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 - 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1)

作者:﹝中国 ‧ 许倬云﹞。

这本《万古江河》即心怀中国文化的著名史家许倬云先生交出的一份答卷,也是为今天中国人撰写的历史,为中国文化的成长发展作的一部传记。随着历史的进展,中国文化的内容与中国文化占有的空间不断发生变化:从考古发现所见的中国文化的发端,到“中原”的出现,中原变成了中国,“中原的中国”慢慢扩张变成“中国的中国”,然后超越中国之外,慢慢将四邻吸收进来,通过文化上的交往以及势力范围的扩大,变成了“东亚的中国”,然后在亚洲范围之内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亚洲的中国”,再经过百多年颠簸与蹒跚进入世界,成为“世界的中国”。在对这各个超越王朝、政权的长时段文化圈的叙述中,中国文化和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才是真正的主角,所以许先生围绕国家体制与时代特色,思想、宗教与文化变迁,农业、手工业与经济网络,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互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与生活资源,民间社会与信仰世界,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转变,对外关系及与他者文明的比较互动等一系列主题展开。在在讲述着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多彩鲜活的成长故事。


前言

  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上,我所看到的十分有限,正如渚岸望江,有时看到波涛汹涌,有时看到平川缓流,终究只是一时一地的片断。假如用河流为比喻,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如黄河、长江。黄河、长江,源头相距不远,都在巴颜喀拉山区,一向北流,一向南流。这两条大河的水系,笼罩了中国的大部分疆域,然后殊途同归,倾泻于太平洋的黄海(黄河今注入渤海,但历史上也曾注入黄海——编注)与东海。两个水域分别在中国的北部和中南部,界定了两个地理环境,呈现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黄河九曲,夭矫如龙,先是昂首北上,接着俯冲南下,然后迤逦向东,倾注大海,带走了万仞黄土,铺散在千里平原。天玄地黄常为中国宇宙的本色。黄河带给中国肥沃的土壤,也挟来一次又一次的洪患劫难。中国人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也积聚了文化的创造力。因此,本书封面以黄河为象征。

  只是长江水系,支流复杂,多姿多彩,也许更近似文化长河的变化景象。长江源自巴颜喀拉山下的涓涓细流,先流向西南的深谷,袭夺金沙江,再流入四川接纳沱江、岷江、嘉陵江,汇集了藏边甘青的灵水,始成洪流。从此,大江东流,在冲破大巴山的拦阻时,奔腾叫啸,两岸峰高及天,神女雾掩,巫峡云遮,藤萝垂碧,滩险水急。江水又东,出峡之势,直泻千里,奔入湖广丘陵湖泊,于是浩荡奔放,始成大器。江水又东,一路收容湘资沅澧,以及赣江、清江带来的南方雨流和汉水带来的中原黄土,更有雍容广大的气象:星沉平野,月上东山,远树近山,江渚沙洲,美不胜收。自此东下,江水浩瀚,日月出入其中,隔岸但见山影。过了南京,遂与海通,广陵夜潮,石城汐止。江海相拒相迎,进退之间,或则江水积淀成洲,拦江截流;或则江流冲刷,裂岸崩石。终于大江倾泻入海,一时还不能与海水融合,俨然是蓝色大海中的一条绿色潮流。有大江带来的水流,挟来的数千里泥沙,海洋始能成其大。百川朝宗,天下众流都在五洋七海中泯合,无所区别!中国文化从源头的细流,长江大河一路收纳了支流河川的水量,也接受了这些河川带来的许多成分,终于汇聚为洪流,奔向大海——这一大海即世界各处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

  本书是为这一代中国人撰写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文化成长发展的故事,及对于这一过程的解释。在这一故事中,随着历史的进展,中国文化的内容与中国文化占有的空间都不断变化:由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国”,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文化中的“中国”。每一个阶段,“中国”都要面对别的人群及其缔造的文化,经过不断接触与交换,或迎或拒,终于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那些邻居族群的文化,甚至“自己”和“别人”融合为一个新的“自己”。这一“自己”与“他者”之间的互动,使中国文化不断成长,也占有更大的地理空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经历了数千年,一个多元而复杂的中国文化体系,终于成形。本书叙述的故事,因此是一个主角与场景经常转变的曲折历程。正如广场上的活动,可能只是几个人之间的谈话,逐渐吸引了附近别人的参与,经过几度转折,竟聚集为不少的群众,讨论的主题也可能远离了原来的谈话。当然,这样的譬喻,究竟还是太简单,不足以形容文化史的复杂性。

  本书各章的标题,得益于梁任公先生《中国史叙论》中所述的观念,将中国文化圈当作不断扩张的过程,由中原的中国,扩大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凡此阶段,因为我们的时代已与任公的时代不同,举凡中国文化史的史料、中国历史的知识,以及其他文化历史的研究,于最近百年来均有长足进展,是以本书不仅有自己设定的断代,于各个段落的界说也有自己的认知,而无须受任公历史观念的约束。

  既然本书是以中国文化圈的发展为主要着眼点,其不同于一般中国通史的内容在于不以政治体为界定中国文化圈的断代标杆。因此,本书完全与中国传统正朔纪年的理念脱钩,是以公元纪年划分为几个大段落。公元纪年,只是为了约定俗成的方便。这些大段落的起讫,也只是取其年代的整数。文化演变是逐渐的,不能刀切豆腐,干净利落地切断演变线索,是以,本书于叙述历史事件的变化时,稍有超前落后若干年,逸离断代的情形。为此,本书的前半(第一章至第五章),以1500年为断代下限,此时正是全球经济体系成形的前夕。后面三章,叙述的则是中国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五百年。这五百年间,中国体验了没顶的惊险,也学习着弄潮儿冲浪的功夫。这是占人类社会四分之一人口的庞大族群,以数千年积蓄的能量,投身演出的五百年悲喜剧!

  本书既以文化发展为主题,应当同时论列文化内容及文化外延。在文化内容方面,本书将于日常文化、人群心态及社会思想多所注意,尤其注意一般小民百姓的生活起居及心灵关怀。中国的正史,一向是帝王将相、圣贤名流的记录。近世新出版的通史,仍不能摆脱以政治史为纲之旧习,日常生活部分少见着墨。本书转移叙述的重点,并不是轻视朝代更迭、国家兴亡,以及各时代的典章制度、嘉言懿行。凡此项目,史学界前辈均已有过叙述。本书之另有着重,其实也是为了补苴一般通史的空白。

  今日读史的读者,不同于旧时,在这平民的时代,大率受过高中教育以上者,都可能对历史有兴趣。他们关心的事,当为由自身投射于过去,希望了解自己何自来,现在的生活方式何自来。本书在此等处着手,既为了针对读者的求知欲,叙述日常生活及诸种心态观念的来龙去脉,也是为了这些事项本身的演变有其漫长的过程、丰富的内涵,值得史学工作者探讨。

  中国文化,本有内华夏、外诸夷的传统。近世以来,民族史学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步进行,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重要现象,近代中国史学不能自外于这一潮流。于是,中国人的历史观承受上述两项因素,每每有中国文化自我中心的盲点,以为中国文化既是独步世界,又是源远流长。中国史学对于中国以外的事物,大多不大注意,甚至于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史实,也往往存而不论。本书呈现的中国历史,是一个接纳多元的复杂体系——这样的形象,与中国文化中心论的观点颇为不同。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本书为了弥补自我中心观念造成的缺陷,于文化圈的内外关系,特加注意。在这一主题范围,本书不仅注意中国文化放射于其他文化的影响,也将注视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域外文化曾有过的影响。本书目的,除学术兴趣外,也不辞冒天下之不韪,拟对国民自大心态的偏差,尽规劝谏诤的努力。如前所述,今日的世界已渐为一体,任何地区的居民都必须与其他社会或其他文化的成员,有所交往。过分自大,难免自蔽,于己于人,均非健全正常的心态。为此,本书将于中外文化交流的现象,在每章中特有专节讨论。

  除了文化交流现象以外,本书也将有专节,比较中国文化及其他文化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的若干特定现象。比较研究,可以有助于了解文化发展中,哪些是历史的共相,哪些是自己的殊相。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所谓知己知彼,没有可作为参考的比较,即不易有真正的自知之明。本书各章都有中外文化比较的专节,其所以选取各历史现象为比较的主题,并不意味该一时代只有这一现象值得注意,却毋宁是选取一项,当作标本而已。

  大致言之,本书于史前部分,并不设定“中原”观念,而于历史时代所谓的“中原”,也常有不同的定义。在空间上,“中原”是移动的,可由秦汉的黄河中游及关中,扩大为中古时代的华北,再移转到近古时代的东南,以至近代的沿海。而且,“中原”作为讨论中国文化史的观念,也与讨论政治史的内涵不同。

  中国文化,若作为一个文化圈,则在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超越政治或地缘定义的“中国”。最堪注意的,则是中国文化于中古以来,俨然是东亚许多地区共同参与的一个文化体系。本书第四章以下,于中国文化系统的讨论,即有不限于中国地区的理解,其中若干中外比较,是为了解释中国历史发展之特点,讨论他处史实则是为了陈述时代背景。总之,今世所有的文化体系,都将融合于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体系之中。我们今日正在江河入海之时,回顾数千年奔来的历史长流,那是个别的记忆;瞩望漫无止境的前景,那是大家应予合作缔造的未来。万古江河,昼夜不止。谨以此书,向千百代的祖先,献上敬礼!

