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 - 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7）
第七章 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下篇（17世纪–19世纪中叶）
相对于快速发展的西方，进入世界体系后的中国，发展过于缓慢。自中古以来形成的完足文化体系，开始固定、僵化。曾经出现知识界对中国文明的重新思考，竟也不能在此时延续下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政治制度，还能运作的最后一段岁月。
一、清帝国的性质
中国历史，颇多王朝从北方入主中原。它们是由边境的强大部落进入中国后，建立为时久暂不一的统治权。
这些王朝中，有从北方草原进入中国者：匈奴与羯建立了五胡十六国之中的两个王国；蒙古则建立了震古烁今的庞大帝国，在欧亚大陆分封汗国，中国地区的元朝不过是其中一国而已。但是，蒙古的统治既不能持久，也未见制度。相对而言，来自东北森林、草原、河流地区的族群，在中国先后建立了相当持久的王朝。鲜卑的北魏及其衍生的北周、北齐，统治中国北部数百年；契丹的辽雄踞北方，长期与中原的宋并存；女真的金，继续辽的地位，占了半个中国。
鲜卑—契丹—女真一系，其实即满人的同族先驱，清朝却在组织方面有其特色，建立了最为持久的皇朝。这些东北系（通古斯语系）的族群，均兼具农、牧、渔猎生活方式，相对于北方族系的游牧生活，东北系族群在文化与经济形态上，都与务农为生的汉人比较接近。清朝在入关以前，其部众都已在村落定居，而且与汉人有相当程度的贸易，也已相当熟悉汉人文化，是以清朝较元朝更能适应汉人生活方式。
北方族系进入中国，常有二元的统治机制。五胡在中国建国，每一位国主都兼有汉人皇帝与胡人单于的称号。他们大致是以军法部勒北族战士，以汉人郡县统治汉人。当然，那时的汉人，实际是以具有结合豪族乡党的地方自治组织——坞堡自卫。北魏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解散部落，推行三长制，其目的是建立一元的统治。尔朱氏以六镇戍兵，夺取政权，则是北方戍军不甘被抛置于一元结构边缘之故。北周组织府兵，却又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只不过独立于州郡之外的府兵单位，逐渐趋向职能性的文武分途，而不是族群性的胡汉分治。辽、金两朝，都为南人、北人分别设定其统治权制，不仅中央有北院、南院两套单位，地方也有戍守的部族军府（例如猛安、谋克），置于汉人州郡治权之外。
满人入关建立的二元统治机制，延续至清朝覆亡。满洲八旗与汉军旗人，不论出任官员或戍守驻防，旗籍人员仍属原来的佐领管辖，终身累世不能改变其部落制度的主人与从属关系。即使旗人渗入一般治理汉人的政府单位，担任流官的职务，他们的黜陟进退还是不同于一般汉官的标准。
大清帝国的行政系统，也是双轨制。六部、九卿的正副主管，所谓堂官，有满、汉两班共同视事。各省督抚是地方大员，自清初以至中叶以满员为常，汉员出任封疆大吏，为数较少。相对而言，驻防要地的“将军”，不但指挥戍守的旗营，有时也兼管口岸及交通要道的关税，这一重要职位，例由满员担任，甚至汉军旗人也不能出任将军要职。
满人部落制度的遗俗，还见于皇帝本身的权力结构。在努尔哈赤初起时，诸旗旗主共同议政，今日沈阳清宫仍有“十王亭”的遗迹。皇太极逐渐将权力集中，才定于一尊，但是有清一代，权力中心的辅政人员，不论是早期的内阁，抑是雍正以后的军机处，常有亲王担任辅政，甚至在皇帝亲政以前担任摄政之重任。此外，还常有亲王管部，凌驾堂官之上。这种部落贵族参与统治的双轨现象，有清一代贯彻到底，直至太平军晚期，因形势丕变，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汉人官员始得内任宰辅，外任封疆。然而，清代将亡之际，满人亲贵又组合为宗社党，尽力尝试夺回权力。
在政府组织之外，帝国本身的结构也是二元的。山海关内十八行省是汉人的地区，由省、府、州、县的流官统治；关外乃满人故乡，号为“龙兴之地”，则由将军与都统管理。关外地方自成直属皇室亲贵的局面，遍地是旗下人员的庄园，直接由其主人委派庄头经营。关外不对汉人开放，汉人之中只有贬逐流放的罪犯，没有一般的迁移人口。至清代晚期，始有大量山东移民不经许可，私自出关，关外人口结构，遂有改变。将军、都统管理关外和庄园，直属于满洲贵族，都是循着部落主义的旧制，使关外形同另一封闭的国中之国。
更扩大一层，清朝皇室自开国以来，即与蒙藏地区有直接的关系。清初起时，收纳关外的汉人居民及战争中沦为奴隶的“包衣”汉人，组织为汉军。清朝扩张的第二步，即自东而西逐渐收揽漠南蒙古。皇太极时，先与蒙古的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结盟，两次击败强大的察哈尔林丹汗。林丹汗这一成吉思汗的后裔，溃败后西奔青海，漠南蒙古悉属清朝。从此，满人据有今日内蒙古东部地区，借蒙古的兵力与马匹，拊明人北疆，形成东方与北方合围之势。皇太极挟战胜之威，重组漠南蒙古，除了将喀喇沁与土默特诸部壮丁编入满洲八旗，又将蒙古人众编为蒙古八旗。蒙古尊皇太极为汗，满、蒙俨然一家。终有清一代，清朝皇室与漠南蒙古的贵族，婚姻不断，皇后及王子们的福晋，不少娶自蒙古亲贵家族，公主与宗女也经常下嫁蒙古贵裔。这种政治婚姻，在草原部落之间，原是结盟的方式之一。满、蒙之百年婚姻纽带，强固地融合了清朝皇室对蒙古地区的控制。
清廷在蒙古的势力，后又逐渐延伸于漠北的喀尔喀蒙古（今日的蒙古国）。自元朝败于明朝，虽有也先、俺答、达延汗等人数次统一蒙地的局面，最后蒙古终于分裂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及西部的厄鲁特蒙古诸部，彼此之间争战不已。喀尔喀蒙古，在满人取得中国后，也效命于清廷，通好入贡。康熙时，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不断攻击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诸部不能抵抗，土谢图汗、车臣汗与札萨克汗都率部南奔。清廷遂与诸部结盟，改变其原有的部落，依八旗制度分编为总管旗及札萨克旗的许多佐领。
游牧于漠西的厄鲁特蒙古诸部，不仅归附最迟，而且多次挑战清廷，清廷颇花气力始收服厄鲁特诸部。原居今日新疆的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于顺治年间移牧青海、西藏，其领袖固始汗向清廷入贡，接受清廷封号，于是青海归清廷掌握。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原来放牧于今日新疆西部及西伯利亚西部，雄张西陲，不愿归属。康熙、雍正曾三征准部，至乾隆年间，准部内讧，遂向清廷投降，也改编部落为诸旗。厄鲁特蒙古的杜尔伯特部不能抵御准噶尔部的侵袭，在乾隆年间归附，部落分立佐领，编旗设盟。放牧于今日伏尔加河的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不堪俄国的压迫，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举部内徙伊犁，也改编为旗制。于是，自清朝开国至乾隆三十五年，经历了一个世纪，漠南、漠北与漠西的蒙古诸部悉入清廷掌握！
满、蒙融合为一体，是中国历史的大事。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盛时，都曾统一中国北方的草原与东方的林木地区。但是，那几次统一，都以强大的武力号召诸部，再以统一的北方挑战南方富庶的中国。清朝的情形，却是于入关后挟中国的资源为后勤，借漠南蒙古的支援，拓抚漠北，制服准噶尔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使大漠南北、东西草原，坚实地凝聚于清朝的领导之下。
清廷领有西藏，经历另一番过程。这一片峻及于天的高原，人口稀少，气候干寒，自古以来自成局面。到了唐代，吐蕃崛起，俨然亚洲腹地的强大政权，甚至强大的大唐帝国也得忍受吐蕃兵临长安的窘迫。中古以后，吐蕃萎缩，藏传佛教在元代迅速遍传高原。元朝解体，蒙古诸部分裂，藏传佛教的黄教则成为蒙古人民的共同信仰，满洲人众也因藏传佛教僧侣传法皈依佛法。
清初，顺治年间，厄鲁特蒙古的和硕特部藏巴汗掌握西藏政权，藏传佛教的达赖喇嘛则为宗教领袖。固始汗取代藏巴汗后，又有准噶尔部侵略西藏。清廷对西藏的政策，则是尊崇喇嘛的地位。顺治九年（1652），清廷迎达赖喇嘛来北京，即高抬了皇权。嗣后，康熙平定准噶尔部，遂建立了西藏神权统治，以达赖为宗教领袖，稍后又立班禅，以分达赖之权，清朝皇帝则是黄教的护法。乾隆时，清廷设立金瓶掣签选制，以解决活佛转世时选择灵童的难题，于是清朝的皇权毋宁凌驾于教权之上。这一权力顺位的次序，遂使清朝皇权，经由藏传佛教的教权与神治，笼络蒙、藏藏传佛教信徒均奉清朝皇帝为佛法的保护者，不啻加强了清朝为满、蒙、藏共主的地位。
清朝皇权完全掌握了东起满洲、西迄西藏的广大地区，其威势甚至超过大唐天可汗。这是东亚草原、高原地带第一次的大统一，而其坚实基础也超过了成吉思汗全凭武力建立的大帝国。
总结本节，满人入关，接收了明朝的天下，循原有的统治方式，用汉制、汉官治汉人。清朝虽是一个征服中原的外来政权，却也是中国的一个皇朝——这是大清皇帝君临天下的体系。另一体系则是本节叙述的满蒙藏地区，即满洲大汗以藏传佛教为精神纽带，以婚姻为亲缘纽带，以盟会朝觐为仪式，以朝贡赏赐为交换，统治占当时中国区域三分之二左右的草原大汗国。满蒙藏事务统由理藩院、内务府及旗务系统管辖，直属于清朝皇帝，不归汉人体系的中央政府。这一大汗国的首都，除北京之外，还有承德的夏都，蒙古王公、西藏喇嘛、满洲贵族都在此地朝觐会盟，一次又一次地确认清朝皇帝的宗主权。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叠合成为清帝国的二元体制。这是清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
二、台湾的开发
郑氏领下的台湾，延明祚于海隅，从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攻台、郑克塽降清，维持了三代的统治，为时二十二年！清廷攻台次年（1684），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专设台厦道，由总兵一员率班兵轮番驻防台湾。
台湾在清治二百年间，人口激增，地方行政单位（府、州、县、厅）逐渐增加，终于在光绪十一年（1885）升级为行省。郑氏来台前，台湾人口不会超过五万。郑氏攻台，携来军民十万人。19世纪初，台湾已有人口二百余万。19世纪末，编户人口已有三百二十余万人，除了当地原居族群数十万，及在地自然增殖人口之外，应有大量由闽、粤移入的人口。
17、18世纪，世界各地人口大量迁移，最为著称的事件，当是欧洲人口移民新大陆，取代了在地的原居族群。在东亚地区，虽然明廷的海禁时闭时开，仍有不少移民迁移东南亚各地。清军入关，满蒙人口移入关内。明清之际，内乱不断，张献忠、李自成的部众，出入川、鄂、陕，百姓逃散，转辗沟渠，千里废墟。
清代初年，康、雍、乾三朝，秩序恢复，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人口颇有增加。全国编户人口，由明代着籍七八千万，骤增为乾隆六十年（1795）的三亿。这一巨幅增殖，既有统计的数字问题，也有粮食增加的因素。前者当是因为康熙朝“盛世人丁，永不加赋”及雍正朝“摊丁入亩”两项政策，使避税的人口不再逃匿；后者则是因为大洋航道开通，许多农作物引入中国，外来玉米、番薯、洋芋等都可在山坡地种植，而其耐寒、耐旱的能力也相当不恶，粮食生产增加，人口随之增殖。
清初，有数百万人之多的湖广人口，大量移入川陕汉水流域及四川盆地，即所谓“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在这一移民浪潮之中，还有长江中游各支流山谷的客家人口，大量北向回流，移居四川。另有本来在长江河谷地区居住的汉人，因为山地可以种植玉米等类农作物，遂逐渐移向山地，进入中国西南山区，使当地原居族群同化或迁入深山。清代在西南地区，以武力改土归流，扩大政府直接统治的疆域，也当由人口大量移徙的角度讨论。
