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 - 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8）
第八章 百年蹒跚（19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
西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帝国的扩张，主宰了全世界的命运。面对这样的压力，中国被打垮了。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一百多年，中国为适应新的世界，从内部检讨与反省、从外面学习和模仿，中国的文明竟致撕裂、扯碎。中国重新整理自己，重新开步走向新的世界，还需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苦难，才逐渐出现振兴的希望。
一、内忧与外患
乾隆六十年（1795），一般以为是清代的盛世，其实正是中国文化活力枯竭，经济实力不进反退的时代。嘉庆、道光两朝，国力捉襟见肘，其时最显著的现象是官吏贪渎，政府施政绩效甚差。川楚白莲教之乱，教众人数不多，而官军疲于奔命，耗时费力居然对付不了并无战斗训练的百姓。清军八旗已不再有作战能力，川楚之乱时是以绿营为官军主力。这一现象，实是清代后期满汉消长的关键。
另一方面，政府庞大的文官系统，除满人亲贵之外，主要由科举出身的汉人构成。科举制度有其程序性的公平，自古以来罗致了无数才俊入利禄之彀中。然而，科举取士，在儒家经典理论中尊崇朱学为唯一正统，知识分子终生背诵这一钦定的理论系统，其思维模式不免僵化。于是，清代社会上层的文化，其意识形态十分固定，难有调节的空间。少数特立独行之士想逸出樊囿，却难以打破这凝固不变的主要结构。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挫败。早在明代，中国经济已进入世界性的经济体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又被卷进列国竞争的国际社会。中国第一次面对国际新形势，却是以耻辱为入场的代价！这一经验影响了中国人的心态，从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惘然不知所措达一个世纪之久。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经历了中英（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以及“九一八”至“七七”日本大举侵华的抗日之战，共有六次战争。这些外患，规模一次比一次巨大，对于中国造成的伤害也一次比一次严重。相应于外患，中国也不断经历内争：太平天国、捻军、庚子义和团、辛亥革命、十余年的军阀混战、国民党北伐、国共内战，以至中共夺取政权。这些内外变乱，以时间前后排列，都有内外事故之间的呼应关系，一次外患之后，立即有一次内战，后者似乎是由前者引发的征候。
鸦片战争是中国第一次挫败。早在此役之前二十年，清廷已讨论鸦片之害，也下令禁烟。林则徐奉命查禁鸦片，其外交交涉与防御军务均有相当周详的措施。然而，清廷并未因此而有全国性的整体规划。此后，英军以少数兵力，在广州交涉不成，转航北上，纵横于中国沿海，竟如入无人之境。固然中国军队武器不如人，但鸦片战争失败的关键还是在于政府缺乏相互呼应的机制，官民城乡之间也缺少沟通与联系。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已不是一个整体性的国家，因为已没有可以动员的机制，也没有认知敌我情况的信息。中国是一个已经解体溃散的社会，不堪外来一击了。
一个社会的解体，反映这一群体没有了凝聚的共同意识。明代后期颇有对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明亡前后，有识之士更对中国文化有过深入的反思。但在清代康、雍之后，一方面思想定于一尊，另一方面烦琐学风占尽知识资源，再加上经济繁荣、生活逸乐，少有人能深刻地思考根本问题。于是，中国只剩下一个依靠习惯反射神经维持的肢体，却没有主导神经中枢的思维能力。
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是对于上述挫败的反应。洪秀全等人身处广州附近，对西方列强有一定的认识，也注意到西方文化中宗教意识的重要性，于是他们楬橥的主张，竟以“拜上帝”为号召！然而，他们的组织仍自囿于中国传统民间宗教团体的特性，又因当时社会上层与下层已有相当的隔绝，是以太平天国运动呈现了无法提升其境界的局限性，其精神资源不能与中国文化交融，其人力资源不能超越两广人口，也不能吸纳知识分子参加，反而激发了曾国藩、左宗棠组织以乡绅为核心的湘军，高揭捍卫儒家文化为号召，终于击败了太平天国。
义和团运动是另一模式。西方传教士随着炮舰进入中国，不以教义赢得群众的信仰，而是以武力为后盾，以经济力量为支援。传教士的传教工作，引发了无数“教案”，最后汇聚为义和团这次“本土运动”，盲目而又整体地拒绝外来事物。义和团运动因群众来自社会下层与乡村，其诉求的局限性不仅不能吸引知识分子，反而激起后者的反感。同时，前述政治组织的僵化与社会的解体，全国没有整体性，以致东南各省自保，各地士绅也自保。清廷对于义和团引发的八国联军，遂无法启动足以抵抗的资源与机制。
中国自海疆败于西方，痛感西方火器的威力，于是朝野都以为当前要务即为建立船坚炮利的国防力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太平天国之役中，学到了使用火器的实战经验，当时自强运动遂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可是，建设现代海陆军及国防工业的努力，经不起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两役的考验，中国南、北两洋舰队在实战中损失殆尽。痛定思痛，有识之士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领悟到国家的实力不能仅靠坚甲利兵，更须有国族精神的凝聚及配套的制度。因此，戊戌变法以维新为自强的途径，而此后梁启超的新民之说，要旨则在鼓吹新国家的新国民。
辛亥革命是人心思变的爆发点。孙中山的革命理念，若单纯在于驱逐满人，未必能超越太平天国。他的民权思想，能与黄宗羲等人的反思相应，民生的主张也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平均主义相应。民族主义的诉求，则触动当时全民悲愤的心弦，成为国民革命成功推翻清王朝的主要原因。民族国家的理念，发生于欧洲，是当时各族对天主教教廷体制的反动。中国皇朝是天下国家的普世秩序，中国革命则将西方的民族主义理念借来，以反抗西方殖民帝国主义。自此以来，中国建构国族的工作，遂不能脱离民族主义了。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仓促立国，数千年的皇帝制度从此终结，但是共和国体制并未落实，列强欺凌中国，仍旧咄咄逼人。支离破碎的中国居然没有亡国，也还是仰仗“民族主义”，甚至大小军阀即使彼此攻伐，却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引外敌侵略中国。
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权，对抗北洋。孙氏寄居海隅，无所依恃，却仍能号召全国，其实即因为他的理念正是“民族主义”与建国理想，是中国当时救亡图存希望之所系。孙氏逝世，国民党北伐能够成功，也是因为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这一情势，使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三支力量愿意与蒋介石合作，使北洋集团无力对抗，也使张学良挈东北归顺。
从“九一八”到“七七”，日本步步进逼，企图将中国一块一块吞下。但是，日本压力愈大，危机之下的中国救亡图存之心愈切。1937年开始的八年抗战，备极艰辛：中国准备未足，受忍无可忍的民气所逼仓促应战。上海一役，在三个月内精锐之师均已拼完，新创的空军也折损殆尽。此时，全民一心，本来不受中央号令的地方军阀，也全力支持抗战。开战之后第二年，战况即入胶着状态，双方拼的是耐力。中国国力不足，全仗地大人众，死撑了八年！中国折损兵员数百万人，包括将级军官一百余人；平民死于炮火轰炸者及因为逃亡而死于饥馑疾病者，不下三千万人。
这一次大战，中国人炼铸了强烈的国族意识。欧洲的民族国家，是以单一民族为基础。中国本是“天下国家”，在“中国”观念的普世秩序下，曾包含许多族群。中国固然也是一个文化观念，但其中也容纳了许多地方性的差异。20世纪的中国国族，竟形成一个世界最庞大的共同体！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由1921年建党时即已开始，在抗战以前，曾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荏苒十余年。抗战前夕，中共经过长征，已在延安建立了根据地。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兵变，扣留统帅蒋介石，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促成国共共同抗日。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中共的根据地不断壮大。同时，中共因为以农村为基地，学到了动员农村力量的经验，将国际性的共产党本土化，这是中共能够击败国民党的重要因素。毛泽东于1949年9月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那是一个经过百年炼铸的诉求，其威力莫可与京！
中国的儒家天下，是一个普世秩序，本来不必以国族为号召。自从秦汉帝国以来，“中国”概念必须容纳东亚这片大地上许多族群的文化。汉代的五帝系列，将各族收纳在一个可以串联的谱系，而以黄帝为统摄许多族群的祖先。这一个建构的血统谱系，遂成为清末章太炎等人用以代替清室年号的黄帝纪元。今日，许多汉人自以为是炎黄子孙，有些汉族以外的族群，也在建构其祖先与汉族同源的理论。近代中国建构国族的方向是聚异为同，恰好与欧洲近古诸族为了摆脱天主教秩序，而各自建构祖源的方向背道而驰。于是，中国革命由反满兴汉，演变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又转变为孙中山“内部各族平等”及“联合世界平等对我之民族”两项诉求。中国成为多元的庞大共同体，实为世上所仅见。
这一系列的转变，其演变的轨迹是：每次外来的侵侮，即引发内在的反应，一步一步由寻求实质的船坚炮利，走向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再从民族国家的理念演变成孙中山的多元秩序。从此，中国不必再完全套用西方狭窄的族群观念（如日耳曼人的德国），也不必借助信仰以笼罩诸族（如天主教的公教秩序），更不必以选民自居而排他（如犹太民族主义）。这是一条可以与今日“全球化”接轨的途径，也是一条还可继续开展的途径。
二、中国近代经济的改变
鸦片战争是英国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鸦片贸易、购买中国产品的偿付问题，掀起的一场战争。本书第七章已经讨论过，新大陆的白银经过大洋航道贸易运来中国，使中国有长期国际贸易的巨额顺差，促成中国沿海的经济繁荣。在嘉庆、道光年间，世界各处白银短缺，英国更因没有南美的殖民地，尤其缺银，鸦片贸易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支付中国货款的一项手段。