  最后,撰成此书,许多观念得自一生师友与学生的启发,一并致谢,恕不能列举了。撰写过程中,汉声同人,尤其吴美云、汤世铸两位费力最多,甚感。曼丽时加鼓励,本书书名,即是她想到的!

  序于匹兹堡
  2005年2月20日


第一章 古代以前:中国地区考古略说

  在“中国”这个观念还未形成前,人类早已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活动。他们从旧石器时代茹毛饮血,渐渐懂得栽种、畜牧,自己生产食物,也开始群居,发展出多元的地区文化。经过分分合合,这些地区文化逐渐聚合为几个主要的文化系统,成了日后中国文明建构的基础。

一、孕育出中国文化的自然地理

  当我们谈文化史上的中国地理时,指涉的不是一个有清楚边界的政治版图,而是那个孕育出中国核心文化的自然地理空间,因为文化系统的范围和政治单位的版图是不同的,后者有明确的边界以表示主权的所属,而前者不可能有显然可见的界限。

  中国核心文化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南部,北边是沙漠和草原,西边是高及天际的高山与高原,东边和南边面对大海。整体看来,中国对外有高山峻岭、沙漠、海洋为界限,尤其是北边的沙漠和西边的高山、高原这两大屏障,使得中国的世界是望向东南的。传说中,女娲造天,天塌后地倾东南。然而,中国文化史上的地理,并不只是朝一个方向看,而是四面八方各个地区都自成格局,各有创新,也有交流。这一情形,造成中国文化发展的复杂面貌:既能始终呈现各个地区的地方性特色,同时又能在小异之上颇见大同。

  这些地区从北算起有:1. 以沙漠、草原为主的蒙古地区;2. 以森林、山地为主的东北地区;3. 以黄土高原、黄土平原为主的黄河中下游;4. 湖泊、河流众多的长江中下游;5. 自北到南的沿海地区和岛屿;6. 有高山、盆地和纵行谷地的西南地区;7. 遍布高山和高原的西北地区。

中国文化地理分区示意图

  先从北边说起:蒙古地区横跨中国的北方,草原上的牧人逐水草而居;而东北地区,有大河和密集的大树林,那里的居民靠渔猎为生。草原牧人与东北森林居民是最早接触和交流的族群,他们的生活习惯有不同处,也有相同处,不同处是森林居民比较定居,相同处是他们都靠牧、猎为生,都能跨马作战驰骋千里,攻伐其他地区的居民。中国历史上重要事件之一,就是北边的牧人和猎人,会时时因粮食不足而南向侵犯农业地带。农牧的分界线,即是长城所经之处。自古以来,牧人、猎人与农夫之间,沿着长城线往来拉锯,贸易与战争都在此进行。

  中国的农业地带应划分成两个地区:一是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平原,一是长江流经的长江中下游。黄河、长江都源自青海的巴颜喀拉山,起源地相差不过几十里,但两条河流在中游地段,一向北一向南,跨度极大。它们的跨度,象征了中国本部历史的多元发展。最后,黄河、长江分别流入黄海、东海。这两条大江,一是黄色,一是绿色,正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

  黄土平原上的居民,背向青天脸向地,艰苦求生,每一份粮食都是靠自己的汗水换来的。土地要经过耕耘成为熟地,双手上的厚茧缝里充满了黄土,因此他们坚定地固守在家乡,不愿迁移。他们艰苦耐劳、安土重迁,心态比较保守。但他们在南方长江流域的邻居就不一样了。长江经过高山以后,流入丘陵,穿过四川的峡谷,奔向有着湖泊和小河流的大平原。丘陵山林里有足够的粮食,湖泊和河流旁有许多肥沃的土地,所以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是快乐的,心态是活泼的,他们愿意变动,也不在乎变动。他们的歌唱有如树林里的清风和溪谷里的流水。

  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现的却是多思辨甚至是辩证式的老子和庄子,对宇宙充满了问题。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圆圆的曲线一直都是南中国最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相对而言,黄河流域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是正方、正圆、正三角,极为厚重。

  这两个文化区之间,只有一些像秦岭和伏牛山这样不算很高的山,并且有许多通道相通,所以黄土的中国和长江的中国,虽似隔离,却能持续不断地交流、冲突,相互刺激,终于并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地区。黄土中国和长江中国,一硬一软、一方一圆、一绝对一相对,这两条路线的交织,使得中国思想既能谨守原则,又能应付时代的变化。正如北方的石刻和南方后来发展的水墨画,既有具体的写实,也有抽象的写意,相互交织成既复杂又丰富的艺术传统。

  中国核心文化区的东边和东南边,从北到南是一条沿着黄海、东海、南海的沿海地区。海洋外有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琉球列岛,以及从台湾开始往下的一串岛屿。这串岛屿和中国沿海的陆地,封起了一条内海。内海的两岸,不论是沿海陆地居民还是岛屿居民,实际上是不断地在移动,不知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沿海陆地上的居民,无数次移向海岛;海岛上的居民,则借着洋流和季风,不断地南来北往。内海两岸的居民,同样跟着洋流追逐鱼群,同样在沿海的小丘陵、小河沿岸过着一区一区的农村生活。

  沿海地区的农村,因丘陵而隔绝,却又因为流水,不论是海洋还是河流,重新遇合,构成东南沿海特有的海洋文化雏形。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所谓“海洋型蒙古种”和“大陆型蒙古种”的差别。海洋文化,是以芋头、水产为主要粮食来源,这和大陆以稻米、小米为生的生活方式,确实是很不一样。

  这里要特别提出,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发展出了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玉石文化。玉石文化的痕迹,在太平洋西岸处处可见,甚至可远到白令海峡。玉石和中亚的黄金最终成为中国人最爱好的两种艺术品和有价饰物,这一现象正象征了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在中国的融合。

  还有,东南沿海地区,从长江三角洲到珠江三角洲,水道成网,也多岩岸的港汊,于是自中古以来,城镇密布,人口众多,生活富足,长为中国经济重心,是中国的海道出入口。中古的扬州、杭州、明州、泉州、广州,16世纪以后的澳门,以至19世纪以后的港澳与那些近代的通商口岸,万里波涛、顺风相送,送出去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药材,也迎进来由南洋运来的宝货及近世以来的西洋舶来品。中国从这些东南出入口,长期汲取了亚太地区的财富;近百余年来,从同一个出入口进入的欧美工业产品却榨干了中国的经济。近代西潮,将中国文化带入现代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其影响巨大而又深刻。中国走进世界的中国,这一地区是历史上空前重要的楔入点。若与西北的出入口(丝道)相比,东南沿海地区毋宁是中国走向近代世界的联结界面。

  再看西南的高山地区。云南有五十多个习俗各异的不同族群,往往高山顶住一种人,山腰的海子(高山湖泊)附近住一种人,而谷地里又居住着另一种人。这三种居民因地形不同,而有不同的生活形态。山顶上的居民,用羊和青稞交换谷地出产的蕈类和小米。他们翻山越岭,不避辛苦,靠着芦笙高音和对面山谷的邻居彼此唱和。各处山腰沿着海子的交通要道上,不断有马帮和盐客来往,将各地的特产和讯息带来带去。中原的居民,也可经过谷地的狭道或河流,将中原的文化和讯息带到此地,再将此地的物产带回中原。

  从天山到西藏的西北地区,雪山高耸,高原干寒,平坦处是一片片草原和沙漠。沙漠中,有孤岛似的绿洲。这些绿洲本身即一个个小城市,里面的居民则过着丰足的农业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牧人有两种不同的放牧方式:一是藏区的垂直放牧,牧人夏天上山,冬天下山;另一是新疆和青海大草原上的平面放牧,牧人驱赶牛羊,逐水草而居。

  自古以来,西北地区是许多不同民族进进出出的地方,千里驼铃,渡过沙碛,翻过山隘。自从汉代开通西域的丝道,中国经由这个西北的出入口,与中亚、中东及欧洲接触,两千年来从未停止。中国的丝帛西运,西方的宗教东来,佛教、祆教……都从这一条通道传入中国地区,也再转输到东亚其他地区。中国获得了贸易的利润,然而西方思想的刺激,更为深切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

  实际上,中国各地区间确有自然地理上的障碍,但也总是有相通的通道:内部从东到西有三四条平行的道路,从南到北有许多隘口,以及沿海靠着季风和洋流带动的南北交通。这个现象,可和中东地区做一比较:两河流域和埃及之间的距离其实相当近,中间有海东地区作为过渡地带,但由于两河和埃及地理上的隔绝,终于孕育出两个非常不同的文化。反观中国的地理条件,是无比多元,有沙漠、有草原、有黄土、有丘陵、有湖泊、有河流、有高山,每一个地区都孕育出它自己独特的文化,吸引了不同的人群在各地落地生根。可是,细看中国的历史,没有一个地方的人群是真正的安土重迁,一波又一波大小移民潮,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不断地彼此混合与彼此影响,终于同化成一个大同小异的中华文化。

