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 - 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5）
第五章 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10世纪–15世纪）
中国文明更进一步扩大到东亚以外。面对其他文明的挑战，冲突与融合是最常上演的戏码。许多外来民族的扩张，尤其蒙古西征，将东亚的中国与西方之间，建构成一大片交流融合的地区。于是，中国的经济网络扩大了，而中国型思想也更坚实地形成一个完足的思想系统。经过这一次转换，中国与东亚几乎已不可分隔！
一、中古后期的中国与列国体制
一般中国历史的排列方式，唐宋联称，视为中国的统一王朝。实质上，宋代中国是当时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不能与唐代早期的中国相比。在第四章中，我们已说过唐太宗至玄宗时代的形势，中国是当时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在“天可汗”的秩序下，中国建立了许多羁縻州府，收揽不同的外族于大唐帝国的霸权之下。但是，也正因为大唐帝国包罗四方，有些外族遂得以自由进入中国。中亚与北方草原上民族斗争中，有些失去故有土地的部族，即以备置羁縻州府的方式移徙中国内地，分布地区遍及今日陕、甘、晋、冀各省。北边沿边的胡族，依塞居住，在安史之乱以前，或贸易，或充军伍，与汉人杂居。中国北方（今日内蒙古、辽冀诸省）胡化甚深，安史之乱即胡化地区挑战中央，而安史之乱以后，河北藩镇形同独立，延续了胡化的文化传统。在这一基础上，中原与北族对抗的形势，遂由长城代表的农牧交界，南移为以北方中间地带分隔的南北对峙。
五代虽有五个朝代之名，其中后唐、后晋都是沙陀军事集团建立的，后汉、后周（宋代开国之君所隶属的集团）毋宁仍是上述胡汉混合军事集团蜕变的势力。五代的中原，既是混战的局面，也始终承受北方契丹的压力。宋代建国，也不能摆脱受制于契丹（后来改名为辽）之困境。后晋割燕云十六州之后，宋代的国防线退到今日河北中部与山西东北部。辽为女真（金）取代，金又为蒙古（元）取代。中国的北方国防线一步一步南撤到黄河，又南撤到江淮。在蒙古已兴起，女真犹未灭亡之时，中国由北而南，有蒙、金、宋三个地区的抗争。
南宋能在江南偏安，其实也只是依靠南方在安史之乱后发展的丰厚经济力量。五代十国中，九国（吴、闽、南唐、吴越、南汉、荆南、楚、前蜀与后蜀）实质上是汉人在南方建立的国家。宋与辽金元是长期胡汉对峙形势。在对抗的过程中，宋人始终处于劣势，屡败于辽，澶渊之盟以后，辽宋之间有过百年和平，这是以大量岁币换来的！宋辽之间的名分，虽没有后晋儿皇帝的窘况，也未免自称弟位，受尽委屈。宋于金元，当然更为可怜，北宋亡于金人，南宋亡于元，虽欲称臣而不可得！
宋人西北，有一西夏，本是唐代吐谷浑故地。吐谷浑是一个鲜卑贵族统治羌人的部族国家。西夏地居蒙古草原与西藏高原南北交接之处，本来是五方杂处的地方，西夏党项部族唐古特，其实也是多民族的混合。西夏以蕞尔小国，存在两百年之久，竟也成宋人西陲大患，宋对西夏战争不利，不得不以岁币换取和平。
西藏高原的吐蕃，在唐代逐渐兴起，吸收了中印两大文明，蔚为唐代的西方大国。安史之乱，吐蕃侵略河西陇右及今日四川的西北部，唐蕃八次会盟，双方大致是平等地位。但是吐蕃军队曾多次侵入关中及剑南，唐人也是无可奈何。宋代的吐蕃，由于不断受回鹘的侵削，实力大不如前，终于向辽人称臣纳贡。宋人与吐蕃之间，纠纷不多，然而宋人也至多无须受败亡之辱。
在西南方，南诏于唐代兴起，统一今日云南的六诏，文化上兼收唐朝、吐蕃与南传佛教的影响，自成一个格局。宋代初起，玉斧划江，将西南置于域外，在这一汉代已入帝国版图的西南地区，段氏大理继南诏而为独立国家存在三百多年（937—1253），到蒙古取道西南迂回伐宋时，大理才为蒙古征服。
中国的东方，朝鲜半岛长期接受中国文化，汉化程度很深。经过隋唐多次征伐，朝鲜半岛上的国家，新罗、百济、高句丽都受唐廷封号时常朝贡。宋代的朝鲜半岛已为高丽统一，对于宋、辽、金、元都朝贡不断，即使南宋已偏安江南，高丽仍由海道保持与宋人的来往。高丽汉化虽深，却不再是宋人的属国，所谓朝贡，毋宁是为了贸易。
日本大量接受中国文化，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在文字、官制、律令、宗教都抄袭中国。隋唐时，日本当局还要求中国册封，以取得当时东亚最大帝国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宋辽金元时代，日本却已不再领有这些大陆政权的封号。
中国东南海外，最为邻近的地区是交趾支那半岛（今日中南半岛）。这一地区的北部，在汉代即已设立郡县——交州。南朝时，交州也在疆域之内，隋唐时亦是中国直接统治的地区。唐末大乱，中央政令不能及于交州，该地区形同独立。先是占城真腊屡年进贡，宋人于1119年及1120年先后封其国主为国王，亦即承认其独立自主的地位。南宋立国之初，更封交趾的统治者为交趾郡王，又于1162年封李天祚为安南都护南平王，多少还是羁縻州府的地位。1174年，宋改封李氏为安南国王，从此中南半岛不复为中国郡县。
因此，环顾中国内外，宋人于辽、金、元、西夏，都处于劣势，于高丽、日本、大理也没有天朝上国的地位。中南半岛之国，虽对宋人有频繁的朝贡来往，而且接受宋人册封，实质上朝贡只是官方的贸易关系，宋人的宗主国身份并无实力为后盾。
宋人不再是东亚世界的中心，而面对北方的强邻，宋人可谓居于弱者的地位。东亚世界显然已是一个列国共存的国际社会。在这一国际社会中，合纵连横，盟会与战争，都取决于国力的强弱，也受经济利益的影响。岁币是以财富移转的方式换取和平，而相对地位的安排，例如朝贡与册封，可维持稳定的贸易关系，则又是以国际关系换取经济利益了。
汉唐的中国，有一个多重同心圆的网络，以安排中国与四邻的关系，遵循古代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叠合的理想形态，五服或九服的结构中，中国居于中央，由此一层一层推展不同的政治单元与中国的相对关系。册封朝贡的制度由此而编织列国于天朝上国的四周。汉代的归义侯王及唐代的羁縻州府，加上屯戍的军队，也都是维持普世帝国秩序功能的运作方式。唐中叶以后，这一理想秩序已明显崩溃，宋代的中国本部已不再有普世帝国的格局，中国其他部分的辽、金、元，都是由部族国家进入中国。在制度方面，他们必须保留自族的传统，又难免吸纳帝国的框架，却终于是两者的凑合，不能发展为普世帝国。虽以蒙古的狂飙欧亚大陆，建立了一个空前的庞大军事帝国，却不能整合为一个普世秩序，终于难免分崩离析，解散为几个地方性的汗国。
宋人地处中国本部，继承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普世帝国的朝代，终究只是历史上留下的记忆。唐代帝国的华夷胡汉意识并不强烈，宋人则于夷夏之辨十分认真，而民族意识于普世帝国理念，终究如圆凿方枘，不能兼容！
中亚地区，已超越中国的内部及近邻；于中古时代的晚期，中亚的列国关系竟也与中国地区的发展，彼此影响，息息相关。唐代国力强大时，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及所属羁縻州府远达中亚，其势力可以达到今阿富汗的河中地区。唐代中衰，不再能顾及中亚，中亚又成四战之地。
中古时代中亚的纷争，大致有两个重要的现象：一是挟伊斯兰教而兴起的阿拉伯帝国，由中东扩张延伸到中亚地区，改变了当地部族国家的发展形态；第二个现象则是中国北方草原上，不少游牧帝国（或部族联盟）此起彼落，在北方草原上失败的部族余部，都往中亚迁徙，一波又一波投入中亚列国的斗争。
若没有上述第一个现象，中国北方流徙中亚的部族，可能正如古代西迁的匈奴余众一样，逐渐与当地其他民族混合，甚至更往远处移动。但在有了第一个现象，亦即阿拉伯人在中亚建立了庞大帝国，从中国北方移徙进入这一地区的部族，也必然组织强大的帝国，并且从此落地生根。于是中国漠北回鹘大汗的游牧帝国覆亡后，其西迁余众遂于伊犁河及锡尔河（七河地区）建立了喀喇汗国（840—1211），虽有兴衰起伏，却也存在了将近四个世纪。喀喇汗国不断与操伊朗语的伊斯兰政权萨曼朝斗争。祖居也在中国北方的突厥人，有不少成为伊斯兰帝国的军人，其中有一支的领袖，担任伊斯兰帝国在东方（呼罗珊）的总督，却于962年割据自立，建立吉兹尼朝（962—1041）。突厥人的后代与回鹘人的后代，又在中亚对峙许久。而喀喇汗国的领袖自称“桃花石汗”，在中亚语汇中，这一个名词即指“中国”，可见西徙的回鹘即使已在此立足数百年，还是自认来自中国。
在辽国覆亡时，辽宗室耶律大石率众西迁，在中亚建立西辽（1132—1218），他们的对手则是来自中亚的塞尔柱人。西辽带来的“契丹”一名，演变为今日西方语言中的“Cathay”，当作“中国”的名称。
最后最严重的一次冲击是蒙古西征。从中国北方的草原，一波又一波，蒙古的铁骑征服了中亚诸国，兵锋直指伊斯兰帝国的心脏地区。
上述喀喇汗国与西辽进入中亚的历史，如从广义的“中国”讨论，则是来自中国的民族因迁徙中亚，卷入中亚的列国斗争。这一地区终于伊斯兰化，但是当地的大小政治势力，并未因为伊斯兰普世宗教的影响组织了普世性的政权。民族的认同，也在中亚呈现为列国竞争的多国体制。
五代至宋代的中国本部，北方的强大游牧国家以及东方与南方新兴的大小国家，构成中古后期的列国多元社会。当然，这一国际社会的诸国，虽已不在普世帝国的秩序之中，却也没有经历欧洲前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东方中亚与东亚的列国社会，终究未曾发展为近代以民族为主权国家实体的国际社会。
二、北族政权与汉人世界
契丹、女真与蒙古三个族群，曾在中国建立了三个王朝：契丹人建立的辽（947—1125）、西辽（1132—1218）；女真人建立的金（1115—1234）；蒙古人建立的元（1271—1368）。重叠的年数不计，只从辽代到元代终止，已有四百二十余年，元代顺帝北返蒙古故地，成吉思汗的子孙仍为后元。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子孙达延汗曾统一蒙古，迄于17世纪，汗号犹存，但是部落林立，势力分散，蒙古不复是一个可以确认的政治体。在这一段过程中，瓦剌也先在土木堡之变俘虏明英宗（1449），以至俺答接受明朝封为顺义王（1571）；其实蒙古与汉人的明朝，仍是南北对峙的情势。因此，若以10世纪到16世纪，看作中国近古史上的南北朝，也未为不可！
这三个族群建立的征服王朝，在汉人为主体的历史系统，通常列为外族入侵，不入正统。但是，四五百年的南北激荡，而且大片中国疆域曾由北族统治，中国人群成分与文化因素，无不经历相当程度的改变，中国的历史也不能不于此有所关注。