闽、粤人口移徙台湾，也是上述移民浪潮的一部分。郑治时代，清廷海禁颇严，闽、粤沿海村落一律撤空。这些移入山区腹地的沿海居民，若没有上述新引进的农作物，难免饥馑。清廷取得台湾后，即使政府仍禁止人民迁移台湾，闽、粤的人口压力还是会导致大量人口移民。清廷领台之初，户籍所载不过一万二千余户，一万六千余口。这一数字，并不准确，因为郑氏入台人口已逾十万，再加上一百三十余平埔番的番社，每社数百人至千余人，总数也当有十余万口。汉番合计，清初台湾人口当有三四十万左右。嘉庆十六年（1811），台湾地方当局调查全台人口为二十四万余户，二百余万口。从1683年到1811年，共一百三十年左右，三个世代的时间，台湾人口增加不啻四五倍之多。凡此增加的巨大人口，不可能皆由自然增殖，其中大多数是由大陆移入。因此，闽、粤人口对台的移民运动，就其人数及密集于一个海岛的密集度而言，毋宁是同时期各处移民运动之中，相当有特色的历史事件。
清廷最初并不鼓励对台移民。当郑氏投降时，清廷还未有开拓台湾的积极政策。施琅说服康熙在台设立官府的理由是为了国防：若是荷兰人占领这一数百里沃壤的海岛，在此发展基地，则大陆的沿海地区，将无安宁之日！清廷派官设治，收台湾于版图之内，却又担心台湾远隔海洋，如果有人如同郑氏割据，将难以制服。后来朱一贵、林爽文起事，清廷果然劳师动众，始予平伏。为此，康、雍、乾三朝的移民政策虽然宽紧不一，大致是禁止百姓渡台的。然而，禁令虽设，不能阻挡百姓为了原乡生计窘迫而私渡台湾海峡，在这一岛屿上开拓谋生。
清廷对于台湾原居族群，大致采取息事宁人，放任自治的态度。平原上的原居族群，被称为“平埔番”或“熟番”，已有农业，也有村社组织。在山地的原居族群，耕种之外，颇以渔猎为生，也有部落组织，被称为“生番”。然而，一个番社大多只有数百至千余人，村社之上并无更高一级的复杂社会组织。台东卑南一族，占地较广，领袖号为“卑南王”，为罕见的大型集团。清廷对这些原居族群，仿照西南各省的土司制度，承认其自治权力，颁授原有族群头目以“土官”、“土目”的印章，官方则以理番同知、理番巡检诸职，以为约束，汉、番交涉则以通事与总理作为中介。官方在番地立碑为界（番界），在平原入山之处更有“红线”与“土牛”等土垒防线，不许汉人闯入。
清廷如此政策，并不能阻挡汉人逐渐进入番地，取得土著的土地。汉人以组织力量及文化优势反客为主，逐渐使全台成为汉人的天下：平埔番几乎全部汉化，他们的子孙已与汉人融合为一；山地的土著，则局促于高山及东部的后山，成为台湾的弱势族群。
汉人的开拓由南向北，逐步进展。清领之初，诸罗（今日嘉义）已是北限，后来逐渐突破中部的“半线”，即今日的彰化，北向延伸。18世纪初，汉人已开辟了北部淡水、基隆。汉人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开拓，则是18世纪后叶在噶玛兰（今日兰阳平原）的武装拓殖。大致言之，康熙中叶至乾隆中叶，亦即18世纪的前半期，是汉人移民开垦的极盛时期，南部至北部的平原旷野均为汉人所有。乾隆以后，则是开发山坡台地及东部的后山。
汉人移民，在康、雍、乾三代多是迫于生计，私渡来台。台湾海峡的南向洋流号为“黑水洋”或“黑水沟”，洋流骤入狭窄的海峡，十分湍急。偷渡者的小船，往往不能横截急流，难免会“落漈”漂流，即使到了台湾外海，若在沙洲靠岸，也可能未到陆地又为涨潮卷去。汉人移民渡过风涛之险到台湾之后，工作劳苦和瘴疠疾疫之害，使偷渡人口的折损率很高，真正能在台湾定居创业者为数不多。台湾俗谚“三留二死五回头”，意即渡台者能存活、留居的大约只有十分之三而已。
这些偷渡人口，早期以单身男子为主，号为“罗汉脚”，开禁以后，始有妇女来台。早期来台谋生的罗汉脚，或则垦荒，或则入山抽藤，另有一些则进入番社贸易，受雇于“番头家”耕作谋生，其中颇多因而娶了平埔番妇女，成为赘婿，终于继承妇家田地。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汉人已经遍布台湾西岸。
康熙晚期，闽、台的有财力人士集股招募壮丁，大规模开拓“半线”和台北盆地。这种集体开拓的大户（垦首），领取垦照，从闽、粤招募垦丁，动辄数千百人，有计划地开发圳、埤水利灌溉系统。今日彰化地区的八堡圳，就是一例。
垦首役使大量移民的垦丁，垦殖田亩，既垦之后，垦丁分领若干田地，再分租佃农。于是，台湾中北部出现了三级制的租佃关系。垦首田连阡陌，役使千百人，坐取租谷，号为“业主”，俨然封君。他们收租的“公馆”，今日尚见于地名。垦丁承租土地，也成了地主，号为“大租”；他们又将田地分租佃户，是为“小租”。这些台湾地方豪强，役使佃众，侵轶土著，挟其势力，蔑视官府权力。台湾地方官员阶卑秩小，又经常更迭，在台职务，犹如寄旅，当然也不能不仰承豪强巨室的鼻息。这种情势延续至日本占台，第一级的业主始失去其势力，而大租户始成实质的地主。
台湾地方势力强大，是开拓社会的共同特征。官府的权力不彰，豪强以其势力，组织为谋求土地利益的当地社群共同体。17、18世纪，来台开拓的移民先是来自福建泉州，继之以漳州移民，最后则是广东的客家移民。来台人士，先是单丁，继之以大户招募的劳力，最后则是同族同乡的集体迁移。上述三个族群大致分布是：泉州人在中南部，漳州人在中部、北部，客家人在丘陵及台地，具体情形则诸族村庄犬牙相错、彼此毗邻。为了争土地、争水源，泉漳、福广之间，各以原乡邻里乡党与亲属戚谊分类械斗，双方动员千百人众，俨然小型战争。若是有民变起事，大致闽属为多，官府镇压时，客属民众又往往起而帮助官军，于是官民之间的冲突，终于又成为方言群的分类械斗。这是因为公权力不能以法律维持秩序，地方社群诉诸暴力，争夺资源，互相制衡，斗争不绝。许多开拓社区，都曾有过类似现象，只是台湾的该现象去今日不久，族群冲突习惯犹遗留在记忆之中，也因此影响了今日台湾社会的族群意识格外强烈。
台湾在19世纪时，全台已大都开拓，只有东部后山及高山地区还有开拓余地。19世纪的世界经济，已呈现全球化初期的色彩，台湾的许多商品已进入国际经济结构的交易网络。台湾气候温和，生长期长，农产丰富，于是台湾生产的稻米，很快即有余粮，供应闽、粤，甚至北销江浙及京津。台湾的蔗糖产量，也在短期超过广东，取得国内、日本及东南亚的市场。台湾从福建引进茶种，最初不能与闽、浙相比，但英、美洋行在台发展预购茶产，所谓“包种”，于是台湾的乌龙茶在国际茶叶市场占了一席之地。樟脑是天然的芳香剂，台湾樟树木材，本来用于造船及家具，19世纪时台湾樟脑已是外销商品。凡此现象，反映台湾开拓的近代性，其特定时空条件导致的发展模式，堪与加勒比海诸岛与中美诸地在同时代的发展模式相比，而与大陆西南及东北边地的开发不甚相同。
总结本节，台湾由郑氏统治转变为清领版图，从此有大量移民进入，于是台湾迅速汉化。清廷设立府州县厅统治汉人，土著、平埔番在汉人的经济与文化双重压力下，逐渐同化，台湾完全开发为汉人的地方。由于移民开拓，地方层次的社会力量强大，也因此而有分类械斗，形成台湾草根社会强大鲜明的族群意识。台湾移民，闽南泉漳及广东客家为主要族群。平埔番人口，经过同化，也已融入汉人之中，不足以构成一个新的民族。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在台不外军人与传教士，人数至多千百而已，更不足以改变汉族血统成分。汉人文化涵化力强大，移民带来的闽、粤汉人文化，遂为台湾文化的主要成分，也因此确立了当地对汉人文化的认同。
三、清初民族与文化冲突问题
中国本部多次为北族侵入，建立政权。南北朝、辽、金占领的地区，限于北方，元及清则都曾君临全部中国。宋一亡于金，再亡于元，其过程延展百余年之久。中国人在这一时期，深感亡国之痛，也努力兴复，终于朱明崛起，再造中华。在中国陷于外族统治时，夷夏之辨，当然是学者士大夫关心的严重主题，他们大致上是将种族与文化合并为同一议题。至于一般庶民百姓，虽也感受到外来统治的剥削欺凌，但在日常生活方面还是改变不大。
满人崛起东北，经历一代经营，乘明廷受困于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事，吴三桂开关平乱，满人遂轻易取得政权。在其入关之初，北方人因为明廷政治腐败，人心大去，官民几乎全无抵抗。但是在顺治二年（1645）清廷发布剃发改服之令后，各处都有反抗，以江南反抗最为剧烈，满人镇压，兵连祸结，汉人抗争十余年之久。这一现象为蒙古进入中国时未有，究其性质，剃发改服，直接触动了文化认同，不仅仅是民族间的冲突了。
日常生活方式是最为直接的文化标志。元朝听任汉人过自己的日子，并未强迫汉人改易衣服与发式，汉人学者也仍照旧读中国书。许衡诸人还悉心努力，发扬儒家学说，既保存中国文化，更希望以此同化征服者。清朝剃发、改服之令，启动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强迫选择，对于一般汉人而言，亡文化的痛苦较之改姓易代的变局，尤有深切的感受。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三日的抵抗，以至汉人抗清运动，此起彼落，或潜伏山林，或寄居海隅，其动机无非是为了抗拒文化沦丧。顾炎武“有亡国，有亡天下”之辨，即以文化为天下，而且他认为保国是统治阶层（其君其臣）的事，保天下则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先秦儒家的春秋大义，本来就有中国与夷狄之分，内华夏、外夷狄，分别为两个文化圈。这一观念的祖型，应是周人封建亲戚，形成了以周王为中心的封建秩序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圈子外的族群与国家，就是外人；在这一共同体圈子内的诸侯，则是周人礼制之所及。另一方面，又可因不认同华夏文化，因此而成为华夏文化圈外人。春秋时，南方文化不同于中原，楚国强大俨然自成格局，有些原属华夏共同体的国家（例如陈、蔡），折而进入楚人集团。孟子指斥许行等人为蛮夷，正是所谓入于夷狄，就视同夷狄。族群血统的认同，遂与文化认同分开，成为两个标准了。
在外族统治中国时，上述族群和文化两个尺度，即为一些历史人物分别选为寄身托命的立场。前面提到的许衡诸人，选择了在元朝治下维持儒家文化的命脉。名儒郝经奉元廷之命出使南宋，其立场颇费思量，他认为忽必烈是一位贤君，足以安百姓，因此选择了从儒家安定天下的角度，认同元朝政权下的君臣伦理，而视汉人政权的南宋为外国。这一抉择，其依据是《孟子》：舜为东土之人，禹为西土之人，却都可以是中国的圣君。
清初汉人，大致均在上述两个标准之间，各自寻求可以安心的认同方向。王夫之（1619—1692）坚守抗清立场，在两湖促邀李自成旧部与南明隆武帝政权合作，以民族大义为原则，将李自成灭明的过节放在一边。南明抗清失败后，王夫之隐居湖南万山之中，闭门著述。他自言“六经责我开生面”，表示他是以一种新的态度在诠释经书。概括而言，他的学问是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代五子为其堂奥，对阳明的致良知说有所不满，对张载思想则最为推崇，其目的在确立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他的《读通鉴论》《宋论》，则以史事论述古今成败，其中固然在检讨明朝覆亡的过程，更为重要的部分仍是以华夷内外的分别褒贬古人。在王夫之的评价中，华夷民族大义的顺位，应当高于儒家的君臣伦理。他褒奖刘裕，因刘裕曾北伐中原，而不计较刘裕臣节有所不足。他宽恕韩侂冑，痛斥秦桧，即因为韩有北伐之事，虽然失败了，还是应予肯定。对于许衡，他认为是“用夏变夷”，帮助元廷窃取儒家的道统，严词斥责为“小人儒”。他认为桑维翰主持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称臣于契丹，乃是祸及万世的罪人。王夫之终其一生不肯承认清朝政权，正是贯彻民族大义的原则。
顾炎武（1613—1682）在明亡之时曾参与江南抗清的运动，失败之后，他游历关塞，结交豪杰，仍有兴复之志。他的著作，既有音韵与经学，更多经世致用的历史学与地理学。溯其缘由，顾炎武对于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颇有批评，认为五胡乱华是由于魏晋清谈，误了经世治国的事业。明代的讲学，顾炎武认为其实是清谈孔孟，也与魏晋清谈老庄同样误事。他的经学著作，尤其音韵之学，志在还原古代经典的原貌，因此梁启超认为顾氏的工作实是清儒朴学的源头：“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这是顾炎武在亡国之后，深切反思中国文化命脉所寄的儒学，盼望能从此重新找到经典的原貌及本意。