  但是,不要轻忽各地区那些小异的文化,那些文化特色是适应当地的需求孕育而成。在北方,穹庐的居民骏马平川,引长弓射大雕;树林里的猎人,养育巨大的海东青(一种猎鹰),射鹿刺鱼,猎取他们的食物。在黄土地区,居民以高亢的歌声唱着西北风花儿,秦腔、燕歌永远是激昂慷慨。相对而言,东南一带的水磨腔昆曲,表达的则是曲折的柔情,和慷慨北歌相比,呈现出阴柔与阳刚两种不同的格调。

  综合言之,中国的世界既封闭又开放,各地区之间看似分隔,实际上却又联合。正好像,在中国这个巨大的舞台上,各个角落的演员们以各自的声音唱出多变的旋律,有牧人的胡笳,猎夫的号角,高地的芦笙,船夫竞渡的鼓声,田间低沉的中音,山上高亢的唱腔,有时夹着狂风暴雨与浪涛,有时则伴随着江南的和风细雨或山地的松涛瀑布,诸音杂陈,但最后却交织成为一个最复杂、最丰富的交响乐。这个交响乐是这个地区“人类喜剧”的一幕,这一台戏在这个舞台上已演出一万年了。

  接下来,谈的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以及他们最早的活动。

二、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

  中国地区幅员广袤,等于是个次大陆,内部情形非常复杂。在这里活动的人类,究竟是谁?是不是和今天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完全一样?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考古学家一般认为,中国地区的古代人类,从体质特征言,有其相当一贯的传承谱系;同时,石器的制作方法,也有其一贯的传统。这种看法,符合所谓“多区进化论”,亦即该地区的现代人类是由当地早期智人演化而来。

  但是,近来有学者提出现代人“源于非洲说”(Out of Africa Theory),主张现代人唯一的起源地在非洲,这是一种“单一起源论”。依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以为今日全球的现代人,都是二十万年前由非洲同一种族扩散,而取代了各地原有的早期智人。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则中国考古学上,当地人类特征的延续及自成传统的石器工艺之说,即面临极严重的挑战。至今,考古学的资料还不足以有力地证实或推翻以上两种理论。不过,中国旧石器文化的遗存不少,而且有一套独立发展的研究方案,或许当中国地区有更多的发现时,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对错,可有澄清之日。

  目前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如此漫长的几十万年,古人类有足够的时间来往迁徙,其间即使有族群的移入迁出,他们的基因是否传了下去?如果新来的人类和原住人类的基因交配而得以传流,那么这些古人类和现代人类应还是同一类,同属一种“人”。非洲新人群进来后,和原有人群混合,构成一种新的混合种族,但并不是以一个人种全盘取代原有的另一人种。

  再从中国地区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来看,相对于西北大高原和喜马拉雅山以西、以南地区,中国的旧石器虽有长时间的演变,却仍呈现自己的特色,有着自己一定的传统。20世纪4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Hallam Movius,1907—1987)曾以为,旧石器文化的早期西方文化圈使用两面打制的手斧,而东亚的旧石器则始终是砍砸器为主,缺乏像手斧一样的两面加工的石器。虽然最近中国考古学家提出一些在中国发现的手斧,挑战莫氏理论,但考古学家对于手斧的定义尚多争议,这一挑战至今犹未为大多数学者接受。大致言之,因东方与西方的旧石器,其间有相当程度的差异,中国的旧石器传统仍呈现相当一致的东亚特色。

  “旧石器”一词,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人类在生产食物以前,曾经加工作为工具的诸种石器,其时代从出现猿人的一百余万年前,至出现“新人”或“现代人”的数万年前。

  旧石器时代早期,在中国地区发现的古代人类遗迹,最著名的是北京附近周口店的“北京人”。北京人的遗址,曾出土古代猿人的骨骸化石及其生活遗迹。在这一遗址,有多层堆积,依据活动遗存的判断,北京人当是从五十余万年前开始生活于此,前后经历三十余万年。

现代人类扩散路线图

  北京人的平均脑容量达1059毫升,知道用火自卫,也许已知道烧烤熟食。石器的制作方式是直接锤砸,制作石片石器,基本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及石锤。从不同文化层的石器看来,工艺技术有渐变和提高的过程。以周口店的遗址言,这些猿人曾屡次居住在这一石灰岩的天然洞穴,用这些石器与动物角骨加工的工具,采集、狩猎邻近的动植物,维持相当程度的群居生活。

  北京人不是中国仅有的古代人类。云南的元谋人,活动的时代也在距今五六十万年前。遗址有火烧灼的动物骨,也有炭屑,但以目前证据,还不易判断是天火,抑是人工用火的遗迹。

  河北阳原的泥河湾遗址,有由早更新世延续到晚更新世的石器遗存;这些遗址可能是古代人类在湖边高地的露营地点。陕西蓝田出土的蓝田人,时代为距今70万年至50万年的中更新世,也有一些数据认为其年代可以早到将近110万年至115万年之间。蓝田人的体质特征,与北京人基本一致。

  湖北的郧县、石龙头,贵州黔西的观音洞,及辽宁营口的金牛山,都有相当于北京人早期文化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这些古代人类的工具制作水平、体质特征及其时代,基本上都相当一致,也常出现用火的痕迹。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代人类及其遗存,著名的发现有:陕西大荔的大荔人、山西襄汾的丁村人、山西阳高的许家窑人、广东曲江的马坝人、贵州桐梓的桐梓人、湖北长阳的长阳人。如以许家窑人化石的年代言,其时代为距今约10万年前,地层仍在晚更新世时代。北京周口店的新洞,也有人类牙齿、石器灰烬层和动物烧骨。凡此遗存,工艺水平均比较进步,而且石器用途渐有专门化趋向。

  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在晚更新世的晚期,大约距今五六万年前,人类体质已是晚期智人阶段,与现代人相当接近。以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为例,其体质特色已与今日的蒙古人种相近,应代表原始蒙古人种,是中国人、因纽特人、美洲印第安人……的共同祖先。晚更新世的晚期,今日三大人类种属已呈现个别的特色,但尚未分化为今日可见的支系,是以山顶洞人的体质,既与今日诸支系有相同之处,也有其个别特征之处。

  广西柳江的柳江人,已有现代人的特征,但同时也有相当程度的原始性。柳江人体型,似与现代华南与东南亚人相近,比较矮小,应为蒙古人种中较早的一型。四川资阳的资阳人,基本特征已同现代人相近,虽有若干可见的原始性,如眉脊显著,颞骨鳞部较为低矮平整,但基本上应属晚期智人的蒙古人种。

  晚期智人的遗骸及文化遗存,在中国南北各处均有发现,例如:内蒙古萨拉乌苏的河套人、吉林明月镇的安图人、山东乌珠台的新泰人、云南的丽江人、江苏泗洪的下草湾人、贵州普定的穿洞人、台湾台南的左镇人……所在都是。

旧石器时代重要遗址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诸遗址的年代,可举例如次:河套南部萨拉乌苏河沿岸遗址上层不超过3万年,下层为3万至5万年左右,是以河套人的年代应是距今3.7万至5万年左右。河南安阳小南海北楼顶山洞穴的遗址第六层木炭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是距今24100±500年,第二、三层木炭骨头的年代是11000±500年,前后延续一万余年。山西沁水下川遗址三层,上层以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23900±1000年至16400±900年;中层是距今36200+3500年及-2500年。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年代,用同层兽骨的碳十四测定,是10770±360年,是以应在距今1万年至2万年之间。山顶洞人的年代,已接近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了。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掌握的工艺水平,除了直接打击法精确纯熟外,也已能使用间接打击法,最后终于能制作细石器。此时,人类能刮制磨光骨角工具,也知道磨制与钻孔。细石器中,已有箭头,显示已发明弓箭,这使人类第一次具备手抛以外的远射能力。更堪注意的,则是工具的多样化,工具种类有大小石器及骨角器,包括刀、铲、锥、针、鱼叉,制作过程有锯、切、削、磨、钻。凡此,都为新石器时代的工艺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另一令人注意的,则是人类开拓了精神生活的领域。许多装饰性的物品,例如穿孔的石珠、兽牙、蚌壳;加工的鱼骨、鸟骨管,甚至在物品上划刻花纹,涂色加彩。这些装饰品大多放置在人骨化石旁边,足知人类不仅有了爱美的观念,也有了死后灵魂观念。山顶洞人住在上洞,而下洞则是“墓地”,墓地里有着意放置的骨骸,似已有放置遗体的观念。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遗址,数量多,分布广,种类也有多样性,似乎反映人类的人口多了,能去的地广了,生活的方式也因地制宜,而有不同的抉择。