对中国而言，白银短缺，已导致通货不足，经济萎缩，而鸦片又不能代替白银作为通货。是以，鸦片战争对中国造成的灾害，不仅在于其本身的毒性，也害及当时中国的经济，使中国从贸易顺差一变为逆差。据魏源的观察，1847年外国输入中国的货物，不包括鸦片，价值两千余万元，而中国外销货品，价值将近三千六百万元，如没有鸦片的输入，中国还有巨额顺差。后来的贸易，从海关数字看，光绪四年（1878）以后已无顺差，自此到甲午战争，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每年至少逆差数千万。
更为深远的影响，则是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变。自古以来，农业作物及农舍手工业的产品，是中国市场经济之所寄托。凡此产品，经过农村市集，一级一级地集散与转销，达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这样一个市场网络，是中国资源与财富流通的管道。中国幅员广大，拥有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仅仗区间互济，即能有效运作。举例言之，江南的丝茧，经过牙行委托的人员在农村收购，集中在四乡八镇，然后由城市牙行大宗出售给来江南收购的丝商，运往别处。农村的农舍工业，也可以将茧缫丝纺织，甚至织成一般水平的丝帛绸料，供给城市的作坊加工，再运销全国其他地区。上述程序反向操作，则是以湖广的粮食或农产加工品，由农村经过乡镇，再经过城市集中，贩来江南，供应江南农村。凡此逐级集中再分散的产购运销机制，将中国各地的产品，有无相通，联结为一个巨大的市场网络。自从汉代以来，这一网络已经成形。明清市场经济发达，这一网络机制的运作，相当顺畅。晋帮票号、宁波钱庄及徽帮商人，都是在全国交换网络运作中，操持融资周转，谋取厚利。甚至江南的仓厅（米粮仓库）及大型茧行，不只是操作储存与收购的业务，也从借贷与垫付行为中，发挥融资周转的功能，从而促进产品在网络上的流通，以致财富在全国能流转与再分配。
19世纪，经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经济网络承受了严重的外力干预。1840年以后，鸦片贸易的数字，踞中英贸易的首位达二十年之久。此后又接续了欧洲产业革命的效应，大量机器生产的货品，运销中国，以其价廉物美排挤了中国的传统产品。中国农舍工业的产品种类繁多，包括织布纺纱、农产加工品（腌制食物）、竹木器，及许多家用消费品。其中，尤以纺织品及衣服、鞋类最为重要。“男耕女织”，即反映农村产业的分工。农村副产品的市场收入，在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结构中，占了不小的比例。欧洲产业革命，第一波产业恰是纺织业，洋布、洋呢，以至洋伞、皮鞋、洋烛、衣扣都代替了土产品。“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土布粗，洋布细。洋布便宜……土布没人要，饿倒了哥哥嫂嫂”，这一歌谣形容的情况，也正是费孝通《江村经济》报告中的农村凋敝。
1914至1919年的一战，使许多西方货品不再运销中国。中国人自己发展了本土的轻工业，例如：纺纱厂、面粉厂、火柴厂、肥皂厂、小型机械制造厂……这些工厂都集中在沿海通商口岸附近，不在内地。于是，内地农村依旧不能分润新兴工业的财富。不论财富是流向海外，还是留在沿海城市，农村的一般农户缺少了副产品收入，单靠耕种小面积农庄的收获，无法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
现代交通路线，铁路与公路皆能快速运输大量货物，直接联结沿线城市。于是，广大农村的传统市场系统，原本是一个笼罩“点”与“面”的网络，遂为“线”形的铁路、公路与水运航路切断割裂。当然，在现代交通路线尚未渗透的内陆地区，传统的市场网还可存在，只是全国的大网破裂，不但导致国家财富因为外贸逆差的漏卮而不断流失，也使国内财富的流转发生偏差，不能经过区间贸易，将财富不断重分配于各地区。任何国家本来就不免有区域的贫富不均，但这一巨大网络的破裂，导致中国从此沿海地区富足，内陆及偏远地区长沦贫穷。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更为显著。总体言之，中国外贸逆差，流失的财富，因此再无补偿。
清末民初，中国的几条铁路都借了外债；沿内河航运的轮船，也都是外商经营（如太古、怡和、汉清）。中国交通干道的控制，沦于外人手中，运费利润也成为中国财富的另一漏卮，而中国传统道路网上的车、船、马、轿、脚力、旅舍……种种产业的从业人员，无不失业，中国内地运输业为之萧条。中国传统市场网络，与各地转运息息相关，运输业衰落，则交通路线也就支离破碎，只剩小地区的当地交通与运输功能了。
巨大市场网络解体，在内陆还可见其残余的遗痕。20世纪30年代，杨庆堃调查邹平地区的市场结构，该地仍有定期的市集，农村居民在当地市集出售产品、购买日用品及若干农舍手工业的原料。这一个地区性的网络，涵盖一个县区以上的地域。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调查四川市集活动，报告当地市场有农村市集、镇市、城市，以至区域中心，至少四个层次的网络系统。
抗战期间，日军占领沿海城市及主要水陆交通路线，内地不再有对外通道，实质上又回到力求自给自足的国内贸易，上述多层级的货品集散网络恢复其功能。西南各省，原有“赶集”的活动，在抗战期间也恢复了。敌后的根据地，被日本军队巡守的公路、铁路隔绝为一个一个相当封闭的地区，区内物资的流通周转，又回到上述的多层经济网络，只是不再能与当地之外的其他地区联系成旧日全国性的巨网。
中国传统经济的市场网络，并不仅限于经济方面，也同时具有人才与信息流转的功能。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小圈子是生活共同体，为上述人才与信息之所始所终。19世纪中叶以后，全国大网络逐渐蜕变，而那些生活共同体，仍以不同面貌继续存在，数十个到成百个自然村，组合为一个多功能地缘团体：在晋陕为分配水资源的组织，在台湾南部是共享灌溉渠道的水利组合，在闽南为维持运销瓷器与土产品的供销市场，在北方是关帝或龙王祭祀圈，在客家地区是练武与自卫的村落联盟……这些功能，其实还是重叠的。在中国西南部十日赶场的圈子，犹保留其最初市集网的模式。到了近代，中国大陆的公社，台湾地方“选举”时桩脚角头掌握的“票仓”，无不代表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单元。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终于还是一步一步蜕变，广大农村农业与农舍手工业为基础的国内资源流失了。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逐渐进入更大的世界经济网络，西方产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此渗入中国，其影响所及，先是沿海口岸，然后是内陆大城市。
台湾在日据以后，农村劳动力为日资的农产加工业（如制糖业）吸收，资本主义株式会社的长臂伸入家户。另一方面，在日本政府所持“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下，台湾稻米生产仍是农村主流。但是水利、施肥、育种、除虫等改革农业的措施，又将政府的干预伸入农村。至于民间多功能的生活共同体，则仍是以“祭祀圈”、“水利圈”与“民防圈”（如六堆）继续维持其多功能的社会基层单元。
近代中国以城市为基础的经济，其最初发轫点，自然是舶来商品侵入中国市场。其他改变中国经济形态的因素，一是交通道路设施，一是现代工厂的生产。两者都由引入外资开始，再逐渐有中国自己的延伸发展。
先说交通设施的发展。19世纪，中国开放口岸以后，正值世界各处都有修筑铁路的热潮。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或借外资，或以自资，中国东半边先后修筑南北向和东西向的铁路若干条，亦即今日的津沪、平汉、粤汉、陇海、京太、浙赣等线。铁路加上长江、珠江等几个流域的内河航运及沿海航运，联系了中国东半部几个地理区域。这些长程交通路线，以其巨大运输量，构成另一经济网络，国内区间物资交流与国际贸易的交流，遂使中国经济市场改成以几个大都会区为集散中心，而这一经济运输供销的商品种类与之前大不相同。较之传统经济，近代经济体的内容复杂多元，也丰富多了。
第二项变化则是与上述变化相应的工业生产。中国近代工业最早为清末发展的国防工业，江南、福建、湖北各处的造船厂与军械厂带动了中国第一波的工业建设。虽然这些工业的规模不小，后来却难以为继，未有后续的发展。生产民生消费品的轻工业，则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主要部分，面粉厂、纺纱厂、火柴厂、电力厂、机械制造厂、化工厂、农产加工厂……先是外资经营，继之中国官民资本投入，纷纷出现于
虽然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规模与水平，于当时世界，均不过尔尔，然而凡此变化对中国造成的冲击则是十分深刻，也是不能逆转的。中国的经济呈现断裂，内陆与沿海、农村与都市、农业和工业三个层面，均裂解成为两个生产与销售体系。沿海工业都市的经济，逐渐延展进入内地，然而其溢入的速度，其实是相当缓慢的。在内陆腹地及大都会区之间的地区，传统经济形态仍持续存在。
1937至1945年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一方面传统经济形态的市场网络，又在内地及游击区再度发挥其功能，维持了中国抗战的耐力；另一方面，由沿海迁入内地的千百家“迁川工厂”，在西南重新装配，投入生产。这些残破的工厂，为中国内地的工业奠定了基础。因此，八年抗战，竟意外促进了沿海工业延展内地的效应，为1950年以后的中国工业化，发挥了催化作用。
三、教育制度的改变
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的变局，在军事方面，节节失败。即使清廷冥顽不灵，还是必须改弦更张，尽力对付。1862年，清廷开办了京师同文馆，次年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又次年在广州设同文馆，凡此学校都为了训练通晓西文的人才。清廷在1867年设立马尾船政学堂，1869年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训练工学人才。嗣后，又在各处设立军事学校及专业学校，目的则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京师同文馆以语文训练为主，希望有自己的外交交涉与翻译西文资料的人才。但是，李鸿章所见较远，主张除了语文之外，学生还应学习推算、格致及制器之学，亦即数学、天文、物理等学科，庶几由此培养科技人才，以为制造西方轮船火器等物。李鸿章计划于同文馆内设立“科学馆”这一新学校，但在大学士倭仁诸人反对之下，未能成功。然而，同文馆仍先后增加了数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等课程。由于有了这些措施，中国在1870年开始有了传授西方学术的学校。此后，许多军事学校，尤其海军学校有数学、机械、物理、地理等课程，形成另一股传授新知识的力量。
1874年，唐廷枢、徐寿等人创办的格致书院，其考试包括天文、算学、医学、制造、化学、兵器与地质等，范围已经不限于学习西方技艺而已。同时，西人教会在华创办了一些教会学校，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为例，先设西学、国学和神学，后来分别在文学、理学、医学、神学四个学院，开设西语、数学（代数和微积分）、格致、天文、化学、金学（今日的力学）、地学、航海诸项课程。天津的中西学堂，则开授工学、西学、矿学、机械、法律诸科。这些私立学校与教会学校传授的学科，已俨然后日一般文、法、理、工、医的课程，其关涉学问已不限于国防工业及涉外事务。