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寄于他的历史学与地理学著作。他的《日知录》分条缕列他对历史与世事的意见，包括典章制度、史事本末，尤其注意于具体的事务，例如：赋税、盐铁、漕运、军事、吏事……凡此，均为顾炎武于亡国之余，痛定思痛，检讨反省中国政治结构的利弊得失。他将“华夷之防”看得比“君臣之伦”重要，在《日知录》评论管仲一条，认为“君臣之分，所系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顾炎武以天下为心，亦即以百姓生活与文化生命为最关注之处。因此，顾氏认为中国的君主制度已必须改变，应当改变为权归地方的制度。
顾炎武的地理学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记录了他周游各地所见所闻，其中对关塞险隘与交通道路的考察，也许是他为了反清兴复运动的准备工作。此书其实也是对于当时各地社会经济的讨论。这些实际考察工作，不是书斋中的学者能够从书本上获得，反映出顾氏于当世事务的反省与检讨。
顾炎武终生不愿与清廷有关系，以遗民自居，从不忘兴复。他结交豪杰，跋涉山川，时时希望有所作为。顾炎武不同于王夫之，则在于他的深刻反省，对中国文化及中央集权的帝制，都有所检讨。在境界方面，顾氏毋宁高出王氏一筹。
黄宗羲（1610—1695）与顾炎武是同志挚友。他在明末，聚乡兵参加鲁王的抗清活动，辗转山海，屡踬屡起。南明几次抗清的力量都失败后，黄氏致力于讲学与著述。他也与顾炎武一样，深切反省中国文化与政治得失。黄氏痛感道学的空谈，主张明经通史，以求经世致用：“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在儒学方面，黄氏编撰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厘清宋明之学的流派宗旨，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巨构。
黄宗羲反思世事得失的结果，则是《明夷待访录》。这部大书毋宁是于针砭中国文化及政治制度之后，提出他的改革理想。该书涵盖广泛，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都有其改制的拟识。简单地用今日的名词说，他盼望中国发展一个文化精英的民主政治与社会，以学校为议政之地，转变中央集权的帝制为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明夷”二字，是《周易》卦象：“坤上离下，明夷：利艰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这是光明隐匿之后，待时而动之象。此书完成之时，有明诸王均已覆亡，郑成功也已去世，黄氏痛感时不我予，只有把自己未能达到的理想，俟诸来者。明夷一卦，也提到箕子“内难而能正其志”。据说，箕子这位殷商的王子，在亡国之后，曾接受周武王的访问，授之以《洪范》一篇。黄氏书名，隐含对于新王的期待，但是这个他等待的新王，是清朝统治者，还是未来再创文明的人物？自来未能确定。以黄氏拥明素志，不应在亡国之余，即等待新朝垂顾。然而，在他的晚年，对康熙确有许可之辞，也受清廷优礼。以此推测，在他的理念之中，天下生民百姓的福祉，当比民族大义更重要。至于朝代更迭，由他对于君主制度的批判言，本来就不是关心的重点。
上述三人对于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感与关心程度，不啻是分布在光谱表上不同的波段。与他们同时的人物，大致都可在同一光谱表上找到所属位置。最大多数的俗儒，则可能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出山应博学鸿词之征，甚至报名科考，成为新朝的新贵了。当然，清廷也用尽怀柔手段，除了开科取士，也以修明史及编几套大书笼络了不少学者名士。
经过康熙一朝的休养生息，中国百姓生活安定，习惯了清朝的统治，亡国之痛已不在年轻一代的回忆之中。清廷沿袭明人政策，科举经义以朱子注解的《四书》为主，其重点在于伦常纲纪，当君臣的名义已定，则民族界限就不足以颠覆人间伦常。
反清复明的情绪，也不能说完全消失。反清起事常以“朱三太子”为号召。吕留良的弟子曾静还曾游说岳钟琪以岳飞后代身份，率师为兴复之举。民间传播的流言，例如：孝庄太后下嫁小叔摄政王多尔衮、顺治与董小宛之恋及其出家为僧、康熙诸子之争、雍正得帝位不正、吕留良女儿吕四娘刺杀雍正、乾隆是汉人陈家儿子……凡此流传的故事，扑朔迷离，其实不外反映汉人对于清朝统治的讥讪。另一方面，频繁不断的文字狱，也反映清廷心存疑忌，时时不忘强制压伏汉人的反清意识。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也以“君臣之义已定”为理由，借儒家伦理，要求汉人遵守清廷代表的礼教秩序。乾隆以后，反清的活动在于民间，例如天地会的起事，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则已安于“伦常纲纪”的观念了。
四、清代学术风气
明代王阳明心学盛极一时，俨然已取代程朱理学的地位。王学固然可以自由发挥，却也有其不够严谨之弊。明代清谈之风，不下于魏晋玄学，学者大多不务实际。明代覆亡，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反省中国文化及明代制度的缺陷，指出士大夫只务游谈，不通世务的风气，应是中国致败的病象之一。
清初“颜李之学”（颜元、李塨），当是对于明代学术风气的反响，提出了也实践了实学与实行的要求。先秦儒家学说原将德行与学问，视作内外相应的。儒家学问是道德的体认，与古代希腊以来西方学问的知识认知，并不相同。程、朱、陆、王都在学问思辨上，有重大贡献，但若是学者只着力于学问思辨，而缺少身体力行，上述内外兼修而又相合的工作，便无着落。明代王学盛时，刘宗周诸人已不甘从书本从事学问，尤其言辞的学问，而改从慎思明辨之上致力于正心诚意的修身。他们不仅注重慎独及自记功过，还在同人之间互相帮助砥砺德行。明朝覆亡之后，刘宗周弟子黄宗羲，如上所述，遂以为这种笃行功夫也不能救济时艰，于是晚年有《明夷待访录》的深刻反省。
颜元（1635—1704）与李塨（1659—1733）崛起于河北乡间，与明末江南诸学派并无关系。他们生长的地方，正是金、元之时北方新道教兴盛之处，乡里风气质真。清人入关，圈地、投充及追捕逃人的弊政，使北方百姓身感亡国之痛。也为此，颜、李对于明代士大夫高谈心性有痛切的批评。颜元说“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一例。颜元自律甚严，耕作、教学为生，自身恶衣粗食，艰苦劳动。他的行为举止，不敢轻慢失仪，并且与同志相约互相规箴。凡此均是实践儒家鼓吹的处世做人标准，以这一途径纠正学者空谈的弊病。
颜元对于现实政治，亦有批判。他大致主张学问须能经世济民，因此所著《存学》《存性》两篇，都坚持“学”与“习”不能分开。他的教学项目，不仅包括儒家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而且兼及实用的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用今日的学术项目言，即军事学、经济学、工业技术、农牧生产等项。他的关怀，在于正德、利用、厚生，而且不仅正一身之德、厚一身之生，更须扩而大之，由身及众，由家及国，以教育正一国之德，以政治利一国之用，以生产与福利厚一国之生。这是从内圣走向外王的志业了。
颜元的弟子李塨，追随颜元，也发挥了实践之学。较诸颜元的习行，李塨则强调必须兼顾学与行，不得偏废。格物与致知是“学”，诚意、正心、修身是一己实践德行的“知”，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兼善天下的“行”。正因发此心愿，李塨将先秦儒家重视六艺，对比宋儒吟哦静坐，指出两者之间活泼与呆板的差别。
如果颜李学派能有更大的发展，清代教育制度当有相应的改革，而清代学术界与文化界的面貌精神，也会有极大的变化。可惜这一个重视实践的学派，终究不能在俗儒之中开启风气，更不用说继长增高了。清廷科举取士，仍用试帖制义，以朱子注的经典为教材。利禄之所在，即众人追求的方向。因此，颜李之学，在当时及后世始终不是主流。相对而言，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其上乘不过汤斌这样人才，理学名家，正色立朝，号为能臣良吏。下焉者，则是李光地之类，能作理学文章，也能巧宦干禄，至于卖友冒功的私德有愧，全不在乎。如此学者，空有学问而不能实践。然而，清代三百年科举，李氏之流多于汤氏，这是文化与学术的另一种风气。再一次提出经世济用的口号，竟须等到道光年间，俞正燮（1775—1840）与龚自珍（1792—1841）两人于考证之学均有造诣，又当中国多事之秋，始提倡通经致用，以矫学风之疲。
乾嘉考证之学，盛极一时，可说是清代学术成就的巅峰。考证之学起，代替了义理之学。对于这一现象，一般的解释是清廷文网太密，压制太严，不容明末自由讨论的学风，于是学者躲入忌讳最少的考证之学，以取自保。这种解释未尝不能自成一说，然而考证之学兴起，应当也有学术发展线索的逻辑，未必完全可归因于政治压力。
两汉儒学发展的轨迹，或可借来理解清代学风的演变脉络。西汉董仲舒建构了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由此方向演变，一方面有今文学派的微言大义，诠释经文往往有太过穿凿之处；另一方面，谶纬之学更是割裂经文，甚至肆意编造。东汉学者遂反其道而行之，从训诂下手，力求清理经典中的讹误，恢复经典原貌。东汉学者的学风，在汉末三国魏晋，又一变为玄学清谈风气。
清代承明末高谈义理的风气，也有意拨乱反正。顾炎武志在经世，但惩于学者一任己意援引经典，遂考订声韵，也摸索制度沿革。因此，顾氏毋宁为清代考证之学的始祖。
考证之学包括音韵、文字、训诂、校勘，更扩大一些，史事真相、制度沿革和地理变迁，也可列入考验证明之学。这些方法学，亦即实证的研究方法，必由材料下手，从证据中归纳可信的结论。是以，考证之学虽然号为“朴学”，却是胡适之所说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国传统学问，义理、辞章、考据三个部分中，辞章是文学创作的领域，考据则是义理的根本功夫。没有可靠的典籍，而后谈义理，难免会有无根据的猜测，由此取得的阐释，也未能免于主观的陈述。
清代考据之学中，阎若璩（1636—1704）从事经典的考证，其《尚书古文疏证》，当是第一件从大量证据归纳为结论的研究工作。万斯大（1633—1683）、万斯同（1638—1702）兄弟两人都是黄宗羲的学生，前者是经学家，从会通诸经中寻找经文的正确解释，后者是史学家，从许多史料中捡取最接近历史真相的事迹。乾隆时代考证学大师戴震（1723—1777）明白指出，所谓义理不能舍弃经文，凭空得之，认为凡学必从“离词”（分析词句）、“辨言”（分辨语意）开始，最后才能走到“闻道”的地步。这一态度，清代考据学界的大家，大多都能持守。但是，考据之学成为风气之后，从事实证工作的学者，也就难免被狭窄的专题罩住，全力在细节上周旋，迷失了穷经是为了通经的本义，遂为了考据而考据，功夫细密却没有由此引申的余地。
清代官方编辑大部头的丛书，为数不少。康熙、雍正朝除了宣扬武功的“方略”外，有字典、韵书、类书及经书的集解，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等。乾隆时，官修图书的工作更盛，有“十全武功”的方略，《续通典》《皇朝通典》等“十通”中的六部，各种礼书……最庞大的工作则是《四库全书》，花了十三年编辑经、史、子、集四部的古今著作3503种，共有79337卷。凡此种种集体编辑的工作，直接间接动员了不少当世的学者。为了这些工作，学者们的精力时间大多用于考订、补缀、注解与整理。乾嘉考据之风盛行，与这一大规模编书的“工程”有关，相当程度引导了学术界的工作方向。
清代学者们可能由于集中编书之故，遂形成一个学术社群。以戴震为例，上承顾炎武、阎若璩、万斯同的传统，与他同时的学者有钱大昕、惠栋、秦蕙田、纪昀、卢文弨、王昶等人，他的弟子有王念孙、段玉裁等人。《皇清经解》与其续编的作者，几乎都有直线的师承与横向的交往。在中国历史上，堪与相比拟的社群，应是两宋的理学学者群了。
