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 - 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6）
第六章 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上篇（15世纪–17世纪）
中国全盘进入了世界秩序。海洋的开通和欧亚大陆频繁的陆路交通，将中国纳入世界经济秩序之内。贸易上的顺差，使中国经济持续成长三百年之久，并使中国在近代以前跃升为世界最繁荣的地区！外来的刺激，也促使中国的知识界尝试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是历史上相当于欧洲启蒙时代的努力。可惜，这一努力竟中途夭折了。
一、明代中国文化体系的僵化
本章的断代，上限是1500年，主要是自1492年哥伦布登陆美洲外海岛屿后，全世界不再有可以遗世独立的人群。当然，1500年是取一个年代的整数，无非是设定巨大转变的象征，不是一个无可移动的时点！
这一设定的时点，是反映世界史的断代意义。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感觉到全人类的历史已将汇合为一。中国依然自以为中央之国，中国人依然浸润在中国文化之中，如鱼在水中。这一个时代的中国，最重要的史事，无过于蒙古人在中国建立的元朝结束了，汉人再度建立以中国为主体的国家。因此，本章叙述的历史变化，还是必须以明朝的开国为其起点，而且观察的对象，也还是明帝国内外的种种变化。
明太祖将元廷逐出长城，蒙古只是失去了在汉地的统治权。蒙古大帝国早已分崩离析，裂解为几个本土化的汗国。占据蒙古的后元，依旧是明朝北面的强敌。为此，明朝对于北边防务，从未敢懈怠。今日中外视为世界巨大工程之一的长城，其实不是秦汉以来的边塞，而是明代建筑的边墙！
这一道边墙，贯穿“九边”，由辽东山海关老龙头依山傍谷，迤逦西行，延伸到目前的嘉峪关，连绵不断，中间有些地方还有内外两道长城。中国的长城，自战国时代燕、赵、秦三国筑边塞，到秦始皇联结这些防御工事，成为震古烁今的“万里长城”。但是从长城遗址看来，秦汉的边塞并非连成一线的城墙，毋宁是纵深布置、互相支援的堡垒群：山地上是高踞山顶与岭脊的烽火台；平地上是以障塞（堡垒）结合地形（如壕沟）或植物（如大片荆棘）的工事。如见北族敌迹，即以烽火传讯——这是一个有数里至数十里纵深的预警系统，使经常集结在边防兵站（如汉代的右北平）的重兵，可以推进袭击来犯的敌人。
这样的防线，并不是一条密封的界墙。平时，胡汉贸易照常进行，汉代边郡太守，将万骑，定期行边；有大战役时，大军分道出击，以攻势为有效的防御。在心理上，北族游牧地区与中国农耕地区并不隔断，而是有进有退的开放地带。
反之，明代太祖、成祖两代雄主多次大军出击，追亡逐北，此后即不见开塞北征。蒙古来犯，明军不过据城守关。明朝中叶以后，东北边外的建州卫满洲崛起，明军防线本在关外，数次大败，遂移入长城内，但还是阻挡不了满人踹破边墙，入侵关内。这一条密封的边界，终究还是挡不住敌人。
中国历史上，唐代超越了长城线以北，北朝以及辽、金、元、西夏等北族漫过了长城以南。秦汉与明代都以长城为防线。然而，秦汉的障塞是开放的，明代的边墙是封闭的。城墙如堤岸，在压力甚大时，还是会溃决。在心态上，这一条边墙分隔胡汉，汉人世界自我设限，是内敛的，而不是开展的；是封闭的，而不是出击的。
面向南方的海洋，明代中国的态度则在开放与闭关之间摆动，而终于趋向闭关。洪武初，元代对外开放的风气尚在，海上交通相当畅通。洪武四年（1371），因为日本浪人扰乱海疆，中国第一次实行海禁，只开放广州、泉州、宁波三处市舶司，作为外洋贸易的港口。永乐年间，郑和率领大批船舰七次下西洋（1405—1433）。即使永乐此举的动机至今颇多议论，至少中国的对外态度是开放的。宣德年后，中国官方不再有如此大规模的对外行动。明代中叶以后，倭寇侵扰海疆，越来越猖獗。1523年，明朝政府为了断绝乱源，干脆关闭上述三处市舶司，不再许可外国商货入口。
封闭的锁国政策，当然昧于实际的情势，不仅关不了已经长期进行的海上贸易，更逼迫中国海商与日本人合作，在沿海建立基地，进行不经官方许可的贸易。这些国际性的海上冒险集团，性质在商贩与海盗之间。中国称为“倭寇”的集团，当时人即指出不全为日本人，其中夹杂了许多沿海铤而走险的中国人。
这一时代的世界，实际已有了非常重大的变化。经过大洋航道东来的欧洲人，最初是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旋即又有荷兰人参加竞争，纵横海洋。国际贸易与交通的情势，已不再是元代以阿拉伯人为主力。
国际经济网络，已在逐渐成形，将欧、亚、非、美四个大陆与太平洋的许多岛屿（例如今日的印尼、菲律宾等）都编织在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之内。然而，明朝政府并未察觉这一正在进行的巨变，仍以防守海疆的角度，制定官方的海禁。即使中国直接间接介入外贸的人口已遍及闽、浙、广东，外移南洋的人口已在东南亚建立了许多华人聚落，朝廷从未面对现实，只指斥为违法的活动。总之，明代中国对于海上，官方的基本心态也是防御与封闭的。
明代中国广土众民，资源之丰，蓄积之厚，为当世大国之中数一数二。如此国力，中国却在国际场合无可记述之处。对明代中国言，北方的蒙古始终是一大威胁：也先甚至在土木堡掳走了英宗；河套的俺答，侵扰三边，明朝无可奈何。若没有藏传佛教驯化蒙古，中国北边不会安宁。在东方，日本不断输入中国文化，但自从范文虎的船队败于飓风，中国未能加一兵一矢于日本。日本丰臣秀吉于1592年、1595年，两次侵略朝鲜，中国援朝，两国合力才保住了朝鲜。郑和舰队，横行东南亚，所至之处，无非小国，谁能抵抗？明军主要的战果，却是覆灭了建国异域的华人聚居地，将南洋的旧港（亦称巨港，今日苏门答腊之巴邻旁市）等地的华人首领，抓回中国。唐代以前，交趾长期是中国的郡县，宋朝开始，安南是南方边外的大国，奉中国正朔，在藩属之列。明代安南内乱，黎氏篡立，明朝出兵干涉，从1406年到1418年，两次征讨，中间一度在安南设立布政使司，但是十年战争，明朝不能取胜，还是只得承认安南黎氏的政权。
凡此种种，无不反映明朝政府守势内敛的心态。明祚二百余年，其实不能与汉唐泱泱大国之风相提并论。其中缘故，可能由于开国之初，太祖立下“皇明祖训”，严嘱子孙不得轻易改变他订立的典章制度。固然后世皇帝破坏“祖训”之处不少，这一保守的基调是一锤定音，以致明代政治难有改革。
成祖永乐颇有才能，只是除了夺取帝位及迁都北京的大动作之外，其他并无更张。继他之后，仁宗洪熙、宣宗宣德两代，休养生息十年，无所作为，号为仁宣之治，其实是作风保守的表现。当时的辅政大臣，三杨（杨溥、杨士奇、杨荣）都是老成持重的老臣。从英宗以后，明朝就没有值得称道的好皇帝，一些能干的大臣，努力补救皇帝缺失，再也无改革政治的余力。大臣之中，只有张居正、刘大夏少数几人有治国的才能，也有治国的决心，但终究太少了些。张居正的改革，在有明一代，已属难能可贵，然而究其实际，也只能矫治文官制度壅塞瘫痪的痼疾，并未开创更高一层的境界。
自从宋代重视文人以来，中间隔了一段元代统治，明朝步武宋代，建立了一个以儒生为文官的制度。由于中国科举取材，以八股考试考儒生对于儒家经典的理解程度，而又以朱熹理学的阐释为正统的儒学，因而科举制度防弊的方法越细密，越追求对于经典理解的正统化与标准化，终于考试考的是文章形式与教条，不是发挥经典的含义，更不容许从文本中提出新的阐释。这种选士的方式与过程，发展为后世指责八股取士的病根！明代如此，清代也沿之未改！
从科举产生了政府的文官，也培养了独占资源的社会精英阶层，形成风气后，也产生了文化的保守。有明二百余年，一直到中叶以后，民间才有强烈的反弹。在王阳明以前，儒家思想囿于朱子之学；在万历文风改变以前，明代的文学与艺术、书法，都是四平八稳的作风，这可由“台阁体”的文章与书法，观见其风格！
明太祖废宰相，皇权定于一尊，于是文官与皇帝之间，无复汉代与宋代可见的制衡。绝对的皇权，保护了保守主义，以致质疑当时制度的思想，都难逃政治权力的压制。皇帝自己不能行使权力时，绝对的权力落在近侍、宦官手中。于是有明一代，自仁宣以后，宦寺鱼肉文官与儒生的事迹，不绝于史书。明代宦官专权，擅作威福，其灾害不在贪污败坏，更在于斫丧了文化与思想的元气。
明代中叶以后，知识分子及社会大众都对上述令人窒息的压抑之气，兴起各方面的反弹。那些史事，将有专节论述，此处不赘。反弹的力量与压制的绝对权力间，有各种冲突。中国的人才，以及社会的文化活力，都在这一长达百年的斗争中消耗殆尽！后果是明末的中国，不再有余力面对正在开展的世界新局。能察觉这一变局的人已经太少，更遑论思考如何适应这一即将叩关的世界形势！
总之，明代的中国，从元代脱身以后，其实并未出现新的活力，反而自囿于空洞的天朝大国框架，放下了元代曾接触的各种外来文化，一味保守中国文化，并且基于防御的心态，一切定于一尊。政治权力是绝对的皇权，思想体系是正统的朱子儒学，社会力量是占尽优势的缙绅精英——这是一个僵化的庞大文化体系，压抑了内在力量发动修正的活力与生机。一时之间，外来力量还不能撼动这一僵化体系。这个阶段，中国文化体系还保留了许多精致的特色，但是这个僵化的体系缺少调适的能力，终难避免崩解。
更进一步追索明代中国僵化的病根，似乎还是在一百余年前南宋的文化已开始内敛，而不是开展。宋代中国缔造了精致的中国文化，在艺术与文学的领域，中国文化孕育了至今值得赞叹的成果，然而这些成就大致是表现在既有规范中不断突破，又不断重组。南宋理学的思维，建立了儒学理论系统，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一件大事。只是，以朱熹思想为核心的南宋理学，其重点在向内寻找“内圣”，然后再向“外王”延伸。儒生既然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外王”终究会落空，仅剩下了“内圣”。这一境界及过程都为明代继承，正宗阳明之学当然更是向内寄托于心性。
另一病源则是蒙古征服南宋，以其武力抹杀了中国文化精华，权力来源是武力，统治者的权力是绝对的。明太祖驱逐元廷，却在统治体制上继承了这专制集权的特色。文官系统只能为君权奴役，不能以其儒家意识形态，有效地制衡全无约束的君权，甚至不能抵抗狐假虎威的宦官弄权。儒生们抗议虽烈，不惜赔上生命，只为了坚持理念，但是一次又一次的牺牲，一次又一次扩大了抗议，一次又一次指陈了理念与精神，却在绝对君权之下完全没有对抗的能力。这种无力感，付出了人的尊严作为代价。高压的君权窒息了寻求调适的可能性，中国文化与社会只有在不变中一步一步走向僵化。万历以后，无论在学术、文化与社会几个领域，都有对于僵化体系的反抗与反思。那些扑向自由的努力，正如扑火的灯蛾，留下了值得后人钦佩的记录，也留下了后人深思的无限空间。
二、人口与生活资源
今日中国人口众多，占了人类社会的四分之一。其实，这一现象，是在明代以来始形显著。相伴而至，也是由明代开始，食物资源增多了。两者互为因果，到清代遂一发不可收拾，于近半个世纪乃有如此惊人的人口数字。
汉代人口，照官方统计，最多时有五六千万人，自此各代均有增减。但是，各代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字，大多不甚准确。三国时代人口，数字奇少，即因大户占夺人口之故。宋代人口，数字也不准，估计是在七八千万之间。明代人口，估计明初是一亿。是以，从西汉中期到明初，大约一千五六百年之间，人口增长，不过一倍。明代中期，估计人口已有一亿五千万人，明末则有两亿左右，是则二百余年，人口涨了一倍！较为保守的估计，则是由六七千万而八九千万而一亿余，如此人口增长的幅度，在18世纪以后又加速进行。而最近五十年来，中国人口增加率又不止一倍。近来二三百年，中国人口增加幅度巨大，可说是由明代开始的趋势。
明代的疆域，大于宋代，至少增加了西南地区，及河北大部分与东北地区。但是，仅以这些地区生产的食粮，犹不足维持明代中叶以后增加的人口。汉唐以来，中国食粮主要是早已有之的黍稷稻粱，亦即大米与各种小米，加上越来越普遍的粉食麦类。宋代引进早熟多产的稻种——占城稻，有助于南方食米的供应。明代开始，有许多新的食粮作物引进中国，不仅中国人多了不少养生的资源，而且因其生长环境各有土宜，许多过去不能种植粮食作物的地方，也可以生产相当数量的粮食。这一因素，又不是单纯由国家疆域的增减足以说明了。
引进新作物中，最为重要者为番薯与玉米。番薯俗称众多，因地方而有异：番薯、地瓜、红薯、白薯……不一而足。在万历年间，福建人即从南洋将番薯引入闽南泉、漳诸处。据《金薯传习录》，番薯是由菲律宾引入番薯藤，然后在福建地区广泛栽培。同时，广东人也从越南引进番薯，广植于东莞、电白等地。不久，徐光启又从华南引进长江流域，旋即普及于全国各地，发展成为许多地方性的品种。番薯初入中国时，福建地方官员当作歉收时的救荒粮。其后，则渐成为重要的农产品。种植番薯不拘土壤与地形，因此山地、畸零地、沙地……无不可以插栽薯藤。番薯本身营养价值高，薯叶还可作为家畜的饲料，遂成为中国各地农村普遍栽培的食用作物。从16世纪番薯由美洲进入南洋，数十年后即进入中国，并普及于中国南北各地，传布速度可谓迅速。