三、农业与聚落

  人类在茹毛饮血的时候,没有固定的食物来源,生活不安定,也不能组织聚落,因此不能用“文化”两个字来形容人类的活动。人类活动第一次可以被称为“文化”,是在人类有能力生产食物之际——不论是农耕还是畜牧。有了固定的食物来源,人类聚集在一起,逐渐构成社区和社群,这才是人类从合作中迈出了超越一般动物生活的一大步。我界定的文明,是人类在聚居和固定食物来源的文化基础上,再迈进一步,能做抽象思考的时候。本节叙述的,则是文明未开展,尚停留在新石器文化的阶段。

  上一世纪的考古学,以石器的形制作史前文化分期的标准。“新石器”与“旧石器”是两个相对的名词,这一分期方法至今还在沿用。不过,自从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Gordon Childe,1892—1957)提出由采集食物阶段,转变到生产食物阶段的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观念以来,划分上述两个石器时代的里程碑,已落实在人类是如何生产食物以维持生计上面。从采集食物到生产食物这一发展过程,是逐渐的,不是实时而全面的转变。生产食物,农业自然有其重要性,但是,在生长农作物的自然条件不足的地区,畜养牲口作为稳定的食物来源,也是一种生产食物的途径。因此,生产食物的分期标准,兼用于农业及畜牧。

  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人类的生活相应地也有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最可注意的变化,当是人类开始定居于一地。采集食物时,人类必须四处寻觅可以食用的动物与植物,一个地区的资源用尽了,就必须到别处觅食。经常不断游走觅食,不遑寄居,壮年的人辛苦,而老弱幼小则难以存活。于是,共同生活的人群,人口数量不会多,也未必稳定。随着农业的发展,人类遂有了定居的聚落,生于斯,聚族于斯,终老于斯。从事畜牧业的地区,人类的食物资源是会走动的牲口,牧人似乎不须如农夫一样定居于农田附近。但是,所谓逐水草而居,其实也有一定的范围,因为牲口的食物来源是有范围的,再说经常迁移,也不利于牲口的繁殖。于是,即使是游牧生活,人群也有一定的稳定性。为此,本节的叙述将以中国地区史前的农业及聚落为两大主题。

  山西怀仁的鹅毛口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制作场。史前人类以当地的凝灰岩石料,经过砸击与摔击,制作工具。在这些石器之中,出现了石锄、石斧、石镰,其形制已与新石器时代同类的工具相近。锄、镰都是农具,是以鹅毛口遗址时代,可能已有农业生产。不过,锄是翻土工具,也可用来挖掘植物的根茎,镰是收割的工具,也可用于割取果实及枝叶;二者都可以是采集食物的工具,其出现未必就是农业生产的证据。

  农业在中国地区初现,当以发现栽培的作物为据。在中国北方,至今最早的农业遗迹,应是黄河中下游的前仰韶文化遗存。在距今八千年以前的磁山、裴李岗遗址,出土了确切的农业遗存。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地处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接处,遗址范围八万平方米,是一个古代村落。村中房屋都是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下穴,穴壁有柱洞,以插置柱干支撑芦苇涂泥的屋顶。房屋与窖穴大都是几座聚集一组,似乎反映村中的次级同居单元,也许即家族。房屋内部,往往留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铲,都是农业生产及粮食加工的用具。遗址中有数百处灰坑,其中有不少是贮存粮食的窖穴,腐朽的粮食堆积,厚度不等,有的窖穴深至5米,粮食堆积厚达2米,储粮总量可达十余万斤之多,其食物供应之规模,相当可观。河南新郑裴李岗与密县(今新密)莪沟的两处遗址,也都在黄河冲积平原的扇形尖端,也都出土磨盘、磨棒、石镰、石铲,及储存于灰坑中的粮食。这三处的年代基本上相近,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磁山与裴李岗遗址都在高于邻近河床25米的高地上,可能反映当时黄河冲积平原仍有沼泽及湿地,遂在离水不远的台地上种植粟类(小米)。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其时代是距今9000年到7800年之间,这里的农业生产与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其他诸遗址却颇不相同,虽也种植小米,但主要的作物是水稻。

  今日陕、甘渭水流域最早的农业遗存,是属于老官台文化(由陕西华县的老官台遗址得名)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这里出土的栽培作物是禾本科的稷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老官台遗址不见磨棒、磨盘,却有石杵,则食物加工的方法当系使用杵臼;也不见石镰,而有石刀,是以收割的方法也与磁山、裴李岗的农业不同。

新石器时代重要文化系统表

  以上诸处均有相当数量的猪骨,甚至整只的猪、狗骨架,猪只系幼年的小猪,可知距今八九千年前,猪、狗已是饲养的家畜。同时以磁山为例,从食用后遗弃的动物骨骸,除了家猪、家犬之外,还有大量的野生动物及水产物来判断,显示他们仍有相当程度的渔猎活动。

  秦岭、淮河以南,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先民发展了稻作农业。至今考古发现最早的稻作栽培是长江中游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其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是距今一万四千多年。地质学工作者在东海大陆架上也找到了距今1.3万年至1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稻的硅酸体。中、美两国组成的中美农业考古队在江西万年县吊桶环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地层中,采集到数量可观的野生稻和栽培稻植硅石,其碳十四测定年代也在公元前10000年以前。其后,湖南澧县的彭头山和八十垱遗址也有稻作遗存。彭头山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也在距今八九千年间。湖北宜都城背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有稻作遗存,其年代约为公元前5700年至公元前5400年。在更南边的广东省英德市牛栏洞遗址,考古工作者也采集到了距今11000年至8000年前的粳稻和籼稻的植硅石。这些遗存的痕迹,或是于抹墙涂泥中拌杂稻壳,或是陶土中掺和稻壳碎末。

  在汉水流域,陕西西乡李家村与何家湾的老官台文化遗址,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也有稻谷遗存。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群之中,有一座古城,城内有水稻田的遗存,邻近则有祭坛,这片仅有的古代稻田,可能就是祭田。这片稻田的时代,甚至比城头山更早一些。

  稍晚时期,东南沿海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除了有明确的稻谷遗存,更有稻作农业的专用工具,例如骨耜及戽水器。稻谷、稻秆的堆积,最厚处超过一米。这些稻种,经鉴定为栽培的籼稻。

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分布图

  凡此稻作文化,不仅出现了栽培稻,而且已从籼稻育成今日中国人食用的粳稻。中国野生稻是籼稻的祖先,其在中国的广西、海南湿热之地,分布甚广。然而,至今最早栽培稻作的地点在长江中游,其中缘故,或因南方热带与亚热带气候,食物易得,而两湖与浙江均是温带气候区,有万物凋残的冬季,使先民有了生产食物及储备食粮的动机。

  这些稻作农业的遗址,出土了不少猪、狗、水牛的遗骨,以及陶塑的猪和鸡,是以家畜、家禽均已驯养。水产品仍是食物,显示采集活动与农业共同存在。稻作农业地区,在石家河及良渚文化时代,北方栽培的粟黍传入南方,似是补充作物。北方的羊,也传入南方,引为家畜。同时,长江流域中游、东南沿海,及华南新石器文化的晚期,各地农具都有地方性的差异。例如,良渚文化遗址有三角形的石犁,广东石峡文化遗址有石镰与石铲,均是因地制宜的地方歧异。

粟作与稻作农业区域示意图

  南方气候与地形土壤均与北方不同。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房屋,大致都是黄土层上挖掘半地下穴,上覆有支柱撑起的涂泥屋顶。长江流域,大溪文化的房屋则是以半地穴或平地为基址,房屋或圆形或方形,四壁立柱,编扎竹片竹竿,里外涂泥,成为编竹夹泥的建筑。屋内地面,以烧土垫实加厚,这种就地取材的竹木涂泥建筑,至今仍可在长江流域的乡间见到。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大量木建筑构件,已知使用榫卯,是中国后世木结构建筑的祖源。河姆渡遗址有一处长屋,是一座有高足的干栏式建筑,长达23米,进深7米,并有宽达1.3米的前廊通道。河姆渡遗址,有一口水井,以木架排桩建成。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在内蒙古中南部岱海东岸,以及黄土高原的山西、甘肃、宁夏和陕西的一些地区,还出现了窑洞式的居室。凡此设施,均可见当时居住是长居久安之计。

  从以上所述,综合言之,中国地区的人类,至晚在公元前六七千年,发展了农业,也发展了定居的聚落。北方的粟作农业及黄土房屋,与南方的稻作农业及竹木建筑,都是因地制宜,各有特色。除了栽培的谷类食物,人类也已发展了相当种类的蔬菜及家禽家畜。拥有稳定的生活资源,古代人类遂进入了新的阶段,在社会组织及心智活动方面,都可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力了。

四、新石器文化的区系类型及聚合过程

  在序言中,我以江河流域的扩大比喻文化的进展。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每一个地方都发展了自己的早期文化,有其地域性的色彩。这些小文化正如许多小河流,会一区一区地合并成较大的文化系统,而较大的文化系统又会进一步合并成更大的文化系统。这是一个不断交汇与融合的演变过程。