如此一个庞大而延续几个世代的学术社群，当然形成一时治学的方向与性质。无独有偶，17世纪的英国也有一个学术群体。1660年，十二位英国的科学家组织了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皇家学会标举的工作是“数理实验之学”。这一批学者彼此切磋，推动了学术界发展实证科学。第一任会长是天文学家瑞恩（Christopher Wren, 1632—1723），后来担任过会长职务的学者，还有牛顿、赫胥黎、波义耳等人，都是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1850年，英国政府拨款一千英镑，支持皇家学会的研究工作。皇家学会的会籍，须由三位会士推荐，经全体会士投票，始得成为新会士。这一个学术团体，集结了学术界的精英，对于西方近代科学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拱之功。
比较上述17、18世纪中英两个学术社群的工作、志趣与趋向，其间的差异导致此后东方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学术传统。英国学者研究的是宇宙间事务之理，并强调实际的验证。中国乾嘉的学术社群，则研究由古代传承的典籍，其工作是注解与疏证，却不在理念与思想，更不论由已知开拓未知。清代学术风气不为不严谨，是以胡适之将乾嘉考据之学与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相比。但是，清代学者自命为“汉学”，以示不同于“宋学”的义理之学，却仍与实证科学完全不同。清代考据之学，注意学问的细节，不再有追索“道”与“理”的理想，也失去了整理典籍以资反省的原旨！清代学术传统中，已没有了人类关怀自身终极意义的精神。这样的学术传统，可说是为了矫程、朱、陆、王的缺失，矫枉过其正，竟陷入了烦琐，反而减弱了批判官学的力量。
五、民间社会组织方国家的关系
清代出现大量地方志书，修志之风气以乾隆、嘉庆之间最盛，后世方志大多只是增订修改这一时期的志书。章学诚（1738—1801）为编修地方志的巨擘，他认为地方志是“一方全史”，相对而言，朝代的历史是天下之史，“部府县志，则是一国之史”。这种观念，反映了地方自觉性。用今日语言说，地缘单位是一个切近人生的共同体，因此编修志书，毋宁是在儒家天下国家的理念下，地方人士把本乡本土看作实在生活圈的表现。
于是，地方人士外出工作，即在他乡组织同乡会。清代各地常有同乡会馆。在京师所在，同乡官吏及赶考的举子，都有会馆为联络中心。乡谊之外，由于一地常以某种职业为其专长，在外乡工作的同乡往往也操持同一职业。例如，我乡无锡颇多铁匠分散在长江流域各地，重庆、汉口等处的无锡同乡会实际上即当地铁匠帮，是同业工会。各处的无锡会馆，即这一工会的聚会所。铁匠供奉火德真君为保护神，无锡会馆也因此是火德真君信仰的祭祀之处。
在清代，最为著名的同乡组织当是山西人的山陕会馆。山西商人经营的事业，遍及全中国，尤以票号最有势力，于是山西人供奉的关帝（原籍山西解县），即山陕会馆的主神。清代以来，关帝由战神演变为财神，其变化是否与山西人的信仰有关，当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传统中国的专门职业，常有地缘性的集中。“会馆”组织，有利于同行的互助，能使这一行业扩散其势力范围，但也可能因此导致专业的独占及相随发生的专业封闭性。
与上述专业社群不同的社会群体，则是以信仰祭祀活动为中心的地方性组织。兹以中国南方妈祖信仰为例。这是福建泉州发展的信仰，宋代湄洲女子林默娘原为海员与渔夫的保护神，但其功能逐渐演化扩散为母亲形象的神祇。闽台的妈祖庙经过分香制度，建立了广泛的网络，所谓头妈、二妈、三妈……均有本干支脉的谱系，妈祖庙成为社区活动的中心。社区的妈祖在其祭祀圈内，以定期巡境，确立其社区认同意识，组织信众。一些社区领袖，也以祭祀活动，不断确立其权威及祭祀圈内的人际合作关系。于是，祭祀圈也构成生活共同体，社区居民由此合作，从事水利、社会救济等诸项事务，社区终于形成一个经济圈。中国传统的集市，遂常以这样的社区为其网络的基层。
妈祖信仰以分香制度扩散其网络，北至天津、烟台，南至东南亚华侨集中的港埠，凡有海上活动闽台人士之处，即可能有供奉妈祖的庙宇。这一庞大网络的联系功能及由此发动的动员功能，常可超越地区的局限，发挥巨大的社会潜能。
类似的其他神祇系统，或大或小，遍布于中国各处。大而言之，北方的龙王信仰、泰山碧霞元君信仰，南方长江流域的许真君信仰……都经由进香活动，将各处信徒编织为庞大的网络。小而言之，一个地区之内，不同神祇的信众又可经由庙会及神祇定期的互访，集合为一个区域性的共同活动。无锡的张大帝生辰，即全区诸神会聚的“出会”，以建构社区认同。
地缘、职业与祭祀活动构成的同乡观念，实为皇朝政治权力之外的社会认同。在政治权力触及地方利益时，地缘性的社会力量即可能发挥牵制，甚至抵消政治权力的作用。
另一种社会力量，则是以宗教信仰相结合的民间宗教组织。虽然儒家具有相当程度的宗教性，有其教条与仪式，但是儒家学说是国家权力的正统之学，儒生经过科举方成为官吏，与皇权共同掌握国家的权力。佛、道两家，本是出世的信仰，而且经过长期磨合，正宗的佛教与道教都已适应国家权力，足以共存。
然而，在中国的民间，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自宋代以来逐渐融合。明代林兆恩的三一教，即糅合儒、道、佛三教合一的运动。三一教未成气候，今日已不见这一教派，三教合一的努力，则仍见诸一些民间宗派。儒家的伦理理念，加上佛教的果报观念及道教的宇宙观、生命理论，事实上已融合为一套中国人的人生观及宗教观。今日尚见存在的天理教、万善堂等诸宗派，都可说是这些信仰的融合。清代善书之中，流传极广的《太上感应篇》，也是这种融合性信仰的代表。
民间另有一种更为复杂的信仰系统，除上述三教之外，还包含了从中亚传入中国的祆教与摩尼教成分。这些中东与中亚的启示性信仰，在传入中国时已经有些混合。其劫数与救世主的观念，很早即渗入佛教，形成弥勒信仰，也演化为道教的李顺、李八百信仰。宋代方腊吃菜事魔教，即上述启示性教派之一。元末韩林儿等人起事，以明教为号召，而明教实是由摩尼教发展而来的民间秘密宗教。乾隆时白莲教一系的清水教、混元教、收元教，颇为活跃，后遭清廷镇压。白莲教大规模起事，是在嘉庆元年（1796），自此蔓衍四川、湖北、陕西各处，人众十余万。清廷大军围攻，但教众屡仆屡起。清军各处追击，军事行动延续十年之久，始得平定。但是白莲教余党散伏他处，长期隐伏，不时又会冒出头来。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李文成在直、鲁、豫三省边区起事，危及京畿。清末庚子义和团的活动，也是由白莲教一脉相承。
白莲教的教旨，有二宗三际、弥勒下凡的劫变与来世观念。所谓二宗是光、暗，光明终必战胜黑暗。这种二元的理论，与中国传统的阴阳相反相成之论，十分不同，实是转化摩尼教光暗对抗之说。三际是所谓青阳、红阳、白阳三世，分别代表过去、现在与未来。青阳之世由“燃灯古佛”执掌，红阳之世由“释迦牟尼佛”执掌，白阳之世由“弥勒古佛”执掌。每世又有若干劫难，道劫并降，善人入道，恶人堕报。三世之说，与佛教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的观念相同。但是佛教过去佛之名号，据《法苑珠林》的佛祖传记，过去七佛：第一毗婆尸佛、第二尸弃佛、第三毗舍浮佛出于过去庄严劫之末，第四拘留孙佛、第五俱那含牟尼佛、第六迦叶佛、第七释迦牟尼佛出于现在之贤劫，其中并无燃灯古佛。燃灯是光明的象征，其实也是中国明教崇拜光明的传统。白莲教的理念与象征，毋宁都继承明教，乃是启示宗教的教义。白莲教又宣传“无生父母，真空家乡”的口号，前者来自《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后者则是佛教的“轮回俱尽，诸法皆空”。至于白莲教告诫教众的道德，无非是儒家的伦理观念。以上所述诸事，充分显露白莲教是多种宗教信仰的综合体，只是白莲教的教众，大多不是士大夫阶层，其摄取融合的教义，并不注意哲学逻辑的思辨，但求为一般百姓能够接受而已。
嘉庆年间白莲教之乱，虽然平息，教众分散，潜伏各地，分别以其他名称的信仰，延绵不绝。举例言之，今日台湾盛行的一贯道，据该教自述传承，原名先天道，其宣传的教义也是二宗三际，也是“无生父母，真空家乡”，也是主张三教合一，显然与白莲教有传承的关系。嘉庆七年（1802），先天道十一祖何若被捕，流放贵州。这一年代，实与白莲教川楚起事同时。何若传道十二祖袁志谦，先天道从此在四川、两湖、福建传道。道光十一年（1831），先天道又遭迫害，领袖陈彬充军边地。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1843—1845），先天道遭受严重教难，大批领导成员被处死。以上事迹，显示白莲教以不同名称在各处落地生根，其生命力十分强韧。
今日一贯道又在台湾及海外发展，教众不下百万。若以一贯道发展的模式推测当年白莲教的组织与活动形态，大致可以推知，白莲教当是各个支派自己独立开拓，虽有大宗祖脉，却没有统一的规则与约束。各支教义，因地制宜，深浅并不一致，仪式也各有繁简，不尽相同，但吃素一项，则是各处均同。这种根枝蔓衍，落地生根的网络，是中国民间宗教组织的特色。即以白莲教系统而言，远则追源宋代，近则回溯乾嘉，算是民间社会中一个不可轻视的力量！
另一支清代的民间组织，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天地会在台湾的第一次活动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起事，历时逾年，几乎占领了台湾全岛，清廷调集大军始予平定。自此以后，天地会或其支派的活动，从未间断。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事，虽是以拜上帝为名的大规模起事，也与天地会颇有瓜葛。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活动，全仗秘密社会会众支持，其实即各地的天地会，只是或以天地会或以洪门为名称。
天地会的宗旨、口号，明白标志反清复明，其活动范围在中国南部诸省，尤以两湖、闽广为多，也延伸到东南亚及北美的华人社会。该会自述源起，所谓西鲁番造反，少林僧人从军平乱，有功不赏，还遭迫害等等，均难以考证。可以肯定者，其最初组织者当是明代遗民，在清代政权已经稳固之后，将反清组织转入地下。因此，天地会组织十分隐秘，有相当复杂的隐语与仪式，以辨识同志，其组织内规也十分严密，以防范清廷渗透。天地会的会众，大多是一般百姓，工农商贾、将弁兵士，无所不有，但少有缙绅儒生。天地会后来常为人称作“洪门”，各处的山头、堂口各不隶属，也未设有全国性的总机关，但是会众有事，找到在地同志，望门投止，只要以切口暗号盘问清楚，无不尽力接纳保护。洪门人众多少？不仅在清代，因是犯禁组织，难以计算，甚至在民国时代，也不能有准确的数字。然而，这一根枝蔓衍的民间组织，其势力之浩大，则是众人皆知。
清代另一个民间组织是漕帮，又称“安清帮”、“青帮”，以示与洪门（红帮）有所区隔。清代首都在北京，南方粮米经由大运河北运。运漕船只的船员，为数以万计，他们的职业性组织，奉明代的罗祖为祖师。漕帮文件自述来源说，清代船工之中有钱、潘、翁三祖，组织船工，包揽漕运。据传说，清廷担心洪门掌握漕运，足以制清廷于死命，遂仗漕帮（安清道友）保护漕运。后来该帮人众包罗甚广，车船夫役、旅舍商店、茶楼酒馆——凡是交通线上的有关专业，均可能是漕帮会众。该帮的隐语暗号十分隐秘，组织内规的严密，不亚于洪门。各地分舵，也各自独立，并无全国性的总舵。漕帮与洪门之间，似乎长期相安共存，帮中口号：“红花绿叶白莲藕，三家本是一源生”，似乎暗示这两大帮会，甚至隐含白莲教，都有一些历史的渊源。至于渊源何在，至今不易考证，大致都自命为政权之外的民间秘密团体，在掌握国家权力的清廷之前，必须彼此合作掩护。
以上所述的民间社会，包括地缘组织、宗教团体与秘密社会三类。然而，这三种类别，又常有难以区分之处。例如，地缘社区组织常以寺庙祭祀活动联系。职业工会的职业保护神祭祀，又与同乡会叠合交叉，而秘密宗教团体与秘密社会之间，又有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凡此组织，一向不是正史记载所及，却是清代社会不容忽视的一环。传统中国皇权国家的政府结构是金字塔式的系统，相对而言，上述民间社会则是根枝蔓衍的网络，两者涵盖的社会空间颇不相同，却也可以各自发展，并不必然互斥。这些民间组织，在中国历史早已有之，在清代尤为显然可见。