玉米，是另一种很快普及中国各地的新作物。玉米又名番麦、玉蜀黍、珍珠米、苞谷，是美洲土人培养成功的粮食作物。16世纪中叶，田艺蘅的《留青日札》，即详细叙述玉米的形状，并且记载“旧名番麦”，足见它已在中国颇有一段时候。《留青日札》又谈到作者的家乡杭州，也已种植这一外来“异谷”，是则初传地区大约也在闽、粤，然后普及于包括杭州的许多地方。玉米可以在坡度相当斜峻的山地栽种，又不需要十分照顾，收获、收藏均不困难，遂成为中国各地，尤其中国西南及华南山坡地普遍栽种的作物。
花生，又名落花生、长生果，原产地是南美洲，其特性为落地入土即可存活，宜于沙地，又不厌盐碱，是海埔新生地最适宜的作物。明代嘉靖年间花生即载于江南的地方志，是其传入中国，为时甚早，不会晚于引进番薯的时代。花生富于油质，是十分优良的植物油来源，遂成为各地普遍种植的农作物。
马铃薯又名洋芋、土豆，各地名称不一。明代晚期传入闽、台一带，旋即传入中国西南各省，清代则又传入北方。但是，马铃薯的普遍性，至近代为盛，在明代远不如番薯之常见。
另一根茎作物则是芋头，俗称芋艿、毛芋，汉代巴蜀的蹲鸱，大约就是此物，在当时视作救荒作物，于饥荒可以当作食粮。芋头常见于南岛，是当地土著的主要食物。虽然芋头在中国早已有之，其在粮食作物中并不居重要地位，大约由于芋头淀粉质多，缺少蛋白质，其营养功能不足以比美番薯。
以上数种明代引入中国的新品种，当以玉米、番薯与花生最为重要。前二者富于淀粉，可充主食，以补稻米与麦类之不足；后者提供植物脂肪，为中国传统豆油与菜籽油之外，添了另一油源。这三种作物，或可在山地种植，或可在沙地栽培，将过去认为无法使用的土地，一变为农田。中国华南与西南多山，沿海、江心又多新生地——凡此都可转变为生产食粮的佳壤！是以明代垦殖多塘田、圩田、沙田。
主食之外，新引入的蔬果，如南瓜、西红柿、胡萝卜、菜豆，甚至辣椒，均使中国的食品资源更为丰富。油类作物中，明代已有芝麻、豆类，加上前面所述的花生，还有菜籽、茶籽均可榨油食用。动物油脂只用于比较考究的菜肴。纤维作物，中国固有的是丝、葛，明代则木棉、苎麻已普及各处。木棉原来是南方作物，称为“吉贝”，早已见于中国，自从元代松江黄道婆引进海南黎族弹棉去籽的技术，棉花迅速传入南北各处。原来高大多年木本的棉树，也逐渐培育为大面积农田种植的棉花。
中国耕种、树木嫁接技术，早在《齐民要术》时期即已知之甚稔。明代则有插条、接枝诸项无性生殖的栽种方法，当与种植番薯的经验有关。明代种植苎麻，甚至桑树、甘蔗，都已引用这一技术。
栽培作物的种类多了，种植的方法多样化了，是以明代中国将过去不用于农业的边缘土地，也以棉田、圩田、沙田种种方式垦拓为耕地。一方面，明代的种植面积扩大了；另一方面，因为土地使用的方式改变，边缘土地的植被改变，也严重地改变了地貌与生态。
明代人口统计，并不精确。田亩统计，用了鱼鳞册制度，一片地产的四至见于记录，颇易稽核。据估计，洪武年间，全国垦殖顷亩，由三百余万顷，迅速增加到八百余万顷，这是全国丈量的结果。此后各朝增加的数字不多，经常保持五六百万顷，明末则有七百余万顷，整体来说，数字相当稳定。全国征收税粮的数字，由明初粮米、稻谷两千万石，逐渐增加到三千余万石，弘治、万历年间又回降为两千六百余万石。明制，缙绅免去田税，诸王王府及皇庄也不纳粮税，是以全国地亩及粮税数字，都不能如实反映人口增殖及农地顷亩的增加。
当时因为缙绅免税、免役，贫户带产投靠，成为佃户，以致江南一带，据顾炎武《日知录》是十田九佃，自耕农不过十分之一。然而，地主占有的土地虽多，并不组织大型庄园，而是由个别佃农各自经营小农耕作，地主只是坐收地租而已。
明代农户，一般大约多则耕种十余亩，少则仅有四五亩田地，以当时的生产力计算，虽然主要食粮的单位产量高于宋、元，也不够养活全国人口。大约有些新垦的梯田、沙田、圩田，甚至浮在水面的葑田，架在水边的框田，都未必列入全国统计的顷亩数字之内。
一个一个小型农庄，都是多种多样的经营，最起码的情形是薪则有山，蔬则有圃，还可以在洼地挖深为鱼塘，以塘泥整高为“基”，栽种果树，形成一个小型的生态资源循环系统。华南的香蕉、荔枝、菠萝（凤梨），中部的桃李，北方的梨枣……都是如此纳入农业生产的网络之中。当时政府法令，奖励农户种植果树。明初，政府多方鼓励生产，规定民间种桑麻木棉，甚至凡有田地五亩至十亩的农户，必须有半亩栽种桑麻木棉，十亩以上者加倍。又命令各卫所屯田军士，每人种桑百株，随地方土地所宜，种植柿、栗、胡桃。凡栽种桑枣果树，不论多寡，都免征若干税赋。这些栽种果树的规定，正式的理由是“以备荒歉”，栽种桑麻是为了“衣被天下”，实际上则是鼓励百姓多种经营，以增加生活资源。
明代人口的分布状态，可能也与食物资源的分布有相应的关系。南宋以来，中国江淮以南的人口，已经相当庞大。有元一代，北方兵旱不断，人口锐减，明初曾将江南人口大量迁移到黄河、淮水中下游地区，补充当地人口之不足。永乐迁都北京，北直隶的人口增加，卫所军屯及配合“开中”政策的北方沿边民屯，均导致相当数量的人口北移。然而，明代中叶以后，全国人口的分布比例大致是：南方数省人口占全国一半以上，北方诸省只有南方三分之一。西南各省，也居然有全国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明代新引入的粮食与蔬果，都是先在华南发展，然后蔓衍于全国。江南与西南毋宁也比北方先受惠于新进作物，以致整个南方（包括江南、华南、西南），虽多山地，却能维持庞大的人口。
综合言之，明代人口、田亩的增加是互为因果的发展。在生活资源方面，明代初期是休养生息，以官方政策鼓励增加生活资源。明代中叶，新引入中国的外来作物，增加了食物的种类，也增加了田亩面积。小农庄的多种经营，从精耕细作的基础上发展为家畜、水产食品、肥料供应与土地利用，都结合为一个整体的生产系统。
三、大海波涛
在本章第一节，已略述明代中国对海疆的态度，本节再予申论，重点则在中国人在海上的活动，其中又涉及台湾一岛进入世界历史。
15世纪后叶，欧洲人开始探索东来亚洲的航道，其动机是因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于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隔绝欧、亚路经中东的贸易路线，西欧诸国不得不另寻航道东来。于是，葡萄牙人迪亚士于1488年、达·伽马于1498年绕航非洲，进入印度洋，由此到达印度、东南亚、中国与日本。西班牙王室派遣哥伦布循大西洋，寻找到中国的航线，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凡此诸事，均为众所熟知的史事，毋庸赘述！
大洋航道的开拓，终于将全世界人类社会，经由经济网络联结为一体。中国东邻太平洋，本来即欧洲东来的主要目的地，面临这一世界新形势，中国承受的变化，其实甚为巨大。其中影响最为深远者，则是中国人走向了海洋，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加入了海上势力的角逐，也开辟了许多华人聚居的地点。
早在宋元时代，海上丝道畅通，波斯、印度、阿拉伯等诸处商舶来往于中国与中东的红海、波斯湾之间，中国商舶也驶往中东地区。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摩洛哥人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曾在今日印度的加尔各答，搭乘返航的中国大型海舶前来泉州。当时的泉州港中停泊了十三艘中国船，船上有五层甲板，可容纳千人。宋代中国文献也记载了泉州巨舶载货不绝于途。这种大型船舶的实物，可由泉州出土的一艘宋代海船见其规模。明成祖派遣中官郑和七次下西洋，后人对于郑和所率舰队的巨大船型，颇为称道。其实，宋元时代海道畅通，早已有打造巨舶的技术。郑和时代的造船能力，并不是空前的。
宋、元以来，中国与中东间的航路，已经被各国船舶走熟了。这一条航线大致是由泉州、广州等口岸，沿中南半岛沿岸航行，穿过马来半岛下端，经过马六甲，进入印度洋继续沿岸航行，经过锡兰（斯里兰卡），驶往加尔各答，或分路驶往波斯湾或红海，也或驶往非洲东岸的蒙巴沙。在这条国际航线上，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各国的商人与海员，还可在几个重要的中继港接驳转运。东西贸易的沿线各站，于宋元以后颇多商业利益，凭借这些资源，东南亚与印度洋沿海，涌现了许多新兴的小国。中国前往南洋（明代的西洋），并不经过沿海的台湾与海南两个大岛，于是台湾的发展并不在宋元，也不在明初，却须在大洋航路开通之后。而海南岛甚至不在大洋航路上，也就始终只是中国南海一岛而已。
沿着宋元已经发达的航道，有些中国人遂在海外定居落户。洪武二年（1369），明代征各国来朝，也规定日本、朝鲜、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渤泥共十五国为“不征之国”。洪武四年（1371），诏令滨海人民不得私自出海。当时福建兴化卫指挥私自遣人出海行贾，诏谕责备。洪武七年（1374）罢泉州、广州、明州三处市舶司。凡此措施，基本上都反映了闭关的心态。这一基本政策，执行时或有张弛，但主调没有改变，迄于隆庆元年（1567）方开海禁。
有明前半段，中国政府禁止人民外移。然而人口移动实际难以禁绝，而且宋、元以来已移居海外的人民，早就形成社区，只是朝廷不予承认而已。从一些零星的资料，还是可以窥见中国人在海外的活动。例如，建文四年（1402），明廷遣使以即位诏谕各国，回来的使臣报告，诸夷多遁居海岛，“中国军民无赖者，潜与相结为寇”，于是明廷又派使往谕各国，遣返中国的逃人。
成祖即位，永乐二年（1404）即下诏禁民入海，民间原有下海的船只，都改造为平头船。次年初遣使往南洋旧港，招抚广东逃民梁道明等人，这事还在郑和启航（当年六月）之前！从旧港回来的使者，带回了“头目”梁道明等人来朝，及进贡的马匹与“方物”（土产），政府也赏赐梁道明等人衣纱丝绢。这一仪注，不下于小国朝贡之礼，可见旧港的华人已建立了可观的聚居地，俨然一个海外的华人社区了。以后数年，旧港“头目”梁道明、陈祖义不断派遣子弟入朝。永乐四年（1406），郑和却又捕捉“旧港海贼”陈祖义等三人，带回中国，朝廷“悉命斩之”。同年，明廷在该地设旧港宣慰使司，命头目施进卿任宣慰使。明廷对旧港政策，反复不定，而最后仍以相当于内地土官的职务，赐予当地华人领袖，足见旧港华人聚居地已有相当规模，明朝不能不承认其存在。
旧港一类的华人社区，在南洋各地当不止一处。满剌加（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尖端，绾太平洋、印度洋交汇之处。该地在大洋航道开通后，曾先后为葡萄牙、荷兰及英国据为转运中心。华人在此建立的街市（据说早在明初以前，即已有华人定居），经历三个西洋势力，存留至今。
中国人在海外居住，为地主国担任贡使的个例不少。例如，英宗正统元年（1436）与三年（1438），爪哇几次派遣来华朝贡的使臣，都是自请回乡的福建龙溪县人。中国政府还给予脚力口粮还乡，其中有数人回乡在祠堂祭祖之后，仍回本国。福建龙溪一地，在爪哇有这些人可以出人头地，当由于爪哇已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落户居住了。正统四年（1439），榜葛剌国的左副使宋允请求造船并赐敕护持，诏命因宋允是中国人，一切许之。这一个孟加拉湾的小国，也当有中国人在彼落籍，才可能有人奉使来华。
明代前半期，移居海外的人口在商路上建立的华人社区，大致均在航道冲要之地，例如满剌加、旧港、三佛齐诸处。这些人离乡背井，大约都是与海上丝道的贸易有关。明廷实行海禁，海商回家再出国，并非容易，于是出现了上述“逃民”的现象。大洋航道开通后，海上活动更为活跃，也更为国际化，当时海上各种势力，除西方诸国（葡、荷、西）之外，还有日本积极投入竞争。这些海上的投机分子，追逐利益，海商与海盗之间，其实并无区别。中国沿岸居民也卷入这一波涛大起的潮流。
于是，在明代官方防堵海疆时，海商的利润更大，以致民间有大量人员与资源，投入海上的投机冒险。
中国海商/海盗的活动，与历史记载的“倭寇”，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谓倭寇，意指在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大洋航道开通以前，日本在东西贸易路线上，居处偏僻，即使马可·波罗称日本为金银岛，其东方贸易的地位，至多只是一条分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从中国的角度看，也不重要。日本商舶来华，官方准许的“勘合”（许可证）之外，商人必须挟带私货，方有利润。走私活动原属非法，公私纠纷，在所难免。于是早在洪武二年（1369），明诏谕日本建交时，日本的反应是既遣使朝贡，又送回了从明州、台州等处掠去的人口七十余人。但是，日本人在沿海的剽掠，并未中止。明初，日本足利氏幕府当权，武家文化正在成熟，好勇斗狠的藩士，经常外出掠取财富，也是常事。因此，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不得不处处设立卫所，执行海禁，防护海疆。