中国文化的涵化力强大，外来族群进入汉地，居住久了，大致都接受汉化。然而，汉人地区之外，这些征服王朝还有相当广大的土地与人民，单从汉化着眼，往往也有失真之处。尤其成吉思汗建立了帝国，其因为蒙古狂飙而纳入一个庞大统治体系之内的人民，有复杂的文化背景。中国汉人地区，其实只是几个大汗国之中偏于东边的一部分而已。辽金势力逊于蒙古，但是他们统治的模式，当为蒙古制度的前例，此处也可一并论列。
穹庐生涯，迥异农耕。北族取得长城以南的土地人民，必须有一套分别治理的方法。辽人在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后，统治机构分为南、北两个枢密院，北院管理已经改编的北族诸部，南院以汉法治理汉人州县。燕云十六州的百姓，仍是汉人文化的生活。这种二元管理的形式，金、元都遵循，未有很大改变。金人留在东北故地的人不多，汉化较为迅速。蒙古的情形则不然。成吉思汗灭金之后，将征服中国汉地的任务交托给木华黎，让其以“国王”名义治理中国北方，大率也循金人故迹，以中国原有的州县为治理机构。
在这些原有州县的管理之上，金人曾在各处驻扎戍军，称为“猛安”、“谋克”。蒙古也有“探马赤军”，戍防冲要地点。元时河北关陕，遂有汉人军万户，以地方豪强的武力为之，但在万户之上，必有蒙古人担任“达鲁花赤”监督地方军政。这种驻防戍军制度，在清代也有驻防旗营，由满人出任将军驻守要地。
蒙古征服南宋是在西征大事扩张之后，因此蒙古自己的军队已大都分散在中亚、中东与西北。当初，随木华黎进入汉地的蒙古军队，只是大汗武装力量的一小部分。经过西征分兵四讨，后来由蒙哥、贵由、忽必烈诸大汗经营中国的军队，很多是从西北与中亚征发的“签军”。因此，驻守各地的探马赤军，实际上已是不同族群混合的部队，其族群成分极为复杂。明代兴起，蒙古政权回到大漠南北的人众只有六个“万户”，那些探马赤军的后裔都留在汉地了！中国的人口，也因此吸收了不少外来成分。
不仅中国汉地有此人口成分的改变，蒙古西征常将一批新征服领土的壮丁签发征军，参加下一步的征伐。成吉思汗时如此，后来西方几个汗国也都如此，用此方法不断征服，不断扩张。欧亚大陆中间这一大片，今天称为“内亚”的地区，经过蒙古狂飙，其人口成分实已大为混合，无复中古时期的旧貌。
不仅蒙古的征讨有此效应，即以西辽而言，辽国为金人灭亡，耶律大石率领余众西奔，建立西辽于楚河流域，一度成为中亚强大的势力。直到蒙古别部乃蛮部为成吉思汗击败，乃蛮王子屈出律依托于西辽，然后反噬又灭了西辽。有了这一经历，西北诸族原来的形势也为之混合与改组。整体看来，辽、金、元三代出入中国，迭起迭亡，对于东亚、北亚及中亚的国族与人口都有深远的影响。
草原上的人民，通常分散为部落，平常自有放牧地区，部落之间也散漫无所归属。至于族群认同，通常在出现具有强势领导能力的人物后，会以横扫之势统一原本分散的各族，建立一个共同的族群意识。秦汉时的匈奴，北朝的鲜卑，隋唐时的突厥，都是如此统一草原的游牧大帝国。这些庞大帝国，经历了一段时期，又会再度分散，不再有共同的族群，直到另一位强权领袖出现，再一次统一草原——如此一再循环。在阿保机、阿骨打、铁木真三人之后，草原上先后有了三次衔接联属的统一局面。辽、金、元三代都从中国吸收经验，蒙古还从回鹘与西藏吸收更适合于游牧特质的文化因素，虽然蒙古在明代退回故地，这几百年来的涵化过程并未停止。后元既与明代的汉地中国激荡，也受到了西藏发展的藏传佛教影响。于是，在政治制度上，后元虽然再度分散为若干部族，却又能以藏传佛教信仰及蒙古新旧文字相互联系。从此数百年来，中国北方与西边的草原上，只有一个蒙古族群。
同时，虽然女真的霸业为时短暂，即为蒙古代兴，但是中国东北的女真故地，却在明代继续与中国汉地政权激荡，终于在努尔哈赤手上，满洲又成为东北地区的强大力量。满洲与蒙古之间，虽也有过斗争，从大的方向看，两个族群的关系，合作多于对抗，这两个东北林野的渔猎族群与草原上的游牧族群之间的联系，当以藏传佛教的涵化为重要力量。其次，满洲文字承袭蒙文，也促成了两个族群的共同意识。清代入关，在形式上，毋宁重演辽金的经验，但满蒙关系之密切，则是过去几次征服王朝未曾经历的。这是近古以来亚洲北方形势非常重要的变化，从此以迄近代，草原上不再有过去不断出现的聚散分合。
相对而言，成吉思汗分封诸子建立于西边的几个汗国，既与中国附近的元朝对立，彼此之间也斗争多于合作。这些汗国虽然有过耀武扬威的强大势力，却终未能走向统一，甚至在文化上也逐渐为当地文化同化，尤以伊斯兰文化的涵化最为彻底。在中亚崛起的帖木儿，虽然拥立察合台系下的“黄金家族”子孙为汗，自己则采用了苏丹为名号。同样的，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实际上是伊斯兰国家。东欧与俄属的鞑靼，也不再有共同的蒙古族群意识。
中国汉地经过三个征服王朝的统治，也承受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中国北方，中古以前是中国文化的腹地。近古以来，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活动移向南方。安史之乱以后，河北为藩镇割据，燕云十六州割为辽有之后，北方更长期为北族统治。辽人用汉官治汉地，韩延徽、刘守光之辈，在辽国发展为盛族，韩、刘、马、赵均是勋贵之后，横行一方，其性质与隋唐世家大族迥异。辽金元三代交替之际，山东、河北的地方豪族，处于三朝易代、南北对峙的夹缝中，遂分别发展为地方军阀，号为“汉军世侯”，其中严、史、武、张、李、汪、董诸族割据一方，经历数世，敌友主从常常变易。不仅河北、山东，关陇之间也有这种地方势力，元末的孛察罕（察罕帖木儿）及其义子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出身西域色目人的探马赤军户，结集民间武装力量，二人势力足可与蒙古功臣世家答失八都鲁与孛罗帖木儿父子抗衡，而尤胜之，最后竟成为维持元代政权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这些军阀，也与元末红巾以下，包括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人的性质一样，都是起自民间，无所凭借。朱元璋取天下，为刘邦以来所仅见，却与魏晋以至隋唐诸代的更迭大不相同。其间缘故，当是宋元以下，过去以世家大族累积势力的情形不再见于中国。三个征服王朝抹去了中国北方大族的传统势力，而南宋疆域之内，自从六朝以后，早已不见世家，遂致以社会精英家族力量为基础的社会势力从此式微。凭借民间宗教为组织核心的社区力量，则此起彼伏，挑战皇权。
简言之，三个征服王朝，一个接一个，累积的长期效果，其遗留于北族与汉族社会的影响，有其长远的意义。一方面凝聚了北族的共同意识，另一方面也导致汉族社会性质的若干改变。近古以后，中国汉地与草原族群的关系，以及汉地南北分野十分显著，大约都与这四百年来的变化有关。
三、东亚经济圈的形成
在“天可汗”的秩序为列国并存的多元体制取代之后，东亚各地区的经济关系却并未随之而疏远。相对的，宋元时代，东亚诸国发展了相当密切的经济网络。
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北方成为战场，几条平行的东西通道则可能仍有发展。北方几个庞大游牧族群频繁互动，有战争，也有物质的交换及人口的移动。中亚的区间及区内有粟特商人来往各处。考古所见，常有多种语文的契约文书与账册，可以窥见活跃的商业活动。交通中心，例如高昌与瓜州、沙州的河西走廊，都以蕞尔一地，颇能自立于当世。这些地方，在剧烈的族群斗争中，居然能卓然自立，全由于位置冲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中国北方、西北与中亚，先有突厥与中国争夺霸权，后有回纥、吐蕃、大食（阿拉伯势力的伊斯兰教国家）与中国在这些地区的纵横捭阖。虽然道路不如在同一政治权力圈内畅通无阻，然而随着战争而来，必有相当数量人口与物质的移动，信息的交换也必然十分频繁。在中古后期，中国北方逐渐凝聚为几个强大的政治体：辽、金、西夏、元及蒙古的汗国，中亚也经过伊斯兰化过程，逐渐整合为庞大的帝国。这些政治势力保持了自己控制地区内的安定，也能以集合体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官式交易。最显著的个案，则是中国以丝帛交换草原的马匹。唐代与回纥之间，这一项目的交易，数量是相当巨大的。宋代与辽及西夏之间的条约，包括大量的岁币，以中国的丝帛换取和平。茶马的交易也不断在边界进行。中国付出的岁币，数量极大，动辄一年数十万匹丝帛。辽与西夏，必然又将这些丝帛转贩于西方世界，博取利润。是以，这样的国际条约，实际上是强制性的攫取长程贸易的商品。
蒙古狂飙，建立横亘东亚与中亚的庞大势力。征服的战争本是残酷的毁灭；另一方面，蒙古对于征服地区的商业活动以及手工业生产，反而相当支持。蒙古大汗世界的东西驿道，通行无阻。即使诸汗国之间有权力斗争，遮绝道路之举也只是偶尔有之，长程的商业活动大体上还是相当活跃。中亚的商人，在元朝统治的中国，号为“色目”，为元廷服务，甚至担任元廷的官职。其中缘故，即在于这些能算会写的商人，正补足了蒙古骑士“略输文采”的缺点。色目是一个内涵复杂的集体名词，意指来自西方的各种不同族群的成员：包括粟特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甚至欧洲人；如果马可·波罗确有其人，也当是其中一员！这群活跃于东西商路上的人物（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见证了一个巨大经济圈正在渐趋成形。
中国在中古时期发展的国际贸易商品，主要是丝帛、瓷器、茶与铁器。唐代是以丝帛为最大宗外销商品，但是宋代时中亚与日本朝鲜也都有了自己擅长的丝织品，中国的丝帛不能再专利于一时。宋代的瓷器生产，却有长足进展。唐代名窑，多在北方。五代以后，南方产瓷的数量与种类，都超迈前人。中国的冶铁工业在宋代也颇有发展。根据《宋会要》的记载推算，宋代冶炼钢铁的年产量达十五万吨，相当于当时欧洲年产量的一倍！宋代茶业产量大增于前，已是一般平民都能享受的饮料。茶也由北边西传，成为国际贸易商品。一些地方性商品，例如西南出产的盐，也是贩往中国北方的重要商品。
五代时，十国之中，九个在南方。一方面由于南方不是逐鹿中原的战场；另一方面，也因南方的经济力量十分充盈。上述瓷、铁、茶诸项商品，都以南方为主要产地。外销商品的路线，海道运输量大又安全，远胜于陆路千里驼运之苦。以瓷器为例，经过海道，中国瓷器销售于东南亚、印度，而终点则为经过波斯湾或红海，销售于中东，又转运到欧洲。红海起岸转运的港口，福斯特（Fustat）一地，残瓷堆积如丘，见证了当时中西瓷器贸易的规模。由于巨大的外销市场，南方不少地区都生产瓷器。今日湖南没有瓷窑，但在五代与宋代，湖南生产的瓷器溯水逾岭运到广州，几乎专为外销之用。考古学家在长沙附近的瓦渣坪找到大批古窑窑址及瓷器残片，残片上有专为中东市场烧制的花纹。这些瓷器可说是早期的贸易瓷了。五代的楚位于湖南，地小兵弱，居然也能自立成为十国之一，实有赖外销贸易的经济。宋代四大镇，原来都不是城市，只因为经济功能，于是蔚为大镇。四镇之景德镇以产瓷为主，佛山镇以冶铸铁器为主，两者都因特定产业而兴盛。这两项产业的产品，兼有内销与国际市场，盛况遂能持续数百年之久。