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清代前半期，中国与西方的交涉，可由陆路与海路两个方向讨论。俄国循陆路与中国接触，是康、雍、乾三朝官方来往关系最为显著可见的外国。
俄国向东发展其势力，当从16世纪晚期开始，其发展途径是从乌拉尔山向东，逐渐占领了西伯利亚。在蒙、元时代，蒙古西征，成吉思汗分给长子术赤的地方，即包括今日俄国的大部分。术赤的儿子拔都建立了钦察汗国，亦即西方所称的“金帐汗国”。蒙古的汗国缺乏有效率的政府组织，于是庞大的汗国逐步分解为许多小单位的外来统治群。在这一局面下，斯拉夫的地方贵族，渐渐取得实权。15世纪至16世纪，在伊凡三世（1462—1505在位）、伊凡四世（1533—1584在位）治下，俄国一步一步成形。1613年，罗曼诺夫皇朝开始统治俄国，但俄国开疆辟土，终于成为东欧大国，则主要是彼得大帝（1689—1725在位）与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在位）时代的事迹。
俄国发展的注意力，主要是西向与南向，却在这两个方向遭逢瑞典与奥斯曼帝国的抵制。反而是向东一途，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即攫取了广袤的西伯利亚，势力直达太平洋的东滨。俄国东进能轻易成功，其原因不止一端：一则西伯利亚是寒带森林地区，生态条件与蒙古草原不同，此地的居民布里雅特、雅库特等族群，蒙古称之为“树林中百姓”，乃是蒙古游牧族群的边际族群，蒙古并不看重；再则，明代万历以后，蒙古政权早已式微，草原上自东到西没有一个号令诸部的权力，西伯利亚的居民分散各地，无力抵抗俄国的侵略。
俄国东侵，最初大约是由于商业动机。西伯利亚寒带森林中有许多皮毛丰厚的野兽：熊、鹿、貂、狐……其皮毛都是欧洲市场上高价的商品。俄国富商，结合握有地方权力的豪强（boyars），遂驱策哥萨克骑兵，强力向东开拓。哥萨克人居住在顿河、伏尔加河流域，该地其实也是欧亚大草原的一隅。他们善骑射，生活习俗颇能适应西伯利亚的生态环境，再加上俄国在逐步发展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哥萨克部落解散，沦为佣兵，遂成为俄国东进的力量。
1579年，哥萨克头目叶尔马克得富商特朗格诺夫的资助，率队东进。从此以后，顿河流域的哥萨克骑士，挟西方火器，驰骋于西伯利亚。到17世纪中期，俄国已占据了西伯利亚。1618年，彼德林使团从俄人所建的托木斯克城，经过蒙古，由张家口到达北京。这是俄国官方使节第一次进入中国。顺治六年（1649），俄人哈巴罗夫率兵进入黑龙江地区，更在太平洋沿岸占领鄂霍次克。其时，清朝初建，一时顾不到俄国在北方的发展。这期间，中俄之间的贸易相当频繁，中国出口茶叶、药材，尤其是大量的丝绸与棉布，俄国则主要向中国出售皮毛和金银。
由于俄国不断尝试伸张势力，中俄两国之间的边境颇多冲突。顺治九年（1652），上述哈巴罗夫在达斡尔族的居地雅克萨筑城，企图长据为基地。此后十年，俄人在这一地区不断经营，并又在尼布楚筑城据守。
清廷在平定三藩之后，开始面对俄国进入东北的危机，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派军驱逐雅克萨的俄军——这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第一次军事冲突。康熙二十八年（1689），俄国派遣使节来华讨论边界问题，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确认黑龙江一带的边界线，俄人拆除雅克萨城，撤回军队——这是中国第一次与欧洲国家签订的国际条约，除了中、俄文字，还有拉丁文为条约的正式文字。
尼布楚条约之后，俄国又屡有使团来中国，谈判通商细节，确认划界事宜。在通商方面，清廷原则上只许俄商在恰克图交易；在划界方面，清廷毋宁承认了俄国在唐努乌梁海以北大片土地的主权。清廷又准许俄国在北京建立俄罗斯馆，馆内设东正教教堂，俄国学生可以在华学习语文。俄使节团来华路线，北线经过西伯利亚入北京，南线是由蒙古经张家口入北京。虽然清廷允许两国在边界贸易，这些使团来华又不啻是另辟了北京的市场。中俄贸易，俄方获利甚丰，恰克图的贸易项目，中方出口丝绸、棉布、茶叶、大黄等类，由俄方进口项目则是呢绒、皮革、牲畜与铁件。18世纪后期，俄方的对华贸易占了全部关税的四分之一！
在上述正常外交关系之外，俄国还另有扩张势力范围的企图。准噶尔部在厄鲁特蒙古诸部中最为强大，其居地是在中国的西部。清代准部屡次侵犯漠北喀尔喀诸部及漠南杜尔伯特部。清廷经过康、雍、乾三代征战，始将准部平定。准部的后援，其实是俄国，其枪械大多由俄国供应。蒙古土尔扈特部明清之际在伏尔加河下游放牧，俄国势力东渐，奴役土部蒙古，该部十七万众遂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举部东归，由清廷安置在漠西放牧。凡此事件，都有关中俄两国势力的消长。
整体言之，康雍乾时代，中俄关系基本上还算是平等来往，双方对于彼此的情形，也相当清楚。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廷因土尔扈特部事件，希望了解俄国实况，派遣图理琛率团入俄境考察。图理琛一行往返三年，将考察所得撰为《异域录》，记载俄国山川形势、民俗物产。嗣后，图理琛屡次参与中俄交涉，成为当时的外交专才。相对的，俄国使团来华，络绎不绝，来人也详细采访中国情形，回报俄廷。两国外交谈判，能够有具体的协议，当由于双方对实际情势都能有一定的掌握。
在南方海疆方面，情形却大不相同。澳门自明代为葡萄牙占领后，即西方人士来华的起站。明代耶稣会会士经常由此进出，中西贸易也在此地及邻近的广州进行有年。西方对中国的了解，经由传教士及商贾为媒介，已经累积颇丰。明代及清初，同样经由传教士的介绍，中国有识之士对西方也有一定的了解。但西方海上势力，在清初已有大变化：葡、西两国力量消灭，荷兰曾一度占领台湾南部，为海上的重要力量。郑成功驱逐荷人，荷人仍不放弃在中国沿海的活动。清廷经略台湾，荷人屡次希望与清廷联军攻台，但清廷没有同意。此时，英国崛起，活跃于海洋航道，其东印度公司努力经略，在西方东来航道上已有了好望角、孟买、新加坡等据点。中国贸易是英国最为注意的重点，为此英国自然努力不绝，企图打开中国贸易的门户。
当时，清廷重开海禁，规划广州、厦门、宁波、江苏云台山等处为对外通商口岸。乾隆二十年（1755），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到达定海，转舶宁波，完成交易。次年，英船又来，请求在宁波设立长期居住的据点，清廷不准，只许在广州贸易。英商翻译洪仁辉（James Flint）乘船径驶天津，向清廷申诉粤海关勒索情事，乾隆处罚了广东官员，也将洪仁辉圈禁在澳门三年，期满驱逐回国。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颁布管理夷商的条例，防止外人多生事端，明令只许在广州互市，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仍尽力寻求在华设馆驻留。英国商船来华数量，多于法、德、荷兰、瑞典、丹麦等国。中外贸易项目，中国出口为丝绸、瓷器，以及各种工艺品，进口则除香料外，以白银为主。
在18世纪后期，英国的产业革命已经完成，对外贸易成为英国国家发展最重要的一环，对中国的贸易尤为英国重视。于是，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接纳东印度公司的建议，乃派遣马戛尔尼爵士（1737—1806）率领庞大使团来华。次年（1793），马氏等人到达北京。乾隆在暮年宠任和珅，尤其当时正在筹划万寿庆典，英使远来，正巧可以用来证实外夷向化，入贡天朝。清廷将英使视为贡使，要求英使行三拜九叩的大礼，双方龃龉甚久，最后以折中的礼仪完成朝廷接见的大礼。于通商一事，英国提出的要求为：在北京设大使馆，准许英国在宁波、舟山、天津等处贸易，在舟山与广州拨给土地居住，也可在北京设立货行，并予内地贸易的关税优惠。清廷对于上述要求，一概拒绝，以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政府再度尝试打开中国外贸门户，派遣阿美士德爵士（1773—1857）携带礼品乘坐海军军舰来华，企图完成马戛尔尼未完成的任务。双方又因礼仪之争，未能如愿。
这两次英使来华，双方不能进入谈判，一方面清廷自满自大，以天朝自居；另一方面，英国也过分自信，提出片面优惠的要求，盼望中国接受。双方都有愚昧与自大之处。乾隆一朝，君臣耽于逸乐，不求了解外国情形，不能与康熙朝的对外知识相比。英国的朝廷，正当国势蒸蒸日上的时候，也有自大心理，而那些朝臣只从商业利益考虑，未能由欧洲学术界寻取对于东方的了解。双方以盲对盲，遂使中英交涉陷入僵局！
英国马、阿的使团，有各种专家同行，在往返道路及在京交涉期间，英人搜集了大量资料，于政制、军备、军队素质、经济物产等都有了翔实的信息。英人从此看透了大清帝国的真实体质，即这一庞大的帝国，经过百年鼎盛，其实已经腐朽老化，不能抵挡新兴欧洲的强大经济与军事力量了！英国的下一步，即以武力砸开中国大门，用炮舰政策强迫中国接受片面的优惠条件，庶几从贸易吸取中国市场的利润。
中俄之间交涉与中英之间交涉的过程，竟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其实即当事者是否懂得对方。中英之间，彼此误解甚深，主要在于双方都自视甚高。中国在康熙时代颇能知己知彼，以务实态度处理外交。乾隆则自大心态作祟，不能合理地面对外人。乾隆号为盛世，其实已衰败了。
七、清代的商业活动
明代晚期，大洋航运联系欧亚，西方以美洲白银购买东亚产品，开启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序幕。当时中国东南受惠于这一变化，大为繁荣。清代的商业活动，在明代基础上继长增高，蔚为传统中国历史上商业最为发达的时期，堪与西欧高涨的重商主义情况相比。
清代的商业活动，分别见于国内市场及国际市场。先论国内市场的扩大及复杂。明代中国引入了外来农作物：玉米、番薯、洋芋、花生……使过去无法种植稻、麦的山坡与河地，都能种植这些作物，因此清代人口大量移向西南山地、内地的丘陵与河地。清代人口急剧增加，当与这一因素有关。其他因素，已见于本章第二节。
人口多了，消费生产均随之增加，则经济体也就扩大了。清代盐产收入，列为国家重要岁入项目，一则因为田赋之外，政府收入项目不多；二则，在食用上，人人非盐不可。人口增加，盐的消费随之增加，盐课因此成为极为可观的数字。由盐课收入的不断增加，即可反映清代经济体之扩大。
清代绥抚蒙、藏，消弭中国历代北方边患，西北两方边疆民族与中原腹地化敌为友，其市场需求依赖中国本部。在西南山区，汉人移民移入交通路线两旁的土地，也深入林箐、开拓土宇。汉人在新地区落地生根，当地的土著也跟着汉化，其生活方式渐渐改变，生活必需品往往仰给汉人的产业。台湾一岛，地方不大，自康熙朝以来吸纳了地狭人多的闽粤人口。凡此，西北两边、西南山地和台湾，均是中国经济体涵盖地区的新增部分。东北地广人稀，为满人故居，清廷禁止汉人进入，但是满洲王公贵族必须招徕劳力，在其领有的田庄上耕作放牧，以维持其贵族生活。东北于清代中国经济总量上，未必占重要地位，但在清代中叶以后，关内劳力由华北，尤其山东半岛，纷纷移入，东北的重要性终于渐渐凸显。
明代海疆的纷扰，自清廷取台以后，逐渐平息。清朝水师努力扫荡海上武装集团，蔡牵当是清代最后一支海上势力。自乾隆以下，东南海疆平靖无波，这一形势有助于沿海运道畅通。在陆路方面，蒙古与内地交通安全，而且蒙古草原区南北方向的道路崎岖，东西方向则平坦，在蒙疆由东往西，遂成贸易大道，其重要性不减于传统出河西四郡进入天山南北路的汉唐丝道。西南山地由于汉人移民日多，尤以清廷改土归流的政策，城镇渐多，沿交通干道又开辟了许多支道，深入西南腹地，西南贸易也为之方便安全。凡此，海陆诸处国内区间的交通路线开通，当然也有利于商货贸迁。
兹以棉布为例，可觇见国内市场的流通。清代棉纺织品，是国内市场的重要商品。百姓日常衣着均以棉织品为主，其销售量极大。中国棉产地，以北方平原为多，但是纺纱、织布又因南方气候潮湿，较之北方的干燥，更宜纺织过程中纤维的延伸。于是，棉花由北南运，纺织成品由南方向全国各处销售，遂成为国内贸易的重要项目（山东也有纺织业，产量仍远逊于南方）。江南虽为食米的重要产地，但纺织业吸收了大量劳力，人口众多，以致当地粮食竟不够支应市场，还须由两湖运米接济民食。于是，长江中游运米东下，又成为国内贸易的另一重要项目。
