听诸葛亮的琴声有没有发抖，如果发抖就表示里面是空城。可是琴声这么安宁，他不敢进去。诸葛亮把国家大事安排得像下棋一样，他的手指当然是安宁的。人与人之间斗智斗勇，并不一定完全预知结局，就是试一下看，就像演戏一样。
我们喜欢故事里的张飞，因为张飞是个一点儿都不会演戏的人，他更真。三国有趣的地方在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如果你一定要说喜欢谁，不喜欢谁，你就很难读透三国。我常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最辛苦的时候是做系主任的时候，要开很多会，开到很烦很烦，同样的事情要讲好多次。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用《红楼梦》中的方法去看身边的人，忽然觉得好有趣。好小说的厉害，就在于它能把每个人的性情都囊括在里面，然后你开始真心爱每一个人，因为你知道他就是那样的个性，你不可能让他改变。薛宝钗一定是大大方方的，而林黛玉一定是哭哭啼啼的。
文学的重要在于它提供了多种美的欣赏角度。文学不是结论，而是一个过程，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不应该下结论说曹操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是一个远离文学的问题。我们通过文学上的曹操，了解了自己，了解了身边很多人，你就会有一个新的欣赏角度。我觉得台湾急切地需要建立教育里的欣赏角度，不是是非题和选择题，没有答案。带孩子去看一朵花，去看月夜，这不是答案，而是会对他产生长久影响的东西。他会欣赏春天的花朵，也会欣赏冬天的枯叶，这都是对生命的欣赏。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很感谢他们的教育中有欣赏的部分。很多课程就是带着孩子们去接触自然，接触一块石头，去讨论石头的美和花的美。其实我国宋朝也有这样的文化传统。石头的美是花不能替代的，花的美是石头不能替代的，所以有一天他会知道，人的生命不管是石头的状态还是花的状态，都是好的。
我中学时代读《三国演义》，读到后来爸爸不准我读，因为学校功课因此搞得一塌糊涂。年纪大了我就和他讲，功课很好是一种好，功课不好也是一种好。《三国演义》打开了我的世界，让我着迷于这些有趣的人，不同的人。每个人都有完成自我的方式，这个方式绝对是别人无法取代的，所以就没有输赢。从狭隘的角度看，曹丕赢了，曹植输了，因为曹丕做了皇帝，娶了甄妃，可是曹植写了《洛神赋》，他真的失恋了，真的失去了这个女人吗？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比娶到这个女子更幸福。如果从狭隘的角度看，这样不是很阿Q吗？你没有得到你还欣赏？可是把嫉妒转成羡慕，就是真正的美学态度。
魏晋时代已经有了对生命的欣赏。所有征战的三国英雄，他们是敌人，可是也彼此欣赏。我相信诸葛亮一定很欣赏司马懿，司马懿也很欣赏诸葛亮。输赢之间其实只是一个有趣的游戏，其实所有的结局都一样，那就是死亡，这是生命的本质。
俄国在十九世纪时出现了一个“虚无主义”流派，屠格涅夫的小说被称为“虚无主义”，但这并不是我们在世俗里讲的虚无。世俗里的虚无，是说这个人什么事都不做，可是美学上讲的虚无，是说他认识到了生命的本质，但这并不影响他参与生活的积极性。比如佛经里讲“色即是空”，如果大家读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会知道他讲的并不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而是说眼睛看到的叫色，耳朵听到的叫声，鼻子闻到的叫香，舌头尝到的叫味，皮肤感觉到的叫触，所有我们感官感觉到的世界都是空的，有一天它们都会不复存在，因为物质的东西会形成，会持续，可是也会坏，会空，即“成住坏空”。可是佛经又讲“空即是色”，是说你虽然认识到生命本质是空的，最后什么都没有，可是现在都是存在的，现在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见的、鼻子闻到的、嘴巴里感觉到的、身体触碰到的，都是存在的。人要从虚无当中感觉到这些感官的重要。这不刚好是曹操的美学吗？一部分感觉到“忧思难忘”，色即是空；可是还有一部分是“天下归心”，空即是色。
儒家的生命哲学是比较一元化的，佛教的善与恶却并不是儒家讲的好与坏，其实是两种力量。巴厘岛的寺庙里有善神和恶神，两个都是神，他们认为善是一种力量，恶也是一种力量。恶并没有坏的意思，善和恶可能更像一个创造的力量和一个破坏的力量。如果没有破坏，也就不会有创造，印度原始宗教其实是在讲创造和破坏，这个部分是儒家所没有的。儒家只看到创造的部分，压抑了破坏的部分。可是老庄的哲学和《易经》的哲学里却有两方面的东西，阴与阳并没有好坏，它们只是互动关系。
三国以后，佛教思想和老庄思想发展起来，使得人性有了解放。儒家关心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可是佛教从没有任何美化人的价值判断。
我们今天都喜欢捐款布施，这是一个大功德。但大家不要忘记，达摩在见梁武帝的时候，梁武帝说我本身是皇帝，可曾三次舍身同泰寺，而且捐助了很多庙宇，功德很大，达摩都说“无有功德”。这是真正的原始佛教。原始佛教认为，本来就是空的，你要什么功德。今天台湾的佛教非常儒家化，反而是在曹操的诗里，我们看到了佛教最早传进来的“空”的概念，那种虚无、忧伤，可是他又与儒家的思想混合，产生了多重的矛盾。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复杂的，我们身上都有基督教、古希腊的东西，这与你是不是基督徒无关，因为那个文化已经进来了。你看过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图像，赎罪牺牲的概念就会在你身上产生影响。
曹操写这首诗的时代，是一座座庙宇正在开始兴建的时代，是一部部佛经已经被翻译的时代。这对整个中国的思潮产生了巨大冲击，那种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构成了诗人写诗、画家画画、书法家写字的重要源头。
王羲之也是虚无的。他在天下丧乱之极的时代，写出来的字里有一种很强的悲剧性。儒家文化有个毛病，永远把人界定在现实世界里，要你做一个成功的角色。在一个相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世界里，没有个人。可是当人要做一个孝顺父母、忠于族群的角色时，内心又活着一个想要背离的角色，人的信仰与背离，是两个同样大的力量。
魏晋时期的很多人都有这种特性，他会从生命的角度去思考。陶渊明为什么写《归去来兮辞》？因为他在做官，可是又想退隐，其实本质上是两个“我”之间的斗争。他要没做过官就不会写《归去来兮辞》。我们今天可能误解了陶渊明，认为他是隐士，但其实他是参与过官场、很了解政治的人，所以才对归隐有这么大的向往。注意一下，谁在读《桃花源记》？谁在读《归去来兮辞》？全是中国古代的文人，全是那些做官做得不快乐的人。每天都跟自己说“归去来兮”，可是真正回去的没几个。赵孟alt到了一品官，可是他也有另外一个世界，也写《归去来兮辞》。他赢了现世，赢了政治，可是输掉了美学，所以他要弥补那个部分。
凡是能够把自然、隐士、心灵的美学修得很好的人，其实常常是在政治里混得很深的人。真正的隐士就隐了，没必要去写东西，因为他已经用行为完成了隐居的理想。苏东坡也是，他从来没有隐居过，只是一直被贬谪而已，可是贬谪的时候也还是在做官。他被流放，复出，又被流放，又复出，起起伏伏，对退隐的特别向往，总想有一天脱离政治，可是直到六十四岁去世时还在其中。当他从海南岛被召回时，还是很高兴。他每次被流放时都觉得这是最后一次，再也不要被召回了，可是每次被召回时又会很开心，最后死在回京城的路上。
显然，归隐和入世构成了中国文人世界里一种非常奇特的纠缠，如果用这个来解释曹操，他也一直在不断地放下和复出。这种人懂得什么叫作下野，也懂得怎么去玩，本身就分裂成了两个部分，在进退之间游刃有余。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精彩的时代，文学和美术都一定是从人的解放开始的。
台湾曾经展出过“巴黎画派”的八十一张画作，共由十二个画家完成，很多是我们过去所不熟悉的。在整理他们作品的时候，你就能明白巴黎之所以在二十世纪初就形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画派，吸引毕加索、马蒂斯这些人都去，是因为它给这些人提供了解放的可能。当时有一个女画家罗兰桑，她的父亲是贵族后裔，也是议员，她是父亲和婚外的女人生的私生女，一直不被承认。可是她又觉得自己是贵族，就画很美很美的画。香奈儿本来是一个乡下女孩子，可是二十几岁就成名了。她刚开始只是设计帽子，巴黎那个时候刚好特别讲究时尚，香奈儿一下子就发了大财，后来又开始设计时装，她设计的时装多用蓝色、白色，比如白色的套装滚蓝色的边，模特剪短短的头发，强调女性的中性化、知性化。这之前女性大多是娇滴滴地靠在男人身上，现在女性出来做职业妇女了，所以都流行那种套装。香奈儿的成名，就是因为有一个女性要解放的大背景。她成名以后，就找罗兰桑给她画像，因为罗兰桑很有名。罗兰桑把她画得美得不得了，画中有小鸟飞下来，又有小鹿抱在怀里，很娇媚。结果香奈儿气得不得了，说我不要这样的像，把画退了回去，两个人因此吵架。罗兰桑就说，香奈儿虽然现在很有名，是时装界的大腕，可是毕竟还是一个乡下来的小女人。那是一个有趣的时代，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今天我们看这张画，你会觉得香奈儿有她的地位，罗兰桑也有她的地位，彼此并不冲突，并不能因为她们吵架，这幅画被退货，就判定哪一个人好，哪一个人不好，两人各有各的特点。罗兰桑强调的是女人就应该很娇媚，应该受宠爱，可是香奈儿则觉得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这种不同的对话，体现那个时代的精彩。
三国时代的精彩是对话特别多，各种不同的生命经验在三国产生了有趣的对话关系，很迷人。他们每个人都是历史上不可替代的符号，我们身上可能都有他们的东西，无法不用好坏来判别。这是只有三国才能提供给我们的丰富。
篡位者的心灵故乡
刘邦留下了“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种大气的诗句，开场就是一个开国之君的气魄。可是来看曹丕的一首《杂诗》：
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
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
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汉回西流，三五正纵横。
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
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
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
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
这完全是《古诗十九首》的调子，晚上睡不着觉，披着衣服起来到处走，那种心里的茫然，完全不像个帝王。他心里有这么多的忧伤、迷惑、茫然。曹氏家族有非常强烈的诗人气质，曹丕内心那种本质上的忧伤和他的父亲非常像。“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因为睡不着觉，在花园中走来走去，时间长了，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去看一看水池的水波，看一看月亮，这大概是现在的政治圈里的人不会做的事情。曹丕获得皇帝位置的过程非常复杂，可是他回到家里，就会写这样的诗句，这是很迷人的。