南方沿海，颇多重要的国际海运港口。广州与交州，自汉代以来即外舶云集的要港。宋代交趾已自成一国，广州则繁荣如故。广州的中东与南海胡贾蕃客，虽经历过黄巢之乱的大屠杀，却仍以广州为贸易重点。五代的南汉，政事上无可足道，却也能偏安一方，即由于广州累积的资源十分殷实。
泉州是唐宋元重要的国际港口，中东胡商颇多在此落户。今日泉州郭、丁诸姓，还可追溯伊斯兰来源。马可·波罗笔下的刺桐城——泉州，俨然是当时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港口。今日福建已不产瓷器，当年却有许多瓷窑烧制外销瓷器，遗址还在诉说旧日盛况。五代闽国，国小人少，居然能割据一方，端赖其外贸的经济资源。吴越也是小国，但丝帛之利，甲于一时，越瓷名窑（如龙泉窑、哥窑）都在浙江。明州（今日宁波）也是著名国际港口，因此，吴越小国，居然能有财力修治海塘，开辟水利，竟成当时安乐土，而且在十国中享祚最久。浙江曾有过摩尼教学院，当地外来文化的影响可想而知！同理，据有长江下游的吴与南唐，不但是东南财富的中心，扬州也是国际河港，海船可以溯江而上，直泊扬州。洪州（今日南昌）则是由福建逾岭北上的转运站，也有国际贸易中继点的功能。南唐在十国之中最为殷富，国内国际市场提供的资源是其立国的基础。四川的前蜀、后蜀，不仅有天府之国的资源其与河西、西藏及南诏大理的国际贸易，以茶盐易马，也是颇为有利。后来，南宋缺马，西南运来马匹，是宋代军资所需的货源。
由上面所述可知，中古时代的后期，中国在北方与南方都有国际物质（或商品）的移动。国际交易中，谁是赢家？北方的交易，中国以丝帛与茶换取马匹与毛皮及其制品。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国官方以丝帛买回鹘马，宋代以岁币输运辽与西夏，在这种交易，中国并不获利，岁币更是白赔！北方邻国接受丝帛，也不是全为自己的用途。大量丝帛经过中亚各国，运销于中东及欧洲市场，博取厚利。自从伊斯兰帝国在中亚与中东建立霸权，海陆两条通道运来的东方商品，包括中国丝帛、瓷器、纸张与南海的香料，其中继站的伊斯兰国家，专擅利润。阿拉伯人也在中东仿制中国瓷器，并不成功；丝帛加工，再转售各处，则利润丰盈。胡商带到中国的货物，以珠宝为多。这些宝石、珍珠、玉石有的产自非洲，有的出自东南亚，珍珠则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暖水为多。中东并无可以贩卖的产品，胡商蕃贾不外顺路转贩，却在中国可以高价出售。中国历史与文学作品上，颇多胡贾与珍宝的记载。因此，中东的伊斯兰世界依仗地理之便，垄断东西贸易的利润，维持了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在大西洋海运开辟之后，中东地区即丧失了地理优势。伊斯兰世界在15世纪之后渐趋衰落，实与此一形势的转换有相当的关系。
东南与南方海路的情形，则有所不同。中国外销的商品，丝帛、瓷器、纸张、金属制品……不仅运往中东，也在中途营销。中古航运沿着陆地边缘航行，从东南港口出发，往北运往日本与朝鲜半岛。这两处的产业，大多与中国相近，并无显著的互补性。日、韩以高级商品（如高丽织锦与日本刀剑）换取中国的高级商品（如瓷器、纸张，甚至建筑佛寺的建材等）。宋代中国从日本进口的项目，最值得注意者为铜斤！此事下面当再论述。
相对东洋贸易，南海的贸易规模大多了。这条航线基本上是由今日中国的南海沿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绕行至今日印尼，再沿马来半岛西岸北上，跨过孟加拉湾驶往锡兰，折南沿印度次大陆北航，再跨海直驶进入波斯湾，或进入红海，起岸转运到地中海的亚历山大港。航线经过之处，远达中东，间接连接地中海与欧洲，近者有安南、占城、真腊……以及今日东南亚与南亚地区。来往的船舶，不但有中国船也有印度船、大食（阿拉伯）船，船舶载重数百吨，虽是沿岸行驶，也已广泛使用罗盘定位。多桅风帆，可以逆风行船。中国商船已有隔水舱及中轴舵……航海的条件，已经可以有相当确定的航程，也有相当程度的安全。除了舶长（船主）自己的货物外，中国的海商也可订货位，自己随船押运到销售商品市场的某一港口售货，再搭回程商船，载回当地商品，在中国市场出售。
这样的贸易，牵涉海员、商贾、当地牙行以及政府的榷关。往还于这条航线上的胡贾蕃商，颇有人长期定居于中国港口地区。广州、泉州、明州，甚至中继港的内地港口，如扬州、洪州，都有外国商贾长期居留，号为“蕃坊”。同理，中国商人也必可能定居于东南亚诸处，今日马六甲的土生华人后代，据称有可以远溯八百年之久的口传历史，则在宋元时代即已到此定居了。明初郑和七次远征，其海员及其航海知识，甚至造船技术，均是继承了宋元长程海运经验。郑和以后，明代闭关自守，但是华南民间与东南亚之间的来往，事实上不曾中断，于是东南亚各地的华人聚落也长期持续存在，形成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牢不可破的贸易传统。
南方航线的贸易，根据《宋会要》记载，通商的国家主要是大食、古逻、阇婆、占城、渤泥、麻逸、三佛齐、宾圆胧、沙里亭、丹眉流……中国输出的商品为金、银、缗钱、铅、锡、杂色绢帛，以及精粗瓷器……输入的商品为香药、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珍珠、镔铁、玳瑁、鼊皮、砗磲、玛瑙、水晶、蕃布、乌樠、药木……
上述这个货单上，最引人注意者，输入的项目以香药领头，输出的项目以金、银、缗钱领头。宋代进口香料，数量相当庞大。宋太宗时，曾榷香药以补国用不足，单以乳香一项为例，广州、明州、杭州三州市舶司曾于同一年内榷收乳香354449斤之多！马可·波罗形容刺桐（泉州）贸易盛况，曾谓：若有一船香料进入亚历山大港，即会有百船香料进入刺桐。马氏言多夸张，其所论数量的比例未必可信，然而如此夸张，也仍可见香料贸易之盛。香料应可分为熏香及食物配料两种。中古时期佛教及东来的其他宗教都有焚香的仪式，仕女熏香之风也相当普遍。中古前期，《齐民要术》中的食谱所使用的配料，不过葱、姜、胡芹、橘皮，宋代烹饪则已用胡椒、茴香诸料，是则中国人使用香料的情形，似乎未必逊于同时的欧洲人。
输出项目中，金、银与缗钱占了前三项，都可视为以现金支付舶来商品。宋代货币经济已很发达，唐代使用绢帛为实物货币的情形已经绝迹。金银是贵金属，本身即有货币与商品双重意义。铜铸的缗钱则完全是通货，宋代榷税以缗钱计算，铜币的使用数量相当庞大。杨联陞曾指出，宋代铸造铜币数量多于前代。宋代政府限制铜器为日常器用，即为了保证铸币的铜料够用。中国从日本与朝鲜进口铜料，也是为弥补铸币原料之不足。宋代流通货币不够，大约由于两个原因：一则中国本身的经济发达，经济体庞大，必须有足够的货币流通；二则中国货币外流成为东南亚各地的通用货币。看来，两项可能性均存在。宋代商品经济确实发达，政府榷各种商税的收入，是政府收入的重要部分，反映了宋代一般购买力强大，供销活泼。另一方面，东南亚各地，蒙长程贸易之利，经济繁荣，但各地小国都是新兴的政治体，即使有自己的货币，也未必够用。北方辽与西夏，都进口宋人货币，同时禁止铜币出境，即反映辽与西夏，甚至金、元都使用宋币。日本出土宋币甚多，可见宋币也在日本流通。中国的货币遂成为国际通用货币。从考古资料中，各地颇多宋代铜币，如做通盘考察，当可检查这一假设。
综合本节所考察的现象，中古时代的中国，不仅已纳入亚洲整体性的经济网络，而且中国在中亚——东亚长程贸易居于商品的供应者地位，而在海道方面的国际经济，中国货币更是国际通货。经由中国为中心，东方与西方的经济正在趋于整合为整体的网络。
四、经济与多元网络
中古时期的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均有转移，并且逐渐发展为多元与多中心的现象。唐代的前半段，政治中心在长安——洛阳的轴线上，但是这一地区生产的粮食，已不足供应政治中心广大人口的消耗，必须由东南漕运大量粮食。安史之乱后，两都残破，加上藩镇割据河北，吐蕃、回鹘出入陇右，首都地区更非依赖东南的经济支持不可！
宋代建都汴梁，固然继承五代的遗规，主要也是为了漕运方便。北宋时，河北与关中均成为前线：辽人据有燕云十六州后，北京（大名府）成为宋人东北的边防重镇；西夏崛起，关中、环庆、延绥均为边塞，西京（旧日长安）也是西面的边防重镇。汴梁挟禁军数十万，却无险可守，也无足以自存的经济资源。这一政治中心遂不能不仰仗东南财富。北宋时，东南不仅农产丰富，当时几项重要的产业，如丝绸、瓷器、冶铁、铸铜等都在长江以南。海外贸易的主要商港也都在南方。因此，靖康之后，南宋以半壁江山，不仅足以自存，而且殷富更甚于北宋。于是，中国本部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开了，经济中心移向东南。
隋代开通南北大运河及发展东西向的漕运，当是因应当时首都食粮供应的实际困难，却也因此为东南农业及工业开拓了运输产品的路线，使东南产业能以北方人口为国内市场。同时，辽与西夏建国北边，其政治中心也是人口众多，消费力强大。因此，不仅宋代北方成为东南的市场，辽与西夏经过北方的转输，也成为中国东南的消费市场。这个广大的市场，对于东南经济的发展毋宁有相当的刺激作用。从汉唐中国的规模言之，一方面因为辽（及其后继的金、元）及西夏之建立，大中国的政治中心分化为多元多中心的形态。另一方面，广大的东南地区，一跃为大中国经济圈的主要生产基地、经济中心，获得了强大的影响力。
南方还可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域，各自有其特色，也各有其地区性的中心。东南是最大，可能也是最富裕的地区，涵盖了长江下游，物产以丝帛、棉、米为主，五代时吴与南唐即依此富实，独立成国。这一区域，人口众多，外通海运，又有运河联系北方，区内河流湖泊构成水运的网络，大都会有扬州与建康（今日的南京）。浙江毗邻东南，五代时吴越在此建国，既有丝帛、鱼、盐之利，还是越瓷名窑集中之地，哥窑、龙泉窑是其中最为著名者。此地区海港有明州（今日宁波），大都市是杭州，在南宋时成为“行在”，俨然南方政治中心。今日的福建，在五代时为闽国，国小兵弱，居然也能建国一方，主要凭借海外贸易。泉州是当时国际大港，马可·波罗笔下的世界第一大港。由泉州出发的商船，远至波斯湾与红海，中途又与东南亚印度洋诸港进行贸易。今日福建已不出瓷器，当时则福建本身即生产外贸瓷器。江西景德镇已是瓷窑集中地，产品经过赣水运往泉州，转口外销。同时，外来商贩也由泉州越岭进入江西北上。于是，江西是福建的腹地。洪州（今日南昌）也是东南名都。南宋时，金人追赶宋人，即有一路是循赣水南侵。福建与浙江相毗邻，海上一帆可至，陆路越仙霞岭即可交通，南宋宗室不少寄寓泉州，两地的关系十分密切。由福建更往南，即岭南，五代时南汉在此立国。自秦汉以来，广州是国际港口，南海商舶云集。广东的腹地，既有西江流域的桂管（广西），也有灵渠连接湘水，将湖南生产的瓷器经广州外销。粤地殷富，自古已著名中外。这一区域的经济实力，不下于长江下游。今日越南的交州，在宋时已独立，宋室册封为安南国王，然而仍在大中国经济圈内。