大洋航道开通以后，风帆所至，无远弗届。葡萄牙人设立基地于马六甲，西班牙人立足于吕宋，荷兰人建府于巴达维亚。他们可到达中国，也可以到达日本，日本遂跻身于国际海运的网络，不再是支线的末梢而已。日本密迩中国，日本人对中国沿岸国际走私活动有其方便之处。于是，日本人一跃而为中国外海海商/海盗活动的重要分子。嘉靖以后的倭寇，忽然大炽，中国沿海烽烟四起，此起彼伏，为时将近十年，其中缘由，还是在于上述海洋贸易的新形势。
倭寇之中，据当时记载，真倭不过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中国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利之所在，自然有人冒死趋逐。投入海上冒险活动的商人，最初只是闽粤沿海居民。以早期的官方记载，弘治十四年（1501）江西信丰县居民李招贴引诱爪哇国人运送番物来广东贸易；正统五年（1440），满剌加的贡使是江西万安人萧明华；徽商许氏兄弟许一、许二（许栋），挟其巨资，在广东造船航海，还是嘉靖通倭头目徐海、王直的前辈。嘉靖元年（1522）广东人方甘同，下海通番，劫掠居民，当是华洋合伙的早期个案。嘉靖十三年（1534），直隶、闽、浙海盗私驾船舶通市番货，杀人拒捕，则是海商活动已蔓衍各处了。
当时葡萄牙人已夺取马六甲，嘉靖十四年（1535）又贿赂广东官吏，取得澳门为对华贸易基地。自嘉靖五年（1524）起，浙江宁波的双屿已是葡萄牙人、日本人等海商会聚的贸易港。华人海寇李光头是其中巨擘。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福建巡抚朱纨遣将“大败双屿海寇及佛朗机（葡萄牙）番寇”，又于次年击败盘踞泉州浯屿、漳州月港的余众。这次战役之后，国际海上风涛并未稍息，继起者则是前述王直与日本人联合的“倭寇”活动。1569年，长崎成为日本国际贸易的中心。西班牙占领吕宋，筑城于马尼拉，中国商舶驶入马尼拉，从此常有华商来往于中国与马尼拉之间。华人前往垦殖及经营商业的人口多达数万，万历三十三年（1605）西班牙人屠杀华人，即有两万余人之多，可知华人居留之众。
17世纪，荷兰人加入东洋的海上贸易活动，日本丰臣秀吉取得政权，不久英国也将进入东亚。这些背景使太平洋上风云变幻，更多事故。中国人在海上自成势力者，当以林凤的船队为最早。万历二年（1574），曾经以台湾魍港为基地的林凤，为明朝水师追逐，率船队驶入马尼拉，又为西班牙人逐出。万历四年（1576），中国水师王望高联合西班牙人，败林凤于海上。
中国人的海商/海盗船队，林凤只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陈老、林道乾、袁进、李忠、辛老六、李旦、颜思齐、刘香、郑芝龙等人，都在海上与国际海上势力周旋，发展了庞大的船队。他们的基地，有的在沿海离岛，有的则在前述的长崎、马尼拉等国际港口。他们的运作方式，是跨国的亦商亦盗。兹以李旦为例，这位泉州冒险家在吕宋与长崎都有事业，天启四年（1624），当荷兰人打算在澎湖建立基地，而被优势的中国舰队严阵以待时，李旦引导荷兰人转帆驶往大员（今日安平），荷兰遂在台湾建立了殖民政权。
海商/海盗武装集团诸人之中，郑芝龙可以说是集大成的人物。他曾任荷兰船上的通译，本是李旦的部下，据说以义子的身份，甚得李旦信任，并在李旦死后，接收了李旦的财富及人众。在自立门户后，郑芝龙以台湾为基地，屡次劫掠闽、粤沿海城市。他接受招安，却又回头做海上生意，还在家乡泉州安平建立海上势力的指挥中心。他以明廷水师将领的旗号，扫除昔日友人刘香、杨六、杨七等势力。满人入关，在北京的明朝覆亡，明唐王在福建称帝，主要依仗郑芝龙的海上武力。1646年，这个短命的政权存在不过一年，即被清军摧毁，郑芝龙贪恋富贵，投降清廷，却被挟持北上。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继续抗清，郑芝龙于顺治十八年（1661）在北京被清廷处死。
郑成功开台的历史，已是家喻户晓，毋庸赘论。他能掩袭鹿耳门，取得荷兰人已经经营多年的台湾，一则因为台湾已有不少汉人居住，其中有些务农，有些从事商业，当初颜思齐、郑芝龙等人以台湾为海上活动基地时，汉人即陆续来台了；二则建议郑成功取台的通事何斌，原本也是海商人物，习惯周旋于荷兰人与中国人之间，经由何斌的引导，郑成功的船才能通过大员的鹿耳门航道。
明代末期，华人的海上武装集团，周旋角逐于西方列强与日本的强大竞争者之间，又须承受中国官方的禁令与取缔，居然发展为可观的力量。在郑芝龙势力盛时，有了郑家旗号，中外商船方能顺利通过中国海域。郑成功据台，其反清复明的事业，主要仰仗郑氏“国姓爷”往来海上的千百艘海舶。凡此海上武装集团，都利用诡谲的国际形势，纵横捭阖，以求生存求发展。在武装方面，这些武装集团的船舶设计与配备的火力，堪谓当时的最高水平。在商务方面，他们都从国际多边贸易博取厚利，将中国商货（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转运给西方商队，也将东南亚各地产品（如鹿皮、樟脑及香料和香药）转运中国、日本……而墨西哥与日本的白银，则是平衡差价的贵金属。凡此转口贸易，其先决条件是中国与日本的锁国政策。又当国际经济网络正在成形的过程中，这些法律之外的冒险人物，始有其存在的机遇，以其亦商亦盗的特色，撬开缝隙，而他们也获得丰厚的利润。
在西方列强角逐于风涛之间，强力建立殖民帝国时，明对于已在海外有基业的中国人，取缔防范，甚至如郑和械送旧港头目，回国处死！以致华人只能以非法手段，全仗民间财力物力，与西方诸国及日本抗争于海上。过了16世纪，中国遂不再有参加海上竞争的机会了。
四、第一波西潮
中国接触欧洲文化的第一波冲击，当是16世纪由天主教教士传递的西方文化。这一波西潮，影响所及，除基督教教义之外，则是西方科学工艺，以及中西双方彼此有了初步的认识。天主教教士中，沙勿略（1506—1552）是尝试来华传教的第一人，但未能进入内地，即病逝于广州的上川岛。嗣后罗明坚（1543—1607）与同伴利玛窦于1579年到达澳门，并设法获准进入肇庆，于1583年建立第一座天主教教堂。罗明坚旋即奉召返罗马，未能再来中国。利玛窦则成功地与中国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诸人交好，并将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影响巨大深远，堪谓中西文化交流的肇祖。此后陆续来华的教士，不下八十人，大多是耶稣会会士，接续利氏工作，以他们的学问与中国士大夫交往，服务于政府的钦天监，也同时介绍西方文化。另有圣方济各会及圣多明我会的会士，则在南方闽、粤、浙传教，其接触对象是商人、海员及一般百姓，未能与知识分子多所交往。这两股传教士的学问与工作方式，大相径庭，以致彼此有教义解释的差异；在康熙年间，终于爆发礼仪之争，使利氏建立的文化交流，不得不中断许久。
兹将天主教教士们的活动，就三个方面讨论：传教工作、介绍西方科学工艺，及担任中西彼此认识的媒介。
先论介绍基督教教义。罗明坚在肇庆仙花寺传教，即印刷中文《祖传天主十诫》与《天主圣教实录》，以阐述基本教义——此是天主教第一批中文宣教文献。罗氏虽通中文，似乎还未擅中文写作，文字尚未通顺。然而有一些重要观念，如天主、天神、圣水、十诫、三位一体等均有中文词汇，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利玛窦在中国二十七年，结交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少，其著作《天主实义》发表于1595年，申论基督教教义，借用了中国典籍中的若干名词。利玛窦介绍教义的方法，正如汉末魏晋佛教传入时，借中国道家的词汇为“格义”，他也借了儒家名词，于是其教义深受中国儒家观念的影响。利玛窦借用古代经典《尚书》与《诗经》中的上帝、天、帝与道诸名词，以阐释基督教教义中唯一真神及“真理”，虽然有助于中国人理解这一西方宗教，其中比附之处，也不免导致误解。利玛窦去世之后，龙华民（1559—1654）接掌耶稣会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当时教士颇质疑于“上帝”与“天”是否准确地说明了“天主”（神，Deus）的意义，并且质疑中国古籍究竟是否曾有对于天主、天使及灵魂诸项基督教教义同样的观念。熊三拔（1575—1620）认为中国文化中并无同样的理念，龙华民自己在与中国学者徐光启、杨廷筠等商榷后，也认为基督教的“神”，应译为“泰初”（“泰初有道”），不能以中文的“天”与“上帝”当之。龙氏著作《孔子及其教理》一书，即阐明儒家的理念，以示中西理念上差异。在礼仪方面，利氏认为中国人祭祖、祭孔，并非崇拜，而是纪念。凡此理论与礼仪的问题，实开康熙时代“礼仪之争”的先河。
利玛窦等人在华宣教时，宋儒理学早已确立其思想主流的地位。明代中期以来阳明心学如日中天，方兴未艾。儒家开拓所及，早超越先秦儒家的内容，而且儒家与佛、道两家长期激荡，彼此吸纳精华，各成体系。中国思想界讨论的主题及辩证方法，已建构了一套内容丰富、理论严整的形上学。佛教入华的汉末魏晋时期，中国思想初遇印度佛学刺激，颇难抵挡外来的影响。相对比较，明代中国思想，其贫乏之处在于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而未必在形上学方面；天主教的教义，面对中国思想体系，并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也不须借此外来思想，填补自家缺失。天主教宣教工作，是以并不容易。那些耶稣会会士自己都是饱学之士，也亏他们在如此背景下，还能卓然有其成就！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19世纪基督教新教随着西方经济与武力优势进入中国，传教士竟不须有深厚学术与思想的辩论，即可在中国所向披靡！真令史家扼腕叹息。
其次讨论西洋科学工艺被引入中国的过程。这一波外来科学进入中国，围绕着天文学为中心，包括数学、地理，逐渐延及农学、机械、火器与医学。中国传统宇宙观是三向度（三维），宇宙与人事及生理互相影响。“敬授民时”不仅与农事的时间密切相关，而且时间轴上的变化，也常反映人事与生理：世间诸事是否协调和洽，可从天象与季节窥见其中变常。是以自古以来，编制密合时令与天象的历法，总是国家的大事。自汉代以来，中国自有一套解释天象与历法的理论，也相当依仗实测，纠正历法的偏差失误。唐代引进印度天文学，元代引进伊斯兰天文学，各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明代耶稣会会士，学识渊博，当时欧洲学界又正在地球中心论与太阳中心论激辩之际，这些饱学的教士，对天文学也有相当认识。徐光启以西法观测日食，证实西方历学的优点，遂以徐氏主持引进龙华民、汤若望等人参加修历工作。他们编制的《崇祯历》，因明亡未及施行，但在清代颁行《时宪历》，嗣后不断有耶稣会会士任职清代的钦天监，西法影响中国历法的程度，甚为深远！
耶稣会会士的贡献，最足注意者，当系以几何的观念计算天体运行。中国传统治历，则是以代数的观念，计算各项天体运行的周期。几何学的方法，于实测更易精密，其预测结果自亦较为准确。不过，天主教教士终究不能脱离教会内部的约束。教廷狃于教义，不能接受伽利略（1564—1642）的地球绕日理论，在华耶稣会会士也就不敢（或不愿）引用伽利略与哥白尼（1473—1543）的学说，只能介绍折中托勒密地心系统与哥白尼日心体系的第谷（1546—1601）之说，仍以地球为中心，月绕地球，五星绕太阳。这一折中，当然是学术史上的遗憾，却也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
为了天文学的计算，耶稣会会士不能不介绍几何学。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理》，是欧氏几何入华之肇祖，至今已成为数学经典，许多中文的数学名词，源于此时。他们还合译了一些用于测量的数学，例如《勾股义》《测量法义》，则是三角学入华之始。利氏的《坤舆万国全图》，实为中文第一部世界舆图。其中的中国地图，也是第一次以投影法编制的中国地图。
在实用工艺方面，熊三拔的《泰西水利法》介绍西方水库与以唧筒、虹吸等水压转输的方法，为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灌溉方法的母本。熊氏介绍蒸馏方法，也于中国的制药方法，有相当影响。邓玉函（1576—1630）在来华以前，已是欧洲著名学者；他与王征合撰的《远西奇器图说》（1627），当是第一部讨论西方物理学、建筑学与机械工程的中文著作。
人文学科方面，金尼阁（1577—1628）的《西儒耳目资》，以拉丁化拼音，拼切汉语。南北朝以来，受了翻译佛经的影响，中文以反切注音。明代以后华音可以拉丁字拼音；方以智（1611—1671）撰《旋韵图》及《四韵定本》，实为近代中国语音学的始祖。方氏受西方学术的影响，注力融会贯通，于哲学、科学、音乐、医学，无不有其自己的见解，其著作《通雅》《物理小识》等均为贯通中外的集大成之作。