1898年，清廷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分设经学、文学、法政、商学、农学、格致、工学七科。有些省份也设立大学堂，如湖北两湖学堂（1902），分设经学、史学、算学、理化、法律、财政、兵事诸科。官立大学与前述私立及教会学校相比，仅多了“经学”一项。1912年，蔡元培创立新学制，大学有文、法、理、工、医、农六个学院。1917年，蔡氏出任京师大学堂改制的北京大学校长，则专设文、理两院，北大竟没有工、商、医、农四个应用科学的学问。
从以上发展可以觇见，中国的高等教育只花了一个世代，即已从狭窄的国防与外交取向，改变为与西方大学相同的教育制度。当时全国各处，大学、高等学校及各种工商法政医科等专科学校纷纷涌现，至1909年，全国已有一百二十三所官办高等教育单位，学生总数两万两千余人。这一数字，已超过全国举人以上有科名的人数。中小学及师范学校，在1907年时，全国有学校三万余所，学生总数一百余万人。再加上外国教会也在华办学，19世纪末叶，圣约翰、燕京、金陵、辅仁诸校的前身，均已成立。教会所办大、中、小学校，全国已超过一千余所，学生人数两三万人。以上清末新办学校及其学生数字，到了民国时期，持续成长。至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现代教育突飞猛进，公私立及外国教会设立的各级学校，增加十余倍，学生人数增加更多。抗战前夕，大学在校学生即达十余万人。自从1905年科举废止，学校教育遂为中国教育体系的主流。
新学制的学校课程，本是由西方移植而来，在经学一门消失后，新制的高等教育已与中国传统的旧学失去关系。中小学的课程都是为了升学而设。高教完全“洋化”了，中小学亦随之“洋化”。小学启蒙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所谓的“三百千千”，一变而为“人、手、尺”，再变而为“小狗叫，小猫跳”。中学的课程，国、英、数、理、化、史、地……其课本均以现代知识编制。这样一个教育体系，是从西方教育思想孕育，也以西方教材为蓝本。教会学校的教材，往往直接由外国移植，甚至还以外文教学，以江南的一所中学为例：其英文课本是印度出版的英国教科书，化学、数学是美国出版的大代数与解析几何，生物学是美国出版的生物学概论……学生修习诸科目中，至少三分之一为英文课本。
如此教学方式训练出的学生，其知识水平，在西方国家也属上乘。但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在中国的内地农村却不仅无用武之地，而且还可能有严重的疏离感。凡此学生，只能在沿海大城市生活，已不能再回到内地的故乡。研究中国19世纪与20世纪中国教育的学者，都曾注意到这一问题：内地与沿海、农村与城市，其实已经断裂为两个世界。内地农村的中国，已失去了这些受过近代学校教育培训的子弟。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校的分布大致是：乡镇有小学；县城有中学；省会有高中、专科、师范，甚至是大学；大城市有大学；平、津、沪、宁有最好的大学。循此阶层，小学毕业生不再回到村落，中学毕业生不再回到乡镇，专科以上学生不再回到县城，大学生不再回到原籍的省份，学成归国的学生更是群聚在四五个大都市。
回顾传统的科举制度，中秀才的仍在原来乡村，举人大多在家乡县城，出仕的官员退休离职后，不仅回到本籍，大多还回到老家。受过教育的人才，仍以故乡为归属之地。这些地方精英，在家乡是领导者，他们彼此之间又有庞大绵密的网络，保持联系，交换信息。最足以说明的例证，当是曾国藩等湖南士绅，他们在本籍一呼百应，彼此声息相通，遂能以湖南一隅的人才组织为湘军。辛亥革命前后，各省各县的士绅，纷纷主张立宪，终于响应革命，此事亦足以显示地方精英群能够发挥的功能。
近代教育制度，导致知识分子与故乡本土疏离的现象，不是中国独有之事。波兰与俄国在向西欧学习时，也曾有过同样的现象，英文“intelligentsia”一词，即指上述的东欧知识分子。印度在“英国化”的过程中，也有大批失落无根的知识分子。不过，中国太大了，整个中国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上述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断裂的情形，至今依然存在。受过教育的人口，在沿海及城市工作，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内地乡村人才流失，导致内地乡村的人才荒——颇像肥沃土壤流失后，土地贫瘠。
中国走向现代世界，为此付出重大代价：一方面，不能因为恋恋本土而停住脚步；另一方面，内地乡村的荒芜与贫穷又亟待改进。抗战以前，有些内地地区，努力建设本土（例如广西、山西、豫西），但是绩效不彰。抗战期间，一些敌后的根据地，在封闭的状况下，外来的领导者也尝试重建当地的经济与秩序，但这些一度自给自足的地区，一旦在战后与外面接触，依旧又为沿海城市挤在边缘。也许有待沿海城市的变化，扩散其效应，以致“内地”与“乡村”都相对地逐步减缩，这一两难之局方有解决的希望。
若从近代教育成功的一面言，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拥有两三个世代的优秀人力资源。在学术与教育界，中国已有几所相当优良的大学与研究所，作育下一代英才。中国第一流大学的学生，出国在欧美最优良的学府深造或教学研究，都不逊于当地最优秀的学者。近代的学术研究，已在中国生根。中国的研究与研究机构，为数不多，却也已颇具水平。有几门学科，例如考古学、地质学、数学，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已卓有成就。
在中国工业化的途径上，近代教育已为中国培训了不少够格的专业技术人才。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中国建筑铁路与港口还须仰仗外籍工程师；在20世纪中叶，中国的建设人才已不假外求。同样的，在冶炼、机械、化工、纺织等制造业，中国学校训练的技术人员，已完全可以操作自如。永利、久大化学工业集团更有侯德榜（1890—1974）这样的人才，自创了侯氏制碱法，获国际同行尊敬。
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南京的国民政府罗致不少留学生为高级人员，也创设了不少大学，训练中层干部。这一批有现代化知识的人员，组织了一个崭新的行政机器，其质量与世界别处的政府相埒。在国民政府十年建设期间，中国有了统一的货币及中央银行，税赋制度也日趋健全。资源委员会拥有一批十分优秀的工作人员，寻找矿藏，整理河川，建立了工业体系，使上游下游的企业得以整合，以致在不到十年之内，中国有所准备，得以应付即将爆发的抗战。抗战军兴，数百家沿海地区的工厂，拆卸设备，迁入内地。凡此成就，都是由于中国曾花了半个世纪，建立了一个优质的近代教育体系，虽然其规模还不够用，却已能发挥一定的功能。
黄仁宇曾提出：国民政府为中国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的上层结构。中国的近代教育建设，毋宁是这一上层结构的主要力量。黄氏指出，1949年后则建立了以农村为基础的下层结构。这两层结构的整合，尚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只有在上下两层焊接时，中国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的断裂，才可能成功地融合。
四、近代中国的武化现象
中国历史上，汉末三国与残唐五代是武人的时代，不仅军阀割据自雄，而且国家权力全由武人掌握，为时都超过一个世纪。近代中国，也是一个武化的时代，从太平天国湘军崛起至20世纪中叶，为时也有一个世纪。
此处所谓的“武化”，意指军人（包括由文人转任的将领），以武装力量取得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并且逐步攫取经济资源，主宰部分甚至整个国家的权力。近代中国武化过程，当是由湘军崛起为其起点。
清人入关，以武力征服中国，其武装力量在满洲部落制。满汉蒙古八旗不过二十余万人，但全族皆兵，全族也都是中国的统治阶层。这是部族的武化。至康熙年间经营北疆时，八旗还是作战主力，汉人不过是陪角。乾隆时期，八旗子弟耽于逸乐，已不能不以汉人的绿营为军队主力，当时几次大征战，无不以满族亲贵功勋指挥绿营兵将。嘉庆道光以后，则汉人将领已是作战的主角了。
太平天国起事，风起云涌，由广西席卷北上。清廷官兵，只有蹑从，不能阻挡。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以在乡文人，一无凭借，居然能号召乡人组织湘军，与太平军周旋千里，最后竟以民间“练勇”平伏了太平天国。这一次武装运动，颇有前所未有的特色。一则，湘军之起，全由民间主动，清廷官军只是配合行动。湘军的营制、训练、补充，全由曾、左等人自己规划操作。各级将领不从常备军中调来，全由湘军领导人物邀约亲友门生担任。将帅之间均以私谊联系，不属政府军令部勒。二则，湘军粮饷，除了初起时接受官文、胡林翼等地方官员的支援，后来全由自己筹办。军械后勤，也一概自己办理。三则，湘军将领在作战行军时期，由清廷畀以地方封疆大吏的名位，有动员当地资源的权力。
平定太平天国后，湘军、淮军将领纷纷出任东南督抚，彼此呼应，宛然一方诸侯。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东南督抚竟能联省自保，不受朝廷指挥。清末，积极从事自强运动之督抚，也不外湘军及后起淮军的领袖。他们能拥有庞大的自主权，即在于湘、淮两系军事力量已掌握了足够的权力，并以此权力动员外省资源，不必仰仗中央的授权。
湘军初起，编制为“营”，每个营先是以五百人为常，由营官自己发动乡民参加。曾国藩率领门生子弟十余人，组织十余营，全军也不过数千之众。湘军与太平军缠斗，自湘南沿江东下，战线拉长，军队也随之扩大，到战争晚期，湘军遍布长江中下游，人数多达三十余万。再加上左宗棠在浙江及李鸿章在江苏的队伍，这一以湘军为主的武装力量竟不下五十万之众。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曾国藩解散大部分湘军，但李鸿章组织的淮军继起而为主力，左宗棠又以一部分老湘军，组织西征新疆的队伍。这一系统的力量，仍不下二三十万人，分布地区则更扩大，北至直隶，西至陕甘新疆，南及东南、华南各省。甚至台湾也有刘铭传携来的淮军，而“台勇”则是附属于湘、淮军的台湾民兵，曾由台中林文察、林朝栋父子率领，在大陆作战。
湘军筹饷的方法有二途：一是在交通要道设卡收取商贩的厘金；另一项目的收入，则是朝廷授权出售空白札状，以官职名衔博取捐输，实际上即“卖官”。此外，军队在驻地强征勒捐，取给于民，即使未获政府许可，也公然为之。湘军与淮军系统的督抚，运用这些不在政府正常税收之内的财源，启动了自强运动的建设：江南制造局、马尾船厂，以及各地的电灯厂、电报局、轮船公司、铁路等，中国进行了第一波工业化。同时，这一系统的曾、左、李等“名臣”，扩大自己的地盘，也扩大了手中握有的权力。凡此事业，其实都从湘军几千乡勇的武装力量增长蔓衍而来。
曾、左、李诸人之后，张之洞与袁世凯等人的势力崛起。张之洞以湖北为基地，编练了新军，人数不下七八万人，再配合汉阳铁厂、兵工厂及各种新学校，长江中游俨然是江南、华南之外另一新政基地。湖北新军，后来发动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
袁世凯的势力，更是完全建立于军事实力。他奉命在小站编练新军，后来又以直隶总督身份，扩大自己的军队，编成的北洋六镇，兵力不下十万，是京畿附近最现代化的军队。袁世凯配合以天津为中心的各种实业及农场，手上掌握了当时北方最强大的实力，在清廷对他猜忌之时，他以退为进，回河南原籍“养病”。然而，武昌新军起义革命，清廷指挥不动北洋新军，还是必须找他出山。借此时机，袁世凯逼清帝逊位，再以手握之重兵攫取民国总统，最后又窃国称帝。凡此种种翻云覆雨的手段，其实都凭借那一支效忠于他的北洋军。