国际贸易方面，海路的输入品是大量白银。白银既是贵金属，也是中国市场的高额货币。美洲产银，流入中国的数量，十居其六。长期顺差，中国累积的白银使通货充沛，当然刺激了市场活动，扩大了经济体的积量。白银是高额货币，日用不便，中国市场须以铜币为日常流通货币。日本产铜，虽在德川当政时，幕府已实行锁国政策，但是中国的特许商船仍每年从日本进口一百五十万铜斤，作为铸造货币之用。从这一数字，已可觇见中国市场扩大的幅度与速度。
清代经济体的扩大，因素甚多：人口增加、农业生产面积增加；城镇市场增多，尤其过去市场活动不够活跃地区，有较为密集的市镇；交通路线的开通与加密，则是资源流动速度与密集度的增加。以上三者，均使清代国内市场有延续二百年的成长。
清代国际贸易也较之明代更为活泼。北方陆路的国际贸易，如上文已述，蒙疆安堵，与内地整合为一。汉地货物，如茶砖及纺织品，在输入蒙古之后，又可沿北方草原的道路，运往俄国，再经过俄国转运到东欧与中欧的市场。康熙时，清廷与俄国订立的正式条约都列有贸易条款，而且指定恰克图买卖城等处为中俄交易口岸。这条东方与西方通道上的商货，如以驼队为单位，动辄以“千峰”计算，贸易数量颇为可观。中国的茶，进入欧洲，有cha与tea两个发音，前者即北路输入欧洲的茶。
海路对外贸易，清廷规定以广州为主要口岸，虽然宁波等处也是开埠的口岸，但清廷并不愿意外商进入。清廷的这一态度，在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及其前后中英交涉均坚定不移。清廷所持的理由是便于管理“外夷”，其实重要的因素当在广东的“公行”，亦即独占国际贸易的若干商行，因为它们与清廷内务府的“皇商”有密切关系，不愿放弃这一利润丰厚的特权。经由海道来华的外商，先是西、葡、荷兰，但后来的英国逐渐掌握优势。英商贸易，除了传统丝绸、瓷器之外，尤以茶叶为大宗，不仅运往欧洲市场，更开辟了美洲殖民地的市场。美国独立运动的第一桩事件，即革命者在波士顿港口将英商从中国运来的茶叶倾倒入海。西方称茶为“tea”，则是闻“茶”音学的发音，反映了南方海路贸易的历史。
海路运送瓷器，较之陆路长途跋涉，虽有波涛之险，但船只运送数量大，而且只要包装得宜，也较少破碎的损失。因此，海运货物中，瓷器仍是大宗。广州出口的瓷器，除了江西、浙江名窑产品，另有广东与福建专为出口烧制的瓷器。广州还有专为外销欧洲市场、在瓷坯绘制欧风图像的“贸易瓷”。那些绘制贸易瓷的画师来自欧洲，欧洲绘画艺术竟因此传留在广东，开启了后来广东的艺术特色！
以上所述，为国内外市场活动中，最为荦荦可见的项目。国内市场大了，地区性的特产在需求增加时，当地必会专注投入生产这些特产，于是有些产品的地区性分工，又会导致区间贸易的兴盛。以一项特产为例：山西产铜又产醋，置铜片于醋中，很快即有铜绿，再刮取铜绿作为颜料。山西商人并因此向四川采购锰铁化合物，生产红色颜料，发展出颜料供销的独控事业！最有名的即晋商颜料商号“西裕成”累积资本，最终转化为山西著名票号“日升昌”的故事！
清代商业的兴盛，可以由所谓十大商帮的发达觇之。十大商帮中，尤以晋、徽两帮势力最雄厚。兹以这两帮发展经过为例，叙述清代商业活动的特色。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水苦地旱，为群山围绕，又因不在道路网上，交通不便，因此也缺乏贸易之利。晋帮居然能成商业大帮，主要是它在山西省外各地的事业。晋帮之兴，当远溯明代，明廷为了供应九边军粮，创“开中”制度，以“盐引”（贩盐许可证）为报酬，招募商户运粮边塞，供应戍军。山西北边为九边的大同镇、宣府镇，西边为山西镇、榆林镇，都不遥远。晋商遂在长城下租田耕种粮食，就地缴纳军粮，省了运费，赚了盐引的厚利。晋商以此为资本，运送食盐、茶砖，在蒙边销售，再以皮革、毛货及牲口为回头货，销售内地。于是，晋商足迹遍及北边各处。
清人崛起，努尔哈赤的军需民用，颇赖晋商从内地运输接济。清人入关，范姓等八家晋商取得皇商身份，纵横蒙古商道。蒙古与汉地之间，不再有战争，商道上出现许多市镇，其中诸般行业，大至茶马买卖，小至客栈面店，均由晋商经营。蒙古王公贵族及小民百姓的日用品，也全由晋商从内地贩运供应。晋人从商者，尤以平遥、太谷、祁县三处为多，呼朋引伴，奔走四方。晋商富户之财产白银，竟足以在清廷喀部、准部诸战后，为清廷支援军资。嘉道以后，晋商发展票号，先是以汇兑业调节各地资金多寡有无，也博取各地的白银、铜钱之间的比率差额，继而放贷有利润的买卖，博取盈余。至咸丰以后，国家多事，晋商又以接济官府取得代理省库、国库的特权。在清代末叶，晋商票号，已俨然掌握当时金融业的大部分，存放数字各有白银数千万两之巨。
徽帮起于皖南。皖南山多田少，群山围绕不断，有“八分山，一分茶，一分田”之称。该地居民也如晋商一样，必须外出经商。明代徽商经营无所不包，甚至明中叶海寇之乱，其肇端竟是徽商投资海商的活动！安徽多山，但是上通长江，下通浙江，一出皖南群山，便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清代徽帮，最发迹的行业是盐业，扬州的大盐商以皖人为主。徽帮以其同乡网络，互相支援，在长江上下游，由四川到江南，经营之行业，其实多元多样。徽商汪道昆的《太函集》中，即可觇见他们网络之广大。徽商另一著名的行业是当铺，当铺业务是典押借贷，其实也是操弄资金的金融机构。
区间贸易，以有易无，腾挪款项，必须有信用及网络。皖人居积丰厚，与北方晋帮南北相应，各有天地。两个商帮，都由于故乡田地有限，不得不外出谋生。它们的特色，都在灵活的多元经营，也均依靠同乡乡谊连成资金融通与消息流转的网络。而两者又皆涉足于最有厚利的盐业，终于各自发展了金融业务的票号与当铺。两大商帮的发展史，反映中国清代中叶蓬勃的经济。它们在清末的衰败，也代表着中国传统经济的终结。
八、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接触
耶稣会会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带来了当时欧洲的科学知识，实为中国接受西方文化冲击的嚆矢。清军入关，清廷继承明廷政策，照样借重汤若望（1592—1666）等人天文历算的知识。汤氏于顺治即位次年，被命为钦天监的监正。从此以后，汤若望、南怀仁（1623—1688）等耶稣会会士，前后相继担任此职，视为常例。在这一类的工作上，耶稣会会士的角色已定位为天文、历算、地图测绘等方面的技术人员。
清代中国士大夫与耶稣会会士的交往，并不如明代徐光启、李之藻与利玛窦等人之间的交谊。其间还有康熙朝为了历算而起的一场冤狱。康熙即位后，顾命大臣鳌拜专政，当时杨光先反对使用西洋历算方法，著文指责天主教为邪说，劾耶稣会会士“暗窃正朔之权”，且奏请治罪。1664年，清廷将西洋治历官员下狱治罪，分别拟凌迟处死及斩刑，又将各省传教士押送广州，准备驱逐到澳门，天主教遭禁。后由于太皇太后出面干涉，西洋人获赦，但有些信教的中国官员及监局官员却已被刑。次年，杨光先与南怀仁等各自负责实测时刻及讨论民历，南怀仁的实测准确，于是西洋传教士的罪名得以平反。1669年，汤若望已去世，南怀仁复任钦天监，各省教士也得以回原地主持教堂。这一次风波，杨光先等人的立场是既反对西法，也反对洋人。双方冲突焦点则是历算的技术，由于西洋历法的确优于当时杨氏主张的旧历法，西洋教士始得有翻案的机会。
康熙自己好学多问，对于西洋历法有兴趣，还亲身体验过西药的功效。当时正有一群学问优良的耶稣会会士来华，包括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 1654—1707）、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这些人遂被召侍从讲学。康熙的兴趣甚广，从传教士们学习数学、哲学、化学、机械、地理、天文。这时，是耶稣会会士的学问最为中国皇帝信服的时候！但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礼仪之争”，则是致命的一次打击，天主教传教工作遭禁，西方学术传入中国的管道也受限制。
“礼仪之争”可谓世界史文化冲突的显著案例。最初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在转译基督教教义时，借“天”与“主”，合为“天主”，作为基督教至高至上唯一真神的名词，后来又借中国经籍中的“天”与“上帝”，作为神称。早期耶稣会会士，并不禁止华人教徒祭孔祭祖，以为二者并不是宗教行为，毋宁只是纪念的仪式。明末，多明我会会士也来华传教，对于耶稣会会士的上述作为有所不满，便向教廷指控耶稣会会士曲解教义。这种修会之间的争执，又因教廷政争，扩大为教廷与欧洲各国诸侯之间的明争暗斗。1704年，教廷命令从此仅用“天主”一词，不得再用“天”与“上帝”的称号，也禁止教徒有祭孔祭祖的仪式。教廷派遣使节来华传达教宗的谕旨，康熙遂命令教士选择：留华传教或是遵从教宗谕旨，后者即被驱逐出境。嗣后教廷多次重申禁令，1773年教廷谕旨解散耶稣会，1775年谕旨送到中国，在华耶稣会解散。康熙晚年正式禁止西方传教工作，由此直至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才开放教禁。
这一次礼仪之争，在欧洲教会诸派系及一般学术界，都引发激烈辩论，讨论的幅度不但在于教义的阐释，也涉及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堪称欧洲文化史上的大事。甚至因为此，牵动了许多学术界人士对于罗马教廷权威的检讨。
在中国方面，由于教廷遣使携来的教宗谕旨视中国如教廷可以指示的俗世政权，康熙自己及官员都为之十分不满。当然，教廷谕旨禁止祭孔祭祖，触动了中国文化体系的根本，康熙下旨禁教，在中国立场实是别无选择。但是，礼仪之争并未在中国引发学术思想的辩论，与同一事件在欧洲引起的风波大不相同。
西洋教士来华活动，大都是在社会上层，而且十分贴近政治权力的核心。在利玛窦时代，教士还与中国知识分子多有来往，此后则是以技术方面的专长供职钦天监或是宫廷侍从，教授西方数理科学。同时，清朝入关后，以科举笼络士人，以朱子经义桎梏学术思想。清代文字狱更吓阻学者，不得逾越官学，再加上中国的学术界鉴于康熙初年历学之争中，受牵连者大多身罹不测之祸，既无机会也无勇气再投入礼仪之争了。于是，虽然康熙自己对于西学有广泛兴趣，社会大众却并未有机缘承受西学的刺激。
西洋教士带入中国的事物，大多是实用的知识，即使天文与数学，也是因为历算的功能，始得进入朝廷。在理论学科方面，西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即使在实用知识的领域，例如圆明园的造园艺术与喷泉造景的“水法”，其实只见于皇室宫苑，于民间的影响不大。
西方科学对中国有长远影响者，一在历法：自从西方历学引入钦天监，虽然中国的历法仍是阴阳合历，但其测算方法全从公历，过去传统测算及元代传入的回回术，均不再使用。自古以来，民间遵用官家的正朔，自有了西法测算，中国人计算时节的历法已相当精准。这一改变，大家习焉不察，其实还是生活中之重要事项。
绘制中国地图，当是西方学术在华另一项十分重大的贡献，却鲜为人知。康熙二十八年（1689），为了中俄谈判，传教士张诚参加谈判工作，康熙始了解地图的重要性。经过长期规划，购置工具，训练人手及制定标准尺与经线长度，康熙四十七年（1708）传教士白晋等人配合中国人员，开始全国实测工作。十年之后，《皇舆全览图》完工，其涵盖地区包括满洲（今日东北）、蒙古及内部诸省。这是中国第一幅经过实测编绘的地图，雍正、乾隆两朝又增加了西部地区地图。乾隆时完成了更为扩大的《乾隆内府舆图》，涵盖地区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北至俄国北海，南至印度洋，其实已是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并不限于清廷统治的疆域。这两幅大地图，又分为许多分图及分省图，不仅是当时地理学的重大成就，也是此后中国绘制地图的母本。
中国数千年来，帝国是一个天下国家，边界向来相当模糊。18世纪，中国面对西洋列国，对于自己疆域，应有明晰观念。这两幅地图，为中国界定自己的疆域，是空前大事——这一转变，既确定了中国在世界列国之间的定义，也因有自我国族定位。