三国人物的有趣，是因为他们都非常复杂，身上有如此爱美的部分，晚上睡不着觉会起来看月光、看水波，能把自己从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解放出来，恢复其作为一个人的部分。人的部分，是美学中最重要的课题。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担任各种角色，可能是父亲，可能是母亲，可能是老师，可能是公司主管。可是一旦某个角色做久了以后，你有一天会忘掉这些角色，忽然流露出一些属于人的部分，学生可能会说这句话不像老师讲的，或者孩子认为这话不像爸爸讲的，可是那一刹那你会明白，他不只是一个主管，不只是爸爸，不只是老师，他首先是一个人。曹丕在政治和社会定位之外，有“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的部分，这时候他回到了人这个角色本身，这个角色有很可爱的部分。文学和美学最大的贡献，就是能把人从各种固定的身份中解救出来。
比如，我们为什么会喜欢唐明皇这个角色？他是我们美学里的第一男主角。日本人也拍他的故事，迷他迷得不得了，就是因为他违反了帝王的角色，去谈了一次恋爱。这种角色是你在道德上不能接受的——皇帝爱上自己的儿媳妇，而且年龄差距那么大。在传统道德标准里，他这是不伦之恋。可是很奇怪，唐代的诗人写有关他的诗句的时候，会忘掉他的其他角色，把他还原为一个男人，那里面有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爱。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不具备这种勇气，你还是会觉得尴尬。我是学历史出身，讲到历史真实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故事实在很糟糕，它完全可以变成一个很肮脏的故事。可他就是要这个儿媳妇，先让她出家去做道士，然后再转回皇宫里来做他的妃子。我们从世俗角度很难接受，可是你读《长恨歌》的时候，会完全忘了他的角色。“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我们读这些句子的时候，所有道德alt绊一笔勾销，只剩下人对人的真情。这就是文学和美学的迷人之处，它把人解放出来，还原成一个个体，而这个个体可以超越国家、家族、伦理、性别。
我们也常常感动于白蛇和许仙的爱情，但你在现实里绝对不会爱上一条蛇。可是在看戏的时候，你会落泪，会感动，会觉得那条蛇被压在雷峰塔底下是不对的。
文学和美学对人的拯救很明显，我们平常总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僵硬的角色，可是当我们面对真情的时刻，社会角色就变得不重要了。那些要在伦理和社会里完成的部分，会被文学和美学消解掉。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白蛇传》？爱情发生的时候，连对方是不是人都不管了。如果一个生命从来没有经历过一次无怨无悔的爱情，应该是最大的遗憾，所以文学和艺术解放了很多东西。我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我们在初恋的时候，都是白蛇和许仙，可是等到做了父母，就都变成法海了。
经常有学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告诉我，说她爸爸妈妈怎么反对她和某个男孩子在一起。我就带她看《白蛇传》，说你现在就是白蛇，觉得自己被压在雷峰塔下好可怜，可是小心一点，三十年后你可能就是法海，因为角色一直在转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但还有一个更大的、更有超越感的立场：美学。
三国就是一个大的美学时代，因为它的立场非常多。我们在读曹操、曹丕的时候，会发现他们所有的角色都在倒错，而倒错是美学里很重要的部分，帝王不像帝王了，变得如此忧伤。“天汉回西流”，整个天河都在回转，“三五正纵横”，所有的星辰都在天上布列。夜晚失眠，起来看大自然，白天沉溺于政治斗争的帝王，忽然在这个时候恢复了人的本性，恢复了对大自然的感情。倒错是种弥补，使人能拥有丰富、完满的人性。
在曹丕看“天汉回西流，三五正纵横”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农夫因为要去田里工作而早起，也看到了“天汉回西流，三五正纵横”，只是他写不出这样的诗。可是在对美的欣赏这一点上，帝王和农民其实是没有差别的。
“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这里的草虫和孤雁，都是讲自己生命里的哀伤和孤独。“郁郁多悲思”，生命里有这么多忧郁和悲愁，“绵绵思故乡”，久久回想着故乡的种种。他大概还记得曾经和弟弟曹植骑着竹马一起玩，一起打闹，可现在是君臣关系，兄弟二人要争夺一位女性，争夺皇位。
所有人都曾经天真过，文学就是为这份天真留存的最后一片净土。一个老师或者父亲与孩子最接近的时刻，是因为你忽然想起，其实你自己也有过童年或者当学生的时候。一个学生因为恋爱谈得一塌糊涂而哭哭啼啼，我就会想到自己那时候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这时彼此一定会有很好的沟通。
大家一定觉得不可理解，一个篡位的皇帝怎么会这么优柔寡断，这么感伤？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白天完成的我，跟晚上完成的我，刚好是两个相反的我。白天一切不能满足的部分，会在梦里满足。弗洛伊德也指出，艺术创作也是生命的弥补，所以艺术并不是我们平常的形象，而是反常的。在艺术里表达的部分，刚好是我们在现实中无法完成的部分。苏东坡越不能退隐，越要去写退隐的诗，真正退隐的人可能就不会再写这类诗了。
“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想要飞，可是连翅膀都没有，想要过河，连桥梁都没有，生命竟然如此悲哀。“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这样的结局，连曹操的复杂性都没有，他就是一味地呈现人的孤独和虚无，可是这个人在白天是会篡位的。
三国的时候，五言诗的结构已经非常稳定，譬如曹丕的另一首《杂诗》：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
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
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
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
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从一朵自西北边飘来的云开始描述，说云像车的盖子。它和“飘风”会在一起，就往东南去，“行行至吴会”。可是吴郡和会稽郡并不是故乡，也不可能停留很久。“弃置勿复陈”，这些东西形成困扰，他很想不去管它们。《圣经》有一个浪子的传说，其实浪子是一个很特别的象征，没有稳定的居处，不断经历生命的各种孤独感和冒险感。曹丕讲的“客子”就是“浪子”的意思。
这种说法可能与《文选》里的注解不一样。大家都认为这首诗是描写曹丕想念自己的故乡，但我觉得这个故乡不是地理上的，而是心灵上的故乡，是对生命无常的感悟，心里有一种无主性，就像陶渊明的“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我自己也有很深的体会。我出生在福建长乐，一岁来到台湾。有一段时间，我对故乡一点记忆都没有。等到某一年回去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诗里所写的乡愁其实是一个莫须有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事件，只是心灵的一种状态。
“乡愁”是觉得自己所在之处都不是故乡，因为你有更大的归宿，那个地方我们可能还不知道。曹操和曹丕的诗一直有一种很强的流浪感，它和世俗里的漂泊不一样。他们已经是帝王，现实中有很大的稳定感，可是他讲的故乡，是心灵上莫须有的归宿。
三国时期的文学和汉代文学最大的不同在于，汉代有一块土地在脚下，但这块土地在三国时不见了，那土地就是心灵的认同和归宿。如果生命是无常的，故乡的意义又是什么？脚下的土地又有什么意义？就像苏东坡讲的“人生如逆旅”，他到每个地方，都觉得身在异乡。
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里讲过一个人，看到父亲也陌生，看到母亲也陌生，看到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陌生，这其实不是异乡人，而是陌生者，他觉得自己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他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人家问他的家乡在哪里？他说我没有家乡。你属于哪里？他说我不属于哪里。父亲是谁？他说不确定父亲是谁。所有的东西都不确定，其实就是心灵的乡愁，是生命本质的虚幻，是有一天你忽然觉得最亲密的人也很陌生，是那种彻底的荒凉。
三国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虚无思想，与佛教的传入有很大关系。儒家非常强调亲情，可是佛教认为生命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这种忧郁在曹丕的诗里非常明显。曹植的诗比较华丽，带有很多贵族气息，可是曹丕的诗中却有一种很强的流浪感和虚无感，可见三国时代人的两极性。
《白马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曹操一度非常溺爱曹植，想要立他为世子，所以曹植的诗里有一种“骄纵”。来看一下曹植的《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唐诗里有很多这种诗，比如我们称李白的诗为“贵游文学”，就有点类似这种。“白马饰金羁”，连白马身上的配件都是黄金的，一开始就是贵族，诗里有华丽的贵族气。“……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原来是幽州和并州的游侠。曹植的诗形成了中国的游侠文学，这也是流浪，可是和曹丕的流浪不一样。曹丕的流浪有一种孤独感和忧愁感，曹植的流浪却是一种冒险的快乐，有点儿像李白《少年行》的感觉，李白的“银鞍白马度春风”也是在讲一个贵族少年在春天里游玩的景象。
曹植身上有一种被宠爱、溺爱的贵族气，这可能也变成他后来没有获取权力的原因，其实华贵是很容易堕落、耽溺的。曹丕和曹操都有一种不稳定感，这种不稳定感，反倒使他们对世事有一种谨慎。
但是曹植身上有明显的贵游文学气质，“白马饰金羁”，“羁”是绑住马鞍的部分，就是笼头一类的东西，全部用黄金装饰。“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很小就离开家乡了，前一句和曹丕离开故乡的忧愁一样，可是下面一句是“扬声沙漠垂”，在大漠中建立了名声，因为他是游侠，这个部分曹丕没有，曹丕很少有大气度、很快乐、很昂扬的东西，大多都是哀愁的。两个诗人的风格截然不同。
这一家真是很不得了，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个人，形成三种不同的诗风，三个人的个性也不同。其实曹丕和曹植的东西都是从曹操那里获得的。曹操这个人很丰富，有对华贵的追求，又有忧思的成分。父亲对两个孩子的影响很明显，可是两个孩子的个性迥然不同。“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游侠手上不管白天晚上总是拿着一把良弓，“楛矢”是用楛木做箭杆的箭。