袁氏称帝不成，愤懑而终，北洋集团并未解散。北洋将领冯国璋、段祺瑞、曹锟之徒，在外为督军巡察使，在京则争夺元首位置。民国初年，军阀夺权，扰攘十余年。北洋一系，在各省都有分支，各自不断扩充军队，其衍生的军力，人数不下五六十万，俨然近代民国最大的军事集团。北洋一系，又分化为皖、直诸系，彼此争衡。第二代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人，分别盘踞华北、华中、东南，同样是依恃武力盗窃国柄，统治中国核心的大部领土达十余年之久。
北洋之外，东北张作霖握有的奉军，军力逾十万，与北洋直系争夺政权，两度入关，据有中央，号令四方。奉张在东北发展武力，不仅有陆军，还拥有一支小型海军及若干飞机。奉军的沈阳兵工厂，在当时规模最大，其他的工业力量也十分雄厚。张作霖以此实力，在北洋皖系与孙中山的南方政权之间，左右逢源。他身死皇姑屯，“少帅”张学良归顺蒋介石，遂使蒋氏能瓦解当时的敌对力量，一举统一中国。
山西阎锡山，依恃山西表里山河、易守难攻的地形，闭关自守数十年。阎氏拥兵不下十万，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由北方径袭北京，嗣后又联络桂系李宗仁、西北军冯玉祥，发动反蒋的中原之役。中原之役失败后，阎氏又退回山西。在抗战期间，阎氏依违国共与日伪之间。
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以巡防营的力量，据有广西，继承旧日桂军的势力，挽广东上游，雄踞西南。他们与蒋介石并肩北伐，建立功勋，但后来又与冯、阎联合反蒋。抗战期间，桂系部队是第五战区主力，守住川江大门，但仍以广西为基地。这一支武力，也有数十万之众。
冯玉祥出身行伍，先在北洋军为中级军官，后来收编胡景翼部队，独树一帜。他一生敌友更迭，屡次反复，转战各地，没有固定的地盘，最后方以西北为基地。冯氏拥兵，最多时亦有二十余万众，但其势力大起大落，并不稳定。北伐时，冯为蒋介石盟军，但北伐之后联阎锡山反蒋，又弃阎就蒋。然而，冯氏仍是当时一股不容忽视的武力。
孙中山于袁世凯称帝后，在南方组织政府，但因无自己的武力，依靠桂、粤、滇军支持，常受挟制。孙氏遂取得苏俄援助，成立黄埔军校，委任蒋介石担任校长，以五千支步枪起家，组织了国民党自己的武装力量。蒋氏以此为基础，扩张为国民革命军，东征陈炯明后，旋即北伐，完成统一大业。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效忠蒋氏。定都南京时，蒋氏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拥兵数十万，成为中国核心部分的统治者。北洋瓦解，蒋氏在国民政府，长期保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掌握军权。国军即党军，而党军又效忠蒋氏，形同私人部属——这是蒋氏独裁体制的资本，国民党元老都不得不对他俯首服从。
孙中山开府南方，赤手空拳，凭借着国人对革命的期盼及其个人威望，虽可号召四方，终是寄人篱下，无法开展。蒋氏在国民党中本无声望，但以黄埔军校，遂翻飞不可复制。蒋氏的发迹，充分显示“武化”的效应。北伐之后，各方军事领袖曾会议整编全国军力，蒋氏所提方案是缩编全国兵力为八十万人，但未得实力人士支持，而且蒋氏志在保留自己实力，减缩其他部队，遂引起各方对蒋氏不满，爆发为中原大战。冯、阎、李三派合力反蒋，双方投入之兵力，不下百万之众。这一数字，还未包括力量较小的若干地方军队，例如四川境内各占“防区”的军阀。当时，中国各处武装力量的总数应在一百五十万人以上。
中共在北伐以后，旋即将原来分散的武力，集中于江西苏区，与南京国民政府战争不断。中共组织的红军，为数不下二十万之众，到了红军长征由江西出发时，加上张国焘部，全军还有十五万人。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抗日，共产党军队发展的敌后游击区，总兵力号称九十万人。抗战期间，日本扶植的伪政权有“满洲国”、北京的维新政权及南京的汪精卫政权，三者各拥有武力。其中东北“满洲国”的兵力最大，战争结束时，号称有四十万之众。
中共地区与伪政权地区的兵力，已不为少。中央政府的主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于八年抗战的第一阶段，以血肉硬拼，在淞沪、徐州、武汉、台儿庄诸役，精锐尽失。武汉失守后，师老兵疲，弹尽援绝，然而仍缠斗不止。八年抗战，中国军队伤亡不下三百万，则经常维持的军力应不下三四百万人。因此，在抗战期间，全中国不同政权的武装兵员人数，当有七八百万之数。在中国历史上，这样规模的武装力量，应是空前的。
抗战结束，国共内战又起，双方大军会战，动辄有一二十万兵员。国共三大战役中的辽沈（锦西）之役，国民党军队的大兵团五十余万，完全溃散；淮海（徐蚌）之役，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不下五十万人，包围黄维几个大兵团，双方对敌的人数可能超过百万。大陆易手之后，中共的几个大军区，都拥有数十万军队，全国可能有超过三百万现役军人。国民政府迁台，大陆时代的残余部队，渡海来台者还有九十余万人。这样大规模的现役战斗部队，也足以令人咋舌。
综合言之，中国从太平天国战争以来，一步一步走向“武化”，不仅军事人口逐渐增加，而且谁掌握了武力，谁就能攫取经济资源及政治权力。即使发展实业与教育，也必须在“武化”的环境下始得有建设的机会。一百年来，中国长期战争，国土分裂，全国资源分散，国家积弱不能振作，然而刘铭传在台湾、张謇在南通、卢作孚在北碚，都以有限的地方资源推动地方建设，在一个时期内有所建树。南京时代的十年建设，是在蒋介石军事独裁下进行；广西与山西能有其地方建设，是分别在桂系与阎锡山的军事统治下进行的。甚至在抗战期间，大敌当前，有些内地农村地区（如豫西）和敌后游击区的地方领导人，仍能有所兴革，在无可奈何之中，维持一时一地的安定。凡此，皆可觇见中国在分合之际的韧性。
但庞大的武力，终究是人力物力的浪费。中国百年来建设不如人意，其中有相当程度是由于耗费巨资于维持武装力量。中国近代，其实是以武力“强制”的时代，居然借此手段还维持了百年之久，而未为外人吞灭。此是历史的吊诡，其实并不是预定的，更不是预知的，也不应以此为理由，支持“武化”为常态。
五、都会文化的勃兴
19世纪和20世纪，今天中国的著名都市逐渐涌现。第一级的大都会是上海，独自一级，无与伦比。次一级的则是北京、天津、南京、沈阳、广州、武汉、厦门、青岛。第三级是重庆、西安、哈尔滨、昆明、福州、宁波、太原等。真正可称为大都会的城市，只有第一级与第二级，至于第三级的城市，都是大都市外围的区域中心。
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大都会，唐代的长安、洛阳、扬州，宋元两代的汴梁、杭州、广州、泉州，明清两代的南北两京，都算得上是当时世界级的都会，人口众多，商业兴盛，与同时代欧洲与中东的都会相比，全不逊色。这些历史上的大都市，大多或是政治中心，或与国际贸易有关。至于一般区域性中心的城市，则几乎均是政治性功能为主，兼具一些商业功能。
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都会，除了南北两京，都是因国际贸易而勃兴。上海、天津与武汉，原来不过是小城镇，其勃然兴起成为重要都会，全因为它们是通商口岸。上海是尤为特出的个例：它原是一海隅县城，因缘际会，竟一跃而握中国都市的牛耳，堪称时代异数。
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贸易，其性质与传统的中外通商不同。过去中外贸易，来华外商都是商贾。清代晚期，西方崛起，中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武力胁迫下，开埠与外国贸易。西方世界挟其产业革命的生产优势，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强大经济力量，置中国于下风。西方势力排山倒海而来，切入中国的缺口就是这些开辟为商埠的口岸。于是，这些口岸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也将其接受的外来影响，转输于中国内地，范围包括商品、产业、制度与理念。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过程，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脱胎换骨，这些通商口岸的大都会，毋宁是输血送药的输送口。
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厦门，都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租界，或类似租界的外人集居地（如厦门的鼓浪屿）。在这些都市的租界地区，中国官府权力所不及。最庞大的上海租界，包括英、法、日人的居住区，占地广袤，外人组织“工部局”管理租界市政，俨然外国领土。租界内外商云集，有各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号为“洋行”。外国银行如花旗、汇丰、道生、正金、荷兰、法国……操作汇兑、借贷、投资与一般的国际贸易。因此，这些都市是现代国际市场经济圈的一部分。托庇于外人夺取的治外法权，这些都市既是国际的，也是中国的，其两属特性，使外商拥有掠夺中国财富的特权，然而也使都市居民有一避风港，逃避中国的战乱与不良的政治。
在这些都市，中外资金建立了轻重工业。大量劳工与小职员群聚都市，形成中国前所未有的弱势人群。这些劳工的抗议活动（罢工、罢市），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同时，大量流动人口，使这些都市成为秘密社会活动的温床，传统的漕帮（安清道友）与洪门（天地会、小刀会等）以上海为主，又延伸到其他口岸，形成地下社会的强大势力。于是，这些都市又有一个官府与地下社会重叠的权力机制。凡此，中外、官民，三管又不管的特殊状态，使这些近代口岸都市拥有不受管束的活动空间。
这些口岸都市的居住人口数量陡增。经过一个多世纪不断吸纳内地各处人口，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厦门与南北两京的总人口，已以千万计。其外围延伸的江南地区、渤海平原及珠江三角洲，有两三倍于这些大都会的人口。内地各区域中心，其总人口又是千余万。大都会、大都会的腹地，以及内地的区域中心，这三类地区所有人口的总和，约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地区增长的人口，多是陆续从中国内地迁移来的。从18世纪以来，中国人口滋生迅速，多余的人口纷纷移往西南省份、内地山区、东北满洲旧地及内蒙古地区，上述都市也是另一人口移徙的尾闾。然而，这总人口中十分之一的人群，却是引导中国近代蜕变的主要力量！
这些大都市，绝大多数有铁道、公路、海运与河运相通。北京、天津各有南北向的铁路通往南京与武汉，再由武汉通广州，南京通上海、杭州；横向方面，北京通太原、张家口、包头、沈阳，再由沈阳，北通哈尔滨，南通旅顺、大连。陇海铁路东端由连云港通郑州、洛阳、西安；浙赣线由杭州通江西，又延长到柳州。南北海运，连接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宁波、厦门、广州、香港；长江航线由上海溯航南通、南京、九江、汉口、宜昌、重庆；西江航线由广州西达广西。这一个巨大网络笼罩了中国东部半壁河山，全国人口至少有四分之三，居住在这一地区。
近代中国的工业，几乎都在这些大都市的周边。江南是面粉、纺织、火柴、陶瓷、电器、机器、造船诸项工业集中之处，而上海周边又是江南工业的中心。天津是化工工业、毛纺工业的中心，汉口是钢铁、机器、日用品工业的中心，广州是烟草、纺织及一些农产加工工业集中之处……在这些地方，外资首先投入建厂，中国官私资本接着也纷纷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舶来的商品运入这些口岸，加上这些地区的工业产品，由上述水陆运输路线，四向运入腹地，供应全国日常生活的工业制品，决定了一般人民的生活方式。近代中国人的消费文化，其品位与时尚，是以北京、上海、广州、香港为榜样，主要即由于消费商品来自都会区。而上海，尤为榜样中的榜样。