云南的大理，在宋代始终是独立王国。该地区以茶盐之利，与草原地区换取马匹皮货。大理与宋地之间，则以铜斤、玉石为商品，也转运马匹。后来蒙古攻宋，即由此区大迂回，循西南贸易的路线抵入宋人后方。云南内部的区别，也有滇池、洱海等几个次级地区，各有其区域中心的都市。
四川盆地号为天府之国，盐及农产品的生产，自给之外，足以协济关、陇、荆、襄。北宋时，四川是关中防御西夏的后方；南宋时，四川掌握长江上游支援荆襄的国防线。四川表里山河，物产丰富，足以自成一个经济区域，其中心都市为成都与巴州（今日重庆）。
以上诸区域都具有丰厚经济资源。相对的，关陇、山南、京东，以及荆襄、西淮，在北宋时是中原的外围，拱卫京畿首都，由于人口多，政府开支大，即须依仗前面几个经济区的资源与财富。南宋时，京东、荆襄、两淮都是国防前线，更不能自给自足，必须仰给中央政府调度支援。
宋代经济形态，最宜注意处当在区域之间的商品流动数量相当巨大。宋代税收中商税颇为可观，一些交通要道、水陆码头，货物来往量大，商税征收额也大。全国各地，可以征收商税三万贯以上的城镇有数十处。据《宋会要》北宋熙宁十年（1077），北方的郓州、德州、大名府、真定、陕州、京北府、凤翔、并州、晋州、洛阳等十处，大约每年都可收商税三万至四万贯。南方的扬州、真州、庐州、襄州、杭州、明州、苏州、湖州、衢州、宁府、虔州、潭州、福州等十三处，每处商税在五万贯左右。这二十余处都会的商税，占了全国商税四分之一以上，再加上四川各城市，密州、广州、秦州、楚州及超级都市汴梁（开封），全国当有三十多处，商税出于都市的比例显著地集中于都会。由此推论，宋代的经济活动已是都市化现象。
此中缘故，一则各地产业因为专业而有区间互补，二则都市地区有了规模不小的官私手工业作坊。这一现象反映了工业生产不再分散于农村的农舍工业，两个因素相配合，都市中的人口数字也就增加了。
更可注意处，则是城市的结构有了重大改变。唐代承袭古代的城市传统，城内以坊市分隔为若干小区，有市门坊墙隔断。宋代城市则发展为街道的线形布局。《清明上河图》的描绘，《东京梦华录》等书的记载，都可看到沿街店铺排比，各种行业杂陈，行人熙来攘往的景象。除了工商业活动外，城市中也有不少娱乐消闲的活动，或则在空地卖艺，或则有专设的戏馆勾栏。马可·波罗所见元代中国城市的繁华热闹，也与中国文献所记相当吻合。不但宋代中国本土如此，辽、金、西夏及大理的大城市也都是同样的布局。
现代中国城市，大多是继承宋元留下的地点，却未必与中古城市同地。一些10世纪至13世纪发展的城市，经过明代重建，而建筑街道宛然宋代遗规者，包括大名、濮阳（澶州）、沧州、南昌、长沙、武昌、赣州、绍兴、宁波、福州；甚至南京、广州、泉州诸处也是在宋元的基础上发展为今日所见规模。因此，宋元的都市化，实具有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意义。
宋代南方诸地，虽有区域性的经济条件，然而竟未沦为分崩离散的地方割据，似与宋代地方官制有关。宋代地方大单位为路，次级为州、军，更次一级为县；各级地方官员，都没有封疆专阃的完整权力。同一级的官员，不是仅有一个首长，或则各有职守（如漕运、提刑、管军的使职），或则副贰相参（如同知、通判）。中央政府居中调度支配的主要力量，则是掌握财源，作为控御地方的杠杆。中央在各地设有各种监官，专司收敛各项特种产业的榷税。同时，宋代各地区之间，互通有无，贸易颇为活跃，是以不仅一些行政都市逐渐发展出经济功能，而且关河津梁、山隘、港口，一些原本不是都市的市镇，或在行政都市城郭之外的市集，颇有发展为草市者。北宋时的朱仙、汉口、湖口、清江、无为等都是著名当世的大镇，商贾云集，人口众多，风光竟盖过了附近的行政都市。宋代大小都市呈现线形街道布局，不再是唐代城市以棋盘式布局的区隔为坊里。著名的宋代长卷《清明上河图》描绘了线形布局与商业交通的关系。凡此现象，说明宋代经济实力在于各地资源流动的通畅，全国已是一个庞大市场网络联结而成的整体。经济的互相依赖，遂是整合全国为一个共同体的重要力量。王安石变法时，最有权力的职位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将财政调度与法规制定的权力归属宰辅，其权力之大，不是掌握人事权与兵权的单位可以挑战。因此，宋代政府借经济发展，取得了整合国家的力量，即使地理上有多元的地方经济，其多元的松散却由一个庞大的市场网联结为一个共同体。
中国历史上，不断有军人据地自重，分裂国家的事迹，尤以唐代藩镇割据最为严重。宋代惩于唐代的前车之鉴，政府致力于重文轻武，大将不得据地拥兵，南宋的领兵大将（包括岳飞、韩世忠），即使忠心耿耿，仍遭迫害。但是，宋代拥有数十万禁军，后来并无作战能力，中央政府还须仰仗能作战的军队。于是边军，例如面对西夏的李家、折家，抵抗辽人的杨家，四川抗金的吴家等，仍是军人世家领导的武装集团。靖康之变后，太行忠义，两淮山水寨，以及南宋福建民兵演化的虎翼军……依旧不在少数。这些武装集团，存在于政府正规军之外，也可说是宋代中国多元性之一环。然而，这些武装集团，终究只能攫取有限的地方经济资源，也因此约束了地方割据的发展空间。到了金人与蒙古入主中国，部落军队（猛安、谋克、达鲁花赤）驻防各地，但政府缺乏宋代政府全面收夺财源的机制，于是一些地方军阀可以控制当地的全部资源，遂有发展的机会，河北诸家汉军“元帅”（例如武家、史家、张家）即应运而生。
总结此节，中古后期的中国，从大单位言，有互不相属的大小国家对峙并存，中国无复有“天朝体制”或“天可汗体制”，毋宁是多元的列国体制。从中国本部言，宋代政治、经济、军事，至少有三股力量彼此牵制，也是一种多元的复杂系统。此外，又有若干地区构成单元，存在于中国共同体之内。整合这一共同体的力量，是市场网络的经济圈，却未必是政治与军事力量。当时的中国大致是复杂系统的共同体，而由强大的经济力量提供了整合多元的动能。
五、宋代以来的知识阶层
经过唐末五代的武人政治，宋太祖不愿再见军队夺取政权的威胁。在“杯酒释兵权”的安排之后，宋代的政治权力，即依仗儒生士大夫所撑持的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重文轻武的传统，自宋以后，只有在元代一度中断，自此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
宋代科举取士，儒生基本上是经由竞争，以经典知识与文字表达能力进入文官系统。虽然唐代由武则天以后，即已有进士科作为文士进身之阶，但是唐代世族势力历久不衰，科举难免权力介入，是以世家子弟常较寒士占有优势。在残唐五代，军人不断以武力夺取政权，世家大族方才凌夷，不得复振。宋代制度中皇家宗室与中上级官员子弟都有庇荫的起身官阶，但是庇荫子弟后来的仕途通常未必顺遂，起步时的优势在日后也就冲销了。宋代宗室，凭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竞争，但依例宗室不能担任宰辅。终有宋一代，曾任宰相重职的宗室，仅有任开封尹时的太宗光义及南宋的赵汝愚二人而已。宋代名臣，如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两宋（宋郊、宋祁）、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都没有显赫家世，凭着文采与知识，在士大夫中脱颖而出。宋代科举比较能得人才，推究其中缘故，当因考试制度严密，弥封考卷，关说无所插手，考者不靠真才实学，颇难躐等。
宋代优遇士大夫，胜于前后列朝。据说，宋太祖留下祖训不得诛戮士大夫。核对历史，宋代党争虽烈，失势的官员至多降职贬逐，却没有杀身之祸，甚至身陷罗网也属罕见。大臣退职，还常有提调某某祠的虚衔。相对言之，武职官员就没有如此优遇了，岳飞的系狱即一个显著的例子。
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士大夫一旦束带立朝，终身不得摆脱公务员的身份。以苏东坡为例，他一生负盛名，入仕之初，即为社会公认是宰相之材，但是仕运不顺，除了一度担任“知制诰”的学士（皇帝的秘书），终生在贬逐之中，甚至最后远贬琼密。若在别的朝代，他大可辞职高蹈，像陶渊明一样，不再在宦海沉浮。然而，宋代士大夫未有如此的自由。是以，宋代儒生出身的士大夫，虽受空前绝后的优遇，却也是依附政府豢养。宋代政争此起彼落，士大夫进进出出，范仲淹、王安石诸人锐意改革，也还只是在原来结构中修补缺失而已。
宋代知识阶层的地位提高，未必只是由于政权对文人儒生的尊崇，其实还在于这一阶层人口众多，形成相当广大的社会基盘。以两事为例：司马光罢相，市人为之叹息；再次当政，市人为之额手。又如，金人入侵，李纲罢职，太学生陈东纠集学生抗议，市人加入者也甚众多。一般百姓有如此反应及参与，可能反映宋代士大夫已不是高高在上与小民百姓隔绝的“贵族”了！知识阶层人口较前众多，社会基盘较前广大，大概由于教育较为普及，知识传布较为方便之故。
教育较为普及，当与学校制度有关。自从汉代设立太学，历朝都有这样一个高等学府，但其功能则未必名实相符。汉代地方学校，在《循吏传》中往往可见，在四川，文翁的郡学最为著称。魏晋南北朝中国分裂，百姓救死不遑，官设学校徒存虚名。唐代休养生息，中央地方都有学校，教学项目也不仅限于儒家经典，数学、医学及书法，均可列为学习专科。开元盛时，全国有学生六万余人。可是，这一数字在当时全国总人口中，也不过稍多于千分之一。安史乱后，学校荒废，往往仅存孔庙而已。
宋代恢复教育，中央地方都有学校。宋代官学值得注意者，一是学校设有主持讲学的“直讲”，学生有了固定的老师；二是太学以至地方学校，往往有政府专拨的学田，供给学校开销。有教员，有校产，宋代官学不再仅为一个职司教育的办事单位，较之汉唐之世，宋代官学颇有足以自立的基础了。
范仲淹庆历改革，其中心思想是训练专业文官以救吏治，于是设立学校是改革的重点。王安石新法是以经济改革为主，于学校未多着墨。崇宁改革，蔡京又于教育颇加注意，其设计的方案是经由地方官学训练学生，择优保送中央的国学。国家设立“三舍”的奖学金，学生人数一时多达二十余万人。靖康之后，这些构想又都束之高阁，但是上述学校有校产及专设直讲的制度，还在相当程度上维持学校教育继续运作。
宋代学校教育的具体基础，在于民间有书院及依附于社区的家塾与社学。书院是讲学之处，可以为官设，也可以由学者管理。唐代佛教寺院骤增，而且往往占尽山林胜境。寺院虽在山林，经常有名僧大德讲论经义，宣传宗教。唐代儒生学者有借住寺院读书的风气，一则费用省，二则环境清静。后来儒生自己组织书院，大率沿袭寺院传统，书院的主讲人称为“山长”，即山林本色。宋人书院甚至有沿用佛寺“方丈”的名词者，更显示佛教寺院的旧惯。