下面这一段很精彩，进入到一种电影的蒙太奇手法里，叙述一个游侠在马上射击的速度感。我说蒙太奇，是因为这里有一种快速连接的感觉。“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左边打到靶心，右边也打到了靶心，“仰手接飞猱”，往上伸手射中敏捷的猿猴，“俯身散马蹄”，然后趴下身子来去射马蹄箭靶。“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这前后六句是对左右上下四个动作全方位的描写，把四个毫不相干的动作连接在一起，从而产生一种清晰的速度感。
“蒙太奇”这个词我在美术课上常常提到，它在法语里的意思是把两个不相关的东西嫁接在一起。我们的广告词常常使用蒙太奇手法，可是我们对于蒙太奇不见得很了解。当它用在文学和艺术上时，会产生一种速度感。最早的蒙太奇出现在艾森斯坦的电影里，一边是马蹄的快速奔跑特写，一边拍一个人要被杀死了，拍着那个马蹄，再拍那个人被杀死前的挣扎，就这样一直来回跳，观众就会因此产生紧张感，因为这个马蹄与这个人会不会被杀有关，这就叫作蒙太奇。如今的电影里常常看到这种手法，可是在早期的文学中，比如曹植这首诗里就已经用到了。
诗很像电影，因为它有很多连接的方式，像“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就是用九个不连贯的东西来构成蒙太奇。如果我是导演，我就需要拍枯藤、老树、乌鸦等九个画面，构成一种心境。卓别林有一部电影叫《寻子遇仙记》。一个小孩长大后，卓别林把他叫来说：“今天我们要走哪一条路，你知道吗？”小孩说：“知道。”这是一个画面。接下来是卓别林把一个玻璃工人的玻璃架在背上，背对着镜头。下一个镜头，那个小孩拿着石头把玻璃打破。第四个镜头是一个女人走出来，看到玻璃被打破了，一个玻璃工人说：“修玻璃，修玻璃。”大家就笑起来了。当然这是一部默片，上面是想象一下众人的对话。这部电影就是用蒙太奇的方法，把不同场景拉在一起，产生戏剧效果。蒙太奇只是一个客观技法，能产生你想要的各种效果：紧张、宁静、喜悦。
从“白马饰金羁”，到“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速度感加快。如果念这首诗，前面可能会比较缓和，到了这四句速度就会加快，将阅读带入一种视觉现场。因为那四个句子的蒙太奇手法已经完成，这个人身手矫健，既可以左，可以右，又可以上，可以下，再讲这个“狡捷过猴猿”的结论，就显得合理了。如果去掉这四句，直接得出结论，就没有力量，因为没有了过程。
曹植在《诗品》当中被列为上品，他是个好诗人，在叙述过程中有很多技法，能把你带入现场。相比起来，曹丕的诗就是保守的，是从汉乐府延续下来的，没有那么大的创造性。
在单纯的文学创作方面，曹植的才华明显比他哥哥曹丕高。我想曹操也看得出来，可是曹操也要考虑，诗歌才华这么高，是不是适合做人主？这是很复杂的问题。这两兄弟从小就在斗争，斗争的主题是人主的位置，也在比文学才华。在这方面，哥哥是个受压迫者，他永远都觉得自己输给了弟弟。民间流传七步诗就可以证明这个哥哥真是很惨。
从心理学上来讲，哥哥所受压抑很大，但我们通常只看到曹植的压抑。我为什么那么推广欣赏论？因为才华不被欣赏，嫉妒不能转成羡慕，真的非常不幸。曹丕因为弟弟的才华而从小受到压迫，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他个性上的阴狠。有没有注意到，曹丕身边有“建安七子”，他们是非常精彩的一批文人。曹丕本身文采也极好，他对别人都欣赏，就是对自己的弟弟没办法欣赏。
我们总觉得苏东坡一直受打击，频频被流放，可是我们没有想过，他能写出那么好的诗，令身边多少人嫉妒得要死？其实生命是共同创造的过程，美而不让别人受伤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很大的包容。能够让所有的嫉妒都变成羡慕和欣赏，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种学习。台湾目前刚好处在这种阶段，个体生命都解放了，可是在这个过程里，每个人都不服别人。那怎样才能做到既自我完成，又让别人羡慕和欣赏？这是我们正在面对的，必须经历的非常重要的文化阶段。
曹丕也不见得做得很好，他还是要去嫉恨弟弟。事实上，我也不太清楚如果我有一个这样的弟弟自己将会怎样对待他。你看曹植的诗都觉得发亮，其实影响李白最深的一个人就是曹植。他的诗里有一种光线，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的诗有一种别人无法企及的光亮，如果说别人是木头，那他真的就是黄金和珠宝。
其实曹丕和曹植也可能彼此欣赏，因为兄弟俩都爱文学，都有才华。可是他们的才华又这么不同，所以彼此间又有一种抗争的力量，这其实是非常值得体会的一种矛盾。但我们不能用世俗、狭窄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我一直很怕看诗文的注解，因为注解会把这个东西定型。其实，这两兄弟之间一直在比，这可能也是他们的父亲造成的。曹操要他们在各方面比：权力、智慧、文采，甚至爱情。在比的过程中，他们俩都有很强的表现力，大家一味地认为曹植输了，是弱者，其实不一定。他在诗上是强者，他的诗锋芒毕露，曹丕的诗则比较木讷、敦厚。而在政治上，曹植反而是弱者，是受伤的角色，因为在政治上他们俩和自己的文学完全是两个路子。
大家读曹植的诗，可以感受到他的力量。“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曹操很大的一个贡献是把领土往北边拓展了。隋唐以后，文化与北方的胡族融合，当中有曹魏很大贡献。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受到阻碍后，没有再往南走，而把精力放在了北方，拿下了半个朝鲜半岛，又一直打到了今天的新疆地区。曹植因为从小就跟着父亲去打仗，所以才会写“羽檄从北来”，描述的是告急的书信频频传来。
“虏骑数迁移”，“虏骑”是指匈奴，被打败以后，只能往北逃。其实唐代的边塞诗人也是从曹植这里继承了传统。整个魏国将攻击目标转移到北方以后，开拓出了新的边疆文化，一种与胡族文化来往、交融的文化。
假设当时曹操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南方，我想三国的历史可能很快就结束了。所以赤壁之战未必是坏事，对于曹操来讲，他明白了自己以后的重心在北方，而占有南方是迟早的事，所以他在赤壁之战后把大部分的力量都转到了北方，这就产生了“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这些句子。“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这是汉武帝以后又一次汉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大争战，曹操使北方的边界大体稳定。
三国虽然是分裂局面，但这个分裂只是在内部。对外来讲，曹魏不断往北方打，蜀汉不断往西南打，孙吴不断往马来半岛打，从整体而言，这个时期反而是个汉族的大扩张时期。中国历史上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每次看上去最弱的时候，总是扩张最激烈的时期，三国时期内部是分裂的，边陲地区却在拓展。
蜀国的诸葛亮七擒孟获，抓了又放，放了又抓，搞得对方糊里糊涂，直到最后心悦诚服。这其实是汉族的一种政治炫耀。诸葛亮的目的就是要稳定西南边疆，如果后方不稳定，他每次出征都会有后顾之忧。曹操对北方也是一样，发展非常快，因此也让曹植的诗里出现了塞外的美学。
汉诗里很少见到“长驱蹈匈奴”这种句子，虽然汉武帝时也曾北伐匈奴。《史记·李将军列传》里能读到一些，可是对文学影响不大。第一次在诗里写出这种句子的就是曹植，这直接影响到了唐朝的边塞诗。汉族属于农业社会，大家都稳定在土地上，文学也比较抒情、温柔，没有什么开拓性和冒险精神。曹植经历过开疆拓土的冒险之后创作的作品，形成了唐代边塞诗的源头。
曹植的影响太大，在文学史上被反复提及。“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佛教文化和老庄文化兴起的时候，儒家文化也有机会被提出来单独思考。父母、妻子都是儒家文化里最重要的部分，可是游侠是背叛儒家文化的，他们把生命放在锋刃之端。我非常喜欢这个“弃身锋刃端”，就是把人的生命放在刀锋的边缘。当生命被放在刀锋边缘的时候，人就会有一种冒险精神，这与农业文化中的安分稳定很不一样。“弃身锋刃端”是典型的三国美学，“性命安可怀”，是说连生命都变得不再重要，父母、妻子就更不用说了。
如何把个人从群体当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中国人群体的力量太大了，与古希腊的个人主义非常不同。我们讨论一切问题都需要从群体的角度出发，任何人对任何事情的看法、态度往往也是群体的。个人一旦离开群体就是背离，就是大逆不道。所以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不具冒险性，人一定要躲在群体中，才有安全感，可是西方的文化却特别鼓励个人的孤独。
三国时期利用游侠这种角色，开始把个人从群体中分离，变得孤独，而这种孤独，是把生命放在冒险的边缘，父母和妻子都可以不顾，这对于儒家伦理而言当然是非常大的叛逆。从曹植到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此时出现了孤独的个人，这是对个人精神的解放。我们很少在李白的诗里看到爸爸、妈妈、妻子、孩子，都是“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而杜甫的诗里总是妻子、孩子，他又重新回到农业文明里。
当然他们的诗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文化根基不同。中国历来就群体性太强，所以需要一点个人的释放，很多文学都是对个人的解放。譬如《红楼梦》，林黛玉、贾宝玉都是背离群体的。贾宝玉的父亲让他考试做官，他坚持不去。林黛玉一开始就父母双亡，孤独地进入一个群体，而她对群体一直持批判态度。她十三岁进入贾府，贾府上上下下三百人都是亲戚，可是她从一个孤独者的角度来看这个家族，她是唯一不鼓励贾宝玉进入这个群体的人，所以他们才会成为知己。薛宝钗却总是劝贾宝玉读书，理由是大家都这样，你不能和大家不一样。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曹植很有趣，他在这里认为这个“我”是属于侠士、侠客、壮士这个族群的，而不属于儒家的族群。儒家是要照顾亲族关系的，但他却从亲族关系中解放出来，反而把群体当成私，因为眷顾父母、妻子会变得没有更大的生命情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个结尾其实有一点转回到了儒家，为了国家，把生命捐献出去。“视死忽如归”，恐怕这才是本质，把死亡当成人真正的最后归宿。
“视死忽如归”是很迷人的句子。过去“视死如归”都被用在为国家赴难的忠臣身上，可是视死如归就是把死亡当成归宿，它和为国捐躯是两个不同的意思。曹植的“视死如归”与曹操的“去日苦多”，本质上完全一样。“视死忽如归”，看待死亡如同归宿，这样的句子里蕴含着一种豪迈、悲壮的美。可是曹植这样讲的时候，表达的是对生命本质的态度，从中可见曹植的悲壮、华丽，以及个人的解放、任性和骄纵。
《名都篇》：青春像花开一样
再来看一下这首《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
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
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
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