天主教教士宣传宗教，又介绍了西方的学术，其中颇多不合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之处。中国学者自然也会有人不满。南京礼部侍郎沈[插图]即两度（1616、1621）攻击这些教士，逮捕教士、教徒，并驱逐教士，命令押回澳门，幸得徐光启等人上疏救援，天主教中人士，称之为“教难”。后来康熙时代的杨光先等人攻击公历及此后“礼仪之争”，当然和这次“教难”比起来是更大的反扑。
第三项值得讨论的历史，则是中国与西方之间彼此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大洋航道开通以前，西方对于中国等地的了解，全仗中东及内亚诸处居间介绍，只有《马可·波罗游记》等少数实地经验的报告。大洋航道开通，葡萄牙、西班牙海商直接与中国接触，但对华知识，限于商业活动，又只及沿海，于内陆并无所知。当时西方商人与海员，学术修养有限，除了贸易有关事务，于中国政制与文化，也没有清楚的认识。凡此情形，从海商所制东方地图，即可觇见其缺失。至教士来华，以其学养，能逐渐探索中国文化内容；深入内陆，也能看到海港以外的地理与人民生活。经过长期而深入的观察，这些教士对于中国山川形势、政治制度、思想方式均能有深刻的了解。
利玛窦自己著作《中国札记》（后经金尼阁补充），向西方全面地报道了中国地理、物产、中央与地方政制、风俗习惯、科学工艺、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殆为近代西方对华研究的嚆矢。利氏十分注意儒家思想，首试译书。经过他的介绍，西方才初步认识东方这一古老文明的大概内容。他在《坤舆万国全图》中，编列了中国部分的地图，因其精准与确实，此后西方海商所持地图，遂大为改观。曾德昭（1585—1658）以葡萄牙文撰作《中华帝国》（1641），旋即译成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诸版本，全书记述周详，地理、政制、社会、生活、工艺、语文、族群……无所不及，也详述教会在华宣教的种种活动与遭逢的困难。这一本大书，堪谓当时最完整的报道。金尼阁、曾德昭等人，都曾返欧述职。他们在欧洲各地广泛旅行，向教会及学界报告在华见闻，使西方对中国与中国文化，有较真实的了解。
传教士们也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地名用中文对音，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见到西方现况及中国与西方的相对位置。艾儒略（1582—1649）撰著《职方外记》（1623）则是配合上述万国全图的文字说明，记述当时五大洲民情风俗及历史大事。他另一部著作《西方问答》则是有关西方的全面介绍，于风土人情、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巨细靡遗，堪称百科全书。艾氏所著《西学凡》，介绍欧洲大学的学术项目，列举了修辞学（文科）、哲学（理科）、医科、法律（法科）、基督教经书（教科）与基督教神学（道科），相当完整地说明了西方学术教研的内容。
经过这些天主教教士的中介，中西双方的有识之士，方能避免道听途说的虚妄，对于大洋另一端的世界，掌握较为具体的信息。明代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其人数不过八十余人，所幸均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又与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方以智等人互相切磋，于是以少数精英，达到沟通中西文化的伟大成就。这些中外学者好学深思，不存偏见，又愿意苦学对方的语文，如此深广的文化交流，在人类历史上，诚为罕见！清代康熙时的“礼仪之争”，教廷因教义不准在华教士迁就中国风俗，清廷因此也限制教士的传教活动。中西之间，从此不再有建立在学术基础上的文化交流。19世纪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东方，天主教会与新教各教会挟经济与武力优势，进入中国，于是主客易势，双方的交往呈现极度偏差与扭曲！因而第一波西潮的特殊风貌，于是更值我人回味。
五、明代的工业
明代讨论工艺技术的大型丛书，有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及茅元仪的《武备志》。讨论生产技术的大书，密集地出现于明代后半期，本身即值得注意的现象。一则，生产活动，不论是手工业、农业，抑是武器制造业，都有彼此支援之处；二则，工艺生产已是生产业的重要成分。
以《天工开物》的章节分类言，当时的生产业有：作咸（制盐）、甘嗜（糖业）、膏液（榨油）、乃服（纺织）、彰施（染料）、五金（矿冶）、冶铸（铸造）、锤锻（打造器物）、燔石（煤炭）、杀青（造纸）、丹青（制墨）、佳兵（武器制造）、曲蘗（酿造）、乃粒（五谷）、粹精（粮食加工）、陶埏（陶瓷）、舟车、珠玉十八个类别，既是技术专业的分类，也是工作行业的分类。行业还可细分，明初谚语，工匠有三十六行，明末则已有三百六十行之说，专业的分工，极为细致。
明代沿袭元制，政府与皇室掌握了相当数量的官家作坊。官家作坊制造但求精美，不惜工本，技术方面每有精益求精之处。江西景德镇发现明代官窑窑址，从遗物可知，百件中只取四件上供御用！明代百工有兼值当差的制度，民间工匠可从当值期间，接触官方掌握的技术。民间生产工业逐渐发达，官方作坊的工匠也会转业民间。明代工艺技术，常有进步，可能由于手工业发展的技术，不断转移于民间。当然，广大的市场会刺激生产，使技术的质量提升。本章下一节讨论明代市场经济，当再有论述。
纺织业无疑是明代生产事业之中最为发达者。官方的织造业分布全国各处，而以江南为最多，也最为重要。民间的纺织业，不论丝织、棉织，也以长江三角洲为生产中心，密集于一地，业者尤有从竞争中切磋的机会。以苏州盛泽一镇言之，大家小户，人为杼轴，“以其工巧”、“衣被天下”。山东、山西、四川、福建、广东，也各有其特产，以丝织品的种类分，有丝、绢、绫、罗、绸、缎、锦、绮、绒、纱……但在“罗”一类，更可有五六十种专项产品，例如花罗、素罗、乃罗、秋罗、硬罗、软罗之类，在丝织品之外，还有大量棉、毛、麻织品，各以地宜，成为专业的产品。
《农政全书》与《天工开物》，都记载了丝织品的工作程序。缫丝的阶段，一人司煮茧，一人打丝头，一人抽缫，但煮茧的人可以兼管两组，分工细，又节省人力。缫丝是以一人脚踏缫车，理头绪，功率胜于手摇的缫车。织机有小型的腰机，用腰尻之力，控制多重经纬。“花机”则是大型的提花织机，结构复杂，可以织出多层穿花的纹样。花机必须两人操作，一人踞坐机顶，专司提起应予织入的花线，一人坐在机前，脚踏织机，两手理线投梭。花机的复杂者，可有四层结构，称为“改机”。
棉织工具也有改良，《农政全书》所谓搅车或纺车，是一种轧花机，脚踏踏板，左手转动曲柄，右手繀棉花，工省而效率高。纺车改良为脚踏，另以一手握多管纺线纺纾。织布之后，则是染色，又是另一项专业；单以色彩而论，蓝色即有数十种，青红翠黄，也多分别色调，大率是植物染料。织造在松江，浆染在芜湖；地区性的分工，相当显著。整理布匹的最后一步工序则是在“踹坊”中，工匠足踹巨大石磙，压平布料，使布质紧密细薄，又有光泽。再下一步骤是以布制造衣鞋袜，不是仅由家庭妇女担任女红。举例言之，松江产的龙墩布，轻细洁白，店家用来制造“单暑袜”（夏天的薄袜），是分包于制袜的妇女，再由店家收购的。
明代的陶瓷业是另一重要生产业。明代陶瓷业分布，南北均有。北方的磁州窑，承袭宋代北方瓷器的传统；福建德化、广东饶平，均出产外销瓷；浙江龙泉是宋代名瓷，也延续至明代。江西景德镇，以其高岭土原产地的优势，在明代发展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至今不衰。明代瓷器，胎质细致，一则高岭土白净细腻，二则烧制温度高，是以胎质轻而坚，叩击如有磬声。釉色纯净，不带杂质，较之宋瓷带青或带灰，明代的白釉，晶莹如玉，光泽均匀，颜色净洁。在这一基本釉色加彩，不论青花或彩绘，无不精雅。明代青花是世界名瓷，青色色调，永乐一种，宣德一种，因为所用特别进口的金属化合物原料不同，而各有其特色。成化斗彩，则是用了铁、钴、锰等不同的化合物颜料，呈现鲜艳的彩色。青花是釉下施色，斗彩可以釉下、釉上加色，产生光影流动的效果。永乐的白釉，薄如蛋壳，见釉不见胎，号为“甜白”。永乐、宣德的宝石红、宝石蓝，都是以高温还原焰烧制，而成化的孔雀绿与弘治的娇黄釉，则是低温烧制的单色釉瓷。嘉靖五彩，更是多色斗彩，冠绝一时。
烧制瓷器，控制火力是关键。明代窑制，以龙窑、蛇窑为多，都为了提升累积的温度而延长火道，又以烟道与烟口调节同窑各处的温度。窑中温度过高，烧制过程中碎裂的制品可能增多，成功的概率反而降低。如何恰到好处，非老练的技工不能掌握个中分寸。烧窑须有高温，于是烧造耐火砖作为建窑材料，以及砌窑的方法，无不有赖长久累积的经验。景德镇能成为天下名窑，历数百年不衰，自然由于拥有这些累积的技术与经验。
制作陶器，如宜兴的紫砂壶，是另一套技术。虽然不用高温，但掌握良好的陶土、制造优美形制、掌握适当的温度，也是一门复杂的工艺。同样的，河南的澄泥砚，原料是澄底的河泥，淘洗的功夫非常讲究。甚至建造宫殿的大青砖，也是澄泥烧制。凡此与陶业相似的工艺，在明代均已到达高度艺术与实用的水平。
凡此工艺，其共同的现象，则是细密的分工程序。以烧制瓷器而言，澄选高岭土、揉泥、作坯、拉坯、整坯、剔纹、绘底样、上彩、上釉或釉上再加颜料、入匣、进窑的排列、封窑、煨柴、开窑……凡此过程中，《天工开物》所谓“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每一步骤都有专门技工担任，一步错了即前功尽弃！
冶铸工业是明代重要的产业。湖北大冶是矿铁的主要产地，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而佛山则是冶铸铁器的中心。白银与锡，云南出产占全国产量三分之二以上，锌的产地则在湖南。凡此诸地，均在西南多山地区。
明代炼铁主要是竖炉熔炼，以木制风箱，正送逆抽，都能以活塞的作用，鼓送风力。大型风箱，四人合力拉曳，可达300毫米的水银压力，是当时世界功率最佳的风箱。炼铁的熔炼阶段用莹石（一种桃红色石块）同炼，以降低熔点的温度。中国炼铁的过程，一向使用木炭作焦炭，至明代大量使用焦煤，生产的生铁，论纯度可能不及焦炭，但是因可以使用高度较高的竖炉，所以产量较大。据方以智《物理小识》，中国明代炒生铁为含有较高碳质的熟铁，系因柳木棍拌搅掺杂泥灰的生铁熔液。柳木棍在拌搅过程，成为碳质，增加了熟铁的硬度。铸钢的技术则是用“灌钢”之法，以生铁、熟铁合炼，或则以熟铁片夹生铁入火，或则以生铁熔液糅入熟铁熔液。这些方法，较之宋代的熟铁盘裹生铁，当是更为省事，又增加产量。炼焦煤是炼钢工作的一部分，明代炼焦的长方形炼炉，其设计实与烧制瓷器的长窑相似，也是应用火门控制温度，闷烧煤炭为焦煤。
红铜加锡可得青铜，加锌（中国称为倭铅）则是黄铜。黄铜因其易于打造，可以铸器，用途大于青铜。明代以来，铸铜币全用黄铜，铜制构件也用黄铜。大型铜件，莫如昆明的“金殿”和武当山上的“金殿”。明代取锌，用蒸馏法，《天工开物》记载明代的取锌方法，不用倒置的蒸馏器，而是接以斗形坩埚，由上部冷凝，还原为锌，纯度也可达97%—98%，方法甚为便捷。
广东佛山镇是铁制品的生产中心。在佛山，遍地冶坊，火光日夜不熄。然而，各种专业的分工极为细密。铸造锅具的作坊，不从事锻造刀具，甚至在铸造锅具的作坊中，有耳的铸件与无耳的铸件，也由不同的工坊制作。
冶铸工业，正与前述陶瓷工业一样，有极为细致的专业分工，工作的过程，一步一步各有熟练工人专司其事。工作程序的分工，本是从“专精”的技术层面出发，但在明代又由工人的行会制度，在组织方面确认工作的“专利”，以保障工人的就业机会。凡此情形，不仅见于上述两项手工业，也存在于其他手工业，例如制造漆器或制造家具的行业。中国传统的工艺技术，经过这一形态的专业保护，工人有精益求精的意愿；但是，另一方面，手工业者也易有故步自封的习惯，更由于师徒相承，或父子传代，一门手艺不易推广，甚至易于失传。
综合观察明代中国的工艺水平，盱视当时的其他文明，可谓遥遥领先。不过，中国手工业不能进入后来欧洲出现的工业化，实是值得深思的课题。至少，就使用的能源言之，中国始终以人力及畜力为主，虽然也有使用水力的情形：例如水磨、水碓，终究不及人力与畜力普遍。明代已广泛使用煤炭为燃料，但是从未有将热能转化为动力的尝试。一般以为，中国的人口庞大，不必担忧劳力不足，以致从未发展其他能源以节省劳力。然而，从上述几项传统工业的发展过程观察，中国手工业也颇有“省功”、“多产”的愿望，并由此落实为各种巧妙的技术与器械，是以，人口众多、劳力充沛，未必是这一问题的答案。也许，中国工业的细密分工，造成太过零碎的分割，工作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各自为政，不能有全貌的设计，而且每一环节的生产，基本上是小单位的生产（或为家庭，或为小作坊），也并不具备足够的财力，投资于开发新技术。