近代中国的大学，几乎全部在大都会地区。北京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北师大，南京有金陵与中央大学，天津有南开，上海有交通大学、圣约翰、东吴、同德、同济、复旦、光华，武汉有武大、文华，广州有中山、岭南，重庆有重大，青岛有山东大学，厦门有厦大……这一名单几乎列举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好的高等学府。五四运动，由北京诸大学发动，影响遍及全国。北京崇尚西方学问，南京崇尚国故，南北学派的辩论，曾是中国学术界的大事。上海的大学最为注重西洋语文；上海的医学院，也是中国医学教育的重心。交通大学培训的工程学科人才，是中国近代建设的主力。中国近代的学术界，其研究的成果与培育栽培的人才，都从这些都会区，辐射于全国，又从全国吸收了最有潜力的青年学子，不断扩大了读书人的阵营。
都会区最重要的功能还是在观念、信息的汇聚与放射，出版事业即发挥了这一功能。中国是纸张与印刷术的发源地，观念与信息的传布，历史上不断有之。近代西潮来袭，若仅在高等教育周转，其影响之于社会，还只能是间接的。经过迅速印刷，大量发行，许多新知识与新观念始得传布散播于全国社会各阶层。出版事业于推动中国的蜕变，其推波助澜的力量，实不应为历史家轻忽。
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嚆矢，当为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于1815年在马六甲出版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该期刊一部分供南洋华侨阅读，一部分送到广州，在广东知识分子圈内流传。1833年，传教士在广州编辑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家报刊。1861年，《上海新报》创刊，不但是中国人自出的第一家报纸，而且是在上海发行，自此以后，中国出版事业的重心就转移到上海。1872年，《申报》创刊，广受市民欢迎，这一份报纸执上海新闻业牛耳历八十年不衰。上海的报纸，已以广告为其重要收入。这种企业化的经营方法，使新闻业有了自己的财源，不必再依赖官府或教会的支持，于是媒体保有自主与独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获得言论的自由。此后，上海一地主导了全国舆论。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天津的《大公报》《时事新报》，都是全国性的大报，读者不再限于一个城市。
在上海出版的定期刊物，数十年中，此起彼落，为数甚多，性质也多种多样。其中能够引领一时风气的刊物，则为1896年创刊的《时务报》及1915年创刊的《青年》杂志（不久迁往北京，改名为《新青年》）。前者是维新运动的喉舌，后者是新文化运动的鼓吹，两者在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史上，都是划时代的里程碑。《新青年》的姐妹刊物《科学月刊》，由一群科学家联合创办的“科学社”发行，继续出刊了三十五年之久，是中国最重要的科学刊物，推广科学知识，功不可没。编辑《科学月刊》的“科学社”同人，遍及各学科，诚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科学社团。《科学月刊》的余波，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还有同一名称的刊物。《新青年》与《科学月刊》推广的理念，亦即自由思想与科学主义，对中国近代思潮有深远的影响。凡此理念的辐射，其源头即在上海，由此传达到各处的都会区。
出版业的主干是书店，其业务为出版发行、门市销售。上海的出版业居全中国之冠。香港、澳门本是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基地，自清末以来，上海取代港、澳，除了江南制造局译印西文科技书籍外，19世纪末，民间已有同文书局的石印书籍。1882年，申报馆以机器大量印刷，使读者能低价购买国学、西学书籍，上海的书籍竟能北运，供应北京、天津的市场。甲午战争之后，民间向往新学，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应运而起，发行英文教本及华英字典。商务出版的另一重要书类是翻译的名著，例如严复的《群己权界论》和林纾译的文学作品，均在全国风行一时，具有极大影响。商务出版的第三类书籍是学校教科书，为全国学校普遍采用为教材。商务发行的刊物中，《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及《少年杂志》四种，在不同的领域，为不同的读者喜爱，其中尤以《东方杂志》的影响最为显著。
上海的棋盘街是出版业集中之地，到了20世纪30年代，已有商务、开明、世界、正中、广文、广雅、申昌等书局，出版的书籍，由四部经籍到儿童读物，涵盖了中国出版品的绝大多数。上海之外，其他地方的出版品，不到上海出版数量的零头，但是上海的书报期刊与教科书，经由本节所涉都市网，发行于全国，也因此界定了近代中国的学术水平与阅读趋向。
大都市网也是戏剧电影等表演艺术茁长与传播之处。京剧是乾隆末年徽班进京，在北京发展而成的精致剧种，然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京剧的表演中心已移到上海，即使优秀演员可能在北京成熟，还是须在上海演出方可成名。当时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程砚秋等人，无不在上海的菊坛成大名。抗战胜利以后，地方剧种越剧的优秀演员袁雪芬在上海演出，采撷京昆长处，提升了越剧的境界。明末已经成熟的昆曲，本来已经式微，于民国初年又在苏州复兴，但仍须俞振飞等人在上海演出，始能重建昆曲的艺术地位。
电影初映是在天津的“权仙影戏园”（1906），仅是游乐园的项目，影片是外国拍摄的短片。上海于1921年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剧情长片《阎瑞生》，描述当时一起谋财害命的凶杀案。自此以后，由默片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上海长为中国电影的首都。在抗战期间，内地拍摄影片为数不多，上海租界仍是电影制作中心，迄于50年代，香港始崛起为电影的重镇。在20年代至50年代，随着时代的转移，上海电影的主题不断改变，于民族主义、社会问题、爱情与煽情、抗议与革命……无不有之。上海拍摄的影片，在各地的银幕带动了观众的哭笑悲欢。
综合言之，中国都会网以十余城市为主，是19、20世纪中国的主导部分。这一大网，以上海为龙头，拉动中国都市人口的蜕变，无论理念、品位与生活起居，都由传统转变为今天我们熟知的形式与内容。沿海都市与内陆的腹地，有文化的断裂，但同时内地也逐渐为沿海都市拉进蜕变的过程中。中国的演变，有人称为“西化”，也有人称为“现代化”，其间功罪，终究难有定论。
六、时代思想与文化变迁
中国在西方列强与日本的屡次侵犯之下，痛切感受时代的变化，是以李鸿章感叹，中国正在遭逢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感受的挫折与沮丧，决定了中国公私行为，有百年之久。龚自珍与魏源分别代表了两种态度。龚自珍返求诸己，指陈中国本身的毛病在皇帝制度与知识分子的科举文化，并且从“公羊三世”理论，引申中国正在“据乱”衰世。魏源则着眼于“知彼”，从西洋文化与制度，寻找彼伸我黜的缘故，是以撰作《海国图志》，俾使中国人知道对手的情形。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人，由实战中获得西洋军械机器之利，实践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但是须在张之洞时，始折中中国与西方文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正人心”维持中国伦理道德，以“开风气”学习西方技艺制度。这一态度，实际上代表了不止一代中国人的思想方式。
维新巨子康有为则从“公羊三世”之说，解释为由乱世经过小康，迈向大同的进步论。他的理论杂糅儒、佛形上之学与有限的西洋科学知识，并且以此主张，建立了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康氏遂将西方文化社会当作比中国更为进步的社会。
同时代的严复（1853—1921），毕生最大功业是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名著为中文，其所译书籍中，最有影响的一部书当是《天演论》。严复选择了赫胥黎（1825—1895）若干有关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论文，再参以自己的意见，介绍达尔文（1809—1882）的生物进化论，发抒“物竞与天择”的“自然淘汰”观念。严氏从社会进化论更引申为世界列国的竞争，提醒国人必须努力争胜，方能自强保种。严氏《天演论》的问世，稍后于康氏“三世”之说。严氏介绍的“演化论”，不啻为康氏提供了理论基础，康氏遂在《孔子改制考》中，吸纳了严氏理论。梁启超更是依据严氏演化之说，鼓吹政治求维新，文化求进步。当时知识分子，纷纷接受这一社会进化论的观点，以“进化”为标榜。于是，中西文化之争，本是对立并行之势，自《天演论》出，即一变为中国文化落后，西洋文化进步，中西之间是高低先后的差别了。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撰述最丰富的学者，其著作不下千万字。他自己坦承，身处“学问饥荒”的环境中，对严复介绍的西方学问，具有强烈兴趣。因此，终其一生，凡所鼓吹，无不带一个“新”字。维新变法之外，梁氏的“新民”说，更力求界说新的国民，建构中国国家意识，其要旨是将中国以文化为定义的“天下”，改变为世界列国并存，亦强调政治主权的主权国家。梁启超的“新民”，自是以西方国家模式代表最进步的阶段，将传统的中国模式抛在进化过程应予淘汰的旧邦。但是，梁氏在1918年访问欧洲，目击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例如贫富悬殊、物欲流行），又认为必须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以矫西方文明的缺失，竟将中西文化再次放在对立并行的地位了。梁氏前后所持的两种不同态度，至今仍有不少人依违于这两端之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一运动包括三个成分。第一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其中极端者更标榜全盘西化，将线装书丢进茅坑。第二是推动白话。第三是胡适提出的，引进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以救中华。前两个成分是扬弃过去，后一成分是迎接现代，整个命题是为了中国进步，依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为人类社会有进化的方向。中国为了自存于天地之间，必须发展与西方一样的模式，庶几走向现代。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将西方文化与“现代”间，画了一个等号。到20世纪中叶，“现代化”之说风靡全球，其思维方式也还未脱此窠臼。