书院往往有自己的田产，或由官方指拨，或由私人捐赠。书院读书的学者，来去自由，也不像今日西方传统之大学有学位的规定。书院是自由讲学之地。宋儒宗派不少，各有自己的主张，书院即一家学派的讲论与传布的基地。宋人书院之著名者，例如朱熹主讲的白鹿洞书院，陆九渊主讲的象山书院，都是如此性质的学术中心。白鹿洞订下的规范，后来成为书院讲学的模范。儒家注意言行并重，因此书院不仅有言教以道问学，也有身教以尊德性。不同学派的学者，也会访问他地的书院，互相讨论同异，朱、陆鹅湖之会，是儒家学术史上的大事。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据说来会听讲学者的马匹，饮干了院中一大池水。
宋代书院，盛时不下二百余所，其中颇有历数百千年还存在的著名书院。真要比较中国与欧洲、中东的大学制度，中国方面的国学、太学未必更比书院适当。书院这种“研究院”级的学术机构，在人类学术思想的发展上，有其一定的地位。
私家办学，主要是一族延师教育族人子弟。规模小的，不外是私塾，也有大型学校，由族中设立学田维持，范仲淹所设的范氏义庄支持的项目之一即教育。五代时，南唐江州的陈家，洪州的胡家，都有大量藏书供子弟学习，也开放外人使用，事实上也是另一形式的私家文教机构。前述书院，有的由地方官拨田支持，有的由私人以田产、房舍及图书支援。以范仲淹为例，即曾赠田应天府的书院。
自宋以后，私塾是民间教育的基本形态，而且是家族读书的学堂，照例有亲友及乡里人士附读，其实已是社区的学校。家塾及社学提供基础教育，学生能开笔作文了，才在官学与人切磋，至于书院则是探讨高深学问及砥砺志节的学府。这些教学单位，其课程以儒家经典为主，兼及诗文与简单的数学。至于经学以外的学问，如数学、历学、绘画、医药，官家另有专门学校，例如官设的画院等，但私家传授专门学科，大致以老师授徒的方式为主。儒家以外，佛、道均有自己的寺院、道观，传授经义、仪式与相关的方术。凡此情形，自宋以后，一直延续至西方教育制度传入中国始有改变。
宋代儒学，派别甚多，北宋时有地区性的学派，南宋有朱、陆的理学、心学之分。到了元代，朱子学独盛，四书的朱注成为正统，中国的学术思想定于一尊。至明代王阳明学派崛起，才有足以对抗的学说。
至于宋代知识阶层的人数及识字率两项，均无可以计算的确切数字。但从书籍的出版及流传情形看，上述识字人口与文献书籍的大量流通，有互为因果的密切相关性。中国雕版印刷的技术，滥觞于金石砖瓦上的诸种刻镂文字与画像作为拓印的模本。甚至印玺之使用，也是一种复印的方式。但雕刻反本，再印成正本，则是真正的印刷术了。传世最早的刻印文书，可能始于佛、道教徒为传布教义，才雕版大量复印。因此今日传世与考古所得最早的印刷文件，乃是7世纪的佛经。
除佛经之外，历书、字书及诗文之作也已有刻版印书。五代冯道主持刻印《儒家九经》，则是儒家经典有系统付梓之最早个案。后蜀毋氏刻印儒家经典及《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专书，以嘉惠学者，其中后列诸书，都是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参考书。五代刻书，以江南蜀中为多，当与这些地区经济发达，文化水平较高有关。北宋毕昇创为活字排印，为世界最早的印刷术。从此以后，印刷术也传播于朝鲜、日本、安南、西夏、辽、金及蒙古。
活字印刷不须逐字雕版，可以单字复制，排列组合，方便迅速，因此印刷数量大增。宋代印刷的文献，遂不再局限于儒、佛、道家的经典，印书种类，无所不包：史地、方术、诗文、戏曲、医学、方剂……均可因为印刷成本降低，而大量传布。宋代印刷业的中心，除五代以来即以印书著称的四川之外，北宋的汴梁，以及南宋的临安、福建，都有大量书籍出版，南宋时又添了湖州、吉州、苏州诸地。
私家书坊，以福建建宁地区的余家为最著名，世代相承达五百年之久。18世纪时，该地区的建安县仍有余氏书坊。12世纪时，余氏藏书达万卷之多，号为“万卷楼”，其依凭之厚，可想而知。此外临安陈家、尹家，建安黄家，麻沙刘家，闽侯阮家，以及四川、山西、江淮、湖广诸地的知名书棚、书坊，有的专印某类文献（如医书），有的出版各种书籍。元代的印刷品，则除了宗教文书外，又大量出现通俗读物（如戏曲、小说）。凡此印刷物，不仅为文字，也有插图。明代铜版活字及彩色套印技术成熟，印刷业更为蓬勃。
读者众多与读物方便易得，二者有密切的相应关系。这一众多的识字人群，毋宁是知识阶层的广大基础。宋代知识阶层人口究竟有多少？并无确切数字可为依据。然而，由宋代右文的传统、教育机构的普遍与印刷业的发达三种因素推断，若以一个世代有以千计的高级学者与官员为准，受过教育的中层（包括儒生与僧道）当不啻数十倍，下层识字人口（包括学生、商贾）又有中层人口数十倍，则宋代识字人口应当超过任何时代。
宋代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也较过去重要。唐代知识阶层的人数，在总人口比例上不如宋代，而世家大族在社区的地位，大致受政治影响大。唐代知识阶层因族人众多，占了地方领袖的地位，而宋代读书人则往往是以个人的身份，在社区拥有发言权、受乡里尊重。宋代乡里常有乡约、社约，其内容均按照儒家敦亲睦邻、乡里互助的原则制订。儒家社会伦理深入民间，乡间的读书人即乡约的重要分子。宋人有复古之风，古代礼器常为宋人仿制，古礼也为官方所提倡。古礼中，乡饮礼是知识阶层受乡人尊重的一种仪式。近古以来，中国读书人社会地位之崇高，也当自宋代开始，虽经元代的低落，明清两代又恢复宋代的情形了。
六、思想的多元与整合
中国以儒家与道家为主的思想，在汉代以后接受了印度佛教的冲击，经数百年的调节与适应，到中古时代已有相当程度的融合。释、道两教，在中古时期，常遭厄运。北周武帝与唐武宗的两次法难，佛教僧团与寺庙都承受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有些道教的组织，则因为反政府的活动，也经常为政府武力镇压；道教初兴时的太平道、天师道，以至民间不断出现的秘密教团（例如李顺、李八百的活动），都是冒出头的反抗活动。儒家呢？在表面上看来，儒生总是政府文官的后备军，儒家学说总是政府的官学，但是在正统官学的桎梏与烦琐学风的笼罩下，儒学也长期不能有茁长的生机。
唐代以后，佛教兴盛，上述情形有所改变。自从玄奘大量译经，佛学理论大为昌明，从唯识宗到禅宗与净土宗，佛教宗派各有擅胜。最后，诚如陈寅恪指陈，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非常印度原味的唯识、法相诸宗难以继长增高，而受中国影响较浓厚的禅宗与净土宗则蔚为最重要的宗派。反方面言，道教是由巫觋信仰发展的中国本土宗教，在其早期，即因受到外来宗教的刺激而发展为有组织的教团。但正因为对于佛教的激荡，其中颇多模仿，因此道教仪式与组织都反映了佛教的影响。中古以来，道教内容无所不包，于医药、方术诸类，无不有所关涉，内容比儒家的关怀现世秩序，远为丰富与复杂。此时外来宗教，如摩尼教的启示、救赎与劫世，对道教也有所影响。道教的发展遂代表了本土思想而采纳外来成分的思想形式。释、道两家宗教，一由外面进入中国，一由本土接纳外来影响，却都能取精用宏，终成大器。
唐代文化发展波澜壮阔，儒家也不再能拘泥于一成不变。韩愈、李翱，都可说是引导儒家开拓新境界的先锋。他们面对佛教教义的形而上之学，不能不尝试在儒家现世务实的传统中，另开足以颉颃的理论。《大学》与《中庸》，本来不过是《礼记》中的章节，遂为韩愈与李翱摘出其有关性情德性的讨论，提升为超越意义的形上学。他们又特别表彰《孟子》，因《孟子》讨论心性及顿悟，其神秘主义的色彩，颇有可以与佛家本体论与知识论互相发明之处。
宋代儒家在这一方面走得更远。周敦颐（濂溪）、邵雍（康节）从道教思想中借来了太极图及参数之学，建构儒家的本体论。邵康节以“道为太极”，又以“心为太极”，更为此后宋儒理学的道与心之间预留了贯通的余地。现象与认知之间如何融接，本是佛教关心的大事。天台宗的如来藏，华严宗的因陀罗网，种种譬喻，无非陈述这一主题。
在张载的天人合一“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是将宇宙的本体与人生的伦理相互衔接。天性、人性本可有与天道一致之处，天良能即吾良能，都是由“道”相通的。他的《西铭》一文，民胞物与，生顺死宁，将人生、国家、社会、宇宙以及时间变换，生死递嬗，都归入同一系统。《西铭》虽然是一篇短文，但涵盖之广大深远，足可代表宋代以后儒家本体论与伦理学的主要成分，其重要性不下于基督教的《主祷文》及佛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三者都是言简意赅的短文，都宣示了这些宗教的思辨模式。
朱熹是中古儒家学说集大成的人物，其学说要旨在于“理”是一切事物的本体。“理”即在具体事物之中，先有了“理”，始能结聚为气，形成具体的万事万物。事物之性各有分别，但是所禀赋的“理”，都不外于统摄的大道。朱子学说中的理，遵循儒家积极的立场，乃是实在的，所谓的道理迥异于佛家性空的思辨角度——这是儒、佛之间根本的差别。
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将理看作“心”。陆氏心学，固然溯源于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以为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心会通。这一学派实开明代王阳明（守仁）心学的大系统。朱、陆异同，是儒家之内的辩论。然而两家的对立，其实也颇似释氏唯识宗与禅宗的两极对跖。此中因缘，一方面是由于内在逻辑的发展，势所必至。另一方面，自从唐代韩愈、李翱启其端倪以来，儒家深受佛、道两家的影响，不能不遵循同一轨迹，而有此对话与辩诘。这是多元思想系统在融合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交互作用，也是难以避免的内部分歧。
宋代以下，佛教发展的趋向是从佛学高深的精英层次走向普及的平民层次。唐代的高僧宗密判定佛教自浅入深的五等，其中最为“偏浅”的三等却正是宋以后最为流行的净土宗。及至近代，禅宗只是学问中人追寻的佛教，一般信众大多只想到善恶因果，至多悟到“身元是空，空即是本”。
佛教发展趋势如此，大约与宋以后知识传布相当普及有关。本章上一节已经谈过，宋代印刷术普遍使用，而都市发展的结果是许多都市居民均能接受文字传播的信息。信众的基层扩大，佛教的教理也势难不相对地简化，以因应一般大众的心智需求。其实，唐代以来，佛教多讲经活动，也多印行图像。佛教的普及化早已开始，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大势，更迅速地将佛教推向大众化与世俗化。在这一趋势下，儒家注重今世现实的人生态度，自然也相对地冲淡了佛教出世与抽象的玄想。