明代天主教教士携来不少欧洲的工艺知识，上一节中提到的《远西奇器图说》，以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都介绍了那些技术。但是检查当时的生产事业，这些外来的新知，其实并未对有关的专业工艺有可见的冲击。举例言之，欧洲的机械颇多铁制，而中国机械则几乎一概是木制；欧洲的机械中，传动轮与螺丝钉都有特殊用处，中国木制机械缺乏螺丝与传动的配件，不易使用热能源，不能发展为高速转动的设计。由此可以觇见，介绍西方工业技术的徐光启、王征诸人，都是儒生士大夫，平日与一般工匠并无直接的接触，以致外来的新知未能传递于实际从事生产的产业界。简言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与生产事业脱节，以致学术与工艺之间，缺少彼此刺激的机制；也许，这是明代以后中国终于在工业化方面脱队的原因了。
六、明代的市场经济
中国史学界曾经热烈讨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课题，一般以为明代中国的经济形态，已呈现资本主义经济的特色。然而，假如那时中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又何以终究未能茁壮成长为西欧式的资本主义体制？这一问题，牵涉的项目十分复杂，也涉及“资本主义”一词的定义，凡此均非此处能够详论。本节所述，只是明代，尤其明代中叶以后的经济状况。
南宋以后，中国海道贸易渐趋发达。明初郑和下西洋，舰队帆影所至，大率即当时的海道贸易路线。循此航道，中国输入的货品仍是香药（如龙涎香、乳香）、香料（如胡椒）、象牙、玳瑁、珍珠、宝石之类。中国输出的商品，则是丝绸、瓷器、铁器、漆器之类。丝绸与瓷器远销中东、欧洲，系以波斯湾与红海转运，铁器之属则在东南亚各处销售。凡此情况，自宋、元以来，已成常规。
16世纪开始，大洋航道开通，高桅大帆船分别经由绕航好望角的航线与跨越中美洲转驳进入大西洋的航线，将中国商货及南方岛屿的香料，径运欧洲市场。东南亚各地（如吕宋、苏门答腊、马六甲）都是转运中继站。中国输入物品，除了如同过去一样的南洋产物，最重要的交换品，则是美洲大量的银。大洋航道之上，日本与西方贸易，也经过中国沿海口岸，而中日之间的贸易也较宋、元时代活跃。明初即有“倭寇”之患，中叶尤其猖獗；如果以这种非法贸易为指标，同样可以反映明代中日贸易，实际已不是朝贡制的贸易能够涵盖的规模。
不论合法的，抑是非法的，对外贸易兴旺，必然刺激商品的生产。中国的外销商品，既以丝绸与瓷器为大宗，生产这些商品的工业，自然也随之发达。明代中国的江南，是丝织工业的基地，江西、福建与广东，是瓷器工业与冶铁工业的基地。是以，当时东南及华南地区的经济，都有大幅度的成长。
江南手工业产品，技术精巧，花色繁多，海内外都爱用三吴产品，三吴产品遂越精美，价值越高。工人精益求精，附加价值又随着提高，这一循环使江南产业资本迅速累积，生产规模日益扩大。以纺织业言，中国传统生产是男耕女织的农舍制造业，在明代，江南纺织，则已发展为作坊工业。业者投入资本购置织机，雇用劳工，以相当专业的分工，生产供应市场的商品。举例言之，苏州、吴江、盛泽诸处，市镇居民无论男女老幼，大多卷入丝织业。富人为雇主，作坊之中有长期雇用的熟练技工，有论天雇用的散工，有收购转售的牙行，甚至童稚也会帮助挽花。明代小说《醒世恒言》描写一家织户由养蚕发迹，逐渐购买绸机，终于成为拥有数十张绸机的作坊主人。虽是稗官小说，却反映了当时一般现象。据当时笔记记载（如张瀚《松窗梦语》），精工织品获利可有“当五之一”，亦即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在丝织业外，元代江南开始发展的棉织业，因为棉布是大众用品，需求量庞大，遂成为江南农村的手工业。棉花产地在北方，棉布产在南方。据徐光启《农政全书》的记载：北方气候干，不宜纺棉，南方湿润，纺棉纤维不易断裂，织成布匹，细密耐用。这又是地区性的分工，带动了国内市场的交换网络。
地区性产业的兴旺，还见于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工业。据当时记载，该地数十里之内，处处有窑，火光烛天，烟雾蔽日。窑主积资千金，雇工千百成群，运送原料与燃料，不绝于途；四方贾客，满载舟车，分途运销海内外。同样的情形，还有广东佛山的冶铸工业，刀剪、农具、工具，集中在佛山生产，产品分销国内与南洋各地。该镇的人口，几乎都与冶铁业有关。铁匠的行会，也因为钢铁制品分销，遍布于水陆码头。
上述诸种产业，原料未必全在当地出产，正如江南棉布的棉花产于北方；山西潞州的丝织品，蚕茧出自四川；佛山的冶铸，生铁来自湖北大冶……凡此诸例，都促成国内区间贸易。工业地区劳工人口众多，当地农业人口也有不少转投入工业，以致工业地区的粮食必须仰仗别处输入。江南自古鱼米之乡，但在明代，江南的食米来自湖广，面粉来自黄淮。同样的，北方棉布由南方输入。古代北方也有名窑产瓷，但在明代则全国饮食器皿，大多产自江西、浙江、广东、福建诸处，尤以景德一镇为全国产量最大的供应地。
上述几项工业的规模庞大，不是单由内销获利，利润之中外销所得，为数应当相当可观。大洋航道开拓之后，不论合法、非法、直接、转口……丝绸、瓷器两项无疑是外销贸易的翘楚。本章第四节所涉及的西洋与日本海商，从中国海商取得的商品，最常见的项目是生丝与丝织品。在瓷器方面，“贸易瓷”是为了外销烧制的，常见伊斯兰纹饰，例如连珠纹以及阿拉伯文吉祥语；或则欧风花样，例如圣母图像，欧式建筑的街景。今日红海岸上福来斯塔山的中国贸易瓷残片，都是由海道起岸转驳陆路时留下的废品。近来打捞南海沉船，常见数万件明瓷。
凡此都可觇见，外销贸易换来的美洲白银与过去外销换来香料、香药与珍宝相比较，白银之利，不仅巨大，而且具体地惠及百姓。明代东南、华南即因发展外销工业而致富，也因此带动了国内区间资源的交流，例如从北方或长江中游输入粮食。
明代商贾与工业的经营方式，颇有“现代”意义。投资人可以数人合股，成立类似今日股份公司的机构，另聘专业人才，操盘运作，类似今日的专业经理人。有些企业，例如百货业，每一项货品都有专设的单位经营管理。钱泳《履园丛话》中的“孙春阳”条，记载这家苏州的“南货铺”，设有“南北货”、“海货”、“腌腊”、“酱货”、“蜜饯”与“蜡烛”六个部门，分司收购发卖。无论不同企业之间，抑是同企业内部，专业化已是常态。四柱记账，进出项目及收支数字，每日结算入账，也与今日复式簿记制度，并无差别。
明代活泼的商业，在外销利润足供挹注之外，还另有融资的来源。明代盐业是政府专利，但政府还是必须仰仗民间承保。最可见的例证，则是政府以盐引（卖盐许可证）的特权，招商运粮于北边，以给军需，是谓“开中”。商贾取得卖盐的特权，招募屯户，在北边屯田，以其收获，给付军粮，商人省了运粮的费用，赚了卖盐的厚利。南北物质交流的过程中，这些卖盐取得的资金，遂为商贾汇兑或借贷的融资。擅长这项活动者，北为晋商，南是徽商。晋、徽两地都是农地不足，养成外出寻觅生计的传统。于是山西票号，徽州钱庄、当铺，均担起后来银行的功能。明代徽人汪道昆的《太函集》中，包含不少各地商贾的交游情形，可以觇见当时经济活动的网络。
这些游资，不仅在国内是融资的重要来源，也会有人挟资投入国际贸易。大致晋商经常操作北边与西边的陆路生意，将中国货品换取皮毛类的商品。安徽商人，以其富力投资南洋海商活动。本章第三节叙述早期海商，即有徽人许氏兄弟，出资打造广东出洋船只。
宋代社会，儒生与商贾之间，可能颇有分流：前者以内圣外王自我期许，志在经国济世；尤其理学家们不屑言利。明代中叶以后，风气颇为不同，江南士大夫，如有余力，也会投资商业活动。一个士大夫家族，兄弟数人，可能有人出仕，有人经商，有人在家管理田庄。于是，不仅一家的财富与社会关系在三种职业之间流转融通，而且儒家的理念，也一样渗入商贾圈中。余英时曾指出，商贾经营事业，其“创业垂统”的自我期许，实与儒生经世济用的观念相通。他称之为“士魂商才”的精神，可能贯注于一些商贾活动。韦伯在讨论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现象时，指出基督教新教加尔文派的工作伦理，实为资本主义活动的原动力。这一原动力，不在勤劳俭朴等项德目，而在此等人自我期许的使命感。明代商贾活动，波澜壮阔，余英时指出商贾自觉意识，当亦可与新教伦理相提并论。
讨论资本主义萌芽课题时，都市化也是常提到的现象。检视明代都市发展的性质及分布，大致仍是宋元以来的延续。那些主要城市，仍是处于交通要道的集散中心，加上若干工业中心的城市。在政治性城市方面，则多了北京少了杭州，南京也只是在明初有过短期的首都地位。明代都市化现象颇堪注意之处，当在江南地区（杭嘉湖、苏松太）小市镇密集，使人口密度颇高的环太湖长江三角洲，联结为一片工、商、农各业都极为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带的水道也在明代编织为密集的网络。在这一地区，城乡的差别依旧可见，但较之中国其他地区城乡差距，该区城乡差距，以生活水平为例，已显著拉近。
从货币使用的情形言，宋元时代出现了纸币，元代的宝钞制度，明代也沿用。但是，明代政府掌握了银矿与铜矿较丰富的云南，再加上大洋航道开通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中国货币又改为银铜并用的金属货币，避免了纸币因为大量发行引发的贬值问题。
中国不断生产外销商品，白银不断流入。中国享有长期的贸易顺差与陪随而来的经济成长，在“龙头”地区（江南与华南）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波及的其他地区也有了当地前所未有的产业。例如，本来北方棉花南运，在松江织成棉布布匹，又运销北方。若干年后，河北、山东开始自己织布，供应近处市场。这种现象与现代世界第三波工业化的“雁行理论”所描述的形态相似。
综合言之，明代的经济发展，大率是宋元（尤其南宋）发展过程的延续。其中新出现的因素，则为大洋航道开通之后，中国的外销市场扩大到欧洲与美洲，中国获得顺差是大量白银。这一变化的主调是中国卷入初期的世界经济大网络。从中国的经济本身论之，南方，尤其江南直接获得实际的顺差之利，快速地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中国国内区间的差异加大而“波及”的效应，也带动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凡此变化，在庞大的中国文化—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中，其形成的效果，还不足撼动整体的稳定。资本主义萌芽了，却还不能茁壮。
七、南北经济社会的差异
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发展情形不可能一致，是以自古即有地域性的荣枯差异。在南北朝以前，中国最繁荣富庶的地区是中原。广义的中原，包括今日所谓北五省（河南、陕西、山东、河北、山西），狭义言之，则是黄河中游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自唐中叶以后，北方多经战乱，渐渐凋敝，南方则战乱较少，加上气候温和，发展农业的条件较佳，于是浸浸然在人口与财富两方面都超越了北方。
明代的南北差异，十分显著。南方经济发展、市镇密集，已在另节有所说明。此节仅就北方的发展，有所陈述。
元朝统治汉地，本就分为两区，北方是从金人手上接下来的部分，南方是南宋的原有疆域，元廷称为“蛮子”。《马可·波罗游记》中，北方是契丹，南方是蛮子，俨然两个国家。在元代，金人旧地由“汉军元帅”及蒙古驻防“万户府”分别割据，而南宋旧地则仍沿袭宋人州县地方行政系统。二者的差别，北方的地方行政制度不如南方安定，是以南方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北方则终元之世，百姓经常有差役的负担。
元末，北方战争频仍，南方虽有数支反元武装力量逐鹿天下，但战争大多是在江、淮、河、汉交接处进行，南方腹地战事不多。明军北伐及燕王南侵（所谓靖难之役），战事也大多在中国东部诸省的南北交通线上，南方腹地承受的影响不大。
明初，北方已相当凋敝，黄淮之间又因黄河经常决口，尤其多灾多难。北方人口流失不少，往往百里无人烟。明太祖曾大量移民充实北方。迁移人口的模式，最初为移江南人口填实他的老家凤阳濠泗一带。但移民人数多，而且次数频繁，则是以山西高原的人口移往山东、河北、河南三省的交接处。这一地带，不仅是北方兵灾最烈，也是旱涝灾害最甚之处。明代在潘季驯（1521—1595）治理黄河有功效以前，此地的生态条件恶劣无比，必须不断移民填补。此处移民传说，祖先都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即百姓记忆中的大批移民运动。
明太祖设立卫所，以军户屯田养兵。明初曾有三百万人分别屯戍边疆卫所。卫所最多处，在北方长城一线的九镇，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太原、固原等九个军事重镇，以及山东以至广东的海疆防线。其中仍以北方，由东北到西北，卫所的人口最多。这些军户人口，也可以说是集体迁移的移民。中国北疆，水土条件不良，到了明代中叶，卫所管理制度败坏，卫所军户的土地不是盐碱化，就是沙漠化，北方军户的生活为之困乏。