五四运动扬弃传统与提倡白话文学，有不少人反对。张君劢（1887—1969）、梁漱溟（1893—1988）及南京的“学衡派”教授，都有严重的质疑，引起所谓的“中西文化论战”。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的形态，也有一番论战，主要是围绕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历史演化过程，尝试将中国社会的变化纳入其所谓“历史规律”的演化模式。至于张君劢等人与科学主义者之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则是另一回合的中西文化之争。究其大旨，为外扬科学，贬“玄学”（形上学的思辨）。此处的“科学”，其实是一种科学主义（scientificism），反映19世纪对于科学探讨的乐观信念——甚至近于宗教性的信仰！
凡此社会进化论与科学主义的信念，笼罩中国知识界有近百年之久，至今未见消减。在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方面，这两项信念的影响，其实相当程度地误导了文化与学术的发展方向。
五四新文学运动，主要成果是以白话代替了文言，成为近代中国文学的载具。这一转变，切断了中国文学的过去与现在。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相比，两者涵盖的时代，胡著为1873年至1923年，钱著为1911年至1930年，都关注五十年来的学风变化。然而，二者论述的角度却大相径庭：胡著以进化方向，置白话文为演化趋新之所必至；钱著则认为变化不必就是切断前缘，即使古文的文学著作，也有其变化的过程，其着重点在于延续，而不在断裂与扬弃。
今日回首反顾，白话文确实已成为今日中国文学的载具，五四新文学运动已获得胜利。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文类之中，诗最是精炼的语文，毋宁应是检验语文的指标。白话诗作臻于不朽的作品，至今还是寥寥可数。是则，白话文在切断数千年文学遗产的血脉后，是否还有足够的滋养？仍是一个疑问。
白话小说则著作宏富，颇有可观的成绩。然而，白话小说因与说书有一定渊源，早已有了口语的小说。在清代中叶，《红楼梦》《醒世姻缘》等巨著，虽与说书全无关系，也皆以白话撰作。清末至民国，出版业发达，都市人口众多，长篇小说、短篇故事颇有市场，又有荟聚城市的文人应运而笔耕为生，于是各种作品纷纷问世。其中，固然有严肃的创作，为文学而文学，但数量最大的小说类，还是供应世俗消遣的文类：社会小说、侠义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的爱情小说……凡此都以白话为其载体。然而，由清末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些作品大致有一个演变过程，亦即从浅近文言渐变为文白夹杂，最后才是纯粹的白话。这一过程，还是反映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
再以舞台剧的发展言，新文学运动的舞台剧（话剧）是经由日本间接移植了易卜生（l828—1906）等人的西洋舞台剧。纵的方向，未能与中国元明以来的戏曲传统接轨；横的方向，也未能汲取希腊古典与莎士比亚戏剧的西洋传统，以致滋养不足，至今不成气候。
若跳离新文学运动的圈子，近代中国的京戏与昆曲，都有过一段自己的演变。在市场经济的需求刺激下，这两项剧种都从传统中成长，又不断汲取新的资源，于是蔚为十分精致的表演艺术。参与中国传统戏剧工作的文人学士与演员，大多是旧学优良，又不拒绝改革，遂能取精用宏，左右逢源。这些表演艺术，并未受文学革命的影响，堪称顺应时代，自求多福的例子。
电影是新兴的表演艺术，其技术完全来自西洋，至于中国影片的题材则颇为传统。民国早年拍摄的影片，包括民间奇闻（如《阎瑞生》）、社会伦理故事（如《恋爱与义务》），相当接近传统稗官小说（三言二拍）的情节。后来，又赶上时代气氛，而有抗议社会不公（如《渔光曲》）及伸张民族主义的爱国片。抗战期间，爱国影片尤为一时之兴，抗战胜利后，又有叙述流离之苦及战后迷惘，以及表达百姓对于不良政治抗议的抒情作品（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年离乱》）。凡此作品，吸收了外国电影的手法，又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主题，则也可称为糅合中外古今的艺术。
绘画的发展方面，清代四王之辈，模仿古代，陈陈相因，殊无新意。但郑板桥、金冬心等人的作品，已经透破传统，自辟途径。在海通之后，西方绘画传入中国，中国艺术家也学会了油画的手法。但是最有成就的近代画家，还是杂糅西画观念却用中国水墨或彩色在棉纸上作画的画家（如徐悲鸿、黄宾虹及岭南画派）。至于齐白石由篆刻起家，张大千从敦煌壁画学习，则都是在传统艺术中汲取经验，找到自己的特色，终于蔚为一代宗师。这些人士也是联系古今的个例。
综合言之，中国近代思潮承受国族多难的强烈刺激，为了奋起自强，不能不有见贤思齐之想，企能在学得西法之后，保种救国。这一危机感，使许多人扬弃自己传统，拥抱西方文化。于是，视保守为落伍，学西方为现代，遂成为一时风气，而社会进化论只是这种风气的辩解而已。其后果，则是以“革命”一刀切断过去，五四新文化运动毋宁是这种风气的总汇，也确实发挥了鼓吹的功效。白话代替文言为文学与日常交往的载具，尤为新文学革命的果实。然而，在文化活动的其他领域，例如戏曲、电影与绘画，中外古今的融合，也有颇为可喜的成绩。由此可见，激烈的革命或渐进的调适，其实均可走向适合时代的新文化。
五四运动高举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然而两者在中国均未有顺畅的发展：科学主义终究是一种信仰，未能帮助严肃的学术生根茁壮；民主沦于模糊的选举行为，可能也是由于提倡民主时，乏人认真地检验西方数千年民主政治发展途径上的种种演变及其相伴的条件，遂以为移植民主可以一蹴而就！
七、中国近代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
“革命”一词，在古代是天命更易。在近代，政治革命通常意指：对于当时制度与秩序不满的人群，秉持一定的理念，由下而上发动群众力量，推翻统治者，建立新政权，而且随着新体制当权，通常还进行社会革命，改变社会价值，以贯彻掀起革命的理念。在近代世界，这种革命屡次出现，但以其重要性而言，当以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及中国的革命，影响最为深远。本节拟先略述俄国大革命，然后叙述中国革命的前因后果，以资比较。
帝俄是欧洲后起的大国。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迅速将俄国转变为欧洲列强之一。俄国向东亚的扩张，远及堪察加与库页岛，成为中国北方的强邻。19世纪时，俄国参加欧洲列强的霸权斗争，既耗兵力，又须投下巨资发展工业，国力难以支应。俄国对外战争，又数度败衄，一败于克里米亚战争，再败于日俄之战海陆两役，其国力更为短绌。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节节败退，后方也已无力增援。
俄国国力大伤之余，物价腾贵。1917年3月（俄历为2月），彼得格勒爆发革命，首都卫戍部队也加入暴动群众，俄国罗曼诺夫王朝不能对付，政府居然解体。各政党组织临时政府，希望继续对外作战。同年11月，这一诸党联合的临时政府也垮台了。布尔什维克（自称代表无产阶级的“多数党”，亦即共产党），在列宁（1870—1924）以及托洛茨基（1879—1940）领导下，以武力夺得政权。1918年，共产党掌握俄国政权后，企图以“苏维埃”专政，废除私人财产，但在此一制度下，生产力不能振作。俄国在1921年至1928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容许有限度的私人经济。1928年以后，斯大林（1879—1953）掌权，实行农业集体化及积极工业化。自此以后，长期统治俄国，至1989年始解体。
俄国走上这一条严峻的革命之路，当与帝俄时代农民大多依存于田庄有关，虽然帝俄改革时，名义上解放其人身依附关系，但农民大众还未知参加社会活动。旧日俄国的知识分子，受了法国与西欧的教育，已疏离于俄国本土文化之外，不能与农民有所呼应。旧日俄国的官僚体系，更是寄生于政府，并无自主能力。于是，1917年暴民蜂起，俄国社会既无能够自动运作的行政体系，也没有坚强的中产阶级维持社会的稳定。
中国近代革命，有自己的形态与发展过程，与俄国既有类似，也有不同。从1911年到1949年，中国的革命有三个阶段：1911年创建民国、1928年国民党北伐，及1949年共产党建立新政权。若加上太平天国那一次不成功的革命，中国革命延续将近一个世纪。
传统中国农民，并不依附于大地主的田庄。佃种地主土地的农户，与自耕农一样，在精耕细作的小片田地上，在农村市场经济机制下，谋求较佳的收入。农户必须将自己决定种植的作物和农舍手工业的成品，一起在市场上出售。农村社会有其交易的市场圈，也有其社会关系的网络。农民从这一网络谋求市场利益，也获得生活有关的种种信息。在这样一个基层市场网络笼罩的空间内，传统社会的缙绅士大夫是当地的领导分子，组织地方力量，处理地方相关事务。缙绅士大夫，有的是政府退休官员，有的是现任官员的家属。他们以科举、同僚、戚谊、师友等种种关系，编织为网络，小则覆盖乡里，大则遍布全国。缙绅士大夫的社会力量，足以颉颃政治权力——这一股社会力，不见于帝俄社会。
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在学校教育代替科举后，其学习的知识是西方传来的，再加上他们在大小都市求生活，不免疏离于内陆乡村社会——这一性质，实与俄国西化知识分子相同。然而，这些疏离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前述缙绅士大夫的子弟，他们既可以经由上述社会关系网络彼此援引，也仍有机会间接地衔接故乡的农村社会——这一点则又与俄国知识分子并不全同。
前面讨论“武化”的一节，曾叙述扑灭太平天国的湘军，即缙绅透过上述地方网络，组织了乡村农民，蔚为第一代的“武化”群体。湘军及其衍生的淮军等都不是职业军人，他们的实力即经由网络关系收取人力与资源，建立政府军队以外的武装力量。清末地方督抚，尤其直隶与东南诸省，均由这一缙绅士大夫武力集团的领袖出任。于是，在清室皇权代表的政权之外，中国另有一个权力结构，平时听命于朝廷，有事则形同独立。1906年，清廷在丧败之余，不得不采取若干政治改革的措施，在清廷承诺准备立宪时，各省组织了咨议局，首先成立咨议局的省份是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正是督抚力量最强的地方。这些地方的缙绅士大夫，也最有势力。设立咨议局，不啻确认了地方“武化”的力量与缙绅的社会力量。
八国联军时，东南各省督抚宣告中立自保，已是在皇权之外宣示地方权力。1911年辛亥革命，起义的湖北新军，是督抚“武化”的第二代。武昌一举，各省响应，纷纷独立，则是上述地方权力与社会势力结合，推翻了北京的皇权。这一由革命过渡到民国的情势，其势颇顺，中国并没有经历严重的混乱。
然而，正因为“武化”的地方力量强大，新建的共和不能重建统一的国家机器。民国建立以后，军阀割据扰攘十余年，其实是“武化”过程的扩大与深化。辛亥革命与“武化”现象及社会力伸张，都有割不断的关系。
国民党的北伐，是另一回合的革命。其发轫之初，即已有都市力量渗入，亦即都市知识分子的热烈鼓吹与响应。蒋介石定都南京，挟江南与广东的财富为后盾，而且新政府的班底，几乎全是留学生及留在都市中的知识分子。这批本来是疏离于中国内陆乡村的人士，竟能得到机会，规划设计一个新的国家机器！这又是俄国“孟什维克”（少数派，代表西化的知识分子）所未有的机遇。中华民国在南京的十年建设，最有影响的部分是建立了相当现代的政权机器，包括中央银行、大学，及负责建设工作的专家团队。中国的货币统一了，不少地方新设的大学也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担任学术研究，大群“技术官僚”（资源委员会与工商部或经济部）推动寻找资源与建立工业的工作。北伐后的国民政府，其实力基础在沿海、沿江及铁路线上的城市。在这一段时期，“疏离”已不是严重问题，问题竟是在以城市涵化乡村。这一工作，由于中国庞大的内陆乡村人口，实在非常艰巨。南京十年，时间太短，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