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对于西方世界造成的冲击，可能尤具历史性的意义。耶稣会会士必须时时向欧洲的总部报告在中国、印度等处工作的情形，也缕述当地的见闻，内容又不限于传教事务。1702年开始，巴黎出版了《耶稣会士书简集》的第一集，此后至1743年，共刊印了二十六集。1735年，法国神父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从这些书简中，摘取资料，编成有关中国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与博物的《中华帝国全志》共四卷。1776至1814年间，欧洲又有《中国丛刊》十六卷陆续问世。这三大套资料集，涵盖广泛，诚为西方第一次对中国文化与国情的详细介绍。
欧洲学术界大多与教会有接触，而各处的大学又颇多与教会有关系。因此，欧洲的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一个学术性与知识性的社群。耶稣会会士学问渊博，与一般僧侣不同，他们与这些知识分子颇通声气。上述三套大书提供的东方事物，在欧洲激起相当可观的影响，18世纪的欧洲正是教会影响力渐消，世俗国家权力渐长的时代，欧洲的启蒙思想批判封建社会与神权笼罩的文化之时，耶稣会会士介绍的东方文化遂成为伏尔泰（1694—1778）、孟德斯鸠（1689—1755）等人针砭欧洲现况的借鉴。当然，耶稣会会士在华工作，他们的报告也不乏对于东方的溢美之词，于是儒家的理性哲学和人文精神、康熙的勤政好学、中国的科举取士及中国儒生的学者从政，凡此都成为欧洲学者心目中憧憬的圣王哲人与人文理性的榜样。中国工艺产品及艺术风格，与欧洲十分不同，也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批评欧洲工艺的对照。中国的思维方式，例如易卦的排列，启发了莱布尼兹（1646—1716）对二进制数学的探讨。欧洲的洛可可艺术，也是在中国艺术影响之下发展出的风格。
中国风尚固然盛极一时，欧洲学者同时也看到了中国文化有其阴暗的一面。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在颂扬中国文化的理性时，也同时指陈中国皇帝制度的专制。卢梭（1712—1778）更明白指陈理想化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之间，其实有相当的差距。另一方面，乾隆中期以后的耶稣会会士，事实上已很清楚地觇见中华帝国正在败坏，中国的文化也已停滞。于是，在19世纪时，欧洲对于中国的评价，已经由赞美转变为轻视。
总而言之，耶稣会会士带来的西方文化信息，在中国激发的影响，相当局限于实用方面，未引起中国学术界以西方为对比，而对中国文化有所反省。相对而言，欧洲的启蒙运动却借中国文化为参考资料，深刻检讨了自己的文化现况，引发了巨大的文化变革。
从那一个转变关口，欧洲发展了现代世界的主流文明，中国则还没有觉察世界正在改变，依旧沉溺于天朝上国的自大。1792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率领使团来华，希望建立外交商务关系。乾隆将英国使团当作海外小国远道朝贡，拒绝英使提出的通商要求。失望的英国使团并未达成奉使的任务，却看透了中国君主的无知与自大。这一使团中，有一个随行的少年，颇蒙乾隆喜爱。数十年后，这个少年已是英国的议员。在鸦片战争前夕，这位少年时曾来过中国的议员，即明白地表示：中国已经老朽，已经不堪一击！
九、通俗文化
中国历代都有其通俗文化，或是民间流传的歌谣与故事，或是由娱神演变为民间观赏的戏剧，不一而足。自宋代商业都市兴起，许多民间的说唱，转化为专业的表演艺术。明代商业经济更为发达，尤其南方城市，民间表演活动尤盛。这一趋向民间也趋向娱乐的世俗化趋势，发展至清代，声势更为浩大，而且波澜壮阔，波及小说与绘画，终于蔚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传统。这一“小传统”的气势，堪与社会上层的“大传统”并存颉颃。
明代本已出现许多通俗性的文学作品，例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其文字还是半文不白，并非口语。明代的短篇故事，如“三言二拍”，虽有些与宋代以来的说唱故事有相当渊源，但文字也不是白话文。明代戏曲，出现了从地方剧种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昆曲，堪称中国戏剧中的奇葩。但是，昆曲编剧名家全是知识分子，剧本优美，例如《桃花扇》《长生殿》，一般小民百姓仍旧不免觉得太过精致，难以称为民间文化。
清代的文学作品，则颇以白话写作。《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与《儿女英雄传》，都是语体文的作品。文学家用语体文撰作，其实不待五四白话运动，即已有相当丰长的传统。
说唱的表演，当然必须用一般人可以听得懂的口语。清代民生殷富，大城小镇都有专业说唱艺人表演。甚至在四乡八镇，或为庙会娱神，或为小民节庆，或为大户人家喜庆招待宾客，皆有行走江湖的说唱艺人受雇表演。说唱表演，在北方是鼓书，在南方为弹词，八旗子弟唱的是太平歌，还有庙前劝善的宝卷、佛曲与道情……
不仅许多民俗资料记载了各地的演艺活动，即从前面提到的文学作品言：《红楼梦》中，既有贾府自己的小班子，也有蒋玉菡承应豪门的小戏班，还有专为内眷说唱的女先儿。《桃花扇》中，那些名妓都以演唱为业；苏昆生等人是专业教师；柳敬亭，真有其人，是明清之际著名的说书人。《长生殿》中，弹词“九转”一出，追叙开元盛世，与其当作唐代的表演，毋宁是反映了作者洪昇所处时代盛行的说唱。
再从说唱表演创造的文学作品言。明末清初的说唱第一大家贾凫西，明末由仕宦退居故里，将奇说稗官编为鼓词，四处说唱。孔尚任《木皮散客传》记载贾凫西所著《木皮散客鼓词》，其实是一部列代通史，以鼓词叙述古今，评论史事。但贾氏著作久为禁书，到清末始有刻本。这种体裁的作品，还有杨慎的《廿一史弹词》。
历史演义也常为说唱家采用。柳敬亭说书，即多以西汉、三国、隋唐、说岳、水浒为题材，当时左良玉请他在军中说书，待他为上宾，也是因为这些故事适合军营听众的兴趣。另一种演义，是清官与侠客的故事，最为著名的一系列故事是说书人石玉昆所说的包公及一批侠客的事迹，当时即有人笔录为《龙图耳录》，流传既广，后来因为五鼠三侠的部分多于包公，遂有人改编为《三侠五义》。这一类清官侠客故事，衍生为《施公案》《彭公案》等，是说唱演义中的重要文类。
北方说唱以演义为多，南方说唱则以儿女感情的故事为多。当然，二者之间也不能截然划分为两种传统，南方也有历史及侠义故事，北方也有儿女故事。最为著名的爱情故事，尤其江南一带，当是《白蛇传》。白娘子这位从宋代《义妖传》衍变而来的角色，在各种说唱中都热门。爱情故事常从“三言二拍”中汲取改编，其中泛滥的模式是才子佳人，穷书生落魄，小姐后花园赠金那一套，即《红楼梦》中贾母拒听的故事。经过说唱名家的表演，有些故事已从文本脱离，在弦索檀板中历久而弥新，此中较为著名者，则为《三笑》《玉蜻蜓》《珍珠塔》……此外，有些闺阁仕女，有文才而无处可用，则又以说唱体裁创作为长篇韵文的故事，例如：陈端生的《再生缘》、邱心如的《笔生花》、陶贞怀的《天雨花》，均为其中翘楚。《再生缘》中的孟丽君，乔装为男子，文中状元，武为将帅，为女子抒发不平之气。史学大师陈寅恪，在晚年还专文研究《再生缘》。这些闺阁作品，虽非演艺人员创作，仍为他们采用为说唱的文本。
乾隆六十大寿，四大徽班进京祝寿。万寿过后，徽班留在北京，居然从此发展为全国性的剧种——京戏！徽班的故乡是安徽南部，这里也是清代徽帮商人的故乡。徽商行贾四方，而又以贩盐业的利润最为丰厚。扬州盐商所养的戏班，曾于乾隆南巡时，在御前供奉。徽班在长江与大运河码头，已有接触其他地方剧种的机会。乾隆六十大寿，各处地方戏班纷纷进京，彼此又有相互观摩的机会，而徽班能采纳汉戏、秦腔，加上昆曲等各种来源的唱腔与音乐，遂糅合雅俗唱腔于一炉，混合弦乐器与管乐器为伴奏，更广泛地收纳不同剧种的演技特色，终于开展为京戏。京戏取精用宏，既较地方戏精致，又较昆曲易懂，于是压倒了各种地方戏，上至宫廷公卿、富商大贾，下至贩夫走卒，皆成为京戏广泛的观众群。
京戏的内容，包罗万象，既有过去的南北戏曲，也吸收各种话本的演义故事，将说唱艺术描述的情节搬上舞台。拜京戏之赐，那些弹词说书的内容，推广成为观众熟知的故事。京戏遍及南北大小剧场，竟整合前述各种戏曲与说唱的故事，成为内容丰富的民间文化。
这一民间文化的传统，又扩散及民间的剪纸、版画、泥人、面人、糖人，以及各种装饰艺术。以版画为例，苏州桃花坞与天津杨柳青的版画，即接纳了京戏的人物与故事，创作出不少百姓喜爱的主题。各种京戏面谱，也反映了中国民间对人物性格的造型。
在京戏普及的影响下，清代中叶以后，中国人都熟知关公、诸葛亮、包公、杨令公、白玉堂、五鼠、岳飞、李逵、济公、白娘子、唐伯虎、蒋兴哥、孟丽君、梁山伯、祝英台、杨贵妃、樊梨花、黄天霸、窦尔墩这些或真或虚的人物。中国人的知识系统，事实上已一分为二：一套是知识分子拥有的历史观与伦理观，另一套是民间建构的历史观与伦理观。
上层社会大传统的历史系统，可由《资治通鉴》的褒贬为例：朝代兴亡系于政治是否修明、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圣君贤臣与昏君奸臣，是两种不同的典型。凡此历史观，目的是以历代兴亡的历史发展为教训。在民间的系统中，历史是《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三国》《说唐》《杨家将》《飞龙传》《包公案》《说岳》《大明英烈传》《铁冠图》等一系列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往往以个人恩怨与因果报应解释历史的变化。举例言之，汉初韩信、彭越、英布三位功臣的诛死，在《三国演义》中却敷衍为：汉末三国分汉，是上述三位功臣的报复；伏后则是吕后的转世。又如，隋亡，炀帝被缢，后来转世投胎为杨贵妃，导致天宝之乱，而杨贵妃还是难逃缢死的命运。
正史上，宋将杨业死于战场。在民间历史系统中，杨家将的故事则继长增高，占了宋史极重要的一部分。故事中，杨家是保卫国家的唯一武装力量，杨家男子几乎都在疆场上为国捐躯，杨门寡妇又担起了卫国抗敌的任务，朝中奸臣不断陷害杨家，幸而有八贤王、寇相爷在各种场合保护杨家。杨家将的故事，又衍生为薛家将、岳家军……在不同时代，重复了杨家将类似的遭遇。
侠义故事代表了民间的正义观。从《龙图公案》衍生为包公主持正义，不畏强梁，又加上侠客投效保护包公，再演化为侠义之士查访破案。这一系列故事的清官，包公之后，有海瑞、施世纶、彭朋、狄仁杰、于成龙……侠义之士有王朝、马汉、三侠五鼠、黄天霸……民间的正义，不寄望于法律，却依赖皇帝特许的御铡与尚方宝剑，由聪明正直的好官，当场处决，为人间铲除不平。
中国传统社会，男女并不平等。女子没有机会外出工作，当然没有自己的事业；女子婚嫁，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决定，自己的命运也不能自主。然而，在民间文化系统中，小姐可以赠银接济穷书生，创造自己日后接受封诰的命运，而王宝钏那种烈女更可以将爱情与婚姻放在比父女天伦更高的位阶。《再生缘》的女主角易钗为弁，文武双全，使男子低头。樊梨花与穆桂英，则更以武艺压倒夫婿，勒逼这些勇将娶自己为妻。这是民间对于正统社会秩序的抗议。
从《三国演义》桃园结义的故事，可觇见民间文化强调个人与个人之间建立的“义气”。义气的位阶高于君臣与夫妇诸伦。在说唱与戏剧中，许多英雄以义气为重，为朋友可以牺牲性命；反之，背义的奸人，永远被世人唾弃。于是，瓦岗与梁山的结义，在民间社会不断被当作结合个人为自愿群体的模式。
佛教的命运与报应观念，深入民间文化。冤仇相报，固是前述朝代递换的解释，也是人际关系的解释。于是，罗成与唐太宗的深厚交情，一世不能了，还须在罗成转世为薛仁贵后，再一次以“白袍小将”立保驾之功。不幸死于非命的张飞，两次转世，一次是张巡，一次是岳飞，都是雄武过人，又都是死于非命。包公是魁星下凡，岳飞是大鹏金翅鸟转世，皆说明了他们的非凡性格。
凡此民间文化，背离了正统社会秩序的观念，深入人心，主导了中国百姓的行为。民间文化的英雄，为人称颂，甚至成为民间崇拜的神祇。关公是历代都尊崇的正神，此外还有济公、张大帝、英烈王、于少保等诸人，常以不同的尊衔，血食一方。最为极端的例子，则是义和团起事时，他们崇奉的神明，其实大多是说唱与戏剧中的人物，并不属于哪一教派，也不是正统历史中的人物。由此点言之，清代完成的民间文化，其重要性实在不容忽视。