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
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
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
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
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
脍鲤臇胎鰕，寒鳖炙熊蹯。
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
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
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
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这一篇直接用文字和词汇来形容华美。“名都多妖女”，他竟敢直接用“妖”这样的字眼，我们现在都不太敢用，觉得很另类。曹植的诗从来就不是现在正常的状况，而是远离正常伦理的。“妖”就是年轻漂亮，就是朝气蓬勃。曹植的诗中有一种很强的青春感，一点也不老态龙钟。“京洛出少年”——我们后来的文化大多是歌颂老年，京剧中的主角常常是白发苍苍的老生，少年在舞台上常常不美，总是那种会躲到女人背后的类型，比如王金龙、陈世美，都不是很正面的形象；但曹植和李白的诗里有中国的游侠传统，有对青春的歌颂，青春像花开一样，有一种灿烂的美。
可是宋朝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传统消失了，对少年的歌颂就变得非常少，因为追求安定，追求中年以后的稳重圆融，而少掉了少年的青春之美。人可能都要历经沧桑，才能形成对生命的美的体会，曹植的诗有一种对青春美的眷恋。“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这两句充满贵族气，色彩华丽而鲜艳，这是汉诗中没有的，汉诗绝不敢这么夸张。过去一定是强调道德的，可是这里强调华美。一个社会在动荡不安或者即将革命的时候，这种句子就会出来。
“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斗鸡、走马都是少年、妖女们的休闲活动，对西洋美术史比较熟悉的朋友可能会因此联想到希腊精神。希腊精神有一种对强健体能的崇拜，这种强健在中国的宋代以后极度没落。可是三国魏晋时期有，它能刺激出一种生命里的激情，从体能上把人的精神扩展到很阳刚的状态。
曹植常常被误会，因为写了《洛神赋》，大家觉得他似乎整天都在谈情说爱，把他界定为很阴柔的诗人。我却认为曹植的诗非常阳刚，他的个性里有很多开朗的东西，绝对是纨绔子弟。“纨绔子弟”现在已经带有贬义，可是在古代，曹植和李白就是那种整天穿着丝绸骑马出去玩的纨绔子弟，他们是贵族里的精英。你可以批判他们，可是他们身上又带有一种豪迈之气，那种阔绰、开朗。可以说，没有曹植就没有李白，李白的豪气全部来自曹植。
“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这里又开始用电影的蒙太奇手法。他在墓道的树边赛马，跑了一半的时候，忽然看到两只兔子。“揽弓捷鸣镝”，马上就拿起弓，响箭快速地射出去。曹植的诗中有很多关于声音和关于速度之类的感官上的东西。
“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追兔子追到了南山上。“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这里面全是在讲速度，有一种对生命的征服，这些对后来的唐诗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一再强调，在一个稳定的农业社会里，不会出现这样的诗，稳定的农业时代一定是“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之类很平和的诗，因为那种社会里的生命不会有大起伏，可是贵游文学和游侠文学里就会出现冒险和冲撞力。当然，这里没有好坏之别，二者都是应运而生。
有才气的人似乎都出在三国，这些人如果活在汉代，就必须安分，因为在农业文化里，才气会让大家不安定。四百年的汉朝没有出现什么竹林七贤，一到三国时就都出来了。从美学上讲，乱世是释放才能的极好机会。在一个一切制度都很稳定的时代，大家就安安稳稳的了。魏晋美学并不是文学的主流，汉唐美学才是主流，可是魏晋美学会引发一种另类思考，会让这个民族在木讷的时候有些变化，让我们感觉到一些新鲜的味道。所以三国的动荡其实是人性的一种完成，“一纵两禽连”其实并不是在讲抓兔子本身，而是指对生命潜能的激发。
“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好精彩！这是典型魏晋美学的句子，把旺盛的生命力扩展出来。我们都有余巧，有很多的潜能，只是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没有机会施展，稳定会把你的潜能从一百变成五十，甚至三十。如果用到五十或者八十，就会变成叛离。可是在曹植的诗里，生命里那些发亮的潜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励。表面上是在写打猎，其实是在讲生命的某种状态。
“仰手接飞鸢”，用手接住从天上掉下来的鹞鹰。“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旁边人开始呼叫、赞美。“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回来以后就招呼大家一起喝酒玩乐。李白的《将进酒》里也全是这种东西，可见李白从曹植这里偷了多少东西。曹植的文学对唐代文学影响非常深远。“美酒斗十千“，非常感官化。接下来，他要告诉你菜怎么做，鲤鱼怎么烩，alt鱼有多么嫩，鳖和熊掌是怎么料理的，用蒙太奇的手法，鲤鱼、alt鱼、鳖、熊掌，四盘菜出来，仿佛都能从字里行间感觉到香味。一个好诗人会直接把你带到现场，绝对不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我们好像跟他一起去抓了兔子，一起感觉到鸟从天上掉到手里的快乐，现在又一起喝酒，一起吃这些美味佳肴。
“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大家已经觉得快乐得不得了，这么好的一个宴会，都是好朋友。可是还没有完，大家忽然想到一个主意，说我们来踢球。鞠是一种用皮革做的球，实心。蹴鞠是当时贵族很重要的游戏，有很多技巧，可以用身体的各个部位去接触球，会带来身体上的各种变化。
“连翩击鞠壤”，踢球、击壤，“连翩”是形容身体像鸟一样在飞。“巧捷惟万端”，是说身体变化万端，很像我们现在看的世界杯。这里其实有一种西方精神，古希腊的运动就与个人生命解放有关，这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因为我们后来的文化里越来越少这个东西。等到《红楼梦》的时候，所有青少年就都已经不运动了。
曹植的诗中有一种开拓精神，初唐延续了他的这种精神。曹操身上也有这种精神，所以人们会说唐太宗“神武同于魏祖”。他有一种大精神，不计较篡位不篡位，其实政治斗争很可怕，可是大家也不在乎，老百姓会觉得你杀你哥哥关我什么事。百姓要的是国家好，能开疆拓土。
可是唐代的史官和宋代完全不一样，宋代的史官很在意伦理和道德上的角色。一个规矩越来越多的文化，到最后就少了创造力。创造力太强的文化，就会很野，很残酷。唐太宗和武则天都够残酷，可是他们都有创造力。这有点像佛教所讲，创造和破坏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在大历史中，这一段时间是野的，下一段时间就会文雅，历史会调整。如果大家觉得从曹植到唐代这段时间越来越野，越来越残酷，那不用太担心，因为宋以后就努力地规矩了，社会最后会在自由和秩序之间找到平衡。宋朝人不是骂李白说“白昼杀人，不以为非”吗？那是因为李白写过“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的诗句。我们读李白的诗觉得很豪迈，可是被杀的人当然不觉得豪迈。唐朝是从游侠的角度来看，宋朝是从被杀者的角度来看的，所以宋朝人不喜欢李白，这就是平衡。美学是需要不断平衡的，再好的文学都不可能永远不变。魏晋的东西是在平衡汉代，因为四百年间一直太稳定了。
“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夕阳下山，生命里最美好的东西毕竟留不住。魏晋时期那种对生命的虚无感又来了，不管多快乐，吃再好的鳖，踢再好的足球，到最后还是发现，唯一无法超越的东西是死亡。李白有一句诗“长绳难系日”，用再长的绳子，都没有办法把太阳拉住，死亡是他们最大的悲哀。
“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曹丕的哀伤是一路到底的，但曹植在本质上是乐观的。乐观的人，在政治上常常会失败，因为他比较天真，很直接。曹植的个性里有一种直率、阳刚，有对生命的爱和眷恋，我特别不认同人们说他阴柔。
《洛神赋》：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之美
一个男子用这么长篇幅的文字来写一个女子，一般人就认为他如此耽溺于女性，肯定是阴柔的。在儒家的伦理里，女性的任务就是传宗接代，她不代表别的角色，当时人从来不用“性爱”这样的字眼，而是叫“敦伦”，因为就是完成伦理。男性的爱情有时候会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而不是妻子。他可以纳妾，可以有很多歌伎，可以转移，就是不会在妻子身上。
如果我们明白当时的女性只是被界定在这样的角色里时，就会知道《洛神赋》的重要。它是男子用美学的态度来对待女性，完全不是伦理，曹植把这个角色转化为一个神，因为她不可能在现实里存在。
南宋以后为什么会出现白蛇这样的女性？因为这种女性在现实里是不存在的。当时男人恋爱的对象大多是神、仙、妖，要不然就是狐狸。比如《聊斋志异》中，男性和鬼恋爱，和狐狸恋爱，其实都是他们现实中爱情愿望受到阻碍的结果。儒家伦理把两性关系界定在这样的状况里，就会有一部分没法满足。
赵孟alt手书过一部《洛神赋》。赵孟alt是一个幸福的人，在我们的传统伦理之下，很少有男性像他这样幸福。他的夫人管道升刚好是他的爱人，也画画、写诗，常和赵孟alt以诗相对，“你侬我侬”就是他夫人写的。他一生的政治也很顺利。从他书写的《洛神赋》，能感觉到一个男性对女性的那份爱。因为他和夫人管道升之间真的是爱情关系，一直到年纪很大时，都有爱情。就像李清照与赵明诚，也是爱情的关系。
我想这是我们文化中非常需要找回的东西。过去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被定位为伦理，如果只是伦理，他们之间几十年相处，会变成非常可怕的关系。所以男性会在文学的世界里背离出去，向往一个虚幻的世界，不管是狐、妖、鬼，他都要，他太渴望找到一份可以眷恋，可以忧伤，可以依靠，也可以感觉到体温的爱情。可是在伦理的关系里，这些都无法存在，有的只是请安、敦伦。所以，《洛神赋》非常重要。大画家顾恺之后来将它画成了画，但失传了，现在能看到的是摹本。中国文人一哀伤的时候就会以洛神为主题画画。在这个文化中，男性的性需求有太多机会可以解决，可是他的爱却是空虚的，他始终没有办法真正好好爱一个人，可以这么久地去端详一个女子的美，去形容这种美。男性和女性都很欠缺这个部分。
明白了这一切，再去读《洛神赋》，大家就可以了解到，曹植将自己对上述情感的一种向往，变成了一篇美丽的文字。