道教的发展，也在宋代以来走向大众化与世俗化。唐代道教是李氏皇室推崇的国教。入宋以后，太宗、真宗、徽宗都信仰道教。太宗年号“太平兴国”，真宗年号“大中祥符”，都透露出道教的气息。唐宋君主宠信的道士，不少是以方术为手段，其诉求为人主个人的长生。宋徽宗宠任的林灵素之流，为求富贵，其行径大致都是如此。但是，宋代以来的道教活动中，建醮仪式实是为公众祈福；不论护国安民，或者保境太平，都是为了国家、社会与社区，可谓公众的福祉。这一趋向，遂与取悦人主，祈求个人幸福大为不同。宋代以来社会大众的地位上升，当是这一转变的原因。
靖康之祸，宋室南迁，北方沦于金、元统治。北方新兴道教宗派，开辟了道教的新方向。北方全真、太一与真大诸教都以民间活动为主，不再是宫廷术士的传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派，应为王重阳创于金人统治地区的全真教。全真宗师邱处机等人组织民众，在北方几乎无政府有效治理的情况下，教化百姓，开拓田亩，生聚教养，在一块一块小地区，以道观为中心，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也维系中国文化传统一缕于不息。全真教教旨及道士行为，引用当世碑记“其逊让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爱似佛”，言教身教，俨然三教混合为一。北方沦于尚武的外族与割据自雄的军阀世家（如张、严、史、武诸汉军世侯元帅），这些道士也周旋其间，劝说教化，稍减百姓杀戮掠夺之苦。邱处机劝说成吉思汗，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事。其实，除了全真道士，北方的太一与真大两教，也都致力于保全黎民百姓，保存中国文化的根苗。太一教的道士入教之后，都改姓教主的萧姓，这是援儒家孝道来组织宗教团体。事实上，这一做法表扬儒家血缘伦理，远多于道家哲学的个人主义，其融合儒、道，以出世为救世事业的心态，超过了宗教内修的宗旨。
儒、道、佛三家显学之外，宋代以来，民间信仰构成的教团显得相当活跃。自从汉代黄巾引发了道教的兴起，中国经常有民间的信仰，时隐时显。丝道通畅，外族入侵，以及唐代经营中亚，中亚的一些宗教都有进入中国的机会。唐代景教与伊斯兰教，为其最著名者。元代的也里可温（基督教）与回回（伊斯兰教），都经常见于典章。
比较不为人注意的外来宗教，当是先后流行于中亚、内亚的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光明教（密示拉信仰）与摩尼教。这些启示型的教派，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有共同的性质，即信仰二元的宇宙、善恶之间的斗争、“千禧年”式的劫世、救世主的来临，以及经由信仰而得到救赎。这些成分也会侵入主要宗教，例如佛教的弥勒信仰。
启示与救赎的希望，是民间信仰的重要诉求。宋代的方腊即“吃菜事魔”的摩尼教徒，元代的红巾、明教，明清时代的白莲教，都是这一类型的信仰。平时隐伏为民间的小教团，可以倏然崛兴，卷起千堆雪，形成以农民与都市底层人物为主的巨大运动。这种宗教活动与道、佛两家的若干教派，也不能说全无关系。举例言之，全真教多次举办全莲会、金华会……是否也与后世的白莲教有关？白莲教与中古佛教的莲社，是否也有关？元末白莲教的韩山童等人，是否因为“明教”而称“明王”？凡此都还待深入研究。
这些启示型教派，糅合了上述外来成分，与中国文化中的神秘主义（例如气、运、天人合一等），形成中国人思维方式中相当重要的特色。最可注意者，儒家思想中，妇女的地位屈从于父权、夫权，但是民间信仰中，无生老母、观音、妈祖，以致教团活动的领袖常有“圣母”名号，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由以上所述，儒、道、佛三家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采撷，形成一个庞大中国思想的系统。同时，自唐中叶以后，东汉发展的世家大族及其代表的社会上层逐渐凌夷，宋代已不再有唐初还可见到的世家大族。相对而言，都市居民（不是欧洲近古以来的市民）以及乡绅成为文化活动的主流。北方中国在征服王朝统治下，中国传统士大夫世家大族已无法存在，农村之中是以地方豪强领导的宗族维持了社区的安定。上述儒、道、佛三家思想的支撑者，大致都属于这两类人物。总的方向，近古中国文化活动的参与人群比中古中国众多，社会地位也往下移动。民间信仰更是植根于农村与都市居民的基层。凡此多元的互动，当可认为近古以来中国型思想的融合（homogenization）。16世纪以后，西方世界挟其现代思想东来，即与这一融合后的中国型思想碰撞。
七、近古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宋元时代，中国的科学水平到达极盛，即使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也居于领先地位。科学史家李约瑟以1500年为分水岭，此时以前，中国科技发达程度不是欧洲可以比拟的；但在1500年以后，欧洲发展了现代科技，从此人类文化一变旧貌。本节即以科技的几个方面，介绍其发展情形，或可由此检讨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消长。然而，这一问题的因缘十分复杂，不仅要检查中国缺少何种因素，也须讨论近代欧洲出现了何种条件。科学的变化，涉及科学思想的内在逻辑，也涉及社会提供的外在条件。同样的，技术的发展，也必须由某一类技术本身演变的线索与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等多方面进行分析，方有着手之处。本节只是浅涉一些可见的现象，深入探讨不是本节可以胜任的。
科学之中，数学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数学与天文历数关系甚深，并且相当偏重实用的运算，与土地测量、粮储计数、土木工程等均有切割不断的关系。从秦汉到隋唐，中国数学有其发展的脉络，也有卓越的成就。本书有关诸章，均有叙述，兹不赘述。唐代中国数学颇接纳印度数学的影响，《婆罗门算经》《婆罗门算法》之类书籍均见于中国。瞿昙悉达介绍入华的《九执历》，介绍了希腊的圆弧量法、印度三角学的正弦函数表及印度的数码。印度的极大数（如“无量数”、“恒河沙”）及极小时间（如“弹指”、“瞬息”）的名词，以及数学中的无穷观念，都对中国数学有其影响。
整体言之，隋唐时代，国家设立训练算学人才的学校，并将自古传流的数学著作编为十部算经。数学家投注了心力，疏解注释，建立了中国数学的传统。北宋一代，国子监中“算学”一科时设时废，即使民间有杰出的科学人才，例如沈括，于数学及科学思考均有足以启发后人之处，官府也不予重视。北宋终究不是数学发达的时代。
近古中国数学，在南宋以后以及元代放一异彩。宋元四大家都有重要的贡献。秦九韶的《数书九章》（1247），记有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及联立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李冶与朱世杰的著作也都在13世纪中叶至末叶问世，分别讨论一元或多元方程以及高次联立方程的消去法，称为“天元术”与“四元术”。朱世杰则由此更进一步，将高阶等差级数的数法，发展为插值的招差值。朱氏的发现，早于牛顿插值公式有三百年之久。南宋的杨辉把北宋沈括首创的“隙积术”发挥为“垛积术”，即高阶等差级数求总和的方法。
杨辉还编著了一些商用算学的书籍，供商人学习使用数算，这是前所未见的现象！李冶在河北避乱隐居山中，可是学生来自四方，从他学习。朱世杰比李冶年代稍晚，可能也是河北人，自号燕山，据说游于四方，定居扬州，平生以教授数学为生。二人均有数学教科书，由浅及深教授算法。
中国古代计算，通常是用一根一根算筹排列三行，拨移位置，运算加减乘除。唐宋时渐有帮助计算的歌诀，以便记忆。宋代将三层排列的算筹简约为横列的一列。元时有不少简化乘除法及换算单位（例如斤两）的歌诀，朱、杨诸人均有易记易用的算法歌诀。元代出现了算盘，以圆珠代替算筹，是为今日还见使用的珠算。元末陶宗仪《辍耕录》记载了从珠算引申的谚语，可知当时珠算已为常见。珠算创始于何时？尚难确定。既然宋元四大家均未提到珠算，而元末珠算已经流行，上下限之间，则珠算的出现当在14世纪初叶以后，元末以前。珠算的算盘出世，中国的数学盛世也终结了，二者之间有没有关系？方便而不用深思的实用计算工具，是否削弱了一般人发展数学推理能力的动机？凡此都是值得推敲的课程。
宋元四大家都身处乱世，救死之不遑，却能发为学术奇葩。尤可注意者，李、朱、杨诸人都以聚徒教授数学为生，而且都是河北人，活动地区都在今日河北西南一隅。河北一隅，俨然是数学教研的一个中心。朱世杰、杨辉等人都著有便于学习的计算歌诀，而且也有专用于商业的商用数学。此外，数学名家郭守敬、刘秉忠及刘氏门下如王洵、张文谦等人，皆是河北人。凡此现象，也可有推敲余地：人才集中于一隅，是否出现“临界多数”，同好之间可因切磋而多触发？民间实用的需求，是否也维持了一批不依靠官学的教研人才？
同时，元代招徕中亚与伊斯兰知识分子在中国汉地工作，伊斯兰数学因此进入中国，可能来自波斯的札马鲁丁（另译札马剌丁）即曾引入伊斯兰天文学。从当时的“回回司天台”内颇有伊斯兰数学书籍来看，则伊斯兰数学，包括几何学与代数学，均可能传入中国。另有可以注意之处，自古中国数学于“零”只留空白，未有数码，唐代传入之印度数码中有“零”码，却未见中国数学使用。宋元之时，“零”码始见于计算，西安出土的元代“幻方”图上所记数学，均是阿拉伯数码，包括“零”码在内。凡此现象，也值得思考外来文化的刺激是否终于突破了十种算经的传统。
天文学与数学是姐妹学科，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天文学、历学与数学更是密不可分。宋元时代，中国天文学借仪器取得了可靠的数据。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即讨论以水动仪象以求取较为精密的天象资料。
元代的郭守敬既是数学家又是天文学家，在两个学术领域都有重要的贡献。郭守敬十分注意仪器观测，他制作出天文仪器数十种，包括简仪（简化的浑天仪）、候极仪、立运仪、浑象、仰仪、高表、景符、窥几、正方案……务求取得精准的天象位置与天体移动数据。在还未有望远镜的阶段，郭守敬设计的仪器是当时世界最为精密的观测工具了。