抗战八年，中国备受浩劫，却也有意料之外的作用。大批沿海人口内迁，带到内地的是人才、技术与观念。例如，那些内迁的工厂战后仍留在内地，即内地工业化的基础。又如，政府为了维持高等教育，创设公费制度，使大学生能维持战时起码的生活。八年来，在轰炸声中，大学师生弦歌不辍，十余万青年学子得以完成学业，为战后重建储蓄了大批人才，海峡两岸都蒙其惠。由疏离于本土的知识分子，转化而融合于社会，这是中国抗战的特色。
中共革命，始于江西苏维埃，然而真正掌握后来的革命实力，还是在于抗战期间从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了庞大农村的支持。由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沿海及铁路线上的大都市，也据有主要的交通路线，重庆的国民政府丧失了其实力所在的基础。中国庞大的农村，被主要交通线切割成许多袋形地，农村实质上免除了城市经济的压力，又回到农村市场网络的地区共同体。中共在这些根据地积累了组织农村与动员农村的经验，本来已经屈从、依附于城市的农村社会及农舍手工业产品的交易机制，又都复苏了！
在这一广大农村基地的四周，国民政府的军队不得其门而入，必须远道运送补给，以维持其战力。相对而言，农村根据地上的共产党军队，只需在家乡周围活动，即可致国民党军队于死命。国共内战的胜负，已不言而喻。
中国近代三次革命，其间的承袭与延续关系，远多于剧烈的断裂。黄仁宇以为蒋介石建立了近代中国的上层结构，毛泽东重建了农村为基础的下层结构，当可由上述分析觇见其过程。今日的农村，一部分已转化为城乡之间的混合体，一部分则被搁置在旁了。只有在钟摆荡到中间时，中国才算走完百年的坎坷。
八、中国维新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
1868年至1873年，明治维新为日本开了新时代。“维新”一词取自《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确，明治维新是以天皇复辟为名，其实是一次从下而上的夺权，结束了日本德川幕府的“武家”政治。
19世纪中，美国培里准将（Matthew C. Perry, 1794—1858）率领舰队，进入江户（东京），要求日本开国通商。这次事件，为日本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意识，其冲击不下于中国经历的鸦片战争。日本当政的德川政权，无力应付严峻的变局，一群九州长州、萨摩两处大名（藩侯）的藩士发动政变，以“尊王攘夷”的口号，逼迫德川幕府“奉还大政”，将长期形同傀儡的天皇奉为实际的君主。新政权采取全盘西化的政策，改变政府制度，编练新式海军、陆军，振兴企业，将一个仿照中国文化的边陲国家，一变成为东方的西洋国家。
二十年后，日本挑战中国在东方的霸权地位，于1895年击败中国新编组的北洋水师，攫取了朝鲜半岛与台湾，并获得中国的巨额赔款。日本由此一跃为殖民帝国，雄张东亚五十年。日本于1905年击败俄国，1931年侵略中国的东北，1937年全面侵略中国，1941年底袭击珍珠港，同时在大陆与海洋作战，希冀建立一个东亚大帝国。这一梦想，终于在1945年的“原爆”蘑菇云下，化为灰烬！
日本倏兴倏亡，是东亚的大劫！但是，19世纪明治维新的成功，曾引发中国的“百日维新”。1898年，清光绪帝在慈禧太后让他亲政之后，援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百日之内颁布一连串诏书改动制度，但遭遇守旧人士反对。慈禧太后在袁世凯依附荣禄后，得以运用北洋新军的力量夺回政权，处死维新志士谭嗣同等六人，把光绪囚禁在瀛台。短促的“维新”，转为悲剧！
中、日两国的维新政变，有如此不同的结局，常是近代历史学界探讨的课题。先论两者的相似之处：日本的维新志士是一群外藩的青年藩士，痛感于外来武力威胁及当时德川政权的无能，聚集于吉田松荫（1830—1859）的门下，研讨如何救亡图存。同样的情形，一群远在南方的青年人，痛感外患日重，清廷应付无力，群聚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寻求挽回中国败亡的命运。
日本的九州诸藩，远离关东的幕府权力中心，但又经由对外贸易获得利益及有关西洋事务的知识。长崎一埠，长期有荷兰及西洋商船寄泊，也有西洋人在此居住。源自长崎的“兰学”，是日本学习西洋事务的来源。九州藩士，实是日本最熟谙当世国际事务的人士。在中国方面，澳门于明代被葡萄牙人借居后，明清两代的耶稣会会士入华，均由此进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割让香港，使香港成为英商及其他外商对华贸易的基地。广州虽偏居南方，但密迩港、澳，于是粤籍人士直接间接最易获得西洋事务的知识，也最能深刻痛切地感受到危机。广东虽是中国最富庶省份之一，却又远离清廷的权力中心北京，其情势与日本九州诸藩相似。
明治是从全无实权的天皇，为维新志士拥戴忽然成为新政的权力象征。光绪为慈禧从醇亲王藩邸迎入宫中，继承皇位，长期在太后垂帘的阴影下成长，一旦亲政，锐志改革，希冀中国迅速复兴，遂乾纲独断，完全信任这一批新进文臣。日本是明揭“尊王攘夷”口号，援春秋大义，确立明治维新的合法性。光绪的皇位，也有其合法性，以致慈禧尝试废立，终因东南督抚坚持“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阻止了慈禧的计划。
以上中日情势的诸项相同处，确使人诧异，为何二者一成一败，竟如此悬殊？而且，其下一步的发展，又使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走上完全不同途径！此处当试述二者发展过程的差异：
首先，明治与光绪的处境不同。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德川只是篡窃天皇权力的权臣，正主既出现了，德川幕府再难有其合法性。光绪则是慈禧的继子，亲子一伦在伦理差序位阶最高，即使是皇帝也得在亲子关系上垂手。
其次，德川幕府执政之初，遍植亲藩于关东为武家藩屏，但执政日久，那些大藩坐收户额租地，耽于逸乐，已失去战斗力。德川末代将军的部下，也已只见宫廷宠臣，不见武勇之士。于是，九州诸藩挟其实力，要求武家奉还大政，德川实已没有抗拒能力。反之，中国在太平天国之役后，南北诸省都迅速“武化”，尤以北京大门的直隶总督，手握重兵，举足轻重。戊戌维新时，慈禧任命亲信荣禄担任直隶总督，即使谭嗣同当真能够劝动袁世凯支援光绪，袁军也没有抵抗荣禄的胜算。当时东南督抚，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维新外，都不做左右袒。光绪缺少有力奥援，而慈禧则有直督的实力为后盾，是以光绪处境与明治的形势相比，可谓主客之势完全不同。
更须注意者，日本的藩士乃是依附于封建制度的身份，他们都是藩主的武士，平日聚集在藩主的城堡，本身并没有社会基础。德川幕府手上曾有过重兵，但执政既久，武士已转化为官僚系统中的大小官吏，他们寄生于幕府，却不能动员社会资源支援武家。德川幕府外无强大亲藩的支援，内无有力藩士发动社会力量，其不能自存，已明白可见。普鲁士的乡绅（Junkers）是“在乡军人”，身份与中唐以前的府兵相似。这些乡绅乃是支持重建日耳曼民族主权国家的重要基石。若以日本武士与普鲁士乡绅相比，其最大差别在于武士寄生宫城，不在乡村掌握地方的实力。
中国明清的缙绅，并不具武士性质，却是地方社区的精英。他们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又凭借同族、同寅、同事、戚谊等种种关系，编织为庞大的网络，大则涵盖全国，小则笼罩一乡。缙绅士大夫的向背，在皇朝嬗代、政局转变之际，都有决定性的作用。清代末季，政府执政能力已相当不足，但儒家君臣伦理的强大约束力还在，以致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手握重兵，雄踞东南，还是恪守臣节，解散了湘军。这种情势，若不是从下而上的革命，缙绅为主体成分的官僚体系，殆难与虎谋皮，由内部发动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
戊戌维新代表的理念，在当时还有保守与洋务两派思维方式作为选项。保守派，例如倭仁、王先谦等都坚决相信中国传统方式是“千古不易”的正道，任何学习西洋的改革均是“离经叛道”，不宜施行。洋务派，例如张之洞及大多数的督抚，致力购械设厂，希望中国能够有坚船利炮，甚至振兴实业，希望中国能利不外溢，但其理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不赞成国家制度也转变为西洋模式。这两种主张，在当时是缙绅士大夫的主要思想，持维新改革理念的人反而不占多数。是以，光绪与康、梁无法转移庞大的缙绅力量支持维新运动，各省督抚在慈禧反扑时大多不声援光绪，当是因为他们大多只是持洋务派的观点，还不能接受维新之论。
维新失败，保守分子借用义和团的“本土运动”，扶清灭洋，惹起八国联军。大难之后，不少人思想转向改革，清廷才有预备立宪之议，可谓戊戌维新的一段延伸。数年之后，辛亥革命，清廷所谓立宪也成了空话。
从维新到立宪，这次短暂、不全面的清末改革，仅是历史潮流的涟漪。然而，沈家本（1840—1913）奉命改订的清律，移植欧洲大陆法系法典，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成文法。中华民国的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大致皆不脱沈家本订下的范畴。中华民国建立不久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全国分崩离析，但排除一些军阀不法行为，大致言之，各地诉讼还是遵循这一部新法律。即使在北洋政权的号令不及之处，北京大理院的判例也还为各处法院引用。
清末改革的另一个成果，是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轮廓。京师大学堂的学科规划，是日后各地大学的模式。蔡元培在民国成立后制定的大学制度，基本上只是以此为基础，稍做修改而已。
整体来说，清末的维新只是夭折的努力。若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循着所谓“立宪”的途径发展，其过程当是取决于社会精英层（旧日缙绅及后来的知识分子），中国后来的走向可能大不相同。历史已是过去，不必再作悬测。倒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日本，可是从1925年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日本的右派与少壮军人狙杀了五位首相中之三人、三位藏相（财政部长）中之二人；另有一位首相的兄弟被误认而死于狙击，那位首相侥幸逃过一劫。这些主张和平开放的自由主义政治人物，一个一个倒下，日本军人遂控制了日本天皇与政权，形成实质的军阀专政，斩断了日本正在发展的君主宪政。日本遂中风狂走、武力扩张，终于一步一步走向战争，也一步一步走向败亡。明治维新是由一群青年藩士推动的，他们的“武士道”本性终于遗留了黩武的行为基因，以致有此历史的转向。中、日两次维新的历史因缘，长程短程都可有不同的理解与诠释。
九、台湾百年的变化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台湾经历了别处少见的反复巨变。台湾从中国的一个岛屿，两度为外国侵略（法国与日本），又被割让为日本的殖民地。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台湾回归中国后，却遭逢“二二八”悲剧。这许多起起伏伏，在1950年还只走了前段。