这篇文章为什么这么重要？这幅画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在此之前，男性对女性的爱情完全是被堵塞的，《洛神赋》就是在文学和美术上，给大家一个出路。你可以想象过去那些可怜的男人读这篇文章时的满足感，他可以这样去欣赏一个“肩如削成，腰如约素”的女性，回到家里，为什么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去欣赏太太？因为一旦被定位为伦理以后，他就不会去欣赏她。这篇文章与道德毫无关系，“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惊鸿一瞥”，全部都是欣赏。为什么顾恺之这么想画这张画？因为文字的描述太美，而且将女性的美变得独立了。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其辞曰：
余从京域，言归东藩。背伊阙，越alt辕，经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俯则未察，仰以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是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
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瓌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
尔乃众灵杂遝，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扬轻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伫。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于是越北沚，过南冈，纡素领，回清阳，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
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返，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alt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古希腊女性的美一直和雕刻联系在一起，今天还可以在卢浮宫看到《米罗的维纳斯》，让人可以如此直接地感觉到女性身体的美。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完全没有这部分，唯一的可能是通过文学来描述身体。可是和古希腊比起来，还是不那么直接。文学的满足变成很大很大的渴望和向往，然后又有画家画出来，但基本上还属于精神层面美。
中国文人在女性身上得到的美，长期以来都是精神与性灵的美，不像古希腊那样。古希腊是非常直接的肉体美，让你感觉到这是一个身体，感觉到这个身体的骨骼、肌肉，甚至体温。橘园美术馆曾来台湾办展，你可以看到雷诺阿和毕加索是怎样处理女性身体的，他们特别直接。可是顾恺之的画则非常注重精神，因为曹植写《洛神赋》的时候，一开始就把这个女性定位于精神状态，是神，根本不存在于现实里。所以她的肉体不是最重要的，虽然其中也有对肉体的描述，但大部分都是“神光离和”，一直在那边闪烁、飘忽，让你看不清楚，捉摸不定。
中国人的两性之爱很复杂，很大一部分是在调情。这个调情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调情，而是精神上的调情，因为怕真正相遇就幻灭了。《洛神赋》这么长，全部是精神上仿佛听到了，又好像没有听到，看到了，又好像没有看到。她一会儿在水面上，一会儿又跑到云端。所以顾恺之这张画也画得非常超现实，这个女子忽而在水面，忽而在云端，不是人可以追踪的，而是人们向往的那种不确定。恋爱的迷人也在这里，如果一个人总是在你面前，你大概也挺烦的。就因为这种飘忽不定，构成了极度的缠绵。
《红楼梦》很大胆。其中写到贾宝玉有一次在梦里跑到太虚幻境，天上的警幻仙姑来迎接他，说他是天下第一淫人。贾宝玉吓了一大跳，全身发抖，说我才十几岁，根本不知“淫”这一回事。这绝对是儒家的观点。警幻仙姑说，天下那种淫都不算淫，那只是皮肉之滥淫，几分钟的快感，我说的“淫”是意淫，是精神上的追求和向往。《洛神赋》表达的就是这种情感，但还是不敢用“淫”字，可是曹雪芹就直接用了，就是精神上的交会。肉体上的亲密非常短暂，也很粗糙，曹雪芹是一个好的文学家，他能够透视我们这个民族里层的一些东西。
赵孟頫和管道升一起写诗，一起弹唱，一起画画、聊天，其实他们之间是精神恋爱。如果肉体的恋爱缺少了精神的部分，就会变得非常粗俗。台湾目前也很需要向精神层面过渡，而不是几分钟买一个槟榔都觉得有性爱在里面。其实情感可以有另外一种包装。文化本来就是一种包装，它能把人类最原始的东西，慢慢地用不同方式修饰到更能体会到人的意义和价值。人的问题如果像动物一样，以交媾来解决就可以了，可是人毕竟不是动物，还是要追求精神层面上的满足。
曹植用了这么长一篇文章来写洛神，可是通篇没有事件，全都是描述对象本身。他的观察与欣赏要专注到一定程度，这个东西才会出来。有的注解说，他可能并没有爱自己的嫂嫂，但我觉得这不太可能。他如果从来没有这样专注地欣赏过女性，绝对写不出这篇文章。他所有的描述都集中在女性的服装、化妆、五官上，可见他对女性有过非常细腻的观察。他对女性身体的细腻描述，是在他以前的文学中完全没有过的，但是曹植全都注意到了，比如走路的姿态、像雾一样飘起来的衣裙，全是细节描述。这篇文章可能是中国情书的最早范本，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大家还在抄“惊鸿一瞥”之类的词，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忽然又不见了，那个东西变成你记忆里最长久、最不能忘掉的美。
确定和不确定的状态是很不同的，婚姻会比较确定，恋爱是很不确定的，可是在确定的婚姻中，如果能保有一个长期的不确定，婚姻就会有另外一种丰富度。婚姻最怕完全确定，一旦变得无论如何都跑不掉，那就够可怕的。我有很多朋友的婚姻发生问题，我就说那是因为你们太确定了，太确定以后，会觉得对方一点都不在意自己。婚姻中的两个人都对我讲，恋爱时他是什么样子，现在完全变了。因为确定以后就觉得无所谓，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有所谓的。
《洛神赋》是对两性关系的提醒，告诉我们要随时保持对美的欣赏，一点点服饰，一点点动作，一点点声音，一点点笑容，都是被记忆的，也是被认真看待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的美和欣赏的重要性。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曹植到京城拜见做皇帝的哥哥，回来的时候经过洛水。古人说：“斯水之神，名曰宓妃。”这个地方有一个神叫宓妃，有人认为就是甄后，所以他“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下面是他讲的话：“余从京域，言归东藩。背伊阙，越alt辕，经通谷，陵景山。”全是漫漫长途的疲倦感。到了“日既西倾，”太阳西斜，“车殆马烦”，车马都累得不得了。我们生命的状况常常是这个样子，每天上班、打卡，整得自己疲倦不堪，因为生命变成重复，只是为了到达某个目的地，完全看不见过程的美好。所以“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让车子停下来休息一下，让马可以吃一点草。“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流眄”是眼睛顾盼，如水波般流动。这篇赋不只是对一个女性的爱恋，也是对自己生命的爱恋。在生命疲倦时，要尽量找到属于自己本原的部分，所以很重要的转折在于“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这是休息的开始。
“精移神骇，忽焉思散”，平常我们的精神会专注，可是这个时候他的精神忽然开始涣散。涣散很重要，当一个人做所有事情都有目的性时，精神移动了，就有了另外的发展。我觉得这八个字特别重要，生命处在放松状态，不再那么追求目的性。“俯则未察，仰以殊观”，我们平常仰观宇宙、俯察地理，但这个时候他什么都不看了，就像一个空的容器，什么东西都让它进来，风吹过来就让它吹，它自己会发出声音。这一段是曹植对心灵放松所做的非常恰切的形容。
“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一定是在这种时候，美丽的生命才会出现，平常就算出现在你面前你也看不见。这个出场非常惊人，一个作家如何形容一个美丽女子的出场，千百年来都是件大事，“睹一丽人，于岩之畔”很精彩。“乃援御者而告之”，曹植问帮他驾车的人，说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人，怎么这么漂亮。所有的臣子都看不见，只是讲“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你看到的大概就是她吧，我们看不见，你可不可以形容给我们看？接下来，曹植就讲了后面的东西。
美只有他看得见，其他人看不见。这个现象非常有趣，完全像一个神话，在漫漫生命的旅途中，你如何去等待那个美丽时刻的出现。而且，这种时候你非常孤独，因为旁边的人都看不见，你没有办法证明，大部分人都不相信你真的看到了。
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很少鼓励人的非理性，可是在审美、艺术领域中的非理性非常珍贵。我们通常都有很多理性的思考与执着，忽然冒出来一个理性之外的空间或时间，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时刻。不管是从整个的中国文化史来看，还是从曹植自己的生命形态来看，《洛神赋》表达的都是一种超越、出轨的状态，使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它。
平时，学校和家庭都不鼓励大家越轨，一旦被鼓励出轨就没意义了。所有的美，都是生命的某种超越。白蛇永远被喜爱，法海永远被憎恨，可是无论多被憎恨，你都没有办法把他拿掉，因为在现实社会里，他是必须存在的角色。好的文学和戏剧，就是要有一些意外。我的意思是说，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站在白蛇的立场去憎恨法海的，可是我们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常常是法海。正因为如此，在文学里我们才会有被打开而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文学并不是让我们把某些角色拿掉，真正的美学里是没有坏人的，这些角色同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产生一种特殊的张力，这正是文学的支点。
很多人问我什么叫作美，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可是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只有在美学领域里，才可以让在现实里被憎恨的人可以被欣赏。美学的领域非常特殊。比如创作《白蛇传》这个故事的作者可能很爱白蛇，因为很爱，他才能够把白蛇写得非常好。可是如果他完全从白蛇的角度考虑，法海的角色就写不好。你看一部小说时，如果这个作家特别爱哪一个人，而努力把他写到最好，这个角色常常因此被毁掉。美的创造需要有疏离。曹雪芹的伟大在于，他创造了一百多个人物，对每一个人物他都有关心，但同时他又都是疏离的，你搞不清楚他到底更爱哪一个。
在现实里一定要选择，所以很辛苦，文学里你可以不选择。大家读一下《洛神赋》，就会发现作者把自然里的所有状态，全部放在一个女子身上来写。曹植让我们经过对某个个人的眷恋，扩大到对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欣赏。