明代有“开中”制度，以“盐引”为报酬，鼓励商户在北方军事要地及首都附近输粮实仓。商户开中，即在北方民屯种植粮食。这些民屯的田地，为了就近输粮，也大致分布于北方，尤其河北、山西、陕西及辽东。民屯自各方招募贫民耕种，农户缴粮之余，也只是仅足温饱，难有余粮。
明代中叶以后，亲王分封，多在河北、山东及河南，王府领有土地，动辄千顷。明代晚期，河南一省王府的土地，占了全部耕地的十分之一。河北、山东情形，王府田地不如河南比例大。但是，明代的“皇庄”，是皇室直接领有的农田。皇庄多在首都附近，是以北直隶的八府（今日河北省）遍有皇庄。
除了上述皇庄及王府土地，明代皇亲、国戚、功臣、勋旧，以及有权势的宦官，也多有请赐的田地。他们住在首都，请求赐地也以京畿附近为多，北直隶的田地，除了皇庄，即由这些权势之家占有。于是，北方各地农民多是庄园的佃户长工，生活困苦，糊口之外，别无可以周转的资金。整个北方，除了社会上层的消费人口，民间发展经济的资源至为匮乏。
相对而言，南方是另一局面。明朝祖制，南直隶的土地不得用于分封与赏赐。南方也并非没有当地的大地主，然而南方没有军户、皇庄、勋旧等占有土地，则自耕农的比例，当然较北方为多。
明代户口制度并不健全。从明代实录的户口数字看，不实之处处处有之。南方户口比实际的数字，短缺之数不小。这些不入户籍的户口，遂为没有税赋的人民。
明代的手工产业，最为发达的纺织与陶瓷，以及造纸、漆器工业，由于自然条件，多在南方，尤其东南的闽粤地区。棉花产于北方，而纺织工业却在南方。南方气候温和，日照时间长，雨量较丰沛，农业生产量已高于北方，更何况南方还有许多手工业的产品。因此，南北经济分歧的落差，已不再能够拉近。同时代的欧洲西班牙等处为一般农牧地区，其经济水平远逊于地中海商业城市及中欧、北欧的工业城市。中国与欧洲的情势，都是由于一些手工业经济在国际贸易发达之下，转化为前工业化的经济，与传统农牧经济的地区之间，于是有了巨大落差。
中国北方，如前所述，王公贵人依靠皇权，攫取大量土地，以致在皇庄、王府田等诸种田庄上耕种的农民，于缴租之外没有余力发展农舍工业，形成经济倾斜之势。北方只能供应南方工业生产的原料，例如，北方生产棉花，供应南方纺织业；南方输出布匹，供应北方市场的需求。这一出一入，南北的落差势必增大。在明代末期，才有商人在北方就地生产棉布，但北方的纺织业始终不能望南方的项背！
这一现象，也反映于城市化的转变。南方，尤其江南，大小城镇密布，水陆交通路线联系城镇为一个密集的网络。江南、闽、浙、粤海岸及河道地区的乡村，其生活条件与城市生活相差不远，城市信息也可迅速传布于市镇。最可见的例证，明代南方发展的昆腔、弋阳腔、海盐腔，福建的南管，广东的地方剧种，不但在城市舞台演出，也有下乡巡回的演出。相应的，南方的教育质量及教育普及程度，都超过当时北方的水平。民间思想的多元与活泼，也是南方显著可见。
在中国北方与南方交接的地区，靠东的淮海地区受黄淮水患影响，天然条件不佳，只有大运河沿线城镇不断，颇有商贾之利。靠西一片，汉水中游上下，南阳、襄樊一带，是南北转型的中间地区，不受黄河水患直接影响，又有汉水及其支流的灌溉，农业条件相当不错。这一地区的西侧，巴山、秦岭的东部山地，山高谷深，其川鄂之间的“老林”（今日称为“神农架”），箐深林密，交通不便。中国北方最穷困的黄河下游居民及陕北黄土高地的居民，常以南阳襄樊以西的地区为逋逃地：这些地方还有可以谋生的机会，不得已时退入老林及川鄂边区，豫西的山地，政府也是鞭长不及。再退一步，由豫鄂南下，还可进入湘赣的山地。于是中国北方穷苦的农民，无路可走铤而走险时，即以湖广山地为尾闾，西入鄂北及川东山地，南入湘赣山区，也可以托庇于崎岖的地形，在交通大道之外的边地讨生活。
三国时代的宗部、山越，南朝的诸流民帅率领的移民，宋以后的棚民客户……大多是这种在夹缝隙地谋生的移民人口。明代自明初即常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事。明代早期的白莲教，是启示型的宗派活动，其波及之地如果不是在最为贫困的山东、河北地区，即在川、楚之间，亦即上述的尾闾地区。
明末张献忠、李自成的大规模贫穷农民武装起事，历史称为“流寇”，即因其流动性强，忽东忽西。审察流寇的流动范围，扩散时遍及北方五省，窘迫时退遁“老林”，潜入川楚山地。这一大规模的农民起事，并无宗教宗派在后面组织，可谓纯粹因为生活困穷，铤而走险。出入范围，即以北方尾闾为逋逃地，发展为大群农民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燎原大火，终于焚烧明皇朝的政权。
中国南北的落差，自明代以后延续至清代。虽然清朝建都北方，政府尽了大力将南方粮食漕运京畿，有清一代终究未能将南北差距拉近。中国的政治权力，常在北方，而文化与经济的“中原”则俨然以南方为重心。若说中国的大范围内，实际上有风貌迥异的南北两大板块，也未必为过甚之词。
明末农民大起事，在北方活动，至多侵入南方边缘的山地，又旋即退去，或即消失，但始终未能进入南方中心地带。清人入关，在北方几乎未遇抵抗，而在南方，汉人抵抗至为激烈，历时甚久，甚至崎岖山地，漂泊海岛，数十年不止。南北社会风气之不同，也可由此觇见。
八、明代思想的转变
明代创业的太祖、成祖两朝，以功名收揽文人，担任政府的公务员。太祖进用读书人建立了一个元代未有的文官系统，从中央到地方都是由文人管理。但是他们父子都是雄猜之主，于知识及思想的开拓与发展，其实并无奖掖与鼓励。有明一代，官吏不过是佣仆，君主对文官任意奖黜，一有得罪，当朝廷杖。即使是宰执，也难得为君主礼重。后来宦官专权，文官更是受尽皇室家奴的欺凌。明代士大夫，虽在乡里为缙绅，在朝廷则未能有意气发皇的机会。
明朝开国不久，即不再重视对时务的策问，而制定科举以八股文申述儒家思想。永乐时，官家钦定《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及《性理大全》，制义文章大都依据程、朱的理论为正统思想。顾亭林因而感慨：“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中国科举制度桎梏思想，实由明代开其端，而清代更积习难返，数百年来终成中国文化的桎梏。由这种正统拘制的文官系统，自然罕有特立独行的人物。明代前期的大臣如夏元吉、杨士奇、杨荣、杨溥诸贤相，大致都是庸言庸行、谨小慎微之士。早期的解缙、中期的于谦，即使有发抒才能的机会，却都不能善终。难怪明代晚期，只见权相，不见大臣，甚至如张居正也是以权相的身份着手改革，死后尸骨未寒，已遭大祸。
王阳明的心学，自然是对于正统理学的挑战。儒家学说自唐宋以来，即与佛道思想相互影响。佛教禅宗的个人自主观念，毋宁于阳明心学有其刺激作用。王阳明在仕途上有过一番作为，但是他的学说则是在贬逐之中形成，也未尝不是对于正统思想的反弹。阳明心学加上已经弥漫的佛教禅宗，对于明代知识分子有巨大冲击。宋代陆象山之学，已开心学的滥觞。然而朱、陆之间，陆学声势逊于程朱理学。何以同为心学的阳明学，在明代能后来居上，浸浸然与程朱为敌？此中缘由之一，当是高压之下，难免反动。宋代朱子学的势力在民间，明代官方借程、朱确立君主权威，其正统的威势虽有绝大多数士大夫的附从拥护，却也招致压力之下的反弹。明代思想，尤其社会思潮，其具有历史意义的部分，不在正统的领域，而是在从正统中反出来的另类思想风气。到了16世纪，寻求个人主体性的思潮，遂在文化与学术领域，发为巨大的能量。
阳明学本身，即十分宏大的理论系统，影响近世中国的思想极为深远，甚至泽及东瀛，蔚为东亚文化的重要成分。阳明学既是中国哲学主流学派之一，各种哲学及思想的论著均有讨论。本书注意于民间社会思想，是以在此略述阳明学的一个支派——王艮（号心斋，1483—1541）创始的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的人士，自王艮以下，不少来自民间，其讲学场合也在民间。泰州学派的学者，志不在庙堂，而在于化民成俗。这些人特立独行，意气风发，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对他们的评语为：“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的确，在举世多乡愿的明代知识界，这些泰州学者亦狂亦狷，毋宁特具振聋发聩的警世功能，其影响也就超越学术界，而引发当时文化界的另一番气象。
王艮出身灶籍（盐场的工匠户），家境贫寒，随父经商，自己研读《论语》，随时向人请教经义，后来才入王阳明门下，然而其时王艮的思想，也已自成系统。王艮接受王学良知的观念，认为心有所向便是欲，心有所见便是妄，无所向无所见便是无极而太极，心中空寂无一物，良知便自然涌出。这一番思考的方式，与佛教禅宗的观念，其实十分相似。王艮主张修身即安身，如能有道德修养，又能修安自己此身，即能身心两安，吾身保，然后能安天下。同时，王艮认为身与道是一体，“即事是学，即事是道”，道是具体的事物之道，自身不保不安，哪能弘扬大道？道身双尊，庶几人能弘道。王艮认为道是落实于人间的百姓日用的道。儒家追寻的乐事，既是学习的快乐，也是以身心为本体，体会宇宙间鸢飞鱼跃，生机勃勃的快乐。是以，王艮主张的修身修道，都是以自己未经沾污的心为主体，投入人间，也融入宇宙，达到怡然愉悦的境界。
泰州的后学，大抵都由此向纯真自然的方向发展。如罗汝芳（1515—1588）以为赤子良心，当下就是，可由形而下的心体直接表现出形而上的性体。耿定向（1524—1596）主张百姓日用是显然可见的现象，而其中又隐藏了民胞物与的天道，心、性与天三者为一，可由自身内观，认识天地宇宙的真机。这两家是泰州学派的主流。王栋主张以慎独严意念之辨，则注重收敛的自律，又与刘宗周（1578—1645）的思想接近，竟似靠近朱子学的一边了。
泰州学派中，最为激烈的人士，当是何心隐与李贽两人。何心隐（1517—1579）以安身立本，实则由人的自然本性出发，理解人“有声色嗅味安逸”的欲望，对此欲望，应当尽天之性，不必“去人欲”，但须有所节制，以适中为度。治天下，即与民同欲。何心隐也有社会运动的理念，他设计了“聚合堂”，捐产试办共同生活的社团。他希望凡士农工商的身家均纳入“会”中，设立制度，轮流主持，然后聚集为“主会”。会首是“师”，也是“君”，君民平等，不属一家，君臣相师，君臣相友，最终可以臻于“天下归仁”的境界。何心隐提出人人平等及自发组织的理想社会，当然为明代皇权不兼容，他也终于以身殉其自由的思想。
李贽（字卓吾，1527—1602），原姓林，本伊斯兰教子弟。他的思想较之何心隐更为激烈。他由泰州纯任自然本心，发展为“童心”之说，以为童心是“绝假存真”，童心之“真”与世俗名教之“假”、道学之“假”是相对立的。儒家本来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四毋，李贽以为摒去一般人的“意”与“必”（有所向与有所欲），同时摆脱泰州学派太过自信的“固”与“我”（自以为是与固执坚信），才能恢复童心的本来自然。从童心的“真”，达到不受声名利禄污染的本真状态。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浪漫主义的憧憬。在心学的辩证过程中，童心与修身如何相联，其实也是相当难解的课题。
李贽以“童心”一念引申，遂以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天下无一人不能生而知之。是以道不离人，人不离道，“人”是一切的中心。人不能无欲，凡事顺其自然，不应有礼法刑德，以约束人间应有的权利。李贽的思想，在今日看来是一种向传统礼法挑战的普遍人权思想，但在当时则是挑战伦理规矩的惊世骇俗之论。他的命运，也和何心隐一样为世俗不容，终于在狱中自杀身亡！
这几位冲决传统，勇于开拓新思想的学者，其学术渊源已全不在儒家。王阳明心学本来已与道教及禅宗有相当关系。泰州学派诸人中，出入佛道者颇有其人。耿定向即糅合儒佛，以建构自己的系统。他借喻佛学，谓宇宙即吾心，儒门止于至善，其实即孔氏万世的净土。他借心经“照见五蕴皆空”，说明儒家“喜怒未发谓之中”以释心不容己，人性的仁始得流行不息。
耿定向还不过是借佛家名词为喻，解说儒家理念，焦竑（1541—1620）则更进一步融合儒佛道三家，以为讨论的观念和命题。他们各有自己特定的论述，其实关心的方向和内容，彼此可以相通，不但没有冲突，而且相当一致。
李贽家世代信奉伊斯兰教，但在接受阳明心学后，服膺王龙溪，始逐渐留意佛家理论，也接纳道家观念，会通三教，无所拘泥。他与罗汝芳等人的态度，均为心胸开阔，不纯以儒家为正宗了。这一超脱的立场，到明末方以智会通三教，其为学得力处已不在《论语》《孟子》，而更在《易》《庄子》与天台、华严。当时西方耶稣会会士已将欧洲的科学知识介绍入华，方以智对天文历数都有研究，虽对于泰西宗教哲学并不佩服，然而相当重视欧洲实证（质测）的研究方法。是以方氏学问，可谓已脱出儒家为学术正统的拘束。
明代中叶以后，有了如此追寻人间个人主体性的学风，再加上南方经济发展，士大夫不再专擅学术与文化活动，于是明代后半期的文学、戏剧、艺术诸方面，也出现了浪漫精神的风气。
明代前半段，文学颇为拘束，“台阁体”的文章当然不足一观，即使李梦阳（1473—1530）、王世贞（1526—1590）之辈以复古的口号，致力打破呆滞的文风，终究缺少创造性。到了万历年间，袁宗道（字伯修，1560—1600）、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袁中道（字小修，1570—1624）兄弟三人领导的公安派出，文学始得荡涤模拟古人的毛病，创为清新多变的小品文，直诉心灵，采撷民间歌谣俚语，风气为之一新。