  为了探讨各种新石器文化的演变,考古学家观察陶器的质地、花纹、形状,以及古人类遗址的布局、生活的方式,厘定出每一个文化的特色,然后再进一步观察这些特色的交换、转变与融合,建构一套全盘的文化分区理论。要注意的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些分区,到了青铜时代或更晚的时期,会再一次合并、混合。或早或晚,每一个地方的独特文化系统,终要融合成为中国庞大文化体系的一部分。

  “区系类型”是中国考古学界前辈苏秉琦提出的观念。他的“类、型”是相当于上述小地区的文化系统,他的“系”是属于上述较大的文化系统,而他的“区”是每一区综合起来呈现的更大系统。苏秉琦认为中国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由各处地方性的文化逐步聚合,终于形成几个涵盖大地区的文化圈。他又说,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透过接触、冲突、交流与融合,有分有合,有兴盛,也有衰退。

  自从人类发展了农业与牧业,生活有了保障之后,人群相当程度地定居于一地,也有余力启发心智活动。这两个条件使各地人群的生活方式,逐渐具备一定特色,这就是所谓“文化”。人群的生活资源稳定,人口即有增殖,增加的人口不能再留在渐渐拥挤的原来聚落,势必移徙建立新的聚落。他们在新建的家园,一方面带去故乡的文化,为此,一个文化涵盖的疆域,会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新地区的环境及资源,必与故乡有些差异,为了适应新居的生态条件,原有文化会有所改变。一个地区文化的聚落群,增殖到一定程度,其分布的空间,又会与另一地区文化的分布空间相接,甚至犬牙相错,彼此穿插叠合。不同文化群之间,遂因竞争而有冲突,也因接触而有交流。这一过程,在各地不断重复进行。文化群之间会经过融合,形成涵盖地区广阔的文化圈,而其中又仍有共相中之殊相。

  苏秉琦将中国地区的考古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1. 以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为中心的北方;2. 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 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 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 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今日“中国”的概念,包括的疆域,超越了上述六个文化圈的空间,蒙藏、中亚、西南山地及沿海岛屿又各有自己的文化圈。苏氏提到的系统,是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几个大地区,不但资料多,发展的线索也较为清楚。单由这几个文化圈的发展轨迹,已足够呈现中国古代人类文化的聚合过程。

  这些大地区的文化圈,已如前述,是由各区域内部不同文化融合聚合形成。即使在这些文化圈已经成形之后,内部的个别文化之间,还是有其起伏与竞争。

六大文化区系位置图

  先从北方地区观察:广义的北方应有西北、北方与东北三大区。狭义的北方据现有的资料言之,当以辽西与内蒙古中南部为中心区系。再加细分,则又可划分为辽宁朝阳、内蒙古昭乌达盟、北京天津一带及张家口地区等四个分区。这些地区,地处后日的长城线,是农牧交错的过渡地带。有此生态特色,于是不同文化群体,会同时并存,互相影响。距今七八千年,阜新查海遗址和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相距不到二百公里,但两个文化却各有特色。其后,由查海文化发展的红山文化,以赤峰为中心,与另一以朝阳为中心的富河文化,曾同时并存。甚至在进入青铜文化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既是上下相叠,又是交错存在,这两个文化的交接处,即在赤峰附近。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现了点状分布及线状连绵的防御工事,即可能反映两个文化群之间的竞争与冲突。这两组文化,在有些地区,又是前后相接的,例如大南沟的后红山文化遗址,即有红山文化后期与夏家店下层文化衔接的痕迹。这两组文化,各有其发展系列,却又轮流占据该区的中心地带,一进一退,互相覆盖。

北方区系重要遗址位置图

  第二个文化圈是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其新石器文化又可分为鲁西南与胶东两个地方文化系列。鲁西南滕州市北辛发现距今七千年的早期农业文化。其后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分布密集。北辛—大汶口—龙山文化,自成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其中一些文化特质,绵延四五千年之久。胶东地区则另有自己发展的线索,年代跨度由距今七千年到二千年,上下五千年,有其一定的地方色彩。胶东的地方文化,平行于鲁西南系统的每一阶段,有单独的发展,也有互相影响之处。

  第三个文化圈,是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历来,中国人以为中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地区。考古学上,长期以来,仰韶文化占了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主流位置。考古学资料累积丰富之后,上述六大文化圈平行发展而又彼此影响的观念,已取代了中原中心论的旧说。在中原文化圈这一广袤的区域,内部有几个自成格局的地区:陇山以西,虽然是中原的一部分,其文化与西陲地方文化有相当关系;郑州以东的地方文化,则与山东地区的文化有密切交换,以致呈现过渡的模糊现象;中心地带是宝鸡到郑州一线。然而,在中心地带的仰韶文化,仍有东西两个系列:宝鸡与陕县之间为西支,洛阳与郑州之间为东支。

东方区系重要遗址位置图

中原区系重要遗址位置图

  中原文化圈的文化发展,也与前两个文化圈一样,跨越距今七千年到二千年,有五千年的分合与进退。距今六千年前后是仰韶文化的发展期,距今五千年前后,则已是后仰韶文化时期了。这一漫长岁月,从仰韶的早期与晚期,过渡到客省庄二期文化,然后到周文化,其间有相当清楚的连续性。中心地带的仰韶文化西支,则又有两个文化系统平行发展,从六千年前北首岭下层文化裂变为二系:一个是半坡类型,一个是庙底沟类型,都是关中的地方文化,两者纠缠交错,同时存在,最后庙底沟类型发展的力量较大,向东延伸,远达郑州,而半坡类型却是株守渭河流域,拱手让庙底沟类型占了仰韶类型主流。

  比较半坡与庙底沟两个类型的生活方式,两者都是粟作的农业文化,但是半坡类型除种粟的农具之外,仍有相当发达的砍伐工具及渔猎用具;庙底沟类型的器具,则以农具为主,砍伐、渔猎用具所占比例不大。半坡类型的衣着多用兽皮,而庙底沟类型的衣着则多用植物纤维。两者相较,庙底沟类型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其蓄积的资源可能更为丰厚,故判定了两个类型系统平行发展,而庙底沟类型终于成为优胜的一支。庙底沟彩陶的彩绘图案,玫瑰花纹是其独有的特色,有整枝的花形,也有简化的枝叶与花瓣。苏秉琦认为这一花纹与中华民族自称“华族”,或有相当的关系。如以此观念推论,庙底沟类型的优势,也表现于其相当发达的艺术了。

东南区系重要遗址位置图

  第四个文化圈是环太湖的东南地区。这一地区,遍地是河川湖泊,生态环境与华北完全不同,由新石器时代以来,即以栽培稻米的农业,加上渔捞与采集水产为主要生活方式。这一区域的内部,可区分为太湖地区、宁镇地区及淮河地区,当然其中又有更小的区别。太湖地区的文化系列,上起七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到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向下延伸到三千年前的吴越文化,也有四五千年之久。这一系列的文化,数度出现高潮:良渚文化的礼仪中心与礼器,是江南文化史上的奇迹,而吴越文化能在东周时与中原争雄,也不是没有根源的突发事件。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西向到达安徽潜山的薛家岗;北阴阳营文化的上层则出现河南偃师二里头与郑州二里岗文化的特色。是以,宁镇地区有东西与南北两个方向的交流。淮河地区的花厅遗址文化,则为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交汇,接受两者的影响,形成独特的地方文化。因此,东南文化似以环太湖的良渚文化作为优势的一支,而又有沿江的宁镇文化与沿海北上的花厅文化两个支系。

  第五个文化圈是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其中江汉平原与四川盆地是两分区。江汉平原这一地区的农业,早在七八千年前,即出现于洞庭湖滨的城背溪与彭头山,更早的可能的稻作遗存发现于湖南道县的玉蟾岩。该区文化可分为三个文化系列:大溪文化系列的代表是巫山大溪、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诸遗址,其分布为长江中游的中心;在其北面,是汉水上游的郧县青龙泉与淅川下王岗的文化系列;在其东面,则是武昌放鹰台与京山屈家岭的屈家岭文化系列。这三个文化系列,互相影响,也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以青龙泉文化言,下层受仰韶文化的影响,中层受屈家岭文化的影响,而上层则受大溪文化之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江汉地区在进入青铜文化时期,因为楚国兴起,遂以“楚文化”代表整个地区的文化了。

西南区系重要遗址位置图

  四川盆地的文化,内部又可分为巴、蜀两个系列。距今五六千年前,广汉三星堆的底层,即古代巴蜀文化的根源。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文化与万县的古代巴文化,分别发展为巴、蜀两系的青铜文化,其间也分别与商周及楚文化有所交流。

  第六个文化圈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一区的东系是由浙江到福建、台湾以至潮汕地区的沿海丘陵地;中系是赣水溯源,跨过五岭,进入北江,直达珠江三角洲;西系则是沿湘水过五岭,入西江流域一线。各系都有几何形印纹陶,但是由于这一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是以不但各系具有自己的特色,内部还有更小的文化群。这一地区面向太平洋,太平洋西边的岛屿链及南北走向的洋流与季候风,使这一地区有联系大陆与海洋的优势。