比如他说“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这是用大自然中的鸟和游动的蛇一类的动物来形容她身体的美，所以下一次看到“惊鸿”和“游龙”时，我们就会欣赏了。美是可以互通的，我们往往因为特别眷爱一个对象，而能扩展到对不同事物的欣赏。
“荣曜秋菊，华茂春松”，秋天的菊和春天的松，都可以成为美的欣赏对象。我一再强调美是可以互通的，美可以从音乐里得到，可以从文学里得到，也可以从美术、戏剧里得到。恋爱真的很重要，当你那么深地去爱一个对象而讲不出理由的时候，就是“但为君故”的时候，你就会用一切大自然的东西去形容他，那时候你看到的生命就会扩展、丰富。
惊鸿、游龙、秋菊、春松，本来与这个人毫无关系，可是因为对一个女子的眷爱，这些事物都变得有意义了。大家读下去可能隐约会感觉到曹植根本不只是形容一个女子，是在形容整个大自然，或者形容一个生命。像秋天的菊花那样发亮，像春天的松树那样青翠。
“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好像淡淡的云遮蔽了月亮，其实是在形容一种光线非常不确定的感觉，所以用“髣髴”来形容“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好像回旋的风把雪吹起来。作者用了大自然的各种季节，包括各种植物的景象，你会发现生命的美其实可以扩大。
我们在教育里常常忽略恋爱对一个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其实一个孩子会因为恋爱关心外部世界，由此而使他的生命变得丰富起来。我们通常认为恋爱就是两个人黏在一起，其实不是。恋爱能使生命扩大，扩大到可以去欣赏整个大自然的美。一份好的情感，会维持很久，因为彼此可以不断地进步、学习、扩大。如果只是挤在一堆，很快就会腻，因为扩展不开。如果只是一种美，也很快就会厌烦，不会产生这么复杂的感觉。所以曹植一定有一次很惊人的恋爱，这个恋爱使他的生命变得开阔、丰富。他因为这样一个可以欣赏又不能接近的女子，而去看花，看月亮，看云，看各种事物，生命从而得以扩大。所以恋爱要成就的不是对方，而是自己，自己在恋爱中得到丰富和成长。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洛神赋》：生命的爱与美是混合在一起的。
下面开始用不同的距离感。“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远远看起来好像旭日东升，淡淡的颜色在发生变化；“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走近去看的时候，她鲜艳的颜色好像碧水中的荷花。诗人用了很大的风景和很小的荷花，来形容一个女子，表示生命既可以远观，也可以近看。所以《洛神赋》读起来很有趣，他教我们怎么去审美。我们出去写生，如果是从山顶俯瞰整个辽阔的平野，是一个远观的大格局，譬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可是也可以近观一朵花，像荷兰的写实主义一般细致。
宋代画坛同时出现了大山水和小花鸟，欣赏的态度会使人的生命兼具两种审美，大小都得看到，既能欣赏纤细的美，也能欣赏辽阔、壮大的美。《洛神赋》到最后让我们感觉到美的不矛盾性。现实中所有东西都是矛盾对立的，富贵就不贫贱，贫贱就不富贵，可是在美的领域里，一切都会统一，有的只是差异而已，壮大和纤细都可以是美，高贵和卑微也都可以是美。你会对帝王的威仪有一种羡慕，也会对路边的乞丐有一种怜惜。在审美领域里，这些都是不冲突的。很多人认为美是永恒的，因为任何状态都是美，能超越现实中的分别。
下面大概是中国男性文人第一次对女性的身体做具体的形容，“秾纤得衷”，“秾”是非常鲜艳、浓密、丰硕的意思，“纤”是纤细的意思。壮观和纤细都是美，“秾纤得衷，修短合度”，一切都刚刚好。讲美讲到这种地步就是没话可讲了，就是刚刚好，到底什么叫刚刚好，其实没有标准。当美变成客观存在的时候，常常会很矛盾。比如“大大的眼睛、红红的嘴”，眼睛很大，嘴唇很红，其实都可以是很可怕的程度。可是当美到了“修短合度”、刚刚好的时候，就根本没有办法形容，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状态，不一定是客观状态。
古希腊的美常常希望把生命变成客观状态，做雕像的时候，头和身体的比例是一比七或者一比八，都会计算出来的。可是中国人一直不相信客观可以成为美，客观和主观的调配才是美。别人可能觉得太胖或太瘦，太白或太黑，可是对于你来讲，她就是刚刚好，就是你没法解释的“但为君故”。
世俗生活中的美常常有客观的标准，或者是有某种流行趋势。我在日本看到男孩子都把眉毛修得很细，刚开始觉得好可怕，像鬼一样，后来我的学生带我去看柏原崇的照片，那是他们的偶像，原来柏原崇就把眉毛修得很细，他们觉得那是美，是时尚。可是这种客观的美，和我们所讲的精神的美是不同的。在精神领域的美里，客观的部分不重要，甚至会被转化，当他讲“秾纤得衷，修短合度”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已经不再去计较了。这是一种活泼的生命状态，你不能给她定型。当别人要你形容她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美常常是不可言传的。
很多人觉得《洛神赋》是需要学习的情书范本，可是它是无法学的，因为它是抽象的。我记得中学的时候，很多同学把它抄来抄去，最后变成一个很怪的东西。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初恋时最眷爱的美，想要形容还真做不到。
大家也许可以从顾恺之的画里看到什么叫作“肩若削成，腰如约素”。以前国文老师给我们讲这个，老是讲不清楚。我们觉得肩膀这样削下来怎么会好看，可是你看顾恺之画的时候可以感觉出来。魏晋时期流行修长的身体，佛教传入以后，印度人的身形比较丰满，到唐代时就流行那种两耳垂肩、下巴很宽、比较胖的体形。魏晋时期美的身体都是直线的，所以顾恺之在画的时候，有一点把她拉长了。肩膀有一点柔弱的感觉，身体有一点往下垂，尤其是衣服，因为丝织品的衣服有很多拖着的飘带，这使得她肉体的部分被服装的线条所包裹，所以“腰如约素”。“素”就是没有染色的丝，这里意思是说，她的腰好像没有骨骼，没有肌肉，只是一块丝布在那里绑住。
顾恺之的画里没有实质存在的肌肉和骨骼，有的只是衣服的纹理。这与古希腊的美学非常不一样，你注意一下《米罗的维纳斯》，几乎全部是肉体的美，可是唐宋观音像全部是线条的美，中国古代的画家不会处理肉体的。
“延颈秀项，皓质呈露”，各位也可以在顾恺之的画里去感受“延颈秀项”，也可以去看一下日本的古典电影，因为女性的头发往上梳以后，最美的是脖子上的线条。日本的电影很懂得从什么角度才能拍出修长的脖子，这与西方非常不同：西方的美可能是在胸部，东方的美重点可能在颈部，也可能在足踝，这些部分在日本的电影里都明显保留了。小林正树以前的古典电影总是拍颈部，头部有一点往前倾，眼皮有一点往下垂，要不然就是特写女性的足踝，这一切构成东方女性的美，比较含蓄、内敛。
古希腊的女性美更多偏重生理特征，东方则比较注重精神的部分，需要你去感受脖子的美。我记得小时候，女性流行穿高领旗袍，其中就有人们对于脖子的美的强调。
“皓质呈露”，“皓”是白的意思。如果你到日本京都的祗园去走一走，会在街上看到很多艺伎。日本的艺伎必须会做诗，会斟酒，会唱戏，会玩猜谜。她们有专门的服装，非常漂亮。有一位第一天出来陪人喝酒的艺伎，穿着漂亮的衣服，很安静地坐着，粉一直扑到脖子上，并延续到颈背部。扑粉时，用纸剪一个图案，用这个图案沾粉扑出妆面上的花纹。花纹下面的皮肤就偏黄色或咖啡色，上面很白，我当时就想到这句“皓质呈露”。曹植就是在讲女性的妆容，如果不借助画面，今天读起来会比较难想象。“芳泽无加”，古代讲究用香料来熏衣服，他说不必再加什么香味，因为她身上已经足够了。“铅华弗御”，古代女子的粉是用铅磨出来的，和画画用的铅白是同一个东西。胭脂涂在嘴唇上，也是画画的东西，都是矿物颜料。不需要洒香水，也不需要扑粉，“皓质呈露”的美已经够了。
“修眉联娟”是说眉毛修长，魏晋时期都喜欢用纤细和修长来形容女性。“丹唇外朗”讲嘴唇的润，“皓齿内鲜”讲牙齿的美，“明眸善睐”讲眼睛流动的美。“善睐”是说她懂得用眼睛与人家说话，用眼神与人接触和交流。“靥辅承权”是说颧骨下面有两个酒窝。
春秋战国以来，从儒家到老庄，所有的经典里都没有对人身体的直接描述。可是《洛神赋》很多在讲身体，比如眼睛、嘴唇、牙齿、眉毛、脖子，所以就显得异常珍贵。西方讲身体的非常多，《荷马史诗》里全是对海伦身体的形容。可是在儒家文化传统里，觉得描写身体就是罪恶。所以，曹植是在用一种另类的方式描写洛神。
“瓌姿艳逸，仪静体闲”，“逸”是飘动的意思，“静闲”是形容身体的姿态。“柔情绰态，媚于语言”，身体的姿态比语言还要招人喜爱，因为写到这里，洛神还一直没有开口讲话。曹植用这样的方法，其实也说明创作者在这个时刻感觉到的语言的无力，单用语言根本没有办法形容她的美。
“奇服旷世，骨像应图”，南朝的谢赫曾经编过绘画的六法，其中之一就是骨法用笔，“骨像应图”是说洛神简直就像画的一样。可是当你看到一幅画，觉得画得很好的时候又会说“像真的一样”，这就是美学上的互动。
注意一下，魏晋时期多四六骈文，可是“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一路下来，全是四个字的句式。《诗经》是四个字的规格，有平衡感、稳定感，可感觉稍有点呆板。当它需要发生变化的时候，就有了《楚辞》中的“兮”。《洛神赋》里一连串的四个字之后，出现了“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的句式，开始形容洛神衣服的灿烂。
“珥瑶碧之华琚”，“珥”本义是耳环，这里用作动词，是佩戴的意思，“瑶碧”是美玉，身上佩戴的饰物。“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描写从身体扩大到洛神的衣服和身上的饰物，比如金银翡翠，比如珍珠。
“践远游之文履”，“文”是花纹的意思，“履”是鞋子，鞋子上有很漂亮的花纹。“曳雾绡之轻裾”，“绡”是一种很薄的丝，洛神拖着长长的、像一阵雾一样的“绡”。一般“绡”是用在里边做衬裙的，可是最下边会露在外面，拖得长长的。顾恺之的画里就有“曳雾绡之轻裾”的形象。我们写情书写到这么长，大概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形容了。我常常考我的学生，用《洛神赋》这样的长度，来给你的恋爱对象写一封情书，来描述她的形态，我发现他们写两三句就没有词了。曹植在《洛神赋》里，几乎把各个部位的美都讲到了。
接下来是动作。“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这里开始讲步伐，讲人走动带来的裙摆飘动。她在山边徘徊，周身是兰花芳草的香气。“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到现在为止，全部在讲女性本身，这时，作者忽然又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了，可是却掉进了儒家文化的伦理中，说“无良媒以接欢兮”。在儒家文化里，两性的接触需要“媒”，媒是公证或者公信的力量，直到今天我们相亲还要有媒人。他觉得没有很好的媒介来和她取得联系，发生关系，所以只好“托微波而通辞”。因为洛神是在水上走的，就拜托水波来传达他的心意。这两句又把伦理转成了自然，在伦理社会的世界，我们要托良媒，可是在自然的世界，我可以借助于水波把自己的意思传达出去。
曹植一直在思考伦理与个人的关系。个人能够从伦理当中解放，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回归了自然。“托微波而通辞”非常漂亮，但他和洛神之间一直隔着水波。“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中国古代有一个习惯，碰到最心爱的人，会把身上的玉佩解下来送给对方，算是一个邀请，一个发誓，一种信约。