更堪注意者，则是小说与话本的创作。施耐庵的《水浒传》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都在明初出现，两者都由宋元话本演化而来。吴承恩（1500—1582）的《西游记》及著者待考的《金瓶梅》，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并列四大巨著。然而《西游记》及《金瓶梅》毋宁是浪漫主义和批评现实的创作，实与铺陈故事的小说，根本性质并不同类。《西游记》以丰富想象为手法，讽刺嘲弄世俗生活中的乡愿行为及观念，其思想根源多重，隐喻的层次则兼包儒、道、佛三家。在万历年间已经流行的《金瓶梅》，作者为谁至今未有确论，但该书以俚俗语言，描述男女关系，也暴露官场与士绅的腐败生活，实是十分有反叛精神的文学创作。
冯梦龙（1574—1646）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均是以白话撰写的短篇小说集。冯氏为李贽友人，颇反对理学，凌氏则是卫道人士，然而二人均以白话写作，开白话文学的先河，而且这些故事大多从市井小民日常生活取材，铺陈一般百姓的思想与行为，又从“话本”的传统多了一层文学意义。
戏剧方面，自从元曲兴起，中国的舞台艺术进入成熟阶段。明代南曲渐盛，多为民间传奇戏，却各地有各地的地方戏。明代中叶，昆曲兴起，经过魏良辅的改革，吸收南北曲艺长处，甚至引入江南民歌小调，又经江南文人学士的帮助，昆曲遂一跃而为戏剧主流。
江南经济繁荣，得到文人雅士推波助澜，昆曲不但在城乡公开演出，士大夫的厅堂也成为表演场地。文学之士各出机杼，编戏制谱。万历年间的汤显祖（1550—1616）为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人。汤氏性格刚直，仕途不顺，屡遭贬逐，晚年绝念仕进，致力于撰剧，其“临川四梦”脍炙人口，为传世名著。他受泰州学派影响，富有浪漫精神，重感情，反传统。四梦之中，《南柯记》《邯郸记》两梦，均由唐代传奇故事为母本，以世事无常的现象，楬橥佛道的淡泊。《紫钗记》也是以唐代传奇霍小玉传编剧，可说是由女子的视角指出男女情爱并不平等。《牡丹亭》一剧是昆曲之冠，不仅表彰情爱，向理学的传统规范挑战，而且女主角杜丽娘因情而死，又起死回生，使情爱之重超越生死。昆曲戏剧能发展为如此鼎盛，一方面反映当时文化风气，一方面也因为江南经济殷富，有所凭借。
在绘画方面，明代中叶以后也有类似的发展。明代早期的绘画，以院体画为主，工细规矩，而缺乏原创性。明中叶以后，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著名当时，开明代文人画的画风，其中尤以唐寅（字伯虎，1470—1523）画风倜傥不群，强调个性的表现及主观的意境，与阳明学的趋势颇有呼应。稍后的徐渭（字文长，1521—1593）笔法飘逸，发抒情感，不求神似，更与泰州学派反传统、求自主的精神相符。陈洪绶（号老莲，1598—1652）落笔意在相外，俨然道家得意忘言、禅宗不落言诠，则已与近世抽象艺术的精神相通了。
明代江南造园艺术颇盛，今日苏州园林还是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些私家园林，在局促的空间，有完足的布局，不是真山真水，却是设计者自己胸中的丘壑，尤其太湖石堆叠的假山，顽石本无美丑，令由观赏者自己的审美视角解读。这也是反映了造园艺术对主观与主体的尊重。
明代晚期的文化气象，当然也不拘一格，虽不全然会有上述反传统、重个性、重自由这一系列，但这一风气仍弥漫于思想、文学与艺术领域，当是对于传统权威及礼教规范诸种压力的反弹，也是在反弹过程中的反思。一时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风气所及，即使系出朱子理学的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诸人，抗争奸邪，意气慷慨，置生死于度外，其行为作风也已是狂狷之流，不同于世俗的乡愿。明、清之交，国亡家破，顾炎武、黄宗羲痛心之余，对于中国的文化，包括政治制度与思想方式，均有深刻的检讨，其破陈立新的精神仍是与嘉靖、万历以来的文化风气，有传承，但也有批判。这种风气，堪称中国近古以来的一段启蒙精神。如果没有清代严酷的威权压制，斩断了这一段反思的检讨与创新的尝试，中国文化后来的演变，或未必再有三百年的僵化。
九、明代中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
本节比较明代中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是为了两项考虑：一则，两者的时代跨度几乎相当；再则，二者都承受新大陆白银大量流入其经济体的影响。然而，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其发展模式却完全不同。
明代享祚几乎三百年（1368—1644），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也延续了二百余年（1467—1700）。尤其16世纪至17世纪，两国在经济发展方面都有巨大改变，于国际活动方面也都十分活跃。
朱元璋建立明皇朝政权，在元之后恢复了汉族为主流的中国政权。皇帝的权威与儒家思想培育的文官制度，已在中国根深蒂固。元代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其本质与中国传统王朝并不相同，即使忽必烈及其子孙的统治，已吸收了不少中国皇朝的传统特色。朱明则是恢复了中国大一统帝国的统治，其领土大致与中国前朝的疆域相同，民族成分以汉族为主体，文化则是儒、道、佛三家融合的系统。
简言之，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经过长期的整合，呈现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在这一整体结构中，专制的皇权掌握了主要的政治权力，儒家理念则是中国思想方式的主要形式。明代中叶以后，南方经济十分发达，南北人口分布及财富分配都呈现巨大差异，而阳明心学的兴起，与明代后期南方文化以个人为主体的趋势，都可能挑战上述的一致性，甚至撕裂其整体的格局。但是，这些发展似乎只是削弱了明代中国的体质，却没有演化为多元性的文化与政治格局。
是以，中国北方的贫穷孕育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事，“流寇”在北方流窜十余省，终于拉垮了大明皇朝，但却只能扰及江西、湖南，不能深入富庶的南方。在满洲入关之时，八旗铁骑在北方几乎未遭遇抵抗，而南方的抗争则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然而，中国终究是一个整合的整体，北京政权解体，犹如中枢断裂了，南方的抗清活动还是不得不失败！
西班牙的历史完全是另一番情势。西班牙的崛起是经由错综复杂的婚姻与继承，将许多不同的区块集合为王朝疆域。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1527—1598）在位时是西班牙的极盛之世。西班牙王室统治的领土，有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半岛中部、欧洲的低地（今日荷兰与比利时），海外领土则有东方的菲律宾（从菲利普的名字命名），及美洲广大的殖民地。中欧的奥地利也是由同源的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也在同一家族手中。英国的皇室与西班牙皇室有婚姻关系，两国曾由菲利普二世夫妇分别统治。法国与西班牙毗邻而居，双方竞争甚烈。哈布斯堡王朝终于由法国系统的波旁王朝取而代之。英、法、奥三个强权与西班牙的关系离合不定，昨为姻娅，今为寇仇。西班牙统治的这一大片领土中，人民种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经济形态不同，各地封建贵族各有其权力上的基础。西班牙是十足的多元混合体，其皇室从未有过真正号令全国的权威，也未能熔铸为一个整体。
西班牙战争不断。初起时，西班牙人花了不少气力将伊斯兰教的势力逐出伊比利亚半岛，但是终哈布斯堡王朝之世，改宗基督教的摩尔人是西班牙无法融合的不安成分。西班牙在北方的臣民之中，有不少新教的信徒，例如中欧的加尔文派，而西班牙王室矢志保卫天主教的正统信仰，为此而有宗教裁判法庭，致力于压制新教。各地贵族领主，又各有其地方势力，并不心甘情愿地接受王朝号令。
凡此内部的不安与动乱之外，西班牙还必须面对伊斯兰教势力的竞争。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大帝（Suleyman I, 1494—1566）时，其舰队横行地中海，欧洲国家不能抗衡。直到1571年，西班牙舰队在希腊南部外海勒班托（Lepanto）海战，击溃奥斯曼舰队，基督教国家才不再担忧奥斯曼在地中海的海上势力。然而，西班牙的无敌舰队（Armada）却于1588年征伐英国之役，被英国海军击溃。
西班牙的两百年霸权，在17世纪末叶已经黯淡。西班牙从新大陆掠夺的财富支撑了西班牙的霸权，却没有为西班牙带来经济繁荣。新大陆的黄金与白银，分别流向西班牙与中国。在中国，活跃的国际贸易壮大了东南沿海的经济，丝绸、陶瓷诸工业的发达，使东南的繁荣惠及一般小民百姓。江南与闽粤富庶，人民生活舒适。元代与明代，使用“宝钞”作为货币，自从新大陆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白银代替宝钞成为大额通货。白银与铜钱同时流通的双重币制，为明清经济发展提供了充沛的货币。中国外销市场与货币增加，两者皆刺激了中国南方经济，造成三百年持续增长的景气。
明代政府的财政似乎并未因为南方经济繁荣而有所裨益，一则对外战事耗费不少，二则官员贪黩成风，三则政府税源仍以田赋与徭役为主，并未合理开拓商税及工业税。这三者之中，最后一项事涉财政结构，也许是关键所在。
西班牙方面的情形，则又与中国不同。西班牙与葡萄牙地滨地中海与大西洋，在开辟新航道的事业上，既是前驱，也获利最早。新大陆的黄金、白银及东方商货的利润，撑起了西班牙霸权。但是，西班牙本土并未因为大量财富流入而改变产业结构。西班牙的牧羊业，为贵族领主的传统收入，他们甚至没有将牧业改变为农业之想，遑论以财富投资于工业生产了。于是，大量黄金、白银，一部分用于皇室及贵族的豪华生活，大部分辗转流入中欧及地中海的商业城市。这些城市只生产消费品，吸收皇帝及贵族的财富，又以所得之收入投注于生产。欧洲的工商业经济，随着重商主义而增长，得益者不在西班牙，而在其分散各处的城市与商港。到西班牙势力衰退时，荷、葡与英国均以“东印度公司”的公司组织，为其经营市场与开拓殖民帝国的工具，这种运作方式与海口商港及商业城市的繁荣，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西班牙、葡萄牙开拓了许多新航道，航海事业刺激了造船业及相关的事业，与此相关的实用数学、天文学与地理学都有相当进展。不过，在学术方面，当以天主教耶稣会为最著。西班牙皇室是天主教中保守教派的主要护法。当时耶稣会与多明我会斗争极为激烈，在华传教的多明我会教士攻击耶稣会不遗余力。西班牙皇室自始至终都护持保守的多明我会，疏远耶稣会。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耶稣会会士介绍欧洲学问的贡献，厥功甚伟，不能忽视。耶稣会会士的通信，也大量介绍中国的知识与工业技术。但中华文化的影响，却在法国展开，而未见于西班牙。此中原因，当与天主教保守教派的反智主义有关。
在明代晚期，中国在思想与文化活动两个领域，有过崇尚个性的运动。这一潮流，出现于东南，后来未能滋长为类似欧洲的启蒙运动，更未转化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当然有中国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时代的西班牙，其实也面对正在酝酿的族群民族主义与市民意识，前者终于成为建构民族主权国家的动力，后者在日后滋长为民主与人权的思想。但是西班牙的统治阶层，完全没有察觉二者正在逐渐茁壮，而当时的新教活动及工商城市经济实为其嚆矢。
这一现象，与中国的情形有些相似。明代皇权以宦官为税监，收夺民间财富，激发民变。这些群众活动，其实也是新兴现象。同时，明代江南东林、复社等知识分子的大规模集会结社，也是值得注视的新兴现象。明代统治阶层及知识分子中的正统保守者，都未察觉其可能孕育的动力。明代晚期的新潮，在清军入关后未有进一步开展，中国历史走入停顿。相对的，欧洲的新潮风云际会，兴起此后启蒙运动与民主革命的洪流。欧洲历史为之丕变，西班牙却失落于历史的巨变之中，终于为西欧及中欧的重大转变，挤到了历史的边缘。