中国天文学本来就注重实测，但能达到如此精准水平，在继承传统之外，当也是承受同时代伊斯兰天文学测候方法的刺激。元代西域的波斯人札马鲁丁，年辈稍长于郭守敬，奉忽必烈之召来元廷工作，主持回回司天台的工作及编制《大元大一统志》。他曾制作了七种仪器，复制希腊、波斯天文观测的工具。札马鲁丁带来的天文学系统，与中国固有的天文学很不相同，当时元廷显然有中、回两套天文系统、两套历法及两群独立运作的观测人员与计算人员。但是，既有这些仪器存在，郭守敬中国系统的天文学家也不会不受其影响。因此，郭氏的若干仪器，尤其是“简仪”，在设计上摆脱了一些中国传统的方式（例如去除了不少叠架的圆环），改窥管为一根长尺形的窥衡，而且在百分制的刻度旁加360度刻度，似乎都是为了兼顾中、回两系的特色。郭氏制作这么多实测用的工具，又扬弃中国历法求“上元”（天体移动与时日的大公倍数）的传统，他和前述那些数学家一样，都有着同样重视实际的态度。
这些北方的学者，身处北族征服地区，也许正因为已经绝念于中国读书人的以儒术取功名，他们竟有较为自由开放的求知态度，不再为正统思想桎梏。同时，他们的学问遂偏于实用。在乱世，实用的知识，也是谋生的本领，如上所述，北方数学家中，颇多在民间教学及编制实用歌诀之辈。郭守敬的学问，不仅在天文与数学，也在以测量与计算，从事寻找水源、开通运河等事。凡此现象，似乎显示当时的中国有一批重实学的学者，其作风迥异于以吟哦书册为能事的文人士大夫。
宋元之时，经济发达，已在别节有所陈述。市场需求活泼，使生产制造技术有相当的发展。当时多元文化的接触可能也是有利于技术发展的因素。蒙古四处征战，杀业甚重，但颇重视技术人才。从成吉思汗以下，每攻取一地，都搜罗名工巧匠。凡有一技之长的俘虏，常可免死。成千成万的工匠，随军队所至，处处有机会接触别处的工艺技术。元代中央与地方政府设立许多官家的局院监所，管理列籍匠户的工匠，生产各种器具、服用等物品，其规模之庞大复杂，为前代所未见。
工匠既有彼此切磋的机会，又因为专业分工，颇可专精。官方生产单位的通弊是不易管理，工人也缺乏生产的积极动机。元廷的理财诸臣桑哥、赛典赤·赡思丁等，都以聚敛为能事，往往引进色目商人，管理生产，于是工匠颇多以和买、折直种种方式，可以有一些自己生产经营的余地。日久之后，官设生产单位逐渐变质，甚至可以让匠户脱籍，回归自由身份。
经过上述变化，元代工业生产不啻经历了先集中再分散的过程。在前一阶段，生产技术有所进步；在后一阶段，工人又可回到私家经营，足以发挥工作的积极性。凡此演变，不是有方向的设计规划，只是不期而至，得到了推进技术的效应。
以几个生产部门为例。宋代的纺织业本已有相当发展，蒙古人西征，带来中亚金线毛织品的技术，中国的织锦遂更为灿烂可观。纺织匠户不仅属于政府官有局所，贵族的“投下”也有织户。由公私单位产量总和来看，元代纺织品的生产量颇大，效率颇高，产品质量也多种多样。另有值得一提者：平民妇女黄道婆，从海南黎人学得棉花纺织的技术，推广于江南，于是江南的纺织业，在丝织品之外又加了棉织一项，更扩大了中国衣着服用的可用资源。
再以冶铁为例，宋代冶炼钢铁数量已居当时世界之冠。元代重视冶铸，生产量更增加不少。忽必烈时代的冶铁量，较北宋大了一倍，年产一千万斤之多。元代的冶铁技术也有进步，一则使用碎瓷与黏土为冶炉建材，耐火度甚高；二则能生产高碳钢，所谓“镔铁”，大约也受阿拉伯炼铸方法的刺激，但此事尚待推敲。
中国陶瓷业，一向独步世界。波斯与伊斯兰都不能生产如中国一样高温烧制的纯瓷。宋代钧、汝、龙泉诸处名窑瓷器，长久以来是外销的高价值商品。元、明两代出现釉下彩的瓷器，例如“青花”与“釉里红”，在技术上又上层楼。凡此技术，中东与欧洲都不能仿制。可是，明代青花瓷的青色颜料，长期取于中东及中亚，直到明代中叶始从南洋采购青料。若以原料来源判断，伊斯兰青花的质量固然远逊中产，中国产品仍多伊斯兰纹饰（例如连珠纹），足见青花瓷的市场还在中东伊斯兰世界。是则，原料与市场均反映中国釉下彩瓷器的生产，与伊斯兰世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是人类发展火药热兵器的发源地。宋代的火器已使用于战场。蒙古西征，挟中国的火器，加上骑兵战术，遂横行一时，建立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帝国。蒙古进攻巴格达，曾使用铁瓶炸药，可能即相当于今日的炸弹。另一方面，蒙古围攻襄阳，用回回炮手操作强力的抛射器，投掷炸弹，又是合并中国与伊斯兰两种战具于一役，在军事史上有其划时代的意义。中国火器本以管筒发射为主要方式，亦即类似今日火箭导弹的原理。宋人发明的突火枪与火筒，虞允文曾用来在采石矶击败来犯的金军，后来蒙古循此线索制成火铳。今日尚可见的世界最古老的铳炮类火器，是至顺三年（1332）的铜火铳。明代作战，火器已是常用的武器。只是欧洲人后来居上，明代后半段葡萄牙人制作的红衣大炮，功能胜于中国火铳。在明人与女真对抗的战争中，红衣大炮遂为决定战役胜负的利器。
综合以上科学与工艺技术诸项发展，宋元的变化，大致可归纳为多元文化的刺激、专业化的专精、市场的需求等三个方面，都有助于元代在宋代已具有的基础上，向前又推进一步。
八、近古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宋元时代的艺术与文学作品，有很多传留至今，因此我们对于当时一般生活情形，有相当直接的史料。例如，《韩熙载夜宴图》，反映了五代至宋初文人学士的聚会，包括衣着、器用、家具等细节，也呈现了歌女舞姬的姿态。又如，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虽然现在只有后世摹本，仍是汴梁生活的写真，其内容不啻一部宋人生活的电影停格。图中可见到的细节，栩栩如真。虽然文学作品没有图画具体写实，但能够反映的情绪与心态，甚至还有胜于丹青。宋人的笔记小说，为数众多，内容丰富，稗官所及，不仅有典故，也有许多生活细节。元人戏曲，其对白十分口语化，读之如见其人，尤以一般小民百姓的语气最为生动。明人小说颇有从宋元母本敷衍润色，不论是短篇的故事或长篇的说部，都有可以作为描写日常生活的资料。凡此，都为历史教材可以采撷的资料！
大致言之，宋人衣着，闲居衫袍，宽博舒适；工作服则短衣束带、半长裤管，行动自如。宋人的幞头，是由包头巾定型。一般人家居，大约即用巾网包头。女性生活最大的变化，当是五代以后逐渐流行的缠足习惯。宋人女性体态，已与唐风仕女不同。唐人丰腴健美的妇女，在宋时已变为苗条婀娜。但是，北族妇女，不论契丹、女真还是蒙古，则尚未感染汉人柔美风气。同样的，北族男子服饰，也大致保留其民族习惯，例如辽代墓葬壁画，男子有多种发式，均与汉人不同。
交通工具方面，北人不论男女，以骑马为常。南人也有骑乘，但也用肩舆。车辆以载重为主，畜力、人力均可用于拉车。汉人地区颇多牛车，行动慢，但载重量大，马车已不多见，有之，也常为仪式性的排场。日常生活中，比较少见唐人常用的载人马车。
宋代船舶，尤其南方，颇为完备。小至渔舟，大至海舶，均可从图画中见到真相。一般而言，内河湖泊大致是用橹使帆的小船，远洋航行均是多帆的巨舶。宋人巨舶的结构，可由泉州海交馆陈列的海舶见到实物。宋人航海活动，在东南亚以至印度洋，与印度人、阿拉伯人三分天下。中国船舶的中轴舵、平衡板及隔水舱，堪与罗盘、针路及观测星辰高度位置的牵星术，同为当时举世独步的航海能事。但是，中国船舶的平帆，无论数量多少，尚不能发挥阿拉伯船舶三角帆逆风行驶的功能。
饮食方面，宋人引进了早熟的占城稻，不啻多了一季的收获。而且，新品种的稻米皮薄糠少，可以食用的米粮重量也增加不少。北方及中部，麦类取代小米（黍稷粟粱）成为主要的食粮。小米及新发展的高粱，都退而为次要食粮，甚至用于饲料。古代也作为谷食之一的豆类，转变为佐餐的食品。尤可注意者，五代以后，豆腐成为家常食物，麦类与豆类富含蛋白质的制品，如面筋、豆皮等，也已是日常食用之物。这些素食的出现与推广，当与佛教禁杀茹素的要求有相当关系。
早在中古时期，中国即颇多酿造发酵的食品，例如豉酱之类。宋人及北族的食品方面，更多使用食物化学的制品，而且广泛地用于腌制肉类、水产及瓜果蔬菜。今日市场可见的各种酱、醋、酒、油、蜜汁保存的食物，都已见于宋元之时。宋代以后，中国始有烈酒，当是因为引进了中亚的蒸馏技术，始能多次蒸制为高量酒精的白酒。北族善饮，蒙古大汗的宴会中有专人司酒，据西方人及波斯人的旅行记，蒙古朝廷宴会供应的酒类，包括谷类酿造的酒、葡萄酒及北族常用的马湩酒（马奶酒）。马湩酒也见于宋人地区，当是由北方传入的风味。
古代中国的甜料，不外为蜂蜜与饴糖。虽然可能很早即用甘蔗汁为甜料，却不知制作砂糖。制作砂糖这一项技术是印度人发明的，唐末引进中国，宋代已普遍使用砂糖。中国古代烹饪，使用的香料不多。宋代则大量由南洋进口香药，香药进口价值占进口商品之首，其中包括药用、宗教用及食用。中国也出口香药于辽与西夏，想来是转口贸易。但是，中国也必已使用香料为调味及保存食物，大约今日中国烹饪所用的香料，均已见于宋元之世。香料调制及保存肉类食物，最为常用。这一时期，南北接触频繁，北俗肉食为主，当也影响了南方的饮食习惯。北方民族虽也食鱼，例如辽金都有渔猎之俗，但食用水产，南方更为常见。可能北方民族对于南方水产颇为向往，宋人款待北来使节，遂常见鱼类食物。
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等书所见的饮食习惯看来，在宋代都会地区，不仅有饭店酒肆供应上门顾客，也有食摊与提篮挑担的小贩，供应饼饵之类的熟食与点心。《清明上河图》中，也能找到这些现象。从各种稗官小说的资料中，宋元的菜肴与今日的烹饪方法相当接近，煎、炒、炸、烹、煮、炙、烤、蒸，无一不有。大致言之，北方肉食，牛羊为多，南方猪鸡为多。蔬果各随土宜，水果之中，柑橘及梨桃均为常见。宋人种橘，颇为讲究，竟可纂写成谱，其园艺技术的水平可知。
宋元之世，讨论食疗养生治病的著作颇多。举例言之，宋人陈直《养老奉亲书》及元人邹铉《寿亲养老新书》都详论老年人饮食应予注意处，也介绍了一些特具营养价值的饮品与食物。元人忽思慧的《饮膳正要》（1330）当是中国第一部讨论营养学的专著。忽思慧是元朝宫廷的饮膳太监，收集了不少本草、验方及食物特性的资料，也介绍了印度、西藏、西番、回鹘诸族的食品，罗列汤、饼、羹、粥等食品108种，谷、兽、鱼、果实、料物等主副食226种，分别说明这些材料的特性，药用功效及各种宜忌。凡此均是将食疗与药疗融合为一，实集食补观念之大成。
中国传统医学，可分为理论与方剂两个系统。内经一类所讨论的观念，实与玄学相近；巢元方、孙思邈等人方剂的传统，其实是积累实际的用药经验，视临床所见的病情再斟酌处方。宋人医学仍以遵循理论为多，北方的燕赵地区则另辟蹊径，遂有金元四大家出现，为中国医药史上一大里程碑：刘完素（1120—1200）注意流行传染病，以及这些疾病与环境气候的关系；张子和（1156—1228）特别指陈古方不能尽治今病；李东垣（1180—1251）注意病人吸收营养消化功能；朱丹溪（1281—1358）也特别指出古方今病不能吻合，治病注意滋养。诸家观念，均着重病人本身体质条件及以药物调治体质，其基本观点与食补、食疗颇为相通。金元四大家均出现于中国北方，其地区与数学北方学派的地域相叠合。这一地区是汉地，却已长期在汉人地方势力与北族政权控制之下，为南宋治权所不及。这样的“瓯脱”地带，文化传统可能较弱，学者可以突破传统的思考，于是竟能别出机杼，创新观念。