可是曹植毕竟活在伦理社会当中，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他身上道德性的东西。他相信这个女孩子很有教养，她也读诗，所以他很怕“托微波以通辞”造成一种无媒状况下的两性关系，这是伦理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其实我们的社会今天也仍然如此，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有大家的公证。上一次毕加索的画来台湾展览，陆蓉之老师写了个儿童版的解说词，提到曾与毕加索同居的女性都有谁谁谁，有小朋友的父母就写信骂她说：“怎么可以说同居？”“同居”其实是一个中性词，可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同居含有贬义，就因为它是婚姻以外的东西。我和陆老师开玩笑说：“你应该写‘室友’。”我们的婚姻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的，非常怕私下的东西。这里也透露了曹植一旦意识到“我”的时候，也非常紧张“无良媒”这件事，有点儿遗憾。又讲这个女子是读诗的、有教养的，这与他前面描绘的身体的美是不同的。“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他们两个之间互相爱慕，洛神手持美玉与曹植应答，指着深深的流水许下期待。
“执眷眷之款实兮”，他这么认真，“惧斯灵之我欺”，他很害怕洛神骗他，其实曹植的内心恐惧来自他的情感解放。一般认为这篇赋是因为他爱上自己的嫂嫂而写的，因为那份感情是不可能发展的，所以他有恐惧。两个人之间存在对彼此才华的欣赏和相爱的可能，但是在伦理上却不被允许，所以他才会说“惧斯灵之我欺”。其实他自己也明白，这份感情根本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发展，只有在文学、美学或是梦里才能发展。
“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这是他的彷徨，其实是失恋的状态。喜悦与悲伤加起来才叫恋爱，所以每当有人告诉我说他失恋了，我会说“恭喜恭喜”，因为如果没有恋爱的喜悦，就不会有恋爱的哀伤，这两种情感是一体的。
诗写至此，作者呈现出很大的犹疑、徘徊，觉得一切都不确定。尽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可是他已经觉得自己的追求受到很大阻碍，也担心对方在骗自己。恋爱里的人有时会觉得对方在骗自己，大家都沉溺在被骗的恐惧里，一旦这样，情感就进入一种紧张、猜测的状态，用“狐疑”来形容非常精彩。狐狸是非常警觉、非常敏感的动物，听到一点声音就会紧张，曹植用这个词来形容情感上的变化。“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礼教出来了，男女之间应该有所防范，应该收敛。
在爱情中我们都有这种体会：情感很热烈，可同时又害怕，紧张，退缩，觉得有礼教在。曹植完全没有任何隐讳地写出了他爱的状态、恐惧的状态、猜测的状态。下面一段忽然转到第三人称，“于是洛灵感焉”。就在他要开始收敛的时候，对方感觉到了，所以下面一段描述非常神秘。“洛灵感焉，徙倚彷徨”，徘徊，犹豫，迷惘，“神光离合，乍阴乍阳”，好像洛神也一时被他的爱感动，不晓得该怎么办。“神光离合”完全用光线来形容爱情里的喜悦、忧伤，好像初春的天气，若阴若阳。这是用很抽象的方法在讲恋爱的状态。
“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刚才还在讲洛神的牙齿、嘴唇，让人觉得她是一个很具体的人。可是现在她好像要飞起来，忽然变成神了。洛神一直在肉体与精神之间游离，让人不太确定这个女性到底是肉体的存在还是精神的存在。“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这里开始形容她走过的草地，她留下的香味，她悠远的歌声中蕴含的凄厉和哀伤。这个时候，洛神已经走了，可是却留下了声音和气味，“郁烈”、“流芳”是讲香味，“哀厉”、“弥长”是讲声音，有一种凄厉的感伤。
顾恺之的洛神画得非常好，他画了两个洛神，一个在水中，一个在天上。很多人读《洛神赋》都觉得这一段非常漂亮，洛神忽然飞起来，忽然把肉体上的美转换成了精神上的美。恋爱当中，常常是喜悦与哀伤并存。你最思念一个人的时候，搞不清楚是她在你面前的时候，还是不在的时候。有时候你去翻日记，里面写的都是对方不在的时候。这四句就是“不在”的状态，“郁烈”、“流芳”、“永慕”，“永慕”当然是不在了，声音却还留在那里。也许曹植碰到了人与人的情感描述中最核心的部分。在回忆中，你自己完成的部分，你所眷恋的部分，正是你自己对美的追求。
“众灵杂遝，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洛神是主神，旁边有很多仙女。她们有的在水中玩耍，有的在沙洲上玩耍，完全营造了一个神话世界。因为洛神是神，结尾才会产生忽然发现人天永隔的哀伤，人和神原来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作者用这样一种方式，为一个非常怅惘的结尾做了铺垫。“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这里用了典故，“南湘之二妃”是古代舜帝的两个妃子，死后化为湘水之神，“汉滨之游女”为汉水之神，神话里面的水仙都出现了。“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匏瓜星无偶，牵牛星独处，这些都让洛神叹息。曹植忽然意识到自己是人，他没有办法进入神话世界。
前面一段他还觉得自己可以拥抱洛神，可以爱她，可是这一段，神话世界不断出现，他忽然感觉到自己和洛神之间的距离。“扬轻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伫”，还在形容洛神的身体。“体迅飞凫，飘忽若神”，说她的身体很快地飞过去，“凫”是水鸟。下面这句是很常用，“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踩着水波就飘过去了。“凌波微步”，这么漂亮的句子，你能从中感觉到女性身体的美，没有重量感，快速移动。
古代对于女性美的形容，有一部分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大家不断在戏剧舞蹈上锻炼这种姿势，现在大家都能知道到什么叫“凌波微步”，什么叫“罗袜生尘”。那是一种运动中的美，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因为总是被人抄来抄去，可是第一个人看到这样的东西，想到用这四个字来形容，非常不容易，这就是文学创造。“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我最喜欢这里。“若危若安”，“若往若还”，他一直在矛盾中，不确定。美通常都能在运动规则中找到平衡。我们觉得古希腊的雕像非常美，因为它是在运动里找身体的平衡。
我讲希腊美术史的时候说，有一个扔标枪的男子的身体，他其实是在找平衡，找到后，标枪就可以非常准地扔出去，而且扔得非常远。这些人是“动无常则”的，没有规矩，可是“动无常则”就是美，就有创造性。“若危若安”是在讲身体的一个非常奇特的行动。一般人觉得危险就是危险，安定就是安定，可是不要忘记，“若危若安”意味着每一次的危险都可能是转机，没有危险的时候，转机也没有了。“若往若还”，好像要往前走又回来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张继青的演出，在要下场时，你看到他进去了，觉得戏要完了，可是他走到门边，又会回过头来再唱一句，这就是“若往若还”。
曹植的文章很特别，到最后你可以扩大开来，觉得他不是在形容恋爱和女子的美，他其实在讲美学，在讲美学的平衡。“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这些都是美学里的原则。如果你恋爱时碰到一个这样的人，那对方真的是高手。在情感中，因为关心、专注，你会特别在意对方到底要干什么，这也变成两个人之间最有趣的部分。如果一切都在预料当中，肯定没有那么迷人，迷人之处在于有很多意外。
“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又讲到眼睛的流动，洛神在用眼睛来传达精神。“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嘴巴好像要张开讲话，可是并没有讲出来，但口中的气息却如兰花般芳香。曹植的厉害就在这里，我们现在还使用一个成语形容女孩子的美——吐气如兰，如果没有《洛神赋》，肯定会少掉很多描写女性的美的成语。
之前的“丹唇外朗”是口嘴唇的肉体部分，这里也讲口唇，却是精神性的描绘，已经变成了“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太美了，美到我连饭都不想吃了。“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这不完全是自然的变化，这其实是赋的节奏变化，水上忽然没有波了，风收起来了，这风不是大自然的风，是洛神带出来的风。
“冯夷鸣鼓，女娲清歌。”冯夷和女娲都是古代神话里的人。“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洛神要坐神的车子走了，她的车子是有翅的文鱼来拉的。“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这是在讲洛神乘着车子离开的情形。因为她是河的主神，像皇后一样，所以整个仪仗队很漂亮。“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所有的鸟、鱼，都来做她的护卫。“于是越北沚，过南冈，纡素领，回清阳”，三个字一组，变成了短节奏，前面有“背伊阙，越alt辕，经通谷，陵景山”，现在又回到速度感里。曹植一直善于运用蒙太奇手法。“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洛神缓缓地讲述了交接来往的纲要，但结局却是“恨人神之道殊兮”。人神殊途，留下一个最大的怅惘，非常悲哀。“抗罗袂以掩涕兮”，用袖子盖着脸哭，“泪流襟之浪浪”，这两句的情景大家很熟，失恋时一定会这样子。眼泪流在衣服上，止也止不住。“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这样一次有缘的会面，再也不会有了，这一别，从此就是天各一方。“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从这些字眼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当“足往神留”的时候，洛神的肉体已经走了，可是精神还留在这里。在这样一个感情体验中，曹植真正经历了从肉体体验到精神体验的转化。
我在前边讲过，我们关于情感的回忆中，很多是不存在的状况，当我们眷恋存在的部分的时候，对一份感情来讲并不合适。其实我们眷恋的是不存在的时刻，那时只有思念、爱慕、等待、渴望，才能将情感变成另外一种完成。读完这样一篇文章，回过头来就会思考，在永恒的怅惘中，怎样才能再一次提高自我。其中讲的与我们一般失恋的感受是相通的，可是又有一种从肉体到精神的升华与领悟。