  以上六大文化圈之间,在新石器时代彼此有所影响。在华北地带,中原的后期仰韶文化,鲁南苏北的青莲岗—大汶口诸文化,与江汉间的屈家岭文化毗邻而居,有切不断的交流。到了距今四千年前,北方的红山文化经过张家口草原通道,折向山西的汾河河谷,在临汾盆地的襄汾陶寺遗址,与来自关中的仰韶文化汇合,故陶寺文化接受了江汉文化与东部沿海文化的影响。这几方面的聚合,终于给予中原文化巨大的发展能量,蔚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主流。三千余年前,周代开国,中原的华夏与东方的文化,融合为黄河流域的主流文化。稍后,楚文化集合江汉与南方文化的力量,成为长江流域的主流文化。更稍后,东南的吴越文化,一度向这两大主流文化挑战。中国本部几个大文化圈终于在秦汉时代开始融合,但至今中国各地文化的差异,仍可以回溯到新石器时代。

南方区系重要遗址位置图

五、古代传说与族群分合

  正如世界别处的人类社会,中国文化传统中有许多传说与神话,传诵着古代英雄的事迹,其中有些人物竟成为超凡的神人。在古代,这些神话及传说,常与历史混淆,必须经过清理,才能窥见隐伏的历史事迹。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说,举其重要的项目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神农开始农业、有巢氏造居室、黄帝创制度、五帝递嬗、尧舜禹举贤禅让等种种故事。这些传说其实有不同的来源,却在逐步走向大一统的过程中,不同族群的故事糅合一起,编织为共同的传说系统——这也是建构集体记忆时,人类社会常见的情形。

  以盘古创世的传说为例,今天民族学的研究,已知它是中国南方族群的故事,和印度传说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为汉代以前未有盘古传说的记载。

  女娲造人及补天的故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较早出现,似乎最早也是属于江汉地区的楚文化。而伏羲与女娲,兄妹相偶,尤其以两蛇交尾的形象作为象征,在汉代十分常见,也可能是属于南方文化兄妹交配传说的类型。但是女娲补天及共工氏撞倒天柱不周山的传说,既与天地开创的故事有关,又与洪水故事有关,内容相当复杂,牵涉的人物共工氏,又有相当古老的北方背景,是以女娲故事本身有不同的成分,而且来源也是多元的。

  黄帝故事是中国传说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成分。至今中国人大都奉黄帝为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然而,黄帝故事的系列,包含许多不同的主题,例如:黄帝与蚩尤及炎帝战争的故事;黄帝制定种种文物制度的“文化英雄”形象;黄帝为五帝之首,为各代王室共同祖先的身份。黄帝既是一个人,但轩辕氏又是一个朝代,而他的对手炎帝、神农氏也俨然是历世久长的一个朝代。凡此种种复杂的性质,显示黄帝传说的系列,来源不止一个,组合的方式也不止一个。更遑论,黄帝是人间的君主,有君临天下及开启文明的伟业;他同时也是神祇,有差遣神鬼,呼风唤雨的超凡力量(例如在与蚩尤的战斗中,差遣了能降雨的应龙和能止雨的旱魃)。

  正因为黄帝传说的本质如此复杂,清理传说,寻找可能的历史现象,遂非易事。黄帝传说,以其有关的“遗迹”言,中国北方由东往西,几乎处处有之,真寻到其原生地区恐非易事。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些可以注视的线索:黄帝的部众,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是迁徙不定,以师兵为营卫;轩辕一名,与车辆有关;而炎帝是放火烧山(所谓烈山氏),号为“神农”的族群领袖。这两大对手的抗争,可能即牧人与农夫之间的斗争。黄帝传说中,涿鹿与阪泉两次重要战役的战场,都在今日河北的北部,处于农牧交叠的地带。在历史时期,农牧进退,也即在这一线上推移,是则炎、黄两部,均在河北地区。

  黄帝的另一敌人蚩尤,在中国传说系统中,列于反派人物。但是,晚到汉代,山东地区的神祇,八神将之一的兵主,俨然即蚩尤!如果以此划分,结合上两节至今最早黍粟农业遗址在磁山、裴李岗,以及接续红山文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广布于河北地区,于是考古学家郭大顺即主张炎、黄的接触与对抗,反映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长期竞争,而胜利者黄帝一系,移入农业地区,也一变其师兵营卫的生活,改为种植五谷的农业了。同时,如果蚩尤在山东地区,长为兵主战神,则这一股力量,是否即代表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的族群?他们在河北地区失败了,可是后世山东地区的“夷”众,到周代仍是与华夏对抗共存的庞大族群。

  传说的五帝系统中,有太皞、少皞两氏,春秋时代的郯国,仍自承是少皞的后裔。据郯子自承其祖先以鸟名官,亦即以鸟名作为不同职司人员的官衔(《左传·昭公十七年》)。这种古老的传说,在历史时代难以造作,当有其集体记忆的真实性。奉太皞为祖先的春秋诸国(如任、宿、须句)均在济水流域。太皞、少

  皞都指陈日光照耀的高天,而大汶口文化遗址陶器上的陶文,有日在山上的一个景象—— 【象形文字,上面是一个日,下面是一个山】。此陶文是否即“昊”或“皞”字?如果以此推演,则炎、黄与蚩尤的三角竞争,毋宁正是仰韶、红山、大汶口三个北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接触,而最后组织为“五帝”的传说系统。至于转化为前后相承的三个朝代,是否又是一种融合的方式?

  帝喾与颛顼是五帝中比较次要的人物。《礼记·祭法》中,虞、殷、周三代都祀奉帝喾。他的功绩,据说是能序星辰。在古代,天文知识与农业有关,也与宗教信仰有关,帝喾这样一位君主,大约是以宗教功能取得显赫的位置。《山海经》的帝俊,生育日月,可能即帝喾的另一名称。所谓生育日月,也可以解释为设计历法,又是宗教与天文知识的结合。《山海经》不在北方学术传统之内,其中颇多怪异之说,似与长江流域的江汉文化族群颇有渊源。

新石器时代北方文化互动示意图

  颛顼,号为“高阳氏”,屈原引他为祖先,则与祝融八姓有关。祝融八姓,分散在淮河流域,地处南北之间,可能是若干族群的联盟。春秋以后,其中芈姓在今日湖北,结合当地“百蛮”,创立楚国,于江汉地区蔚为大国,其势力可以抗衡中原的华夏诸国。《礼记·祭法》称道颛顼的功绩是能修明黄帝“正名百物,明民共财”的事业,是以他与黄帝传说也有关系。颛顼又曾令重黎分司天地,将神界与人界一分为二,这一功业,大约是象征神职人员势力退潮,世俗行政力量上升;另一方面,有了专业神职,消除家家可以担任巫师的浮滥,又未尝不能当作是神职地位更为崇高。总之,颛顼的身份应也有相当的神圣性。后世所谓楚文化,其中神祇的名字与职守,由《楚辞》看来,颇与北方的传统不同。楚之为楚,是在春秋时代始有之,然而楚文化不能仅由祝融八姓族群创建,江汉土著文化(所谓百蛮)也当占有相当成分。颛顼与巫觋(或萨满)的关联,究竟祖源何来?颇不易知。但是,五帝系统是东周才逐渐建立,或因楚人在南方兴起,这一融合各地传统的系列,不得不将颛顼纳入五帝之中。

  《礼记·祭法》列举古代许多传说的大人物,以为都有资格列入祀典。这一群人物中,创造农业的农神有神农与后稷二人,治水的水神有鲧、禹父子及商人祖先冥三人,似乎农业与水利的事业,在不同文化各有其纪念的英雄。共工氏,在神话中是怒触不周山,造成天地倾斜的反派角色,正与蚩尤一样,通常被排斥于北方主流文化的英雄谱外。可是,《礼记·祭法》还是提到共工氏,称他既是九州的霸主,也是后土的父亲。后土是地神,号称为“社”,其地位与能序星辰的神职相当。是以,共工一系的显赫位置,当也因某一古代族群的文化记忆,而后能进入这一传说系统。

  古代中国的传说,头绪纷繁,不同文献各有异说,其不能一致的主要原因,自然由于古代大小文化圈,各有其独特的传说,在融合的不同过程与不同阶段,即编织为不同的版本。本节不能列举各种传说,只能撷取几个显赫的传说人物,说明他们由不同文化的英雄,终于汇集于同一神统,以显多元叠合的现象。本节不能将考古学上的文化圈完全与传说的渊源密合,则是因为资料不足,不能强作解人。

六、复杂社会的出现

  前面几节讨论了聚落的形成与扩大,也讨论了新石器文化的区系与文化圈的出现。村落的社会更为扩大,即超过单一村落的聚落群;另一方面,文化圈的形成也会进而导致相当地区内人民产生文化认同,由此即可凝聚为一个具有共同意识的社群。以上两项发展,遂是构建复杂社会的条件。

  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以现有的考古资料说,这种复杂社会,呈现下列一些特质:

  有相当数量的财富积累,足以维持有训练的工艺人才,制作礼仪性的贵重物品。

  有具备礼仪性建筑物的礼仪中心出现。礼仪中心也可能有层级的差异。

  有一些人物拥有较别人为多的财富与权威,社群之内遂有层级的分化。这种层级分化,各地可以有不同的形成过程。

  社会复杂化到达一定程度时,为了执行管理功能,即会出现权力的层级化,也就是社会体走向政治体,终于形成国家的组织。

  聚落之间的层级化,会出现中心聚落。中心聚落人口众多,财富集中,是权贵居住的地方,也可能兼具贸易中心、礼仪中心等多种功能,这就是城市,亦即苏秉琦所谓的“古城”。城市也可能有防卫设施,例如城墙、壕沟……

  为了礼仪与管理功能,会有专业人员担任这些工作;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也可能发展了文字或其他类似的符号——这就是文明的象征。

  中国新石器时代,在不同地区,常有遗址呈现前述若干现象之一二,例如山东泰安大汶口十号墓,随葬物品多而精致。在同一遗址,似乎集中了大汶口文化社群中的少数有权有势的人物。这些墓葬的随葬物品,包括玉钺、象牙梳、蒙鼓的鳄鱼皮、细致的白陶……或则是远距离外地的产物,或则是手工精美的艺术品及礼仪性器物,反映了墓主的权威与财富。由此显见,大汶口可能正是当时一个中心聚落所在,其领袖取精用宏,才有实力收集大量的珍贵物品,并且有以此殉葬的余力。

  甘肃秦安大地湾乙址的大型居住遗址,更能显示一个中心聚落的气概。这一遗址以北边山坡上的大型房址(901号)为中心,南向扇形布局,又分为若干小区,每个小区都有较大型的房屋与小屋遗址。901号建筑遗址,由前堂、后室与东西厢房构成。前堂宽16米,深8米,面积近130平方米,前有门垛及台阶,前堂中央有直径2.5米以上的火塘,地面是类似混凝土的地面,压实磨光。前堂南、北壁各有8根列柱,火塘后侧左右,各有一个直径约90厘米的粗大圆形柱洞,全堂的宏伟壮观可知。前堂加后室及东西厢房,面积超过290平方米,房址前方有130平方米地坪,列有两排柱洞,每排六个,又有六个青石板排列在柱洞前方。901号房址南面,有许多大小房屋,每一小区以一座较大房址为区内中心。这些房屋,都是坐南向北,面对901号房址。小区内较大房屋,可以405号建筑遗址为例。405号房址宽13.8米,深11.2米,面积150平方米,室内也有火塘、顶梁大柱与扶墙列柱。405号房址之西,有一座小型房址,面积只有27.5平方米,但内部规格也是火塘、顶梁柱、扶墙柱,一应俱全,只是具体而微,规格缩水了。

  大地湾乙址的大型居住遗址,有三个层级,可能是一个相当于“首都”的礼仪中心或权力中心。每一个小型房屋,可能由第三级首领使用,405号中型房屋由第二级首领使用,901号大型房屋是第一级首领召集各级首领聚会之所,前面十二个柱洞及六块石板,也许即竖立旗帜之用。那些火塘,当是献祭牺牲的火坑。这一“首都”之下,当有同样三层的人群结构,统辖同族的各级村落或社群。

  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的红山文化,至今出土多处大型遗址群,年代至少在距今五千年前。位于辽宁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于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了积石冢群、石砌祭坛、金字塔、女神庙和山台……构成一个气势宏伟的礼仪中心。女神庙中有泥塑的女神像,大小不等,大的神像残块如手臂、腿和耳、鼻的体积,分别是真人手臂、腿和耳、鼻的两倍和三倍大。有一个相当完整的女神头像,正好与真人头部同大,面部涂彩,以圆形玉片为眼珠,表情甚为逼真。女神像是丰满的孕妇,当是代表生殖力。从残片分布推想,女神庙中有不同体积的神像,分别为真人大小、真人两倍、真人三倍三等规格,排列有序,而最大的神像位在主室的中心部位,应是庙中主神。如果神界的等级,反映人间的现实,则人间的权力结构,也可能已是层级化了。

  此外,喀左东山嘴的红山文化遗址,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出土石砌建筑群址及包括一件约为真人三分之一大的女神残像和两件小型裸体孕妇陶塑像在内大小不一的陶塑人像群。东山嘴遗址,也是有祭坛及墓葬的礼仪中心,只是规模不如牛河梁遗址群。这两处之间,相距数十里,当是两个等级不同的礼仪中心。红山文化遗址分布于大凌河流域,为数不少,北越西拉木伦河,南到渤海,东到辽河,西到滦河上游,而牛河梁的位置,相当适中,并且河谷道路四出,堪为中心。

大地湾901号大型房址平面图

  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主要分布在大凌河及其支流的各流域,多建于山冈之巅,因而有些学者视之为“陵墓”或“山陵”,称积石冢群为“陵区”。红山文化遗址,普遍出土有玉雕品,包括熊龙、猪龙、鹰隼、乌龟、勾云形器、双兽首三连环器……质地佳,手工精。牛河梁出土诸件,尤属精美,非有巨大财富,不能生产如此精品。陵墓、神庙与祭坛、山台、金字塔配套,似乎积石冢的墓主,是附葬于礼仪中心,而不是以陵墓为主附设礼仪建筑。因此,这些显赫人物,大致是宗教与礼仪功能的首领。考古学家郭大顺以为这一社会已是国家形态的政治实体,是有道理的推论。这一政治实体的权力基础,不在政治权威,也不在军事权威,似乎在礼仪功能。女神庙既占主要地位,则这一礼仪中心的首领,可能是奉祀生殖母神的祭司或巫师一类人物。

  在东南地区,得名自浙江余杭良渚的良渚文化,时代距今5300年到4000年左右。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长江口、钱塘江口,及太湖围绕的三角地带,外围远达长江以北的江苏新沂县花厅。良渚文化遗址在余杭县良渚、瓶窑、安溪三镇辖区间的谷地中,分布最为密集,在三十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一百多处遗址,大型遗址一个紧挨一个,形成了“良渚遗址群”。其中有一个巨大的人工营建遗址——莫角山遗址,其上有夯筑的基址,基址上有宏大的木构建筑遗迹;在莫角山遗址的东南部还发现有大面积燎火的火坑。莫角山遗址位在良渚遗址群的中央,不少大型的土台祭坛墓围绕四周。因此,良渚遗址群可能即良渚文化社会的中心,而莫角山遗址,又是中心的中心。

  大型的良渚土墩墓,皆是填土堆积的小山,以上海青浦县福泉山遗址为例,这一金字塔形的大土墩,东西长94米,南北宽84米,估计先民在原有高地上堆筑的土方体积为25920立方米,土方取自附近一个大水塘——或者可说,取土的地方,掏空成为一个大水塘!

良渚文化及良渚遗址群重要遗址位置图

  这些墓葬遗址,出土了不少玉石制件:琮、璧、璜、管、钺……动辄数以千计。玉器中,尤以琮为最具特色。反山12号墓出土的一件大玉琮,重达6.5公斤,四面刻有八个神人兽面纹,每一个图案,在高不及3厘米,宽不到4厘米的微小空间,微雕神人骑兽的图形,同样的图案也出现于同一墓葬的一件玉钺。良渚考古专家王明达以为,良渚玉琮上常见的兽面纹,实际上是简化了的神人骑兽纹。这一图案,据考古学者张光直的意见,是巫师骑神陟降的通天达地象征。良渚墓葬中,男性墓主常有玉钺随葬,钺是武器,象征军事权威。良渚的首领,拥有琮、钺,是则兼具宗教领袖与军事领袖的身份。

  余杭瑶山是一座小山,山上堆砌一座祭坛。祭坛是一层一层台阶形堆筑,坛顶有五色土铺设,内层是6至7米见方的红土台,外面是宽约3米的砾石层,面积近400平方米。祭坛南侧布列有十二座墓葬,墓主男女各半,男性均有玉钺随葬。离此不远的汇观山遗址,有一座祭坛及四座大墓,祭坛面积1600平方米,而形制与瑶山祭坛相似。从瑶山与汇观山的祭坛与墓葬看来,墓葬后筑,打破了祭坛的地层,似乎都是以墓葬随附于有祭坛的人工土山。祭坛在山顶,大约是登山祭天之用。

  莫角山遗址是一个大型的人造土台,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总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这一大面积人工堆积的土台,上面还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龟山等土墩。这三座土墩之间,是一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其上分布有排成两列的大型柱洞。在莫角山大土台的东南边缘处,则堆积有大量燎火的红烧土。这遗址显然是一个作为礼仪中心的复杂建筑群基址,以这一土台遗址为中心,四周30余平方公里内,密集分布有数十处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其位置都是正南正北方向,形状是方形或长方形。莫角山遗址四角附近,各有一处重要的土墩墓地或出土礼器的遗址,凡此结构当是有意的布局。

  远在常州的寺墩遗址,面积达90万平方米,整体以河道围绕为正方形,由内向外,依序为:以高达20多米、平面呈圆形的祭坛为中心,祭坛由方形的内河道围绕;内河道之外,环绕着一圈地势较低、亦由人工堆筑的贵族墓葬区;贵族墓区之外,是地势更低的平地,是居住建筑遗存区。以祭坛为中心的十字形河道连通内、外两重护河,也把贵族墓地和居住建筑区划分为四个象限。这是一个规矩井然的布局,由中而外,高度逐级下降,内外三阶,四角四象限,层次分明,河道既有防护功能,又有沟通功能。看来,寺墩遗址也是一个礼仪中心。