综合言之，宋元时代的一般生活，由于唐末以来文化的发展方向开阔，内容也多姿多彩。此中缘故，或与文化多元及疆域所及辽阔有关。自从唐末以至南宋，汉人南向发展，五代十国，九个在南方，南宋偏安，文化聚萃于南方，是以不仅中国南方各地的资源颇多开发，东南亚的资源也因外贸为中国接纳。三个北族政权前后接踵，既据有中国北方，也广开疆域于今日的东北、蒙古、西北及中亚。蒙古建立大帝国，横跨欧亚，这一广大地区的自然资源及文化资源，都可与中国汉地所有的资源相济，取精用宏，生活内容随之而丰富了。为此，宋元时的一般人民，在和平时期的生活水平，大致丰足。明清以下，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堪谓已经定型，迄于西方工业生产与现代都市化带来冲击，始有另一波重大的变化。
九、近古中国与东亚转型的特色
这一段历史，传统的分期大部分属于宋辽金元时代。当然，历史是延续的。这一段历史的变化，不少滥觞于五代，甚至更可推到唐代中叶；这一段历史也不是终结于朱明取代了元朝。过去以汉人历史为主的断代史，以宋代为正统，北族诸政权为入侵中华的征服王朝。我们将这段诸国抗争的形势当作东亚诸处的密切互动，虽然也可以视为另一次“南北朝”，但把它当作东亚列国体制在亚太地区逐渐成形的区域整合，则更可整体理解这一时期的变化。参与整合的成分，不仅有东亚大陆上，农耕的汉人与游牧的北族之间，有其进退颉颃，也包含太平洋沿岸，由日本到东南亚的海域，经由文化接触与经济交换，遂与大陆的族群发展为迎拒分合的复杂关系。这次区域性的整合，不下五六百年之久。在后来的演变中，将是近世欧洲区域、中东区域与亚太区域之间，又有了规模更大、后果更深远的互动，终于在现代（我们所闻所见之世）逐步走向全球性的整合。
汉族地区的宋代中国，同样经历了复杂而深远的内在变化。都市的结构变了，城乡的关系也随之改变。汉末以来，强大的宗族组织及大族占有的优越地位，逐渐转变为血缘关系更密切的家族。家族的社会地位，也不再能与过去的大族相比。相对的，社会的个别成员，相应于上述诸现象，遂有较多的自由，也不再有过去一样可以依附的群体。
这一现象，呈现为宋代士大夫与皇朝官僚系统的密切共生关系。自汉至唐，士大夫有世家大族的背景，有地方力量足为依恃，他们面对皇权，还可以卓然自立。宋代的士大夫则既以经世济民的使命自许，又必须参加皇朝的官僚系统，希望能以此完成其使命。宋代儒家发展的理学，其实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其内在动机应是尝试建立内圣外王的“道”。士大夫不再有世家大族的力量为其后盾，于是同气相求，不免借讲学与交游，编织为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两宋朝廷每有朋党之争，学术界的派系也多壁垒，两者之间应是相应的现象。
宋代儒家据有前所未见的机缘，几乎独占了官僚系统，本来应有可以实践儒家经世的理想。然而，综考其功效，朝野党派的各种斗争，竟使宋代政治未能有实践儒家理想的成果。
另一方面，宋代儒家与佛、道两家的互动也较过去为多。凡此互动的后果，则是三家彼此融合：外来的佛教宗派为中国本土宗派取代了；在儒、佛之间，道教左右采撷，遂有新道教之崛起；儒家的理学，是中国思想史的划时代之事，其能臻此境界，释、道两家的滋养与激荡当为不可忽视的因素。简言之，宋代知识分子不分儒、道、佛三家，其关怀都在人间，可谓由玄理转向实践，由“神圣”转向日常的人生。
北族的领导阶层原多是部族领袖及战士，心智活动非其所好，但在接触中华文化后，辽、金、元三朝均有华化颇深的人士。一般言之，辽人与汉文化接触最久，潜移默化，辽代颇有文采可观的学者。耶律楚材，身历辽、金、元三朝，最初可能借巫觋活动取得成吉思汗的信任。但其主要贡献，当在推动蒙古及元朝统治方式的汉化。在忽必烈以后，因为统治的疆域以中国为主体，其统治机构遂深度汉化。中国的科举制度及文官组织均为元政府采用，汉人知识分子经过这些管道，大量跻身精英；同时，蒙古与色目族群也出现了高度汉化的知识分子。然而，我们须注意，元廷的治理机构具有二元特性：北族军事组织的影响甚深，汉制往往流于形式。实际掌权的统治阶层，蒙古与色目人士的权力大于汉制政府文官科层结构中的官员。
至于中国以外的地区，北方草原及中亚各地均有成吉思汗建立的几个汗国统治。这些汗国也深度接受当地文化的涵化，不论心智活动及统治机制，毋宁为波斯化、伊斯兰化，甚至印度化。因此，蒙古大帝国的文化面貌是多元的，也是多样的，不宜将元人统治汉地的现象当作蒙古族群文化转变的共相。中国学者研究元文化，每以汉文文献为典要，汉文史料往往出于汉人学者之手，必须借其他文字的记载对照，庶可补救其偏颇之失。总之，元代的文化活动，既有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也有彼此同生共存而各行其是的现象。例如，元大都既有回回天文台，也有中国传统的天文观测，两个不同的天文学传统，并未因此而融合为一个新的学术体系。
这一时代的庶民生活，由于都市兴起、城乡关系改变诸种复杂的因素，当然会有重大的变化。其中颇须注意者，是社区共同体的组成不再以宗族为主，而由地缘性乡社代之。中国历史上“社”的名称，源远流长，最初可能是地方保护神信仰的组织。秦汉的“社”，则成为地方乡里行政系统的末梢。汉末以后，大姓豪族专制乡里，地方势力封建化，庶民沦为部曲奴客之列。唐代中期以后，这种类似封建的地方结构，又逐渐过渡为社区共同体。
这一转变过程，或因佛教寺庙的社区活动，遂改变了社区凝聚的核心。社区共同体，在不同的条件及需求下，会有不同的社会功能。然而，许多其他功能也会在社区共同体形成之后，一并附加于同一共同体的组织。以山西、陕西之间的尧山圣母崇拜为例，这一个庞大的网络，其构成的单位，即十一个“社”，每一“社”由十余个至数十个村落组成，地域兼跨山西、陕西相邻的几个州县。碑铭可考的时代，可以远溯至唐代，其集体活动可考的时代，则为宋代熙宁二年（1069）。这一网络的活动，主要为祈雨的祭祀，但是也兼顾了市集、防卫、水利工程等项集体合作的功能。类似的组织，以社为名，可包括西北边防地区的弓箭社、太行山抗金的忠义社、南宋的许多义社。河北山东地区新道教（如全真教），其道观即社区共同体的中心。佛教禅宗寺庙（例如农禅寺）也具有地方共同体中心的功能。宋儒推动乡约、社约，及族产、义田……无不意在凝聚基层社区社群，以济国家公权力不足，以维持地方性的共同体。自宋迄今，无论中国南方北方，社区共同体还往往借宗教信仰、灌溉工程、市集交换等结合为庞大的社会网络。华南的妈祖祭祀团，即为具体的例证。
北族的政权，每由部族起家，一旦扩张为帝国体制，便不能不调整其结构与组织。帝国内部，其属下人口不得不重新编组。金、元的“万户”制，即解散原有部落，改组为军事单位；更进一步，万户戍守汛地，遂形成封建制度。其所属人众，由部民转变为封地的统治阶层，凌驾于被征服的土著人口之上。这是一个集合——改组——分散的过程，分封或戍守的统治单位，逐渐“土著化”，与在地土著混合，形成新的族群认同，却疏离了当初的族群结构。
征服带来上述人口混合，意味着大小规模的人口移动。蒙古扩张迅速，在草原上的蒙古诸部，随着征服分散于广大的地区。西域“签军”随同蒙古军事行动，分驻中国为探马赤军，又与汉地人口混合，终于融入中国的广土众民，取得中国姓氏，成为中国人口中的新成分。类似的人口迁移，也见于东方人口迁徙于中亚，北方汉族人口迁徙于华南与东南。凡此糅合的过程，古代中国以血缘为族群聚合的形式，势须转变为以地缘聚合的形式。社会个别成员，亦即个人，虽然仍可能有安土重迁的观念，实则其归属于血缘单位的先设性（prescriptive），已代之以自己取得的身份（ascriptive）。这一时代，经历了相当程度的都市化，工商业也比较发达，脱离乡村的农民，进入都市或改采工商专业，其根生土长的特性随之减弱。反之，个人的移动，带来自主，也带来失落与疏离。
蒙古帝国内，宗王的汗国分散于广袤的亚洲大陆。宗王之间的斗争，终于解散了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宗王诸汗国，经历数世纪的分合与重组，不再以“蒙古”为其共有认同。各地文化传统，以宗教信仰为其旗帜，重新界定了亚洲各地的国家与民族。伊斯兰教是大多数中亚与中东政治体的新认同。西藏高原的喇嘛教，结合了本土的藏传佛教，逐渐扩大其势力范围，终于成为亚洲东部草原与高原诸族的新认同。若从宗教力量传布地区的广袤言，伊斯兰教与喇嘛教的迅速扩张，当是近代以前世界史上值得注视的现象。
综合以上所说，10世纪以来的四五个世纪，中国地区及其周边所发生的变化，规模既大，影响也深刻，若说通盘地改变了中古以来的文化面貌与社会性质，也不为过甚其词。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以为宋代中国已具有“现代性”，这一学说是否恰当，还须取决于“现代性”的定义。如果把“现代性”定义简约为西欧出现的都市化与个人化，宋代至明代的中国，上述两点可谓已见端倪。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努力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社会萌芽的迹象。如果把资本主义的定义简约为工商业企业化，宋代至明代的中国，也可谓已呈现初貌。然而，中国当时的都市，不同于欧洲的自由城市；中国的“个人自主性”的个人，仍是归属于强固的社区社群共同体之中，也不同于欧洲“个人自由”的性质。中国发展的工商业，规模及复杂性也十分可观，但是欧洲的资本主义运作方式，其实未见于中国。不论内藤理论或资本主义萌芽理论，都建立在欧洲（尤其西欧）发生的历史现象上，未必能解释中国的历史现象，更不能由此建立人类社会演变的共同性。
因应时空条件，各地区的历史发展模式都有其特殊之处。人类社会演变，虽有若干共相，但大致殊相多于共相。然而，历史研究之饶有兴趣，即在同中见异，再追究其所以有此特色的来龙去脉。宋辽金元时期的特色，正因为在列国体制中的互动，以致南北两类文化都有其发展的特殊风格。宋代的中国不能再以“天朝”自居，是以有反求诸己的内敛气象。宋人重华夷之别、正闰之辨，宋代史学著作，每多这些讨论。宋人好古，常有复古的倾向，理学思想必以上溯孔孟为标榜，宋代稽古的学风，开中国传统考古学的先河。凡此作风，都可解释为在列国体制中，寻找汉族中华文化的定位。
相对而言，北族的文化发展是外向的。征服王朝尽灭了别人，又必须将过去的“他方”并入“己方”，以致自我定位既是不断打破原有界线，又须不断重新划定界线。北族政权的领土，北族人口的认同，以及北族的贸易经济文化交流等，无不可作如此观。
南北之间，上述内敛、外向两个倾向，相激相荡，不仅影响了政治版图，也建构了东亚文化圈与经济圈。近代世界体系形成时，觇见类似的发展过程，只是过程相似，各地仍有其个别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