“遗情想像，顾望怀愁。”余情难了，我们永远会盼望、期待，怀着很深的忧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洛神还会再出现吧？所以就在洛水上去行船，逆流而上到处寻找，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这样的愿望，会促使你不断地寻找与等待，“浮长川而忘返，思绵绵而增慕。”在长河中一直找，不想回家，思念越来越多，爱慕越来越多。“夜耿耿而不寐”，心绪不安，睡不着觉。“沾繁霜而至曙”，彻夜未眠地流连在河边，衣服都已经被露水打湿了。“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最后不得已，只能叫仆人把马车驾好，继续往东走。前面说他要“归东藩”，本来是在回家的路上，半路碰到洛神，才停留下来。“揽alt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即使决定要回到常态，但还是有这么大的眷恋，一直徘徊在那里舍不得走。
《洛神赋》是曹植的一次出轨，这次出轨最后演变成在美学上鼓励其他人给自己一点出轨的可能。后来的赵孟alt，还有其他文人，不时书写这篇文章，喜爱这篇文章，可是出轨的机会并不多。但出轨的满足感却在阅读这样一篇美丽的文章时完成了，这就是文学和艺术的贡献。精神的出轨是另外一种出轨，它用美学的形式，释放了很多渴望、爱慕。
《洛神赋》为什么在中国文学史中扮演了这么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它让人有精神的向往和提升，这在现实世界里越来越没有可能，所以阅读者会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中得到一种满足。这可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可是在完成生命的丰富性方面非常重要。皮肉的瞬间快感与精神上绵长的思念是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康德一直认为肉体上的感觉只是快感，不叫美感。他认为美感是精神性的回忆，快感是身体上的刺激，快感是短暂的刺激，美感是深厚的满足。在快感太强的社会，美感没有机会呈现。人们没有耐心去把情感变成回忆，变成美学，都是短暂的、刺激性的东西。所以《洛神赋》出来以后，对于整个民族文化和爱情的引导，都显得很重要的。
竹林七贤与文人的自我完成
魏晋时期，社会里文人阶层活跃。我们今天很难给“文人”定位。文人也许是一个形象，他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平民，没有贵族那么多威仪、财富和权力，又不是农民这种淳朴的劳动阶级。他介于两者之间，是游离态的，往上走可以去做贵族，可是退下来却不太可能变成劳动阶级。文人在中国社会里扮演了一种很奇特的角色，像诸葛亮这样一个人，他影响了天下很多事物，可他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文人。
最早的文人角色的形成和竹林七贤有很大关系。人物大家很熟悉，比如王戎、山涛。南京的墓葬里出土过东晋时期的砖，砖上刻着竹林七贤的像，你可以从中看到当时文人的衣服、形貌。他们是七个好朋友，经常一起作诗唱歌，最多的时候是喝酒。他们当时吃一种叫作“五石散”的东西，能够使人亢奋。以世俗伦理来看，他们是些奇怪的人物，可是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自我完成。坐在竹林里，手上拿一个抓背的如意，靠在一个小板凳上，长衫下摆撩起来，露着腿，很自在。这种感觉有点像六合夜市上的老伯伯，很放松。可是《历代帝王图》里不会有这种姿势。竹林七贤是一个文化的异类，标举人的随意自在。
“七贤”其实是七种不同的生命典范。山涛就是要去做官，你看他头上戴着青巾，穿比较正式的服装，喝酒的时候也比较端正，左手拿着酒杯，右手轻轻拉着衣袖，小手指翘起来，这是做官的感觉。嵇康曾经写过一封信——《与山巨源绝交书》，要与山涛绝交。可是，嵇康与山涛绝交，并不表示山涛就不好，只是两个人对生命的诉求不同。山涛觉得时代没那这么坏，就去做官，想办法进行改革。竹林七贤每个人的个性都不同，美是必须自我完成的，不同的个性，就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竹林七贤个性不同，可最关键的是他们彼此欣赏。
魏晋时代的了不起，在于第一次让人性解放，人对生命有了不同的诠释，各自留下让我们感动的部分。比如我身边有老师在台湾“白色恐怖”期间坐过七年牢，可是也有龙应台这样的朋友去做官，其实是很不同的生命完成。多一点对人的欣赏，对生命的欣赏，比随意的轻慢要好得多。
竹林七贤里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阮籍和嵇康。阮籍坐在竹林里长啸——魏晋的人都喜欢到山里面去大叫，叫声变成一种歌声，非常悲壮。刘伶叫人带一把锄头随行，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死便埋我”，意思是我在哪里死去，就在哪里把我埋了。魏晋的人总有这种生命的无常感，死是必然的，不必有恐惧。陶渊明的诗里有“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讲的也是这个。可这些人又有所坚持，比如阮籍，常常走到没有路可走，就穷途而哭。
嵇康是那个时代的俊男，也是有名的音乐家，《广陵散》是他擅长弹奏的曲子。当时的画家喜欢画他的像，顾恺之也画过他，说“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意思是画他弹琴不难，可是画他的眼睛看着鸿雁越飞越远非常难，因为眼睛里有人的精神活动。嵇康后来娶了长乐亭主，可是他痛恨政治，对政治斗争厌烦到了极点。他不喜欢的人，都不用黑眼珠看，而是以“白眼对之”，所以很多人就去皇帝那里讲他的坏话。
这样一个人，最后当然要被抓了。罪状上说：“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这样的人活着很不易，因为他不尊敬大家觉得应该尊敬的人。嵇康得罪权臣，犯下死罪，但他临刑前留下了一个非常美的故事。他在刑场上弹琴，夕阳在天，人影在地，三千太学生为他求情而未获准，他说：“《广陵散》于今绝矣！”当时他的两个小孩都很小，哭哭啼啼的。他说：“不要怕，将来山涛会把你们养大。”
竹林七贤是七个胸怀坦荡的人物，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去完成自己。这才是魏晋时期的人品、风格。山涛去做官，嵇康拒绝他的举荐，写信与他绝交，可是当嵇康被杀以后，保护他儿女的又是山涛。
再看阮籍，很多人都说他是最早的嬉皮士，美国在“嬉皮士运动”的时候，翻译了大量竹林七贤的故事和诗文，并以竹林七贤作为他们的典范，喝酒，吸大麻，写诗，厌恨所有的虚伪和政治。可是竹林七贤有不少是贵族出身，阮籍家里是几代的大官，嵇康娶了长乐亭主，都是上层，但他们看到政治的肮脏，不愿意同流合污。
“七贤”中的另外三个是向秀、刘伶、阮咸。向秀是一个读书人，每天都在思考老子讲什么，庄子讲什么，然后靠在树上就睡着了。这个人不像阮籍那么悲壮，也不像嵇康那么痛苦。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思旧赋》，在里面怀念老朋友。他有一种木讷、敦厚，和社会的冲突没那么大，他活着是为了给历史做见证，《思旧赋》让我们看到嵇康的死亡之美。
魏晋时代，每一个人都在自我完成，都是别人不可取代的，有的颓废，有的放纵，有的悲壮，有的端庄，有的去做官，有的当酒鬼，可是这些人缺一不可。
书画中的魏晋风度
《洛神赋图》是一幅长卷，进行故事化的叙述。其中有曹植，他跟着仆从翻山越岭、车怠马乏以后，忽然看到一个丽人在河边。顾恺之在局部画了几棵柳树，风正在吹拂着柳条。这部分应该就是“神光离合，乍阴乍阳”，因为我们看到两个洛神，一个在水面飘，一个飞到了空中。这里忽然变成神话，画了非常多飘动的衣服纹路，带出洛神的神话性。后面的树木和山非常抽象。树和人的比例，山和人的比例，都用了超现实的方法，带我们进入神话世界。
画家读了《洛神赋》以后，如何把抽象的文字变成具体的绘画？而且连山脉和水波都好像在动。譬如山的光线，顾恺之做了一点明暗对比，想要把“乍阴乍阳”那种不确定的飘忽感传达出来。这部分最超现实，两个洛神同时出现，其实也在讲速度。
顾恺之的画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对树和山的处理，他画了很优美的自然风景。空间也用得极好，表现人物在动。飘带飞起来，有种速度感，这是曹植和洛神最接近的一段，他已经开始怀疑，他希望她能够有所表达。这一段好像是要发生些什么，他要“托微波以通辞”，然后“洛灵感焉”。洛神回过头来，这是她第一次与他直接发生关系，好像要表达什么，可是最后只留下了无尽的怅惘。神话世界把她接走了，所以虽然她的面容还在看这里，身体已经开始消失了。
再来看王羲之的字。王羲之的书法很多是给朋友的信，信里面一直有一个主题：死亡。在《姨母帖》里，姨母去世了，他“哀痛摧剥，情不自胜。奈何、奈何！”魏晋的背后，是战争与死亡，人们有一种巨大的无常感，死亡本身和对死亡的哀痛，都会变成无法超越的精神创伤。“因反惨塞，不次。”凄怆之情充塞心胸，连言语都失去了章法，只能“顿首、顿首”。
在王羲之的信里，都在讲时代的哀痛，再来看藏在日本的《丧乱帖》。“羲之顿首”的意思是“王羲之敬上”。“丧乱之极”，天下大乱到这种程度。“先墓再离荼毒”，王羲之祖籍山东，后迁浙江，山东的老家已经为胡人所掌管，祖先的坟墓被挖掉了。当时的人觉得祖坟被破坏是最痛苦的事情，“追惟酷甚，号慕摧绝”，想到这件事，觉得非常残酷，然后大哭，很绝望。“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心肝都被刺穿了的那种痛，不知如何是好。“虽即修复”，后来很快把坟墓修好了，但是“未获奔驰”，没有办法去扫墓。“……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写着写着信就又哭起来，不知道要讲什么了。“羲之顿首、顿首。”在一个丧乱之极的时代，整个社会伦理崩溃，人的生命没有保障，这时就产生出一种文学上的特殊性。
我在《新编传说》里写过嵇康的故事，他的故事一直很令我感动。竹林七贤这些人物，他们各自活出了生命的形态。生命本身是多重的。过去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就把一个人的一生讲完，可是到了魏晋时期，我们慢慢领悟到，任何生命，无论是帝王，还是路边的乞丐，生命都是丰富的，都可以写成一本小说，丰富的生命并不见得一定要发生什么不得了的大事。
我年轻的时候，对嵇康的生命有很多向往，那种悲壮、浪漫，对于体制和腐败生命的不屑一顾，给我很大的震动。我必须承认，在那个年龄，我不太懂山涛，对山涛的生命是比较晚才了解的。一个社会是非常多元的，竹林七贤这七个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贡献。七贤刚好是七种不同的生命形态，也让我们第一次感觉到中国文化当中开始出现了对生命的多元观察。在孔子的时代，他不希望人做“贤”，而是做“圣”。“圣”是生命的完美，“贤”毕竟有一部分没有完成。魏晋时代，大家都不是“圣”，生命中都有缺点，可是在缺点中，也感觉到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我比较关心的是，魏晋以后，中国出现了对竹林七贤的推崇，用“七”代替了原来单一的“圣”，再晚一点，发展出民间的八仙。这是非常重要的过程，很少看到某种宗教里会出现八个怪里怪气的人。何仙姑拿着一朵荷花，铁拐李是瘸腿，汉钟离挺着一个大肚子，吕洞宾是一个道士……七贤、八仙都是对生命的多重观察。在戏剧舞台上，《八仙过海》是一出非常有名的戏。八仙要过海，各自用不同的方法，有的很滑稽，有的倒骑着驴子，可是他们都过了海。这其实是一种对生命不同形式的宽容。在魏晋时期，曹丕是一种完成，曹植也是一种完成。他们各自的生命不同，有的是在帝王权力上的完成，有的是诗人创作上的完成，都不应该用一般的输赢来做简单化的对比。宽容地来看，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都有“赢”的部分，给我们人生以快乐和意义。魏晋的重要性，魏晋文学和美学的重要性，我想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