  良渚文化的许多遗址,反映多层级秩序,是以地域为层级的多层秩序:余杭良渚附近是中心的中心,寺墩遗址是外围一个地方性的中心,上海福泉山等处土墩遗址则是规模又次一级的中心。同时,反山、瑶山一类大型土墩附有的大型墓葬或墓葬群,为礼仪中心的一部分,出土的随葬品种类多,数量丰,质量也高。一些土墩墓,也是大墓,规模及随葬品的质量,等级即差一层,而一般良渚文化小墓,形制卑小,随葬品大致只有陶器,没有玉制品,则又差了一等。这是不同中心之间的层级。

  因此,良渚文化的社会,似是一个相当层级化的复杂社会,其拥有的财富及组织能力,均非同小可。这一社会的领导权可能是在兼有宗教与军事权力的人物手中。良渚文化扩展范围,远达长江以北,花厅遗址兼有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遗存,而以良渚文化为主,大汶口文化为从;其中意义,可能是良渚文化北上,征服了大汶口文化在该区的人群。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则良渚文化的社会实体,似已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国家形态了。

  从上述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及江南良渚文化三例言之,五千年前,这些地区的社群,都已发展为控御广大地区,能动员大量人力,掌握不少财富的多层级复杂社会。从一万年前人类掌握生产食物的能力,形成定居聚落,经过五千年的发展,人类社会既聚合,也分化,已是十分复杂了。

七、中国古代文化与两河古代文化发展的比较

  两河流域古代文化是人类几个古代主要文化之一。本章前节讨论农业起源及定居聚落,也是取自两河考古学首次提出的农业革命与聚落形成两个观念。古代中国的农业是北方的粟黍稷(小米)与南方的稻作农业;两河地区的农业是麦类耕作(包括大麦、小麦、黑麦与燕麦)。这三种农业,作物不同,耕种的方式不同,都是独立发展,彼此没有文化传播的亲缘关系。单从这一点着眼,即有比较讨论的意义了。不过,中国地区广袤,两河地区只是今日伊拉克的核心部分,面积至多相当于中国几个大文化圈之一(例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圈)。为此,中国地区内部文化的互相影响,就是相当复杂的过程。两河地区也有内部诸区间的起伏与互动,规模终究有限;然而,两河地区文化与周边文化,尤其与埃及文化的关系,却是一个广大区域的多元互动。

  两河地区的农业发展,启轫早于目前中国考古学可知的最早农业文化。两河地区有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平行东流,下游是两条河流的冲积平原。数十年前,一般理论每认为大河流域是文明发源地,即以两河、黄河、尼罗河、印度河作为这些古代文明的摇篮。两河地区发展农业的过程,却是从大河河谷的外围开始驯化粮食作物,农业的起源不是在肥腴的河谷冲积平原。

  近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土耳其东南部的赛米(Hallan Cemi)遗址。这个古聚落遗址坐落在托罗斯山(Taurus)山麓,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一条小支流旁。这里的古居民还不知道种植农作物,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年龄不满一岁的雄猪,说明养猪是他们赖以存活的生业。赛米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是距今10400年至10000年间,是迄今为止人类生产食物的最早纪录。大约距今一万年前,两河东北边缘扎格洛斯山脉(Zagros)山麓的沙尼达尔(Zawi Chemi Shanidar)遗址,也有驯养家畜(羊类)的迹象。距今九千年前,种植作物及畜养山羊,已属常见,而猎取及采集活动,也还是主要的生活方式。七八千年前,扎格洛斯山山麓已处处都有农业村落,其中一个重要的耶莫(Jarmo)遗址,除种麦的农业之外,养殖家猪也已出现。两河流域西北,今日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山区的恰塔尔丘(Catal Huyuk)遗址,及西面海东地区,今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耶利哥(Jericho)遗址,都是初期农业的村落;在这些遗址,有些甚至还没有陶器。考古资料也显示,与这些初期农业遗址同时,距今七八千年前,还是有许多采猎为生的社群,在这些地带活动。

两河流域重要文化遗址位置图

  扎格洛斯山脉的山麓,今日还有不少麦类植物的野生远亲散布各地。正是从这些麦类亲属群中,两河流域的古代人类选取可以栽培的品种,尝试驯养为食用作物。最早驯养的品种,可能是“黑麦”(Secale cereale),后来又尝试驯养“单粒小麦”(einkorn)、“二粒小麦”(emmer)、二棱及六棱大麦和今日所谓的“面包小麦”(bread wheat)及豆科作物。在这一地区,人类也驯养了山羊、绵羊、狗、猪,安纳托利亚高地在距今八千年前,已有驯养的牛类。凡此生活资源,不但是两河文明发展的基础所寄,也由此四向传播,使欧洲、北非及波斯湾以东的西亚,各处人类先后发展了生产食物及定居的文化。

  两河栽培作物的农业与驯养家畜的历史,比目前中国考古学上最古老的农业遗存,早了至少一千年,甚至两千年。但是,东亚栽培作物,迥然不同于两河的作物,两者之间应是各自独立发生了“农业革命”。中国北方的粟黍稷栽培遗址是在太行山麓的磁山与裴李岗,不在低平的渤海湾沿岸冲积平原。中国北方山区,普遍可以找到粟黍稷的远亲。这一现象,与两河驯养与栽培麦类作物,如出一辙。小米的种类甚多:黍、稷、粟、粱……陆续成为主要的品种;同时,这些种类始终并存,迄于今日。至于麦类,除了少数品种,不同的麦类也至今共存。中国南方的稻作遗址,最早可能是湖南道县的玉蟾岩,该遗址位于湖南南部的山间盆地中,不在两湖的平原上。中国境内的野生水稻,由云南到广东的河湖沼泽,均可见到。粳稻是从籼稻育养的栽培作物,今日籼稻、粳稻两种水稻,都是东亚的主要食物。凡此现象,西亚、东亚的发展模式,几乎一致。

  农业起源于山地,不在大河的冲积平原,后续的文明发展则是在河谷平原出现。距今五千年前,两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上,已有许多农业聚落。麦类生长需要相当水分,扎格洛斯山脚坡度不大,有雨水湿润,麦类可以成长;冲积平原土质松软,地下水充沛,于麦类更为适宜。人类育种,寻求高产品种,而这些优良品种,例如所谓“面包小麦”(今日食用的品种),尤其需要吸取水分。于是,驯养麦类,肇始于扎格洛斯山坡地及地中海海东地区,而农业扩张、出现许多定居的农业聚落,却是在两河中游与下游的沿岸。

  这些聚落,出现于各处,尤其南部的两河下游冲积平原,分布最为密集。距今五千多年前,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而又远离河口沼泽地带,欧贝德(Ubaid)文化揭开了人类城市经济的序幕。这一转变,经过一段演化过程。大约先是在许多毗邻村落中,出现了一个中心村落,逐渐以此为核心,发展为聚落群。聚落群能聚集资源与人力,合作改善生活条件。两河冲积平原,地势低平,全为土质,不见岩石,新石器文化生活必需品的石料,必须求之他处。冲积平原上,多灌木而少大树,生活所需的木材,也必须取于两河上游及山地。另一方面,冲积平原地势低平,常有泛滥;地下水多咸卤,不宜于稼穑。人们必须修建水利设施,引导河水灌溉,排除苦卤。长程贸易与水利工程,都不是一个村落的力量可以做到,于是超越村落层级的聚落群,遂应运而生。从欧贝德文化的基础上,南部出现了许多城市,吾尔(Ur)、艾力都(Eridu)、乌鲁克(Uruk),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城市。

  城市有城墙保卫居民,有市集供贸易活动。更为重要者,在城市生活中,出现了一群专业人员,他们掌握对农业生产有用的天文历算知识,也发展出对贸易及测量有用的计算数量工具,组织了崇拜星辰日月及自然力量的信仰,以此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与规律,作为上述各项知识的根本。这些专业人员,以宗教信仰为支撑,成为分派工作与资源的社区领袖,亦即以神庙祭司的身份,掌握了城市的统治权。凡此,都指向一个历史现象:两河地区的人,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组织为若干相当大型的复杂社会,多元、有层级,也有分工。

  两河地区发展的模式,竟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红山、良渚与仰韶诸文化发展的情形相同,都验证了农业革命与复杂社会两大命题。当然,从中国考古学可见的资料显示,中国境内的古代人类,经历了两次平行的发展,北方与南方分别出现。同时,我们还须注意:北方农业肇始于太行山下,而红山的复杂社会则是燕山辽河的个案;南方的农业开端于湖南的山间盆地,而良渚的复杂社会,则是江南的例证。农业与复杂社会两个阶段的发展,在时间与空间,都有脱节。如何处理这一难题?大约还须有更多的考古资料出现,才可能证实或修正目前的知识及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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