西班牙曾经拥有庞大的财富，现在只有旧日皇宫的金碧辉煌，见证一时的烜赫。西班牙极盛时的巴洛克艺术风格，富丽烦琐，装饰重于内涵，倒与清乾隆时代的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处，远远不如明代家具的素朴与明代青花瓷器的淡雅！
明代晚期的文学，曾有过辉煌成绩：小说、散文、戏曲……都在崇尚个性的运动中，提出对于传统与权威的反思。相对而言，当时西班牙文学有塞万提斯（1547—1616）的《堂吉诃德》，也是针对时代的消逝，投下最后一瞥，其中既有惋惜，也有讥讽——也许是两者的混合，留下非凡的效果，颇符合《诗经》哀婉的风味。塞万提斯这位西班牙永垂不朽的文学家，曾参与过勒班托海战，而且在战火中丧失了他的左臂，由这样一位人物担任西班牙盛衰的见证人，也令人低回于历史的变化。
十、明朝时的台湾
台湾密迩闽、浙，但黑潮洋流经过狭窄的台湾海峡向南流，流速增加，使“黑水沟”或“黑水洋”水流湍急，一般船只不易横向截流，只能随着洋流南下；所谓“落漈”之后，即为洋流带往南方。于是，由福建出海，大多顺流而下，到达今日的菲律宾，或沿着马来西亚半岛两岸，经由中国南海，到达南洋各地。船只如果由浙、闽北航，沿着中国东海斜上即可驶入日本与朝鲜半岛南端，横渡则到达琉球群岛。这条航线上，洋流为诸岛切割，颇多回流，熟悉海流方向的船只，不难借潮流航行。这些潮流回旋曲折，水势也不甚强劲，船只并无“落漈”卷走之虞。因此，由闽、浙出海，或南或北都无须经过台湾。欧洲国家开拓新航道，以及“发现”美洲之后，台湾东方的太平洋，辟为高桅巨舶的通道，台湾遂成为东海与南海的锁钥。
台湾的原居民，最早是哪些种族，至今还未能由考古学上获得解答。若以台湾三四千年前新石器文化的特征言，则与福建地区同一时期的新石器文化有相当关系。澎湖地居台湾海峡中间，其新石器文化采石场的石料，也颇见于台湾的新石器文化制品。台湾东岸古代文化的玉器，其切割方法与浙江良渚文化的切割方法相同。又据语言学家的推测，太平洋上南岛语系的语言，其祖源可以追溯到两千余年前的台湾。两千余年前，亦即秦皇、汉武之时，中国东南的“百越”族群屡次在秦、汉大帝国的压力之下，颇多离散。那些留在原地的“百越”，与南下的汉民族混合，衍生为南方方言群的中国人；其中被迫迁徙淮汉地区的百越，则融入北方人口之中；至于居住今日湖南、江西与安徽的百越，也在三国与南朝时期终于融入汉族人口。台湾原居民的祖先，是否为百越孑遗，逐渐移徙南方诸岛？这一课题，当由考古学家与语言学家们共同探索。
历史时期，台湾与大陆可能也有一些交往。台湾考古遗址常见宋代钱币及宋瓷残片。宋代的中国，是当时东亚经济圈的中心，宋人钱币是国际流通的货币，北到草原，东到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地，都有宋钱为通货。当时台湾的居民，可能也经由澎湖与福建地区有贸易交往，只是我们无法知道其间交换的商品种类，也不知其规模如何。
明代后半期，欧洲海上势力进入东亚。海商贸易利润丰厚，不但葡萄牙、西班牙海商博得厚利，日本九州诸藩侯亦染指其中，而中国最有财力的徽商也投入海上活动，王直、徐海都是此中著名人物。于是，中国沿海，处处有海商集团，运出丝帛瓷器，贩来香药及金银，尤其美洲的白银，流入中国为数至巨。明廷的对外贸易政策，忽松忽紧，有时封海，有时开禁。这些海商集团，在海禁闭关时，即成为走私的海寇。这些海寇成分复杂，包括各种国籍的冒险人士，结合中国沿海居民的好利之徒，大船在深水，小船入内海，或为了取得给养抢掠村落，或为了拦截商货骑劫货船。当时纵横中国海域的武装集团，早期与台湾有关者，有活跃于嘉靖年间的陈老、林道乾、林凤诸辈，他们先后以澎湖与台湾南部（今日嘉义到高雄之间）的港湾为活动基地。
16世纪的台湾岛上，仍是原居民的天下。他们的聚落，分散在西岸的平原及丘陵，后来汉人称之为平埔番的“番社”。全岛并没有统一于一个政治体。原居民之间也有战争，其性质不详，但往往仍保存于他们的传说之中。台湾物产足够原居民维持一定的生活，却没有可资外销的商品，因此台湾能够长期置身国际贸易网络之外。但在海道开通之后，大陆及日本的海商会在台湾过境，遂将台湾的藤材、水鹿皮、硫黄、樟脑……运往大陆与日本销售。福建渔船及海上武装集团，在台湾靠泊，逐渐有人从季节性的季居，发展为长久居住，甚至从大陆运来耕牛，在台湾垦拓定居。上述林道乾、林凤之流，可能都有这样较为永久性的基地，既便于靠泊休息，也可保持可靠的生活资源。至今，高雄还有林道乾之妹藏金银的传说。
16世纪后半期，荷兰从西班牙帝国独立，很快加入海上强权之列，东来经营。荷属东印度公司，以国家为后盾，其经营能力超过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的海上活动。太平洋上鲸波翻动，台湾终于被卷入海上的竞争。当时西班牙已据有菲律宾，以马尼拉为活动基地，转驳经过中美地峡的商运。葡萄牙占有澳门，是其印度以东的海运中心。从马尼拉、澳门出入中国与日本，获取东方商货都相当方便。荷兰已占有巴达维亚，作为东方活动的基地，但巴达维亚远离东亚，出入不便。荷兰也想在中国沿海取得基地，他们先于1604年及1622年两度尝试占领澎湖，遭遇中国驻防人员抵拒。1623年熟悉台湾情形的华人海商李旦带领荷兰人转移到大员（今台南安平），建立基地。荷人遂在台湾筑城为久居之计。台湾的大员，是一片涨沙后面的内湾，不能驻泊大型船只，也不能维持稍多的船舰，仅是巴达维亚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分支据点。荷兰人在台湾南部，先以武力征服邻近番社，继之以传教工作建立管理组织。番社自治，但必须顺从荷人公司的号令。荷人由南逐渐向北开拓，番社在荷人胁迫之下，纷纷接受荷人统治。荷人在台湾驻守人员为数不多，凡事听命于巴达维亚的总督。自此至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人，建立明郑政权，荷人据有台湾南部一隅垂四十年，主要仍是以此地为出入中国沿海，驳运商货的转运站及攻略西、葡海上势力的据点。除此之外，荷人似乎并无扩大其势力于全台的打算。同时，西班牙人也于1628年占领台湾北部淡水，建立商馆。荷人曾派船攻击西班牙人，未能逐退。1638年，荷人再度袭击据有鸡笼（今日基隆）的西班牙分遣基地，西班牙人撤出台湾。然而，荷人也未成功地在北部建立殖民地。
17世纪的东亚海上形势，马尼拉、澳门、大员与日本的平户、长崎，是海上活动的中心点。同时，闽、粤地区的中国人也大批迁居马尼拉与大员，两处各有数以万计的华人，他们并非全为海商集团的人员，大多是工商渔农各业支援海上活动的人口。中国人在国际海商活动中，主要的业务是取得丝帛等中国出产的商品，也接应运送及分销外国船队带来的商货，及供应给养和其他支援。简言之，他们的地位相当于后世的“买办”。不过，因为当时海商活动处于法律与武力的灰色地带，这种华人买办也因此身处正邪的边缘。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都是明末海上活动的人物。前述带领荷人入大员的李旦，即这一行业的重要人物。李旦在马尼拉、平户、厦门及大员都有事业，郑芝龙原是他的从属。荷人入台后，郑芝龙于1624年是荷人的通译，由平户移居澎湖，又移居大员，不久辞去通译工作，自立门户，从事海上活动。李旦在平户去世，郑芝龙遂继李旦为领袖。1626年，郑芝龙的海上武装集团袭击金、厦、东山等处，明廷官军不能剿灭郑氏，遂与荷人联军攻击郑芝龙，又不能成功。后来，明廷招抚郑芝龙，等于承认其在闽海的势力。于是，郑氏以福建安平为基地，据有金厦一带，郑家船队纵横海上，商贾必须领有郑家旗号，始能行驶海域。郑芝龙与日本平户的领主夙有关系，在日本娶妻，生了郑成功。另一方面，明廷实行闽台海禁，郑芝龙大量走私，武装运送生丝，供应荷兰东印度公司。郑芝龙又消灭了海上劲敌刘香的船舰，独占闽台贸易，并因此介入中日之间的贸易，转输鹿皮与生丝。郑芝龙的次妻，迁居大员，大员华人不少，郑氏与这些人也有密切关系。郑家与台湾的特殊渊源及其影响力，为日后郑成功据有台湾建立了一定的基础。这一时期，明廷将亡，东南海上，郑氏船队与西、荷、日本的海上势力，合纵连横，忽敌忽友，郑氏势力日益坐大。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清兵入关，南都拥立福王。次年，清兵南伐，史可法殉国，南都沦陷，江浙士大夫张煌言等人拥立鲁王监国，郑芝龙则在福建拥立唐王，建立政权。郑氏由海上武装集团一变为明廷残余势力的支柱，但在清人攻击福建时，郑芝龙降清，又被诱执北上。郑成功曾为唐王器重，赐国姓，郑芝龙被执，郑成功却毅然以“国姓”身份，收集余众，继续抗清。他仍以金、厦一带为基地。唐王死后，鲁王投靠郑成功。郑氏政权局促海隅，延续明祚，力图复兴；1658年兴师攻南京，却因战略错误，兵败江南，退回福建。这一连串事件，终于导致郑成功转战台湾，建立明郑政权。
在此时前后，荷兰在与西班牙的竞争中后来居上，已俨然是太平洋上的重要势力。荷人在东方活动的中心仍在印尼的巴达维亚，但大员已是东亚航线上的主要据点，有军队驻守，也有船舰停泊，大陆沿海的商货源源流入台湾。虽有传教士的文化工作怀柔原居民，荷人政权仍以武力侵略不服的番社。1636年，荷人攻伐台湾南部萧珑社及小琉球，番社人民全数被杀，正与1621年荷人屠杀班达居民一万人的作风，如出一辙。荷人于南台湾推行荷式的治理方式，在番社中选择亲荷人士，组织议会，却罔顾番社唯长老马首是瞻的传统。南台湾已有不少大陆渡台汉人，荷人歧视他们，以为他们是明廷或郑氏的人，不予信任，税课也重。同时，荷人船舰常有劫掠福建滨海聚落的行为。1622年，荷人曾洗劫漳州地区，将厦门鼓浪屿这个小岛上的耕牛、猪只、鸡鸭搜劫一空，以补充其食物给养。同时，西班牙人曾于马尼拉两次大规模屠杀华人，华人一次死了两万余人，另一次也死了一万余人。中国人虽知西、荷是两个族群，但对他们都无好感。
郑成功兵败南京，退回金厦后，在大员担任通译的何斌曾陪同荷人与郑成功交涉解除郑氏对台湾的封锁。1660年，何斌又来厦门献上乘潮驶入鹿耳门水道的策略。于是，郑成功以其优势军力于1662年围困荷人的大员要塞，迫使荷人投降撤离。
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明国姓延平王的政权，奉桂王永历正朔，延已倾的明祚于海外，至1683年施琅率清兵入台，明郑政权延续二十二年之久。
郑氏来台人众，军民不下十万人，再加上这二十多年内，由浙闽沿海来台的人口，及早已在台的人口，汉人人数估计有二十余万，大都集中在台湾南部（嘉义以南至高屏地区）。台湾北部则仍以原居民为主，汉人向北移居，还须在清人领台时期才逐步展开。
郑氏在台湾设立一府二县，建立明政府的行政体系。然而，郑氏人众，本是军事编制的作战单位，到达台湾之后，不少作战单位仍以原有编制驻防屯田。这些单位的原有名称，仍可由今日地名见之，例如：左营、新营、前镇、后镇、前劲（前金）、援剿（燕巢）……都是郑氏诸镇屯戍的据点。这些屯戍据点，最初大都在南部，但也有若干人分戍于中部、北部，开拓田亩，建立聚落，成为后来向北开拓的先驱。郑氏政权与这些聚落的关系，毋宁是由军事编制转化为军事殖民的“封建”制度。
郑氏政权的核心，仿照明制六部，分设文官，但实际情形则又不是真正的文官系统。郑氏部下，原少文士，那些狎弄风浪的海上人物，即使有文官系统的职称，郑成功的政权仍是以一个毅勇的强人为领袖，结集了善战的战士建构而成的军事政权。郑经的参谋陈永华及由浙江投奔郑氏的鲁王旧属，在明郑政权中终究只是少数，不能改变郑氏军事政权的本质。
郑氏二世纵横海上，以对外贸易为利薮。郑成功到台之后，为了确保生活资源，在南台湾开拓田亩、建设水利，种稻植麻之外，也种茶、采樟脑，种植甘蔗制糖。但是，对外贸易仍是其经济命脉。郑氏早先在杭州设立金、木、水、火、土五家收购丝帛商货的五商，在厦门设立仁、义、礼、智、信五队运输外销商品的船队，大规模博取贸易的厚利。1663年，清军攻击金厦，郑氏全军撤往台湾。清廷设立海禁，迁移沿海村落，打算断绝郑氏生路。然而，严禁之下，走私更有厚利，郑氏并未因此缺了商品来源，反而因此独擅商机，欧洲及日本的海商，都仰给于郑氏。郑氏能在金厦台澎挺住数十年，对外贸易的利润是其重要财源。郑氏盛时，郑氏及其诸将手下的船队纵横往来于日本、印尼、吕宋、马六甲等地。郑氏覆亡之后，有些船队随同降清，不少船队则为日本九州诸藩接手，增加了日本人国际贸易的实力。
郑成功本人是儒生，然而在投身抗清事业时，焚儒服改戎装，其治理台湾也以军事为重，未暇教化。郑经继位，以陈永华为辅，则颇注意文教，在各地设立学校，教化百姓，大陆的宗教信仰，无论佛、道及民间宗教，也普及台湾。更可注意者，郑氏治台，原居民渐渐与汉人移民融合，即使其间过程不能避免冲突，却未有过与原居民之间的阶级之分。这是欧洲殖民地未有的现象。
郑芝龙由法律边缘的事业起家，郑成功孤忠抗清，开辟台湾。明代的最后这一幕，从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言，都值得专节叙述以彰显中国历史终于与世界历史接轨，从此中国与世界发展的脉络不能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