19世纪中叶，渡海来台的闽、粤移民，已使台湾的人口增加到三百万人。原居民中的平埔族，大致已经浸润于汉文化，甚至已经认同于汉人了。陆续进入台湾的闽、粤族群，带来了原乡的习俗与生活方式，走进台湾的闽南聚落，就如同踏入厦门或泉州附近的村庄；走进台湾的“客庄”，就如同踏入广东梅县的客家村。他们敬拜祖先，记忆先人的郡望堂号；他们唱山歌、听南管、练八家将；他们祭祀妈祖、保安大夫、清水祖师那些原乡的神祇。他们养生送死、抚老长幼、胼手胝足，已在这一新家落户生根，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
汉人的土牛线，一次又一次移入更深的山地。从闽、粤原乡招引的“罗汉脚”，开拓了更多的土地，将榛莽化为良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三千年前形容陕西高原的诗句，依旧可以描述三千年后海岛台湾上那一批开拓者的生活。
即使台湾有府、县、州、厅的地方行政单位，清廷官府的力量其实有限。在19世纪，台湾是地方豪强控制的社会，阿罩雾林家、板桥林家、噶玛兰吴家……这些大业主，拥有成万甲田地，成千户垦丁。他们收租的“公馆”，至今还存留于地名。在大陆原乡，尤其在重要的港口，这些大户都设有商号，大船千里扬帆，将台湾的米、茶、糖、樟脑、硫黄等运往厦门、汕头、上海、天津等地。官府修筑城墙、道路、桥梁时，这些大户即须缴纳巨额捐款。实质上统治台湾的，是这些大户，而不是官府。
在移垦社会的台湾，同一原乡的居民，结合为生活共同体，共同经营土地，开发水源，建筑聚落的防御工事，轮番守护自己辛苦开拓的产业。不同社群之间，为了争夺土地与水源，会成群结队，持械斗殴。械斗频繁，死伤众多，在战斗中倒下的，为后人纪念拜祭，庙祀血食，号为“义民”，号为“大众爷”。有一次，新竹地区的闽南与客家领袖们，终于坐下化干戈为玉帛，两股力量合为一股，组织“金广福”，合作开发内山。
在这一开拓者的岛屿上，尤重体力、志气与领导者的才干。来台的移民恃勇力、重然诺，咬文嚼字非其所长，也非其所好。因此，19世纪末的台湾，是中国最新的一个省份，却风气粗豪，没有多少通过科举考试的举人、进士、翰林，也没有多少入仕的大官。这里有生活豪奢的富户，却没有中国大陆上读书家庭构成的缙绅阶级。
19世纪末，中国海疆多事，法国军队甚至在台湾登陆。清廷决定在台湾设省，由督办军务的刘铭传担任巡抚。刘铭传在台湾的建设，将台湾带进“现代”。在他任上，台湾有了中国第一条载运客货的铁路（基隆至新竹）；有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预先规划道路与店屋的城市（台北）；有了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与架设的陆上电报线路，先在台北高雄之间传信，继而又接通淡水至福州、台南至澎湖的海底电报线路。台湾北部煤矿的煤，使基隆成为轮船加煤的港口。凡此设施，为外商提供良好的条件，于是许多外商在台湾设立洋行，在台湾“包种”外销茶叶，台湾的乌龙成为名茶。台湾的樟脑也成为世界著名的商品。
甲午一战，北洋败绩，清廷提出其他种种赔偿，但日本仍强索台湾。日本非取得台湾不可，是因为日本的南进扩张，需要台湾为基地。中国忍痛割台，自此五十年中国全民悲伤！台湾军民明知没有成功的可能，仍抵抗优势武装力量的日军达三个月之久，日军损失三万余人，台湾死亡军民不啻十倍之多。日本在占领台湾十年后，才宣布终止戒严。在日据初期，台湾民间的抵抗，并未停止，民间的义军如简大狮、柯铁虎、林少猫等前仆后继，不断起事。日军展开残酷的镇压，一个一个村庄被夷为平地，其中尤以客庄为多。
即使在镇压时期结束后，中国大陆革命、建立民国的大事，在台湾也引发了另一波的反抗运动。他们的起事都失败了，但也使日本当局不断警惕：台湾人民并未完全屈从。
后藤新平（1857—1929）开始的文治政策，目的是将台湾彻底同化，成为日本内地的延伸。日本的统治，在许多方面值得一提：普及的“国民教育”，严格执行的公共卫生，严厉的法律……凡此，与清领时代相比，都令台湾人民心服。另一方面，台湾人民只是日本帝国的“次等国民”，没有投票权，也不能出任中等以上的官职。台湾的中小学校，通常有两所：一所是日本子弟的学校，设备好、师资佳；另一所是台湾子弟的学校，一切都逊于前者。太平洋战争时，在台日本人领取食物的质量、数量，都比台湾人民的配给为优。凡此，都是殖民地人民的悲哀！
为了建立稳固的统治，日本当局首先即着手培植新的社会精英层。大业主、垦户失去了地位，由中级地主代起。清代有科举功名的人士，或则离台赴大陆，或则失去其社会地位，代之以领有日本所颁绅章的新人士。这些新的中层精英，没有进入殖民上层统治阶级的可能，他们的子孙遂以专业为生，担任医生、律师，或则在当地发展地方企业。这一批新起精英，大多曾赴日本接受良好的教育，行为规矩，为人善良，也有优雅的文化品位。他们在有秩序的社会中，是一股安定的力量，但不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期许。日本统治者培育了这一安定社会、维持现状的地方精英，是其统治台湾成功的一个因素。
再者，日本努力推行“国语运动”，凡举家都说日语的“国语家庭”，可以得到褒奖。自愿放弃中国姓氏，改姓日本姓氏的人家，统治当局提升他们为“皇民”，亦即“天皇的子民”。皇民可以享受几乎等于日本本国人民一样的种种特权，因此有些家庭努力同化，希望能获得“皇民”的身份，他们向神社请“麻”供奉，放弃了自己原来奉祀的神祇与敬拜的祖先。推行皇民运动之初，能够取得“皇民”身份的人数不多，在日本侵华战争开始时，皇民占全台人口不过百分之四。太平洋战争开始，皇民运动加速进行，增加到百分之七左右。大战结束时，皇民人数占百分之十左右。
日据以前，台湾是中国文化的地区，语言、文字、生活习俗等都与中国华南相同。日本强索台湾为殖民地后，强力推行同化政策，但台湾人民还是不愿放弃中国文化。于是，在日本实行国语（日语）教育时，台湾人民还在“书房”（私塾）教子弟读“汉书”；在书籍报刊都是日文时，曾受相当程度中文教育的人士，组织了汉诗的诗社，彼此唱和，即使不易成篇，仍可制作诗钟与对联自娱。民间的传统宗教祭祀活动从未停止，汉语的戏曲也从未失去听众。
当时台湾的知识分子，十分注意中国大陆的文化活动，重要的言论与著作，都会在台湾引起回响。孙中山、梁启超、辜鸿铭这些人访问台湾，都有当地文化精英举行盛大的集会。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引起台湾文学之士的兴趣，张我军等人的白话文学，即响应大陆上的文学风。许多台湾青年，在国民党北伐后，回到大陆读书，留在大陆工作，张我军、连震东、刘呐鸥……其例不胜枚举。
台湾的精英也努力为台湾争取应有的人权。林献堂等人组织台湾文化协会的工作，即为争取台湾人的投票权、台湾议会及台湾人民的平等地位。左翼的台湾劳工运动，则努力争取台湾劳工在日资开设工厂中的工作权及应有福利。无论是精英，抑是劳工，台湾人民不愿放弃自己独立人格与人权，不愿只是俯首帖耳地做顺服的“皇民”。
1930年，台湾发生雾社事件，当地的原居民不甘受日本警察的欺压侮辱，愤而抵抗，日军动用大炮毒气，夷平整个部落。
自1895年清廷割台，至1945年台湾回到中国，台湾人民内心的悲苦，可为一掬辛酸之泪。
后 言
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中国文化经过了无数的起起伏伏，这一文化圈的中国人也体验了无数的悲欢离合。返顾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最可注意的是其兼容并蓄的胸怀；为此中国人遭逢外来异质文化时，常常能够吸收其精华，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同时，若一个思想体系趋于独断，以致僵化时，常有内发的修正，使中国文化有更新的机会。
但是，最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在西潮冲击下蹒跚颠簸；中国人也因之对于自己的文化传承，由怀疑而至扬弃。中国文化几乎有可能在地球上消失。实际上，在19世纪以前，中国人自诩为天下之中，中国人的历史即文明的历史。19世纪以后，中国面对世界，不能不接受现实，于是学校的教科书有了“外国史”或“世界史”，与“本国史”或“中国史”成为两个平行的课程。自此，“内”与“外”、“自己”与“他者”，截然划分，竟似两个对立体；如果中外有所接触，大致又经常是两者之间的对立，甚至是彼此的冲突。19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上所经历的挫折与屈辱，造成了中国人自卑与虚骄的复合情结，更强化与深化了上述中外隔离冲突的心态。
然而，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加速进行的时代。世界各地区之间，将难有区隔。中国曾经自成局面，俨然东亚天下的中心，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俨然有自己的过程。其实，中国从来不能遗世而独立；中国的历史也始终是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在今天，如果中国人仍以为自己的历史经验是一个单独进行的过程，将不能准确地认识自己，也不能清楚地认识别人，必须要调整心态，从中外息息相关的角度，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别处的人类。我们人类曾经同源，经过扩散于各处后，又正在聚合为一个共同的社会体。各处人类曾走过不同的途径，又终于走向共同的方向。我们曾有过自己的历史，这些独特的历史，又终究只是人类共同历史中的不同章节。
至于长期独霸的西方文化，在走向全球化的今日必须有“他者”提供不同的思想与行为，以匡救其数百年淀积的缺陷。正在此时，中国摆脱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专制，虽然这一挣扎还未走透，这一调适还在进行。世界各处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圈覆盖的东亚邻人，都已在调适过程中，尝试不同方式的融合贯通，发挥了“他者”的观照与反省。这一现象的后面，正有长期蓄积的张力，于稍有可以发抒时迸出巨大的潜能。循此方向进行，今天的全球化现象，也许竟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振奋的大事。在各种文化相激相荡时，人类社会终于走向天下一家，其中各文化体系的精粹，将成为全体人类的共同文化资源。经过这一转捩点，长期屈居从属地位的文化体系，不仅只是保存于博物馆中，而是重获活力，能与近来数百年的“主流”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并且由此对话匡救彼此的缺失。
我们盼望，今日科技文明、工业生产为手段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国族范围的民主政治，能纳入中国文化的以仁为己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文精神，以补救其失去“上帝”之后的困窘；能纳入印度文化众生平等的观念，以矫正人类的妄自尊大；能纳入伊斯兰文化对自然的尊重，以匡正人类浪费资源、毁坏环境的错误。这一重要的志业，有待全体人类的自觉与合作。人类过去彼此杀害的罪孽已经太多了。为了从同归于尽的灾难中自拔，我们必须学会在互谅互信中，彼此扶助，相摛相将，完成人类文明另一次的重大突破。两千余年前的文明突破，几个主要文明先行的圣哲，为人类界定了存在的价值。这一次突破，在大崩溃、大破坏的危机之下，不仅要挽救人类濒于灭绝的大劫，也是为了具体落实那些圣哲界定的价值，使人类主宰了千万年的世界上，真的有了人类长久憧憬的新天新地，新的伊甸，真正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
中国人在灾难之后，必须重新振作。巴颜喀拉山的雪水，在最近的未来必流入大洋。在彼此相通的海洋中，长江、黄河的水滴，将与别处的水滴混合。那时，中国的江水河水、印度河、恒河、尼罗河、波斯湾、红海、地中海、密西西比河、亚马孙河、刚果河……各处的水滴将在本来就分不开的大洋之中，难分彼此！万古的江河，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