十、当时的欧洲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当中国沉湎于康乾盛世时，欧洲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到了19世纪中叶，欧洲经过两百年的剧变，已进入近代的世界，其面貌与中古的欧洲截然不同。
宗教革命与民族的主体性将欧洲带入新的阶段，教廷的权力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体制均已过去。英、法、德、俄等后日的列强，凭借民族主义、重商政策、海外扩张与权力斗争，纷纷建立了力量凝聚的近代国家。各国之间，又有不断的纷争。而美国与法国两次大革命，更推出了空前未有的民主政体。
凡此变化，最早可能发轫于17世纪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那一段人类历史上光辉的日子，留下一串闪亮的人名：笛卡儿（1596—1650）、斯宾诺莎（1632—1677）、洛克（1632—1704）、霍布斯（1588—1679）、牛顿（1642—1727），以及前述的伏尔泰、卢梭……他们清明的理性，为人类社会提出许多至今仍有待实现的理想。科学的探讨与实证，代替了过去神学的教条与武断，社会契约论及法律观念也替代了君权，从此以后，一般平民尝试用选票决定如何治理自己的国家。当然，凡此理想，至今我们依旧还在摸索之中，但至少人类已为自己规划了不同于以暴力与信仰来组织与管理自己群体的方式。
这一时期，欧洲人从大洋航道发现了海外市场，商业经济取代了过去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从重商主义再走一步，欧洲人发动了工业革命，将生产方式推进崭新的阶段。这一发展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中。欧洲列强的重商主义与工业生产，又带来帝国主义的扩张，它们致力于占有市场，掠夺资源，分割亚洲、非洲与美洲为殖民地。这一幕人类历史上新兴的暴力活动，至今也尚未终结。
先从欧洲的西北角说起。荷兰这一个小国，本是以商业活动起家。在明清之际，荷兰的若干贸易公司合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致力于海外贸易——其实是以武力占取航线，并以武力与已纵横四海的西、葡海上力量角逐海上霸权。荷属东印度公司是一公司组织，由荷兰政府授予海外活动的特权。这种公司组织的模式运作，足以启动全民参与，其动员的力量，远远超过西、葡两强王室能发动的力量。
荷兰国小人少，不能与后起的英国抗衡。英国也组织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其名称是“伦敦从事东印度贸易诸商家的合伙公司”。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于1600年授予东印度公司在海外开拓的特权，其特权至1833年终止，再将权力交还英国王室与政府。这一模式，正与前述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一样，是小资产市民整体投入攫取海外财富的活动。亚当·斯密（1723—1790）的《国富论》，其论述要旨即一国全民投注于资本主义开放的市场经济以创造一国的财富。英国由伊丽莎白一世到维多利亚（1819—1901），以此原则经营三百年，建立了“日不落帝国”。在这一时期的中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寻求中国市场的商机，而乾隆与和珅为首的军机处却以为中国无所不有，不必与外夷贸易，拒绝了英国通商的要求！
当时亚洲有三个疆域广袤的古老帝国，大清帝国居其一，另外两个是中东的奥斯曼帝国与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克莱武（Robert Clive, 1725—1774）运用分化离间的策略，瓦解了莫卧儿帝国，于1773年在印度设立东印度公司派驻统治印度的总督。后来，英王室撤除东印度公司时，维多利亚的头衔多了一条：印度的女皇。奥斯曼帝国则在英国、俄国与德国分头侵略下，终于瓦解为中东许多国家。这些小国家大多仰英国的鼻息，而那一个曾经雄霸中东的大帝国萎缩为土耳其！这些变化，当时的大清帝国懵然全未察觉，须在19世纪末叶，中国才有维新与革命的志士大声疾呼，告诉大家，中国也将步莫卧儿与奥斯曼帝国的后尘！
英国内部，在这期间也同样承受新兴资产阶级的压力。克伦威尔（1599—1658）出身小乡绅家庭，其事业不过是房地产经纪人，当选为国会下院议员后，居然能领导国会发动革命，拘捕国王查理一世，送国王上断头台。克伦威尔自任护国摄政（1653—1658），这位加尔文教派的清教徒，统治英国犹如君主。后来，查理二世复辟，英国国王却从此不能再有过去的权力，权力已属于民选的国会了。
真正的民主革命，是美国的独立革命。1776年，美洲的英属十三处殖民地揭竿起义，发生在康科德的一声枪声，打响了人类第一次民主革命。1787年，十三州的代表通过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实现了《社会契约论》的理想，组织美利坚合众国，并由民选的总统与参、众两个议会，治理这个新兴的联邦共和国。美国革命震惊欧洲，也促成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1789—1799）扰攘十年，群众攻破巴士底监狱，送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上断头台，重演英国革命的一幕。过激的巴黎群众运动，显示民主革命的民粹化，可以成为暴民非理性的动乱。法国大革命戏剧性地转变为拿破仑（1769—1821）称帝。拿破仑又以其帝国的巨大动力，将法国革命的理想，散播欧洲各处。拿破仑的帝业终于成空，然而民主政治的理念及《拿破仑法典》代表的理性成文法，则终结了欧洲罗马帝国的王权与教廷的教权。在这一波革命潮之后，接下去是1840年的另一波革命潮，与1919年以后纷纷建立的民族国家，欧洲至此终于脱胎换骨，全面更新为民主政治与列国制度。迄于今日，始再度统合为欧盟的联合体。
17、18世纪的德国，还只是普鲁士王国。这个以条顿族为主要族群的王国，其国王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侯。普鲁士1701年建国（1877年改称“德意志”），经过历代整军经武，成为中欧最强大的国家，其首创的军国民体制，毋宁为日耳曼部落举族皆兵的传统。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1740—1786在位），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开明专制君主。普鲁士与英国曾联手对抗拿破仑的扩张，但在中东及非洲，英、普两国又是竞争的对手。后来，德国名相俾斯麦（1815—1898）为德国组织了当时欧洲最有效率的政府，但不是民主政体。当时的德国，相当强调其民族的单纯，自以为是民族国家的典型，同时又自以为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王号是恺撒，国徽是十字架。这一国家的兴起在乾嘉之世，却未为中国熟知，还须到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国才察觉有德国的存在。
若放在民主与君主的政治制度光谱上，美国与德国当是各据一端。若在这个光谱上，再加上俄国，则俄国的位置较之德国，更偏于专制的君主集权制。德国有地方绅士的阶层，其性质颇与中国的缙绅士大夫类似，以其地方领袖的身份来平衡国家权力，但俄国的地方大地主，则依附于国家权力。俄国的疆域颇与蒙古金帐汗国的疆域重叠，境内族群繁多，在民族构成方面，至多能号称以斯拉夫族群为主体，难以自诩为单纯的民族国家。俄国东正教的教士，为王权服务，也不能制衡王权。因此，彼得大帝虽然进行大幅改革，使俄国西化，但其本质未变。清廷由图理琛及透过北京“俄罗斯馆”的俄人取得有关俄国的知识，可能使清廷以为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形也与当时的俄国相差不远，未能认识欧洲其他地区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
最后一个必须注意的国家是美国。这一崭新的民主共和国，由欧洲移民建立，可说是欧洲的延伸。十三州建国之初，这个新生国家的力量并不足道，但在19世纪初，美国已非吴下阿蒙。路易斯安那购地案（Louisiana Purchase）于1803年成交，美国的领土扩及今日中南部诸州。向西开拓也已开始，中西部广袤的平原从大森林与牧野开拓为大片大片的农田。东岸的纺织工业，将南方的棉花纺成大量布匹，再输出欧洲。南北之间，工业与农业的对立，已存在严重的紧张，不久即爆发被视为美国历史分水岭的南北战争。但是，远隔太平洋的中国人，在美国西岸淘金热潮还未开始时，尚未察觉新大陆上有一座“金山”;19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中国人，也未能察觉这一新生共和国正在快速地成长，不久将成为世界强国。当然，当时也不会预知，这一新生共和国的国家模式，为后来的中国革命者所向往，并且按照其理念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体。
19世纪前半叶的世界，已有一个相当整合的全球经济体系。国际贸易经由长程海路运送商品，将美洲白银带来中国，中国的货品运往欧美。苏伊士运河与巴拿马运河都还未开通，可是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欧洲人已在计划如何挖开一条运河，将地中海与红海沟通，以缩短绕航东方的航程。在东方，英国已建设新加坡，控制了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航道。凡此事件，都已是欧洲政客与商人热烈讨论的课题，可是当时的中国人则懵然不知外面的世界已在急速地迈向资本主义孕育的帝国主义，更未能预见中国将在这一浪潮中几乎灭顶！
康、雍、乾、嘉四朝，是清代的鼎盛之时，经济繁荣，人口增加，百姓生活大致安居乐业。中国人耽于逸乐，自居天朝上国，不屑过问域外事务。当时中国人不知道世界的另一边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有朝一日，遥远的外夷会压倒中国。清代中国对于外面的知识竟未能在明代中国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其中缘故，可从两个方面思索：明代来华的耶稣会会士，渊博的学者不少，他们带来了不少有关欧洲事物的知识，中国的士大夫，也有人愿意从他们汲取知识。自从清廷与教廷有礼仪的争执后，清廷约束天主教教士，除了供职内廷与钦天监，不得有其他活动，中国知识分子因此罕与传教士接触，更不论切磋学问了。同时，教廷与耶稣会之间矛盾日深，后来来华的教士罕有功力深厚的学者。更须注意者，欧洲的许多变化，不论是建立民族国家，还是由启蒙运动引发的种种思潮，其立场都是反对罗马教廷的，天主教教士因其地位，不会以同情的心态，向中国人解释欧洲正在进行中的变化。
另一方面，明代涉外人员，颇多从西、葡、荷、日的海商活动中汲取域外事物的信息。清代，由于广州对外贸易是政府特许公行（十三行）的专利，这些涉外的“皇商”，只与粤海关监督及内务府人员接触，不与朝中士大夫来往。皇商坐收丰厚利润，满足于已有的事业，因而少有开拓业务的动机。举例言之，南京布（Nankeen）在海外颇有市场，广州的公行却在采购丝绸之外，从未致力于联系南京布的产销。再举一例，西方外贸航海业，已发展了分担风险的保险制度，西方银行也已发展了抵押货款的制度，中国公行在商言商，未尝不能由外来的西方商人言谈中，听到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然而，中国商贾确实并未得知这些信息，大约是因为公行粤关人员耽于自满，缺少好奇与敏感，当然也就不会汲取有关西方的知识，更不能将这些知识转输于国人了！
于是，正在西方迈步发展时，清代的中国却在自满的沉睡之中。因此，拿破仑才会说，不要惊醒这个沉睡中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